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路研究”栏目主持人按语
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不能够停留在事物的表面，龙、凤等神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对这些吉祥物的使用也是有讲究的，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征选会上中国龙落选就值得大家思考，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吉祥、如意、和谐、长久的象征，代表中国无可厚非，但奥运会是面向世界人民的，既要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要顾及西方的文化，因为在西方，龙是邪恶、残暴、势利的化身。如果只考虑中国文化使用了龙的形象，将不利于吉祥物的国际市场开发。龙落选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落选，在适当的地方运用恰当的形象才能更好地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辟，原本就在国内具备较好地理优势的德州也由内陆而海路，深度参与到海上丝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互动交流中，成为驻扎内地的海上丝绸之路交互据点之一。无论是在山东成长起来、为弘扬佛法远渡重洋取经而返的唐代高僧义净，还是因访华病逝、厚葬德州的菲律宾苏禄东王，均成为古代山东与世界和平友好往来的重要使者，为中国与以东盟国家为代表的世界各国友谊留下了或浓或淡的印记。德州学院王守栋教授较早展开了苏禄王及其后裔的研究，2019年4月德州学院再建国际合作科研平台“中国·马来西亚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义净研究中心”，以唐高僧义净与庐墓守孝最终扎根中国的苏禄王后裔为主要考察对象展开具象研究，致力于深入挖掘德州对世界的贡献，展现世界互联的特质。
黄 益
义净研究在中国
——中国学者对唐三藏义净法师的研究综述
黄 益
（德州学院 历史与社会管理学院，山东 德州 253023）
摘 要： 唐三藏法师义净是中国古代三大西行求法高僧之一。他一生译经、著述不倦，为世界留下了大量详实的史料，遗惠人间。一千余年间，世界各国学者大量借助其著述进行研究，也充分利用各类文献资料对其生平、著述进行考证与梳理。通过重点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对义净进行研究的相关成果可以预见，义净将成为中外友好往来的一面旗帜，深入研究义净将在推动世界各领域的良性互动方面起到积极而深远的作用。
关键词： 义净；交游；著述；佛学思想
释义净（635～713），俗姓张，字文明，法名义净，下文根据中国学术界的行文习惯，仅以其法名“义净”称之。作为中国唐朝一位不但身体力行渡海求法，游历当时位于东南亚的数十国家，而且最终携带大量经书返回中国又译经、著述不倦的僧人，义净用自己的努力为自己赢得了世人的尊重，被誉为三大西行求法高僧之一，与晋代法显、唐朝玄奘齐名；被尊为中国佛教史上四大翻译家之一① 尽管有学者认为，四大佛经翻译家是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但王邦维先生明确指出：“四大翻译家，也有人不举义净，而举不空。但我想举义净似乎更合适。”（王邦维. 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4.） ，与姚秦鸠摩罗什、南梁印度优禅尼国人真谛、唐朝玄奘并称；被尊为三大渡海高僧，与法显、鉴真并列。② 各种并列方式都是为了凸显同一类型人物中的佼佼者，根据每一位学者的标准不同，有所不同。比如，在四大翻译家中，也有学者没有将义净法师列入，而是列入了真谛法师。福州师专朱敏先生便认为，义净不属于四大翻译家之一。（朱敏.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活动考析[J]. 福州师专学报，1996，（4）：84-90.）三大渡海高僧的并列，目前仅见陆晓明先生的文章《我国三大名僧渡海记》（陆晓明. 我国三大名僧渡海记[J]. 航海，1992，（2）：31.）法显是海路回国、鉴真是东渡日本不再返，只有义净是海路出国求经、海路返回中原。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义净作为中国古代国际交流友好使者的身份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受诸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再加上各地政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各项努力，义净研究在中国大陆21世纪逐渐走出了此前不温不火的状态，呈现遍地开花的态势。笔者不揣浅陋，结合所搜集到的资料，对中国大陆学者改革开放以来对义净所进行的研究分三部分，略作综述如下。
一、义净生平及其交游研究
关于义净生平与交游的研究，主要依据是义净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以及释智昇《开元释教录》、释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唐光禄大夫同安侯卢璨奉命所撰《大唐龙兴翻经三藏义净法师之塔铭并序》。《开元释教录》卷九中存有义净的小传[1]552-561，是目前所知距离义净去世最近的佛教典籍中收录义净的传记资料。王邦维先生对义净及其著作的研究成果，后来形成了论著《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其附录中分别整理了《开元释教录》卷九《义净传》[3]187-189、《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三《义净传》[3]190-195和《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3]196-198。一些学者的文集和研究资料中，也有部分义净的资料留存，如赵明诚《金石录》中留存了《唐中兴圣教序》的碑跋，并在济南长清看到了碑侧的内容以及赵明诚对碑侧内容的见解。王邦维先生在研究的过程中，已经留意到此类文献资料的存世状况。[2]20王邦维先生还注意到了义净翻译经文的过程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译文或正文下常常可以看到他加写的注”[2]37。这些注释中，间或可以看到与义净生平和交游有关的资料。目前对义净生平研究最详实的学者，仍旧当属王邦维先生。
关于义净生平基本轨迹，学界没有争议：（1）幼稚阶段，在家人身边生活。（2）7岁开始，跟随善遇法师和慧习禅师在位于齐州城西20公里许的土窟寺中学习。（3）14岁，得授沙弥戒。21岁时，得授具足戒。（4）37岁时，辞别恩师与家乡父老，前往印度求法。在室利佛逝国停留并学习梵语后，辗转经过几个国家，于39岁时抵达印度。周游各地圣址后，义净在印度当时佛教的重要学术中心那烂陀寺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学习。此后，义净从海路返回中国。（5）61岁开始，义净主要在洛阳和长安等地参与佛经翻译和佛法弘扬等工作，直至79岁去世。
王邦维先生《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附录了《义净生平编年》，对这一生平进行了简要梳理。[4]253-267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宗教研究所王亚荣先生结合义净的人生经历进行进一步演绎，形成了《西行求律法：义净大师传》一书，作为《中国佛教高僧全集》中的一种，在台湾出版。[9]该书的精华部分通过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的删改润色，以笔名崖嵘收录在《中国十大高僧》一书中。[10]238-297为呈现义净法师远渡重洋的艰辛过程，导演陈昭贤、编剧薛恭贵、制作人蔡易臻、主演孙翠凤以及佛学史学专家王惠雯、郭铠铭、余远炫等人组建的团队拍摄了《高僧传•义净法师》，于2019年6月10日起首先在中国台湾播出① 凤凰网华人佛教2019年6月8日在新浪微博发布了《高僧传•义净法师》在6月10日起台湾大爱电视播出的消息。 ，优酷网2019年8月起也上传了该剧② 网名“青雨蒙蒙雨中人”从2019年8月9日起分集上传此剧至优酷网。 。该剧由于有佛学、史学相关专家参与制作，对义净思想认识的转化过程交待得比较清晰，对义净选择海路西行求法的历史背景交代得比较明确。
在义净生平第一阶段，最主要的争议是籍贯之争。学界对此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是唐朝范阳（治今河北涿县），一说唐朝齐州（治今山东济南）。据北京大学王邦维先生考证，义净当为齐州人。[5]77-90③ 王邦维先生以《义净籍贯考辨及其它》为题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对此考辨甚详。 北京师范大学陈垣老校长《释氏疑年录》也持此说，可采信。西安博物馆王乐庆先生根据史料梳理，补充了文献记载，再次申明了王邦维先生的观点。[20]32-37山东师范大学朱亚非先生明确认为，义净出生在齐州。④ 朱亚非先生前后两次对义净的情况进行整理，说明其对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在对其出生地进行说明时，朱亚非先生明确指出：“义静（635-713），山东济南人。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出生在当时的齐州（治所历城，今济南市）。本姓张，名文明。义静是他的法名。”（朱亚非. 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义静[J]. 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6）：39-42.）“义静”为“义净”之讹，2019年朱亚非先生再发文，改正了姓名讹误，同时坚持了义净生于今山东济南的观点。（朱亚非. 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义净[J]. 春秋，2019（2）：50-53.）
据唐中宗《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里对义净家族的情况介绍，义净的高祖曾任东齐郡守，“仁风远扇，甘雨随车”[6]第三卷1421第三栏。中国古代官员的选派，绝大多数派往非出生地所在省任职，几年一迁，不少官员最终举家迁至任所，扎根安居。义净家族居住于齐州，可能与其高祖担任东齐郡守后在此定居有关。
值得留意的是，《释氏疑年录》未详细分析义净为齐州人的原因，王邦维先生考证虽然周详缜密，但其考证中，义净的父、祖两代的情况以及义净的母族情况均无法详尽。优秀官员的子女往往有科举入仕或因荫入官的情况。因此，范阳很可能是义净的祖籍，即“范阳张氏子”[7]820① 见《大藏经》卷49所录明朝觉岸《释氏稽古略》一书。 。义净甚至可能因父祖辈中有人在范阳为官，出生在范阳，即部分文献所提“生于范阳”[8]58② 爱荷华州立大学（UniversityofIowa）柯蔚南（W.SouthCOBLIN）研究义净梵汉对音的文章中明确用英语介绍：“YJwasbornin635A.D.atFanyang范阳，inwhatwouldnowbethesouthwestsuburbsofthemoderncityofPeking.”（柯蔚南.义净梵汉对音探讨（英文）[J]. 语言研究，1991（1）：68-92.）文字明确认为义净生于范阳。《中国佛教十六讲》中也介绍了义净生于范阳的观点，但没有具体说明是谁所说，只含糊其辞说是“某些人”的观点。（梁启超，黄忏华，蒋维乔著. 中国佛教十六讲[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8：58） 。总之，梁启超、蒋维乔、冯承钧、汤用彤等中国学者，法国学者沙畹、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英国学者柯蔚南等持范阳说，并非完全无据。
在义净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写成，请大津于天授二年（691）返回唐朝，上书请求朝廷到西方造寺时起，义净的交游逐渐增加了与世俗诸人的联系。在此之前，义净交游的世俗人物中比较突出的是龚州使君冯孝铨全家和各地商人。冯孝铨全家于咸亨二年（671）曾经大力资助义净通过海路出行。义净的出行路线，一路相伴而行的人，多数是商人，间或得到所到国家的王族支持。天授二年之后尤其是证圣元年（695），义净的交游对象逐渐扩展到唐朝皇帝在内的王族及官吏。这里的唐朝，包括武则天称帝时期的周朝。
可以肯定的是，义净最迟7岁已经在城西20公里许的土窟寺跟随善遇法师、慧习禅师修习佛法[2]3。也就是说，即使义净出生于范阳，或者祖籍范阳，都不能否定义净从垂髫之时至其前往长安、洛阳等地游学之前，其主要生活地是山东济南。可以说，义净长时间受山东文化熏染长大，因此，将山东济南视为义净的家乡，是比较妥当的。中外新闻社刘永忠先生等均曾对义净的故里长清进行过一番考证，说明义净与齐州的渊源。[21]43-49
第二，要让企业审计人员积极学习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和操作技能，学会通过网络途径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数据分析办法，从而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
义净初期修习佛法是在山东济南长清，土窟寺位置的确定，让僧俗界均感受到了借助义净的影响力弘扬传统文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济南地方政府对千年古寺进行了重修扩建，将其命名为“义净寺”，以表彰义净“在其25年求法取经的坎坷道路上，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国与南海诸国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22]66-69。义净寺于2011年落成，现已在汇总义净研究成果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
义净在土窟寺学习了较长时间后，在慧习禅师的鼓励下，前往中国佛教重要传播与流传的区域学习。在他离开中国前往室利佛逝之前以及从西方求法归来后，他的主要活动地区为山东济南、河南洛阳、陕西西安和广东广州等地。学者在考证与这些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外交流文化等信息时，往往会论及义净。比如，陕西历史博物馆申秦雁先生研究荐福寺的时候，郑重分析义净的翻经活动[23]91-93；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宗教研究所王亚荣先生在研究大小雁塔的过程中，充分肯定了玄奘和义净的译经活动[24]26-27[25]27-29；广州博物馆黎小明先生在研究僧侣的海外文化交流在广州的活动情况时，郑重介绍了义净及其著作[26]59-64+29[27]31-34+13。
除了在中国境内的活动，义净还漂洋过海，游历了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在当时分别属于30多个小的国家和地区。河北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曾经仔细梳理《南海寄归内法传》中的古地名，为学者提供了较好的进一步研究的基础。[28]148-156王邦维先生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附录了《求法僧路线图》[4]附录六。同样工作于北京大学的荣新江先生从汉武帝时的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叙述起，说明当时中国人有记载的、最远抵达的黄支国即印度东海岸的建志补罗。文中提到义净循海路游历时，也详细绘制了《玄奘、义净西行图》，使唐朝两位高僧的足迹一目了然。[29]66-81中华书局编审谢方先生在中外关系史文献资料的爬梳与辨析方面，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他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论著，让我们现在对古籍中所记各地名和中外交流情况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在这些作品中，多有对义净行程路线驻足之处的分析与论证。③ 谢方先生的论文很多，略举与义净有关的三例明之。（1）谢方. 中国史籍中之马尔代夫考[J]. 南亚研究，1982（2）：1-6.（2）谢方. 中国史籍中的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考[J]. 南亚研究，1984（4）：18-22+4.（3）谢方. 古代中外关系史籍透视[J].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1）：57-66. 也有学者在研究中，利用义净所提供的信息，对一些古代中西交流路线进行辨析，如陕西师范大学介永强先生便曾通过义净在所译佛经《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中的注及其著作《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辨析历史上的“牂柯道”。[30]120-128这类型的研究，将中国古代海上、陆上丝绸之路研究推向精细化，有助于义净海外行程的更精准分析与判断。
随着义净行迹向中国和亚洲各地的推进，义净也逐渐通过求法、译经等活动，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僧俗人物，逐渐成为中外交流史上的重要使者，为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贡献了巨大力量。现在，印度尼西亚博物馆中留存着义净的信息，马来西亚吉打州因义净的记载而保留了中世纪的信息。中国学者也逐渐认识到了义净与僧俗各界交流过程中，文化信息的不断记录与留存情况，并对这些进行了梳理。这些梳理，让义净的交游得以渐次显现。
东南亚地区的古代史，由于文献资料保存情况不甚理想，以至于不少中文文献成为了某些时间某些地域历史的直接史料来源。无论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还是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均有明确的补史功能。王邦维先生曾指出：“由于文化传统不同的关系，古代印度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南海方面除了近代发现的一些碑铭可供间接参考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成文的历史资料”[4]4，以至于后来研究这一区域、这段历史的学者直接将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稍作剪裁和调整，成为他们著作的一部分。绍兴文理学院钱汝平先生在研究日本东福寺所藏宋本《释氏六帖》时发现，其第六帖较为完整地摘录了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资料，堪称《高僧传》的删节本。[101]57-63
义净的籍贯之争，与义净家族的迁徙有关，也与“籍贯”一词的概念有关。籍贯，又名“祖居地”“原籍”，指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长久居住地或出生地。正因为籍贯本身便存在概念上的问题，再加上义净生活的前7年情况无法准确，义净的祖辈又曾经改变生活环境。根据这些情况可以知道，籍贯实际上是不必过分争论的话题。
根据义净所记，义净的交游基本上与研习佛法、游学求律和翻译佛经有关。王邦维教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通过梳理义净的生平，相对系统地整理了义净的交游情况[4]253-273，贵州财经大学冯相磊先生在读博期间对此也略有梳理[31]102，四川大学杨梅先生在综述中土西行求律的过程中也对义净求律经历和成果有所述评[32]48-52，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郭磊先生从综述唐朝佛经翻译的角度对此略有涉及[33]26，沈阳理工大学刘北辰先生从义净的翻译背景、翻译内容和翻译特点等总结了义净的翻译活动[34]123。当然，这些梳理往往更重视历史事件及其意义与价值，而比较忽视作为个体的义净本人的交游情况分析。
义净得到唐朝直到现在人们的高度关注，与他的求经译经活动有密切关系。大体上来说，义净的译经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义净主要在印度那烂陀寺学习，取得经典回国的过程中，在室利佛逝国等地停留了一些时日。在这段时间里，义净主要是尝试翻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一百五十赞佛颂》之类的著作。第二阶段，义净回国，在自己主持译场前，主要是参与实叉难陀法师主持《华严经》的翻译工作。第三阶段，义净自己组织译场，主要在洛阳和长安两地的福先寺、西明寺、大荐福寺等寺庙中主持翻译工作。王邦维教授曾简要介绍这一译经经过，湖北经济学院薛黎先生进一步将当时参与译经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梳理。[35]102-103从译经的译场组织可以看出，包括武则天在内的很多政治高层人物，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到译经的工作中。
目前最系统梳理义净著述的学者，当属王邦维先生。他除了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梳理了义净的《著译编年目录》之外[2]26-33，后来又在《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一书中，对这一译注编年目录进行了更细致的梳理，增加了对《南海寄归内法传》敦煌本的专门考述[3]153-158等相关文章。2017年，王邦维先生针对伯希和整理敦煌汉文写卷将《南海寄归内法传》残抄本列为第一卷这一细节，结合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觅宝”的经过记录，再写文章，进一步认为这一举动属于伯希和有意为之。此外，写卷中提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时，所用的书名为《大周西域行人传》，且义净天授二年（691）五月十五日派遣大津从室利佛逝寄回中国的文本也与后来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在内容上存在几点差异。[41]33-39+195-19通过对世情的洞察、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再加上对文献的反复推敲辩证，为我们更深入细致认识古代著述书名流变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经统计结果显示,研究组冠心病患者的血清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与间接胆红素三项指标均低于对照组健康体检者水平,P<0.05,;研究组的血清尿酸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间胆红素与尿酸水平比较均存在统计学意义,见表1所示。
二、义净著述及其翻译研究
义净在历史上以翻译佛经著称。义净翻译佛经的方法，与玄奘基本相同，主要是组织译场，共同参与翻译工作。据释智昇《开元释教录》的记载，到唐睿宗景云二年（711）止，义净共翻译了56部佛经，共230卷，而其翻译和撰述的著作加起来是61部239卷。[1]550-560这一数据并不完全准确，卢璨奉命所撰《大唐龙兴翻经三藏义净法师之塔铭并序》中记载：“（义净）前后所翻经一百七部，都四百二十八卷，并敕编入一切经目。”[11]第55卷，第871页第3栏文中所提“一切经目”，即释圆照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王邦维先生经过梳理义净翻译的著作认为：“不管是《开元录》还是《贞元录》所记的数目，还是以现存的能见到的实际数目相比较，都与此相差甚远。看来义净的著作在他去世后有不少很快就散佚了，现存的只是其中一部分。”[2]33在图书的流传过程中，散佚是常见现象，王邦维先生《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对义净的著作及翻译著作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梳理和研究。[3]根据这一著作，我们可以掌握义净著作留存情况的梗概。大兴善寺住持宽旭法师所编《义净著述辑要》三卷本也在201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2]这一著作的出现，更有助于我们迅速掌握义净翻译和著述的基本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玄奘研究中心副秘书长薛克翘先生为《义净著述辑要》作序时，因义净以短短的13年时间，翻译的佛经数量仅次于玄奘，盛赞义净的勤奋刻苦程度。[12]序3义净翻译佛经的勤奋程度，确实值得我们由衷敬佩，更值得我们称颂的是众人齐心协力、精诚合作的精神。
义净在翻译之外，自己也有重要著作《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梵语千字文》等存世。这些著作在中外佛教界通过《赵城金藏》《高丽藏》《中华大藏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等佛教丛书辗转流传。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写成于天授二年（527），并于当年寄回国内，在佛教界迅速流传，目前所见古抄本仍有发现于敦煌藏经洞和日本的三种，其中日本留存的两种均被鉴定为8世纪时的古抄本。王邦维先生于1988年出版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该书在校注的过程中，充分运用了《赵城金藏》《高丽藏》《洪武南藏》《南藏》《北藏》《径山藏》《龙藏》《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日本续藏经》《大日本校订缩刷大藏经》（《弘教藏》）《昭和法宝总目录》、天津刻经处刻《南海寄归法要》、支那学院《求法高僧传》、岩波书店刻足立喜六校注本等文献资料[2]。中华书局对此书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肯定：“原书记述唐初到武后四十余年间六十一位到印度和南海求法游历的僧人，是研究印度和东南亚历史、中外关系史、佛教史的一部很重要的古籍。”“义净的两部名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过去我国均未有点校本，更不用说校注本。外国则早已有译注本多种。”“校注者多年前在中印文化交流史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指导下，写成是书。”“此书不但填补了整理本之缺，而且在广泛吸取前人研究的成果上，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校注质量堪称上乘。”[36]54
1989年，王邦维先生在导师季羡林先生指导下，以义净及其《南海寄归内法传》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博士学位论文主要内容刊发在《文献》杂志上[37]164-178① 该文献明确说明属于“博士学位论文提要”，导师季羡林，撰者王邦维。博士学位论文原名《〈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与研究》，分为两部分，上篇为义净及其《南海寄归内法传》的研究，下篇为《南海寄归内法传》全文的校注。博士论文全文内容即198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共30余万字。《文献》用了约3万字对全书内容进行了概括。 。在书中，王邦维先生详细介绍了所搜集到的、存于世界各地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的各种本子，如伯希和编号P.2001的敦煌写本，藏于日本奈良县天理大学图书馆的、原藏日本石山寺的石山寺本，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金代刻印的《赵城藏》本，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南宋刻印后补抄卷二的《思溪藏》本，朝鲜高丽王朝高宗时所刻《高丽藏》本，现藏四川省图书馆、洪武年间南京刻印的《洪武南藏》本，现藏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永乐年间刻印的《永乐南藏》本，现藏重庆图书馆、正统五年（1440）刻印的《永乐北藏》本以及日本《大正藏》本。[37]176-177到1995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由中华书局出版。[2]王邦维先生搜集与整理义净著述的工作，以及他对义净生平、游历、思想等的研究，为义净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梵语千字文》，又称为《唐字千鬘圣语》《梵唐千字文》。该书以天、地、日、月等汉文一千字对译梵语，和周兴嗣编写的《千字文》相似，四字一句。略有不同的是，《梵语千字文》二十句为一联，每联之后，附加一首五言绝句。在图书的最后，别录《梵唐消息》约三百字，也是汉文与梵语对译。这本书的撰写目的很清楚：“为欲向西国人，作学语样。仍各注中，梵音下题汉字。……但学得此，则余语皆通。”[11]第54册1190换言之，《梵语千字文》就是一本帮助中国人学习梵语的基本工具书。这本书是否属于义净自己的著述，学界目前仍有疑义。
除了众人所熟知的上述文献外，一些学者认为义净还有其他著述存世，如《西方记》。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先生认为，俄藏敦煌Ф209号应是义净所著《西方记》的抄本残卷，通过对这篇文书研究，可以看到义净所著《西方记》的原貌。[38]14-18俄藏敦煌Ф209号整理时命名为《圣地游记述》，收藏于《俄藏敦煌文献》第四辑中。通过该卷轴与义净其他著述的比较可以看出，残卷的行程有相似之处，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唐玄奘之后的卷轴，且最可能是高僧为前往印度求法而抄录，很可能大量参考了义净的著述。若要直接将其视为义净的著述，仍有待更多证据的支持。
义净的著作《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先后被全译、节译成法、英、俄、日文发表，或作为专书出版，有的语言还不止一个译本。[37]167据中国学者的介绍，早在19世纪末，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和法国学者沙畹分别将《南海寄归内法传》翻译为日语和法语。[39]741942年，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又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翻译成日语，标点、翻译、校注出版。[13]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华涛先生也在《中国佛学经典宝藏》大陆简体字版中承担了《南海寄归内法传》的译释工作。[14]
根据《政府会计制度》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于每年年末，对预付账款进行全面检查。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预付账款不再符合预付款项性质，或者因供应单位破产、撤销等原因可能无法收到所购货物、服务的，应当先将其转入其他应收款，再按照规定进行处理。不能再简单地按《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规定报经批准后予以核销。
第一，抵债资产的有关定义。我国《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中对抵债资产有着明确解释，是指银行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来行使债权、担保物权而受偿于债务人、担保人或者第三人实物资产或者财产权利；银行的债权到期之后，债务人对所欠的债务无法使用货币资金进行偿还或者债权未到期，但是债务人经营出现严重问题或者其他对债务人按时足额使用货币资金对债务进行偿还造成严重影响，或者找债务人清偿能力全部丧失时，提供担保的担保人也无法使用货币资金代替债务人进行债务偿还时，经过银行、债务人和第三人进行协商同意，或者经过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依法进行判决或裁决，三方借助实物资产或财产特权作为与银行进行交易代价进行的一种行为。
在梳理义净著述的过程中，王邦维先生发现义净注文时喜欢自己加批注的特点，并在他所整理的图书的序言中有所阐述。四川外国语大学谭代龙先生对义净著述中的注文数量、内容等进行了爬梳，并针对其中有关语言事实进行了比较分析，进一步肯定了王邦维先生的观点，认为这些注文的作者就是义净本人。[40]114-120这些梳理说明，义净在著述的过程中，会有意识地以小注的形式补充资料，置于合理的位置，减少正文的枝蔓，又给读者传递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1）施工的区域应与外界进行隔离，在施工范围的两端应设置隔离区域，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另外，在路线交叉口的位置应放置减速或限速的标志进行提示。具体措施如图1所示。
作为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义净的最大贡献体现在他翻译佛经方面。义净翻译佛经，多数是从梵语翻译成中文。他翻译的比较著名的佛经有《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光明最胜王经》《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佛说大孔雀王咒王经》《佛说一切法功德庄严经》《佛说拔除罪障咒王经》以及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典等。《义净著述辑要》三册，精选义净著述，分经、律、论分册编纂，共收录文献27种。[12]尽管多数经典是从梵文翻译成汉文，但也有翻译之后转译的情况，如《金光明最胜王经》后来曾被转译成藏文。
总体上来看，现代学者对于义净的生平与交游，关注程度不高，更关心的是义净所做事情的意义与价值，在探讨其意义与价值的过程中，间或带出其生平与交游的信息。这一现象说明，作为高僧的义净，他的生平经历与交游与其他高僧大德并无太多值得人们过度关注与分析的内容。事实上，如果仔细分析义净的生平与交游，其中实际上包含着很多耐人寻味的细节，可以更充分地展现义净作为山东高僧的特质，更可以充分体现义净作为中外友好交往使者的特质。
当然，在王邦维先生整理校注义净著述的同时，也有学者在研究语言、文化等现象利用义净著述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可以补苴甚至商榷之处。四川外国语大学谭代龙先生便发现了《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的过程中一些异文。[42]79-82[43]9-12+34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李素娟先生也先后多次撰文，对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的校注提出自己的思考。[44]56-57[45]212-213[46]：398-404北京大学东语系孔远志先生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发现，义净多次提到“昆仑语”。综合费琅、王邦维、斯拉默特穆里亚纳等学者的观点，通过比对在室利佛逝国留存至今的4块碑铭，发现它们应该是古马来语，而当年义净他们是通过室利佛逝国民间流行的语言来学习梵语的，由此形成了一个推论，即义净所提的“昆仑语”，很可能是古马来语，它与学者所见过的古马来语不完全相同，却能与巨港附近的古马来语碑铭相互佐证，说明它们是古马来语的珍贵文献，表明了马来语不断发展变化的状态。[47]20-23孔先生为了确保信息无误，在全篇文字为简体的情况下，将昆仑语用了繁体，这种郑重强调，大概是为了避免与中国地名的混淆。
基于王邦维等先生的成果，学者们在研究义净及其文献的时候，从义净著述的意义与价值角度进行分析与阐述的比较多。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武伯纶先生便强调义净的两本书对了解中国古代中西交通和中外人民友好交往的参考价值[48]35-39，周桓先生也认识到了义净在中国与南海诸国友好交往方面的重要贡献。[49]55-59武汉大学孟亮先生在周桓、王邦维等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梵语千字文》等，进一步强调了义净在中印佛教文化、中印民俗文化、中印医疗卫生习惯等方面的贡献，认为义净的著作在全方位描绘当时印度古代社会的文化图景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是研究7世纪时印度历史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50]45-51山东大学王玉娟先生认为，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采用行状文体，对57位僧人分别叙述了他们的籍贯、生平、出行路线、求法状况等，并按照出行时间安排叙述顺序，总为一传，与传统僧传的写作体例不同。在文章中，义净适当穿插论赞，适当表达作者的部分认识和感受。少数篇章中带有对寺院的描述，甚至在其中单列那烂陀寺一篇，除记述寺庙的建筑结构、陈设及寺内外圣迹外，还详细记载了寺内的律仪、寺院管理制度等，这些与游记有相似点，也有不同之处。基于这样的比较分析，王玉娟先生充分肯定了该书作为中外交通史的重要材料的史料价值以及该书编纂体例对梁释慧皎《高僧传》、宋赞宁《宋高僧传》等作品体裁体例的影响。[51]106-109
一些学者因义净翻译佛经的努力，进一步推演义净在中国古代求法和翻译史上的地位。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储泰松先生在研究梵汉对音过程中，将译音分为了三个阶段，玄奘和义净属于译音体系趋于严密、完善，各种译音技巧完全定型并得到广泛应用的第三个阶段，作者称之为“晚期”。[52]4-13南京大学法语教研室陈宗宝先生在对我国佛教经典翻译进行综述的过程中，肯定了义净中国佛教史上“三大求法高僧”的地位，但对义净四大佛教翻译家的地位持稳妥的保留态度。[53]60-64福州师专朱敏先生则直接明确认为“四大译师”中不包括义净，但义净作为玄奘以后赴印度求法高僧中成就最大的一位，与法显、玄奘并称于世，在翻译领域，他是“新译时代之一大家”。[54]84-90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高振农先生在介绍义净的翻译情况时，明确引用了在大荐福寺组织《浴像功德经》等22部经典时的助译人员名单，又根据《翻译名义集》等著作介绍了佛经的翻译方式。这篇文章注意到了一个重要因素：“真正由中国人自任译主、组织译场进行佛典翻译的，是唐代的玄奘和义净。”“由于他们都精通梵文，故能自任译主，无需他人转梵为汉，翻译质量大大提高。”[55]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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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注意到，玄奘、义净等人翻译佛经时所用词汇的丰富程度，其中有些词语和用法吸收进入了各类词典中，即使尚未收录进各类辞书的词汇也有助于辞书编纂工作的展开。四川外国语大学谭代龙先生[56]-[66]① 谭代龙先生研究义净著述的文章比较多，如《从义净作品看“至”和“到”在初唐时期的关系》《略论义净译著中的注文在词汇史中的研究价值》等，详见参考文献[56]-[66]中的不完全列举。 、四川大学汪维辉先生[67]147-149、浙江大学真大成先生[68]159-173+192[69]18-22、浙江财经大学刘洁先生[70]11-12+39、南京大学徐时仪先生[71]136-141、南京师范大学赵家栋先生[72]12-15、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李素娟先生[73]42-45、南京审计学院文学院栗学英先生[74]-[77]② 栗学英先生在南京师范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时，便以《义净译著词汇研究》为题，在工作之后，继续以义净译经的词汇进行相关探讨，发表了《义净译经词汇研究对辞书编撰的意义》等文章，详见参考文献[74]-[77]中的不完全列举。 、安徽大学阚绪良和许洁先生[78]79-82、阜阳师范学院王绍峰先生[79]4-5、湖南科技大学徐前师先生[80]407-408、复旦大学罗琤先生[81]76-78等就此撰写了一批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阜阳师范学院王绍峰先生在浙江大学攻读博士期间的毕业论文经过修订，结集出版为《初唐佛典词汇研究》[15]，对包括义净所译经典中的词汇均有所囊括和分析。方一新先生、张诒三先生两位先生从各自的角度，对该书的意义与价值进行阐述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肯定了义净翻译佛经的价值。[82]44-45[83]116-119临沂大学宋相伟先生《义净译经单音节副词考察》[84]144-146《〈义净译经〉的双音节副词》[85]163-164《义净译经的程度副词研究》[86]1-2+18等文章，充分利用义净翻译的经典研究其中副词的使用情况③ 宋相伟先生的这些研究，是其在南京大学学位论文《译经副词研究》部分内容的整理与发表。（宋相伟. 义净译经副词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毕业论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王思齐先生《〈佛说大孔雀明王经〉中的唐代北方方言韵母系统》留意到了《佛说大孔雀明王经》中使用词汇与北方方言韵母系统的对应关系。[87]42-55+103-104
一些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对义净、玄奘及其他佛经翻译家的翻译特点进行了比较研究，如中国人民大学李建强先生在研究流志的翻译特点时，便结合了玄奘、义净、不空等人的对音规律，认为流志主译的《不空羂索咒心经》和《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中，前者翻译于洛阳，后者翻译于长安，而音系特点可能是通过笔受而决定。[88]89-99浙江财经大学硕士刘洁以姚秦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元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朝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隋朝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唐朝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义净译《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六部佛典的异译为研究对象，初步梳理了《金刚经》的版本源流，并试图在异文是非、疑难词语考释方面取得一定的突破。[89]此外，刘震《从百颂体〈弥勒授记经〉来看中印及周边的文化交流》[90]11-21王继红、王凤《〈金光明经〉异译本中的时间连接成分》[91]56-67丁瑾《浅析鸠摩罗什与义净佛经翻译的异同——以〈佛说弥勒下生经〉为例》[92]惠宏《英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残叶考》[93]30-35等，也就同本异译有所分析、归纳和总结。
直接利用义净翻译的佛经典籍进行语词分析，或借助义净翻译的佛经与其他翻译家所翻译的佛经进行比较分析来推动的语言学相关研究，成为义净佛经翻译的重要贡献之一。
在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用词分析前提下，一些学者进一步深入到对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分析和总结。阜阳师范学院王绍峰先生从文本出发，在文献中勾稽义净的翻译观点，认为义净的翻译，以“信”为最高原则，极力忠实元典，并在充分照顾读经人的情况下，在一部分比较难以翻译的内容上采取了意译，体现了机动灵活的特点。[94]19-24北京大学陈明先生《佛教双语字书与隋唐胡语风气》留意到了隋唐时期胡语进入汉语系统的文化现象。[95]58-68+98浙江工商大学王勇先生在分析东亚语境中“汉字”词源问题时，发现《梵语千字文》的编纂本身便已经因为梵汉对译，萌生出了“汉字”的概念。[96]5-12新疆龟兹研究院霍旭初先生在研究龟兹石窟的佛学内涵时发现，义净对印度说一切有部的戒律、制度、仪轨的记载，是揭示龟兹佛教属性与特点的十分宝贵的间接资料。义净和玄奘等从印度带回来的佛教经典著作以及他们所翻译的佛教经典，具有7世纪印度说一切有部流行典籍的时代特征，是龟兹佛教和石窟最鲜活的背景资料。[97]12-21
坚持以科学防范、依法防控为中心，重点增强防洪减灾组织领导能力，正确处理好城市防洪与流域防洪、统一指挥与部门联动的关系，积极建立健全城市综合防洪体系，提升城市防洪排涝减灾的整体能力。[5]完善各类洪涝灾害出现时城市的应对处置方案，全方位提高城市防汛应急响应和组织保障能力，通过不断健全街道、重要企事业单位等基层防汛组织，形成科学合理的城市防洪保障体系。[6]解决经费问题，建立持续稳定的投资机制，为城市防洪排涝工程的建设提供保障，促进城市防洪排涝设施与城市开发协调发展。增强城市防护规划管理，部门之间紧密联系，住建部门与水利部门相互沟通协调，正确处理城市防洪、排水与滞涝三者之间的关系。
唐朝是诗词发展的重要时期，义净在其著作中也留下了几首他创作的诗词。这一对义净来说是无心插柳的活动，却意外收获了在文坛的地位。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先生通过对义净所作诗《杂言》《一三五七九言》进行分析，认为作于鹫岭的《杂言》的辞式结构与乐府、歌行形成呼应，很有特色。而于垂拱元年作于西国怀王舍城的《一三五七九言》堪称宝塔诗之祖。[98]40-45+149[99]这两首诗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义净在文学领域的位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义轩先生更进一步，建议学界关注东南亚文化对义净文学成就的重要影响。[100]87-90
由于义净属于佛教人士，义净与僧侣的交游比较明显和突出。义净与僧侣的交游，主要体现在求法与翻译经典的过程中。《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义净共记载了57位求法高僧的情况，这里面包括义净在内的中国僧人，也包括今属朝鲜、越南、阿富汗、俄罗斯等国的部分僧人。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附录了《求法僧一览表》，较为清晰地展现了这些求法高僧的籍贯、前往印度求法的出发时间、行经路线等基本情况。[4]247-252这些僧侣，与义净在《重归南海传》中记载的、约请返回室利佛逝一起译经的贞固、怀业、道宏、法朗[4]252一起，成为义净在海外游历期间交往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研究义净著述及其翻译作品的过程中，学者们正逐渐掀开义净著述对古代印度、古代印度尼西亚、古代马来西亚历史研究的价值，也逐渐展开了佛教著述对语言学、翻译学等方向的深入研读。对这些研读的总结与梳理，将进一步推动人们对义净著述价值的全面认识。
三、义净佛学思想及其学术流派研究
佛教在中国发展到唐大历十三年（778），律宗共有相部、东塔和南山三个派系并存。丞相元载建议三个派系各派代表，佥定《四分律》。经过两年的努力，由学《新疏》的如净在建中元年（780）十二月写成了《敕佥定四分律疏》进呈朝廷。但《敕佥定四分律疏》并未三个派系的共同认可，因此，国内仍旧是新、旧两疏并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相部和东塔自己衰亡，只有南山传承有序。此后，中国佛教律宗以南山《四分律》为依据，继续向前发展。几乎与此同时，义净前往印度求法返回中国，将印度行持戒律的实况进行了说明，试图纠正中国佛教戒律上的失当之处。义净试图让中国僧众完全仿效印度佛教戒律的努力，虽然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但最终没有撼动南山《四分律》的地位，中国佛教律宗最终以南山《四分律》为依据，树立了不拔之基。中国人民大学温金玉先生对此有过详细论述。[102]5-13
尽管义净未能实现他“齐鹫峰于少室”的目的，但在他携带大量经典著作回到中国、大量翻译佛教经典著作的过程中，也较为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佛学思想。学者通过阅读其著作，对其佛学思想和学术流派等也进行了一些辨析与梳理。王邦维先生在研究义净的初期，重点关注了部派和大乘这两个“佛教史研究中所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37]168。王邦维先生在博士阶段借助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序”中的文字及义净的注释，说明佛教主要分为大众部、上座部、根本说一切有部、正量部这四部，而四部各有大小乘。王先生最终通过《南海寄归内法传》的资料发现，义净所讲的“部派”，是梵文和巴利文nikāya，在中国译音字为“尼迦耶”。王先生还注意到，义净讲“部派”的时候，常和律紧密联系，即从律的角度来谈部派。综合分析，“所谓部派，主要是指共同使用和遵守同一种戒律，依照这种戒律的规定而举行出家、受戒等宗教仪式，过共同的宗教生活，因而互相承认其僧人身份的某一特定的僧团组织。”[103]66-74+94僧团组织不同，其所受持的佛经“三藏”就会不同，所持的律也会不同，各有自己的传承关系。至于大小乘的差异，王邦维先生认为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对大乘所下的定义“若礼菩萨，读大乘经，名之为大。不行斯事，名之为小”明确指出了两者的最基本区别：是否“礼菩萨”“读大乘经”。[37]170参照比较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和南亚的佛教情况，发现玄奘所记有明确部派归属的四十五处中，分大众部、上座部（含大乘上座部）、说一切有部、正量部、出世部共五部，更有一处神奇地囊括了上述五部，所谓“律仪传训有五部焉”。[37]170通过对比和归纳，将出世部归纳为大众部的一个支部，将法密、化地、饮光归纳为说一切有部的支部，则玄奘和义净两人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成为当时佛教传播历史上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王先生注意到，几乎不会在佛教文献中提到的提婆达多派，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有一条长注。提婆达多及其追随者在释迦牟尼佛在世时便堕入了无间地狱，这个从事分裂佛教僧团的组织，在义净游历印度时曾经亲眼见到。王先生认为，这是一个“最早从正统佛教中分裂出来的特殊的派别”[37]171。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陈坚先生和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马丛丛博士通过考察义净对中国佛教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改革措施，认为义净在印度“说一切有部”戒律中找到了与中国本土儒学之间的基本精神的一致性，由此认为义净与同时代的慧能一样，在其佛教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带着浓郁的儒学情结，其改革也具有“外佛内儒”的特点。[104]171-178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吕澂先生主要研究印度和中国佛学及佛教因明学，主要著作有《佛典泛论》《佛教研究法》《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因明纲要》等。他对义净的律学思想有较多的论述，主要见于《诸家戒本通论》《律学重光的先决问题》《律宗》《奘净两师所传的五科佛学》等文章中① 吕澂先生的文章发表较早，多发表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现在学者常通过论著选集、文集阅读。《诸家戒本通论》现收录在《吕澂佛学论著选集》第一册中。（吕澂.吕澂佛学论著选集(第一册)[M]，济南：齐鲁书社，1991：89-143.）《律学重光的先决问题》《奘净两师所传的五科佛学》现收录在《近现代著名佛学学者文集•吕澂集》中（吕澂.近现代著名佛学学者文集•吕澂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23-131，293-299.）《律宗》分上下两篇发表在《现代佛学》，对义净进行分析与阐述的文字在第二篇中。（吕澂.律宗（下）[J]. 现代佛学，1955：3-5.） 。在这些文章中，吕澂先生不仅分析了义净西行求律的原因，更注意到了义净所学的律学，主要是传承的中印律学根本说一切有部系，而对北印派系基本不传。吕澂先生认为义净的律学努力，有助于帮助现代整顿僧制、弘扬教法。此外，吕澂先生认为，义净的佛教律藏分部说有误传的问题，这一点有待学者进一步辨析。
南京农业大学王建光先生对律宗进行了较多分析与研究，出版了《中国律宗思想研究》[18]《中国律宗通史》[19]等著作。王建光先生通过对义净的律学思想进行梳理，认为义净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弘扬持有部律，在持律上有印度化的倾向，主张持律和研究律法简洁实用，反对燃指供佛等伤害自己的做法，具有净土信仰。根据这些分析，王建光先生认为：“严格说来，义净本人不属于中国律宗系统，其重视的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19]219王建光先生很明确地拥护北宋高僧元照对义净的批评，认为义净“提倡有部律代替《四分律》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僧众持律问题的，也不能仅凭一律即能整饬僧众、弘扬戒律的。”[19]228
中国人民大学温金玉先生《唐义净律师戒律观研究》[105]32-39《戒律的传播与本土化——从唐道宣与义净的弘律说起》[106]126-138等文章中，重点阐述了义净对僧团建设的关注，认为义净的西行求法和后来返回中国弘扬律法皆是因应当时僧团的实际境况，因为“戒律对于僧团的意义，在义净这样的弘律者看来是不言而喻的”[105]35。与吕澂先生相似，温金玉先生也观察到了义净在律学现代化方面的贡献，比较重视义净律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
贵州财经大学冯相磊先生是对义净的律学思想进行较为深入研究的学者，他不仅逐一解读义净的律学思想，而且对前期学者吕澂、王建光、温金玉等先生研究义净律学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总结。[107]157-168在此基础上，冯相磊先生弘扬并发展了对义净律学思想等相关思想的研究。试举两例说明。
直接顶板主要为泥岩、砂质泥岩，有个别地段相变为中、粗粒砂岩或粉砂岩。老顶主要为中、细粒砂岩，个别地段相变为砂质泥岩。直接底板为泥岩、砂质泥岩，老底为中、粗粒砂岩，个别地段相变为细粒砂岩或粉砂岩。
戒坛是戒律尊严的象征，对于宗教团体来说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贵州财经大学冯相磊先生通过考察义净回国后的译经、教学等方面的努力，指出义净将设坛传戒作为重建中土佛教僧团律法、规范唐朝僧尼受戒仪式的关键，不仅在东都洛阳“重结戒坛”，而且严格遵照那烂陀寺戒坛样式设立戒坛，与中国本土佛教僧尼所设戒坛具有显著的差别，“代表了一种路径和风格”，但义净努力重结的戒坛和努力弘扬的律法，并没有改变南山律宗道宣所设戒坛的走向，宋代乃至此后上千年间中国律宗所设戒坛，均沿着南山律宗继续发展。[108]25-36义净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并未得到中国佛教界的积极回应，值得学界深思。
将表面温源加热装置升温至目标温度点，分别计算各测量温度点位置1、位置2、位置3、位置4测量结果与该测量前后相邻两次位置0测量结果平均值的差值，取这4个值绝对值的最大值为相应温度点表面温源的温度均匀性。
作为戒律方面“毗尼小乘学”的问题，义净根据他在中土和印度的所见所闻所学，提出了自己的毗尼观，并独树一帜地主张在中土应该弘传、独尊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以此来重振中土律风，使中土僧团规范有序、和合清净，进而使佛教在中土繁荣昌盛，最终使得中土佛教比肩于印度佛教。当然，义净的努力并没有得到中国佛教界的积极响应，因此，他最终也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109]165-180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冯相磊先生对义净的研究，正逐步走向深入。
在义净的律学思想传承方面，中国大陆学者普遍认为义净所独尊的经典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而中国台湾学者曹仕邦先生在1993年发表《从历史与文化背景看佛教戒律在华消沉的原因》中指出，义净翻译《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做法，是为了让帮助中国僧人更了解印度的戒规，义净本人无意用《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来取代寺院遵行的律法，也无意用其取代《四分律》，因此，从义净的“家法”来看，他所奉的经典仍为《四分律》。[110]55-68冯相磊先生认为，义净在没有去印度之前曾经研学《四分律》，但在他前往印度、南洋求法并考察当地僧团制度后，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转而宗奉《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因此，义净在翻译经典著作之余，用较多时间把《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仪轨教授给当时的学者，以便所学之人能“漉囊护生，净瓶涤秽，严守规矩，树立新范”，甚至撰写了实用而简明的《别说罪要行法》《受用三水要法》以及《护命放生轨仪法》来弘传《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由此可以看出，义净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印度制定戒律所依的是印度生活和文化背景的事实，没有充分考虑中土大唐的生活和文化背景。由此，冯相磊认为，义净的“家法”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其出国前后出现了明确的变化。① 冯相磊研究义净“家法”问题，通过论文等形式陆续呈现，如《唐义净“家法”问题之探讨——兼与台湾曹仕邦先生商榷》（冯相磊. 唐义净“家法”问题之探讨——兼与台湾曹仕邦先生商榷[J]. 理论月刊，2013（01）：36-40.）《唐义净“家法”问题之再探讨》（冯相磊. 唐义净“家法”问题之再探讨[J]. 理论界，2013，（4）：113-116+192.）等。 义净“家法”之争，仍有待学者进一步的分析与阐述，以使答案更为分明。
儒、释、道三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们的研究代不乏人。但是，由于佛教思想与世俗社会普世思想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能够深入阅读、理解并研究义净所翻译相关佛经的学者并不多，再加上大量资料的佚失，目前世俗社会中深入研究义净思想的学者凤毛麟角。这一片深海，仍有待愿意涉足的学者努力学习并细心分辨。
四、小结
享有“梵宇之栋梁，法门之龙象”“释门之象胥”盛誉的义净振锡西天、孤征南海，历25载游30余国，为中外文明交流互动作出了突出贡献，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张浩先生[111]32-34、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卓建明先生[112]74-79、山东师范大学郝学玲先生[113]108-109、华南师范大学彭薇和刘秀敏两位先生[114]79-80、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逄文昱先生[115]70-71、济南教育学院徐北文先生[116]17-21、河北师范大学高玉春先生[117]32-40、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景天星先生[118]、厦门大学聂德宁先生[119]1-7+101等均有所阐发。
结合义净的南海行程，海南大学李彩霞先生[120]205-211+224、周中坚先生[121]108-112+107、福建社会科学院陆芸先生[122]9-14、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桂光华先生[123]55-62、淮南师范学院李松先生[124]14-16、上海师范大学杨剑龙先生[125]等，或肯定唐朝商人对世界航海史的贡献，或肯定海上丝路对宗教文化传播的意义与价值，或肯定义净求法和著述对南洋研究的重要意义与价值，或透过义净看到唐朝旅游文化的特色，为义净研究打开了中外交通史的研究视野。
由此可见，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变迁中，在信息科技日新月异的变革中，大数据时代要求科学改革大学英语教学，使其担当历史使命，顺利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规划。
根据义净公布的资料，学者还从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科技史等领域进行了相对细致的分析与研究。以“洛州无影”为例，多位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与阐述，如王邦维先生《关于“洛州无影”》[126]302-305《“洛州无影”与“天下之中”》[127]94-100+145《再说“洛州无影”》[128]《关于“洛州无影”》[129]、《“都广之野”、“建木”以及“日中无影”》[130]、邓文宽《“洛州无影”补说》[131]、孙英刚《洛阳测影与“洛州无影”——中古知识世界与政治中心观》[132]2-9、谢一峰《关于“洛州无影”问题的几点看法——兼与王邦维等先生商榷》[133]104-105。在其他学科领域，还有北京针灸骨伤学院俞东青先生[134]506、北京大学陈明先生[135]22-27、金克木先生[136]114、王惠民先生[137]26-29、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后周利群先生[138]111-117+150、西北大学刘卫武先生[139]47-50、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方厚枢先生[140]94-102、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林子雄先生[141]165-170、中国印刷博物馆李英[142]74-75等学者从以此拓展开来的研究，有待更多学者的跟进。
李萍不愿意去，但她怕什么，清者自清。她最终一赌气，和主任一起去了医院。陈建伟憔悴了不少，整个人像塌了架，连腰都好像弯了下来。看到李萍能来，他倒是感到挺意外。病号睡了，他们只在病房站了站便走了。李萍躲在主任后面，甚至连陈建伟老婆的脸都没能看清楚。送他们出来时，主任安慰了陈建伟几句。陈建伟挺看得开：“谁也不知道人在哪里栽跟头，不是想躲就能躲得掉的。谁也不想生病，谁都想过好日子。所以，”他突然看着李萍说，“凡事不能往心里装，谁都不比谁矮半头。”李萍的心咯噔一下，她的自卑从来没有能逃过他的眼。
“同志们，请稍息！休息得好吗？好！可我一宿没睡好，李智明同志在我身边说了一晚上梦话，又是咂吧嘴又是喊妈妈，李智明，你倒说说，昨晚都做了啥梦？”玳瑁眼镜指了指叫李智明的胖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越来越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与传统文化有关事物。以此为契机，中国古建研究、古城研究、宗教研究、古文字研究等领域均出现了较大的进展。中国济南、洛阳、西安、广州（尤其是前三地）等地，因义净的驻留和活动，地方政府均投入了一定的金钱维护与义净有关的佛教场所。本次整理，根据已经搜集到的资料进行不完全统计和分析，不难发现，关于义净的研究，一直是一个国际互动的研究态势，而中国学者研究义净的文章在最近40年中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这与义净在唐朝研习律法的过程中，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有关，与义净毅然决然踏上西行求法之路，将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东南亚有关，与义净留下了大量著述有关，与唐朝以来义净著译的经典随着文化的传承向日本、韩国等地流传有关，还与近代以来随着日本、英国、法国等国学者和探险家通过购买、窃取、豪夺等方式从中国带走了大批文物有关，更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研究条件越来越成熟有关，与中国以高度的文化自信走向海洋、走向世界有关。
通过阅读学者研究义净的论文可以看出，不少文章具有属于跨国家、多语言体系的特色。这充分说明，未来义净研究必然会出现古今、中外融通的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建欣先生曾指出：我国宗教学在新时代应有新作为。[143]无论从佛教经典著作的利用和转化来说，还是从义净作为文化交流使者的身份来看，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有数年的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建设一个全球连结的义净研究机构。中国德州学院与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共建义净研究中心，于2019年4月15日成立，适当其时。
义净的经历、思想及其著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继续在政治、文化、交通、风俗、宗教、地理、科技等方面更为充分地发挥其意义与价值，成为中外友好往来的一面旗帜，在推动世界各领域的良性互动方面起到积极而深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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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Yijing in China——A Summary of Studies on Buddhist Monk Yijing by Chinese Scholars
HUANG Yi
（History and Society Management School,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Yijing was a great monk in the Tang Dynasty of China, who is reputed as one of the three eminent monks who went west to seek the Buddhist law in ancient China. He wrote and translated tirelessly all his life. Therefore,he has left a large number of detailed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the world, which have benefited people in life. For more than 1,000 years, schola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made great use of his writings to carry out research.They also studied Yijing’s life and writings. By focusing on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of Chinese scholars on Yijing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can be predicted that Yijing will become a banner of friendly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 in-depth study of Yijing will play a positive and far-reaching role in promoting healthy interaction in various fields around the world.
Key words: Yijing; the circle of friends; writings; the understanding of Buddhism
中图分类号： B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19）05-0001-13
收稿日期： 2019-08-24
作者简介： 黄益（1980-），女，湖南汨罗人，讲师，博士，德州学院义净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长城学、方志学等方面的研究。
标签：义净论文; 交游论文; 著述论文; 佛学思想论文; 德州学院历史与社会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