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深圳近期经济发展的若干观察与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圳论文,经济发展论文,近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4)04-0041-05
一、深圳的新变化及其区域政策调整背景
就总体发展而言，深圳再次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我们看到，经过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的两次争论之后，敢想敢干的深圳始终走在全国的前面，扮演了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角色，不辱特区之使命。然而，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8年以后，随着中国区域政策的调整，广东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深圳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地位也在丧失。以深圳交易所新股停发事件为标志，深圳在中央对外开放政策中的优先地位已快速弱化。更令人担心的是，在外部政策环境急速恶化的同时，深圳内部的生活和投资环境，政府办事效率、政府的责任心也在悄然流失。近几年，广东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连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深圳又低于广东的平均水平。除房地产投资外，深圳的工业投资亮点不多，世界500强企业、真正的高技术企业（而不是IT硬件的劳动密集组装）来深圳的速度在放慢，深圳在利用外资、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政府税收收入等方面，都在被苏州赶超。
在宣传上，深圳的工业产值居全国第二位，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也卓有成效，然而，实际情况是深圳的工业总产值中包含大量特区外企业的“三来一补”产值，深圳所谓的“高”科技产品中包含大量早被美国列为传统产品的IT硬件，深圳是在组装、而不是在产业链的上游控制这些硬件的价值链（当然，深圳也有华为等真正的高科技企业）。就连深圳赖以自豪的“虚拟大学园”、北方某名牌大学的“深圳研究院”也是虚多实少。笔者担心，在高科技的招牌下，深圳正在迅速脱离中国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潮流，如果不做适当的调整，深圳在全国、甚至在珠三角的地位将会急速衰落。
但值得注意的是，深圳近期有了新的变化，它主要体现在产业政策调整上，提出“适度重工业化”的结构调整策略，这虽然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些微辞（如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刘国光在参加深圳市政府高级顾问会上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深圳市政府仍将此政策付诸操作中。深圳的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其变化的政策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1949年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仿照苏联模式，大力推行重工业化。1979年以后，在改革开放政策下，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轻工业化阶段，以满足人民生活的“温饱”水平的需求。广东和深圳的工业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后来居上的。1999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出现了新的转折，中国重工业增速超过轻工业，宣告了新中国第二次重化工时代的来临。此后，中国重工业增长速度持续领先于轻工业，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56.28%上升到了2003年9月的64.4%，而轻工业的比重则从2000年的43.72%下降到2003年9月的35.6%。与此相配合，出现了一批以重工业为主体的高增长行业，煤炭、汽车、钢铁、化工、机械等快速提高。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热点地区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的重工业投资一浪高过一浪。河北的王滩、山东的日照、天津临海工业区等其它地区也都在大力发展大型钢铁、石化等原材料和机械工业。继食品、纺织、建材三大传统产业的长足发展后，汽车、石化、船舶、装备工业在广东异军突起，重工业增长速度不断拉开与轻工业增速的距离，广州、珠海、惠州成为世界级汽车、化工巨头排兵布阵的场所。而长三角工业园的建设重点已从电子、食品、纺织、制药等转向重化工园区建设，从南京到上海的长江沿岸，目前正在建设8个大型化工区。发达国家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完成轻工业化后，必然开始重工业化。后起国赶超先进国家的过程中几乎都要重复这一过程，如日本、韩国。这个过程中，作为最终需求的个人消费升级，汽车和住房需求的持续升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城市化加速、大多数城市的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世界工厂向中国转移带来对上游产品的巨大需求也都发生重要作用。根据发达国家重工业化过程的基本经验，中国的重工业化至少要持续10年。2003年后，随着中国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的启动，中国重工业的投资和生产进一步升温（其突出表现是全国出现大范围的电力短缺、工业企业的效益迅速上升），宏观经济的这种需求形势，势必对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区域和企业带来进一步的刺激作用。沿海一些城市甚至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没本事的市长搞城建、有本事的市长搞工业”，在一定程度上，过去几年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城市改造和建设确实在让位于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更大利税收入崛起的重工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正在进行的区域政策调整，势必带来中国区域优势的重整，一些新的区域将脱颖而出，一些传统的优势区域有可能丧失领先定位。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三次区域政策调整，目前正在推进第四次区域政策调整。就沿海发达地区而言，优先发展的区域从上海和华东地区转移到了华南的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就落后地区而言，优先发展的区域从西部转移到了东北地区（注：朱文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的四次调整及其研判》，《开放导报》2004年第1期.）。
200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视察广东，对广东提出了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和协调发展的要求，让广东在与长三角的竞争劣势中获得了新的动力。其后，中国副总理和部长级的高级官员视察最多的地区就是广东（如2003年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到广东视察过两次，吴仪到广东视察过三次）。同样，跨国公司的投资者也关注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另一方面，在中央的区域政策调整中，也充分考虑了香港的特殊地位，利用其来推进中国的总体对外开放。由于香港被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主动纳入到中国总体的对外开放战略之中，香港将在金融、物流等服务业方面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窗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由于珠江三角洲在过去5年内经济发展的步伐不大，不如同期的华东地区，也不如前期的珠三角，珠三角因此累积了很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如果配合合适的中央政策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它就会成为强大的区域经济发展动力。2003年秋，广东省建设“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概念。该概念力图将华南和西南地区九个省区的经济联系通过一套制度化的机制加强整合，得到了周边地区的积极回应。应该说，“泛珠江三角洲”的提出，既呼应了中央区域发展政策的调整，也为广东未来的发展找到了庞大的腹地。从某种意义上看，未来珠三角地区很可能重现80年代中央和广东的良好互动关系。
综上所述，踏入21世纪，珠三角经济焕发出新活力，特别是在2003年中央政府区域政策调整和对香港的重新定位后，珠三角在中国对外开放中的战略地位再次得到确认；粤港澳“大珠三角”整合成功和优势互补，意味着这个地区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凸现；“泛珠江三角洲”概念的提出和实施，意味着“大珠三角”将获得广大而深远的经济腹地，未来数年将是大珠三角地区经济再次快速发展、成为国际关注焦点的新时期。
二、广东产业结构的提升与经济空间格局的变化趋势
与全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不同地区的区域优势变化的趋势吻合，广东的经济发展也出现了重大转机。2003年，广东经济的增长率达到13.6%，创下8年来的新高，广东经济发展的最大变化，在于近年来其产业结构发生了从轻工业为主向重工业为主的转变。本田、日产、丰田三大汽车厂，分别将自己最流行的车型雅阁、蓝鸟、佳美摆在广州周边生产，令广州有望在2005年超越长春、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轿车生产基地。惠州中海油与壳牌43亿美元的合资项目，广州石化和茂名石化80万吨乙烯扩建工程，英国BP在珠海投资10亿美元的PTA项目投产，以及正在洽谈的液化天然气项目，意味着广东的石化工业在两年时间内就可以进入中国的上游位置。近两年来广东的产业结构调整再次走到了全国领先的位置，而且，未来10年广东的重工业极有可能重复前20年其快速轻工业化的道路，成为全球重工业产品的制造基地。广州的汽车、珠海和惠州的石化项目，成为广东产业结构升级的新代表。
广东的产业结构升级和重工业化，必将对广东内部经济的空间分布带来重大影响。在这轮调整当中，获益最大者是广州，广州市良好的工业基础、大城市的功能、政府的强势作为，令广州在汽车、钢铁、造船、石化方面取得了突破，前两年颇具争议的南沙开发计划终于结出硕果，南沙不仅成为广州取得珠三角龙头城市地位的关键，也成为珠三角产业结构升级的指向，更成为珠三角与世界级跨国公司合作的制高点。随着“泛珠三角”规划的推进，广州将成为整个甫中国地区当之无愧的中心城市。同样，珠海因为前10多年经济发展不顺，其土地成本低、物流条件好的优势令其在重工业化过程中占尽优势，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兴建，未来10年将是珠海大发展的10年。地处珠三角另一端的惠州，在壳牌和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带动下，也有望进入高速增长阶段。而另一个重要城市东莞，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政府未雨绸缪，也在规划自己在全球、全国、广东重工业调整中的位置。应该说，在这次产业结构调整中，比较被动的是深圳和新组建的大佛山市。两者都受制于地理范围和原有产业结构，佛山的城市化虽然可能取得进展，但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相对有限。
三、深圳面临的挑战
客观地说，在全国和广东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提升的过程中，深圳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其面临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从政策上看，中央政府对深圳的特区定位一直未能再次确认，深圳的经济发展路向前景不明；从产业结构上看，深圳的工业基础基本是轻工业，与中国现在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高速发展的重工业失之交臂；从土地、人才等资源条件看，深圳的范围狭小，又缺乏高水平的大学，甚至连大学的数量都比不上厦门、青岛、大连等经济规模小得多的副省级城市。从2003年中开始，虽然各界都在探讨深圳的重新定位，也提出了不同的思路，但笔者认为，用传统的思路来考虑未来深圳的发展，都不可能令深圳再现昔日的辉煌。
为了不激化与周边地区的矛盾，深圳市有关官员提出了深圳市政府对定位问题的三个原则：一是深圳从未提出要做大珠江三角洲“龙头”。深圳现在提的是要建国际化城市，没有提出要建中心城市；二是深圳的制度创新最重要，深圳20年来在市场经济发展方面全国领先，假如给深圳一块地盘，但不给深圳创新的机会，也是没有用的。三是深圳没有提出要建直辖市。深圳没有考虑过脱离珠江三角洲的问题，深圳只是一个二级城市。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的目标是：用20年左右的时间，在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深圳建设成为重要的区域性国际化城市，努力建设“五个城市”：高科技城市、现代物流枢纽城市、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美丽的海滨旅游城市、高品位的文化—生态城市。为此，深圳市还决定，对深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进度作出适当调整，对原有的指标体系进行调整、充实，最大的变化是增加了人居环境、自然生态、社会发展方面的指标。
笔者认为，在经历过五次城市定位之后，深圳的这次新定位并不能改变深圳在全国经济和珠三角经济中下滑的趋势。高科技城市的提法，目的是让深圳的工业集中于发展高科技产业，但经历过网络泡沫之后，高科技产业已经不再是全球经济的引擎，更加与中国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产业结构升级方向背离，加上深圳缺乏科技人才培养和发展的环境（如好的大学、大量的科研机构等），在高科技产业发展方面（如集成电路、笔记本电脑、手提电话等深圳目前需要升级的电子和信息产品），深圳在与北京、上海、特别是苏州等地的竞争中居于劣势的局面是可以预计的；现代物流城市的提法有一定的依据，特别是在集装箱运输和航空货运方面，深圳走在全国的前列，而且发展速度颇快。但是，物流业的发展是与制造业基地一体的，缺乏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深圳的物流业过去几年超高速的增长趋势能维持多长时间，始终是一个疑问，特别是近期粤港交通改善、香港九号货柜码头落成、广州新机场启用，中期港珠澳大桥通车、南沙港开发取得成效后，深圳的物流业能否继续在中国独领风骚的前景是值得怀疑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有一定的可能（特别是深交所恢复新股发行后，深圳的金融业会有高速的恢复性发展），但在上海的国内金融中心功能不出现大的逆转，北京的金融功能再度崛起，香港获得中国部分国际金融中心功能的情况下，在缺乏强大的制造业后援、与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又远不如广州的情况下，深圳的区域性金融中心能有多大空间呢？至于美丽海滨旅游城市的提法，深圳缺乏大面积的天然海滩，主要依靠一些各地都可以复制的人工景点，是不可能与有传统的文化背景或良好的自然条件的其他旅游城市（如中国首批向国际推介的四个最佳旅游城市北京、西安、上海、桂林）一争高下的，而高品位的文化—生态城市，则受制于深圳现有的规划格局和空间范围限制，这方面可以改善的空间相当有限。
笔者认为，深圳今天面临的问题，是一个“中央政策－地理范围－产业结构－内部体制”四位一体的问题：前几年深圳特殊政策流失和今日的模糊，造成深圳的发展方向不明（最典型的例子是“二线关”的存废和深圳的“一市两制”问题），在香港和广州的定位逐渐明确、产业走向逐渐明晰的夹击下，深圳原有的优势会进一步丧失。由于深圳发展方向不明，深圳的城市化、与珠三角其他地区的产业和经济衔接、与香港的关系也陷入困境。在既有优势不断丧失之际，由于缺乏土地、水、大学等资源的先天不足，深圳无法像广州和东莞那样利用自身的资源独辟蹊径；地域的限制和偏轻的工业结构，自然制约了深圳无法像广州和惠州、珠海那样走向重工业化，无法与新一轮全球产业向中国的转移接轨。如果说上述因素属于外因的话，内因则是前几年深圳市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态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把握不足，在偏重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同时忽略了重工业和普通工业的发展；在外部政策环境恶化的同时，没有真正抓好内部管理水平、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在广州、东莞、珠海等城市找到新的定位后，深圳则陷入了一个多重因素相互制约的困境：中央不给政策，则无法定位，无法扩大地理管辖范围；如果不能扩大地域面积，则无法降低营商成本，也就无法实现产业结构向重工业的适当转型，总体产业结构也无法改善；如果深圳在产业调整方面和经济辐射力方面持续下降，中央可能就很难下决心给深圳更多的特殊政策，广东省政府和周边其他城市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利益来挽救深圳的衰落。一旦香港和广州卡住了中央政府第四次区域政策调整的制高点，深圳的重新定位也就失去了意义，届时，中国的经济特区恐怕就要寿终正寝了，就算中央如愿给了深圳直辖市的地位，其作用恐怕也远不如想像的大。
四、对深圳现行政策的观察与评价
应该说，面对多年来积压的问题，深圳的发展必须从战略上进行考虑，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总的系统工程，要从战略高度协调处理“中央政策－地理范围－产业结构－内部体制”这个四位一体的问题，不能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这个关头，深圳要理清以下关系：在中央政策方面，要理清中央特殊政策的明确和深圳自身尝试、突破的关系，是坐等政策还是先行自我改善？在地理方面，要理清是等中央从周边地区拿地给深圳，还是深圳主动从经济上、产业上、心理上与周边地区接轨？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要理清是有了新的土地再调整，还是立足于既有资源（如特区外的土地）、主动加强与周边地区的沟通，以合作、双赢的方式调整？对内部的体制问题，是归咎于中央政策的不到位、怨天尤人，还是让自己的工作做得更主动些、更扎实些？在考虑这些问题时，我们不能忽略前几年政策劣势对深圳的影响，在当时的条件下，深圳不可能作出太多突破性的尝试。如今，在中央区域政策调整的背景下，深圳大胆尝试的有利条件又出现了，就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对国家政策的等待，只能在自身基础改善和实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进行。因此，新一届深圳市政府正在采取一套比较务实的办法，利用有利的政策环境，将上述一系列看似对立问题结合起来，通过深圳自身的努力来争取中央的政策，全面突破深圳面临的“四位一体”困局。
第一，立足于已有的基础，办好自己的事情，从自身可以做到的地方突破。看来，深圳新一届领导班子已经下定决心、拿出魄力来清理既得利益，迅速改善深圳的投资和生活环境，真正提升政府的管理水平。我们认为，深圳的软环境必须再次走到全国的前列，真正成为全国优秀的城市，而不能仅满足于各种城市竞争力评比。例如，在推进龙岗区、宝安区城市化的过程中，不应该坐等中央认可将特区政策扩大，而应该在法律上未消除“一市两制”之前，马上在城市规划、管理水平、投资环境上消除特区内外的差别。在特区内外的环境没有实质区别之后，将特区内的一些政策扩散到特区外，中央恐怕也不会反对。
第二，在经济上加速与周边地区的整合，尽可能、尽快地扩大深圳的辐射力。深圳是一个在20年内发展起来的新城市，地处全国发展最快的珠江三角洲的前沿。但是，作为全国最成功的特区，深圳与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并没有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物理上的“二线关”、心理上的优越感，都是阻碍这种合作关系推进的因素。如上分析，珠三角的城市化水平在迅速提高，空间格局在急速变化，经济总量在加速放大。过去几年，广州充分享受到了这股蓬勃的市场需求。因此，未来深圳应该更主动加强与周边地区的整合。在深圳的地域范围无法大幅度扩张的情况下，用多种方式与周边城市联手发展重工业项目，共同推进珠江东岸的产业结构升级。将深圳的城市服务业，可以有效扩大到惠州和东莞。深圳的经济和周边地区形成强大的互补性，一方面有利于深圳到中央做工作，另一方面，在政策落实之后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见到整合的成效。
第三，主动加速推进深港一体化，在大珠三角整合中抢先卡位，同时积极关注“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形成和演化。加速深港、粤港一体化，是新一届中央政府的区域发展方针。深港合作，可以成为深圳从中央获取政策的突破口。但是，这种突破来自深圳自身的大胆尝试。深圳一定要从战略高度看待深港合作，通过具体的合作来强化深圳邻近香港的优势。深圳要善于利用中央对香港的支持，强化深圳在海运、航空货运方面的优势。例如，通过实现港深机场的一体化管理，让深圳机场在中国的航权开放过程中先行一步，为深圳的航空运输形成强大的政策高地。又如，通过与香港地铁公司的合作，令深圳的城市基础设施和管理水平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同时也帮助香港地铁公司扩张市场。再如，在深圳主动推进CEPA，让两地居民的往来便利。深圳机场、地铁等与港方的合作，将是深港合作迈上新台阶的重要指标。一旦这种合作形成了气势，所谓的“港深”联盟才能在大珠三角的整合中占到先机，才能在“泛珠三角”的形成过程中抢到制高点，才能抗衡广州不断壮大的辐射力。
第四，与中央的关系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跑出来的80年代到90年代初，深圳与中央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屡屡“先行一步”。90年代中期，由于中央区域政策调整，深圳丧失了与中央的互动关系，也逐渐丧失了不断创新突破的体制基础。如今，在中央新的区域政策调整后，应该说深圳又具备了体制创新尝试的基础。深圳应该积极研究，在诸多方面大胆突破，只要不是中央政府明确反对的，就可以大胆尝试。而不应该坐等中央政府批准，才从事某些方面的改革。实际上，深圳的尝试成功之后，新一届中央政府很可能会像80年代那样予以鼓励（正如90年代中后期上海的情况一样）。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基础上，深圳可以适时提出新的发展远景，向中央争取深圳的重新定位：优先是深圳的地理范围扩大、金融中心功能的部分恢复（如深交所已经重新发行新股），以及如何与香港扮演的中国金融中心功能衔接。至于自由港、直辖市等，要视中央的态度而定，一旦机会出现，就要坚决推进。在这种格局下，一个崭新的深圳必将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收稿日期］2004-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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