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天主教在西藏传播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主教论文,西藏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738(2006)01-0069-07
从十七世纪初到十八世纪中叶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随着西欧殖民主义势力的东扩，先后有十多批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和卡普清修会(嘉布遣小兄弟会)[1] 的传教士，经印度陆陆续续进入我国西藏的阿里、日喀则和拉萨等地进行传教活动，这既是近代以来我国西藏与西方世界接触的肇始，同时西藏近代社会也因此而无可避免地置于外国殖民势力偷窥觊觎的眼光之下。在同西藏本土藏传佛教的争斗中，天主教传教士虽终因势单力薄而告失败，但天主教早期在西藏的活动却对引发西藏政局的动荡和改变西藏的社会心理、习俗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天主教在藏的传播作为早期中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流的一个典型，也引起了后世史学家极大的兴趣和广泛的关注。本文在众多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对早期天主教在藏活动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评述，以揭示早期西方传教士入藏传教概貌。
一、早期西欧传教士入藏传教的背景及条件
西藏地处偏远，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且早在公元8世纪中叶吐蕃藏王墀松德赞统治时期就已确立了佛教在藏族社会的重要地位，后世虽历经灭佛与兴佛的几次沉浮，但在17世纪初藏传佛教已彻底取代藏地本土宗教——苯教，而在政治生活领域和意识形态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因而，17世纪初的西藏无论是在地域条件上，还是在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上都有着极强的排他性，而此时西方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却能冲破重重阻碍，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藏区传教，这不能不说是天主教在其漫长的传播过程中所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究其“成功”背后的原因，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与当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西方殖民势力进行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对殖民地进行残酷的压榨和掠夺是敛聚财富、获取资本的重要手段之一。早在13世纪中叶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游历了中国后，就在其回国出版的游记中对中国元朝的政治、经济、人口和社会生活等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并盛赞东方国家物产丰富、富庶繁荣、遍地黄金，关于东方富庶的传说就这样深深地印刻在欧洲人的心中，从而引发了西方人对东方世界财富的无尽向往，“到东方去获取黄金”便成为了西方国家东扩的动力。随后，最早步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对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深入下去的渴望和对东方富庶之地无尽的想象极大地刺激着它们在新航路上往更深更远的地方开拓。16世纪，基督教传教士开始在印度、中国等一些东方国家出现，成为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一些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的“急先锋”，这些传教士大多以传播“上帝的福音”为名，进行宗教和文化渗透。这些活动都渐次由我国内地和西藏周边的印度、拉达克、尼泊尔等国向西藏境内延伸。
在西欧探寻东方殖民地的活动中，罗马教会始终积极介入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将这些新“发现”的土地当作自己的东西赏赐给殖民者，而且当西葡等国因争夺殖民地发生纠纷时，它又以调解人的身份出现，利用自己的权威，协调冲突。另一方面，作为早期殖民主义国家的西葡等都是教会和国家合而为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它们的君王或自称为“大主教国王”，或自诩为“基督教保卫者”，利用和怂恿其教徒积极对外寻找殖民地，进行海外殖民掠夺。正如一位世界史学者所说的那样：“对进行海外扩张的倡导者、组织者以及对征服中的著名领袖人物来说，宗教的狂热情绪只不过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恰如其分的假面具，在这种假面具的背后隐藏着追求权势和渴望获利。”[2] 这一过程中，西葡等殖民国家和罗马教廷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传教士背后强大的资助者和新“发现”土地上最大的受益者。我们从殖民者在被占领地区广泛设立基督教传教区和罗马教廷进行细致周密的人事安排，并给予教区和传教人员巨额的经费支持，据此不难看出传教士与早期殖民势力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即使是那些狂热地信仰着基督教，标榜自己带着个人意愿极力想传播“上帝福音”的传教士的活动也就无不深深地刻上了殖民侵略的痕迹。
西方传教士早期对中国西藏地区的探寻，除了有着西方殖民势力东扩的广泛背景之外，还与罗马教廷寻找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提到的所谓“震旦”国(又译为萨塔或契丹，都是指中国)和“震旦”地区遗留的基督教后裔有直接的关系。16世纪的欧洲盛传“孟加拉以东、喜马拉雅山那边居住着被人称为‘博坦’的民族，并听说那里的宗教在许多方面与基督教相似”。[3] 还流传“吐蕃王国从克什米尔向东一直延伸到契丹……包括有许多基督徒和拥有神父和主教的众多教堂。”[4] 由于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对有关震旦(中国)的情况进行了描述，使西方误以为震旦就是传说中有许多基督教教徒和众多教堂的地方(中国古代也确实传入过基督教，但在元朝灭亡后基督教教徒便在境内消失了)。虽然其后驻北京的著名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马窦经过调查研究，明确指出震旦就是中国，但固执己见的罗马教廷仍然做出了中国之西南还有震旦，且震旦可能还存在着古代基督徒后裔的错误判断。基于这一判断，罗马教廷要求派已经居于印度果阿和莫卧儿帝国宫廷的耶稣会传教士亲往西藏进行探寻，以完成这一“历史赋予”的“使命”。就这样，一批又一批怀揣着着狂热宗教梦想的天主教传教士开始翻越喜马拉雅山，走上了充满险阻的探寻之路。由于这一探寻目的，仍然是同西方殖民国家和罗马教廷垂涎东方广大地区的财富，探索开拓新的富庶的殖民地和渴望拓展天主教新教区，以实行教权统治分不开。所以我们依旧可以将其置于西方殖民扩张的大背景下来谈，就不难理解西方传教士早期入藏传教的殖民侵略性质了。
其次，由于西藏与印度接壤，从印度穿越喜马拉雅山区就可进入西藏境内。因而西欧天主教对印度、拉达克及尼泊尔等西藏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渗透，就为传教士们的入藏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十六世纪初，葡萄牙通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来到印度洋以后，就逐步展开了对印度洋地区的侵略活动。1510年，葡萄牙的武装船队占领了印度的果阿地区，教皇克列门七世即宣布成立了果阿教区，统辖从好望角到澳门、日本等远东各地的教务。1579年11月，果阿葡萄牙传教士应莫卧儿帝国阿克巴大帝的邀请前往传教，并得到这位力图一统众教派、建立稳固政权的皇帝的庇护，从而为天主教传教士越过印度边境进入西藏提供了可能。此后的一百年间，耶稣会和卡普清修会的传教士都是通过这一途径进入西藏传教的。同时，位于喜玛拉雅山区的西藏的藩属如拉达克、哲孟雄(锡金)、不丹(布鲁克巴)等地的民众，在血缘、宗教、习俗和经济往来上都与西藏有着极其深厚的关系，交往频繁通畅，民众迁徙自由，宗教徒朝圣拜山畅通无阻，这就使得以印度为根据地的欧洲传教士私越国境进入西藏的条件更为便利。
此外，17-18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政局动荡不宁，因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分离而导致的对外教渗透的危害认识不统一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防御弱化都是天主教早期得以在藏传播的重要因素。17世纪初，西方天主教首开入藏传播的先例，这正是乘西藏从卫藏到阿里地区都处于分散的割据状态、王室力量与藏传佛教力量对立之机深入西藏的。公元十世纪左右，在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形成了古格地方政权，统辖着今阿里象泉河谷扎达县札布让、托林一带，至十六世纪前半叶进入鼎盛时期。到第一个进入西藏的葡萄牙传教士安东尼奥·德·安夺德进入古格进行传教之时，正值古格地方政权衰落之际，王国对外与拉达克、加瓦尔等一些小邦战事频仍，生产力和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内部古格王墀扎西查巴德与其弟、叔父、叔祖位代表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集团矛盾尖锐，势不两立。因而，古格王对安多德等传教士优礼有加，图谋利用基督教削弱和取代藏传佛教，巩固自己的政权。同样，紧随安多德之后，进入卫藏地区的日喀则进行传教的葡萄牙籍传教士埃斯特万·卡塞拉和约翰·卡布拉尔也正是在充分利用了藏巴汗地方政权与格鲁派寺院集团的矛盾才得以短暂“生存”的。古格王朝东部紧靠后藏以日喀则为中心的藏巴汗地方政权由帕木竹巴政权演变而来。明初，受明朝中央政府重视并统治西藏大部分地区的帕竹噶举派势力出现内讧，帕竹所封的各宗宗本逐渐割据称王，各霸一方。十五世纪中叶，帕竹的属下仁蚌巴与噶玛噶举红帽系联合，控制了卫藏大部分地区。十六世纪中叶，辛厦巴推翻仁蚌巴，建立了藏巴汗政权，噶举派势力日益衰微。至十七世纪初，由藏族僧人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黄教势力已十分强大，许多原属于噶举派的寺庙也纷纷归并于格鲁派。格鲁派在卫藏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日渐雄厚，并逐渐与代表世俗权力的藏巴汗之间形成对立。天主教的传播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开始进入卫藏地区的。此后从十八世纪初至十八世纪中叶，西欧传教士再度入拉萨传教。在这近半个世纪里，西藏地方政权几经更迭，先后经历了蒙古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统治时期、蒙古准噶尔部占领时期以及清政府先后委任的总理全藏政务的“郡王”康济鼐、颇罗鼐与七世达赖喇嘛共同执政时期等几个阶段。西藏的政局动荡，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还未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彼此间对外教入侵的认识还有很大的分歧，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对外教防御抵制的坚固壁垒。这样，天主教入藏传播就有了可乘之机。
二、天主教早期在藏传播的阶段及特点
(一)传播阶段
从1624年耶稣会士安东尼奥·德·安夺德神父和马努埃尔·马科斯修士进入古格地区传教到1745年卡普清修会传教士全部撤离西藏，以传教为主要目的的西欧天主教的渗透，断断续续持续了121年的时间。按传教时间、地点、人物的不同，大致可将其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624年至1632年，耶稣会传教士在阿里西部及卫藏地区传教时期。1624年3月30日，果阿省耶稣会的安多德神父和马科斯修士从莫卧尔宫廷启程，随印度教徒香客队伍越过莫卧儿帝国边境，进入加瓦尔王国，接着翻越喜马拉雅山西段地区，于8月初经历艰辛旅程后抵达我国西藏阿里南部地方政权古格王国的首都札布让(今属扎达县)。此时，正值古格地方政权衰微，内外交困、矛盾重重之际。为抑制和削弱王国境内以古格王之弟、叔父和叔祖为首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的力量，巩固世俗王权，古格王墀扎西查巴德对安夺德等人的传教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不但为其提供住所和帮助修建教堂，而且进一步发展到剥夺黄教格鲁派寺院的各种权利，迫害黄教教徒，强迫僧人还俗，大有以天主教取代藏传佛教之势，致使黄教寺院集团与传教士、古格王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1630年，乘古格王病重之机，以寺院为首的僧俗大众与拉达克里应外合，发动暴动，推翻了古格王朝，摧毁了天主教堂，使传教活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安夺德神父由于此前被招回到印度任果阿的行使会长而幸免于难。安夺德在阿里传教期间，了解到扎布让以东的卫藏地区是整个西藏的中心，那里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是传播“福音”的好地方。于是在他的建议下，马拉巴教省(即柯钦教省)派出耶稣会传教士埃斯特万·卡塞拉神父和约翰·卡布拉尔神父前往卫藏地区。两人于1626年4月从柯钦出发，经由库奇、卢纳德、帕罗宗、不丹，于1628年1月20日左右先后抵达西藏的日喀则地区。在取得第悉藏巴政权的领袖藏巴汗的支持后，开始了他们的传教生涯。但其后因自然条件恶劣，经济上逐渐陷入困顿，加上卡塞拉病死，人员上又难以为继，尤其是受札布让暴动事件的影响，引发了当地僧俗群众对传教活动的强烈抵制，导致这次传教活动最终在1632年“寿终正寝”。
第二阶段：1707年至1745年，意大利卡普清修会(嘉布遣小兄弟会)传教士与耶稣会传教士波利托。德西德里在拉萨的传教时期。1704年4月，受罗马教廷传信部[5] 的派遣，以乔瓦尼·弗朗西斯科神父为团长的第一批卡普清布道团六人离开罗马，前往西藏传教。他们于5月6日在意大利的利窝那乘船奔赴印度，经阿勒波(今叙利亚的哈勒卜)、巴士拉、本达.阿巴斯、昌德那戈尔，进入尼泊尔首府加德满都，经聂拉木、定日。1707年6月12日，由布道团的传教士后升任为西藏传教会会长的古瑟普和副会长弗朗索瓦·玛利先期抵达拉萨，其余人等或与旅途中病亡，或因生病、不适应气候等原因未能进入西藏。此后，卡普清修会传教士在拉萨的传教活动断断续续持续了38年。期间先后两次因经济困窘、环境恶劣导致人员损失惨重等原因被迫撤离西藏。第一次是从1711年12月25日至1716年10月1日，约4年10个月；第二次是从1733年8月中旬至1741年1月6日，约7年4个月。故他们的在拉萨的传教活动，实际为26年。在这26年时间里，罗马教廷先后派遣了十批共49名传教士到西藏传教，其中只有15人最终到达了拉萨。他们一方面以给拉萨各阶层民众免费治病为手段，宣传天主教；另一方面又通过转递罗马教皇的信函和赠送大量礼物的方式，同拉萨上层人物建立密切联系，取得七世达赖喇嘛和清政府任命的主持西藏地区行政事务的首席噶伦康济鼐以及后来的颇罗鼐的准许，获得传教权力。至1742年中期，拉萨传教站入教的教徒已达27人。同一年，因入教教徒公开反对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规而引发了黄教喇嘛对天主教传教士的极度不满，他们冲击颇罗鼐的住所，要求他取缔天主教的传教活动。迫于压力，颇罗鼐不得不采取镇压天主教教徒的行动，从此卡普清修会的传教活动一蹶不振，直至1745年卡普清修会的传教士们全部被驱逐出境，教堂和天主教僧馆也被拉萨的僧俗群众彻底捣毁，夷为平地。在卡普清修会在拉萨传教时期，趁卡普清修会传教士第一次短暂撤离拉萨之机，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德西德里于1912年9月27日从罗马出发，经热那亚港、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绕过好望角，来到印度果阿，进入莫卧儿帝国首府德里，绕道拉合尔、克什米尔、列城，经卫藏，于1716年3月18日抵达拉萨。他依靠当时统治西藏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的帮助，在拉萨传教达五年之久。直到1718年，罗马教廷将在西藏的传教权判给了天主教卡普清派，德西德里才于1721年4月28日奉命撤回到了印度。
(二)传播特点
同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的所谓“传教”活动相比，天主教早期在西藏的传播有以下几个不同的特点：
第一，这一时期，天主教在西藏的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的先导，主要依靠传播和宣扬基督教教义，驳斥、反对藏传佛教教义及仪轨，进行宗教和文化渗透。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如西葡等，由于国内政治统一，国力强盛，加上造船业、航海业发达，从而扮演了第一批殖民者的角色，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自16世纪始，西方殖民势力一方面凭借手中的坚甲利兵，在印度洋地区大搞武力征服活动，一方面则以传教士为“武器”，在印度大陆及邻近地区开展宗教和文化渗透活动。但由于我国西藏地理环境和政治文化的内闭性，加之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早期殖民国家与西藏相隔甚远，路途迢迢，充满险阻，致使其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有所不逮，因而以武力征服、外交侵占和经济、文化渗透为依托的殖民势力还无法真正深入西藏。这样，只依靠数十名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进行宗教渗透就显得“单薄”了许多。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强盛时期，以英法为首的殖民势力借“传教”之名或从事间谍侦探活动，或参与策划政治阴谋，已没有任何宗教传播的旨趣可言，纯粹是赤裸裸的殖民入侵了。
第二，虽然天主教早期在西藏的传播是同西欧殖民主义势力的东扩紧密相关的，但其中传教士们狂热地信仰着上帝，为传播“上帝的福音”而进入西藏的个人意志表现得十分突出。为此，他们不惧艰险，不计较个人得失，以生命的代价往返于西藏与罗马教廷之间。在西藏传教期间，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以常人没有的坚韧与毅力完成传教的使命。在这里，笔者并非为传教士们歌功颂德，事实是，任何宗教的传播往往都是由那些有崇高的献身精神、矢志不渝的传教者来完成的。以卡普清修会为例，当1704年4月第一批卡普清修会六人布道团踏上通往西藏的道路时，似乎就注定这是一条用生命铺就的传教之旅。六人团中一人患重病返回，其余五人“适应不了中东炎热干燥的气候和饮食”，修士菲亚克里奥高烧死去，步道团团长弗朗西斯科亦于11月10日高烧病死在土耳其，剩下两名传教士在离开罗马两年后才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拉萨。在1704年至1745年间，罗马教廷传信部先后十次派出了44位神父和5位修士前往西藏传教会，结果其中5人因旅途患病返回意大利，15人到达西藏拉萨，13人最后安全返回欧洲，其余31人则死在了异国他乡[6]。在长达数十年的拉萨传教生涯中，卡普清修会的传教士们“给藏民免费看病，虽然颇得民心，但没有任何收入”[7]。他们常常缺吃少穿，“濒临饥饿”，有时还以“树根、植物充饥”[8]。这些都极大地表现了传教士为传教而做出的巨大牺牲。此外从传教士为维护天主教的正统地位而同藏传佛教势力进行争锋相对的斗争，以及像德西德里为同卡普清修会传教士争夺传教权而进行长达五年的争讼，并为夺回在西藏的传教权奔走申诉了12年，终因失败而遗憾辞世等事件来看，如果不是出于对天主教的狂热信仰则是很难解释得通的。如果说，在拉萨传教的多米尼科神父于1717年6月给卡普清修会总会长乔瓦尔·安东尼奥神父的信中，在谈到当时的西藏传教士由于经费缺少而生活异常艰苦时写道：“……我们留在此处是出于对传教事业的热忱和挚爱；如果我们不是由这个超乎常人的动机所推动，我们就不会过这样一种比最穷的穷人生活水平还要低得多的穷困生活”[9]，带有为自己表功的性质而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话，那么，写出长篇著作《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的伍昆明先生对早期西欧传教士的评价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我仔细阅读和认真研究了传教士的大量信函、报告、备忘录和其他文献资料，深感尽管早期传教士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向东方扩张而进入西藏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是为西班牙、葡萄牙开拓殖民地的目的而来的。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出于对上帝的信仰，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而进入西藏的。因此，应该实事求是地将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主义势力、罗马教廷、耶稣会、卡普清修会以及传教士个人等，在其赴藏的各自动机上加以区别；对传教士个人，则将鄂本笃等部分传教士与另一部分传教士加以区别，并对他们活动的客观效果作具体分析。”
第三，这一时期的天主教主要是依靠当地上层统治集团的力量，在统治者的庇护下进行传播的。由第一个特点所决定，天主教要想在西藏生根立足就不得不依靠上层统治集团的同情和支持，否则就很难有传播的机会。在天主教的传播过程中，它或是被世俗统治者加以利用成为打击藏传佛教的有力工具，或是在统治阶层暂时的容忍中得以生存，甚至有时也会成为统治者标榜自己礼贤下士、宽厚仁慈的“粉饰”，而一旦遭到统治者的抛弃，很快就会陷于失败。如最早进入西藏古格，并对古格政局的变动带来深远影响的安夺德神父的传教活动，就是在世俗王权的支持下得以“站稳脚跟”的。古格王墀扎西查巴德应允在扎布让向神父“提供住所和必要的帮助，修建祈祷教堂”[10]，并颁布文件说：“非常愉快地接待弗朗吉姆(意葡萄牙人)神父安东尼奥(即安夺德)莅临我们地方，向我们讲经传道。我们视他为大喇嘛，并给予他向我们传布和教导教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对他干扰和捣乱。”[11] 此外，耶稣会传教士在后藏日喀则、德西德里在拉萨的传教无不是仰仗当朝统治者而“生存”。如果进一步探究卡普清修会在拉萨传教的兴衰，则更能清楚地看出西藏地方统治者在早期天主教传播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卡普清修会于1742年迎来在西藏传教的黄金时代。这同主持西藏政务的“郡王”颇罗鼐和七世达赖喇嘛先后颁布准许传教士自由传教、藏族信仰自由的谕令有极大的关系。而当藏民天主教徒无视藏传佛教仪轨遭到黄教寺院喇嘛的强烈反对的时候，这位传教会“仁慈的保护者”，“马上就不惜牺牲它”了[12]。“他终于抛弃与传教士的友谊，置过去他自己所颁布的一些保护传教士、准许他们自由传教和允许藏民有信仰自由的谕令、文告于不顾，下令禁止天主教在西藏传播，镇压天主教徒。”[13] 就这样，“传播福音变得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了。”[14] 直至1745年卡普清修会在拉萨的传教活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第四，值得一提的是，为使早期西欧传教士在西藏的传教活动中，传教士们“站稳脚跟”，广泛宣传天主教，驳斥藏传佛教，无不刻苦学习藏语，以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同时还潜心研习藏传佛教，用藏语著书立说。由此而留存下来的各种有关天主教的译著、藏文文法的书籍、宣传天主教教义的小册子、驳斥藏传佛教的著作，多不胜数。这种现象在以后英法帝国主义的所谓传教士入藏“传教”期间是绝无仅有的。
三、早期西欧传教士传教失败的原因
天主教早期在西藏的传播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传教士们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收效甚微。在古格王朝时期，即使有以国王和王后为代表的世俗统治阶层身体力行，大力推崇天主教，也才仅有400名藏民领洗入教。而在卡普清修会传教士二十多年的传教生涯中，也才发展了27名教徒(其中可能还包括在藏的尼泊尔人和藏民中的孩子。从1742年5月，西藏当局在拉萨镇压藏民天主教教徒只有5人的情况来看，实际入教人数应该还要少些)。分析西方传教士在西藏传教活动遭到惨败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来看。
从客观原因上看，天主教早期要想在人力、物力、财力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立足于藏传佛教覆盖下的西藏，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
首先，我国西藏早在公元五世纪的吐蕃时期就引入了佛教，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藏传佛教逐渐取代了原始苯教，成为西藏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派别。到西欧传教士入藏传教的十七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势力已覆盖了西藏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各个层面。作为统治阶层的黄教上层僧侣们是绝对不会允许与自己的宗教有抵牾的“异教”传播的，这不仅源于宗教本身的排斥性，更重要的是对本阶层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维护。所以，当天主教的传播还没有触及到黄教寺院集团的利益时，他们还可以以宽宏的精神允许它自由发展，并摆出一副公平的样子与传教士们进行辩论，而一旦他们自身的利益受损，就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甚至以政变的方式加以驱逐。
其次，由于天主教的教义、仪规、道德准则方面与藏传佛教有着极大的差距，而藏传佛教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承，已在藏族人民心目中根深蒂固，所以一般的藏族民众很难再接受天主教的“洗礼”。加上两种宗教文化所代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和习俗都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这对于藏族民众而言，无疑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如天主教反对藏传佛教教义中的轮回、业报等学说，反对藏传佛教中的神灵鬼怪和许多宗教仪轨，特别是那些带有苯教色彩的驱魔打鬼等仪式，都为藏人所不能容忍。
再次，西藏政局的动荡和频仍的战争也严重阻碍了天主教的传播。如安夺德在古格的传教，如果古格王朝没有与拉达克在往年的征战中结下深仇大恨，以至于使它在古格僧侣集团发动的政变中与之里应外合的话，那么天主教的失败则是很难预期的。再如1716年准噶尔侵藏战争的爆发，是致使这一时期卡普清修会的传教活动受到致命打击的重要原因，同时也由于受这次战争的影响，德西德里在拉萨的传教工作也一度被中断。
此外，天主教早期在藏传播的失败也是同西藏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严酷的气候条件的限制紧密相关的。传教士们常年奔波行走于欧洲罗马教廷、印度与西藏之间，路途遥远，充满艰难险阻，人员常常难以补充到位，高原的恶劣环境又使他们难以适应，同时金钱、物资的输送也十分困难，这些无不严重影响着传教士们的工作。
从主观上看，传教士们为维护天主教的“正统”地位而不惜与黄教僧侣集团形成对抗也加速了天主教在西藏传播的失败。虔诚的传教士们笃信“唯我之宗教才是真理，其他均为异端邪说”的观点，他们在同黄教僧侣的辩论中，在著书立说时，无不宣杨自己宗教的“正统”地位，无不大力驳斥藏传佛教的教义与仪规。如安夺德就曾同黄教喇嘛们进行过两次针锋相对的辩论：一次是关于上帝本质的辩论，另一次是关于灵魂轮回的辩论。在辩论中，安夺德极力反对藏传佛教教义中的轮回、恶报等主张，反对那些带有明显苯教特色的驱魔打鬼等仪式，从而引起了黄教僧侣的极大怨恨和不满。而在卡普清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中，即使是在遭到黄教喇嘛的攻击而难以“生存”的情况下，他们也坚决不同意按颇罗鼐所提出的方法——在传扬基督教的同时，尊重藏传佛教和当地习俗进行传教。类似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在无论哪个阶段入藏的天主教传教士身上都普遍存在。这在黄教势力遍布的西藏并不能为天主教的发展争得一席之地，倒是对激起黄教僧侣的愤怒情绪和激化彼此间的矛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天主教在西藏的传播方式也决定了其失败的命运。我们看到，由于天主教的传播都是在西藏上层统治者的许可下进行的，因而统治者的喜好偏向和利益权衡都深深地影响着它的成功与否。一旦统治者被推翻或在利益权衡上稍稍偏向于本土藏传佛教，天主教遭到抛弃的命运就不言而喻了。
四、对早期西欧传教士在西藏活动的评价
如前所述，天主教早期对西藏的渗透是与西方殖民势力东扩的背景分不开的，他们在西藏的所见所闻以及所写的文章、论著等无形中为西欧殖民主义者偷窥西藏提供了帮助。但在事实上，由于早期殖民势力并不能真正触及到西藏，而早期传教士们带有宗教渗透目的的传教活动又深受西藏藏传佛教的压制而功亏一篑，中途“夭折”，因而使得依附于其上的殖民侵略色彩淡化了许多。而在让西方了解西藏和藏传佛教、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西欧传教士们却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一)传教士在西藏的传教过程中，通过与罗马教廷的书信往来和著书论说，广泛的介绍了西藏各方面的情况，包括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山川河流、物产、商业贸易、民土风情以及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使西方第一次全方位了解了西藏，了解了藏民族。在安夺德成为西方进入中国西藏的第一人前，欧洲人对西藏了解甚少，除了一些零星传闻之外，就是西方人不切实际的推测臆断。安夺德等人在入藏时，对所经之地的山峰、湖泊、城镇等进行了测量[15]，并记述了沿途的道路、山川和地貌，气候的冷暖和城郭村镇的见闻等。尤其是对古格王朝的物产、商贸、民俗及藏民族的宗教信仰情况，安夺德更是进行了详细而生动的叙述。通过他的叙述，不但打破了西方人头脑中关于喜马拉雅山区有古代基督教后裔的传说，而且还使他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了西藏。至于后来在卡普清传教士和德西德里传教期间所收集和介绍的西藏各方面情况，则更是完备而详尽。这些都成为了西方了解西藏的一个“窗口”，为西方早期藏学家研究西藏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传教士们为了传播天主教，潜心研习藏文和藏传佛教，编写词典，翻译宗教论著，并用藏语言文字阐释基督教教义和教理，著书论说，促进了西方文化与西藏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如卡普清修会的奥拉齐奥神父就曾用藏语编写和翻译了《基督教教义》、《基督教教理宝鉴》、《马太福音》等书籍，并且将藏传佛教典籍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以及《佛本生记》、《皈依》和关于佛教戒律的《波罗提木杈经》等译成意大利文，向西方传播。为便于进行语言交流和指导传教士们学习藏语，第一批卡普清修会传教士弗朗索瓦·玛利等人编纂了《拉藏辞典》，后经多米尼科改编带回罗马，引起许多西方人学习藏语的热情。在《拉藏辞典》的基础上，奥拉齐奥编纂成《藏意、意藏双向辞典》，共有35，000条词。通过以上种种形式，早期传教士将基督教和基督教文化介绍给了西藏，同时又将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展示给了西方，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为中国西藏打破封闭状态，进一步同世界接触打下了基础。
(三)尤为可贵的是，早期传教士们对西藏政治、历史情况的记述为我们今天研究这一时期西藏的政局变化、权力斗争以及西藏与周边王国和部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如安夺德记述的古格王朝的覆灭，卡普清修会传教士记述的十八世纪初至十八世纪中期西藏政局的变化以及1927年的卫藏战争等。其中，对西藏的历史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是被称为“西方早期最杰出的藏学家”的耶稣会传教士德西德里，他在一些通信和所著的《西藏纪事》中不但详细而准确地记述了西藏自然地理、民俗风情、文化艺术、藏传佛教的方方面面，而且还记述了有关西藏政治机构、西藏社会在十八世纪前期的政治斗争，以及准噶尔侵藏等方面的情况。这些记述不但成为后世人们研究这一时期西藏历史及西藏与准噶尔部关系的重要佐证，而且也阙补了藏、汉、满、蒙等文字资料的不足。
纵观天主教早期在西藏的传播，虽然它对引发西藏政局的演变和改变传统思想、习俗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受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依附于其上的殖民侵略色彩却并不浓厚，并最终被完全掩盖在藏传佛教的光芒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主教早期在西藏的传播既有西方殖民势力东扩的广泛背景，同时也表现出宗教本身所具有的扩张性和排他性。此外，作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一个范例，“西方传教士以极大的热情，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来到雪域传播基督福音的同时，也成为西方世界第一批介绍西藏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历史见证人掀开了藏传佛教神秘面纱的一角。”[16] 早期天主教在藏传播的这一特点，与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英、法、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借传教之名，行侵略之实”以及早期传教士在藏传播“福音”同后来者披着宗教外衣从事侦察刺探和政治图谋活动有明显的区别。
[审稿：许广智]
参考文献与注释
[1]卡普清修会也译作嘉布遣小兄弟会，为方济各修会的一支，于1528年由玛窦.巴西创始于意大利。因该会会员服装附有尖顶风帽，故名为卡普清修会，提倡安贫、节欲、发四愿，过清贫生活。
[2]约·彼·马吉多维奇：世界探险史[M].P138.
[3]、[7]、[8]、[9]、[13]、[14]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M].中国藏学出版社.P56、P363、P365、P524、P483、P492.
[4](法)米歇尔·泰勒：西方发现西藏史[M].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9辑.西藏人民出版社.P406.
[5]传信部全名为“圣宣传信德部”，罗马天主教教廷原行政管理机构之一，管理各教区的教会和教务。现称“万民福音部”。
[6]根据伍昆明所著《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附录《传信部1704年至1807年派遣的三十批102人次赴西藏传教会的卡普清传教士简况表》推算而来。
[10]、[11]古瑟普·托斯卡诺：西藏最早的天主教传教会[M].香港1951年意大利版.P66.
[12](意)L.伯戴克著、周秋友译：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M].西藏人民出版社.P230.
[15]古瑟普·托斯卡诺：耶稣会士对西藏地理知识的贡献[M].西藏杂志[E].新德里.1982(3).
[16]董莉英：天主教在西藏的传播(16-18世纪)及其影响[A].西藏大学学报[E].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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