世纪之交的文学人类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人类学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C912.4+Ⅰ－03
像其他任何学科的最初出现一样，文学人类学开始就面临着一系列的质疑：它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吗？它究竟是属于文学还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吗？它从哪里来，将来又向何处去？等等，文学人类学似乎回答不了这些问题，至少目前如此。然而，由此带来的争论却远远超出了文学人类学这一名称本身的意义：在社会变迁和学术转型的世纪之交，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观念来定位一个新兴的学科？
一、社会变迁呼唤学术转型：文学人类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人文语境
人们一般都认为，一个新的学科名称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归因于社会的物质结构形态——社会经济基础、科学技术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到人们的认识领域，就内化为寻求准确的思维界定和表述的客观需要，即对发生的变化如何定性。尽管学科最终要被提交到似乎掌握着某种“知识立言权”的学术界面前定夺，但社会背景却始终是左右其态势的基本要素，那么，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之交的社会背景又是怎样的呢？“二战”以后的20世纪下半期，西方殖民体系瓦解，在世界舞台上出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多元局面，许多取得独立或复兴的民族，抱着自身的民族情怀，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全面冲击西方一元霸权体系。在文化思潮上，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力举本民族文化，提倡保持多元文化。同时，这一时期科技的发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改变整个世界， 由于交通和信息的发达， 计算机、 信息高速公路、 intnet网络等， 完全打破了世界的隔离状态， 预示了“世界一体”（one world）格局诞生。当前，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 种族与种族、宗教与宗教等之间的相互接触越来越频繁，使原来分立的人文世界逐步向一个“地球村”转变。社会学者把这个世界一体化的现象称为Globalization（全球化）。因而，在面对人类共同的环境问题、 人口和粮食问题、民族关系问题、传统和现代化的问题等等，要求我们在全球意识关照下，沟通、宽容与互补。所以，一方面反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一元霸权，提倡多元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加强联合，共同面对人类的普遍问题。世纪之交的社会变迁呼唤着文化转型，也呼唤着学术转型。
社会的需要推动人们认识的更新和变化，尤其是在认识方式上的重大转变。过去，我们习惯逻辑思维方式，从很多现象里面抽象出一个共同的东西，它成为一个抽空的结构，没有具体的时空。可到20世纪下半期，这种思维方式有了变化，转向了强调自我意识，看问题时并不按照一定的规律：即现象后面一定要有本质，偶然后面一定有必然，或者符号后面一定要有一个符号所代表的终极意义。从现象学上说，我们不再单是面对客观，寻找二元结构，一切随人的变化而变化。人不同，人的视野也就不同。如果说以前追求的是“让世界观察我。”现在则是“让我观察世界。”于是，各种观点、理论粉墨登场。逻辑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比较客观的、固定的空间，而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思维方式则强调以人为主体的拓扑性空间，它是离散的、没有中心、没有权威，用现在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解构”思维。所以，我们就会发现，现代学术界提出和接受一种新的命名，与其说是实际需要的反映，毋宁说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研究者本身的立场、视角、观点和方法的不同而主动作出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人类学的产生，既是对世纪之交社会变迁的学术呼应，又是在“解构思维”下催生出来的“新生儿”。
二、边缘学科的“发散性”转化为一股强大的科际整合力量，直接促成了文学人类学的诞生
文学人类学是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学科分类进行反思。可以说，给任何一门学科下定义，都意味着主观对客观的“阉割”。不管是什么学科，没有一个是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有的。学科只不过是人类在认识事物过程中一定时期内存在的“符号”。这种符号是必要的，因为学科的分类是把人类认识对象具体化，从而对某一专题、某一专业、某一方向的认识更精深，从这个角度看，任何学科都是手段。而学科一旦建立，无形中会树立各自的“壁垒”，各自为营，自主发展，所以，科学发展呈现出这样一个趋势：一方面，学科的分支越来越多，越分越细；另一方面，由于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对人自身的研究又必须采取多学科的综合、比较方法，才能形成较综观的认识。因而，又要求打破学科之间的界线、各学科交叉、互动，甚至在原有的相邻学科之间，生长出新的学科，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边缘学科”。如人类学、文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地球物理等，这些边缘学科由于“先天”具有的“发散性”，可触及各个具体的研究领域，对于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 为具体学科的新发展和学科之间的勾连起良好的作用。
文学是什么？文学是人学，人可有不同的分类：中国人，外国人；古代人，现代人……于是，便有不同的“人学”：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总之，分类的标准、立场、视角不同，“人学”也就不同。不同就需要比较，比来比去，似乎越比差异越大，结果走进“死胡同”，到头来一回头，却看见原本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体的。人类学又是什么？人类学是研究人的科学，传统的分类认为它可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再细分下去，似乎无所不包：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女性人类学……分得越具体，作为人类学学科本身似乎越没有“个性”，没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整个儿一个“万事通”，套上什么都管用，所以，有人戏称之为“边界不设防”的学科。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构架也是“自我否定”式的推进：从古典进化论到传播主义，从功能主义到文化相对主义，直到现代出现的各类理论学派等。这些都说明什么呢？这些说明，一方面，边缘性学科的辐射性强，覆盖面广；另一方面，又说明长期以来的学科之间的分类而造成的“壁垒”已成为各自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要打破障碍，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新视角、新观念，边缘性学科就能为此起到良好的科际整合作用。
文学是边缘性学科，人类学更是边缘的边缘，但它们都是研究人的科学，本来就不应该划定界线。长期以来被人类学界奉为臬圭的名著《金枝》究竟是属于文学还是属于人类学？当然是人类学，它是一部古典进化论思想的经典之作，但凡研究西方现代文学的人都知道，它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是20世纪以来少有的几部作品之一。而且，其英语文本被认为是英语的典范，被誉为现代派文学的“里程碑”。可见，文学和人类学是相通的，那么，文学人类学究竟是什么呢？1997年1 月中旬在厦门召开了“中国首届文学人类学研讨会。”来自海峡两岸的与会代表有李亦园、乐黛云、汤一介等专家、学者共五十余人，其学术背景涉及文学、人类学、宗教、音乐、艺术、哲学、经济学、美学等，大家对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阐述各自的观点。归纳起来， 大致有以下7点：1.认为它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解释文学本身的问题；2.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人类的思想；3.是文学和人类学的互动或跨学科的研究；4.把文学作为一种人类存在的方式来进行研究；5.从人类学出发来论证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6.用人类学的全人类的角度来关照文学，还原世界的多元本色；7.通过文学的基本形式来搜集或探索人类学的共同东西，人类学有用的、跟文学可共享的一些材料和知识。
综观这些观点可以发现，文学人类学既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也没有自己的方法和理论，它只是一个范围，一个研究的视角，用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的话说：“文学人类学只是一个学会，只是界定它的活动是什么。不必要争论学科属性，早下定义，我们这个学会只界定大家交流的范围就可以了。”所以“文学人类学的提出和建立，预示了一种新的知识体制的变换，一种更新，也可以说是诞生”（乐黛云语）。那么，文学人类学的学术范围是什么呢？很显然，一个是文学，一个是人类学，这两个不要，也就不是文学人类学了。至于以谁为主、学科互渗等方法和立场，完全是学者个人的操作，文学家从人类学的角度去做，人类学家从文学的角度去做，或搞音乐、艺术等学者从自己的角度去做，都不会改变个人的学术方向和兴趣。往哪个方向做，就以哪个方向为主，各人有各人的开拓、有各人的创造，这也是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最根本的精神。
三、文学人类学具有生命力是因为它深深地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预示着学科发展的战略性归宿
文学人类学的提出和建立，预示了一种新的知识体制的变换，一种更新，它既是对过去陈旧的知识体制的“解构”，又是对新的知识体制的“重构。”在这个重构过程中，由于个人的学术背景、学术方向、知识结构和兴趣都不同，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自己的“文学人类学”，究竟它是属于文学还是人类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做起来，到一定时候，确有必要下定义时再给一个界定也不迟，如果一开始就强求一个学术规范，在条条框框下运作，反倒会窒息这门新知识的持续生成和发展。其实，我国已有不少学者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了。萧兵先生是研究文学的著名学者，他最近几年的工作都集中在对中国古代经典“文学性文本”的阐释上，如对《诗经》、《楚辞》、《老子》、《史记》等文化解读，形成了他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丛书，这些庞大的学术成果就是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化现象，这种崭新的研究视野就是文学人类学的精神所在。当然，文学人类学对人类学的借鉴不单是对人类学中研究原始民族、原始文化的文本进行“破译”，更重要的是立足于人类学现代意义上的发展。那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本土化”趋势和对地方性知识的熟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是文学人类学最宝贵的手段，在调查中习得丰富的乡土知识和民间智慧，这是文学人类学的“源头活水”。比方说，在田野调查中，调查者倾听被访者的讲述，不仅仅是异文化的习得过程也是一个双方互动、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因为作者可当场修改、补充、感受到当时的语境或参与祭祀仪式，观察到族群认同的现场反应等，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化展演”（Culture Performance）。在展演中，多方形成互动。 互动关系表达了种种社会脉络、社会关系，有很大的空间理解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学性文本之种种背景，而且这类人类学的著作语言通俗、易读。如李亦园教授的《人类的视野》，乔健先生《漂泊的永恒》就是这类作品的典范。
又比方说，在文学批评中，存在着一个传统定式，那就是对文本的解读一味地对知识结构的追求，对真理追求，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则的追求，结果却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而人类学所具有的丰富的乡土知识、却能为其很多一般性规律提供坚定的附着点。
20世纪也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知识的重组和更新，必然打破传统的知识体制，形成新型的知识结构。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越来越多地采用自然科学常规的定量分析、数学模型和实验室方法，并且，往往直接吸收、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和表述方式；自然科学也在关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成果，从中吸收指导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些表明，不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内部出现学科之间的整合，而且它们之间也在互动和相通，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人类学的诞生意义远超过这一事实本身，它只不过给学科整合的发展趋势提供了又一个“示范性样本”。学科发展的最终归宿必将是在不断打破学科知识分类，尔后重组，尔后又打破的循环反复中前进。
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使中国文化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并不是要求把什么都变成现代的东西，而是用现代的眼光、思想、头脑去重新评介，重新诠释我们古人所创造的辉煌文化，让它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够和其他各民族文化一起来解决世界文化面临的共同问题，为使人在未来生活更幸福，更美满，这是我们追求的“新人文精神。”我们既不能用完全解构的、离散的、后形而上学的办法来做，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囿于一个中心，囿于一个主、客观对立的思维方式，摆在我们面前就是怎样反对中心主义，反对绝对文化相对主义。怎样利用文学的、人类学的资料来研究人类面临的困扰，这是文学人类学最根本的目标所在。文学人类学任重道远。
The presentation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is the academic reaction to social changes as well as the scholars' independent choices in thinking of reconstructing the
system
of
knowledge. The
great isgnificance of presentation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does not lie in its indicating the birth of a new discipline,but its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new stage.The paper advocates breaking free from academic conventions and doing research work with pragmatic attit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