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主体意识的理性自觉——刘知几《史通》中的直笔、独断之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直笔论文,主体论文,自觉论文,理性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71(2002)05-0043-05
刘知几(公元661-721年)，我国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字子玄，唐代彭城(今江苏徐州)人 。永隆进士。武后时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等职，兼修国史。中宗时参 与编修《则天皇后实录》。他在长期修史、精研史学的基础上，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史传 理论专著《史通》。
《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分内篇与外篇两部分，各十卷。内篇三十 九篇，外篇十三篇。因内篇三篇亡佚，实存四十九篇。所涉内容，包括史籍源流、体例 、编撰方法、史官建置沿革以及各类史书得失，可谓全面系统，博大精深。宋代黄庭坚 曾把《史通》和《文心雕龙》并称，认为书中“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清 人黄叔琳谓《史通》“书在文史类中，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因此，《史通》 可说是我国第一部史评和史传文学的理论著作。
直笔：“以道自任”的史家主体意识
直笔是中国古代史官自古以来就已经形成的优良传统。直笔就是秉笔直书，书法无隐 。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对史官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并作为衡量一个优秀的史官必须 具备的条件。《左传》中记载的两件事情足以说明这一点。
其一，《左传·宣公二年》记载：
赵穿杀灵公于桃园，宣子(赵盾)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 。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 ：“呜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 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其二，《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
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 。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左传》记载了董狐、齐太史兄弟和南史氏等人的事迹，体现了作者对“书法不隐” 的良史的赞颂。后来刘勰称赞说：“辞宗丘明，直归南、董。”[4]北周史家柳虬慨叹 ：“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 因此直笔的原则，实为古代史家记史的原则，秉笔直书的精神，成为古代史家提倡的一 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也成为史传批评的最高标准。
后代被称为“直笔”榜样的是《史记》。扬雄称“太史迁实录”。班彪论司马迁说： “然善述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7]班固则称：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8]这些评论，都肯定了司马迁 对待历史的实事求是的严谨科学态度。司马迁主要从下面两大方面来体现实录精神的。 第一是“考而后信”，实地考察使他掌握了许多第一手史料。司马迁用这些史料与古籍 互相参证，弥补了旧史的许多缺漏，纠正了传闻旧说的不少偏颇。这种“考而后信”的 原则增加了《史记》的可靠性。第二是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司马迁不仅对先秦帝王敢 于善善恶恶，毫不隐晦，更重要的是他敢于揭露汉代统治者的阴暗面。
在唐代，一方面，在强大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下，史官的记注、撰著皆要适应现实政 治风向。另一方面，由于上古政教合一的史官制度在唐代史馆中的重演，使得刘知几把 史家的理想形象确立为“道”的化身，他独立于现实政治权利，并对之进行监督和评判 。《史通》“直笔”论就标志着这种“以道自任”的史家主体意识的理性自觉。
刘知几把儒家人伦纲常抽象上升为客观永恒的“道”，它不以现实政治的利害为转移 ，凌驾于任何人、任何集团的权势之上，乃是常伸于天下万世的公理正义。《史通》之 “直笔论”就是要求史家在史传的修撰中完全排除现实政治因素的干扰，以“道”为惟 一的客观标准记述和评判历史，从而写出是非善恶、荣辱功过的“千秋金镜”，“直笔 ”的精神实质，不在于力求恢复历史本身全貌的客观科学态度，而是不屈于权势，“直 道而行”的道德勇气：“若南、董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与夫王沉魏书，假回邪以窃位； 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未曾喻足高下也。”——“以道自任”成 了赋予史传作家以独立人格的高尚理想，闪烁着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道德 光辉。这都是我国古代史传兴起时期的事情，但这种优良的传统一直影响着古代史传的 发展，是史家提倡的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人们评论史家的一个标准，南朝刘勰评论史家 时有这样两句话：“辞宗丘明；直归南、董。”意谓史家文辞应以左丘明为宗，直笔而 书当以南史氏、董狐为依归。北周史家柳虬在一篇上疏中写到：“南史抗节，表崔杼之 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他们说的“直”、“直笔” 都是直接从“书法无隐”概括而来。换言之，“书法无隐”就是直笔的主要涵义。
《史通·载文》篇中说到：“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 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禧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 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 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又说：“至如诗有韦孟《讽谏 》，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 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字以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 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刘知几极力赞赏这 些作品，因为它们都言之有物，能够“不虚美、不隐恶”，言成轨则，为世龟镜”，发 挥了美刺作用。
刘知几既然提倡直笔书法的求实精神，必然反对那些任意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史传 作者。刘知几撰《史通》，有“直笔”、“曲笔”两篇，概述了唐初以前史学发展中这 两种作史态度的存在和对立。刘知几讲“直书”，还用了“正直”、“良直”、“直词 ”、“直道”这些概念。“正直”是从史家人品方面着眼，“良直”是从后人的评价着 眼，“直词”主要是就史文说的，这些都是“直书”的表现。“正直”的表现是“仗气 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而“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 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都称得上“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于“叙述当 时”，“务在审实”，是谓“直词”。同样是“直书”，在表现程度上、客观效果上以 及在史学上的影响方面，并不完全相同。《惑经》篇指出：“夫子之修《春秋》也，多 为贤者讳，有惭良史。”《曲笔》篇又说：“夫以敌国相仇，交并结怨，载诸移檄，则 可致诬，列诸缃素，难为妄说，苟未达此义，安可言于史也。”《采撰》篇又说：“夫 郡国之记，谱牒书之，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 乎!”这样，便使回护之辞，攻顸之笔，充塞于旧史之中，所以他在《曲笔》篇中痛斥 了那些丑态百出的史学家。他认为：“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其有舞词 弄礼，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裴子野)、休文(沈约)，释纷相谢， 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之同疾也。”而且更甚者，“亦 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之仇。若王沈《 魏录》，滥术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 。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这些都鲜明地表达了 反对“曲笔”和写史应“彰善瘅恶”的主张。毋庸讳言，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曲笔” 作史确实投下了严重的阴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历史撰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然而， “曲笔”终究掩盖不了“直书”的光辉，正直的史家一向以此为自己的天职和本分。故 史家直书，不绝若线，形成了中国古代史传的一个优良传统。所谓“宁为兰摧玉折，不 作瓦砾长存”这恰是中国古代史传的魅力所在。
独断：史家研究撰述不受羁绊的主体意识
刘知几在《史通·辨识》篇中提到了“独断”的观点。他说：“昔丘明之修传也，以 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 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 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岂与夫冠猴献状，评议其 得失者哉!”
“独”当指史家主体，而“断”则是对史家的史料收集、拣择、分析、研究、评断全 过程的精炼概括。故“独断”可视为史家主体独立地、不受外界约束与羁绊地进行史学 研究和撰述的一种形式，而官修史学是一种中央政府控制下的较有组织的史学研究和撰 述的形式。刘知几提出“独断”说，是在分析史馆修史的弊病，针对当时史馆有名无实 之情状提出的。刘知几对官修史书情况之指责，主要集中在《史通·忤时》篇。他认为 当时馆修史的弊病实多，于是条分缕析，概括提出五不可理论，第一是当时的史馆，滥 引非材，人浮于事。第二，不可指的是缺乏必要的史料供应。第三，保密问题。当时史 馆保密不严，导致权贵干涉撰述。第四，指归问题。第五，监修铨配不明。
“独断”说即是站在地主阶级的所谓“公正”立场上，不能“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 理”。《史通》认为以前史籍是“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 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这是不正确的态度，而正确的史学批评是当如“明镜 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 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掇其应也。史官执简宜类于斯。”他认为史官应当仗气直书 ，不避强暴，无所阿容，这样才会被后人称颂。而谄媚以偷荣，曲笔为尊者讳的史家， 则为后人所不齿。一言以蔽之，封建史家所修的史书应当首先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 标准，即符合传统的道德、伦理、纲常，符合封建统治阶级所规定的“理”与“本”。
刘知几提出“独断”之说，并无否定史馆修史形式之意，况且刘知几于《史通》中还 写了《史官建置》专篇，详细叙述了史官建置沿革情况，并认为“有国有家者，其可缺 之哉!”他只是针对当时已出现的问题，加以纠弊补偏而已。他认为这些弊病必须纠正 、及早改革，否则只会极大压抑史家个人的创新精神，严重影响史馆修史的优势的发挥 。于是，刘知几以其敏锐的眼光、自觉的意识对当时史传进行深刻反省，痛说病处。
刘氏的“独断”之说是我国传统独断思想的重要一环，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我国 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独断”思想的萌芽早已有之。孔子作《春秋》。“其事则齐桓 、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孔子通过记载齐桓、晋文争霸 之事，体现自己的治史观点与目的。司马迁也曾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 家之言”的远大志向，将史传作为建立个人学说的一种方式。从本质上来说，孔子的“ 窃取”与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实际就是一种“独断”，但仅为零星言论。到唐代， 设馆修史诸多弊病逐渐暴露，刘知几遂大倡其“独断”之说，并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 形成一种较为系统的理论。至清代，章学诚受刘氏启发，故有“独断于一心”的论述。 他认为“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可见，“独断”思想是在我国古代 史传文学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优良传统，对我国史传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刘知几的“独断”之说开中国古代史家主体修养理论探讨之先河，刘知几“独断”之 说首次对史家主体建设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以较为明确的自觉意识进行详尽 的论述，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家主体修养理论的坚实基础，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 。
“独断”不但是一个著史的方法论问题，从创作主题的角度来说，它反映人们对历史 著作创作主体素质的要求，显示出创作主体对历史的态度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中国古 代历来重视史家主体素质的强化。上古时期的史官，职位虽然不高但都是学识渊博的知 识分子。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作为一个好的史官，不但要有一定的学识修养， 更重要的是必须具备深厚的历史知识。《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 说：“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在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对史传作者的素养提出了更加全面的要求，他在回答郑惟 忠所问为何“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的问题时指出：“史才之难，其难甚矣!” 因为“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学、识也。夫有学而无才 ，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置于货殖矣。如有才而无学，亦尤 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楠斧斤，终不能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 ，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如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 叨居史任。自古以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刘知几认为，只有才、学、识三者兼 优的人才可以担任史传创作，而从古以来，这样的人真是太少了。在传记文学理论上， 像刘知几这样明确地提出了对史传作者素养的要求的，还是第一次。到了清代，章学诚 在继承发展刘知几“史家三长”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史德说”，弥补了刘知几之论 的不足。他认为只有同时具备德、才、学、识的人，才能称得上良史。
从刘知几与郑惟忠的对话及《史通》全书中，可以发现，刘知几讲的“才”，主要指 对“史体”的精熟理解，全面掌握，敏锐感觉；“学”主要指有关“史实”的丰富知识 ，渊博学问，也包括过硬的文字表现功夫。所以说，有学无才，只有后者，没有前者， 就像愚笨的商人，手里有钱，买不到货物一样。不懂得“史体”特点，不具备这方面的 能力，“史实”掌握再多再熟，文字表现能力再强，也写不出符合“史体”的文章。反 之，只有前者，没有后者，就像灵巧的工匠没有木料工具，建不成房屋一样。巧妇难为 无米之炊。“史体”再精明熟练了，“史料”不足，表现功夫不够，也是照样作不成史 的。
至于“识”，不仅包含一般所说的才识、学识的内容，更主要的，是指的正直之德， 铨综之识，即“善恶必书”的品德和胆识，以及对于“史实”的分析综合能力，鉴别能 力。这是最重要的。“物有恒准，无鉴无定识”，“识有通塞，神有晦明”历史事实是 客观存在，而人们认识历史事实则有毁誉不同，爱憎各异，这主要是“识”的高下决定 的。他例举《春秋》三传中，左氏之书，为传之最，但长期以来，竟不列与学官。《史 记》、《汉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然大抵同风，可为连类”，但自张辅劣固优迁 ，班书“巧心”反为“拙目”所嗤，就是受到鉴识不明之人的嗤笑。一些缺少文史有别 的史识，以“绮扬绣合，雕章缛彩”的尺度来衡量史书，致使有些优秀史籍长期淹没。 于是刘知几反复慨叹“识宝者稀，知音盖寡”，“时无识宝，世缺知音”。其中不无身 世之感，从另一方面也使人看出“识”的重要。而“善恶必书”的品德胆识，就更不是 任何从事治史工作的人都能做到的了。
刘知几在《核才》篇中还详细分析了文士不宜修史的原因，一是不“达于史体”，二 是“多无铨综之识。”如蔡邕、谢灵运等著名文士，即是这样，作文行，作史则多不合 要求。这并不是说史家高于文士，只是文与史特点不同，对作者所要求具备的特长也不 相同，所以“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各有千秋。当然 ，也不能因此就说任何人都不能兼具文史之才，如班固、沈约就兼长文史，但这种人毕 竟太少了。
一个传记作家，必须具有才学，即广博的知识，但如果“学穷千载”而无识见，不过 是“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因此，“识”应在才学之上。有了“识”，才能“探 赜索隐”，“辨其利害，明其善恶”能在“征求异说，采撰群言”的基础上进行“善择 ”。那些华而不实，乃至互相矛盾之作，就是由于作者“情多忽略，识惟愚滞”所致。 批评家也是如此，如无见识，就会“妄生穿凿，轻究本源”，难以对作品进行全面而深 入的理解。
收稿日期：2002-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