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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一向有双重目的：传授知识和训练行为。
良好行为的标准，一向随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变化。在中世纪，社会从农奴到上帝被分成许多等级，服从就是最重要的美德。因此，这个社会教育儿童要听父母的话，尊敬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敬畏神甫，在领主面前表示臣服；只有皇帝和教皇享有自由。但是，因为这样的社会没有为自由人提供道德规范，皇帝和教皇们只会把空闲用于打斗。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目的与13世纪的人不同。民主社会以合作代替服从，群体本能（herd—instinct）代替谦恭。在中世纪，因为教会强大，国家并不重要；当群体本能发展到极致，国家就取代了教会。与此同时，宣传以说服代替强迫，并且学会了向少年儿童灌输各种合用的思想感情。宗教音乐和校歌国旗之类，能在感情强烈的时刻决定成年人的行为，就是因为从幼年时期开始就逐渐培养起来的感情，要对抗这种影响，理性往往毫无作用。
但是，政治因素的影响，在早期教育中往往不易识别，往往连教育者本人也懵然不觉。因此，本章在讨论行为训练时，尽量避免涉及政治制度——这在以后的章节中讨论。
训练儿童或动物做某一件事，有两种可行的办法。第一种办法，是用奖励和惩罚做手段，鼓励或禁止儿童或动物从事某种活动。另一种办法，是对儿童或动物灌输某种思想感情，使他们自动自觉地从事这种活动。
奖励和惩罚用得适当，可以成功地控制大部分外在行为。在一般情况下，称赞和责备就足够了。用这种办法，可以令生性胆小的男孩变得勇敢，使怕疼的儿童变得坚忍。在幼儿阶段未学会的良好行为，用表示轻蔑作为惩罚，就可以让少年学会。仅仅是因为怕被讥笑，几乎人人都能学会所谓“行为得体”。从早年就被教育成以遭同伴讥讽为人生大难的人，宁可为本人莫名其妙的战争战死疆场，也不肯忍受愚众的轻蔑。这种训练行为的办法，在英国的私立学校发展得几乎尽善尽美：以愚众轻蔑作为惩罚，大体上成功地阉割了聪明才智——这叫做使男孩变得有“男子气概”！
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行为主义者（behaviourist）的“条件反射”（conditioning）是非常之有效而且成功的办法。用这种办法的确能“改造”人类的行为，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外在行为一律。不过，这种办法也有局限之处。
弗洛依德（Freud）是第一个用科学的办法阐明这种局限的人， 虽然善于观测人类心理行为的人一向就凭本能感觉到这种局限。在我们这个题目范围内，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的要点是：用行为主义者的办法禁止某种行为，并不能消除这种行为的欲望，欲望只是被驱逐到心灵的深处埋藏起来；这种被驱逐的欲望会通过另一种不受禁止的途径重新表现出来，但这些新途径，往往比原来被禁止的行为更有害。无论如何，受到歪曲的欲望会导致感情的紊乱和精力的浪费。行为主义者以为靠“条件反射”就足以培养性格，往往忽略感情因素。对此，很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但连行为主义者也承认，某些不良行为靠奖励和惩罚根本无法纠正，尿床就是一例。到了不该尿床的年龄，儿童如果继续尿床，惩罚只会使这种习惯变得更加顽固。心理学家都知道这一事实，但大多数学校教师对此仍然一无所知，对尿床的儿童，一贯加以惩罚，根本没察觉这办法毫无成效。儿童尿床，通常是因为某种潜意识的感情紊乱，只有把这种感情因素发掘出来，才能医好。
同样的心理机制，也是许多不那么明显的毛病的原因， 偷窃狂（Kleptomania ）就是一个例子。不少儿童患有这种神经紊乱症（nervousdisorders），但偷窃狂不同于一般的偷窃，靠惩罚是无法纠正的，必须找出其中的心理原因给予治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有形式不同、由感情因素引起的神经紊乱——只是不那么容易识别和鉴定而已。通常，我们认为一个人神经正常，不过是因为他的行为和思想方式与同时代的普通人相似；但所谓普通人的正常想法和行为，往往是由许多属于偏执狂的心理机制所决定的；在一个真正理智的社会里，这些心理机制肯定被诊断为病态。
只求社会成员的行为良好，但不处理反社会的思想感情，是很危险的。没有宣泄的机会的反社会感情，只会愈压愈强，终于变成无法抑制的暴力倾向。在弱者身上，这种暴力倾向会导致犯罪和其他招致社会惩罚的行为。在强者身上，这种暴力倾向的表现方式更有害。这种人在家里是暴君，在商场上不择手段，在政坛上好斗、以迫害为社会正义，并且得到其他有同样暴力倾向的人的赞誉。看这个人的能力和机遇，他会在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时代煽动仇恨，制造苦难，并赢得死后的名声。
可见，行为良好而感情不健康，并不足以使人能为人类福利作出贡献。如果我们认为增进人类幸福是行为良好的标志，在培养性格时所考虑的，应该不止是外在行为的良好。
上述的讨论，以及对儿童行为作带同情心的观察，都表明行为主义者在培养性格时使用的办法多有不足之处，必须辅以其他大不相同的办法。与儿童相处的经验表明，除了外在行为的训练，也可以培养儿童的思想感情，办法是为儿童提供适当的环境，促进健康的思想感情的发展，减少不健康的感情的发展机会。
儿童（成人也一样）有的生性快乐，有的生性孤僻；有的善于享受生活的乐趣，有的难得一笑——除非得到心中向往的事物。有人毫无根据地相信人性本善，觉得陌生人都是未曾相识的朋友；也有人戒心重重，觉得人间充满敌意。童年时代培养成的性格，成年之后不会有大改变，成人不过比较能够隐瞒情绪而已。因此，如果我们不希望将来的社会充满不幸福、性情忧郁的失败者，在童年教育中培养日后使人幸福成功、能对社会有所贡献的性格特点就格外重要。毫无疑问，现代心理学有足够的能力判断什么样的环境能培养感情健康的儿童——即使没有科学知识，明智的爱心往往也能取得良好的成绩。在培养性格的过程中，正确地使用这些方法，成绩会比采用惩罚和奖励好得多。
为培养健康的感情提供良好的环境，是非常细致的工作；这种环境自然必须随儿童的年龄变化。
儿童需要安全感，虽然这种需要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递减。要提供安全感，和善而愉快的生活规律非常重要。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应该愉悦轻松、密切而没有感情冲动的抚爱。但最重要的，是在智力和艺术两方面为儿童提供探索和创作的机会。
儿童需要安全和自由，这两种需要有矛盾之处，但随着自由的增加，对安全的需要会逐渐减少。成人的爱护，应该使儿童觉得安全，但不应该成为对自由的限制或者引起儿童的感情冲动。游戏对儿童非常重要，因此做游戏的不仅是儿童，父母也应该参与其事，这对建立良好关系很重要。
目前，自由是最难处理的问题。我并不鼓吹绝对自由——这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讨论过。但我主张儿童享有的自由，会令大多数成人觉得不可容忍。举例说，我认为不应该强迫儿童尊敬成人，儿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叫成人傻瓜——只要他们想叫。禁止儿童说出心里的想法，并不能赢得他们的尊敬；使儿童不敢叫我们傻瓜，其实更容易增加他们对我们的恶感。不必禁止儿童咒骂——不是因为咒骂是件好事，而是因为应该让儿童明白咒骂毫无用处，这本来就是不说脏话的真正原因。与性有关的问题，也不应该成为讨论的禁区——即使成人觉得儿童的谈话下流猥亵。儿童如果对宗教、政治、道德问题表示意见，成人可以与他们辩论，但必须认真地提出论据，而不是靠教条压服。成人可以、也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设想，但不可以把结论强加给儿童。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儿童会变得勇敢而且性情愉快，不至于因为受挫而心怀不满，也不会被温室的溺爱养成诸事责备求全的习惯。他们的智力发展不会受束缚；因为对生活满意，对人事的判断会较为宽容并且心怀善意。人类的感情如果健康，当今的各种社会弊病诸如战争、压迫、经济不公平、对自由言论和探索精神的畏惧，以及社会道德观念中的各种迷信都会容易解决；这些社会罪恶的存在，全靠人们思想的畏缩和因缺乏自由而产生的恶意。
瓦特生博士（Dr.Watson）素来不重视遗传对性格的影响， 但仍然承认婴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性格特点：对婴儿手脚的任何束缚都会使他们愤怒。这种本能正是人类热爱自由的基础。如果一个人的舌头和笔尖被法律、社会禁忌或书刊检查制度束缚，如果他的爱情被确认妒忌优于温情的道德束缚，童年受种种礼仪束缚，青少年时代又被逼接受残忍的正统思想的灌输——这样的人当然会对这个处处束缚他的世界心怀怨愤，正如手脚被缚的婴儿一样。心怀怨愤的人，会以破坏为乐，成为革命家、军国主义者、或患迫害狂的道德家——看机遇和这个人的禀性而定。
培养有能力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新人，是感情心理学（emotional psychology）的重大课题， 其核心是培养秉性快乐而思想自由的人。科学完全有解决这个课题的能力，缺乏的只是行动的决心。
收稿日期：1999—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