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与龃龉——《三家巷》中的传统艺术经验与现代政治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家论文,传统论文,政治论文,经验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家巷》是欧阳山多卷部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十七年间，围绕《三家巷》，发表了大量的争论性文章。客观地说，《三家巷》取得了较高成就，也产生了较大影响，重读这本小说，不难发现，围绕它所产生的许多争论，都与小说利用传统艺术经验表现现代政治主题这一特点有关。利用传统艺术经验表现现代政治主题，是十七年间许多作品的共同特色。但是，传统艺术经验与现代政治主题，二者之间既有能够融合的一面，又难免产生龃龉。正是传统艺术经验与现代政治主题间的融合与龃龉，形成了作品的基本面貌。
一、史传笔法
中国小说的起源，与史传作品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史传是影响中国叙事文学的主要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传统小说的重要类型——史传小说。欧阳山少年时就喜欢看《封神演义》、《三国演义》等作品[1]3997，自然受到这种传统的耳濡目染。欧阳山说：“《一代风流》……的内容叙述一个打铁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半生经历，从1919年到1949年，这里面不知包含了多少的悲欢离合，也不知包含了多少苦辣辛酸。”[2] 艺术构思中就受到史传传统的影响。总体看来，《三家巷》对史传小说的学习，主要体现在公元纪年、人物传记、以及历史传记中丰富多样的塑造人物的手法几个方面。
《三家巷》开首第一句话就是：“公历一千八百八十年，那时候还是前清光绪年间，铁匠周大和他老婆，带着一个儿子，搬到广州市三家巷来住。”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小说所用的纪年方法和叙述文体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小说郑重其事地使用了公元纪年，叙述的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铁匠周大一家搬到三家巷来住。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发现，小说第一章三次写到具体的时间，全都使用了公元纪年的方法，分别是公元一千八百九十年、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和一千九百一十九年，敏感的读者会逐渐意识到，使用公元纪年，是作者的一种刻意追求。杨义曾经研究过中西纪年方法的不同，认为中国的纪年方法，时间单位由大到小，即由年到月再到日，与西方的顺序正好相反。这样的纪年方法，能够给一个具体的时刻在历史的链条上一个准确的定位，使人获得一种稳定的秩序感[3]5。作者在《三家巷》中使用公元纪年的方法，选择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年份描写人物的活动，以此将小说的所有内容都纳入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历史框架之中。作品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分别描写了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以编年的方式清晰地描绘出历史的进程。小说出版不久，就有评论文章认为“人物顺次出场，事件交代清楚，前后脉络分明，很少故布疑阵或倒叙过去的地方。使读者一路看下去，不太费劲”[4]。其实，这正是作者有意学习史传小说的结果。
按照欧阳山的构思，《一代风流》叙述的是周炳半生的经历，也就是说，小说是一部周炳的“列传”，作者这样写的目的，在于反映“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5]。以一个人物的生平反映历史的变迁，正是历史传记的主要特色。选择周炳这样一个人物，描写他走上革命道路，成长为革命战士的经历，或许不同于史传作品以帝王将相为主人公，这应该是现代文学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心理史观带给作家的积极影响。《三家巷》描写周炳，是以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在这些事件中，周炳这一人物有多种作用。首先，周炳是作为线索人物而存在，是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和见证人。在沙基惨案中，他作为救护队员在惨案后来到了现场，并在血泊中发现了区桃的尸体。省港大罢工中，他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委员会庶务部的工作，结识了省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苏兆征，并由苏兆征安排去做宣传工作。小说以周炳为线索，清晰地描绘出了省港大罢工爆发的原因、经过和结果。广州起义中，作者又给周炳安排了通讯员的身份，使他既有机会接近张太雷、周文雍、叶剑英等起义领导人，亲耳聆听了张太雷的演讲，深刻理解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又使他有机会到战斗的第一线，目睹并参与了前方战士的浴血奋战，切身感受到起义战士的高贵品质和广州起义的历史业绩，从而使读者对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既有整体的了解又有具体的感受。其次，周炳还是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而存在的。沙基惨案中，周炳本人也是游行队伍中的一员，省港大罢工中，周炳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广州起义时，周炳更是一个英勇的战士，作者正是把周炳放在急剧变化的历史潮流中，才塑造出周炳这一人物形象的。在历史潮流中塑造人物形象，通过人物反映历史变迁，是历史传记的基本特点，也是小说自觉的艺术追求。
创造历史著作纪传体传统的《史记》，本身就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其丰富多样的塑造人物的手法，在《三家巷》中也得到了自觉的继承。首先，司马迁在塑造人物时，能充分注意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在一篇列传的开头，常常会介绍主人公的籍贯、家世等内容。《三家巷》也继承了这一特点，小说在写到主人公周炳之前，用了一定的篇幅介绍他的祖父、父亲、母亲及三家巷的邻居和亲戚，周炳登场之后，又用了几章的篇幅介绍他少年时的曲折经历，其用意同样是为周炳性格的发展提供家庭出身、文化教养方面的基础。其次，司马迁在塑造人物时，非常注意捕捉生活中的细节来传达人物的精神面貌。例如，《史记》中分别写刘邦和项羽初见秦始皇时的表现，就非常生动地写出了二人不同的性格特征。《酷吏列传》中张汤幼时审鼠的趣事，也非常传神地写出了酷吏张汤冷酷的性格。这种写作特点对后来的小说影响很深，《三国演义》中，几乎每一个重要人物出场，作者都会通过一件生活小事对其性格做初步的刻画。欧阳山也自觉地借鉴了这一艺术传统，小说一开始就用了周炳因不同意小学老师把没念过书的人说成“蠢如鹿豸”，不愿听老师讲课，被三家巷的人看成傻子；为了和区家姐妹演“貂蝉拜月”，误了收账，被剪刀店老板辞工；在陈家当干少爷，因同情使女遭遇，说了真话，被陈家撵出来等。一连串的生活小事，从不同侧面刻画了周炳正直、无私、不惧权势、富于同情心的性格，为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性格基础。
借鉴中国古典的史传小说，作者建构起了作品以时间为序，以周炳的经历贯穿起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框架，并继承史传著作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从而形成了作品的主体结构。可以说，这种历史框架，是作家达到其解释中国革命“来龙去脉”的艺术目的的桥梁。
二、言情传统
如果说史传笔法构成了《三家巷》的骨架的话，那么言情小说的内容则成为小说附着于骨架之上的血肉，形成了作品的感性形态。欧阳山少年时读过《封神演义》、《三国演义》、《肉蒲团》等作品，“因为偶然的机会，有时也会发现少数鸳鸯黑幕派的小说”，晚年介绍创作经验时还认为“不管什么题材，最好写恋爱做引子。我写了五十多年，有这个经验。用这个做线索，做背景，讲别的事情，人家一看就想看”[1]4088。可以说，欧阳山在写作《三家巷》时，自觉继承了中国言情文学的叙事传统，尤其是学习了《红楼梦》的艺术经验，用相当大的篇幅描写周炳与区桃、陈文婷之间的恋情，并穿插了陈家其他姐妹对周炳的感情。小说中几乎具有了言情小说的一切因素，三角恋、背叛及爱情悲剧在小说中都得到了充分描写，客观地说，这部作品的艺术魅力，相当大一部分就源于作品中的爱情描写。
周炳这个人物的出场，作品采取了欲扬先抑、似贬实褒的手法，这显然借鉴了《红楼梦》中对贾宝玉的描写。《红楼梦》中，贾宝玉第一次出场，作者就说他：“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三家巷》第一章的标题是“长得很俊的傻孩子”，赋予周炳和贾宝玉一样俊美的外表和相同的精神气质。周炳“今年才十二岁，可是长得圆头大眼，身体健壮，已经和他大姐周泉差不多高。凡是见过他一面的，没有不说他英俊漂亮的”。但是，英俊漂亮的周炳，同贾宝玉一样“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街坊邻里，师长同学，兄弟姊妹，亲戚朋友，都异口同声说周炳是天生笨拙，悟性不高。还有人十分感慨地叹息到：‘想不到他长得那么俊俏，却配上这么一副资质！难怪人说长皮不长肉，中看不中吃！这才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呢！’”周炳和贾宝玉一样，掩藏在“愚顽”、“傻”的外表下的，是一颗纯洁、正直、富于同情的心灵。另外，《三家巷》在塑造周炳形象的方法上，显然也受了《红楼梦》的巨大影响。《红楼梦》塑造贾宝玉的形象，主要是把他放在爱情关系中来塑造的，小说描写了贾宝玉虽然一开始就倾向于黛玉，仍长期在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动摇，但最终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林黛玉，这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人生目标和共同的人生理想，二人都鄙薄封建社会夫贵妻荣的人生模式，而追求两情相悦式的爱情。周炳也是一开始就选择了区桃，但对陈文婷也不是全无感情，最终对区桃的选择则是因为两人相同的阶级基础和朴素的阶级意识，这样，小说就在言情小说的描写模式中注入了政治性的内容，这显然又借鉴了20世纪30年代“革命＋恋爱”的模式。
从《三家巷》的人物设置看，作者在两情相悦的周炳和区桃之间，还写了一个同样爱着周炳的陈文婷。区桃是周炳的表姐，陈文婷则是周炳的表妹，区桃与周炳的爱情是志同道合的爱情，陈文婷爱的则是周炳的外在，她希望对现实中的周炳加以改造。这样的人物关系设置，正是《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关系的翻版，小说中，陈文婷也认为区桃是晴雯，顶多是个林黛玉，而自己则是当之无愧的薛宝钗。同时，作者在具体的艺术描写方面，对《红楼梦》的学习和模仿也是明显的。《迷人的岁月》一章，围绕学校恳亲大会演出白话戏《孔雀东南飞》，小说细致地描写了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根据最初的设想，戏由周炳、区桃和陈文婷三人共同演出，周炳演焦仲卿，区桃演刘兰芝，陈文婷演焦母。渴望演刘兰芝的陈文婷看见周炳来找她，“心里跳了一跳”，但当她明白不是要她演刘兰芝而是要她演焦母时，气得“溅出两颗泪珠来”，不仅冷冷地回绝了演戏，对演戏这桩事儿本身，也狠狠诅咒了一顿，并说：“你在舞台上和桃表姐成了夫妇，你将来也能和她当真成为夫妇吗？女孩子演上几回戏，不知道要赚来几个丈夫呢！”并劝周炳读书上进，不要演戏。陈文婷对周炳的感情和对区桃的由妒生恨，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等到演出时，陈文婷又想到，焦母虽然令人生厌，但她有分开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特权，又为没演出这个角色暗生悔意。演出当天，陈文婷盛装来看演出，引起了观众的注目，但演出开始后，周炳和区桃完全进入了角色，他们的演出征服了观众，“陈文婷也对垂下的幕布发呆，——她也服了”。小说从陈文婷的角度叙述《孔雀东南飞》的演出，将陷入情网的陈文婷的感情描写得细致入微而又波澜起伏。这样细致入微的爱情心理描写，在十七年小说中是极为罕见的，这显然得益于作家对言情小说的学习。
传统言情小说，主要是才子佳人小说，男女人物交流的工具往往是诗词歌赋，《红楼梦》中就连篇累牍地描写大观园中的青年男女结社作诗的场面，黛玉和宝玉互通心意的主要工具就是诗词。到了现代，言情小说更多地以普通男女为主人公，因而男女主人公交流的工具也就开始发生变化。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瘦鸥的《秋海棠》等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交流工具都变成了演戏。欧阳山在《三家巷》中，继承了传统言情小说和现代言情小说的传统，以演戏沟通人物的思想感情。小说描写周炳分别和区桃、陈文婷的两次演戏，也就成了人物感情发展的关键环节。《迷人的岁月》一章，扮演焦仲卿的周炳和扮演刘兰芝的区桃，随着剧情的发展，两个人的感情也渐渐融为一体，小说里这样描写：“在那刘家的荒芜的后园里，他们没有编很多的话，却表演了很多的动作。这些动作大半是原来的剧本所没有，而由他们创造出来的。正是这些无声的动作，使他们的生命成为不朽。这时候，区桃觉着周炳美丽极了，英勇极了，可爱极了。……区桃是那样地爱他，觉着分离两个字跟他们连不在一达里，谁企图把这个男人从她身边抢走，那不过是一种无知的妄想。”而同时周炳也迸发了对区桃的热烈的感情，“觉着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力量强大到能把他们分开”。作者在描写中细致入微地展现了周炳与区桃的情感交流，恰到好处地转换了人物的称谓，由描写焦仲卿与刘兰芝的爱情转变为描写周炳与区桃的爱情，显得自然、贴切，水到渠成。区桃牺牲后，演戏同样成了连接周炳和陈文婷的纽带，当周炳邀请陈文婷一起演戏时，“周炳问她愿不愿意演那个女的，她想这女的和那刘兰芝不同，是大团圆结局的，也就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在陈文婷心里，剧情就是她和周炳关系的暗示。演出过程中，陈文婷觉得她扮演的角色和周炳的角色不太相配，竟擅自对角色做了改变。在陈文婷看来，演戏是她向周炳表白的机会，在作者看来，演戏也是描写人物感情的道具，演戏在《三家巷》中，起到了传统言情小说中诗词的作用，成了联系男女主人公情感的纽带。同时，不同时期所演的不同内容，也准确地揭示了主人公思想发展的阶段，从《孔雀东南飞》到《雨过天晴》再到《关内关外》，描写了周炳从追求个性解放到追求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成长经历，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另外，和传统言情小说一样，欧阳山也试图将自己的男女人物塑造成外表俊美而又多才多艺的才子才女形象。周炳自不必说，作者心爱的女性人物区桃，作家也赋予了她非凡的才艺。《三家巷》中《卤莽的学徒》里描写区桃七夕做的供品，小巧精致，令人赞不绝口，作者通过民间才艺将笔下的人物塑造得心灵手巧，惹人爱怜，具有传统言情小说中人物的精神气质。《三家巷》中的言情因素远远不止上文提到的这些，小说中除了描写周炳和区桃、陈文婷之间的爱情外，还描写了周炳失去区桃的痛苦以及周炳对区桃深长的思念。有人认为小说中“家族、亲情和青年之间的友谊、爱情，共同交织为最动人的一幕”[6]166。由于作家继承了在中国有深厚基础的言情小说的部分传统，才使小说显得枝叶繁茂，产生了动人的艺术魅力。
三、政治主题
如果说史传内容形成了《三家巷》的骨架，言情内容形成了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现代政治内容则是它的灵魂。只有通过史传内容和言情内容解释了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小说才能获得艺术的生命。很难想象，在十七年这样高度政治化的年代，史传内容和言情内容可以不依附政治主题的表达而获得独立的生命。在《三家巷》中，史传内容、言情内容和政治主题的关系呈现为复杂的形态，一方面，史传内容和言情内容可以为表现现代政治主题服务，三者之间有能够融合的因素，另一方面，史传内容和言情内容又有自己独立的传统，携带着独特的文化密码，它们必然要在小说中得到表现，从而程度不同地削弱政治内容在小说中的地位，使作品在获得情节丰富性的同时，削弱了主题的鲜明性，造成主题在某些地方的晦暗不明，引起了对作品的激烈争论。这些争论主要是围绕周炳这一形象是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和如何认识小说中的爱情描写进行的。
关于小说是否真实反映了民主革命的进程，主要是围绕周炳究竟是一个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英雄形象展开的。在欧阳山的构思中，周炳的身份本身就是复杂的，“他一方面有手工业工人的思想意识和感情，因此生活上和各行各业的工人接近；但是他又有知识分子的气味，例如要求个性解放，想通过读书向上爬等。周炳就是那样有两种内在因素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着的人物”[5]。小说一开始就用了几章的篇幅，描写了周炳断断续续的学徒和读书生涯，将他塑造成为一个“打铁工人出生的知识分子”。最初对于小说的称赞，主要着眼于周炳打铁工人的家庭出身，将他看做一个无产阶级英雄。有评论者认为，“周炳在区桃的供桌旁边举起铁锤，重重惩罚了林开泰”，是“这无产阶级的小战士试一试‘初出茅庐第一功’”，认为小说中的一些描写，使“艺术上政治挂了帅，表现了作者坚定的阶级立场和党性”。并热烈欢呼：“我们以在文学上出现了区桃、周炳这样的英雄人物形象而自豪。”[4] 有人说：“《三家巷》和《苦斗》是反映广东革命斗争的第一部杰作，是具有反映整个时代的典型意义的作品，是成功的、动人心魄的史诗。”[7] 但是，很快就出现了相反的声音，“有的提出作品没有很好反映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有的提出作品没有深刻动人地充分表现出应有的时代精神；有的提出周炳的爱情生活的描写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有的还提出了周炳实际上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英雄形象；等等”[7]。除了围绕周炳形象展开的这些争论，有人还提出了小说反映历史是否充分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也存在截然不同的回答，肯定者认为《三家巷》是一幅描绘“二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历史画卷”[8]；否定者则认为“党员和工人阶级形象写得不丰满”[9]，对时代精神的反映不够充分。
围绕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展开的争论则更为激烈。肯定者认为，周炳对区桃的爱，“不仅仅是爱她的美貌，更主要的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对于陈文婷的爱稍显复杂一些，但周炳所爱的，“是一个天真烂漫的表妹，是一个表示‘坚决’、‘甘愿’做区桃‘没有做完的事情’的姑娘”。认为“作者对周炳爱情（特别是他对区桃、胡柳的爱情）的描写，也不能说就是突出了他的感情世界的消极面，只是展示了这个人物精神世界的复杂性。而在他复杂的精神世界中，作为一个工人子弟，一个革命者的立场，爱憎分明态度和积极向上精神，仍然是主导的一面”[10]。否定者则认为，小说的爱情描写存在缺陷，其中“固然可以看到周炳生活态度正确的一方面”，“可是，在关于他的爱情生活的描写中，宣泄的更多的却是人物不健康的思想感情”[6]。这些缺陷可以概括为几点：第一，“外貌俊美的互相吸引，在他们的恋爱中就占着很重要的位置”[7]。第二，小说中的爱情描写，有爱情至上主义的倾向。另外，小说中往往还突出女性人物的心灵手巧和多才多艺，也都遭到否定者的批评。
如果跳出当时过于政治化的语境，从对传统文学经验的继承与发展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些争议的话，争议双方的分歧恐怕远远没有他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大。其实，争论双方都可以说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肯定的一方，往往着眼于作者的艺术构思和主观追求，否定的一方则更多注意到传统艺术形式自身的意义。以小说中的爱情描写来说，言情小说有其强大的传统，郎才女貌、才子佳人是这一强大传统的核心部分，运用这一叙事模式的同时，必然受到这种艺术形式本身携带的文化意义的干扰，强调周炳与区桃爱情的阶级基础固然有利于表现周炳是如何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但是过多的爱情描写也有冲淡政治主题的倾向，至于周炳因思念陈文婷而无意泄露了地址，导致了哥哥周金的牺牲，更成为许多人质疑周炳这一形象的重要依据。
文章开头提到，利用传统艺术经验表达现代政治主题是十七年许多小说的共同特点。同时，为了使这样的政治主题起到更好的教育作用，大众化又成了许多十七年小说不懈的追求目标，而回归传统则成了许多作家创作大众化的有效选择。《三家巷》自觉学习与借鉴史传小说和言情传统，在随后的《苦斗》中，小说又借鉴了《水浒》等英雄传奇小说的叙事成规，都迎合了读者的审美情趣，使小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是，传统艺术经验又有其本身的独特内容，这些内容又在一定程度上冲淡甚至偏离了作家预设的主题。如何在传统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与时代要求相符合的艺术形式以表现时代主题，这是十七年小说创作远未完成的任务，也是十七年小说留给后来者的意味深长的警示。
收稿日期：2008-04-20
标签：三家巷论文; 孔雀东南飞论文; 文学论文; 陈文婷论文; 红楼梦论文; 陈文论文; 贾宝玉论文; 刘兰芝论文; 周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