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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O-0；D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04）03-0038-06
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浪潮，其中，中国和俄罗斯的市场化改革尤其引人注目。中国自70年代末以来，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改革以农村为切入点，遵循层层推进、由浅入深的渐进式改革思路，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改革取得重大成就。俄罗斯自苏联解体后采取了称为“休克疗法”的大刀阔斧式的激进改革，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完全的市场经济模式。中俄两国都是世界大国，以前均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面临着大致相同的问题，但由于两国改革的道路和方法迥异，改革的绩效显示出巨大的差别。因此将两国市场经济改革道路加以比较，从中找出经验性启示性的东西，是众多学者普遍感兴趣的问题。
一、关于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
众多经济学家认为，中俄经济体制改革是循着不同道路进行的，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而俄罗斯实行的是激进式改革。俄罗斯激进式改革又称为“休克疗法”，是西方国家货币学派推崇的一种治理通胀、稳定经济的方法和措施，被移植到东欧国家以后，它又有了新的内涵，承担起了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任务。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表现在两个时间段中，一是1990年前苏联发生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争论，出现了联盟政府计划和“500天计划”之争，最后通过了戈尔巴乔夫的折中方案。由于社会政治形势的动荡，这一方案没有来得及实施苏联就解体了。二是1992年初，叶利钦在宣布俄罗斯独立的同时，立即大力推行称之为“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方案，企望借助政府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完全的市场经济的目标。如果从付诸实施的角度看，激进式改革应是指叶利钦执政后推行“休克疗法”时期。
中国改革的渐进性表现在，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首先把农村改革作为切入点，探索包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乡镇企业等各种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新形式，在初步取得成功后，又逐步将改革在城市推开。1980年兴办了四个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提出了新的构想。党的十三大又提出了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思路。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中国经济一直运行在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上。因此可以说，中国改革的渐进性是指自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点，而俄罗斯改革的激进性是叶利钦执政后在实施“休克疗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点。
俄罗斯改革的激进性和中国改革的渐进性还表现在，俄罗斯改革直接触及到旧体制的核心部位，进行强力摧毁，体制的边缘部位则随着核心部位的顷刻瓦解而逐步得到清理。中国改革则首先把着眼点放在体制的边缘部位，在体制外围进行侵削，然后由浅入深，逐步包抄，积小胜为大胜，渐次触及到体制的核心部位，最后集中力量一举攻克。顺便说一句，这两种改革方式与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不同道路也形成鲜明对照。俄国十月革命是激进式暴力革命，在城市中心举行起义，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旧制度的核心部分摧毁，然后使革命成果由中心城市向全国扩散。中国革命则是渐进式的，先在农村积聚革命力量，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长期革命道路。人们常说，改革本身就是一场革命，对旧经济体制作根本性改革更像一次革命。两国革命道路和改革道路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个民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差异。
但是，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均采取跳跃式的激进过渡方法，因此，激进改革只能表现在某个时间段上，并非指一个国家整个改革过程。
二、改革成本及其评价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两国领导人似乎已经有了共识：“除了向市场经济过渡，别无选择”，“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比市场经济更为有效的东西”，这就意味着向市场经济过渡将是实行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改革的大势所趋。
正像一切创新活动都要付出成本一样，经济体制改革也是要付出成本的，改革的预期收益大于改革成本，这是实行经济转轨的基本动力，改革成本越小，改革实施起来就越容易，反之就越难。因此在改革预期收益给定的情况下，改革难易的症结可以归结为改革成本问题。而改革方式的选择也将归结为改革成本最小化的问题。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佳方式问题，许多经济学家支持所谓激进式改革。他们认为，旧体制是缺乏效率的，如果采取分步走的渐进模式向新体制过渡，每前进一步，经济只能处于“次优”状态，而且每走一步，很可能离最优状态不是更近，而是更远；经济扭曲的程度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从而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付出的改革成本更高。若是采取一步走的激进方式，一下子将旧体制打破，按照理想的目标模式建立新体制，虽然在最初阶段有可能付出较大的成本，但由于经济结构迅速跃到最优状态，避免了经济长期处于无效率状态造成的经济损失，这样总起来看成本要小。
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不应仅从改革的实施成本来选择最优的改革方式，还应考虑到摩擦成本。摩擦成本是指改革过程中由于不同社会集团利益的变动而产生的对改革的阻力。改革是一种“非帕累托改变”，并不是每个社会成员在改革的同一时间段都能获得相同的收益，最可能的情况是，一些人在改革中受益，另一些人则在改革中受损（尽管从长期来看每个人都会从改革中受益），这必然导致一系列的社会动荡和冲突，从而对改革形成阻力，这种阻力造成的成本称为摩擦成本。
不同的改革方式形成了不同的摩擦成本。改革越激进，越是迅速地打破旧体制，人们在改革中损益的差别越大，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就会激烈地反对改革，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对改革的阻力也越大，形成较大的成本。反之，改革采取分步走的渐进方式，人们在改革中的每一步利益冲突较小，国家也有足够的时间随时对利益冲突加以调控，受益不均的各个社会集团也有一个心理调适和矫正的过程，以尽快地适应新体制。因此就摩擦成本来说，渐进式改革比激进式改革更具有优越性和可行性。
上述分析只是局限于思辩的层面上，很难得出两种改革方式孰优孰劣的结论。因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是非常复杂的，无法把改革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通过具体的量化指标精确计算出来。一般来说，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时间较长、完备程度较高的国家，由于人们对该体制的无效性有着更深的体验，改革的阻力就小，改革带来的摩擦成本也小，可以选择比较激进的改革方式；而对于经济规模较大的大国来说，由于不具备足够的外援来补偿当前的改革成本，只能通过逐渐发展起来的新体制所提供的新增收入进行内部补偿，并以新体制效率的示范作用不断推动整个经济结构的变革，这就要求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如果改革步子过于激进，必然造成存量资本的大量损耗，引起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生产的急剧下降。
对改革成本进行理论分析固然重要，但上述可见，理论分析无法为改革方式的选择发出明确的信号。从另一个角度说，体制创新活动是实实在在的，其目的是用高效的新体制代替低效的旧体制，因此体制的有效性应是判断改革方式选择是否成功的更重要的标准。正如歌德所说：“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改革绩效既是改革成败的标志，同时也是改革的目的。就中俄两国来说，改革绩效出现了强烈的反差。俄罗斯90年代初经济连年下滑，几近崩溃的边缘，国民经济损失累计达50％以上，不啻经历了一场大的战争。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形势不断向好，国民总产值增长速度名列世界各国前茅，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国家。这就有力地证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而俄罗斯激进式改革是失败的。
三、俄罗斯激进改革缘何失败
俄罗斯在独立之初就聘请了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注：杰弗里·萨克斯（Geoffrey Saxon）是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他主张对通货膨胀、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加以制止，主张以激进的一步到位的方式使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担任玻利维亚和波兰等国的经济顾问时，他的激进经济政策曾取得相当大的成就。1991年，萨克斯又受聘担任俄罗斯经济改革顾问。）为经济顾问。萨克斯倡导的治理宏观经济的所谓“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波兰等国取得了不错的结果，但照搬到俄罗斯之后却遭到了失败，看来俄罗斯有自身的特殊性，妨碍了这一方法的实施。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原苏联完备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转轨形成了巨大阻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实行了70年，即使老一代苏联人对市场经济也是完全陌生的。国家控制着整个经济，农民也像工人一样享受着国家的经济保障。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被置于计划体制之下。这种制度的改变显然要有一个过程。同时，战后苏联运用这种制度，对外与美国争夺霸权，对内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高积累，孕育着越来越大的危机，致使宏观经济严重失衡，财政赤字日益沉重，生产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这些沉重的包袱给稳定经济和向市场转轨带来巨大困难。
2.经济结构的极度不平衡无法在短期内打破。苏联经济结构的特点是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服务业严重落后，军事工业畸形发展。其工业生产基本上是垄断性的，工厂企业追求大而全，常常是从原材料、零配件、机器设备到组装出厂由一个企业全包下来，这种超垄断结构是市场竞争的对立物，直接妨碍市场机制的形成和运转。苏联农业长期以来一直属于积累的对象，其发展大大落后于工业，成为经济平衡发展的障碍，也成为消费品短缺的重要原因。苏联军工生产的畸形化是苏联长期以来与西方军备竞赛的结果，军工企业臃肿庞大，集中了国家最优秀的技术人员，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实行“休克疗法”后国家提出了“军转民”计划，但一步到位的一刀切做法立即使军工企业陷入困境。这些经济结构中的问题无法通过激进改革解决，供求平衡的恢复需假以时日。
3.短缺型经济与用“休克疗法”稳定经济的初衷对立。由于前苏联长期以来追求发展速度，积累率过高，经济多年来一直处于短缺状态，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供应十分紧张。在这种条件下实行价格自由化，价格的上涨使消费受到抑制，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紧缩财政、信贷导致生产下降。在垄断性生产尚存，经济结构调整困难，私有化短期难以成为活跃经济的动力的情况下，生产不可能得到恢复和发展，结果更使短缺经济雪上加霜。就抑制通货膨胀来说，通货膨胀的成因是多元的。既有短缺经济中的需求亢奋，还有经济效益低下形成的成本推动因素，以及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垄断化等形成的促进通货膨胀的结构因素。采用“休克疗法”只能消除导致通货膨胀的一部分因素，无法有效地遏制通货膨胀。
4.在缺乏市场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强行私有化带来灾难性后果。就所有制来说，原苏联的工业基本上是单一的国家所有制，私有制比重微乎其微，在这一基础上强行实行私有化，只能带来负效应，导致生产严重破坏。私有化的企业形成由利益驱动的市场主体必然要有一个过程。至于农业私有化则更为复杂困难，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制度的转换，农户农场的兴建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要使市场经济机制正常运转需要许多条件，如保证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体系，良好的交通、通讯、服务等基础设施，以及保证市场经济规则顺利实现的法律制度。在人的因素方面，培养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工作习惯、企业家精神、价值观念以及市场经济意识等，这些转变都需要时间。
5.对外贸易自由化使俄罗斯企业陷入困境。向市场经济转轨要求对外开放，把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联系起来，以增强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这无疑是对的，但俄罗斯步子过快过急，在独立之初就立即宣布废除国家对外经济活动的垄断，任何企业都可以自由从事对外贸易活动。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却忽略了本国自身的条件。俄罗斯工业长期建立在封闭的基础上，大部分工业产品成本高，技术水平低，耗能多，缺乏竞争力。让这些企业一下子面对国际市场，无疑是将一个不会游泳的孩子扔到大海里，欲速则不达。俄罗斯机器设备等加工产品的出口遇到很大的困难，不得不依靠出口能源和原材料换取宝贵的外汇，这些初级产品附加值低，不仅价格上不合算，而且有害于本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结果俄罗斯不仅难以迅速实现贸易自由化，对外贸易额也急剧下降，外汇储备处于枯竭状态。
6.西方发达国家援助和投资不到位使俄罗斯改革失去了外部资金条件的支持。俄罗斯激进改革起初企望于西方国家提供巨额贷款，作为稳定经济和实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条件，但实践证明，西方国家除给予俄罗斯一些食品、药品等人道主义援助外，大规模贷款一直未能实现，小额贷款不过是杯水车薪，难救燃眉之急。加之西方国家从战略上考虑也不愿意看到俄罗斯迅速强大起来，再次成为西方强有力的对手。另外，俄罗斯社会严重动荡，经济秩序不断恶化，投资环境恶劣，私人资本处于观望状态。
7.独联体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被打断，阻碍了经济的恢复和振兴。原苏联经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加盟共和国经济之间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解体后这种经济联系遭到破坏。俄领导人起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从而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划与安排。俄罗斯在只控制全苏50—60％的货币流通量、信贷与货币投放量的情况下，没有与其他共和国达成协议，就匆忙推出自己的激进改革计划，导致和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冲突。据俄罗斯学者估算，经济下滑的50％是由共和国之间经济联系的破坏带来的，可见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而在独联体范围内解决这一问题，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8.选择了不适当的时机。俄罗斯推行激进改革时正处于社会政治大变革时期，社会局面极度不稳定，政治斗争愈演愈烈，社会各种矛盾趋于尖锐化，而“休克疗法”又使经济迅速严重滑坡，人民生活日益艰难，加剧了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而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反过来又加剧了经济危机，使激进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无法进行。
四、俄罗斯可否将中国改革作为自己的发展模式
中俄两国改革道路迥异，而改革结果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步步成功而俄罗斯屡屡失败。如1978—1997年2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扩大近20倍，经济增长率年均9.8％，是世界上最高的，其经济总量、重要产品的产量、对外贸易、外汇储备、引进外资的数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不断前移，综合国力大大增强。而苏联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1991年经济全面恶化，国民生产总值又下降12％，从1992年起，俄罗斯经济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1992年下降19％，1993年下降12％，1994年下降17％，1995年下降4％，1996年下降6％，在短短的几年中，俄罗斯整个经济实力下降了一半以上，在和平时期经济出现如此大幅度下滑实为世界各国所罕见。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政治动荡的原因，但改革方式的失误无疑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成功之举，俄罗斯能不能效法？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许多学者罗列了两国改革各种不同的初始条件：首先，苏联是一个工业较为发达的国家，整体科技水平已达世界前列，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农业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占有较大比重，人均国民收入居世界后列。一般认为，经济落后的国家改革阻力较小；其次，苏联3／4以上的人口是城市居民，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也享受着国家提供的经济保障，而中国人口3／4以上居住在农村，处于国有经济之外，享受不到国家的经济保障，一旦旧体制动摇，中国居民比俄罗斯居民有更强的心理承受力；再次，中国拥有数量众多的海外华侨，由于几千年来传统中华文化的影响，广大华侨对祖国的建设事业提供了巨大支持，而俄罗斯则缺乏这一外部的有利条件；最后，中国官员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至少在改革初期阶段使中国的改革派领导人易于贯彻改革措施，从而防止了俄罗斯的致命伤——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各利益集团相互进行的削弱国力的政治争斗。
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比俄罗斯好，这是一个事实，但许多学者从“落后优越论”出发，来论证中国改革成功和俄罗斯改革失败的原因也过于简单化，似乎两国不存在可以类比的条件。然而事实上，各国情况均不相同，世界上也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经济模式，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然而，中苏两国就共产党占统治地位、原来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和多民族大国来看，中国似乎与俄罗斯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如果当初戈尔巴乔夫沿袭中国若干改革措施的话，他也具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确实，许多因素使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比中国更为复杂，但也不可将两国之间的差异过分夸大，作为两国改革不可类比的借口。以不同的工作态度来说，长期以来，中国人以刻苦耐劳、敢冒风险和具有企业家精神与创造性而闻名于世，但很多人却忘记了这个事实：虽然中国只经历了30年的旧体制时代，人民群众在劳动态度方面所具有的热情已大受挫折。同样，俄国许多最富于企业精神的农民在30年代被斯大林作为富农消灭掉了。有证据表明，私有经济的刺激因素使中国的传统劳动态度复苏，如果具有同样的刺激因素，在俄罗斯也能产生同样的作用。
因此，中国的经验应该可以为俄罗斯改革所借鉴，对照中国经验，俄罗斯改革在以下几个方面出现了重大失误。
1.俄罗斯改革没有像中国那样，把农业改革作为突破口。中国在致力于经济改革之初，就把农业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把农业增产作为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环节。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国的做法非常简单实用：把土地交给农民使用，使农业产量和农民个人收入直接挂钩，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越来越多的食品和其他农产品开始充满城乡市场，这一方面有助于消除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标志的食品短缺现象，另一方面中国居民在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实惠中，逐渐增强了改革旧经济体制的信心。俄罗斯食品供应如果在改革之初也能增加，消费品短缺现象有所缓解，自然也会在俄罗斯公众中产生类似的心理反应。
但俄罗斯人没有这样做。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召开了苏共中央四月全会，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树立了改革的新形象。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制定了实现“加速战略”构想的基本工作方针，其目标是到2000年底，在生产集约化发展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使国民收入翻一番，年均增长4.7％，从数量和质量上加速经济发展，提高苏联的综合国力。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宏伟的计划根本没有提到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和消费品工业，人民无法感受到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实惠，非但如此，由于戈尔巴乔夫很快又转向了政治改革，社会动荡不断加剧，所谓“加速战略”变成了一纸空文。
当然，俄罗斯并非没有提到农业改革问题，但不少俄罗斯农业专家断言，只要农场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存设施，只要公路系统不发达，俄罗斯的农业改革将是十分困难的。但美国经济学家戈德曼（注：马歇尔·戈德曼（Marshall Goldman）是美国经济学家、韦斯利学院教授，现任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苏联问题专家。撰写的著作包括：《改革错误何在》、《危机中的苏联：一种经济制度的失败》、《失去的机会》等。1993年7月曾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访华。）反驳了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农业同样受到基本设施落后的困扰，同样缺少粮食储存设施和优良的公路，然而中国农民在上述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提高了农业产量，增加了对城市的供粮。中国的做法非像过去那样把粮食留在室外，造成浪费。至于交通运输，农民只需把粮食装上自己的自行车，再骑着车进城去卖，问题就解决了。俄罗斯人当然不像中国人那样处处离不开自行车，但问题在于一旦有了刺激因素，人们自然能找出解决困难的办法。
俄罗斯农业专家还常常指出，俄罗斯农田广阔，高度依靠农业机械，因此形成了它的农业同中国农业的巨大反差。如果把大块俄罗斯集体农田化整为零的话，现有的机械在小块农田上耕作就无法获得原有的效率，产量就会急剧下降。这种论点也许有一定道理，但不可忘记，俄罗斯农业中生产率最高的部分并非来自大型农庄和所谓的规模经济，而是来自小块宅旁园地。叶利钦执政以后，副业田地从1990年的3000万块增加到1993年的4800万块，大约占全部耕地的8％，但其产量却占到了全国农业产量的25—30％。
俄罗斯农业改革有种种困难是毫无疑义的，不过当初人们对中国农业改革的潜力也同样提出过怀疑，问题是俄罗斯过分强调困难而未采取行动。如果当初开始改革的时候政府就把土地交给农民，那么今日之国家肯定会有一种截然不同的结局。东亚每一个国家或地区，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台湾也好，改革都是从农业开始的，苏联没有采取这一做法，实属一个重大的失误。
2.在工业改革方面，俄罗斯希望通过私有化计划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产权问题。俄罗斯专家反复强调，改造一个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俄罗斯，要比改造工业化程度较低的中国困难得多。但是人们往往忘记这么一件事实，即中国也得解决国有工业部门的问题，当然，中国国有工业的就业人口和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较小，但实际上中国工业的绝对人口数字却比俄罗斯大，这是由中国全国人口的庞大规模所决定的。苏联有3500万产业工人，俄罗斯有2300万；而1980年和1992年中国产业工人的数字则分别达到4700万和1.07亿。所以说，对付国有工业也一直是中国要解决的问题。事实上，虽然比不上俄罗斯，中国的国有工业对改革的抵制程度也很强。经过十年的尝试之后，企业改制正慢慢地进行，至今仍有许多国有企业亏损。但解决国有工业的难度并未被当作推迟改革的口实，中国鼓励私营工业、集体工业、乡镇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以及服务性企业的发展，让这些企业同国有企业相互竞争，从而激发国有企业增强竞争能力和适应市场环境的能力。当一家国有企业发现自己在经济上不再具有竞争力的时候，它就会按照市场的需求对自身进行改造和重组。相比之下，俄罗斯先是努力维持国有工业，然后强行实行私有化计划，付出了生产急剧下降的惨重代价。这种一步到位的做法也许能够为以后经济步入正规打下基础。但不如像中国采取鼓励建立全新企业的做法更富有成效。
3.没有进行制度性变革是前苏联改革的重大失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似乎并没有一个预先决定好了的宏大设计，用邓小平的话说，“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但中国讲究实效的经济改革从1978年末开始就具备了建立新制度的特点。农民带头使土地回到了自己手中，这是最大的制度性变革，开始这样干的时候可能出于无心，但其影响却极其深远。
戈尔巴乔夫1985年开始他的改革时，没有鼓励，甚至没有允许发展新的经济制度。他实行的是集约化和加速机器制造业的计划，把精力集中在完善现行的苏联经济体制上。1987年，他才过晚地批准有限度地建立合作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同国外公司的合资企业。但是这些努力始终受到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困扰，在此以前的1986年还发生了大力反对私营贸易的行动。结果，要想成为企业家的人得到的是一种相互矛盾的信号。他们担心有朝一日政策还会变，自己会被指控搞投机倒把，被打成富农或剥削者。尽管传来的信号忧喜参半，私营企业和私营农场的数目也在逐渐增多。但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这一比例从未超过4—5％。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时候，中国已沿着经济改革的道路走了6年。和苏联不同的是，中国并未对集约化或加速发展机器制造业予以过多的关注，但中国对于经济改革的目的却有着明确的理解，意识形态没有成为中国改革道路上的障碍，用邓小平的话说：“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然而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对中国的改革成就几乎未加丝毫注意，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苏联报刊上关于中国的报道几乎全是消极和歪曲的，另外，苏联认为中国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又是一个亚洲的落后国家，所以中国的经验并未引起戈尔巴乔夫的关注。
4.在尚未形成制度性基础的情况下采用财政金融控制战略。戈德曼认为，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方式的不当，当叶利钦和盖达尔于1992年接管俄罗斯经济时，他们不仅面临着大部分戈尔巴乔夫1985年遇到的问题，而且还面对着许多新的更为严重的问题。由于一方面财政税收征收困难，另一方面又得支付巨额补贴，国家预算赤字高达国民生产总值20—25％，这使得通货膨胀率上升到每年近1000％，国民生产总值也以每年20％的速度下降，叶利钦和盖达尔对此没有时间去研究。盖达尔考虑到俄罗斯有着比较发达的经济，所以他转向西方而不是到中国去寻求指导和借鉴，接受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采用“休克疗法”的建议。“休克疗法”主要强调采取严厉的财政金融限制措施，同时在若干领域，特别是在价格方面，取消过去的经济控制。当时人们希望，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将会抑制需求，从而结束短缺的局面。同时较高的价格能消除对预算补贴的需要，使大大削减预算开支成为可能，这将进一步降低预算赤字，排除大量印制钞票的需要，通货膨胀也会降下来。
然而，盖达尔和他的智囊班子始终未能明白：如果没有已经到位的对上述改革作出反应的制度性基础，财政金融方面的限制措施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也像戈尔巴乔夫一样，未能及早地在其当政时期对制度化建设予以充分注意。随后盖达尔发现，如果没有一大批私有农场、服务业与工业企业，他的财政金融改革努力不会奏效。价格的上涨使过去常常排队的消费者不敢光顾商店了，短缺经济似乎已经成为历史，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价格的上升并未引起商品竞争和生产的上升，因为国有企业经理的工资多少并不取决于质量更高数量更多的产品。
实际上，叶利钦——盖达尔改革派开始时应当做的，是发布法令让农民马上获得自己的土地，鼓励个人和团体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成立新企业。同时，政府应当扩大农民的宅旁园地，因为这是俄罗斯农业中生产率最高的部分。俄罗斯改革派人士以及他们的一些西方顾问自始至终存在一个缺陷，就是未能理解改革的真正核心应当是全面地增加生产，特别是增加消费品的生产。他们认识到有必要关闭军火工厂，关闭其他生产钢铁和陈旧重工业机械产品的企业。然而他们未能看到的是，上述关闭和削减一定要以不断增加消费品来加以补充。所有这些都表明，俄罗斯忽视了中国成功的改革经验。在中国，几乎从1978年改革进程一开始，私营农业、乡镇企业和非国有部门的服务业就迅速发展壮大，以每年9％甚至更高的增长率递增。军事工业和重工业部门的停滞，早已被新发展起来的非国有部门所补偿。
也许有人会说，国有部门在俄罗斯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要大得多，所以指望这种补偿性的增长是不现实的。当然，俄罗斯谋求经济增长可以采取不同于中国的方式。例如，他们可以鼓励俄罗斯工人而不是农民去建立他们自己的工业企业，前者毕竟受过工业生产的培训，应该比中国农民更多地了解制造业及其要求。俄罗斯还可以像中国那样，在城镇和农村努力开创全新的企业和农场，以新体制的示范作用和产值产量的增长对不景气的国有企业进行补偿，因为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不能片面局限于国有部门的私有化。也许会有不少人对这一设想抱有怀疑，然而当初指望中国出现经济奇迹的人也为数不多。
人们从中国的经验中可以总结出几条重要启示。首先，坚定不移地进行农业改革，增加农产品和一般消费品的产量，不断增强人们对改革的信心与决心；其次，应鼓励农民、工人、服务业人员尝试建立私营企业，逐渐使全新制度结构在旧体制中渗透、生根、扩散，使之成为改造旧体制的样板；第三，要设立各种各样的经济激励机制，吸引更多的人变成企业家。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俄罗斯越来越关注中国的改革经验。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要建立“中国式的俄罗斯”，因为中国稳定的政府一直成功地吸引着大批国际投资人。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2003年9月在开放俄罗斯基金会的青年领导人大会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得到了500亿美元的投资，而‘民主的’俄罗斯则一无所得？”普京政府的回答是，投资者认为更容易与稳定的、行为可预知的政府做生意。美国尼克松研究中心主席迪米特里·西梅斯在莫斯科指出，莫斯科对中国领导人取得的政治和经济成就充满了羡慕和敬意。对俄罗斯来说中国是榜样，从某种角度说，中国式俄罗斯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加稳定、更可预知的俄罗斯。从长远看，要建立既开放又稳定的国家，中国奉行的有控制的改革模式比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所奉行的“创造性毁灭”模式更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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