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研究与哲学社会科学”(笔谈)——问题研究与学科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学科建设论文,哲学社会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很强调学科建设的重要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要 真正搞好学科建设，并不是在本学科既有的知识结构里自动循环就可以实现的。事实上 ，学科建设离不开问题研究。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学科建设的真正基础。发现问题 是学术研究的起点，解决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归宿，而研究就贯穿于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 题的整个过程中。当这个过程所达到的结果能够构成新的知识增量，从而能够有效地纳 入到学科建构之中时，学科建设才能切实推进。因此，我想围绕学科建设与问题研究的 关系谈几点看法。
一、分清两类问题及其真假
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和归宿。正是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推动着学术研究的进展。马 克思在写于1842年5月的《集权问题》一文中，说过一段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话，精辟地 阐述了抓住时代迫切问题的重要性。马克思写道：“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 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 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 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 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每个时代的谜语 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如果说在答案中个人的意图和见识起 着很大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练的眼光才能区别什么属于个人，什么属于时代，那么相 反，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 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 版社，1995年，第203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话中，马克思不仅强调了应该善于抓 住问题而不要迷信现成的答案，而且区分了问题的两种类型：一类是“在内容上有根据 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犹如一道“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的代数方程式，这类问 题是能够找到答案的；另一类问题马克思没有明言，但我们不难从字里行间推断出来， 这就是与上一类问题相反的问题，即“在内容上没有根据的因而也是不合理的问题”， 这类问题在原则上是无解的。“答案”与“问题”的区别在于：答案中包含着个人的意 图和见识，有的答案反映了时代的呼声，有的则纯属个人私见；而真正合理的问题在任 何情况下都是公共的、公开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遗憾的是，人们一般只从这 段话中看到了抓住问题的重要性，而对两类问题的区分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然而，正 是这种区分对于我们今天讨论问题研究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在一定意义上，学术研究可以用如下两句话来概括：以真正学术的方式研究问题，研 究真正的学术问题。所谓以真正学术的方式研究问题，就是按照学术共同体长期形成的 学术规范研究问题。所谓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就是要分清问题的真假。学术研究中的 问题，要么是学术史上流传下来的问题，要么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问题。学术史 上流传下来的问题，有的是由于提问方式不当而引起的，如果不改变提问方式，就容易 被假问题所纠缠；现实问题的提炼也有个提炼是否准确的问题，如果提炼不当，就会形 成假问题。正如维纳所说：“只要我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永远也不会获 得对问题的正确答案。”(注：《维纳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175页。 )当然，要辨别问题的真假，非得有相当的功力和“老练的眼光”才行。
现在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学术要研究当今时代的现实问题。这在一般意义上 并没有错，我赞成这种说法。但是在具体操作时，只有当把生活、实践中，或者某一时 代、人群的特殊境遇中的现实问题转化成学术问题时，才能以学术的方式去加以思考、 研究。而如果它只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具体问题，没有加以学术的处理、转化，在学术 上就很难讨论，或者说这样的讨论也是以非学术的方式加以讨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多 得很，例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对 于这些问题，每个人都可以凭经验或个人感受发表议论，但是经验性的谈论并不是学术 研究，学术研究要从大量经验性材料中发现本质和规律。因此，对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哪一个你能把它转化为在学术上有分量的问题，直接决定了你的学术研究的状况。比 如说研究哲学，往往是某一时代提出了重大的问题，哲学家们又能把它们转化为哲学问 题，以真正哲学的方式来研究这些重大问题，就会把哲学推向前进。而每一个时代的哲 学发展，就表现在这个时代形成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属于它这个时代的问题。 而不是搞表面上的热闹，大家都在谈论日常的具体问题。就是说，你必须对日常问题进 行一种本质抽象，把它转化为哲学问题，才能以哲学的方式去加以处理、研究。当然， 由于学科的多样性，不同学科的学术问题具有差异性，因而学术问题也是有差异性和层 次性的，它们可以属于同一学科，也可能分属于不同的学科。例如，许多问题需要经过 高度抽象才能被提升为哲学问题，而有的问题虽然没有达到哲学层次的抽象，不是哲学 问题，但它们可能是其他学科的学术问题，如社会学问题、经济学问题、法学问题等等 。即使如此，也必须凭借相应学科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方法、手段，才能把这些问题转化 为有意义的学术问题，并以学术的方式去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在当代条件下，发现问 题和研究问题都离不开特定的知识背景。
二、学术研究的社会担当或社会服务功能
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知识背景，而知识背景往往是由一定的学科框架 提供的。但这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只需关心知识增长和学科完善，而可以无视自己的社会 担当功能。当然，这是一种知识的担当，或者说以知识的方式去担当。从这种意义上说 ，我们不能“为学科而学科”抓学科建设，而要在应对和解决问题中促进学科建设。这 就需要认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担当或社会服务功能。
实际上，只要正视历史和现实就不难发现，社会科学正是在应对和回答社会问题的过 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古代世界还没有今天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而近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 本身就是社会变革的产物。15世纪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及后来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 运动，就是适应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着的市民阶层及后来主要由这个阶层所形成的资产阶 级的发展要求而出现的，它们对近代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华勒 斯坦所说：“当时，主权在‘民’正迅速地成为一项通则，社会变革似乎已是大势所趋 。然而，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 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 产生了深刻的社会需求。”(注：《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第10页。)19 世纪，在西欧和美国，社会科学领域中各门不同的学科纷纷形成：人们为了探寻历史发 展的规律，形成了历史学；为了解决商业经营和财政管理中的问题，形成了经济学；为 了探寻制约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社会系统的种种规则，逐渐建立了社会学；为了探寻现代 国家及其政治变化的规律，形成了政治学；随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地区和国家的 入侵和征服，他们遇到了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了一个新的学 科领域，被称为人类学。1945年以后，在美国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创新领域是地区研究， 这是因为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就需要了解全球不同地区的情况和问题，需要 这方面的专家。后来，苏联、西欧及其他许多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研究计划，其主旨也 是如此。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解决发达国家的经济复兴和民族独立国家 的发展问题，开辟了另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这就是现代化/发展理论的研究。地区 研究和现代化/发展研究都需要多门传统学科集结在一起进行共同研究，这就导致了社 会科学领域中出现了“跨学科”和“多学科合作”的新的发展趋势。(注：参见吴元梁 《问题研究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光明日报》2004年7月27日B4版。)由此可见， 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及其存在形态总是与一定的社会需要密切相关的，反过来说，也只 有充分担当起自己的社会服务功能，充分地适应或满足社会的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才能 真正繁荣和发展起来。社会一旦有了某种强烈的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会把科学推向 前进。不仅对自然科学是如此，对哲学社会科学也是如此。
就当前的情况来看，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无的放矢。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担当功 能，主要是针对那种完全游离于民众和社会需要之外的所谓“纯粹”学术研究而言的。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学术研究，尤其像人文学术研究，比如古代文献和语言的研究，都 要直接地满足社会需要，那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观点，我并不赞成。但是就整体而言，学 术研究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担当应有的社会功能，才能发展和壮大自身，这也可以 说是学术发展的一条规律。近代以来，许多学者都提到一个口号，叫做“为学术而学术 ”，即是说，我们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不应该左顾右盼，不应该受外在于学术的东西 左右，而要保持学术自身的独立性。但我认为，这只是在较低层次上对学术提出的要求 。“为学术而学术”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在探讨学术的时候，仅仅是为了玩概念的游戏。 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都有自己的社会担当功能。我们虽然不一定能够做 到像张载所说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但是应该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担当应有的社会服务功能，一定要宣传既有的、现有的道 德或政治原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有自己的价值负载，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学术研 究变成了闲来无事的诗词，无病呻吟的咏叹，那它有没有存在的价值，或者说它可不可 能存在就很值得怀疑了。何况我们所处的并不是一个天下太平、万事大吉、歌舞升平的 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觉得我们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学术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 绩，但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或者说不 能适应时代和事业发展的需要。例如哲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都感觉哲学被边缘 化了，这可能与哲学这门学科的特点有关，因为哲学不可能是那么立竿见影的东西。但 是哲学并不是无用的东西，它也可以满足甚至提升社会的需要。黑格尔讲，哲学是把握 在思想中的时代，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我们可以这样提出问题：我 们这个时代的哲学研究者，有几个人在把握时代精神?在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反映我 们这个时代的疾苦?在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从而使自己的哲学创作，自己的哲学研究的 成果，确实能带给读者一种内心的震撼。其实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老百姓有很多问题， 包括精神和心理方面的问题，你就是把哲学当成一副安慰剂，那也有必要提供出这样一 副安慰剂。可是我们的哲学做得怎样呢?我觉得从这个要求来看，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 的。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即如何正确理解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担当功能。社会科学本身 就是为了探索和解决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其社会担当功能比较容易理解。至于人文学术 所担当的社会职责和使命，可能需要反思一下人文学术担当其社会功能的方式。这就要 充分理解人文学术研究的特点。一般来说，你不能像期望技术科学那样期望人文学科产 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人文学科不能提供这样的东西，你不能期望它提供它不能提供的东 西，而只能期望它提供凭它的本性能够提供的东西。反过来说，你也不能因为它没有提 供你想要的而它又不能提供的东西就说它不重要，从而忽视它。事实上，人文学科对于 传承文明、促进各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提供精神产品以满足民众的文化和精神需要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等，都起着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作用。
三、学科分割过细既不利于问题研究也不利于学科建设
现在学术体制的弊端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程度。现行体制的弊端之一，就是学科分割 过细、壁垒森严，这既不利于问题研究，又不利于学科建设。
其实，现实生活中哪怕最细小的问题，都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例如“吃饭”这件在生 活中最普通最经常的事情，如果认真地细究起来，几乎可以关涉到人类的所有学科—— 生理学、营养学、经济学、美学等等。但是，正如人类不是在有了营养学等等之后才学 会吃饭一样，人类也不是在有了语言学之后才学会说话，有了生理学之后才学会消化。 在人类生活中，问题总比学科更根本，问题是起点和归宿，学科则是探索和解决问题的 方式和手段。分析性思维的习惯是先把问题肢解为各个不同的部分或方面，然后再由不 同的学科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这种方法对于认识问题来说是必要的和必须的，但 对于解决问题来说则远为不够。如果我们认定社会科学研究本身潜在地蕴涵着“解决问 题”的诉求，那么分析性思维就不是自足的和充分的了。更何况学科的划分也是相对的 ，必然会随着知识的积累和进步以及由此造成的知识图景的变化而改变。恩格斯在谈到 分析性思维时曾经说过，这种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 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 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注：《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0页。)其实，人类生活的土壤本身是统一的 ，并无所谓学科之分。只有扎根在这土壤之中，生长出来的植物才会是茁壮的，至于这 些植物被怎样分类则是次要的。
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当代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越来越具有综合 性，从而使这些问题永远不可能在单一学科的范围内得到彻底的解决。当代社会发展的 全球化趋势、现代性的建构和反思、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后果、世界范围的和平与发展 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显然已不再是某些个别学科领域的问题，而是包括哲学、社会学、 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在内的各个学科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例如全球化中的价值和文 化冲突问题，就不仅是哲学，也是文化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 问题；又如现代性问题，现在不仅是哲学，也是很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 。正如孙麾在《从学科综合转向问题综合》一文中所说，当代学术前沿的问题都带有跨 学科的综合性特点，单凭一个学科的资源已无法索解这些问题的答案。全球化和科技革 命的跨地域性发展趋势，使得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失去了解决人类面对的文明冲突和 生存困境的意义和价值。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谈到社会科学的 研究方法时指出：“没有一个概念图式可以把一个社会现实描绘穷尽。每个概念图式都 是在各种特征中遴选某些特征的棱镜，以便突出社会变迁，或者更具体地去回答某些问 题。”“社会科学中最严重的错误是想通过一个凌驾一切的单一概念去观察一个社会的 特点，使得人们对现代社会复杂的特征(重叠的甚至矛盾的特征)产生误解……。任何社 会都混合了各种不同的经济、技术、政治和文化体系(有的特征是所有体系所共有的， 而有些特征则是历史的和特殊的)，要根据人们心中的问题，从不同的有利点加以分析 。”(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6、8页。)事实上，我们总 是可以在各种学科交叉重叠的地方及空缺环节寻找到生长点，在不受任何学科成见束缚 的思想空间中产生出新的研究课题。
近日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对跨学科交流发出了呼吁。日本早稻田 大学校长白井克彦教授在演讲中提到该校颇富特色的“主题研究所”。据他介绍，在早 稻田，志趣相投的教师可以就他们感兴趣的研究项目跨系科自由组成“主题研究所”。 每个所员缴纳相当于1500元人民币的会费后，研究所就可以在学校注册成立。同时，研 究所也可以邀请社会上或产业界的一些人士参加进来。这些“主题研究所”的研究资金 必须由研究所的人自己到企业或是政府中去寻找，资金到位后由校方管理。中方校长认 为，“主题研究所”在人员组成、资金来源甚至在人员确定上拥有的开放性，很适合目 前跨学科交流的趋势，有利于一些新型的交叉学科的建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伯林 格教授的见解也让我们认识到打破学科壁垒的开放性在大学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 在演讲中以艾滋病的研究举例，在他们学校，生化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以 及文化方面的专家都在研究艾滋病，虽然他们之间研究的问题非常接近，但却从来没有 合作过。伯林格校长在演讲中还反思了目前大学的高度专业化，认为这使大学忘记了自 己是一个服务社会的机构，也使大学失去了与公众交流的机会。事实上，学术界由于学 科领域的限制使他们的作用发挥总是有限的，而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就需要采取开放的 思维方式和合作方式，打破不合理的学科壁垒。(注：参见《大学未来变革的“灵魂” 》，《光明日报》2004年8月6日A2版。)
这无疑对那些习惯于在传统的学科框架内讨论问题的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真正面 对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必须调动各种学科的资源，只有通过纵横立体化的综合 ，才能使学术研究与现实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达到充分的相互促进、相互结合。目前 国际学术界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由于当今世界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相互交融，各种思想 文化的相互激荡，人文社会学科正在走向面向现实的综合化，而且正是那些学术大家、 学术高手和思想巨匠们在带头做这样的努力。(注：参见《由<从学科综合转向问题综合 >所引起的》，《光明日报》2004年1月29日C1版。)例如哈贝马斯、德里达、罗蒂等当 代学术大家和思想巨匠，对于他们来说，现行的学科和专业已无法概括其所从事的学术 活动，思想本身更无法以学科和专业来限定。研究大师的人可以大师的思想为专业，但 大师本身并不属于这个专业。在这种趋势下，过去那种学科分割过细、各自封闭、自我 满足式的研究模式，将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然而，要打破狭隘的学科疆界，有时比划定学科的疆界更困难。不仅人文社会科学各 学科之间的界限难以突破，就是哲学各二级分支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 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之间的界限也难以逾越。学 科划分被不恰当地绝对化乃至凝固化，变成了互不往来、互不沟通的封建行会式的分工 。“学科意识”在一些人那里也变形为“阵地意识”，借以保护自身的利益，拒绝他人 介入。我就听说过多例因为从事跨学科研究而到处不讨好的真实故事。看来，要打破狭 隘的学科界限，还需要突破某些僵化的体制性障碍。但我相信，打破陈旧的学科专业划 分，确立“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的研究体制，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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