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坚实——从话剧《地质师》看杨利民的创作追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剧论文,坚实论文,地质论文,走向论文,杨利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个创作态度严谨的剧作家，杨利民始终以其作品的质朴和厚实取胜。从话剧《呼唤》、《黑色的玫瑰》到成名作《黑色的石头》以至新作《地质师》，每一部剧作，都葆有充实的生活内蕴和敏锐的艺术感觉。给人一种越来越凝重、越来越平实的感觉。《地质师》的创演以及它在许多方面所达到的艺术水准，使人们不能不对它刮目相看。
《地质师》是以60年代北京地质学院几个大学毕业生的30年人生历程为主线，既透视了凝结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人生追求、人格力量和文化精神，又勾勒了演进于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形态和心态中30年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发生在其中的大大小小的回响所营筑的“沉甸甸的世界”。在这出戏里，作者寄寓了人生诸多哲理意蕴、颇具时代感的厚重和并非低调的忧患意识。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戏剧作品中少见的。
《地质师》选择了一个接近三一律的舞台结构形式，用同一地点的变化，表现了30年的时代变迁和人生跨越，在这种结构框架中，作者始终以人物为中心，集中写人物的性格、人物与环境、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物内心世界的心路历程。有关时代感、哲理性、历史感等都含而不露地化合在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之中，体现出作者认识生活、艺术地把握生活上的成熟。这些突破，使得《地质师》不仅把杨利民的个人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艺术层面，同时也在中国戏剧的现实主义创作中，树立起一面鲜明的旗帜。
回视总结杨利民以往的创作成果，尽管他的作品处于不同的美学层次上，但是都体现出他真切的人生体验和个性化的艺术追求。随着时代的巨变，随着剧作家生活体验的丰富和认识思考的深化，随着新时期艺术观念的震荡与嬗变，这一切在杨利民的作品中也必然留下时代烙印。既闪现出新的艺术光彩，同时也表现出迷茫、困惑、徘徊和探索。他的戏剧创作自始至终处于不断调整和自我超越的状态，其整体艺术趋向也在逐渐走向平实。
生活永远是杨利民创作的“源头活水”，其创作题材都是从他最熟悉的生活中提取出来的。写的最出色的是反映石油人和知识分子的作品。剧作家有着丰厚的生活体验，他的大部分作品，诸如《呼唤》、《黑色的玫瑰》、《黑色的石头》、《大雪地》、《大荒野》、《地质师》等优秀作品都是这种丰厚体验的结果。大庆油田艰苦卓绝的生活，赋予作者在表现苦难中的崇高、平凡中的伟大时具有常人所不及的才智和深度；黑土地的神秘与坚实、大荒野的广袤与苍凉，使其作品具有一种厚重与苍劲的风格特色；劳动民众的纯真朴实的性格，北大荒天然纯朴的民风，赋予剧作家朴素而健康的思想气质和情感倾向；作家自身的才智及对语言的敏锐感觉，使他的作品平实中带有回荡、幽默中夹着苦涩。
然而这些特点并非一开始就鲜明地表现出来，而是在不断探索中逐渐凸现出来的。他的成名作《黑色的石头》尽管还驻足于外在环境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和压力，而且缺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深刻的刻画与剖析；在人物塑造上也是粗笔勾勒，注重群体形象的塑造；在艺术形式上和语言运用上，还嫌粗砺和野俗，但它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优点：满台涌动着生活的热流与健康的艺术活力，表现出作者可贵而独特的人生体验。这就是《黑色的石头》取得成功之所在。在这部戏里，作家的上述特征就已显露端倪，而且有些特点还表现得比较突出。如果说《黑色的石头》的审美视角还着眼于生活的表层，那么《大雪地》就是作家试图走进人的心灵、与人物进行更深层次对话的一次尝试，尽管《大雪地》并未达到作者的初衷，尽管它引起话剧界的争议颇多，但是这无疑是一次有意义的探索。特别是对作者本人来说，或许从中获得的东西超过任何一部。“《大雪地》这个剧本是我写得最艰难的一部剧本。它像横跨两个世纪……”“《大雪地》我们改了三次，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我都愿意把我想到的东西告诉朋友或同行。”“许多年来，我觉得每一点点的成功，任何一点点的收获，都是以时间和岁月为代价的，我不断地调整自己，使之能成熟些……”“然而《大雪地》改好了吗？也许更糟……但无论如何我想改变自己。”作家在努力“退去虚火”的同时，也走进了迷茫、犹疑、困惑，而这种心态又恰恰是作家成长道路中所必经的曲折。“想改变自己”的愿望，正体现了作家敢于否定自我、不断进取的勇气。在这之后，杨利民经历了一个为期不短的痛苦的反思和自我调整阶段。《黑草垛》、《大荒野》、《危情夫妻》等都可算作是调整过程中的产物，当然，这些作品并非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不可否认，《大荒野》和《危情夫妻》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它是杨利民走出困惑、越上新台阶的两个重要“基石”，没有这两部作品做基础，就不会有《地质师》的问世。从某种角度而言，《地质师》在人物塑造上、技法结构的梳理上，及至风格上与《大荒野》、《危情夫妻》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地质师》中对人的命运、情感及人生哲理的思考；高度浓缩的艺术手段，接近三一律的结构形式；切入题材的方式以及风格上少激烈、少跌宕，多厚重、多蕴藉，并追求一种诗化了的人生况味和艺术境界等。但是这些惯有的审美追求在《地质师》中获得了一种超越与升华。这主要体现在，作家已从生活积累的丰厚上升到体验的丰厚，在“挖掘，袒露人与生活的深层潜质”上更具功力；在人物塑造上更注重人物性格上微妙的差异，从生动的形象中，挖掘蕴藏其中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而不是理念的表达；技法与语言的运用上更加得心应手，意味深长。
艺术家既要生活，有热情，又要有冷静的回味和思索，不能单凭心血来潮去创作。作家、艺术家对生活应该有一种俯临人生场景的审视态度，力求保持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间应有的距离感。这样才能做到像王蒙所说的“挖掘袒露人与生活的深层潜质，而完全不理会表层的甚至公众认同的价值评估”。从《地质师》中我们感觉到杨利民的这种审美追求。
作者截取60年代到90年代30年的历史横断面，反映一代知识分子献身祖国石油事业的崇高精神和悲壮的命运历程。在目前很多作品回避“崇高”的创作现状中，作者敢于这么写，特别是以一种高格调写他们年轻时对理想、事业的追求，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以及他们之间的纯真爱情，其“纯度”高得叫现在年轻人看了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认为虚假。因为历史翻到了今天这一页，开放代替了封闭，改革驱赶着保守，浮躁战胜了寂静，纵欲嘲弄了禁欲。对信仰的陌生，对人生的无奈，对真情的怀疑，面对这一切，昨天与今天哪个更真实？关于价值，关于道德，关于信仰，这一切都激发起观众的思考与联想。
《地质师》是经过作者回忆的过滤与梳理，站在时代的高度，用长焦距关照这30年的人生历程，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方式讲述了“东方之子”的故事（童道明语）。最成功的是作者塑造了几个典型形象：洛明、罗大生、刘仁、卢静、曲丹等，在这里杨利民更注重写人物性格的微妙差异，而不是注重“截然不同的性格”，这正符合了戏剧理论家狄德罗所说过的“在现实生活里，人物性格只是‘各不相同’，并非截然对立”。因此，“描写人物性格微妙差异的部分，比描写人物截然不同的部分更有价值”。这里杨利民早在《大雪地》塑造黄子牛的性格时就深刻体悟到的，他认为黄子牛形象问题就出在这儿。所以《地质师》中作家有意避免在强烈的对比中描写人物的共性，而是在人们不经意的地方，在微小细节的描写中展示出来。所以《地质师》在人物刻画上与以往的作品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细腻以及由成熟而导致的含蓄。主人公洛明和罗大生并非截然不同。他们同是地质学院的学生，同是学生干部，又同时爱着同一个人，又是一对好友，还有着共同的人生理想和事业追求——都想成为一名地质师，为祖国的石油事业贡献力量。在这些共同之中，作者通过细节的描写，展示出各自的性格特征。如毕业前夕在卢静家，同学们一起畅谈未来，罗大生激动地说：“我们要天天向上”，可站在一旁的洛明却说：“我看，我们做地质工作的，应该天天向下。”一个向上，一个向下，不仅表现出他们的性格差异；一个热情奔放，一个沉稳务实，同时也暗示出他们今后各自不同的命运；罗大生很快从大庆油田调回北京工作，而洛明却扎根油城。对待爱情上，洛明是个“没有爱情也能活下去的傻瓜”，而罗大生正好相反。但是作者并没有把罗大生写成常见的那种反面角色。在表现他生活幸福，仕途顺利的同时，着重写他的失落与苦闷以及浮躁的心态。他依然关心油田，依然关心当年同赴大庆而至今未归的同学；把重病的洛明、致残的刘仁接到北京治病，同学情朋友义在他身上依然表现得那么动人，可是面对洛明、刘仁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业绩以及他们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他却陷入说不出的失落与焦灼之中，他感到自己像悬浮在半空中，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而洛明执著地信守着当年的誓言，像骆驼一样在艰苦中跋涉，“向下，一直向下，走进一个沉甸甸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洛明享受在着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内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在沉甸甸的世界里，尽管通过黑暗才见光明，可是悬浮于半空之中，却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对于一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骆驼精神”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
另一位主人公刘仁一开始就被赋予乐观、豪爽的性格特征，虽然戏不多，但却鲜明生动。作者通过一些小细节的刻画，展示了这一活脱脱的形象。比如写他为即将奔赴大庆油田的同学们买了一撂口罩，表现出他粗中有细，仗义豪情的一面；又写他好吹牛，爱开玩笑，经常在人前吹嘘他爷爷当年在“四野”中给林彪递过头。这些颇多趣味的情节，不仅勾画出刘仁的性格特征，同时也为他后来在政治运动中“被整”做了铺垫。命运给他开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大玩笑，由一开始说他“攻击林副统帅”，到后来迫使他交待与林彪的黑关系，他因此写了两麻袋的“交待材料”。那个疯狂的，颠倒乾坤的时代就这样滑稽而沉重地从刘仁身上折射出来。
这些细致的描写、手法的熟练导致了含蓄的表达，无论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描写，还是表现人物之间的微妙联系，都是在一种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展开的。在这里更多展示的是细致入微的场景以及“为了观察人心所需要的聚精会神”（斯太尔夫人语），没有更多的冲动和“强烈情欲激起的行动”，而是着力描写性格和人物内心情感的波澜。《地质师》公演后，被称为是“令观众情感投入最多的戏”，它的成功再次证明，“情感深刻到引起的兴趣才是戏剧唯一取之不尽的源泉。”（斯太尔夫人语）
杨利民的戏看多了之后，有一种感觉，即他的作品几乎是男人统治的世界。几乎每一部作品中，男性形象个个血肉丰满、光彩照人，而女性形象则逊色许多。即使偶尔有一二个写得出色的，也是为表现男人世界或作家本人的某种意念而存在，这种倾向在《地质师》中更加明显。就拿贯穿全剧的女主人公卢静来说，戏虽很多，但与三个男性形象相比却黯然失色，略嫌单薄扁平。她几乎就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的人物。作者似乎不屑赋予她更多的生活内容和情感变化，不但不让她与其他同学共赴大庆油田而留守校中，更确地说留守家中，因为作为一名地质教授，她既不带学生去野外实习作业，也没有其它的社会活动，除了背课、写教案、批作业，似乎什么也没有，只是留守在家中，随时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她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在洛明和罗大生之间构成三角，从而使他俩的性格更为丰满，更为立体。而作为人物形象本身却没有什么内涵，也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这是令人遗憾的创作上的过失。
乍看上去，《地质师》的结构布局很简单，基本上是一景到底，以编年体的叙事方法来展开剧情。在块状结构中，以简洁洗练的笔触，将30年的人生历程浓缩于一景一地集中展示。看上去简单，但仔细琢磨却深不见底。这种简单实则体现的是一种深度，是最见作家艺术功力的地方。因为作为一出戏，要深刻，就必须把多余的东西删掉，使剩下来的东西与人的深层情感息息相通，或达到“异质同构”，那么这里的简化就是抽象和典型化。
另外，作者为了在短短的2个多小时的演出中容纳更多的东西，为了加强戏剧形式本身的表现力和作品的丰富性，在剧本中运用了许多符号形象，把无形的变为有形的，把埋藏在心理深层的变为可见的，将深刻的道理简化，将不可表达的变为可以感受。比如站前巨大的时钟，车站附近老一代地质学者的家，以及30年来一直挂在客厅里的那幅卢静的父亲牵着骆驼跋涉于沙漠中的照片，始终未出场的父母形象，以及“送报”情节的设计等等，这些都是经由作家深思熟虑而创作出来的具有某种意志的东西，其中包含的意义比用文字表达的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
那幅在舞台上占据显要位置的照片，之所以吸引观众的注意，正是因为它已经超出了自身的客观属性而成为一种信念的象征，精神的象征，是某种意象的载体。这一符号形象的运用，很好地点明了主题，使“骆驼精神”转为具体可感的形态诉诸于观众的视觉，不仅使全剧有了一个内在的联系，同时也有助于观众对全剧精神的领会。“时钟”和与之相对应的“地点”所蕴含的符号含义更为复杂深刻。颇具意味的“时钟”有如阅尽人间苍桑的历史老人，注视着来往匆匆的过客，“家”只不过是暂时落脚的“人生驿站”，时钟随时准备敲响，这里的人们随时准备启程，踏上不知何处是终点的人生旅途。当年老一代地质师就是从这里出发，踏上远去的人生列车去体验生命的壮丽，如今后来者沿着前辈的足迹，还是从这里出发，“走向远方，走向沃野，走进深深的地层”，在沉甸甸的世界里，“体验生命，铸造人格。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只是时间是永恒的。作者为观众留下了很大的想象余地。人生的短暂与时光的无限，人在旅途的迷茫与苍桑，生命中的苦难与崇高……”
杨利民对戏剧技法的运用可以说达到了娴熟的程度，非常懂得如何安排情节，还善于别出心裁地用次要情节来加强主题立意的表达。如精心设计的“送报”这一次要情节。从戏的表面看，这是可有可无的。作者既没赋予送报人多少戏剧动作，也没有多少语言，更没有曲折的情节，如同现实生活中一样平凡、渺小，每天默默无闻地，周而复始地从事着单调乏味的挨家送报这一重复活动，而且是女承母业三代人在这一平凡的岗位上走过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做的那么认真，那么一丝不苟！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能拥有惊天动地的事业？出类拔萃之辈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是在极平凡，极琐碎的生活中走过人生的，所以在描写苦难中的崇高的同时，作者也着力描写平凡中的伟大，正如卢静对即将退休的送报人说的话：“一个人一辈子认认真真做好一件事就非常伟大。”伟大来自于平凡，这与洛明的脚踏实地的“骆驼精神”遥相呼应，互为补充。因此，送报人在剧中的多次出现，在三十年的生命历程中已成为一种物定意义的呈演再呈演，从而使这一普通人物的个别的、暂时的行为具有了更深层的含义。
这一成功的构想使人感到，实际的阐明是不需要的，也是不艺术的，仅仅暗示一下，启发一下，把一些事情或人物只当作最单纯的琐事提一提，它在戏剧中就会不知不觉地产生出乎意料的、显著的重要作用。
最后有必要提一下杨利民剧作中的忧患意识。举凡富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或多或少都具有这种忧患品格，只是杨利民以一种并非低调的形式表现出来。杨利民亦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他属于樊星在《这一代人的牺牲意识》中描述的那一代人中的一员。从50年代的纯真到60年代的狂热到70年代的沉沦到80年代的分代，他们走过了一段苦难的历程，他们是“文革”的参与者和受害者，他们是世纪末文学的主力军，对新生活的浪潮表现出迷茫或拒斥或努力适应的复杂心态。他们都有着“渴望牺牲”的情结。这一情结在杨利民的创作中则表现为对“苦难中的崇高”的崇尚。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无不浸透了对民族、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与忧虑。作者本人曾说过，他之所以呼唤“骆驼精神”，就是基于对现实中弥漫于全民族的浮躁情绪，这寄托了作者对民族，国家前途的深刻思考和殷切希望，更有对现实的拷问！
《地质师》因“骆驼精神”而大放光彩，然而总让人感觉在写法及题材处理上过于冷静，过于老练。如果不是写的那么秩序井然，“其正无比”，也许观众的激情会更强烈。用格式塔的完形理论来分析，太成熟太完美的格式塔，尽管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却又造成一种对“完形”的依赖的惰性，缺乏刺激力，在欣赏过程中缺乏新鲜、奇妙、振奋的感觉，缺乏创造性思维。在艺术创作中，如何通过不完全的“形”造成更大的形式意味或刺激力，是艺术家创造能力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我们希望看到杨利民创作出“更大的形式意味”来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