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维新[1]2001年在《陕西省区域投资环境的变化与评价》文中研究指明投资环境是影响投资效益的客观环境，亦称投资气候，是关系我们能否吸引外资和利用外资的前提条件。为了更好地利用外资，将陕西省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引资者都需要对陕西吸引外资的发展状况有一个详实的了解，因此，区域投资环境状况也就成了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和引资者制定改善投资环境方案时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砝码。本文通过对陕西省利用外资的历史迸程与地域差异特征进行分析，介绍了外资在陕的基本格局；统计1991年到1998年的资料数据，从区域开发的角度，运用逐步回归、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对西部十个省区市进行区际投资环境的差异性评价和对陕西省十个地级城市的区内投资环境的差异性评价，指出影响两个不同范围的区域投资环境的影响因素。现阶段正值我国启动西部大开发工程和即将加入WTO，在此背景下，文章在改善投资环境的一般对策分析基础上，结合陕西的现实区情，从区域比较优势的角度，提出了改善陕西省区域投资环境、扩大利用外资的对策。本文旨在在分析陕西省区域投资环境的影响因素基础上，探求陕西改善投资环境的对策，为引资者与投资者为各自利益取向作出最佳决策提供参考建议。这对改善后迸地区。特别是西部落后省区区域投资环境有一定借鉴意义。 全文在内容上共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对陕西省利用外资取得的成绩作了总体的介绍。其表现为：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陕西省利用外资政策日渐宽松，合同数不断增加。全省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利用外资领域迅速拓宽，资源开发步伐不断加快，利用外资方式日趋灵活多样，既弥补了资金的不足，又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陕西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二部分：用详实的资料对陕西省利用外资的历史进程，外资结构演化及地域空间差异特征作了系统的分析。在国际国内的形势下，介绍了陕西投资环境变化过程与现阶段区域投资环境的区域差异格局，为全面评价陕西区域投资环境做铺垫。第叁部分：根据投资环境的因素分类和对当前几种主流评价模型的分析评价，结合西部地区与陕西省的实际情况，建立区际与区内投资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数据库和模型，并进行评价分析，结果显示，在西部地区影响外商投资的主要因素是经济规模、资本产出率与产业结构层次状况，陕西省在这几方面有一定优势，为了更好地在酉邻地区脱颐而b 彪矗蛛地凯民地凤愉涂0 黔氏议们衡辙识邢以俐闯索大休可分为一般经济因子、政策因子、劳动力因子和环境保护因子，其中经济因子是主导影响因子；通过纵向与横向相结合比较评价，重点分析了冬种影响因子作用力的变化趋势以及区域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根源的探究分析，为制定具体的区域投资环境的改善与建设措施提供了现实依据。第四部分：阐述了现阶段陕西省区域投资环境应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在传统措施的基础上，从区域比较优势的角度出发，认为：扩大利用外资、改善投资环境的对策其实质就是寻找和营造新的区域比较优势，进而提出了在西部大开发与加入WTO背景下陕西省利用外资的区域比较优势选择。文章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一从利用外资的历史进程、投资结构的演化与外资的地域分异的角度分析区域投资环境的变化与空间差异。二首次选取西部落后省级区域进行投资环境评价。文章一反过去与东部沿海地区进行区域比较的方法。选取西部落后地区省区市间的评价比较，并得出劳动力成本不显着的结论。叁在区内投资环境差异性评价时采取阶段性的评价方法，用动态、发展的观点来分析影响区域投资环境因子变化。并对区内投资环境差异性评价与测算结果进行了验证，且相关系数在0．83以上，效果显着。四文章从区域比较优势的角度，提出了现阶段陕西省改善投资环境与扩大利用外资的对策。
李国华[2]2008年在《陕西省投资环境评价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资金短缺是长期以来困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招商引资已成为各地区振兴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陕西省处在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地位,虽然对外开放的程度和步伐日益加快,但是经济发展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资金不足。陕西省要实现经济的腾飞,就必须引进外资。一个地区能否吸引外资以及吸引外商投资额的多少,基本上是由被投资地区的投资环境决定的,因此,研究陕西省投资环境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阐述了投资环境评价的理论;依据构建指标体系的六大原则,构建了由一层4个指标、二层16个指标、叁层35个指标组成的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陕西省5年来投资环境变化作了纵向比较,对2005年陕西省和东部10省市投资环境作了横向比较。运用聚类分析法划分了陕西省各市投资环境类型;提出了优化陕西省总体投资环境、陕西省不同类型区投资环境的建议和对策,以实现陕西省各地投资环境的均衡发展。希望本文的研究为优化陕西省投资环境、更好地吸引外资提供决策依据,从而实现陕西省经济的快速、均衡发展。
高岩辉[3]2009年在《陕北资源富集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广泛而复杂的劳动力转移研究中,经济和社会因素一直是学者关注的核心因素,环境因素处于边缘地位。然而,现实中地理环境复杂、人文基础多样、发展水平不一,围绕人口迁移的各因素的重要性随研究对象及地方背景而改变。陕北地区人地关系复杂,受资源开发和退耕还林工程以及其他经济活动的影响,该地区人地关系变动剧烈。这种变化,一方面区使得该区域资源环境条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可能从边缘地位上升到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使得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和空间上的成功转移对社会、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者从决策与尺度的关联性入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从条件、过程、影响叁方面总结国内农村劳动力转移实践研究,并从地理学传统开始,分析资源、环境因素对人口迁移、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及资源富集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本论文以陕北地区为例,遵循“背景—表现—解释—政策导向”的路线,对陕北资源富集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尝试将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因素纳入一个框架,利用多来源数据资料(普查资料、问卷调查、统计数据等)的分析比较,对陕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背景、特征与模式进行总结,从不同尺度上解释陕北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形成,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陕北地区是生态脆弱区、资源富集区与贫困区的重迭,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生态问题交织在一起,区域发展的系统性与复杂性非常突出,在这类地域系统中,不仅社会经济主要特征的形成和变化受资源、环境因素的直接影响,人类活动的职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及其变化亦与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关联密切。(2)当前陕北农村劳动力转移尚处于初级阶段,主要特征为外出劳动力规模小、外出率低、自发性强、兼业现象明显、从业质量低、本地城市吸纳能力小等。影响劳动力转移的一些现代化因素(如正规部门、教育、政府组织等)的作用尚不明显。从产业和地区流向看,陕北农村劳动力转移集中在本县地域内的传统第叁产业和建筑业,从事制造业和远距离从业人员比重小。陕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殊性在于外出流向和从业结构,以及这种结构背后的区域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因素起到的塑造作用。(3)个人素质、家庭条件、社区状况都影响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城乡收入差异和家庭经营收入在成本收益比较中影响最大;在整体的区域背景之下,初中文化程度的转移劳动力占多数,相对于资源型经济占主导的区域经济结构来说,个体人力资本不能满足产业结构转换的需要;以家庭、邻里为主的传统关系有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获取工作信息,地方政府主导的基层关系网络则是通过劳务输出、技能培训等途径促进劳动力转移,并在资源的开采过程中积极争取地方利益,起到积极作用。(4)区域结构决定了就业机会供给数量、结构和空间分布。在原有薄弱的经济基础之上,资源主导的产业结构与以农业为主的就业结构之间的偏离日益加剧,成为区域最大的结构性问题,这一结构性错位从就业岗位供给的角度决定了从农业、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集中于区内建筑业和传统第叁产业,而非现代制造业。结构化问题在空间上表现为城乡结构中城市缺少能自我持续发展的现代产业基础,吸纳能力难以提高。(5)资源环境及其变化是改变区域结构的主要动力。自然生产条件决定了农业生产条件及其空间差异,所造成的空间分隔是劳动力迁移的障碍,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迁移的动力;生态环境治理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了巨大的推力,在一定期限内也提供了时间和经济上的保障,但其本身并不产生就业岗位;资源开采直接吸纳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较少,其主要作用是塑造了对劳动力转移有利有弊的经济空间。(6)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多而复杂,同一因素既可能产生直接的影响,也可能产生间接的影响,可能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也可能产生阻碍作用。在这复杂的背景之下农民做出是否转移,转移到何处的决策。作者认为,区域特征使得陕北地区农村居民个人选择受到约束,而超越个人和家庭尺度的因素主导了劳动力转移模式的形成。最后,作者比较了不同模式的适用性,提出了陕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战略,并提出,从高端劳务输出、特色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建设入手,拓展就业空间,缓解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造成的矛盾;从减少交通、政策阻碍入手,促进要素流动、集聚,解决城乡结构矛盾,形成有自我持续发展能力的经济中心和合理的空间经济格局;围绕农民等主体,解决个体与区域就业环境对接中的技术、信息等问题。本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作者尝试从尺度出发梳理劳动力转移理论,并将个人、家庭、社区、区域不同尺度与经济、社会、环境因素相结合,构建了资源富集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分析框架,发现并总结了陕北地区农村劳动力“本地化-跳跃式”转移模式及其动力机制,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论文的主要结论和分析框架对理解西部资源富集地区和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借鉴意义。
丁超[4]2013年在《支撑西北干旱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与模拟研究》文中指出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它与石油资源、粮食资源一起并称为叁大战略资源。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需水量迅速增加，水资源供需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同时，水资源也是影响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随着水资源的过度使用，水土流失、水环境恶化也愈发突出。而这些问题在干旱缺水的西北地区显得更加突出，西北地区水资源形势具有自身的特点，如水资源量先天不足、水资源开发率较高、用水效率较低、过量开发导致水环境恶化、水环境污染导致水资源可供给量减少等等。面对着西北地区落后的发展现状与未来的发展机遇，西北干旱地区发展的压力依然巨大。因此，如何处理好西北干旱地区水资源与环境、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加速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水资源高效利用，促进水环境保护，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便成为社会的普遍关注焦点，也成为研究的热点。本文正是基于以上目的，以陕西省为例，对西北干旱地区水资源承载力进行研究，主要包括：（1）完善水资源生态经济社会循环机理。突破原有水资源量承载局限，将绿水资源与生态环境需水纳入到整个水循环过程体系，实现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拓展；以虚拟水理论为基础，通过商品贸易将水资源纳入到社会经济系统的贸易循环中，实现对社会经济系统的拓展。（2）构建了水资源承载力静态评价模型。论文以河流生态需水条件下水资源生态经济社会循环机理研究为基础，运用虚拟水理论和水足迹理论，建立以水资源承载力赤字、经济承载力、社会承载力以及生态承载力为指标的水资源现状承载力评价应用模型；以河流生态需水条件下水资源生态经济社会循环机理研究为基础，对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水资源承载力的水资源系统、生态环境系统、社会人口系统以及经济发展系统中的影响因子进行搜索归纳和整理，建立水资源相对承载力评价应用模型。基于水资源承载力中水资源系统、生态环境系统、社会人口系统以及经济发展系统的分析，构建水资源承载力的多目标规划模型，探索在一定社会水平及技术条件下，水资源承载力的边界。（3）构建水资源承载力的动态分析框架。论文构建了水资源载力动态变化规律分析的SD模型，并将河流生态需水以及水资源承载力静态评价指标纳入SD模型。在SD模型构建中，结合水资源利用的特点，考虑经济系统中污水资源化、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内外水循环交易的影响，建立经济系统的反馈回路，使系统更加符合现实和完备。在水资源承载力动态分析中，构建传统型、高速发展型、资源环境保护型和经济环境协调型四种不同的发展模式模拟方案。（4）水资源承载力现状检验及动态分析的实证研究。论文以陕西省为例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果如下：①现状承载力计算结果表明，水资源对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的发展仍然处于可支撑的范围之内。但是，由于目前的技术水平以及开发条件、开发理念的限制，对蓝水资源开发利用较大，这已经造成了水资源局部承载力不足，也挤占了生态环境用水，成为造成水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②相对承载力计算结果表明，近10年来，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水平均处于Ⅱ级与Ⅲ级之间，水资源利用还有潜力可挖。但是水资源相对承载力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因此，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③极限承载力计算结果表明，水资源承载能力受自然环境较大的影响，但是在水量一定的情况下，承载能力会随着水资源利用水平的提高而迅速提高。同时，在技术一定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及用水结构的调整会对水资源利用的效益产生影响，会部分程度上优化水资源的利用，从而提高水资源的承载能力。这为水资源承载力的动态发展与利用优化指出了一个可实行的方向。④通过SD系统分析，TDS和HES发展模式对水资源的需求极大，但由于发展方式的粗犷，造成经济社会的不可持续发展。REPS和EECS模式减小了水资源的需求，发展速度与技术进步相匹配，使得水资源相对承载力水平有所好转，随着利用水平、技术水平的进一步发展，水资源承载力还有一定提高的潜力。
罗送宝[5]2007年在《陕西省区域发展与空间结构研究》文中认为区域空间结构有其内在的演变规律，区域空间结构的优化是区域发展的永恒主题。区域发展与空间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区域发展成为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的动力，区域空间结构的优化促进了区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其区域空间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依据区域发展与空间结构的相关理论，以特定区域——陕西省为例，根据大量实地调查数据与文献资料，系统分析了陕西省经济发展与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探讨了区域发展与空间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模式及各区域发展的具体措施。该项研究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关于区域空间结构的研究内容，而且在实践上为政府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了较为科学的依据。本文主要内容包括以下6个方面：第1章，阐明了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对国内外区域空间结构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综述，明确了本文研究的指导思想与研究方法，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特点与创新之处。第2章，首先诠释了区域与区域发展的基本概念，论述了区域发展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区域发展阶段理论、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威廉逊趋同假说、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阐述了区域空间结构的概念、基本要素、特征、演变及区域空间结构的主要理论，包括增长极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点-轴渐进扩散理论、梯度与反梯度理论；并探讨了区域发展与空间结构的关系，为本文进一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3章，主要分析了陕西省区域经济发展。首先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区域经济的增长，并判断了陕西省目前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即刚刚进入工业化中期。接着，分析了陕西省叁次产业的增长与产业结构的演变、产业效益、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最后，从区域经济差异总体水平的动态变化趋势、区域经济差异的特征、原因、影响4个方面对陕西省区域经济差异进行了系统评价。第4章，详细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系统评价了陕西省区域空间结构基本要素的现状，确定了陕西省区域空间发展的点-轴系统。指出了陕西省区域空间结构现状存在的问题，即区域内部经济总量的空间分布很不均衡，极点区域与点间区域、轴线区域与轴间区域的差异明显，城镇空间发展不平衡、规模等级结构不完善。并从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可达性、技术创新、外资流向与市场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4个方面探讨了陕西省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第5章，结合经济全球化与“入世”、西部大开发、陇海经济带、宁西铁路的修建等区域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根据区域发展的空间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提出了各区域发展的适宜模式，即在关中地区实施网络式与点-轴式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在陕南地区实施点-轴式与增长极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在陕北地区实施增长极发展模式。最后，提出了全省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策略，即加速城镇化进程，完善区域基础设施，促进区域问经济要素的流动，协调好区域间利益。并针对省内叁大经济区域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各区域具体的经济发展对策。第6章，对本文研究进行了理论总结，指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何轶青[6]2014年在《区域物流竞争力研究》文中提出区域物流作为物流的一个子系统，有经济区域的属性，其研究的是特定区域空间范围内的物流活动。区域物流竞争力是区域物流水平及其物流综合能力的重要体现，是一个城市或地区与其对手相比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吸引资源、占领市场、提升质量、为物流需求者提供服务的优势和能力，对区域经济及其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影响。因此，通过研究区域物流竞争力衡量一个区域物流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情况，把握地区物流业发展水平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确保区域物流发展规划和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区域物流实现健康、稳定、协调发展的目标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正是基于以上背景，通过国内外物流发展及现状研究，从区域角度构建科学、合理的物流竞争力评价模型并对陕西省进行实例分析。首先，通过梳理区域物流及其竞争力的相关理论，对区域物流竞争力的概念进行定义，并理解其内涵和特征；其次，提出对区域物流竞争力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结合区域物流的特性，构建出包括区域物流现实竞争力和区域物流潜在竞争力的区域物流竞争力评价指标模型；再次，对比了常用评价方法的优劣及适用性后，选择因子分析法及变异系数法，并以陕西省为实例研究对象，通过SPSS18.0与西部地区的其它11个地区进行比较分析，得出陕西省在西部地区中排名第四，潜在竞争力稍落后于现实竞争力，说明陕西省应在保持其现实竞争力的基础上，培育潜在竞争力，加快区域物流综合竞争力水平的提升；最后，针对陕西省区域物流竞争力实证模型分析结论，给出了以政府营造良好物流发展环境为基础，优化产业结构、建设地区物流品牌，加大投资力度、优化基础设施，提高信息化水平、建设物流信息平台等提升陕西省区域物流业综合竞争力的思考意见。
李柏山[7]2013年在《水资源开发利用对汉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影响及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文中指出汉江流域是长江第一大支流,分布有丰富的水能资源,占长江流域技术可开发量的7.2%。开发汉江流域水资源是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当前汉江流域各省份经济社会发展之必需。但当前过快的水资源开发速度,导致汉江水资源开发面临众多的生态环境问题。随着流域内人们对生活环境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许多生态环境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同时影响到汉江流域水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和流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从流域层面开展水资源开发利用对汉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及生态系统健康影响研究,可为流域水资源管理与保护提供技术支撑及科学依据。本论文以汉江为对象,研究了水资源开发利用对汉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针对汉江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流域水环境承载力、流域水生态承载力、水电梯级开发对汉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及汉江水华发生影响因子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汉江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构建基于距离指数法的汉江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概念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汉江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等级状态为：从流域来看,汉江全流域为“中等”,上游流域为“较高”,中游流域为“中等”,下游流域为“中等”；从地区来看,汉中市、安康市、十堰市、商洛市、神农架林区为“较高”,应城市、汉川市、南阳市、武汉市、天门市、潜江市、仙桃市为“中等”,荆门市为“较低”,襄阳市为“低”。水资源开发利用对汉江流域水资源产生巨大影响,对中下游流域影响更为强烈,汉江中下游水资源承载力较上游下降明显。采用GIS技术,结合水资源承载力综合分析,将计算结果集成汉江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评价图。此外,建立了汉江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了2010-2040年不同方案下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综合变化率,提出了包括开源、节水、治污等措施的的汉江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提高的最优方案。(2)构建流域水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以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汉江流域水环境承载力评价结果显示：从流域来看,全流域为“较低”,上游流域为“中等”,中游流域为“较低”,下游流域为“较低”。从地区来看,神农架林区为“较高”,汉中市、十堰市、商洛市、安康市为“中等”,汉川市、荆门市、南阳市、应城市、潜江市、仙桃市、天门市为“较低”,襄阳市、武汉市为“低”。采用GIS技术,结合水环境承载力综合分析,将计算结果集成汉江流域水环境承载力评价图。水资源开发利用对汉江流域水环境各承载指数均有影响,造成汉江中下游水环境承载指数呈显着下降。此外,构建了汉江流域水环境承载力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了2010-2040年不同方案下流域水环境承载力指标变化值,提出了新建引水工程、供水管网改造、新建污水处理厂相结合的汉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优化调整方案。(3)在分析汉江干流水电梯级开发的基础上,构建基于PSR模型框架的水电梯级开发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并以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水电梯级开发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结果显示：随着汉江干流梯级大坝的逐步开放,汉江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综合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水电梯级开发将会对汉江流域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水电梯级开发对汉江生态环境的压力影响较为明显,汉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在王甫洲和黄金峡运营时期呈现下降趋势,在崔家营电站运营后,由于防洪功能和水资源调节功能的增大而使得生态系统综合功能有所改善,但随着大坝的增大使得生态系统综合功能又有继续下降的趋势。将标准化后的各个水电开发阶段的压力指数和汉江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综合指数利用SPSS进行拟合分析,建立水电梯级开发生态环境影响预测模型,定量预测汉江干流水电梯级开发生态环境影响程度。(4)对汉江流域水华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汉江水华的发生主要受到气象、水文、水质和社会经济系统因素影响的结论。根据汉江水华发生的限制条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筛选影响汉江水华发生的显着因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建立汉江仙桃段和武汉段多个影响因子间的线性回归方程,进一步确定影响水华发生的主要影响因子。基于响应面分析建立汉江仙桃段和汉江武汉段水华发生年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汉江仙桃段和武汉段水华可能发生的限制条件。此外,构建汉江流域水华发生系统动力学模型,选取气温、流量、流速、总氮、氮磷比和COD排放量这6个指标作为决策变量。通过改变决策变量的值来得到不同方案下相关指标的模拟结果。再将模拟结果进行量化即可得到不同方案下藻类细胞数量的大小及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在实施引江济(补)汉工程、丹江口水库与引江济汉工程联合调度、加大治污力度、实施生态补偿与湿地保护相结合,可使得全流域的水华发生的可能性大幅下降,对汉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有了很好的促进作用。(5)构建流域水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以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汉江流域水生态承载力评价结果显示：从流域来看,全流域为“中等”,上游流域为“中等”,下游流域为“较低”,中游流域为“较低”；从地区来看,安康市为“较高”,十堰市、汉中市、神农架林区、商洛市、潜江市为“中等”,武汉市、荆门市、仙桃市、南阳市、汉川市、应城市、襄阳市、天门市均为“较低”。采用GIS技术,结合水生态承载力综合分析,将计算结果集成汉江流域水生态承载力评价图。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对流域水生态各承载指数均有影响,造成汉江中下游水生态承载指数呈显着下降。此外,构建了汉江流域水生态承载力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了2010-2040年流域水生态承载力变化情况。(6)构建基于综合健康指数法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对汉江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汉江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结果显示：从流域来看,全流域为“不健康”,上游流域为“亚健康”,中游流域为“不健康”,下游流域为“不健康”；从地区来看,汉中市、神农架林区、安康市、十堰市为“健康”,商洛市、荆门市为“亚健康”,南阳市、汉川市、应城市、潜江市、仙桃市、天门市、襄阳市、武汉市均为“不健康,,。说明水资源开发利用对汉江流域生态系统均有影响,并造成汉江流域中下游生态系统健康程度下降明显。采用GIS技术,结合生态系统健康综合分析,将计算结果集成汉江流域生态系统健康分布图。此外,构建了汉江流域生态系统健康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了2010-2040年不同方案下流域生态系统健康指标变化值,提出了汉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优化调整方案。
李小锋[8]2008年在《陕西省区域创新能力评价研究》文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创新能力已成为决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创新已成为区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之一。陕西省具有较强的教育和科技基础,综合创新能力位居全国第十位左右。但是,在关中、陕北和陕南不同区域是极其不平衡的。正确、客观地揭示和评价陕西省区域创新能力的特征,研究陕西省区域创新能力培育、保持和提升的有效途径,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科技创新政策,是陕西省有效发挥科技资源优势,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陕西,实现由科技大省向科技、经济强省转变而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在总结区域创新能力的相关理论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依据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结合区域创新活动的特点,提出了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运用鉴别力分析法对评价指标进行筛选,构建了陕西省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陕西省各个地市的实地调研,系统地分析了陕西省创新能力的现状,剖析了陕西省创新能力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陕西省关中、陕北和陕南共10个行政区划为区域,利用2005-2006年的指标数据,运用SPSS15.0统计软件,通过因子分析法分别对10个区域的知识创造、知识流动、企业技术创新、创新环境以及创新的经济绩效五个分项能力和综合创新能力做了定量比较和评价;对综合评价结果进行了聚类分析。辨识了各个地级市区域创新能力的主要特征及其存在问题,提出了陕西省以及关中、陕北和陕南不同区域提高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以期为陕西省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提供政策和措施参考。
龚海东[9]2014年在《产业地产投资环境评价研究》文中提出产业地产能够实现产业、城市、房地产叁者的相互融合和良性的互动发展。投资环境是影响和制约投资运行效率的各种外部因素的总和，对投资环境进行分析评价有助于决策者在投资决策之初把控风险；而目前国内外对产业地产投资环境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鉴于此，本文从产业地产开发商的视角出发，对中尺度地域范围的产业地产（工业产业综合体）一般性投资环境进行探索性的中观评价研究。本文在已有投资环境与产业地产的相应理论研究基础上，从产业地产开发商的视角出发，结合产业地产的特征，采用频度统计、理论分析和专家确认等方法，从经济、基础设施、社会服务、产业环境四个方面筛选出44项具体指标，构建了产业地产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各指标进行了定性的解释和分析；其次将投影寻踪动态聚类模型引入到产业地产投资环境评价方法中，该方法能够完全根据原始数据信息的自身特性实现排序和聚类分析，使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可靠；同时采用基于实数编码的加速遗传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编写了加速遗传算法的MATLAB程序；最后借助陕西省9个地级市的产业地产投资环境对评价模型进行验证。实证研究验证了评价模型的正确性，并得出陕西省产业地产投资环境的排序聚类结果：第一类城市排序依次为宝鸡，咸阳，榆林，铜川；第二类城市排序依次为延安，渭南，汉中；第叁类城市排序依次为安康，商洛。同时我们结合陕西省各研究样本城市的实际资源禀赋情况对产业地产的类型选择提出了相应建议。
宋咏梅[10]2013年在《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测评及显化机制研究：以陕西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各地方政府对旅游业的高度重视,区域之间旅游业的竞争日趋激烈。由于省级政府具有较大的行政管理与经济发展决策权,旅游业发展相关研究成果对省级决策者更具现实应用价值。然而,省域旅游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关注旅游产业当前的发展情况,更要关注旅游产业潜在能力的积累。由此,探究省域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来源、构成,特别是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如何积累并显化为现实层面的竞争力,就成为实践操作层面上亟待解决和深化的问题。本文在综合相关理论和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廓清了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相关概念；在系统论的指导下,通过分析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构成,构建了包括旅游产业要素驱动力、旅游市场需求拉动力和旅游产业环境支撑力叁个层面的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潜力DPS分析模型,由此建立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测评模式。然后,利用2006-2011年相关数据,运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回归分析等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对我国31个省级区域的旅游产业发展潜力进行综合测评和深入分析,厘清影响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主要因素,概括我国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分布格局,揭示各省区旅游业发展潜能和潜在优、劣势。接着,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定量测评结果,结合产业竞争力相关理论以及对旅游产业发展规律的探索,进一步探究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显化成为竞争实力的动力系统及其作用机理,构建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显化机制。最后,以陕西为研究对象,在对其旅游产业发展潜力进行综合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以之前理论分析为指导,研究制定提升、显化陕西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对策。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潜力DPS分析模型由旅游产业要素驱动力、旅游市场需求拉动力和旅游产业环境支撑力叁个层面构成；2.无论是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叁个层面的分解力,还是综合的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大体都呈现自东部向中、西部由高到低的梯次分布态势；3.影响省区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主要因素按影响程度由大到小分别为：经济社会支撑、旅游产业要素规模、旅游需求层次、旅游产业组织效率、服务环境、旅游需求规模、国内旅游需求增长力、入境旅游需求增长力、旅游专业人才储备、旅游产业结构、文化环境和生态环境；4.省区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源于其产业发展潜力的提升与显化。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显化的动力系统由内源动力和外源动力组成,系统的作用机理包括双源动力整合驱动和叁维动力耦合驱动两种模式；基础、环境和路径叁维度动力及其整合与协作,构成了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叁位一体的显化机制；5.陕西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处于全国中下游,在旅游需求层次、服务环境支撑和经济社会支撑方面具有显着优势,在旅游需求规模和旅游需求增长力方面具有模糊优势,在旅游产业组织效率、旅游产业结构、文化环境支撑和生态环境支撑等方面具有显着劣势,而在旅游产业要素规模和专业人才储备方面具有模糊劣势；6.根据管理学中“8020”原理,产业组织效率、产业结构、文化环境支撑、产业要素规模和专业人才储备等为陕西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提升与显化的关键因素,进行大旅游产业集群建设是陕西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显化的必要策略。本文的创新之点包括：1.论文选题新颖,对中国省域,尤其是对陕西省的旅游产业发展潜力进行综合测评分析,具有一定的新意；2.研究方法多元交叉,运用合理。本研究涉及管理学、经济学、旅游学等学科理论,并涉及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做到了理论探索与实践剖析相结合；3.论文在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测评及显化理论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构建了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潜力DPS理论分析模型和叁位一体的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显化机制模型。本文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了区域旅游学科基本理论,为我国和陕西省区域旅游发展潜力的提升与显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方法论基础,为陕西旅游业发展模式和路径选择提供了理论支持,对我国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陕西省区域投资环境的变化与评价[D]. 欧维新. 陕西师范大学. 2001
[2]. 陕西省投资环境评价与对策研究[D]. 李国华. 西安科技大学. 2008
[3]. 陕北资源富集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D]. 高岩辉. 西北大学. 2009
[4]. 支撑西北干旱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与模拟研究[D]. 丁超.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3
[5]. 陕西省区域发展与空间结构研究[D]. 罗送宝. 陕西师范大学. 2007
[6]. 区域物流竞争力研究[D]. 何轶青. 长安大学. 2014
[7]. 水资源开发利用对汉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影响及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D]. 李柏山. 武汉大学. 2013
[8]. 陕西省区域创新能力评价研究[D]. 李小锋. 西安科技大学. 2008
[9]. 产业地产投资环境评价研究[D]. 龚海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4
[10]. 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测评及显化机制研究：以陕西为例[D]. 宋咏梅.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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