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的经济根源与自由贸易的阴暗面 〔*〕
——基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双重视角的研究
汪毅霖
(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 重庆 401120)
〔摘 要〕 全球化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也在发达国家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从而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逆全球化浪潮。在经济低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逆全球化的经济根源是旧的国际分工体系无助于其摆脱贫困；而在发达国家，则是因为国内经济受到了正快速崛起的后发国家的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冲击。在旧的全球治理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满都体现了自由贸易的阴暗面——“伪自由”贸易。这一阴暗面能透过自由贸易的经济思想史看到，也能从自由贸易的经济史中得到验证。终结“伪自由”贸易依赖于新兴经济体的奋斗，新兴经济体需要成为最重要的全球公共品——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提供者。
〔关键词〕 逆全球化；伪自由贸易；全球治理体系
一、引言：逆全球化引发的思考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然而，世界市场的扩展或者说经济“全球化”并未从此成为了国际贸易领域唯一的主旋律，与之相反的“逆全球化”的幽灵始终在国际贸易领域徘徊。近年来，逆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中美贸易摩擦等无不给全球化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冲击。而对国人来说，影响最大和最直接的逆全球化事件无外乎是战况正烈的中美贸易摩擦。
无论是大规模征收关税还是针对特定企业的制裁，美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种种做法显然都属于贸易保护主义的范畴。于是，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浓烟滚滚，人们或许会感到困惑：美国不是一向被视为主张自由贸易的国家吗？贸易自由化难道不是(由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所力推的)“华盛顿共识”的主要政策主张之一吗？何以美国此次反而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挥向了中国？结合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上述疑问也可以转换为——为什么中美之间近年来在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之间发生了立场上的对调？此情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底时所指出的：“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2〕
要厘清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和本轮逆全球化趋势的深层原因，一个可行的研究路径是重新回顾和反思支撑自由贸易主张的经济思想来源。追根溯源，最早提倡自由贸易学说是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学者，其代表者如斯密(Adam Smith)、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小穆勒(John Mill)，他们都是自由贸易观点的支持者，“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原理”更成为了迄今为止证明自由贸易的优越性的最重要的学说，其影响力至今不衰。但同时，自由贸易学说和比较优势原理从诞生之初就在经济学学界内部争论不断，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等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批判。可以说，自由贸易学说和比较优势原理长期以来构成了经济学的主流，而反对自由贸易学说和比较优势原理的观点则形成了经济学中的暗流，双方的争论从未完全停歇。
根据豆蚜各年龄组的存活率和净产蚜率建立年龄特征生命表，如表4所示。吡虫啉处理豆蚜后，若蚜存活率显著低于对照；由于吡虫啉处理后豆蚜日均产蚜量低于对照，而导致净增殖率（R0）低于对照；内禀增长率和周限增长率吡虫啉亚致死剂量处理均小于对照，处理和对照的内禀增长率分别为0.129 2、0.128 6、0.116 1 和 0.156 9，周限增长率分别为 1.137 9、1.137 2、1.123 0 和 1.169 9； 而种群加倍时间变化却与前两者相反。
仅仅回顾相关的经济思想虽然必要但却不够充分。全球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影响至深，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到，是“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3〕然而，全球化的发展从来都非一帆风顺，对于“全球化”的反动即“逆全球化”在经济史上并非特例，只是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史在叙事上的有意遮蔽，此种自然状态反而让人感觉陌生罢了。如果回溯更久远的人类文明史，我们会发现，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晚近的概念。只有当近代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分别降低了国际贸易领域的生产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后，全球化才有了可能。所以说，全球化可能反倒是人类历史视角下各国交往的变态形式。
于是，关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存在于经济理论内部，也存在于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现实之间。在理论内部，是支持自由贸易的主流思想与质疑自由贸易的异端思想之间的紧张。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是在历史上自由贸易理论所给出的理想化原则和现实政治所制定的方案之间存在非一致性。从双重矛盾的视角入手，方可更合理地去探究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为什么会出现逆全球化趋势，或者说逆全球化趋势的经济根源是什么？逆全球化反映了自由贸易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哪些局限性，又该如何理解自由贸易的阴暗面？现有的全球治理的制度体系为什么无力应付这些不满，甚至本身还可能是导致这些不满的主要原因，而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又路在何方？
二、发展中国家不满全球化的经济根源
于是，表2.2说明了美国发动此次对中国的贸易战的经济根源——美国要维护自己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优势地位，故必须压制中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对其可能实现的赶超。这是中美之间近年来在自由贸易这一问题上发生立场转换的经济根源，中国希望通过自由贸易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而美国则以保护主义来加以阻遏。
所谓“自由贸易”实际上更多强调跨国交易不受限制。在保护主义的制度下也可以有国家间的贸易存在，只不过此时的贸易因受制于关税等壁垒而显得不自由。经济学家支持自由贸易，基本上是从贸易的收益这样一种功利性角度来论证。而在所有支持自由贸易的学说中，比较优势原理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绝对比较优势，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则将其修正为相对比较优势。在19世纪，该理论凭借李嘉图和小穆勒的影响力迅疾在经济学界乃至政策领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20世纪，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和俄林(Bertil Ohlin)解释了比较优势来源于不同要素禀赋在国家间存在稀缺性上的差异，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进一步证明了在自由贸易情况下各国的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都将趋于一致，而此“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或可视为比较优势原理的一个重要脚注。波兰裔美籍数学家Stanislaw Ulam曾经询问萨缪尔森，是否存在“一种经济理论，它具有普遍存在的真实性，但并非是显而易见的。萨缪尔森的回答是：比较优势原则”。〔5〕
按照李嘉图自己的说法：“正是这一原理，决定葡萄酒应在法国和葡萄牙酿制，谷物应在美国和波兰种植，金属制品及其他商品则应在英国制造”。〔6〕而这种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家间专业化分工的“好处在于能使世界上的各种生产力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7〕于是，比较优势原理描绘了一幅全球化的和谐景象——自由贸易“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8〕按照这幅图景，由于各国都可以通过分工和贸易获利，那么国家间的贸易从符合各国本身的意愿和利益的角度说就一定是“自由”而非强制的。
表 1规模报酬差异与比较优势变化
注：在每个方格中，上方的数字表示生产一单位该产品所需要使用的劳动力数量，下方的括号内的数字代表分配在这一领域的劳动力数量，箭头表示前后的变化趋势。
在表1中，有两个国家A和B，交易两种商品(工业品和农产品)。A国较之B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都有绝对优势：A国生产一单位工业品需要投入2个单位的劳动力，生产一单位农产品则需要耗费4个单位的劳动力；而B国生产一单位的工业品需要消耗20个单位的劳动力，一单位农产品的生产则需要10个单位的劳动力投入。两国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可能来自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也可能源于工人使用的是不同数量和技术含量的生产工具。A国可使用的劳动力的总量为200，B国最多可使用800个单位的劳动力。
假设在发生国际贸易分工之前，A国和B国都在两个生产领域平均投入劳动力，则A国的产出为50个单位工业品和25个单位的农产品；B国产出的是20个单位的工业品和40个单位的农产品；两个国家的工业品总产量是70，农产品的总产量是65。
人工授精是提高母牛的繁殖水平的关键，人工授精需要做到适时全配、全准和繁殖大量健壮的小牛，这是发展养牛生产的关键。母牛人工授精技术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该技术的出现极大提高了养殖户的养殖效率。该项技术广泛应用于黄牛、奶牛等品种的改良中，并且收获了良好的效果。
〔4〕参见〔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夏业良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
记者从佛山海事局了解到，2018年西江佛山段本质安全得到进一步提升，事故性苗头得到有效控制，水上交通事故（0宗）、险情（2宗），分别较创建前的2012-2016五年均值降低100%和71%，取得了水上安全形势持续稳定的阶段性成效。
第三，即使中国有能力承担提供大部分全球公共品的责任，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仍然需要建立起大国间的有效协调、沟通机制。虽然美国在国际事务领域的霸凌主义色彩近来愈发浓厚，但大国间的协调、沟通反而可能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其原因在于：当今世界，中国和美国所代表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新旧理念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激烈竞争，这种制度竞争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建构史上是未曾有过的。在经济学看来，竞争肯定优于垄断，因为从完全垄断到完全竞争，整个社会(或整个世界)的福利水平会愈来愈高。不过有一种例外，就是所有参与竞争的备选方案都是坏选项，两害相权取其轻并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于是，一个有效的大国间协调和沟通机制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免国际领域的制度竞争成为“逐底竞争”(如某些小国让自己成为避税天堂)，这需要中国努力谋求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同其他大国的合作。
进一步说，自由贸易在道德上的可接受性还取决于贸易收益在A国和B国之间如何分配，而分配由贸易条件——世界市场上工业品和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比——所决定。李嘉图和小穆勒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认为商品价格的本质决定因素是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成本。在有分工之前，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国内价格之比在A国为0.5，在B国则是2。所以在分工开始之后的第1期，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之比应该处于0.5～2这个双方都愿意接受的区间之内。而在此区间内，决定世界市场上商品出清价格的是“供求原理”。〔11〕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可操作农作物的品种变得越来越多。但受到现在土壤污染等因素影响，导致很多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受到牵连，限制生产力的发展速度。玉米苗期会受到很多病虫害的威胁，想要将玉米的生产量能够有效提升，必须针对病虫害采取应对方法，本文就玉米苗期的相关病虫害进行介绍，并针对给出防治技术指导。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7页。
但是在近代史上，供求之间的竞争状态往往会被扭曲为垄断状态。一旦国际竞争的参与国缺乏政治上的自由(国家的完全独立自主)，则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性价格就会变为垄断性价格。这种设定可反映在英国在整个殖民时期与印度、中国、拉美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贸易关系上，以及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掌控上。此时，自由贸易就不再“自由”了。虽然工业品和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比仍然会处于0.5～2的区间内，但却会无限地滑向最有利于工业品生产国(价格制定者)的方向。贸易条件的恶化意味着农业国即B国只能从国际分工中获得很少的净收益，因为所有源于分工的净收益几乎都被工业国即A国所获得。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1814年，印度对英国纺织品征收的进口关税仅为3.5%，而向英国出口时的关税则高达商品价值的70%～80%，〔12〕这种打着自由贸易旗号的保护主义政策顺利地帮助“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织车”。〔13〕所以，正如马克思曾总结过的：“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14〕
以上对于表1的讨论仍然与李嘉图模型一样只是一种静态的分析，我们下面将引入规模报酬因素来进行比较优势的动态分析。这一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自由贸易的“伪自由”性质还体现为对后发国家的国际分工的“路径锁定”(path lock-in)，比较优势原理是一种静态的理论演绎。一旦引入动态的生产力发展和考虑到不同产业的规模报酬差异，则斯密—李嘉图—穆勒的比较优势原理所描绘的美好景象就会变成一种非真实的幻象。即是说，如果完全按照要素禀赋开展贸易活动，则后发国家将被“路径锁定”在低水平均衡的分工模式上。此时，很多后发国家可能并不享有跳出传统的国家间分工和打破路径依赖的自由，因为这种分工可能是发达国家及其掌控的国际组织推荐甚至强塞给后发国家的。
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规模报酬的差异，一般认为前者报酬递增，而后者报酬递减。工业领域报酬递增的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以来高速率的技术进步，而农业领域的报酬递减则来自土地等自然资源类要素的天然属性。于是在表1中，我们假设在分工后的第2期，A国的工业品的生产能力提高到1个单位工业品只需要消耗1个单位的劳动力，而B国的农产品的生产能力则下降为1个单位农产品需要耗费12个单位的劳动力。
此时，A国和B国的分工不变，但是产出量却有了明显的变化。A国的产出上升为200个单位的工业品，B国的产出则下降为67个单位的农产品。而从收益的角度来看，由于农产品需求相对无弹性，故两种产品产出的变化短期内可能会带来对B国更有利的贸易条件。但是我们却不能高估贸易条件发生显著改善的可能性：一是如果A国掌握着对国际市场上商品的垄断定价权，贸易条件对B国来说即使有改善也将很有限。二是如果B国是一个小国，其产出在世界市场中所占比例较小，那么它就只是一个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接受者，而无法像寡头一样在市场上影响价格。所以，更大的概率是国际贸易条件没有变化或改善甚微，从而B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收益可能会较之分工后的第1期有绝对下降。就是说，自由贸易的结果从动态视角看(对比分工后第1期和第2期的变化)可能会令农业专业化国家陷入愈分工愈落后的状态。
综上可知，后发国家只有被迫加入世界市场和接受被垄断控制的贸易条件的“伪自由”，却没有打破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进而推进本国工业化的“真自由”，因为不合理的分工在历史上往往是宗主国硬塞给殖民地国家的，而近几十年来则是西方大国或国际组织通过各种有附加条款的援助协议(新形式的“不平等条约”)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的。后发国家无法通过这种“伪自由”的国际贸易体系来摆脱贫困，此乃后发国家对全球化愈发不满的经济根源。
三、发达国家不满全球化的经济根源
如果说以往的逆全球化主要源于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对全球化的不满，那么本轮逆全球化趋势的新特征则是发达国家及其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成为了导致逆全球化的主因。〔15〕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的原因与后发国家不同：后发国家所厌恶的是发达国家所主导的 “伪自由”贸易体系可能将本国锁定在低收入陷阱之中；而发达国家爆发逆全球化的根源是其意欲撤掉后发国家向上发展的梯子(这些梯子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都曾借用过)，故采取了与“真自由”贸易背道而驰的“消极”保护主义，即另一种“伪自由”贸易。
在当今世界，除了传统的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外，还有一种分工是发生在工业制造业内部的产业链高端与低端之间。产业链高端生产出的是有高附加值的商品(如芯片和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由发达国家掌控；产业链低端生产出的则是低附加值的商品(如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的组装)，多数集中于发展中国家。我们假设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在高附加值和低附加值的两类商品间进行贸易，且还假设美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中都更具效率(见表2)。〔16〕
表 2比较优势的两种动态变化及其影响
注：在每个方格中，上方的数字表示生产一单位该产品所需要使用的劳动力数量，下方的括号内的数字代表分配在这一领域的劳动力数量，箭头表示前后的变化趋势。
在表2中，假设中国的劳动力规模是美国的4倍(800:200)。还假设在初始状态，美国生产每单位高端产品需要2个单位劳动力，中国需要20个单位；美国生产每单位低端产品需要4个单位劳动力，中国需要10个单位。显然，根据相对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分工是美国专业化生产高端产品，中国则相反。上方的表2.1是后发国家(中国)在原本就处于比较优势的领域实现了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的情景，下方的表2.2则是后发国家在之前处于比较劣势的领域实现了技术升级甚至对原有的发达国家(美国)的生产力赶超的情景。
在表2.1中，中国生产每单位低端产品时的效率有所提升，由需要10个单位的劳动力降低为只需要8个单位的劳动力。此时，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产量仍是100不变，而中国生产的低端产品的产量却从80提高到了100。中国原有的出口部门的产量提高会增加美国的福利，因为更多的低端产品供给意味着美国人可以用更低的支付获得相同数量的商品。当然，只要出口的低端产品的价格不发生大幅度下降或者说美国消费者对中国低端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足够大，则中国也会从中获益。
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暨毛泽东、杨开慧故居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八一路538号。这里原称长沙市清水塘路22号，当时是长沙市的郊区，附近只有几间农舍、瓜棚等。
虽然表2.1中描述了一种中美双方总体上都会受益的情况，但美国国内却仍然可能会有不满者。因为美国的产业结构不尽是生产高端工业产品，也会生产部分中低端产品。中国在低端产品领域的产能提高和技术进步会导致在同类产业中美国劳动者的失业和工资下降，这些低技术工人会通过投票(如将特朗普选为总统)和街头抗议(如1990年代以来数次反全球化示威)来表达不满，制造国内政治上的压力。此时，福利经济学中的补偿原则(compensation principle)是很难加以实际运用的。即使美国国内的一部分人在中美贸易中的收益明显大于另一部分人的损失，前者也同意对后者进行补偿，以换取后者的政治上的支持。但是，这种补偿该如何操作呢？根本问题是如何确定谁获益谁受损，一个人可能在就业时受损但却同时通过便宜的进口商品在消费时获益，一个家庭中可能有的成员是获益者而其他成员正相反，这里涉及到很多信息问题。另外，贸易获益者在当期同意向受损者加以补偿，但是当前者的政治目标实现后，他们在下一期会失去遵守承诺的激励，而理性的受损者因此在当期时就不会同意接受补偿协议，故跨期承诺的可信性(credibility of commitment)也令补偿原则难以被实际运用。于是，即使在如表2.1中所描述的中美之间双赢的情况下，美国国内仍会产生局部性的逆全球化波澜；而在中美之间可能存在真实的贸易冲突的情况下，美国可能出现对全球化的全局性不满即逆全球化浪潮就更不值得奇怪了。
2）软枣猕猴桃。俗称软枣子、圆枣子、藤枣子。小枝无毛，嫩枝散生柔软茸毛，2年生枝无毛。叶面深绿色，无毛，花药黑色或暗紫色。果实卵球、扁圆矩形，近圆形、长圆柱形。果皮绿色、绿黄色或紫红色，无毛，无斑点，光滑。单果质量8 g左右，大的可达20 g以上。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就提出了美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而现任总统特朗普更是提出“美国优先”，乃至不惜破坏既定的国际贸易规则(例如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采取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如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同时，中国谋求在高端产业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和生产力赶超的努力(如“中国制造2025”计划所提出的由制造业大国升级为制造业强国的目标)，也确实可能与美国的利益产生冲突(见表2.2)。
在表2.2中，中国实现技术进步的部门不再是传统的出口部门，而是原本的进口部门，即高端制造业部门。高端产业部门的生产力的初始状态为每单位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20个单位的劳动力，在生产力提高到每单位产品消耗5个单位劳动力之前，中美之间的既有分工格局和收益状态都不会发生改变。一旦中国的高端产品的生产力正好达到每单位产品需使用5个单位劳动力(意味着中美两国生产高端产品的机会成本——以低端产品数量来衡量——相等)，则根据比较优势原理，中美之间的贸易将停止，这显然对于美国来说是有福利损失的，其不可能再享受到廉价的中国制造的低端产品。对于美国来说，更糟糕的情形是中国在高端生产领域的生产力上升到每单位产品所需使用的劳动力低于5个单位，此时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逻辑上会发生中美之间国际贸易分工的逆转。中国生产高端产品的机会成本将会低于美国，故应该由中国来生产高端产品，美国转而生产低端产品。我们还是举一个具体的数字例子来说明：假设中国在高端领域的生产力提高到每单位产品占用4个单位的劳动力。虽然此时美国在高端领域仍然有绝对优势，但根据比较优势原理，中国会将全部劳动力投入于制造高端产品，美国则相反。从产量上看，中国的高端产品的产量将是200(高于之前美国的100)，而美国的低端产品的产量只是50(低于中国之前的100)。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美国内战如果是南方获胜后的情景，就大致可知此种分工对调对于美国的打击有多大。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方在此次对华贸易战中多次提到“中国制造2025”计划。
之所以会有逆全球化，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看来，是因为全球化所引起的副作用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其不满。〔4〕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双重视角追溯的话，不满的根源在于自由贸易的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伪自由”的阴暗面。
河道综合整治。建设生态型护岸，把河堤改造成适合生物生长的仿自然状态的护坡；采用水生态修复技术，建设和恢复自然型岸边，建设植物缓冲过滤带，增强水体的净化能力，改善水质；美化水域景观，选用天然材料作为河道护岸工程的材料，设置亲水平台，打造人水和谐的环境。
综上我们可知，一旦有发展中国家成功跳出了美国所设计的国际分工体系，实现了效率改善和技术升级，则其无论是在原本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还是在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的生产力提高都可能造成发达国家在就业、收入分配和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的问题，此乃发达国家对全球化愈发不满的经济根源。于是，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回应选民的呼声，此时就只能采取违背自由贸易原则的保护主义政策，试图以此来抑制后发国家的赶超，从而展现出美国所谓的公平贸易政策“伪自由”的一面。
四、伪自由贸易的实质与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可能框架
我们已经证明，比较优势原理所描绘的世界和谐的自由贸易景象，其实是一副扭曲的理论幻象。只要引入动态的规模经济因素，我们就会发现逆全球化发生的经济根源：如果后发国家按照既定禀赋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结果只能是被拖入低收入陷阱；如果后发国家希望通过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则它们不仅要解决技术进步问题，且需要面对先发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抑制。在前一种情况下，后发国家只有被动参与国家分工的自由，而没有拒绝参与的自由。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在高端产业领域的优势和既得利益，全然不顾他国实现产业升级和民族复兴的自由，非要人为制造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不可。〔20〕
于是通过回顾历史和分析现实，我们可知：当前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在贯彻所谓的“伪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的阴暗面。当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对美国等西方大国有利时，它们便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向全世界进行政策推销〔21〕——典型如“华盛顿共识”；而一旦贸易和资本自由化变得对它们不利，消极保护主义的政策会立即被用于遏制后发国家的高速增长。
从19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由贸易以来，这种“伪自由”贸易或者说自由贸易的阴暗面可谓一以贯之。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英国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在欧陆和北美，英国人则是依靠廉价商品的倾销来打开市场。二战后，美国接替英国成为了世界范围内贸易自由化的旗手。至今，世界经济的运行仍然受到美国所主导建立的旧的全球治理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等制度架构)的左右。美国掌握了这一体系的控制权(美国当前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拥有一票否决权)，是旧体系下最大的受益者。然而，旧的全球治理体系所推广的华盛顿共识却令20世纪90年代转轨国家的经济陷入困境，该体系所主张的金融自由化则先是在20世纪90年代引发亚洲金融危机，又在2007年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于是，为什么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政府会违背自由贸易原则？这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是依靠贸易保护而不是自由贸易实现经济崛起的。自由贸易一向只是被美国人视作维护美国利益并向外国推销的理论产品，而并非在本国政策制定时欲严格遵循的现实准则。正如李斯特所说：“自由贸易，这可能是造成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分隔的最大鸿沟”。〔22〕这种“口号—现实缺口(rhetoric-reality gap)”〔23〕表现了伪自由贸易的实质——己所欲，不施于人；己所不欲，反施于人。
1888年，恩格斯为在纽约出版的马克思的作品写了一篇序言，恩格斯在序言中提出了重要的一问：“难道其他各国就应该坐视不动，温顺地听任……自己沦为英国这个‘世界工厂’的简单的农业附庸吗？”〔24〕——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是这样为美国设想的。美国在历史上显然是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其在19世纪通过技术模仿和保护幼稚产业等政策超越英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然而，美国现在却撤掉了其他国家遵循此路径实现经济成长的梯子，还要以贸易摩擦的大棒来打压潜在的赶超者。
很显然，伪自由贸易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具有伪自由贸易色彩的旧全球治理体系在实践中也引发了愈来愈多的对全球化的不满。问题是，在世界市场上，我们该如何清除伪自由贸易的负面影响。如果任由伪自由贸易色彩浓厚的旧全球治理体系继续主导世界市场，则全球化有可能被逆全球化潮流所吞噬，正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发生过的。那么，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又该是什么样子的，并且如何实现呢？回答此问恐怕还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发扬先试验、再推广的务实精神，否则便有落入“理性的自负”之嫌。一个节省试验成本的最好方法是回看历史，而通过本文的回顾或许可以归纳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如下轮廓：
第一，新兴国家需要担负起提供全球公共品的主要责任，而新的全球治理体系是最重要的公共品。由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上升，目前正是推动新型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关键机遇期。与国内交易不同，国家间的贸易不存在一个有如国内政府般掌握绝对强制力的第三方仲裁者，而是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所以，全球治理需要由负责任的大国来提供全球公共品，甚至说全球治理体系本身就是一种公共品。在美国正日益趋向于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和政治上的孤立主义的情况下，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全球公共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25〕
第二，虽然中国在未来可能成为全球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但中国所主导的21世纪的全球化新秩序要坚定地扬弃19世纪和20世纪英美所主导的霸权主义全球化。后者既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下的天下主义观念，从业已引起的对全球化的种种不满来看也是没有未来的。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应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其要在追求本国发展的同时谋求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从而在价值诉求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显著区别于“伪自由”贸易观。
但实际上，自由贸易如果真要获得道德上的立足点，其就必须具备一个基本的前提——B国进入世界市场是自愿做出的选择，而不是受强权政治压迫的结果。遗憾的是，只需略为回顾一下资本主义兴起后的世界殖民史便可知，贸易并不一定都是“自由”的。可以说，自由贸易的“伪自由”性质的第一种表现就是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开路，强制将原本闭关自守的后发国家拖入世界市场。近代史上的印度、中国、日本的命运无不是如此。这些后发国家只有选择被迫开放的自由，而没有做出相反选择——拒绝开放——的自由，这实在是有违“自由”的基本含义。坚持这种伪自由贸易观最极端者是有《论自由》(On Liberty )傍身的小穆勒，其竟然声称“禁止对中国输入鸦片”是一种贸易干涉，而“这类干涉可以反对之处……在它们侵犯了购买者的自由”。〔10〕真是自由！自由，多少贸易领域的罪恶假汝之名。
第四，新的全球治理体系要尊重各国的国家利益，充分理解和包容各国在国情上的多样性。旧的全球化治理体系引起广泛的不满，总的原因是旧体系没有充分考虑各国在历史、文化、现实国情等各方面的显著差异，以及国家利益至上和国内政治诉求优先(如减少失业、缩小收入差距、维护高水平社会福利)在全球化面前所展现出的刚性。所以，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切不可再强求各国走相同的发展道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找到适合自己条件的道路，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26〕就是说，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原则上应该给予各国较之旧体系下更高的政策自由度。这意味着新的全球治理体系或许应该只提供底线规则而不是最高标准，只要不触及国际贸易规则的底线(如禁止全方位的高关税壁垒和技术封锁)，各国应该有选择在多大广度和深度上参与世界市场的自由。这种自由基于各国的自愿选择，同时以不侵犯其他国家的同等自由为前提，故虽然属于消极和低水平的自由，但却是一种不同于旧体系下“伪自由”的“真自由”。
目前基本面情况缺乏推动行情变动的新消息，贸易摩擦是近期主导豆粕价格的重要因素。就目前情况，中美会谈正式释放和缓信号，考虑到市场近日已逐步反映对贸易摩擦和解的预期，加之2018/2019年度全球大豆供给充足，国内大豆、豆粕库存偏高的基本面情况，豆粕价格仍有继续下跌的空间。
注释：
〔1〕〔13〕〔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680、632页。
〔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2版。
在推进文明养犬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能用恶犬伤人事件否认犬是人类的朋友，也不能以“犬是人类的朋友”为由和稀泥，捣糨糊，为不文明养犬行为脱责。只有立好规矩、管好人，你的爱犬才可能成为别人眼里的朋友。
在自由贸易的状态下，两国之间的分工自然会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展开。由于生产单位工业品的机会成本在A国是0.5个单位的农产品而在B国则是2个单位的农产品，分工的结果将是A国只生产工业品(投入全部200个单位的劳动力)而B国只生产农产品(使用全部800个单位的劳动力)。于是在开展国际分工后的第1期，A国产出100个单位的工业品，B国则生产出80个单位的农产品——100和80分别是两国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总产量。由于专业化分工带来了整个世界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展，两国的福利在正常的国际贸易定价机制下都会有所改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是第一个使殖民主义在道义上能站稳脚的理论”。〔9〕
〔5〕〔9〕〔23〕〔美〕埃里克·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陈国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58、30页。
〔6〕〔8〕〔英〕彼罗·斯拉法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13、113页。
〔7〕〔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胡企林、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19页。
〔10〕〔英〕约翰·穆勒：《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14页。
〔11〕〔英〕约翰·穆勒：《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定问题》，张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页。
〔12〕盛洪：《一个划时代的谎言》，《读书》2002年第12期。
〔15〕参见〔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逆流》，章添香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
〔16〕Samuelson, Paul, “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2004, Vol. 18, No. 3, pp.135-146；Dixit, Avinash, Gene Grossman and Paul Samuelson, “The Limits of Free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2005,Vol. 19, No. 3, pp.241-244.
所以说，自由贸易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把双刃剑，当比较优势发生了有利于后发国家的动态变化时，发达国家反而有可能会受损。当这种理论上的受损可能在现实中真的出现时，发达国家就会以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为优先，从自由贸易的鼓吹者变形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实施者。〔17〕遗憾的是，当前美国所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面向落后产业的消极的保护主义，而不是在19世纪所实施的扶持幼稚产业的积极的保护主义。就连美国学派的精神之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首倡者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也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认为，前者“存在一种内在缺陷以至于永远无法获得成功”，只有后者才有可能通过政府扶持“克服暂时困难赢得竞争”。〔18〕德国历史学派先行者李斯特也认为，只有在“前途的发展以及持久与强盛方面有充分的保证”〔19〕时方可实施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可以说，美国当前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得不到任何经济学理论——即使是经济思想史上最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学说——的支持，因为美国目前所采取的对外经济政策可能不仅会造成本国静态福利的损失，对于美国产业结构的长期优化调整也是一种迟滞。
〔17〕参见〔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第二版)，梅俊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
〔18〕〔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崔学峰译，《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1期。
〔19〕〔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67页。
〔20〕〔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21〕Stiglitz, Joseph, 2006, “On Free Trade, Washington is Trading Freely in Hypocrisy”, https://www.globalpolicy.org/component/content/article/220/47277.html。
全诗的六个诗节中，每一诗节都有九个诗行，韵律结构相似，押“abcddabcd”的不工整韵，给读者的节奏感很强。诗人在每一节主重音前面，刻意安排了一连串的次重音。如第一、二、六、七这些长诗行中，前面几个音节往往是次重音，然后才是主重音，共有七个重音，为七步抑扬格。而第三、四、八这些短诗行，每一行有三个重音，为三步抑抑扬格。在每一节，长短诗行交替，韵律变换，起起伏伏，使诗歌有独特的音响和节奏效果，也表现了诗人童年轻快奔放的心境。
〔22〕〔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杨春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9页。
2.在Rt△ABC中，∠C=90°，a、b、c分别是∠A、∠B、∠C的对边，下列关系式正确的是( ).
在产能持续扩大、市场与技术日趋成熟、国家政策支持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1990-2010年，我国磷肥产量年均递增6.6%，在2001年至2010年这10年间，我国高浓度磷复肥产量从年产300万吨跃增到年产1300万吨。2005年，我国磷肥产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位；2006年，国产磷肥实现自给自足。从2007年起，我国一举成为世界磷肥出口第一大国。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7页。
此外，我国还有许多基层水利组织为财政差额拨款或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有的甚至没有编制，由单位内部调剂或与其他科室合署办公，无法很好地履行职责。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67页。
〔26〕习近平：《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载《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72页。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9.004
作者简介： 汪毅霖，理论经济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西部)“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方案对西方经济学思路的超越研究”(19XJC790012)、2019年重庆市教委科技项目“不平等调整的人类发展指数：构建方法，实证测度与省际比较”(KJQN201900301)的成果。
〔责任编辑：刘 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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