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军从拥蒋到反蒋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九路军论文,拥蒋到反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九路军正式成军于1930年7月，成名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闽变”），旋即失败瓦解。
从1927年宁汉分裂时起，反蒋活动不断，形成国民党统治前期政坛的奇观。在各种反蒋者中间，十九路军具有特殊之处——“毁党灭国”，跳出“党国”体制反蒋，但又非一贯反蒋，而是曾长期拥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从拥蒋转变为反蒋的过程。
对十九路军及福建事变的评说早在事变失败后就已开始。1934年，受胡汉民等支持的“中国青年军人社”最早剖析了十九路军反蒋的多种根源。① 1937年，“闽变”的要角胡秋原在英文《美亚》杂志发表文章，介绍十九路军的渊源与演变，将其反蒋的原因归结为十九路军对蒋介石长久的统一与御侮期望的彻底破灭。② 1946年，十九路军“三巨头”之一蔡廷锴在香港出版自传，不啻十九路军之专史。③ 从1960年代迄今，有关十九路军及福建事变的学术类作品累计约有20篇（部）。④ 这些成果的重心主要在“后果”方面——福建事变研究，而其“前因”，即事变爆发前反蒋意识在十九路军的萌发和积累，未能充分关注。
鉴于此，本文试图更全面地诠释十九路军从拥蒋到反蒋的转变，深化对国民党统治前期反蒋运动、政局演变和政治文化的认识。
一、拥蒋背后的隐忧
对于十九路军早期的拥蒋史，许多人作过描述。丘念台（丘逢甲之子）认为十九路军“是拥护中央最久也最力的广东部队”。⑤ 胡汉民说：“十九号友（指十九路军——引者注，以下凡引文内括注均为引用者所加，不另说明）凡三数次救门神（指蒋介石）于危。”⑥ 胡秋原声称：“从东征到淞沪抗战，十九路军的前身部队一直属于蒋介石最忠实的支持者。他们数次把他从内战的危难中拯救出来，帮助他进于现在的高位。”⑦ 陈公博则指出陈铭枢由“原本是拥蒋最力的，忽一变而为反蒋”，并历数其如何“拥蒋最力”：
他（蒋介石）赶许汝为（许崇智），事前和他（陈铭枢）商量。招致唐孟潇（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军，派他当代表。囚胡展堂（胡汉民），使他安定广东。而真如（陈铭枢）呢，的确也替蒋先生卖尽许多气力，宁汉分裂，真如宁可放弃了他的军队，也不赞成武汉而走南京，张桂军围攻广州之役，完全靠他十九路军，才反败为胜。蒋先生在扩大会议之时，直是精疲力尽，也全凭十九路军恢复济南，才重安北方之局。⑧
陈铭枢拥蒋也就是十九路军拥蒋。从1921年粤军第一师成立到1928年，陈铭枢一直是十九路军的最高长官，⑨ 二者本为一体。1928年末，陈铭枢辞去军职，与十九路军已无名义上的统属关系（1931年6月一度恢复），十九路军一向作为“陈家军”的色彩也逐渐减弱。即便如此，把陈铭枢定义为十九路军的“庇护者”、“精神导师”或者“主脑”依然是合适的。⑩
早在1925年第一次东征时，蒋介石出任东征军总指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陈铭枢粤军第一师第一旅等部出征。攻打兴宁时，身兼粤军总司令和东征总司令的许崇智向陈铭枢和蒋介石下达攻击同一目标的命令，却不按常规指定陈受蒋指挥，陈铭枢主动表示“当然”受蒋指挥。陈铭枢视许崇智此举为许对蒋介石“有意见”。(11) 此前，许崇智曾下令张民达师等部粤军统归蒋介石指挥，三天后，蒋要求许崇智收回指挥粤军成命，可见此事还有比陈铭枢所理解的“有意见”更复杂的一面。同年9月，蒋介石借“廖案”驱逐许崇智，又得到陈铭枢支持，陈还奉蒋之命“护送”许崇智下船赴沪。(12)“廖案”使一批粤军遭到整肃，驻军佛山的团长张发奎也怀疑旅长陈铭枢向蒋介石说自己的坏话，在接到开赴广州的命令后拒绝执行，率全团撤向高明。(13) 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前后，陈铭枢已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当时蒋介石与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蒋李交恶”之说时有所闻，中共方面对支持李济深抗衡、反击蒋介石也怀有期许，但由于陈铭枢亲蒋等因素制约，李济深抗蒋之举终未成为现实。(14) 其实，在东征以前，陈蒋之间并无特殊交往。陈铭枢如此自觉地支持此时地位还不高的蒋介石，主要是因为后者代表着“政府”，陈把自己的行为当作拥护“政府”的表现。(15) 两次东征的大捷又使蒋介石进一步确立威望，陈铭枢可能对蒋还产生“领袖崇拜”意识。(16)
从北伐到南京“清共”，蒋介石、李济深、陈铭枢等不约而同地右转，蒋反对过激的工农运动，李对工人运动抱有成见，陈也“不赞同左派主张”，(17) 陈蒋结合开始带上政见色彩。政局演变成宁汉对峙后，1927年3月，在武汉阵营身膺要职的陈铭枢突然从武汉出走，到南京出任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主任（一说副主任）。仍留在武汉阵营的蔡廷锴奉命东征讨蒋，其间参加南昌起义，在脱离起义军后拒绝重返武汉阵营。蔡廷锴给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打电话，自称“忠于陈铭枢，支持蒋先生，我们（指张发奎和蔡廷锴）反蒋是错误的”，并“因蒋先生而恨我（张发奎自称）”。(18)“蔡廷锴率部长途进军到福建，在那里十一军的领袖们相遇了，他们决定与蒋介石合作以完成中国的统一”。(19)
1929年及1931年，陈铭枢及十九路军还有两次关键的拥蒋之举。1929年3月蒋介石扣押李济深后，作为李济深手下第一号人物，陈铭枢立即表态拥护蒋介石和南京中央，并化解一些广东将领以武力营救李济深的图谋。如果没有陈铭枢此举，也就没有蒋光鼐、蔡廷锴两个师随后为蒋介石南征北战。蒋、蔡(20) 两师（及李扬敬师）先在湖南衡阳大败企图与北方反蒋势力会合的张桂军（张发奎和新桂系联军），随后北上攻克济南，击溃阎锡山部；再转战平汉路，大败冯玉祥部，为蒋介石平定此次声势浩大的反蒋浪潮立下汗马功劳。1931年4月宁粤分裂前夕，与陈济棠、古应芬等反蒋粤人关系密切且同为粤人的陈铭枢，突然离粤并宣布拥蒋，此举不仅减弱此次广东反蒋的声势，还直接影响十九路军，使后者也重新站稳拥蒋的立场。
对于两人不寻常的关系，陈铭枢和蒋介石彼此也有默契。陈铭枢承认1927年2月武汉阵营之所以派他去南昌见蒋介石，是因为那些武汉政要都认为他既是蒋介石“所信任的”，他本人又“袒蒋”。(21) 其从武汉出走，也是因为他“跟蒋先生关系太深”，“蒋已往待他太好”。(22) 蒋介石同样视陈铭枢为忠实干部。1927年8月蒋介石由徐州北伐前线败退时，与陈铭枢同处一节车厢，对陈“殷勤备至”。(23) 次年初，蒋介石怀疑李济深有“异心”，首先想到的便是驻扎在粤东的陈铭枢第十一军会受牵连，担心李济深拿这支亲蒋部队开刀，遂密电陈，“令速将所部开来长江，盖为保全其实力计也”。唯恐陈铭枢不明自己的苦心，蒋介石又同时密电同驻粤东的钱大钧，嘱其速向陈“密为晓喻”。(24)
然而，陈蒋之间的紧密结合以及十九路军长期的拥蒋，掩盖不住双方关系中的隐忧和危机。
在“个人关系”上，陈铭枢和蒋介石之间缺乏必要的纽带。研究军阀政治的齐锡生、陈志让都认为“个人关系”在派系中普遍而重要，是结成派系的基础。(25) 研究国民党派系政治的田宏懋认为蒋介石与其追随者主要以五种个人关系来维系，即地域关系、家族纽带、学校纽带、结拜兄弟关系、保护—被保护人关系。(26) 除一度可能存在的“保护—被保护人关系”，蒋介石与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主要将领不具备其他个人关系。他们之间仅有过时间不长的直接上下级关系，这种关系对加强政治结合的作用本就“极小”。(27) 在1927年国民党转向反共以前，因有政见共识相维系，这一个人关系之欠缺尚不易显露；1927年后，国民党内部政见差异开始缩小，“冲突主要不是由意识形态的利益所在支配的”，“政治斗争……很少有意识形态的差异”，(28) 陈铭枢和蒋介石个人关系中的先天不足就逐渐显露并发生作用。
在一定时期如1927年，陈铭枢可算作蒋介石集团或派系的一员，然而陈本人及十九路军还有自己的“团体”，提示着国民党的政治现实不仅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而且“派中有派”。与陈铭枢蒋介石之间明显缺乏“个人关系”不同，十九路军“团体”之内尤其是其“三巨头”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有着紧密的个人关系：三人均属粤籍（蔡廷锴与几位师旅长区寿年、沈光汉、谭启秀等还都是广东罗定人）。早在1907年，陈铭枢与蒋光鼐就考入广东陆军小学，为该校第二期同学。1917年左右，“三巨头”已聚首于驻粤桂军林虎部（肇军）。从1921年粤军第一师成立时起，作为十九路军前身的该师“第四团在1920年代革命斗争时期屡经改组、整编与扩充，但其军官们仍保持紧密的个人与职业纽带”。(29) 到1927年宁汉分裂时，十九路军的“团体”意识已相当强烈。陈公博说陈铭枢“宁可放弃了他的军队，也不赞成武汉而走南京”，并不确切。当蒋光鼐也想离开时，陈铭枢立即反对：“那绝对不行！如果我们两人同时离开，部队岂不瓦解……只要部队保存，以后还是有办法的。”蔡廷锴难过得“几乎哭起来”，他向陈铭枢保证：“军长现在虽然走了，但将来无论天南地北，我都是服从军长的。”(30) 但后来蒋光鼐还是离开武汉。蔡廷锴独自率部留汉期间，华振中等形容蔡就好比“关公归曹，其心实未尝一日忘记刘大哥”。(31) 当他率部脱离南昌起义军后，即电请陈铭枢、蒋光鼐回军主持。
最能体现“团体”意识的是陈铭枢对十九路军已无统率名义时。1929年，已解除军职、转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铭枢“在军事上仍有很强的发言权和指挥权”，(32) 每每直接指挥广东军队作战。对此，陈铭枢后来解释是新任军事长官陈济棠为其早年旧部，双方共事有年，所以要靠他指挥。(33) 然而，陈济棠信任并依赖陈铭枢指挥固然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恐怕还是长期受陈铭枢统辖的蒋、蔡两师“虽名受陈济棠节制，而实受陈铭枢指挥”，(34) 陈济棠对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的“团体”关系不能不表示尊重。这种“团体”意识显然影响十九路军与蒋介石的关系。前述蔡廷锴“忠于陈铭枢，支持蒋先生”的表白，即隐约表达其“忠陈”程度超过“拥蒋”。
地域关系的欠缺也是一大因素。十九路军是以广东人为主体的军事集团，亲历福建事变的陈祖康甚至断言十九路军“绝对不信任广东以外的人”。(35) 蒋介石对陈铭枢的粤人身份也早有疑虑。引发1931年蒋介石软禁胡汉民的原因之一，就是蒋怀疑陈铭枢、陈济棠等粤籍军人已成为胡在“军队之人”。尽管胡汉民对此矢口否认，(36) 陈立夫还是指出：“也许广东的军队……是和胡先生关系相当好”，加之杨永泰以“胡汉民联系军人的行动是有阴谋的”来挑拨，(37) 蒋介石的疑虑自然更深。
还不止于此。作为十九路军的领袖，陈铭枢交游广阔，而性格、思想又复杂，“其全国性的视野和人际关系之广泛，在粤军同事中，鲜有出其右者”。(38) 在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期间，他通过资助“神州国光社”，结交王礼锡、胡秋原等左倾文人，逐渐为各种新学说所倾倒。胡秋原说陈铭枢“以学者型将军而闻名”，“拥有从佛教到马克思主义这样广泛的知识”。(39) 丘念台也指出：“陈氏是一个有学问、有才干的人，但他的嗜好和思想都很复杂，平日爱谈新思想、新政治，想做学者圣贤，又想做英雄和政治家，有时却以文字陶情，俨然风流才子。”(40) 蒋介石思想偏旧，当他提出希望跟陈铭枢结拜为兄弟时，即被陈批评一顿，(41) 这一个人关系又无法成立。丘念台便把福建事变的“远因”归结为“陈氏思想性格所使然”。(42)
二、最初的“误解”与裂痕
与许多反蒋者不同，十九路军因长期拥蒋，其成为反蒋者的转变过程也更长、更复杂，而转变之初主要由彼此的一些“误解”引发。
最初是陈铭枢与蒋介石关系的细微变化。1927年初，蒋介石对陈铭枢已有“喜欢干预政治，却不顾及他自己的军事职责”的訾议。(43) 前文所述蒋介石密令陈铭枢脱离李济深，可能是第一件明显影响两人关系之事，因为陈铭枢没有奉命北归。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样接到北归密令的钱大钧（也是粤军第一师旧人）迅即率部北撤。蒋介石对陈铭枢坚持留粤的表面反应是：“真如不从余命，今竟受伤，曷胜悯念。”(44) 实际是否只有关心而无他，已无法测度。蒋介石发出上项密令应本之两人关系的历史经验，也是按照“保护—被保护人关系”的准则行事，陈铭枢选择留粤则意味着他不接受这一个人关系所赋予的角色。1929年3月末，陈铭枢听说蒋介石重新起用张发奎，即致电反对。当时亲见此电文的张发奎还记得陈铭枢在电文暗示“倘若蒋先生起用我（张发奎自称），第十一军将不会听命于蒋”。蒋介石却自信他与陈铭枢有“相处之道”，仍公开起用张发奎。(45)
相比这两件无人留意的“小事”，学者们更瞩目的是1929年3月广东易主时蒋介石提拔陈济棠而不是陈铭枢出任广东军事长官，关于陈铭枢对此不满之说随之浮现。易劳逸认为，约在1929年或1930年，陈铭枢开始对党内领导集团不满，一个可能原因是在其地位上升的同时，南京却派陈济棠担任广东的最高军事领袖，从而把陈济棠提升到陈铭枢之上。(46) Hsi也指出，陈铭枢对蒋介石生怨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南京对陈济棠的提拔以及绕过陈铭枢的做法。(47) 但他们的说法只是出于推断而无确凿依据——易劳逸还用“或许很自然地感到”（might very naturally have felt）这样的字眼。如果联系上述两次风波，蒋介石的做法很容易被解读为对陈铭枢进行报复，即对离异或企图离异者睚眦必报。
但这一解读缺乏充分的理据，陈铭枢本人对这一安排也不大可能感到委屈和不满。还在1928年，陈铭枢就力主军民分治，7月22日更通电辞去所有行政兼职，认为“军民分治，郅隆所基，军涉政治，则政治万古纷乱，不上轨道”。(48) 同年12月19日，陈铭枢宣誓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此前（12月7日）辞去第十一军军长职，还表示今后将“摆脱军队生活，专理省政”。(49) 就算这不过是一种高姿态或以退为进的策略，但其辞去军职总归是事实，蒋介石在安排广东的“后事”时也就不能不考虑这个事实。而在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时，陈铭枢刚好在香港因走避火灾摔断腿；当广州的将领们群情激昂、纷主以“武装和平”方式营救李济深时，他还在香港治疗腿伤，也不可能胜任接掌军权的重任。
同样似是而非的还包括这样一种认识：在陈铭枢、陈济棠共治广东时，蒋介石有意纵容陈济棠以牵制陈铭枢，使后者不满。如李宗仁声称，当陈铭枢把其受到陈济棠“排挤”一事诉诸中央时，蒋介石“故意纵容”陈济棠，使陈铭枢“含恨在心”。此说并不可信，因为李接着说：“陈铭枢含恨在心，从此乃暗中积极反蒋。到胡汉民被囚事件发生，所有粤籍中委又团结一致，铭枢、济棠也尽释旧怨，在广州开会反蒋援胡。”(50) 事实是就在陈济棠揭橥反蒋旗帜的前几天，陈铭枢突然从广州出走，并宣布拥蒋。而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陈济棠也更需要受“牵制”，他与蒋介石的关系较浅，但又掌握比陈铭枢所掌握的政权更重要的军权，容易发展成地方割据势力而尾大不掉。
的确，在处理两陈龃龉时，蒋介石总是叫陈铭枢对陈济棠忍让，当时的局外人及后来的学者可能以为陈铭枢一定很不满。从1929—1931年间蒋介石“事略稿本”所记录的往来函电来看，蒋介石对陈济棠总是客客气气，从无推心置腹之语；对陈铭枢却时有“不可泄一朝之忿，以忘所负责任之大”、“私事固不可发愤，公事更应相忍，此时当无万难隐忍之事”等训勉之词。(51) 1929年4月，作为新任广东军事长官，陈济棠对蒋介石布置的讨桂任务诸多推诿。蒋介石为此密电陈铭枢，嘱其“秘密准备”讨桂，对陈济棠“事先不必与其明言”，(52) 这当然不仅是因为陈铭枢对讨桂更积极。熊式辉在回忆录里还提到陈济棠曾在他面前抱怨过蒋介石“偏信陈铭枢，而于己颇多隔阂”。(53)
在此期间，两陈相争的焦点是经费分配问题。蒋介石在广东反蒋后大肆渲染陈济棠“霸占”经费及陈铭枢对此的不满，说由于陈济棠把持省内收入，陈铭枢作为省政府主席连“一件事情都不能做”，“本已早想辞职”。(54) 陈铭枢对陈济棠的军费占用财政收入过多不满，多次流露辞职之意，这是事实。但是，两陈之争不仅表现在经费的分配，还表现在两支粤军的扩张、政治资源的控制等方面。(55) 陈铭枢对陈济棠是有不满，但他有无可能将这一切或经费支配问题归咎于蒋介石“偏向”，有论者认为蒋介石“偏向”陈济棠，并说“同样是为了钱，蒋对陈铭枢用的是一个‘拖’字，对陈济棠要求则迅速满足”。(56) 问题还不在于研究者能否证明只要蒋介石不给钱就是“拖”，就算这一“指控”属实，考虑到1929—1930年间广东处在与广西或张桂军的恶战之中，赢取战争成为头等要事，蒋介石也有理由优先满足陈济棠。到1931年初，两广战事基本平息，陈济棠的军费开支依然浩大，陈铭枢才一度因“争钱”而要跟陈济棠“翻脸”。2月15日，在接到陈铭枢发泄不满并想和陈济棠“翻脸”的来电后，蒋介石一面好言抚慰陈铭枢，让其“即派最亲信者来京面详”，一面在前一天已汇去75万元的基础上再“凑”出20—30万元交给陈济棠。(57) 如果陈铭枢对蒋介石“迅速满足”陈济棠真的不满，蒋的举动岂非火上浇油？其时，南京政府已开始实施国地分税制度，广东的军费应由中央政府承担而在广东“国税”项下支付。但广东的国税收入不足以支付当地的军费，中央又不予以补足，陈济棠只能在“省税”中挪借。(58) 据此，无论军费如何增减，只要陈济棠得到的中央补助越多，他对“省税”的挪借就越少；只有这样，蒋介石的做法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不过，以上对陈蒋关系早期变化的理解，不能排除研究者带有后来旁观者“了解之同情”的因素，与陈铭枢作为当局者的认识和反应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蒋介石执意起用张发奎更是对自恃在蒋心目中更有分量的陈铭枢的“伤害”。这种因误解或不谅解而产生的“怨气”，构成陈铭枢最初动摇的心理基础。
差不多同一时间，十九路军也明显表现出“委屈”之感。1930年8月，十九路军逼近济南，蒋介石令其等中央军到达后方准攻城。十九路军强行攻下济南后，蒋介石又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使十九路军占有一块地盘的希望破灭。(59) 丘念台认为十九路军对蒋介石的怨怼就是从它参加鲁豫作战时开始的。(60) 在传统的诠释模式看来，蒋介石是有意排斥、打压异己部队以造就个人的军事独裁。然而此时中原大战正酣，蒋介石正需要十九路军，很难想象他会如此不智。
站在蒋介石的角度，其做法并非不可理喻。中原大战是南京政府建立以来遭遇的最严峻的政治军事危机，蒋介石疲于应付，无法对十九路军的需求和愿望考虑周详。以山东地盘来说，韩复榘直到大战前夕才从冯玉祥阵营倒戈投蒋，与蒋的关系明显不如蒋跟十九路军的关系。为稳住韩复榘并显示信任，哪怕意识到十九路军有获得山东地盘的愿望，蒋介石也要把山东地盘送给韩复榘。何况1930年5月十九路军还在湖南作战时，蒋介石已经把山东地盘许给韩复榘。(61)
陈存恭曾在比较蒋介石对十九路军、张学良东北军及李、白桂系三支地方军系的不同态度后指出，因为“十九路军国军化甚深”，“在蒋心中，大概以为张、蔡（指张学良、蔡廷锴）部队已非与中央一致不可了……是以‘部属’待之，反而不及他对李宗仁、白崇禧的礼遇，沟通上易于发生问题”。(62) 这说明蒋介石高估十九路军拥护“中央”的“政治觉悟”。十九路军主动请缨北上，主要是考虑到广东一省陈铭枢、陈济棠两个军事系统并存，容易上演手足相残的惨剧。虽然十九路军打着“维护中央”和“戡乱”名义北上，陈铭枢在一年前还谴责一支部队只要占领一省，就会“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视一省为个人之战利品”的歪风，(63) 但陈的想法未必能完全代表十九路军及蒋光鼐、蔡廷锴的心声，自1928年底陈铭枢辞去军职后，他与十九路军及蒋、蔡的差异与隔阂就逐渐出现。作为直接领军者，蒋、蔡不能不站在十九路军生存、发展的立场上着想。华振中等于1933年出版的《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写道：济南攻下后，蒋光鼐接到济南警备司令的任命，他以“我军非为地盘而战”为由，推辞不就。(64) 三年后专门重提此事，用意颇可玩味，且不说易使人产生“此地无银三百两”之遐想，至少说明外间不乏十九路军争夺地盘的议论。多年以后，吴振声还指出“中央”为消除十九路军没有得到山东地盘的不满，特设十九路军以“慰勉”之，(65) 其实蒋、蔡两师在济南攻下以前已编成十九路军。外间猜疑不免有附会之处，但中原大战一结束，蒋、蔡就向蒋介石请辞，而且一辞再辞，(66) 显然是感到“委屈”。
可见，在双方关系转变之初，双方的反应均无关政见。蒋介石希望长期拥蒋的十九路军不仅为己所用，而且为己所有，但陈铭枢却另有想法；蒋介石可能以为他要对地方军系一视同仁，却没有考虑陈铭枢的感受；蒋还以为十九路军既然一贯拥蒋，就应为自己、也为“党国”继续作更大的牺牲，十九路军则认为自己屡救蒋介石于危难，作为受益者蒋理应给予回报。而所有这些“计算”，由于个人关系的缺乏，又只能意会，无法明白表达。
三、拥蒋态度的波动和动摇
1931年4月底，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为口实，广东陈济棠集团公开反蒋，此即“粤变”。
对于“粤变”酝酿阶段的陈铭枢，多位学者倾向于其已对蒋介石不忠，至于其为什么在反蒋事变前（4月28日）突然离粤而不附和反蒋，则众说纷纭。易劳逸认为，与其说陈铭枢拒绝支持广东反叛是出于对南京的忠诚，毋宁说是由于对陈济棠的怨恨所致；(67) 金以林则提到陈铭枢对陈济棠联汪（精卫）反蒋的不满以及他“自知无法成为领袖”。(68)《铁军名将陈铭枢》的两位作者的解说则有同有异：同的是都提到陈铭枢主观上仍无反蒋之心，异的是汪朝光似不同意朱宗震所认为的“陈铭枢和陈济棠之间，早已发生矛盾”。(69) 值得注意的是，事变的主角陈济棠后来多次提到陈铭枢本是广东反蒋密谋的参与者。1933年5、6月间，陈济棠曾与陈铭枢面谈。面谈后，他感慨地对元老派陈融说：“我精神上对此人（指陈铭枢）究有不安之处，如前时我与渠及湘翁（古应芬字湘勤）已经商得确确实实，而忽然逃去，此则令人莫测者也。”(70)
不过，目前仍无充足证据坐实陈铭枢是此次事变的积极推动者，因为毕竟他最后选择从广州出走，且在1931年3—6月间采取一连串的拥蒋反粤行动。3月2日，陈铭枢电请蒋介石设法阻止孙科离京。4月29日，陈铭枢又建议蒋介石将古应芬等“出京来粤之同志”电召回京，以挽危局。古、孙是此次“粤变”之支柱，蒋介石若能办到，对广东反蒋确可起釜底抽薪之效。5月1日，蒋介石以为陈济棠没有卷入，对“粤变”不扩大还心存希望，陈铭枢又指明陈济棠也已卷入。面对粤方的一再拉拢，陈铭枢一再坚拒，其左右更声言“陈绝不出此”。(71)
依据现有史料，可确认陈铭枢并没有卷入广东反蒋行动。“胡案”是一个突发事件，从案发到广东反蒋仅有两个月，广东集团内部可能没有进行十分充分的沟通。陈铭枢也有意不对武力援救胡汉民的密谋明确表态，因为其一旦如此，广东也许马上就陷入分裂或自相残杀，陈也无法从旁“苦心消弭祸乱”。(72) 另外，陈铭枢的“朋友”黄居素确实参与反蒋活动，甚至以陈的代表自居，出于种种考虑，陈又没有及时声明否认或制止，(73) 这就使陈济棠把陈铭枢亦视为反蒋的同谋者。到“闽变”失败后，出于亲近蒋介石的需要，陈济棠干脆声称上次“粤变”“实为陈真如所酿成，言之痛心”。(74)
“粤变”发生后，十九路军的拥蒋态度也出现波动和动摇。起初他们对粤方“驱逐”陈铭枢并围缴陈之省保安队枪械之举还感到难以“同情”。(75) 到5月6日，在香港的陈铭枢致电蒋光鼐，提出十九路军“非至万不得已”时，对粤“总以免决裂为上策”。(76) 提到与粤方可能“决裂”，已预示拥护“中央”是前提，十九路军亦已知晓陈铭枢的立场。但在此后，在尽量避免对粤摊牌的要求下，蒋光鼐、蔡廷锴可能另有想法。5月底，十九路军出现异常举动，引起蒋介石的注意。5月26日，蒋介石读到蒋光鼐致陈济棠电（被蒋方截获），认为蒋光鼐已“中反叛之毒计矣”，感叹“岂人心真已死乎”。6月3日，蒋介石再次认定“蒋光鼐部下有异心附逆者”。第二天，蒋介石又认为“蒋、蔡之部队”已“变”。(77) 6月初，蔡廷锴突然率部放弃兴国，向赣州开拔，且不对部队作任何说明，“似乎是异动”，“脱离中央去靠拢陈济棠”。(78) 由于有陈铭枢尽力避免与粤决裂的指示，十九路军这些“异动”在其未最后摊牌前还可在此范围来理解。但有学者认为蒋、蔡本有意响应粤方反蒋，全军整装待发之际，因陈铭枢来赣阻挠而被迫放弃，蒋光鼐气得呕血，离开赣州去上海。(79) 考蒋光鼐赴沪就医确在此时，(80) 则此事亦不无可能。果如此，则又表明蒋、蔡已对蒋介石动摇及陈铭枢与蒋、蔡间的隔阂之大。
1931年6月5日，陈铭枢从日本回到国内，蒋介石立即任命其为江西“剿赤”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赴赣重领十九路军。应该说，此时陈蒋关系进入历史上仅次于1927年陈铭枢弃汉投宁时的最好时期，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也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及有力的经济支持。(81) 但陈铭枢并未相应地报以忠诚，反而在其入赣后不久就萌生反蒋之心。(82)
要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只有尽量回到历史现场。陈铭枢在回忆中对此时反蒋的主要原由有所分说，即：“对红军作战不易；十九路军长期转战，兵力渐感疲敝；东北自万宝山案发生后，日军蠢蠢欲动，强邻压境，东陲堪虞；蒋对军事指挥，亦复低能，加以私心太重，赏罚不明。”(83) 看上去说得很全面，对蒋介石军事指挥的指责也大体属实，但仍有避重就轻之嫌。比如他跟蒋介石过往因缺乏“了解”而产生的“旧怨”，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没有提到的重要因素是“粤变”时蒋、蔡已试图联粤反蒋。此外，广东反蒋后，陈铭枢身边人多为粤籍，多同情广东。(84) 陈铭枢首先强调“对红军作战不易”和“十九路军长期转战而疲敝”，说明他主要出于他和十九路军的自保来考虑问题，而企图在宁粤之外“建立第三势力”则显示与蒋介石争权的雄心。至于其回忆中所提到的日本问题，其时九一八事变还没有爆发，可能并非重要原由。
陈铭枢分别与邓演达、蔡元培取得联系，准备在蒋介石下令十九路军南征广东时乘机率部转进粤东，然后举事，对宁粤实行“武装调停”。然而，邓演达被捕及九一八事变爆发，打乱陈铭枢的反蒋计划。陈铭枢说因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决定“根本打消”反蒋计划。实际上他对蒋介石的不信任、不满以及政治上的雄心都是无法“打消”的。就“邓案”来说，无论是邓被捕，还是被害，对陈铭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陈的反应也较复杂，除了他自己强调的“蒋介石杀害邓演达……使我同他（蒋介石）的矛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应该还担心与提防与邓演达的反蒋联系在邓被捕后被蒋发现。(85) 这些也不会因“国难当头”而“打消”。就“国难”来说，在9月20日南京召开的最高紧急会议上，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即先平定广东和“共匪”的“内乱”，然后全力抗日。陈铭枢则声称广东问题“决无不可调和之理”，“共匪”也可“设法招安”，蒋介石即“面现不愉之色”。“经此次会议后，蒋之于陈，隔膜转深”。(86) 这是“抗日”、“剿共”的政见分歧影响双方关系的开始，它已成为陈蒋关系逆转的一个新的催化剂。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及政局的相应演变，蒋介石对陈铭枢的不满和不信任同样迅速增长。陈铭枢赴粤议和的结果之一即十九路军北调京沪及由陈铭枢出任京沪卫戍司令，突出十九路军影响大局的重要性，也彰显粤方对源出广东的十九路军的信任，而且蒋介石还无法分辨这到底是不是粤方的要求。可能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敏感，陈铭枢在电告此事时这样向蒋介石表白：“枢惟知欲效忠党国、效忠钧座。”(87)
1931年10月，在十九路军移防问题上蒋介石又与蔡廷锴发生摩擦，蒋与十九路军之间的不信任感也加剧。蔡廷锴率部离开赣州后，蒋介石电令其回防，并指责蔡“不听命令，擅自离防，不负责任”。蔡廷锴极为愤慨，又告知陈铭枢。蒋介石已意识到电令必使蔡“误会”，可当陈铭枢来电询问时，他还是发泄一通不满：
贤初不察，而听信之，反以伯南（陈济棠字伯南）空电接防为可信。今伯南之电，只言须俟和议有成，派队接防，则其无诚意接防可知。且何日来接，所派何部及兵力几何，皆未订明。乃信伯南为必可奉命接防，疑上官为有意陷害，是可信者而不信，不可信者而信之，是非不明，轻重倒置！(88)
而无论蒋介石和蔡廷锴之间发生什么，陈铭枢都很难不受影响。陈铭枢、蔡廷锴开始为十九路军另谋出路。1931年11月15日，陈铭枢致函胡汉民，除了感谢他此前为十九路军军饷问题向各方请援，还向他引介仍在上海的蔡廷锴、谭启秀，希望胡“不吝训督，无异枢之晤对也”。(89) 此时胡汉民已是蒋介石的死敌。到次年1月，蒋介石已认定陈铭枢与胡汉民有“勾结”，陈主张对日绝交及停付公债“盖为胡汉民所指使者”。(90)
1931年12月，当了解到粤方要求蒋介石下野的态度后，陈铭枢致电蒋介石，提出蒋“似亦暂避为宜”，蒋感慨“真如亦受若辈之迷乎”？当李石曾指陈铭枢劝退动机“可疑”时，蒋介石还为其辩解，说陈只是“诚而愚”，是“自作聪明”，但不是“伪奸”。(91) 但在日记里，蒋却指责陈铭枢“惟恐余退之不速也”。(92) 蒋介石下野后，陈铭枢先后出任代理行政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及交通部长，又以京沪卫戍司令身份掌握十九路军，达至其个人政治上的顶峰，被时人比作清朝时的“黄马褂、左丞相、九门提督（指卫戍司令——原注）、邮传部尚书”。(93) 他既是宁粤和议的倡议者，又是其最大受益者，这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疑忌。
如果说陈铭枢此时还有效忠于蒋介石的一面，主要就是他极力主张分化广东反蒋联盟中的汪精卫、胡汉民两系，又努力促成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从广东议和回来，陈铭枢就向蒋提议分化汪、胡，认为“汪对胡殊不满意，若能设法使汪派代表不参加粤方四全会”，两人可能就此分裂。11月17日晚，陈铭枢又奉蒋介石之命赴上海拉拢汪精卫。20日，在蒋介石召集干部讨论时，吴稚晖还怀疑汪精卫合作的诚意，“陈铭枢愤然力争曰：‘精卫必有诚意，当与合作也’”。(94) 1932年1月16日，在陈铭枢从杭州给上海的汪精卫带来一封蒋介石亲笔函后，(95) 蒋、汪合作开始成为现实。无论是拆散汪、胡还是促成蒋、汪合作，都是根本上有利于蒋介石的。如果说这还可归之于陈铭枢一向拥蒋的惯性，那么陈在蒋介石复出前突然软化则可能是出于对蒋权势的畏惧。
1932年元旦孙科组阁后，面对内外交迫的困局，陈铭枢主张对内对外均取强硬举措，如对日宣布绝交、对内宣布停付公债本息等。但在赴杭州会晤蒋介石后，获知蒋、汪合作即成，他就“放弃素对日绝交及整理财政之坚决主张”，而对主张对日绝交最力的外长陈友仁“诸多质难”。(96)陈铭枢态度的突然软化使孙科内阁无法支撑，1月25日，行政院长孙科辞职。(97)
至此，陈铭枢对蒋介石虽然仍有效忠的一面，但蒋对他成见已深，认定“使政治无状至此，使官兵伙食不继，使余爱国计划遭此失败”，“实陈铭枢一人有以误之也”。(98) 此时陈蒋双方实已互不信任，而蒋介石对陈铭枢的不满更甚于陈对蒋的反感。陈铭枢说“要不是有十九路军三万余将士掌握在我的手中，我随时都会步邓演达的后尘”，(99) 这是有可能的。随后爆发的“一·二八”事变，则使陈蒋关系又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四、反蒋转变的分水岭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蒋光鼐认为“‘一二八’抗日战役是十九路军从拥蒋到反蒋的分水岭”，(100) 几乎所有学者都同意这一观点。(101) 但这一事变何以成为十九路军从拥蒋到反蒋的分水岭，迄无翔实说明。实际上，除事变以前双方长期积累的猜疑、隔阂与不满之外，事变期间双方的认知差异与行为对立又被人利用，更起了重要作用。
在抗日问题上，十九路军与蒋介石显然存在重大认知差异。1931年9月8—10日，十九路军与红一方面军在赣南高兴圩激战三天三夜，损失惨重，蔡廷锴仅幸免于被俘。(102) 在“剿共”战事和“剿共”信心双双受挫之余，九一八事变随即爆发，抗日口号遂响彻全国。十九路军随后开赴抗日情绪高涨的上海，抗日成为其新的“革命”寄托。上海战事打响后，十九路军反对任何妥协退让，坚持抵抗到底。蒋介石则倾向隐忍待时，无意与日方决战，不想影响其“剿共”大计。2月10—12日，上海战事出现短暂沉寂，南京即“令蒋、蔡勿战，谓外交有办法，蒋愤蔡懊丧，但下级仍主不退”。(103) 蒋、蔡在事隔一年的通电中也承认他们于“一·二八奋起淞沪之抗战，并在战中极力主张扩大事态，到处起而抵抗”。(104) 南京方面则认为十九路军“径以个人虚荣心理迎接战争，太不考虑最高统帅部的整个战略”。(105)
在不同的抗日认知支配下，十九路军与蒋介石各行其是，前者一再调高此次抗战之预期，后者则有坐视不救或乘机打击十九路军之嫌。对此，蒋、蔡的回忆已多有披露。(106) 甚至蒋方后来整理的史料也透露某些内情，如参谋总长朱培德打算抽调驻海州的梁冠英部增援淞沪，蒋介石批示道：“海州空虚，梁部万不能调。”(107) 2月中旬，据说蒋介石和陈铭枢为援兵事当面闹翻。(108) 2月23日，十九路军参谋长邓世增向蒋介石求援，蒋答以“各部队均未集中，何能增援”？要蒋、蔡撤退。(109) 2月27日，陈铭枢致电十九路军，称“援兵且似绝望”。(110)《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的编者也直指“当局”在沪战时“过于消极”，并列举中方始终不封锁吴淞口、空军不对日军实施轰炸、江苏保安队不调防浏河一带等事实。(111)
然而，对双方关系“伤害”最大的还不是这些对立本身，而是这些对立被各种势力别有用心地利用和放大。在彼此猜忌与疏远的基础上，险恶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拉开双方的距离。
沪战爆发前夕，国民党中枢出现重大变动，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重执政柄，胡汉民和孙科则先后在野。失意的胡汉民、孙科极力利用沪战煽动反蒋。对于调动张治中第五军赴沪参战，反蒋者不是认为蒋介石在与他们争夺民众，就是认为第五军的增援与蒋无关。前者如胡汉民说：“蒋等见屈辱无效，而恐哲生（孙科）遂得民众，故出此策，非尽善意。”(112) 后者则有刘芦隐等说第五军“八十八师俞济时、八十七师张治中均自动到沪，蒋始补发命令”。(113) 第五军参战可能不是出自蒋介石主动，但并无“自动到沪”、“补发命令”之事。1月30、31日，第八十七师旅长宋希濂和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分别向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蒋介石请战。(114) 约2月2日，国民政府下达调动该两师的命令。(115) 2月4日，“八十八师俞济时部由浙调苏州，今日已先到一团”。(116) 且张、俞均为蒋介石亲信，其不奉命令到沪也不可能。
3月2日淞沪参战部队总退却后，胡汉民又发表谈话，声称“据上海来电”，蒋介石“先密令张俞（张治中、俞济时）撤退浏河，蔡廷楷［锴］不知，迨蔡军势孤，乃不得不退”。(117) 这就是蒋介石借日本人之手“打光”十九路军之说的源头。(118) 第五军将领对这一说法愤愤不平。3月9日，俞济时向蒋介石报告“十九路（军）驻沪人员声称此次全线撤退系因浏河第八十八师部队先行撤退”，“显系别有作用”。为此蒋介石又不得不指明“先被击破之地区系小场庙、夏家荡间”，(119) 这正是十九路军的防区，(120) 然而这一“澄清”有可能再次被利用和攻击。
应该说十九路军对反蒋者的上纲上线或“抵抗问题政治化”并非毫无认识，但在真假混杂的信息面前，他们也容易感到迷茫。自1927年蒋介石“右转”反共并成为南京政府的首脑以来，反蒋已成为政治文化的主要常态。但九一八事变以前所有反蒋均属“内争”，反蒋者也很难逃脱争权夺利的自私目的之指控。而九一八事变后，反蒋人士纷纷祭出新的反蒋利器——抗日，“以非战的内部主张而假装主战”。(121) 孙科曾对胡汉民露骨地提到此时仍提“倒蒋”或“内部革命”等旧口号，“又为舆论所不许”，“必须以抗日目标为团结之中心”。(122) 当十九路军也意识到这一点时，往往对蒋与反蒋两方同时失望，如蔡廷锴在胡派干将萧佛成面前就不掩饰“对于蒋、汪、孙及先生（指胡汉民）皆有不满之意”。(123)
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外部环境，民众的抗日激情也不利于十九路军与蒋介石寻求共识。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民众对日本的愤懑之气因中国军队不抵抗一直得不到宣泄。到“一·二八”事变爆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民气始有宣泄之机，“民众爱国激情的急升已超过五四运动或过去岁月中任何其他类似的事件”，连一向低调的胡适及其他知识分子亦深受鼓舞。(124) 考虑到不能辜负民望，加上抵近租界作战的有利，中方部队至少三次拒绝主动退却。2月9日，何应钦、陈铭枢建议十九路军后撤，蒋光鼐复电认为“遽然撤退，示弱于人”，“政府更受人民攻击”。(125) 2月27日，蒋光鼐终于下定全军主动后撤的决心，并发布命令。张治中又担心后退于蒋介石不利，“中伤者则又将多所指责”，向蒋光鼐及蒋介石提出异议，最后蒋光鼐仍决定“誓死守原防地”。(126) 3月1日，胡汉民接到消息称蒋介石“密令十九路（军）返昆山……但贤初（蔡廷锴）尚坚持，大约总支持到三月三号”。(127) 民气的激昂使十九路军一再推迟主动后退之日，与蒋介石“速了”、“不扩大”的方针自然相去愈远。
在此期间，围绕着支援十九路军的问题，陈铭枢与蒋介石的裂痕也急剧扩大。到沪战末期，陈铭枢认为蒋介石有意不使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参战，“这是蒋介石破坏抗战的最后一招，也是我（陈铭枢自称）决心同蒋介石决裂的开端”。(128) 对于他的“决心”，蒋介石似乎立即有觉察。3月4日，蒋在日记中责骂陈铭枢“全无心肝”。7日，蒋日记更出现大段指责陈铭枢的文字：
真如之愚而庸，则我所知；真如之贪而奸，则我所不知；而真如之能为陈炯明第二，负恩罔上，胆敢异图，是又我所万万不及料者也。知人不易，过在于余。余初闻人言真如不可信用，余不肯听，以任贤勿贰自认为是，乃致有今日，余诚不明，殊可痛也。呜呼！真如此次变改常态，乃为第三党所诱惑，贪于首领之虚名，实蒙傀儡之大辱，而真如乃毫不自知，其为奸恶也，更形其愚庸而已，可叹！(129)
这段文字足显蒋当时心情之激愤。4月20日，在接见蒋光鼐时，蒋介石又“以陈铭枢环境恐为陈炯明第二之意直告之，而冀光鼐转谏铭枢，以为始终保全之地”。(130) 6月，陈铭枢煽动“在南京政府任职的人员都一起辞职”，“拆蒋介石的台”，最终只有他自己辞职。(131)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开始拆十九路军的台。据蔡廷锴回忆，1930年和1931年，蒋介石两次拉拢十九路军师长毛维寿，策动他脱离十九路军。(132) 1932年6月4日晚，毛维寿来见蒋介石，表示接受蒋的“诲言”，蒋欣喜地认为“第十九路军从此可免后患”。(133) 4月14日，蒋介石致电亲信将领胡宗南、张治中，要求他们尊重蒋、蔡，称赞他们“皆为我军不可多得之将领，应相与精诚团结也”。(134) 同一天，蒋的日记却充斥对陈铭枢的厌恶与指责，如“在中央如陈铭枢等或为反动派所煽惑，亦随而叛变”，“陈铭枢乱中枢”，(135) 这既说明蒋介石表里不一，也表明他准备对“三位一体”的陈、蒋、蔡分而治之，使十九路军摆脱陈铭枢的影响。“一·二八”事变同样是蒋介石对十九路军和陈铭枢从信任到不信任的分水岭。
五、陈铭枢与“闽变”的“逼成”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经陈铭枢力争，蒋介石同意十九路军开入福建。至1932年10月陈铭枢出国前，陈、蒋、蔡等高层逐渐形成共识，即十九路军“暂时维持原状，不卷入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漩涡，专心致力于整顿全闽，作为将来反蒋的基地”。(136) 后来甘介侯也引越王勾践的典故，提到“十九号当（日）意在闽生聚教练［训］”。(137) 然而不到“十年”，甚至不到一年半，“生聚教训”之计就被放弃，而酿成“闽变”。
“闽变”酿成主要是因为陈蒋关系急剧恶化。而双方关系的激变既是陈铭枢思想急剧变化的结果，同时也跟蒋介石对陈的态度有关。还在办理神州国光社期间，受王礼锡发动“中国社会史论战”及主张组织“市民抗日政府”等影响，陈铭枢就阅读不少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籍，“逐渐改变了政治倾向，走向福建政变”。在欧洲期间，陈铭枢思想进一步“左倾”，一方面破除国民党“法统”观念，“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国民政府”，另一方面，与中共合作的思想障碍也得以消除。(138) 就蒋介石对陈的态度而言，在陈铭枢出洋前，邓世增请蒋介石出面挽留，蒋仅答以“应尊重其自由，不必强勉”。(139) 陈铭枢回国前，先通过汪精卫进行试探。蒋介石在答复汪精卫询问时又说：“目前内外情况，是否为真如回国之最好时机，有无急返必要，请商承林主席（指林森）核定复之，中（蒋介石自称）无成见也。”(140) 这些表态都无法理解为具有诚意。所以，陈铭枢回国后，对蒋介石长达数月的近十次入京邀请一概置之不理，(141) 显示与蒋决裂的决绝态度。
与陈铭枢不同，蒋光鼐、蔡廷锴的思想在入闽后虽然也有一定转变，但远不如陈那样剧烈、决绝。蒋光鼐一向淡于政治，蔡廷锴则像“职业军人”。尤其是蔡廷锴，始终抱有较强的拥护“中央”的心态。蔡廷锴回忆说他在淞沪战后来到广州，“因站在中央立场来讲话”，引起广东各要人“不满”。(142) 1932年8月29日，蔡廷锴谒见蒋介石，有对陈铭枢不满之表示，蒋回应说：“真如之不智，确使人不满也。”(143) 1933年2月末，在粤桂闽三省组织抗日援热联军的问题上，蔡廷锴又提出此事“宜免除中央之疑虑”，(144) 对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任命他为该联军前敌总指挥，则称自己“是南京政府官吏，不敢接受”。(145) 后来他遵照蒋介石的命令迅速将联军撤回，又引起胡汉民、萧佛成等的不满。(146) 据当时“打入”陈立夫集团的林植夫回忆，陈立夫曾要求他暗中调查陈铭枢与蒋光鼐间的关系，但对蔡廷锴则认为“没有问题”。(147) 据说“闽变”已在酝酿时，蔡廷锴还几次告诉蒋介石他不想卷入一场叛乱。(148)
当然，指出上述史实并不意味着十九路军及蒋、蔡自身没有反蒋意识的增长与积累。在此阶段，十九路军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已明显集中在“剿共”和抗日这两个互相联系的问题上。“一·二八”抗战后，蒋介石不理会十九路军多次公开表示不再参与内战，(149) 一再催逼其“进剿”苏区。为压制国内的抗日要求及其对军队“剿共”的影响，蒋介石警告手下将领：“侈言抗日，立斩无赦！”(150) 对十九路军来说，经过“一·二八”淞沪一战，抗日已成其根本，这样，如Dorrill所说，蒋介石对“剿共”优先的坚持就不断刺激着经历过上海抗战的老战士。(151) 1933年7月至8月间，十九路军在闽北“剿共”严重受挫，区寿年第七十八师损失严重。蒋介石非但没有对蔡廷锴好言抚慰，增补军实及援兵，反而要追究责任，向全国通报。(152) 蔡廷锴先后提出增加经费补助、增派部队支援等要求，蒋介石都没有满足，(153) 十九路军由此对“剿共”的前途、意义产生强烈的认同危机。9月，蒋、蔡派陈公培从前线进入苏区，希望与红军建立联系。(154)
相对蒋介石对“剿共”的坚持而言，蒋的对日退让政策对十九路军冲击更大。罗敏认为：“1933年5月《塘沽协定》的签订是西南与中央关系的重要‘分水岭’。”(155) 实际上它也是十九路军与蒋关系的重大转折。5月25日，蒋光鼐、蔡廷锴公开通电反对《塘沽协定》。蒋介石对此“甚惊”，(156) 委托黄绍竑警告蒋、蔡“毋以抗日始而以反抗中央终，毋以对外战得名而以对内战败名”。(157) 蒋、蔡的通电不但反对对日妥协，还以“共何日可剿除”来质疑蒋介石“共匪不除，不能谈抗日”的谬论，(158)“言词激烈”。(159) 因此，蒋介石的追随者对此非常愤慨，“蓝衣社”声称要对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在内的“军阀官僚”“实行严厉制裁”。(160)
十九路军入闽后，基于历史渊源及大体相同的政治处境与立场，进一步向主要由两广实力派及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所组成的“西南”集团靠拢。1932年12月22日，蒋光鼐致函胡汉民，提到“窃念西南为整个集团，宜如何取得共同动作，以谋发展，此鼐等日夜焦思者”。(161) 1933年初，粤桂闽签署“粤桂闽三省联盟约章”，约定三省实行军事互助，任何一省遇到攻击时其他两省应全力援助，显然是针对蒋介石的军事威胁的。2月，蔡廷锴、白崇禧分别从闽、桂赴粤，参与组织“西南国防会”活动，希望造成西南大联盟反蒋的局面。蒋、蔡还加入胡汉民等发起的反蒋组织“新国民党”。1933年6—9月间，在《塘沽协定》签订的刺激下，西南掀起一个反蒋“高潮”。9月3日，蔡廷锴与陈济棠、李宗仁联名致电蒋介石、汪精卫，要求公布《塘沽协定》全案、停止召开国民党“五全”大会等。陈铭枢、蒋光鼐还在西南邀请下先后几次赴粤，商讨反蒋事宜，但均因陈济棠的消极抵制而不果。(162) 尽管这样，西南不断地拉拢十九路军并宣传其“抗日”、“倒蒋”主张，还是对十九路军最后判断形势及反蒋产生重要影响。(163)
1933年5月陈铭枢刚回国，就主张尽快起事、推翻蒋介石统治，而蒋、蔡差不多还停留在陈出国前的思想水平，认为“当前不应公开反蒋，只能维持现状，搞半独立来聚积力量”，“等待时机”。(164) 有学者视此为蒋、蔡在思想境界上与陈铭枢有距离，政治敏感性较弱，(165) 这一论评并不客观。日本侵华一方面固然引起不少力量对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空前不满和反抗，另一方面“蒋毕竟等同于中央政府”，拥蒋以“对东京采取统一的、民族性的反应”也日益成为各界的心态；这也是为什么就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出现既拥蒋又主张对日强硬和“爱国”的蓝衣社的原因之一。(166) 蒋、蔡尤其是蔡廷锴正是考虑到许多中上层干部都持有这种拥护中央的心态，才对立即反蒋顾虑重重或始终反对，而蔡廷锴本人其实也拥有这种心态。到最后，靠着深厚的“团体”意识，蒋、蔡的思想才被统一到陈铭枢的思想上来。
十九路军“三巨头”虽号称“三位一体”，但三人间的感情与关系还是有差异的：蒋光鼐始终忠诚和服从于陈铭枢，蔡廷锴则对蒋光鼐保持尊重，即“蒋光鼐始终对陈忠谨，蔡固尊重蒋”，(167) 而陈、蔡之间关系最疏。到1933年时，陈铭枢要影响蔡廷锴，几乎只有以蒋光鼐为桥梁。陈铭枢刚回国时，蒋光鼐虽对其立即起事主张“内心不甚赞同，但外表则依违两可”，(168) 实际是不想给兴致勃勃反蒋的陈铭枢泼冷水。在西南联合反蒋之路无望之后，陈铭枢决定十九路军在福建“单干”。对此，最初蒋、蔡均以福建财政困难，对宁、对粤均有不小的财政依赖，而持保留态度。在最后一次赴粤归来之初，蒋光鼐仍认为要“暂观时势”，但不到十天态度即逆转，转而对蔡廷锴说“已答应”陈铭枢。(169) 另据临深透露，蔡廷锴事变后曾向他说当陈铭枢提议起事时，“蔡大不以为然，但蒋终以陈之意见为意见，向蔡说服”。(170)
此时的蔡廷锴，正如陈铭枢所说，已成“闽变”能否发动的“关键人物”。(171) 他从未离开过十九路军，军中多位师旅长是他的罗定同乡，此时又集福建绥靖公署主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军长等要职于一身，掌握着十九路军的实权。到1933年11月，尽管蒋光鼐已被陈铭枢说服，蔡廷锴又极尊重蒋光鼐，蔡仍然不主张立即起事。直到11月16日，蔡廷锴在电复蒋介石时还这样说：
职军抗日剿共，连年不懈，外间谣传，不值识者一笑。真如兄到闽，虽有政客一度挑动，但经职与孝悃（戴戟字孝悃）等力劝其入京，最近观其态度，似已消极。职日内部署妥当，即与文澜兄（指陆文澜）飞谒钧座，面陈一切。(172)
可见蔡廷锴并不讳言陈铭枢和“政客”在此间“挑动”，且自信能掌控大局。11月18日，福建事变爆发前两天，被陈铭枢鼓动、号召来的各路反蒋人马已齐集福州，万事俱备，可蔡廷锴还是不松口。显然，陈铭枢没有办法使蔡廷锴像蒋光鼐那样迅速服从自己。于是他使出“政客威吓手段”，声称蔡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立即通电反蒋，要么就把他们送到南京去立功。蔡廷锴为顾全“团体”，只好同意。十九路军的“团体”意识终于战胜蒋、蔡的种种顾虑，“闽变”也就在“陈铭枢排除一切”后“一意蛮干地发动了”。(173)“闽变”固然是十九路军与蒋介石矛盾发展所“酿成”，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由陈铭枢所“逼成”。
六、结语
由长期拥护到微有不满，由初步动摇到公开决裂，对于这一长期复杂的转变，以往的解释大体可以成立，但有局限性。以往的解释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蒋介石对异己部队的打击、迫害及十九路军的奋起反抗，另一个是蒋介石坚持“剿共”，特别是媚日政策以及十九路军的坚决反对。事实上，抗日、“剿共”问题到后期才明显成为双方关系逆转的催化剂，蒋介石打压异己之举在本案也并不明显。中共对十九路军反蒋的影响亦很有限。(174)
与政见分歧、权力争夺不同，个人关系起的作用是深层次的。个人关系的先天不足使陈铭枢、十九路军与蒋介石不易维持长久的谅解与互信，这是他们最初产生误解和不满的基础因素。另一方面，正如易劳逸所强调，中国军队就像中国其他社会集团一样是由紧密的个人关系维系着的，(175) 由于十九路军核心成员间有着多重紧密的个人关系，使之很早就发展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团体”，十九路军也就不能由“拥蒋的部队”进而成为“蒋的部队”。
“团体”意识使十九路军始终维持着内部的紧密团结，也使陈铭枢尽管从1929年起基本上脱离部队却始终能保持影响力，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十九路军对蒋的态度。事实上，在转变的几个重要关头，“三巨头”之间的思想转变都是不同步的。到后期，蔡廷锴与陈铭枢的思想认识差异更大。如果不是怀有深厚的“团体”意识，蔡廷锴很可能始终不向陈铭枢让步，“闽变”也不会成为事实。
除当事双方之间“内生”的矛盾，导致双方走向分裂的重要因素还有外部原因。在国民党统治前期，派系纷争层出不穷，而掌握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蒋介石始终是众矢之的。为推倒蒋介石，反蒋势力无孔不入。特别是十九路军与蒋介石因“一·二八”抗战而激发矛盾后，反蒋势力大加利用，进一步扩大双方已有的裂痕。
简言之，由于个人关系纽带的先天欠缺，尽管十九路军与蒋介石有过长期的结合，但基础不牢固。随着时局演化及国民党派系纷争加剧，在内有陈铭枢急剧转变，外有反蒋势力助推之下，加上在抗日、“剿共”问题上与蒋介石分歧日益突出，十九路军最终走上反蒋之路。
附识：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及黄生平、钟燕珍、娄丛等对本文的讨论或提示修改思路。
注释：
① 中国青年军人社编著：《反蒋运动史》下，台北：李放出版社，1991年（1934年初版），第624-632页。
② Hu Chow- yuan,“The Nineteenth Route Army,”Amerasia:A Review of America and the Far East,vol.1,no.3(May 1937),p.129.
③ 蔡廷锴：《蔡廷锴自传》，香港：自由社，1946年。本文引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内容与香港1946年版完全相同。“三巨头”（triumvirate）语出自胡秋原文。Hu Chow- yuan,“The Nineteenth Route Army,”p.129.
④ 这里仅列举其中最重要的：William F.Dorrill,“The Fukien Rebellion and the CCP:A Case of Maoist Revisionism,”The China Quarterly,no.37(Jan- Mar.,1969),pp.31-53; Lloyd E.Eastman（易劳逸）,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1927-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chapter 3“The fukien rebellion,”pp.85-139.（中译本作《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陈谦平、陈红民等译，钱乘旦校，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因其注释大多省略，本文用英文本）Angela N.S.Hsi,“Socialist Reform and the Fukien Rebellion,1932-34,”Journal of Asian History,vol.11,no.1,1977,pp.1-25；丘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王顺生、杨大纬：《福建事变——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始末》，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李守孔：《闽变之研究》，《香港珠海书院珠海学报》第16期，1988年10月；朱宗震、汪朝光：《铁军名将陈铭枢》，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吴明刚：《1933：福建事变始末》，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金以林：《陈铭枢与蒋介石关系初探——以宁粤对峙初期为中心的考察》，《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
⑤ 丘念台：《岭海微飙》，台北：中华日报社，1962年，第151页。
⑥ 《胡汉民致陈融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5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84页。
⑦ Hu Chow- yuan,“The Nineteenth Route Army,”pp.127-128.
⑧ 陈公博：《苦笑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96-197页。
⑨ 期间陈铭枢仅在1922年陈炯明叛变和1927年宁汉分裂时短暂离开过部队。本文有时直接用“十九路军”指称其前身，包括粤军第一师第四团、粤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二团、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一军第十师、第十一军、第八路军第六十和六十一师等部。
⑩ 出自Donald A.Jordan,China's Trial by Fire:The Shanghai War of 1932,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pp.5,53; Hu Chow- yuan,“The Nineteenth Route Army,”p.129.感谢陈文海教授对理解“patron”、“godfather”及“保护—被保护人关系（庇护关系）”等概念的启发。
(11) 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3页。
(1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303、304、425、428页。
(13) 参见张发奎口述：《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夏莲瑛访谈记录，郑义翻译校注，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第81页。
(14) 参见罗志田：《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26-128、131-132页。
(15) 如为响应“政府”东征的号召，陈铭枢在李济深迟疑之际硬“挪着”他的手签署参加东征的命令，参见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31页。
(16) 张发奎高度评价蒋介石的军校教导团在两次东征中的表现，他在第二次东征时已“确信蒋先生具有不羁之才”，对其“非常崇拜”（张发奎口述：《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第76、84、94页），作为张的上司，陈铭枢不难有类似的感受。王顺生等指出“还在黄埔军校时期，陈铭枢就对蒋介石很崇拜，觉得他是个‘领袖’人才”（王顺生、杨大纬：《福建事变——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始末》，第13页）。
(17)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53-163页。
(18) 张发奎口述：《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第144页。
(19) Hu Chow- yuan,“The Nineteenth Route Army,”p.128.
(20) 本文“蒋、蔡”并称时是指蒋光鼐、蔡廷锴。
(21) 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50页。
(22) 雷啸岑遗稿：《陈铭枢其人其事》，《传记文学》（台北）第59卷第2期，1991年8月，第27页；张发奎口述：《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第120页。
(23) 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71页。
(24)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256页。
(25) 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云若、萧延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3页；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第89页。
(26) 田宏懋：《1928—1937年国民党派系政治阐释》，朱华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4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77-79页。
(27) 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第37页。
(28) 田宏懋：《1928—1937年国民党派系政治阐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4辑，第69页脚注①、77页。
(29) Lloyd E.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1927-1937,p.87.
(30) 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54页。
(31) 华振中、朱伯康编：《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民国丛书》第3编2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影印（初版于1933年），第8页。
(32) 朱宗震、汪朝光：《铁军名将陈铭枢》，第77页。
(33) 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65页。
(34) 山馆主人编：《中华第十九路军血战史》，1932年，第27页。
(35) 陈祖康：《亲历其境话闽变——煞是一篇忏悔录》，《掌故月刊》（香港）第15期，1972年11月，第48页。
(36) 蒋、胡关于此事的对质，参见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存萃学社编集：《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5册，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第602页。
(37) 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172-173页。
(38) 吴振声：《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第103页。
(39) Hu Chow- yuan,“The Nineteenth Route Army,”p.129.
(40) 蒋君章：《爱国老人丘念台先生（二）》，《传记文学》（台北）第26卷第2期，1975年2月，第68页。
(41) 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70-71页。
(42) 丘念台：《岭海微飙》，第157页。
(43) 张发奎口述：《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第116页。
(44)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第269页。陈铭枢在率部与张发奎部作战时受伤。
(45) 张发奎口述：《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第170-171页。
(46) Lloyd E.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1927-1937,pp.87-88.
(47) Angela N.S.Hsi,“Socialist Reform and the FuKien Rebellion,1932-34,”p.3.
(48) 《陈铭枢愿专力治军》，《申报》1928年8月9日，第9版。
(49) 《陈铭枢就粤主席前之谈话》，《申报》1928年12月22日，第10版。
(50) 李宗仁口述：《李宗仁回忆录》，唐德刚撰写，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47页。
(51) 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0），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60、131页。
(52) 吴淑凤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5），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382页。
(53) 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洪朝辉编校，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有学者还指出“加上陈铭枢的挑拨，使蒋介石对陈济棠非常不满”，参见余炎光、陈福霖主编：《南粤割据——从龙济光到陈济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91页。
(54) 《附录二：蒋中正在中央党部纪念周对粤事之重要报告》（1931年5月11日），广东省档案馆编：《陈济棠研究史料（1928—1936）》，广州：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第95页。
(55) 有关此期间两陈的争夺，详见拙著：《陈济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7-80页。
(56) 金以林：《陈铭枢与蒋介石关系初探——以宁粤对峙初期为中心的考察》，《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第118页。
(57) 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0），第131页。
(58) 参见拙著：《陈济棠》，第173-175页。
(59) 王顺生、杨大纬：《福建事变——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始末》，第12页。
(60) 丘念台：《岭海微飙》，第158页。
(61) 当时蒋介石派人对韩复榘说：“希望向方兄好好地干一下，将来山东还不是你的吗？”吕伟俊：《韩复榘》，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5页。“向方”是韩复榘的字。
(62) 陈存恭：《从“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探讨“安内攘外”政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上册，1984年，第472页脚注(118)。
(63) 陈铭枢：《敬告全粤父老书》，《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5月25日，第2版。
(64) 华振中、朱伯康编：《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第14页。
(65) 吴振声：《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第104页。
(66) 蒋光鼐在1930年10月及次年1月至少三次请辞，蔡廷锴于1930年11月请辞，参见周秀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9），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47、113-114、317、458页。
(67) Lloyd E.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1927-1937,p.88.
(68) 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5、145页。
(69) 朱宗震、汪朝光：《铁军名将陈铭枢》，第80、129页。
(70) 《陈融致胡汉民函》，《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9册，第516页。陈融在致胡汉民的另一函也提到此事：“爵有怀疑不决之意，是恐闽、桂有反覆，以前跛与香山后人所做之事，皆渠常常引以为例者”（《陈融致胡汉民函》，《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0册，第495-496页）。“爵”及“渠”均指陈济棠，“跛”指陈铭枢，“香山后人”指白崇禧。
(71) 参见金以林：《陈铭枢与蒋介石关系初探——以宁粤对峙初期为中心的考察》，《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第119-121页。
(72) 这是陈铭枢到香港后向蒋介石报告中的用语，引自《蒋主席致何应钦等四月艳电》（1931年4月29日），参见《蒋档·革命文献》两广政潮卷，转引自金以林：《陈铭枢与蒋介石关系初探——以宁粤对峙初期为中心的考察》，《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第120页。
(73) 陈铭枢把黄居素自以为是地宣称自己一定会“跟着走”，不必事先征得同意，作为自己反感乃至反对广东反蒋的重要原因，参见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68页。
(74) 《蒋伯诚致杨永泰电》，1934年6月10日，蒋档，《特交档案·粤桂政潮》第33卷，转引自罗敏：《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59页。
(75) 蔡廷锴：《蔡廷锴自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1页。“驱逐”陈铭枢是当时蒋光鼐、蔡廷锴的感觉。
(76) 《香港陈铭枢致赣州蒋光鼐鱼未电》（1931年5月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2145，转引自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第180页。
(77) 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223、238、239页。
(78) 丘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第19页。
(79) 参见王顺生、杨大纬：《福建事变——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始末》，第11页。
(80)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还指令宋子文前往探视并送上医药费1万元，参见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第441页。
(81) 如6月29日，蒋介石下令上海电报局停止检查蒋光鼐等人的电报；7月13日，蒋又下令宋子文增发十九路军经费50万元，参见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第331-332、371页。
(82) 陈铭枢称其反蒋“密计的时间，大约是在（1931年）8月上旬”，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74页。
(83) 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72页。
(84) 参见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23页。
(85) 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73、74、109、83页脚注①。
(86) 翰青：《陈铭枢搞闽变的症结所在》，《春秋杂志》（香港）第269期，1968年9月，第9页。
(87) 《陈铭枢致蒋介石电》（1931年9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74页。
(88)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185、191—192页。
(89)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所藏资料，转引自杨天石：《30年代初期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抗日潮流》，氏著：《海外访史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93—294页。
(90)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3），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36页。
(91)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455、456页。
(92)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2日，《困勉记》卷20，“蒋档”，转引自金以林：《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26页。
(93) 翰青：《陈铭枢搞闽变的症结所在》，《春秋杂志》（香港）第269期，第9页。
(94)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249-250、362页。
(95) 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95页。
(96) 《马超俊致胡汉民电》，《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7册，第494页。另参见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1924—1936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23页。陈铭枢反对的理由见许育铭《汪兆铭与国民政府——1931—1936年对日问题下的政治变动》，台北：“国史馆”，1999年，第84页。
(97) 有关陈铭枢态度突然软化导致孙科内阁解体，参见金以林：《从蒋氏下野到蒋汪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2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6页。
(98)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3），第81页。
(99) 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101页。
(100) 蒋光鼐：《对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补充》，《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年，第117页。
(101) 持此观点的论著主要有：Lloyd E.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1927-1937,pp.91,92；王顺生、杨大纬：《福建事变——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始末》，第16页；吴明刚：《1933：福建事变始末》，第80页。
(102) 参见蔡廷锴：《蔡廷锴自传》，第251-253页。《自传》所述各事时间多有错乱，此战即被误为8月之事。
(103) 《刘芦隐致胡汉民电》，《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7册，第507页。
(104) 《蒋光鼐、蔡廷锴通电》（1933年5月2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26页。
(105) 黄旭初：《广西与中央廿余年来悲欢离合忆述（20）——两广不附和福建人民政府记详》，《春秋杂志》（香港）第123期，1962年8月，第14页。
(106) 如十九路军请军政部派两师驰援浏河，被置之不理；军政部还拒绝给十九路军发放手榴弹，也不补充其消耗的武器弹药和医药器材，参见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第9、10、12页。
(107) 《蒋委员中正批示何应钦部长令调炮兵归第十九路军指挥电》（1932年2月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449页。
(108) 据时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中校机要参谋”邓世汉回忆，“陈当时气尚悻悻，似与蒋当面闹翻，不愿会面”。邓世汉：《京沪卫戍公署见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编审组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227页。
(109) 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104页。
(110) 华振中：《十九路军抗日血战经过》，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淞沪烽火——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6页。
(111) 华振中、朱伯康编：《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第725页。
(112) 《胡汉民致孙科电稿》，《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7册，第518页。
(113) 《刘芦隐何世桢任援道陈群致胡汉民电》，《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7册，第504页。
(114) 宋希濂：《我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28-30页；李敖：《蒋介石与一二八》，《蒋介石研究》第3集，北京：华文出版社，1988年，第59页。
(115) 参见余子道：《抵抗与妥协的两重奏——“一二八”淞沪抗战》，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5页。
(116) 《淞沪抗日战役第十九路军战斗简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第508页。
(117) 《淞沪之战（二）》，《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5册，第653页。
(118) 吴明刚：《1933：福建事变始末》，第81页。此说之典型可见李敖《蒋介石与一二八》（《蒋介石研究》第3集），第73、77页。推翻此说的则可参见杨卫敏：《国民政府与一二八淞沪抗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232页。
(119)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3），第379页。
(120) 参见余子道：《抵抗与妥协的两重奏——“一二八”淞沪抗战》，第226页。
(121) 陶希圣：《序》，第13页，华振中、朱伯康编：《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
(122) 《孙科致胡汉民电》，《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2册，第423页。
(123) 《萧佛成致胡汉民函》，《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1册，第441页。
(124) Donald A.Jordan.China's Trial by Fire:The Shanghai War of 1932,preface.
(125) 华振中：《十九路军抗日血战经过》，《淞沪烽火——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第251页。
(126) 《张治中致蒋介石电》（1932年2月2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238页。
(127) 《何世桢任援道致胡汉民电》，《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7册，第517页。
(128) 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105页。
(129)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3），第345、365-366页。
(130) 吴淑凤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4），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125页。
(131) 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110页；朱宗震、汪朝光：《铁军名将陈铭枢》，第122-123页。
(132)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82-83页。
(133) 吴淑凤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5），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19页。
(134) 《蒋委员长致胡宗南师长嘱对陈铭枢、蒋光鼐等殷勤接待并与精诚团结电》（1932年4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第518页；吴淑凤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4），第80页。
(135) 吴淑凤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4），第83页。
(136) 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112页。
(137) 《胡汉民致陈融函》，《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5册，第477页。
(138) 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117-119、115页；张发奎口述：《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第207页。
(139) 吴淑凤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5），第570页。
(140) 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9），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339页。
(141) 详见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0），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6、67、293、462、650、674页；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3），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262页。
(142) 蔡廷锴：《蔡廷锴自传》，第300页。
(143)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6），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253页。
(144) 《附：蒋光鼐蔡廷锴致邹鲁电》，《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7册，第513页。
(145) 蔡廷锴：《蔡廷锴自传》，第308页。
(146) 这在元老派6月初的通信中多次提及，如6月5日萧佛成致函胡汉民指出：“当日出兵系公（共）同议妥，现在粤军亦已出发，乃某路军不待相商，竟突然下令撤回，不但示人以裂痕，即友谊上亦说不去。”《萧佛成致胡汉民函》，《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1册，第463页。
(147) 林植夫：《林植夫自述》，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福建文史资料》第19辑，1988年，第21页。
(148) Lloyd E.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1927-1937,pp.104-105.
(149) 早在1932年2月12日，蒋光鼐在给邹鲁、陈济棠等的电文就表达“此后永不参与内战”的决心，参见华振中、朱伯康编：《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第182页。
(150) 蒋介石：《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1933年5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第36页。
(151) William F.Dorrill,“The Fukien Rebellion and the CCP:A Case of Maoist Revisionism,”p.31.
(152) 王顺生、杨大纬：《福建事变——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始末》，第51页。
(153) 参见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2），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35、247-248页。
(154)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85-86页。
(155) 罗敏：《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42页。
(156) 《陈融致胡汉民电》，《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8册，第478页。
(157)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0），第343页。
(158) 《蒋光鼐、蔡廷锴通电》（1933年5月2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第426页。
(159) 蔡廷锴：《蔡廷锴自传》，第309页。
(160) 《钩命单》，陈漱渝、陶忻编：《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28-129页。
(161) 《蒋光鼐致胡汉民函》，《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2册，第449页。
(162) 参阅拙著：《陈济棠》，第215-220、529-530页；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41-242页。
(163) 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47页。
(164)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84页。
(165) 朱宗震、汪朝光：《铁军名将陈铭枢》，第133页。
(166) 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马俊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前言”，第4-5页；Donald A.Jordan,China's Trial by Fire:The Shanghai War of 1932,preface.
(167) 临深：《忆闽变四巨头：李陈蒋蔡》，《春秋杂志》（香港）第298期，1969年12月，第6页。
(168) 翰青：《陈铭枢搞闽变的症结所在》，《春秋杂志》（香港）第269期，第10页。
(169) 蔡廷锴：《蔡廷锴自传》，第310-311页。
(170) 临深：《忆闽变四巨头：李陈蒋蔡》，《春秋杂志》（香港）第298期，第7页。
(171) 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123页。
(172)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3），第464-465页。
(173)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94-95页。
(174) 如共青团在1932年2月23日承认“在今天团与十九路军还没有任何的关系”；张琼则提到“一·二八”抗战期间中共还对十九路军进行“兵运”，号召、策动其士兵反对长官，这也不可能使十九路军的军官对中共产生好感，参见《共青团中央为上海事变致各地团部的信（节录）》（1932年2月23日）；张琼：《回忆何香凝在“一·二八抗战中的救护活动》，《“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66-267、455页。王顺生等也认为，在十九路军入闽后的一年多，蒋、蔡实际上仍屈从于蒋介石而与中共对立（王顺生、杨大纬：《福建事变——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始末》，第39页）。当然，陈铭枢及其追随者较早就左倾并与中共有联系。
(175) Lloyd E.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1927-1937,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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