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达卓[1]2016年在《数学教育社会学：一个人文主义的观照》文中认为当下数学以不可逆转的态势渗透与涌入社会系统的各个角落,人们身处数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冲击、震撼及由此带来的变革和便利,数学教育也因数学和数学教育的发展呈现出诸多带有深刻社会背景与深层社会原因的数学教育问题。数学教育凸显的社会层面问题促使我们基于社会学视角审视、观照社会层面中的数学教育问题、探究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社会原因并尝试探究其破解之道。数学教育社会学视角是出于对社会中群体或事件的观照,是源于对人的观照,也即人文主义的观照。将数学教育研究从数学哲学、数学教育哲学进路转向到数学教育社会学,是数学教育发展进程的必然走向,是研究范式的实然探寻,是当下数学教育生态的显性诉求,是数学与数学教育发展的新阶段。数学教育社会学视角与观照理念的提出和相互渗透标志着数学教育研究从象牙塔中走出来,正逐步迈向生机勃勃的现代社会,落实到数学教育教学实践,从而数学教育社会学在研究领域上既可通达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又可抵达形而下的数学教育生态,是衔接、平衡、关联、贯通这两极的现实枢纽。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思辨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课堂观察法、案例研究法,在考察和分析当前数学教育研究和改革实践路径、现状及问题困境的基础上,初步建构出了数学教育社会学理论,通过运用数学教育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观点解读数学教育问题、剖析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针对其教与学困境的破解之道。本论文主要研究内容、结论与创新之处简述如下:第一,以溯源数学教育发展渊源、梳理数学教育发展脉络和树立数学教育呈现的问题意识为基点,回顾国外数学教育研究路径,探究国外数学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渊源、问题与成果;同时厘清我国数学教育社会学研究的萌发,审视我国现有研究的不足,提出继续研究的空间。第二,以问卷、访谈、观察、案例分析为"多维互证",从诸多问题中选取对数学的认知、数学与社会生活的关涉和数学对人和国家的意义这三类最常见、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展开透视、分析、解读并针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其中有些问题,可以从数学教育哲学视角来解读;但数学教育哲学更多立足于哲学思辨和本体论研究,不能给予恰适公民阶层理解的解读和践行的路径,数学教育哲学的立场更适合数学教师或数学教育研究者层次理解。我们提出数学教育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对社会阶层中大多数群体或事实,尤其想观照到弱势群体、小众群体或个体成员在数学教育中呈现的问题意识,通过自下而上,由"点"及"线"再及"面"的观照,来深入厘清数学在社会层面的渗透与影响,以及社会层面的群体和事件对数学及其数学教育的影响。在对诸多问题透视和问题澄明下,提出数学教育社会学是观照与破解当下我国数学教育教学领域中诸多问题的新视角。第三,建构数学教育社会学理论,就其理论基础、理论框架、理论意义进行澄清。澄清与进一步明确数学哲学和数学教育哲学作为内部理论基础,给数学教育社会学提供了丰富、厚重、深刻与深邃的理论底蕴。澄清与进一步明确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作为外部理论基础,分别给予数学知识和数学课程以理论支撑,科学知识社会学是数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源泉,教育社会学是数学课程社会学的理论源头。第四,就数学教育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展开论述。初步从数学教育最为关切的三个层面:知识、课程、教与学入手展开。数学学科以知识立足,以课程作为传播载体,由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尤其以学生在数学教育中的学习、成长与进步为关键要素来决定数学传承和发展。第五,基于数学教育社会学理论解读数学教育问题。数学教育公平问题、大众数学教育、数学资优生教育、数学学习困难生教育、数学教育目标分层等热点难点问题,安置在数学教育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系统、深入地观照、审视和解读。第六,提出一个"人文主义观照"的思想意识,人文主义观照也即是社会学视角的开启和回应,以期基于此来审视与破解数学教育中呈现的诸多问题困境。经比较研究、分析可以得知当下数学教育呈现的诸多问题(如数学学习态度、学习主动性、学习方式等)的根源不在于数学知识本身难易,而在于数学教育思想意识层面的缺失。数学和数学教育的科学和人文双重属性召唤我们找寻人文主义观照,进而从思想根源上破解此困境。窥其全貌来看,本研究致力于初步建构数学教育社会学理论,所建构的数学教育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观点能深层次阐释和解读数学教育呈现的诸多问题;而"一个人文主义的观照"能为当下数学教育诸多困境提供一条崭新的破解之道。本研究是困惑于原有理论不能深入、系统、全面地解读一些当下数学教育问题,在长期实践、思考、调研和层层论证下提出新理论以求突破;但本研究以及研究所得尚处于初创阶段,从而这些都还有待深入研究探讨与不断完善。
于冰沁[2]2012年在《寻踪—生态主义思想在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中的产生、发展与实践》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对生态主义思想在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领域产生的思想源流、发展历程、对现代风景园林设计的影响、未来发展趋势等进行了分析与归纳,并对生态主义思想影响下的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设计理论、方法及实践案例进行了回顾和评价,目的在于认清生态危机影响下的生态主义设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明确风景园林师的责任与义务,明晰生态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预测生态主义设计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并希冀从中获得可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指导国内风景园林生态设计实践的启示。通过文献研究与案例研究的方法,本文对国内外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案例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通过类比分析的方法,研究不同学科、不同地域、不同风景园林师之间的思想差异性与相互渗透性,以探寻时代、社会、文化背景与生态主义设计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性,从而广泛地汲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并从多个角度来分析、论证本文的研究主题。基于上述研究方法,本文将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设计领域的生态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划分为6个阶段,并分别就每个发展时期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设计思想、设计理论和技术进行了深入地剖析,以总结归纳出生态主义思想在西方现代风景园林中的发展框架,理清其发展脉络。同时,通过对国内一些地区进行的生态主义设计的实践情况的现场踏勘,了解我国在生态设计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中的优势和问题,认识生态主义的设计思想对我国可持续景观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使本文的研究对于国内的景观生态建设起到一定的现实作用。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3个部分：首先,介绍了生态主义思想和现代风景园林的相关概念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并就其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伦理思考；其次,探究了生态主义思想在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领域的发展历程,分为萌芽阶段(16至18世纪)、产生阶段(19世纪)、发展阶段(20世纪初至80年代)、兴盛阶段(20世纪90年代)、成熟阶段(21世纪初至今)及后成熟阶段等6个时期,并就其各个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相关学科的影响及具有代表性的设计思想、研究理论、规划方法和相关实践进行了剖析,揭示了生态主义思想与风景园林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生态主义思想引导下的现代风景园林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最后,总结并归纳生态主义思想对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设计的影响、生态主义设计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多样化倾向和实践过程中遵循的具体的实践原则。研究结果表明生态主义思想在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领域起源于16、17世纪文艺复兴园林中的丛林和林园景观,萌芽于18世纪的自然风致园,产生于19世纪现代主义园林,因相关学科的渗透和分析技术的进步而迅猛发展于20世纪60、70年代,促进了设计师生态主义意识的嬗变和生态规划理论的完善,并于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生态设计原则、再生设计原理、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和生态材料与技术的创新逐步走向兴盛,21世纪初因景观及生态都市主义思潮的出现而日臻成熟。生态意识的出现曾一度造成了风景园林学科内部的分裂局面,而生态思想的发展与成熟逐渐融合了生态性、艺术性和社会性等属性,消解了审美与科学、设计与规划、艺术与生态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其发展与变化深深地影响了风景园林设计的自然观、价值观、研究范畴、设计思维、理论方法和实践技术。在生态主义思想的引导下,西方现代风景园林从单纯地美学设计逐渐走向了科学规划的道路,也将由科学走向伦理学的思考。纵观国内外关于风景园林学、生态学和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生态主义思想的研究均呈现为局部的、片段式的、破碎化的状态,尚未形成完整的、系统的理论研究,对于生态主义思想在风景园林设计领域的产生缘由、发展轨迹、表达与实践均没有清晰的脉络呈现。因此,本文所做的研究和探索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和创新性,具体表现为以下5点：(1)尝试在风景园林设计领域对生态主义思想重新加以理解；(2)探寻了生态主义思想在风景园林领域的产生根源,构建了生态主义思想的发展框架,理清了生态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揭示了生态主义思想对风景园林的影响；(3)以客观性和辩证性的视角对风景园林先驱的设计思想、理论方法和实践作品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回顾风景园林生态设计的历史,并进行反思与再认识,以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现代风景园林生态设计的实践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4)总结生态主义思想在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中的各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归纳影响生态主义思想变化的主导因子,并在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划分了生态主义设计的5种主要倾向,明确了生态主义设计的实践原则；(5)提出了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生态性、艺术性、科学性与社会性多元融合的生态设计理念,展望了风景园林学与生态伦理学和伦理美学相结合的未来发展趋势。
张洪伟[3]2016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下的性别差异研究》文中指出当代法国杰出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露丝·伊丽格瑞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性别差异即使算不上是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也肯定是哲学上的主要问题之一。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每个时代都有一个且仅有一个需要彻底思考的问题。性别差异也许是我们时代的那个问题,如果对它进行透彻的思考,我们就可以"获得拯救"。长时期以来人们对性别差异问题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当然这个浓厚的兴趣不是来自性别差异问题自身,而是对两性平等问题的关注。亚里士多德曾说:"公正在于同类同等对待之,不同类不同等对待之。"自那以来的两千五百年以来,人们对性别差异的性质、程度、甚至两性差异是否存在进行着争论,并且思考这一切与性别平等的关系。1874年,法国作家雨果在《九三年》这本书中借主人公之郭文口表达了性别平等和性别差异的关系,郭文说:"我说的是平等,我没说相同。"叔本华、尼采、拜伦、莎士比亚都表达过两性的不同。党的十八大也首次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写入党的报告中,多处提到提高妇女地位,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由此可见,性别差异已经成为当下时代一个热议话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下,人先天具有男性与女性的差异,这是最为自然的人类属性。而在后天的社会环境发展中,两性之间的自然差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具有了不自然的特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在漫长的改造社会实践的活动中,人其实也进行着自我改造,人类逐渐创建了一整套社会文化机制,在社会文化机制的作用下,人的自然性别差异出现了异化,随之出现了性别不平等。人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在人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社会性别差异的性质,程度和内涵都不尽相同。在马克思人的发展三形态理论中,女性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完全不同。在"人的依赖"和在人的物的依赖这两个阶段中,由于人无法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男性和女性均处于受压迫状态,性别差异自然也是异化的。在人的"自由个性"阶段,"人最终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这个时候的性别差异才是最真实的状态。所以,必须超越女性主义者对性别差异研究的局限于女性的视角和二元对立的性别差异思维方式,只有改变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才能改善关于性别差异问题的混乱局面,所以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视阈思考的分析性别差异问题,以期找到解决性别差异问题的新的理论进路要想真正理解性别差异,必须转换自己的思维视域,从两性对立的思维视域转换为马克思的人类性视阈。第一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下分析和论述性别差异的双重内涵,区分性别的先天自然差异与后天社会差异,以揭示性别差异中存在的两性不平等问题属于性别的后天社会差异,而不是属于性别的先天自然差异。在论述性别的先天自然差异中具体分析性别自然差异的本体论根源,性别自然差异的价值论承诺,与性别自然差异的认识论方式。在性别的后天社会差异中具体论述性别社会差异的社会构造性,性别社会差异的文化养成性,与性别社会差异的主体选择性。并从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政治地位、社会文化地位、家庭角色地位等几个方面论述性别的后天社会差异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第二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下具体分析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存在的理论偏差。首先表现在思想观念与概念内涵的混乱,具体表现对"性别差异"与"性别不平等"的关系问题、"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关系问题、"女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的理解中存在误读。其次表现在女性主义延续了西方理性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造成女性主义者以女性的理性主义反对男性的理性主义,以女性的视角反对男性的视角,以女权反对男权等思想偏差与社会问题。再次表现在女性主义思想理论视阈的破碎和缺失,具体表现为缺少独立自足的思想资源,缺少系统严谨的学理支撑,缺少人类性的人文情怀。第三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下分析造成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原因。首先是分析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生产原因,表现为"两种生产"的分裂、生产关系与家庭关系的分裂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整体物化与异化。其次是分析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文化原因,包括西方理性文化的对立思维、西方哲学理念中的性别不平等,及资本主义文化的异化。再次是分析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政治原因,包括将两性关系泛政治化,政治只为资本服务,及以男权维护资本的统治。第四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下分析如何消除性别差异中的不平等现象。首先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改造,包括社会生产的人本化,家庭本位的再确立,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其次是对西方理性文化的生命改造,包括将理性的对立式思维提升为和合的整体性思维,将异化的文化改造成为生命的文化,及培育两性和合的生命文化。再次是唤醒两性生命的自由本性,包括唤醒两性对生命自由的本质认知,彰显社会理想与社会发展的生命属性,及以觉醒的两性生命引领现实的社会变革。第五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下展开未来性别差异的理想状态。首先是两性应当拥有共同的"类生命",包括两性拥有共同的生命本体,两性拥有共同的生命价值,及两性拥有共同的社会理想。其次是两性不同特质的自由全面发展,包括两性不同特质的自由发展,两性不同特质的全面发展,及两性不同特质的互补与统一。再次是两性生存与发展中的彼此互助,包括"两种生产"中的两性互助,思维与文化存在方式上的两性互补,及家庭组织中的两性交融。结语指出性别差异问题是现代哲学和性别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实现性别平等和女性解放不可逾越的"鸿沟",但由于女性主义者对性别差异的研究一直都是以西方传统哲学的理论背景和女性思维视角局限去思考问题,这就决定了女性主义者不可能全面而正确解决性别差异问题。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视域下,突破西方传统哲学视域局限和女性者的视角局限,以人类性的思维视阈体认两性之间本质和合的性别关系本质,才可能有两性的相互关爱、相互合作、相互融合、相互统一与共同发展,最终实现两性关系的真正平等。
阮文维（Nguyen, Van, Duy）[4]2016年在《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批判继承了西方哲学史,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并概括总结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从而为人类提供了新的世界观。这种新的世界观就是为人类指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所以这种新的世界观也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实现自身解放并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条件的科学理论。中国和越南两个国家在各自的共产党领导下,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实现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都充分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相关的其他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和胡志明这两位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们在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别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越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分别成为两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虽然中越两个国家各自的条件和国情不同,但是由于共同的理论来源和共同的社会主义理想追求,这就为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提供了理论的和现实的两个方面基础。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希望为中越两国进一步深入合作发展寻找共同的理论基础或思想基础。出于上述一些想法,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工作：第一、中越的社会历史条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比较。这一部分主要从20世纪早期中越的社会历史条件、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情况、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阶段等方面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国有很多共同之处：都面临着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残暴统治,都在酝酿着如何去争取民族独立和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任务。恰在这样的历史关头,通过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中介,使中越两国几乎同时迎来了马克思主义。由于社会革命的需要,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两国迅速传播。第二,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比较。这一部分主要从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几个内容分别介绍了中国和越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异同点。第三,中越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运用和创新发展方面的比较。两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具体实践,都分别具体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在具体运用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首先介绍越南共产党是如何具体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而确立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共产党领导的实践原则①；其次分析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具体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而确立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共产党领导的实践原则。然后结合胡志明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分别阐述了中越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哪些创新发展。第四,毛泽东和胡志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贡献的比较。这一部分首先分别介绍了毛泽东思想和胡志明思想的主要内容。我们发现他们的思想有很大的一致性,都是集中于民族解放运动、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领导等几个方面。其次,进一步总结了他们的理论贡献。我们认为,他们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在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理论探索。这些理论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方面的创新发展。第五,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新发展及其现实意义。中越两国同时进入全球化的新时代,同时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和新机遇。在新形势下,中越哲学工作者和共产党都分别进行了新的哲学思考,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认识,这些新认识不仅分别对两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还互相有借鉴意义。总之,在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布局和越南的改革开放发展方向的良好政治背景下,如何探索中-越两国人民共同合作发展的思想文化基础,是当前的重要课题。我们认为,深入开展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正是两国友好合作、健康发展的深层思想文化基础中的重要内容。
于川[5]2017年在《实践哲学语境下的生态伦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是以当代美国哲学家保罗·汤普森(Paul B.Thompson)的农业主义思想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一个有关人类与生态系统关系的哲学认知与人类行为框架。这个框架结构以人类的农业行为作为视角,并将农业及其实践视为一种人类生存行为,以及生存需求的现实、技术认知及思维表达。本论文的研究内核是保罗·汤普森的"耕种可以作为聚焦实践"的哲学观点,并以此作为立论核心展开本论文的逻辑建构与论述进程。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价值建构的"异体-同构-中心"哲学形态、生态多样性伦理和生命行为的固有价值、生存需求与生态伦理的容摄、生态伦理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四个部分。在逻辑上,它们体现着如下进路:首先,价值建构需要具备一定的哲学形态;其次,生态多样性与物种身份是生态伦理认知-实践体系中无法回避的主要内容;再次,生态伦理的实践性表达应该符合人类的生存需求;最后,整个生态关系认知的主要实现方式是科学技术的相关表达及其实践。这样的逻辑进程反映了在科学技术哲学的语境之下,社会对于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认知势必要求生态价值的建构要与技术实践有所通构;在另一方面,这也是在试图揭示科学技术在生态维持中的位置及作用、社会对于科学技术及其实践的态度是否完全与理性认知有关,以及技术与生态维持之间的对立关系能否获得基于人类生存意义层面的消解。本论文尝试通过这样的研究来加深人与社会对于生态伦理相关表达与实践的认识,建构一个相对合适的关于生态-技术-社会的认知结构,以此获得生态伦理的哲学认知对于科学技术进化的交互性表达。在科学技术时代的背景下,社会对于生态关系的哲学认知的不断深化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化,最终都将汇聚在人类及其社会永续生存与发展这个主题。
张春楼[6]2017年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文中研究表明新轴心时代、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等层面的哲学探讨都是当前新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这些研究事关中国哲学在"新哲学丛林期"的生存、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期以来,这类讨论与研究的领域相对零散,需要进一步整合到新轴心时代视域下去关注中国哲学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国家层面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研究不多,且倾向于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分割研究,长期会通不力,平面化、静态化比较明显,缺乏对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融合的深度反思。而把中国哲学理论和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的路径探讨放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指向人类核心问题来研究更不多见。哲学应该以会通的方式指向人类现实问题,这也是此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论文沿着"背景←→实景←→愿景"的整体循环脉络,展示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动态性。即通过追溯哲学演进的历史,寻找人类核心问题的遗传和变异基因,以轴心时代以来的哲学变迁为背景,以"人类核心问题"为焦点,"再创造"为主线,落笔于科学技术辐射全球的新轴心时代前兆实景,围绕当代和未来人类核心问题,指向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期盼再造中国新哲学的美好愿景得以实现。首先聚焦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考察其嬗变历程,反思其根源与变异成因,回溯中西方哲学通过批判作出的连锁反应。由此发现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人类迈进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不再孤单,而是形成核心问题圈。面对多重危机,人类全面觉醒,瞩望新轴心时代的开启。中国哲学对人类危机必须应战,做出准确判断,且在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进行有机再造。当然,这一永恒的人类主题并非一蹴而就,必须长期探索。该研究直面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探索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盲区和路径,试图推动中国在新轴心时代再现百家争鸣新局面,使中国哲学走出生存困境,让中华文明在新轴心时代焕然一新,惠及人类。全文竭力想说明和论证的主要观点有:一、人的"理性与欲望"居于人类问题核心位置,经过轴心时代持续嬗变,其根源与变异在哲学批判的脉络中清晰可见。哲学在指向人类核心问题的大众实践过程中发生批判性地变革,呈现出自身的内在规律。二、在科技时代,人类文明在冲突与对话中开启共生性呼吸,中心主义开始离散,部落主义泛滥,普遍主义与普世价值纠缠不清,科技异化日益挑战人类文明,引发批判升级,各种文明渐次跨域,加剧着哲学转向。学者的研究旨趣也从跨学科延伸到立体、动态的跨界或跨域,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人类新轴心时代的步伐。三、多维度地审视新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圈,反思不断升级、变异的矛盾与危机,倒逼人类全面觉醒。中国传统哲学很难应对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特别是中国自身发展问题,表现为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的双双滞后,原因主要在于没有把问题置于新轴心时代的视域下进行批判与会通。四、中国哲学在新轴心时代的存废主要取决于是否进行恰当的理论再创造。通过考察张岱年综创论和成中英再创论的既有研究,可从中推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盲区与困境,构筑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多阶路径。五、分析儒释道大众化实践的历史典范和现实楷模,宏观审视中国哲学世界化的战略构想与实践,多维度地透视中国哲学的大众化实践,分析其得与失,凝练出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体系再创造的新构想。全文暗用"互联网+"思维模式,在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方向都隐含着动态的"中国哲学+"立体再造脉络。根据具体章节内容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典型案例法、历史回跳法和总结归纳法等展开研究。该文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跨学科、跨界综合性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尝试性创新:一、在学术思想上,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探索中国哲学理论再创造的多阶路径,再造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新体系。这是学界交叉研究不足的领域,有一定的开拓性。二、在学术观点上,提出"中国哲学+"新概念,认为新轴心时代与"中国哲学再创造"之间可以实现历史与逻辑的双重会通,中国新哲学能够成为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次生问题,甚至新轴心时代人类核心问题圈的中国方案。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跨学科、跨界、概念类比和"嫁接"等方法,既有对新轴心时代和中国哲学分析与再造的理论"务虚",也有对大众实践成果的总结和理论渗透的"务实",更有对新体系再创造理论与实践中次生问题的多维度关注。在整体上,该项研究最终的创新点是思想系统性、内容实践性、视角多样性和问题针对性,因而既具有理论深度,也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可操作性。概览全文,展望哲学发展前景,发现人类文明在新轴心时代是整体性再造,故步自封的文明必将成为人类文明化石,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路径,有利于激发自由、平等、富强的中华大地再现百家争鸣。中国哲学再创造也必将加强中华文明与外域文明的优势互补,惠及全人类。
杜晨[7]2017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哲学思考》文中研究表明全面深化改革的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哲学辩证性思维的理论结晶,它蕴藏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全面性、科学性和群众性的特点,是我们党在历史新时期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指导思想,因而探究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哲学底蕴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研究习近平改革理论的基础,我们必须先对全面深化改革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即要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目标定位和主要内容。全面深化改革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现实要求、实践基础和历史经验,它以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制度化改革的导向为目标定位,主要内容包括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引领新常态等。全面深化改革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内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唯物主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哲学基点,唯物辩证法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哲学灵魂,以人为本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哲学核心。具体来看,在唯物主义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坚持重在落实原则,坚持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在唯物辩证法方面,坚持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辩证统一,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统一,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辩证统一,坚持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的辩证统一,坚持改革、稳定、发展的辩证统一;在以人为本方面,坚持紧紧依靠群众,坚持改革成果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全面深化改革这一理论成果,通过阐明改革的意义、走向、目标任务以及重大原则等问题,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提供了精神支柱,指引着党和人民向着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迈开步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助于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
龚晓珺[8]2013年在《哲学的民族性研究》文中指出哲学以其深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成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任何一种哲学观都是以民族性的存在方式、时代性的内容、人类性的追求和个体性的风格去追求和探索关于世界本原和人类生活意义的“终极关怀”问题。哲学总在寻求普遍和超越,却又最个性化,具有多姿多彩的民族性内容和形式。哲学以民族为载体而存在,其形成是特定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结构、民族交往、文化传统、科学宗教语言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没有民族性的哲学是不存在的。民族性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哲学以民族性为存在方式和基本属性,总是特定民族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实践和特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最高理论概括,是系统理论形态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特定民族的哲学集中反映了该民族特有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人生观以及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凝结了该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民族语言、民族心理、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从民族自身的发展来看,哲学是民族之魂,各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哲学,没有形成本民族哲学的民族是很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世界三大哲学传统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各有自己独特的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从哲学特质来看,印度哲学本质上是宗教哲学,中国哲学是伦理和人生哲学,希腊哲学则为科学和理性哲学。发端于古希腊哲学的西方哲学“同源分流”而出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法国的启蒙和唯物主义哲学,德国的古典和理性主义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等西方哲学形态。而东方的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阿拉伯哲学则泾渭分明,其他东方民族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其哲学就深受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两者的共同影响。深入考量哲学民族性的不同形态,可以看出不同民族哲学各具独特差异个性,并无优劣之分,但却各有长短,哲学民族性之中总是蕴含着世界性的品格和趋势,哲学世界性又需要通过民族性加以体现,当代“去西方哲学范式”的多元共识和互补格局成为哲学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是最科学的哲学体系和最伟大的认识工具,它源自西方哲学,但却超越了以往哲学狭隘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局限,以其世界性、普遍性和人类性的哲学品格而成为无产阶级和解放全人类的学说,成为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自己的任务不仅在于科学地解释世界,而且在于现实地改变世界,其普遍原理被运用于世界各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而由此赋予了不同的民族特色、民族禀赋和民族性格,其与不同的民族性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其走向世界性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活的学问和行动指南,民族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内在要求和表现方式,只有在与各个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形成缤纷异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特色,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才能得以真正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不是单一民族的哲学民族性,而是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高度的民族性,真正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中华民族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从古代文明延续至今的民族,其强大的民族生命力植根于悠久而独具中国魅力的传统哲学和文化之中。但自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现代性的世界历史进程打破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原有的历史逻辑,形成了传统的断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呼唤着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康庄大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中国的未来”成为时代的呼唤。当今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挑战和机遇同在,对东方文明古国中国而言,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无不显示着经济腾飞的奇迹。18大吹响了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征程,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造就了新时期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构建共有的精神家园理应成为当今中国哲学民族性的主题和时代呼唤。对哲学的民族性研究将有助于以哲学的高度思考和引领民族国家的特色发展之路,寻求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和发展,指导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彰显“哲学自我”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哲学使命,更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实现伟大复兴之梦的民族使命。本文以“概念构建→发展历程→内容和形式→当代时空境遇→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国视域”为研究脉络,首先探究了哲学的民族性在学理溯源、概念内涵、生成机制、发展历程、本质特征等方面的一般规定性,考量了东西方哲学等不同哲学形态的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比较了哲学民族性不同形态的异同,探讨了现代性、全球化、民族主义等当代时空境遇下不同民族哲学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应对；其次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在内涵、合法性依据和表现形式等方面的一般规定性,从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基本要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鲜明中国特色；最后落脚到中国视域,结合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总结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经验,反思了中、西、马三哲研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并提出了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思考。总体来说,本文从理论、实践、价值等三个层面对哲学的民族性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和探讨：第一,理论层面：从学理溯源、一般规定性、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异同比较等各方面全景分析了哲学的民族性,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的一般规定、理论和实践要义等进行了基本阐述,以期在理论层面构建哲学的民族性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的学理框架。第二,实践层面：针对中国视域的经验、问题和前沿思考,引发对当代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的思考,以实践建构理论,以理论引导实践。第三,价值层面：面对现代性、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当代时空境遇,哲学应该诉诸价值层面的反思,根据民族国家的不同具体国情和世情,思索和寻求最适合本国的发展之路和哲学之路,以独具个性化的民族特色的价值诉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苏章海[9]2014年在《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在对“对比语言学到底在做什么?对比语言学做了些什么?对比语言学还应该做什么?”三个对比语言学学科的核心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凝练出“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从学科诞生之日起至今是如何演变的?这种演变对学科发展有何影响”两个基本的研究问题,以“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为题展开,目的在于沿着对比语言学产生和发展的线索,考察元语言系统演变的不同表现、即系统中元语言在学科发展的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盈缺和变迁,观察对比语言学在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范围与对象、研究方法与程序以及研究价值(包括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探讨对比语言学学科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本研究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全文绪论,提出了对比语言学学科史研究的必要性,论述了从学科元语言演变的角度研究学科发展历史的目的和意义,设计了研究内容；在对对比语言学元语言及元语言系统界定的基础上确立了元语言抽取的基本原则,并将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分为“核心概念”、“一般性概念”和“辅助性概念和表述”。为了厘清对比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如实、全面地反映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为了行文和描述的方便,本研究对对比语言学元语言概念的界定采取宽泛的做法,即不仅把对比语言学的“核心概念”作为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同时还把“一般性概念”和“辅助性概念或表述”一并纳入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系统,但在具体做法上,重点论述“核心元语言子系统”的演变。这样建立起相应的“子系统”,分别对应对比语言学学科框架中的“研究本体”、“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三个“元语言子系统”。尝试搭建起了一个“理想的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暨学科框架”,作为考察不同发展时期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演变的参照,并由此考察对比语言学的学科发展史。第二章论述了中外学者对于对比语言学学科史的研究思想、思路和成果。在前辈学者的启发下,本研究尝试将中西方语言学纳入到同一条时间线索上来,做出了一个“打通中西”的对比语言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分期,即对比语言学的创始时期(1820—1955)、“应用性”转向与衰落时期(1956—1976)、复苏与发展时期(1977—1989)和快速发展与走向繁荣时期(1990—)四个时期,作为本研究得以展开的空间,并构成本文的主体章节。第三章到第六章是本研究的“本论”部分。第三章研究对比语言学创始时期的元语言系统建构和演变情况。洪堡特是对比语言学的创始人,构建了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雏形暨学科基本框架；作为历史比较法的产物,西方的对比语言学与19世纪的主流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几乎同时产生、并行发展；经叶斯柏森,到沃尔夫,西方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系统已基本完整,学科正式确立并命名。中国的语言对比研究肇始于1898年的《马氏文通》,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以创建中国语法学和汉语语法体系为目的,“对比”仅仅是一种研究的工具。由于普世语言观的影响,从马建忠经严复到黎锦熙,所谓的对比语言研究实际处于“比较”与“比附”之间；从陈承泽发出“反对模仿”的呼声开始,尤其是“中国文法革新时期”(1938—1943),中国学者才开始在普通语言学关照下运用对比的方法挖掘汉语特点,建构汉语语法体系。50年代前期,由于苏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比附”的研究方法复辟。第四章讨论对比语言学“应用性”转向与衰落时期元语言系统的演变。西方语言学自拉多(1957)开始,出现以为外语教学服务为唯一宗旨的“应用性”转向,将对比语言学降格为“对比分析”,从而成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迪·皮德娄转向转换生成语言学寻求理论支持,却遭遇普遍语法观的尴尬。由于放弃了自身理论建设的诉求,美国的对比语言学研究逐步衰落。中国的语言对比研究虽有赵元任先生成果卓著,但因“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56)的出台而式微,并终因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被迫全面停止。第五章研究对比语言学复苏与发展时期元语言系统的重建。西方语言对比研究中心从美国转到欧洲,并开始从微观走向宏观；沃尔夫对比语言学思想开始复兴,西方语言学重新重视自身理论建构。中国对比研究因对外汉语教学和外语教学的需要得到普及,在为第二语言教学服务的同时,因少数学者对其学科性的元思考而开始重视学科自身的理论建构。中西方对比语言学之间的距离开始缩短。第六章,通过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的演变论述对比语言学的快速发展与繁荣时期对比语言学的发展状况,并对学科未来发展做出展望。1990年之后,随着沃尔夫语言相对论思想逐步复兴,世界对比语言学出现新的气象：西方语言学以体系建构为开端,“跨文化交际”为特色,“功能分析”为“大成”,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不断扩大,理论建设成绩斐然：菲齐亚克延续自己的一贯思想,对学科做出深刻的元思考,提出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克尔采斯佐斯基则从对比中立项出发建构了一个别具特色的理论体系;由于维尔茨皮卡(1991)的贡献,跨文化语用学从欧洲走向澳洲；从卡普兰到孔纳(1996;2008),美国的对比修辞学取得较大发展；哈蒂姆(1997)则继承哈特曼的研究传统,以“跨文化交际”的名义对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学进行了深刻论述；切斯特曼的集大成之作《对比功能分析》成为这一时期西方对比语言学理论发展新的里程碑。在中国,第一本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于1990年出版,展示了前期中国对比语言学研究的成绩,使对比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新的领域深入人心,也为今后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92年,中国第一本径以“对比语言学”命名的通论性著作出版；之后,各种理论研究著作纷纷问世,对比语言学研究论文数量大大增加。中国对比语言学研究开始与世界同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对比语言学进行了历史与哲学的全方位思考,将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建设上升至哲学语言学的层面,对比视角下的汉语语法和语言学理论研究取得新的进展,为世界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中国对比语言学走在了世界前列。第七章为全文的结论。对比语言学经过近200年的发展,其元语言系统由洪堡特与沃尔夫等人的初建、经应用性转向和停滞时期的演变,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80年之后复苏时期得到重建,1990年以来、尤其是经21世纪初期的繁荣发展,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已经接近一个“理想化”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了语言世界观和普通语言学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和在这一基础上对学科的科学定义；更包含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本体元语言子系统、研究方法元语言子系统和研究价值元语言子系统,形成一个完整的架构,标志着对比语言学学科的最终确立。本文认为,对比语言学的发展从方法论意义上的“求同”到“求异”,带着深刻的历史思考,已显出在更高的哲学语言学层面上的“求和”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西对比语言学趋向融合；2)学科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趋向融合；3)学科研究的范围和对象趋向融合；4)学科研究的方法趋向融合；5)学科研究的目标和宗旨趋向融合；6)学科研究的人员组成趋向融合。诚然,从“合”到“和”,还须假以时日。但是,“求和”,是对比语言学发展的终极目标；而大道归一,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
李哲[10]2005年在《生态城市美学的理论建构与应用性前景研究》文中提出生态城市作为面向未来的一个崭新的人类聚居概念和发展模式,在美学观念上已突破工业文明以来的现代主义城市美学原则。论文汲取了哲学、美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透过当前剧烈变动的城市美学发展动向,分析了生态城市潜在的意义与美学价值,并选取了一些在当前颇具代表性的城市、建筑、景观作品进行结合分析与阐释。论文注重吸收当代生态美学观念、生态科学思维与生态哲学思想,在城市范围内多角度、多层面的探求生态城市美的本质、内涵、规律、价值以及相应的审美过程。论文在哲学美学、艺术社会学、审美心理学等领域进行拓展的同时,着眼于对城市规划与设计思想发展脉络的整体把握,将对未来的思考建立在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之上。 论文侧重的不是提供某种城市设计手法,而在于展现一种新的审美观念和在新的审美观念影响下的城市艺术现象。任何研究工作都不能达到一劳永逸的终极,本文旨在为城市设计者和欣赏者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考视角,一个生态的“看城市”的方式。文章认为,作为生态城市美学观念的“在场”与“去蔽”,面向生态城市的人类聚居营造始终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它所依据的不是“乌托邦”式的构想,而是一种“务实的理想主义”;其追求目标的实现,将取决于人类哲学、美学观念的转变和务实的行动。这一过程饱含着反抗、创造与希望! 全文包含八个部分。首先是背景论,即论文的导论部分。在背景论中探讨了生态城市美学研究的价值,并对相关概念加以限定与简释,以利于下文的进一步阐述。然后对当前有关生态城市研究的相关理论与成果作了简要的回顾与总结,在分析其不足的基础上提出课题的研究意义。最后,在明确了课题的相关理论、研究重点与方法的基础上,对论文总框架进行了说明。 第二章是生态城市美学研究的系统建构。首先是当代生态城市美学的生成背景分析,重点在于将视角置于20世纪美学的整体发展与变迁之中,审视当代城市美学发展的走势与趋向,找到生态城市美学的独特性与超前性。其次是在当代生态城市美学的生成背景与城市美学发展趋势的分析阐释基础上,建构符合当代思维的生态城市美学研究理论框架,继而应用于生态城市美学研究之中。 第三章是生态城市美学观念的历史回顾,将城市美学与生态思想进行共时性比照分析。本章重点在于将视角置于东西方城市发展过程中,在对城市美与生态美的诠释中理清脉络,找到生态城市美学的历史渊源与美学规律。 第四章是哲学美学部分,即生态城市美学的哲学阐释。本章在对生态城市以及生态城市美学本质的追问中,将思想至于表象之外,探讨其存在的本体论层次上的意义,并从认识论角度加以分析与验证。 第五章是艺术社会学部分,重点在于分析生态城市美学的外在模式。本章以审美客体(城市)为主要分析对象,在审美价值论、审美关系论以及审美环境论三个方面展开探讨。 第六章是审美心理学部分,重点在于分析生态城市美学的内在展现。本章以审美主体(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作为美的最终接受者与评价者的人在审美过程中的思想轨迹与情感升华。 第七章是应用美学部分,在以上各章对生态城市美学观念作了理论上的推导之后,本章重点在于其美学基础理论的当代应用。论文选取了2004年天津总体城市设计中相关子课题为案例,进行生态城市美学基础理论的实践性探索与互证。 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参考文献：
[1]. 数学教育社会学：一个人文主义的观照[D]. 刘达卓.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2]. 寻踪—生态主义思想在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中的产生、发展与实践[D]. 于冰沁. 北京林业大学. 2012
[3].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下的性别差异研究[D]. 张洪伟.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4]. 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D]. 阮文维（Nguyen, Van, Duy）. 辽宁大学. 2016
[5]. 实践哲学语境下的生态伦理研究[D]. 于川.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
[6]. 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D]. 张春楼.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
[7]. 全面深化改革的哲学思考[D]. 杜晨. 江苏大学. 2017
[8]. 哲学的民族性研究[D]. 龚晓珺.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9]. 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研究[D]. 苏章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10]. 生态城市美学的理论建构与应用性前景研究[D]. 李哲. 天津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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