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资本主义的理论与现实：绿色革命期间印度旁遮普邦的农业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旁遮普论文,印度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农业发展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印度的主要农业区经历了一次被学者们称为“绿色革命”的农业技术革新过程。特别是位于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邦，是绿色革命最成功的地区，被誉为印度绿色革命的“心脏地带”。正是在绿色革命期间，旁遮普邦的农业经历了一种十分独特的发展过程。这种独特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与印度其他邦相比，绿色革命期间旁遮普邦的农业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与同一时期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农业发展相比，印度旁遮普邦的农业发展也呈现出独一无二的特性。作为一个个案，印度旁遮普邦在绿色革命期间的农业发展对传统的农业资本主义理论提出了重大挑战。仔细考察印度旁遮普邦在绿色革命期间经历的独特农业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和反思传统的农业发展理论，加深对具体农业发展过程的理解。
一、印度传统农业变迁中的资本主义农业现代化？
在考察绿色革命期间印度旁遮普邦的农业发展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绿色革命对农业发展的一般影响。一言以蔽之，这种影响概括起来就是它启动了农业现代化过程。对此，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共建的投资中心副主任的J.P.巴塔查儿吉写道：
作为必要的启动仪，“绿色革命”影响了大多数人关于农业现代化的思考和主张。绿色革命可看做某种类型的技术突破。这种技术突破可广泛运用于热带和亚热带国家，与耕作规模无关，而且即便是在传统的人力密集的耕作条件下，在经济上也具有吸引力。这种进步起源于生物学中作物育种方法的改进。通过提高这些作物转化水、肥料和化学药剂的效率，这种新的作物育种方法为增加小麦、水稻和其他谷物的产量开启了巨大的可能性。不过，这种进步并非仅止于此。它还进一步为多季种植，增加灌溉设施，使用更多的化肥和化学品投入，引入成套机械以及改进作物烘干、存储和加工设备等创造了有利条件。所有这些都要求大大增加投资资本和生产信贷、加强研究和推广服务、培育和加工种子、改进产品和生产条件的营销安排、稳定价格、激励生产，以及对所有这些提供必要的机构支持。一般说来，正是这整个过程才被视作农业现代化。①
仔细考察一下巴塔查儿吉关于农业现代化的概念，我们会发现，农业资本化构成了这个概念的核心和本质，从而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农业向现代资本密集型农业的转变也就构成了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无论是通过新育种方法培育出来的高产品种种子，还是增加的现代灌溉设施、化肥和化学品投入、引进的成套农业机械或其他现代农业设备，都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品，都表现为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本投入的增加。至于生产信贷的增加、产品和生产要素营销安排的改进、稳定的价格和激励政策，以及这些方面的“机构支持”，也都不过是农业生产过程中增加资本投入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制度保障。
的确，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准确地说，从1962-1963年度到1980-1981/1981-1982年度)，随着绿色革命技术在印度农业中的推广和应用，印度农业中的资本形成总额呈现持续快速上升的趋势，从1962-1963年度的182.5亿卢比增加到1980-1981年度的524.2亿卢比(图1)。不用说，位于印度绿色革命心脏地带的旁遮普邦也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快速的资本形成过程。以三种最重要的现代农业资本品(拖拉机、水泵和化肥)为例，在1962-1965年至1980-1983年期间，该邦每千公顷耕地上使用的拖拉机从2.41台增加到25.35台，水泵从8.20台增加到157.69台，而每公顷耕地上施用的化肥也从7.84公斤增加到192.07公斤，分别增长了9.5倍、18.2倍和23.5倍。②
图1 农业资本形成变化
Source:Subramanian Swamy,India'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Reforms:A Perspective for the New Millennium,Delhi:Konark Publishers PVT LTD,2000,p.74.
如果说绿色革命给包括旁遮普邦在内的印度各农业区不同程度地带来了农业现代化(即资本化)的话，那么，绿色革命对旁遮普邦和印度其他农业区的农业结构却没有产生相同的影响。实际上，与印度其他各邦相比，这一时期旁遮普邦农业结构的演变趋势是独一无二的。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旁遮普邦，印度其他邦和主要农业区的平均农场规模都不同程度地缩小了，缩小幅度在-6.6％(哈里亚纳邦)与-38.6％(喀拉拉邦)之间。同时，从表2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方面，在小农户数比重于1971-1972年至1982年间减少的同时，边际农的户数比重却持续增加，说明部分小农户降到了边际农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农和大农的户数比重都持续下降，而小中农的户数比重却在1971-1972年至1982年间急剧增长了4.84个百分点，说明有很多中农和大农降到了小中农的地位。同时，边际农、小农和小中农的耕地面积比重都在持续上升，而中农和大农的耕地面积比重却在持续下降。
这样一种农业结构的演变看来符合埃斯特·博塞拉普所描述的农业变迁的传统模式。按照博塞拉普的理论，传统模式的农业变迁是“人口压力下的农业变迁”。③随着人口数量增长和土地稀缺性增强，农业生产朝着劳动密集和土地集约的方向演变。具体而言，在人口压力下，单位耕地面积上投入的劳动及其他投入数量日益增加，土地利用强度随之不断提高，以便在耕地面积固定的情况下提高土地的单产量和总产量。在这个过程中，农场经营规模则不断缩小，土地碎分现象日趋严重。除了旁遮普邦，绿色革命期间印度农业结构的演变呈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幅传统农业变迁的景象。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一时期印度人口增长和农业产量提高的关系，这一点就变得更明显了。图2清晰地显示出，绿色革命期间印度的人口增长和农业产量的提高是按照大致相同的速率进行的。这进一步表明，整体而言，印度绿色革命期间的农业变迁仍遵循着传统的人口压力下的农业变迁模式。不过，与古典的传统农业变迁不同，这种农业变迁中包含着资本投入的快速增长。换言之，印度农业在现代化的同时遵循了传统的农业变迁模式。
图2 印度粮食产量的提高及人口增长
Source:Rita Sharma & Thomas T.Poleman,The New Economics of India's Green Revolution:Income and Employment Diffusion in Uttar Pradesh,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15.
然而，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旁遮普邦似乎是一个例外。表1显示，与印度其他各邦平均农场经营规模缩小的趋势不同，1970-1971年至1980-1981年间旁遮普邦的平均农场经营规模扩大了32.2％。表3和表4进一步表明，与全印农业结构的总体发展趋势不同，绿色革命期间旁遮普邦农业个体经营单位中的大单位和超大单位从数量和耕种面积两方面都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发展。④
根据弗朗西斯卡·布雷的“农业资本主义”概念，农业资本主义包括两大要件：(a)持有地的合并；(b)那种由在其土地上雇用无地劳工的大农场主——经营者所代表的生产关系。⑤显然，绿色革命期间旁遮普邦的农业发展与布雷农业资本主义概念的第一个要件一致。不仅如此，绿色革命期间旁遮普邦农业生产关系的发展也符合布雷农业资本主义概念的第二个要件。
S.S.吉尔对旁遮普邦农业劳动力利用模式的经验研究表明，该邦农业中的雇佣劳动在绿色革命期间获得了很大发展，相对于家庭劳动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还在绿色革命前，旁遮普邦农业中雇佣劳动对家庭劳动的比率就已经开始提高。根据吉尔引用的国家抽样调查数据，1956-1957年至1964-1965年期间，平均每个农业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增加了12天，其中雇佣劳动增加了20天，家庭劳动减少了8天。据估计，在1954-1955年至1967-1968年间，平均每公顷耕地上劳动需求量从51天增加到60天，其中家庭劳动从37天减少到31天，而雇佣劳动则从14天增加到29天。绿色革命进一步促进了这种趋势的发展，绿色革命期间雇佣劳动的重要性平稳地超过了家庭劳动。1971-1972年至1981-1982年期间，小麦种植中的家庭劳动比重从49.54％减少到41.46％，雇佣劳动比重相应地从50.46％增加到58.54％。水稻种植的引进进一步增强了雇佣劳动的地位。相反，富裕农场主则正在使他们的家庭劳动力退出农场劳作，他们自己也或多或少专门从事管理和监督工作。相对于他们的劳动总需要量来说，他们的家庭劳动显得微不足道。⑥
这样看来，印度旁遮普邦农业中雇佣劳动的相对普遍化确实使得该邦农业发展也与布雷农业资本主义概念的第二个要件吻合了。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绿色革命期间旁遮普邦的农业发展是一场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农业现代化，一种不同于传统农业变迁的现代农业变迁。实际上，这正是吉尔关于绿色革命期间旁遮普邦农业发展的观点。⑦
二、发达的农业资本主义和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农业
然而，如果拿大致同一时期美国的农业发展和印度旁遮普邦的农业发展做一简单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上述结论并不像我们最初想象的那样确定无疑。当然，在这个时期，美国农业在许多方面经历了与印度旁遮普邦类似的发展过程。例如，1970-1980年间，美国的农场数量从294.9万个减少到242.8万个，平均规模从374英亩扩大到429英亩，平均单个农场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也从9.20万美元增长到37.26万美元。⑧从这些面向看，如果说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发展是旁遮普邦农业发展的“放大版”的话，那么，同一时期美国的农业发展却在一个十分重要的面向上只能看做旁遮普邦农业发展的“缩微版”：那就是这一时期美国农业中雇佣劳动的不发展。
从表5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在1970-1980年间，美国农业劳动力中领取工资和薪金的雇佣工人的数量同农业劳动力总数减少的趋势相一致，也减少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工人在整个农业劳动力中所占比重出现了略微的上升。但是，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和同一时期雇佣劳动在旁遮普邦的农业劳动中占据优势地位不同，家庭劳动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农业劳动中仍占据主导地位：1980年自我雇佣者和不领报酬的家庭工人合计占了全部农业劳动力的80.02％，而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工人所占比重仅为19.98％。实际上，1980年美国农业中雇佣劳动的比重只是大略维持了1960年的水平。换言之，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并未像旁遮普邦农业那样出现雇佣劳动的大发展。
列宁在论述美国资本主义农业区域时曾这样写道：“人们往往认为中央西北部各州是美国农业的‘模范的’资本主义区域，因为这里的农户都是大规模的(1910年的平均数为148英亩，仅按耕地计算)，并且从1850年起，这种规模是迅速而一往直前地增长的。现在我们看见了：这种意见实在是非常的错误。使用雇佣劳动的高度，当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确实和最直接的指标。”⑨如果我们根据列宁这一判断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准去比较印度旁遮普邦农业资本主义和同一时期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来就应该根据前面的经验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说在我们所研究的时段，美国的农业资本主义获得了些许发展的话，那么相对而言，同一时期旁遮普邦的农业资本主义则可以说是获得了高度发展。也就是说，在绿色革命期间，印度旁遮普邦的农业高度资本主义化了！因为这一时期旁遮普邦农业中的雇佣劳动有了高度发展。
然而，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面对经典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同现实之间的一个矛盾。按照经典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高度就是农业本身发展的标尺。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愈发展，农业生产也就愈发达；反过来，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愈不充分，农业生产也就愈不发达。实际上，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就是把资本主义农业同“现代农业生产”相等同了。在论“现代农村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一章里，考茨基写道：“现代的农业企业要是没有货币，或者可以说，要是没有资本就无法经营，因为在现代生产方式之下，每一笔款子，只要不是作为个人消费之用，就可以变为，而且往往会变为资本，变为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因此，现代的农村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⑩另外，在论“大生产与小生产”一章中，考茨基还指出：“农村经济愈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则它愈益发展着大生产与小生产间技术之质的差异。”(11)也就是说，与传统的小农业生产相比，资本主义的大农业生产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从而也代表着更发达的农业生产力。对于这一点，列宁是赞同的。针对布尔加柯夫在这个问题上对考茨基“把技术的优越性和经济的优越性混为一谈”的指责，列宁为考茨基辩护道：“考茨基根本没有把技术和经济混为一谈。他做得完全正确，他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中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业大生产与小生产的相互关系问题。考茨基在第6章第1节的第一句话中，就确切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同大农业具有优越性这个规律的普遍适用程度之间的这种联系：‘农业愈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它就使小生产和大生产在技术上的质的差别愈来愈大。’”(12)实际上，对所有研究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学者来说，不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具有怎样的分歧，农业资本主义与发达农业生产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则是一个不言而喻和无需论证的公理。依据这一“公理”，一个自然而然的推论看来就是：印度旁遮普邦的农业生产应该比美国的农业生产具有更高的发展水平，因为如前所说，根据经典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标准，印度旁遮普邦的农业资本主义要比美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发达得多！
然而，经验数据是否支持这一结论呢？我们不妨简单比较一下1981年旁遮普邦和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如果说雇佣劳动的发展程度可视为衡量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最可靠指标的话，那么，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水平则是衡量现代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最可靠指标。早在“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一文中，马克斯·韦伯就曾指出：“旧有的经济秩序关心的是：我如何能在这块土地上养活最大数目的人？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所关心的是：我如何能在这块土地上，以最少劳力，向市场供应最大数目的农产品？”(13)也就是说，在韦伯看来，传统农业发展的核心是土地生产率，即单位面积土地上的产出水平，而现代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核心是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投入所带来的产出水平。因此，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水平的天然指示器。实际上，这也正是当代研究农业变迁问题的学者们的主流观点。在“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一文中，黄宗智着重区分了传统农业中的“内卷化”和现代农业“发展”。关于后者，他明确指出：“‘发展’意味着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如18世纪英国农业以及现代机械化农业所展示的情形。”(14)
根据这一标准，我们在比较美国和旁遮普邦的农业发展水平时会得出什么结论呢？从表6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远高于旁遮普邦的农业劳动生产率：1981年，美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小麦产出约为旁遮普邦的15.6倍，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的水稻产出约为旁遮普邦的3.9倍。因此，从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与印度旁遮普邦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相比，美国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无疑代表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这样，通过比较印度旁遮普邦和美国的农业发展，我们看到了绿色革命期间印度旁遮普邦农业发展的一个悖论：如果说以雇佣劳动为标志的农业资本主义在旁遮普邦得到了高度发展的话，那么，相对来说，以劳动生产率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本身则还停留在一个初级阶段上。这样一个悖论是与传统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不相容的。问题出在哪里呢？究竟是传统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有问题，还是旁遮普邦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需要进一步审视？
三、农业资本主义的停滞与雇佣劳动的发展
如前所述，在经典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中，雇佣劳动的发展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观点对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对农业资本主义来说，雇佣劳动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相对发展之间的关系却需要重新审视。实际上，把雇佣劳动的发展等同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传统观点来自一个隐含的理论预设：雇佣劳动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可积累剩余的生产和再投资，亦即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过程。马克思说：“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15)也就是说，积累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也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命活动。如果积累的动力消失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随之终结。绿色革命期间旁遮普邦农业现代化的成功意味着该邦农业经历了资本积累的过程。吉尔认为，自1965-1966年以来旁遮普邦的农业经历了比较迅速的资本主义发展，拥有较多土地和资本资源的部分农民阶级已经转变为一个“资本主义农场主阶级”。与他们拥有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比重相比，这些农场主拥有的拖拉机、脱粒机和水泵之类的资本资产占全部资本资产的比重更大。(16)另外，该邦的“资本主义农场主”“不仅从农业生产和生产率的提高中获益，还从政府的农村发展计划中受益。他们通过租赁、抵押或出售等方式吞并贫农的成果”。(17)“拥有10公顷以上土地的大耕作者占全部耕作者的5.01％，他们经营的土地面积却占全部土地面积的26.86％(1970-1971年)。在1980-1981年间，他们在全部耕作者中的比重增加到了7.19％，而他们控制的土地面积份额也增加到了29.17％。这些农场主拥有可投资于土地的剩余。”(18)
但不幸的是，与此同时，“这种投资的回报率日益下降，使得这种投资越来越无利可图。每公担小麦的收益率从1970-1971年度的24.50％下降到1977-1978年度的1.32％。结果是，从每公顷小麦中所获得的净收入从1971-1972年度的328卢比减少到1981-1982年度的54卢比。由于来自农业的收益率日益降低，资本主义农场主深受困扰。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剩余投资于非农业领域，特别是交通、电影和冷藏等行业。但是这些行业的投资回报率也日益下降。对他们来说，要进入工商业领域是很困难的。首先，他们不具备从事工商业活动所必需的技能和经验；其次，他们必须面对现有工商企业的残酷竞争。只有传统的商人阶层和手工业者，特别是木匠和铁匠，才能进入该邦的新兴工业部门”。(19)也就是说，旁遮普邦的农场主在资本主义农业发展过程中遇到了积累危机。
在遭遇积累危机、缺乏投资机会的情况下，农场主会怎样处理生产出来的可积累剩余呢？显然，在不能为可积累剩余寻得生产性用途的情况下，这些剩余就只能用于消费的用途。具体来说，就是用来扩大农场主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奢侈消费”和提高“生活质量”。提高生活质量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不仅表现在改善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方面，还表现在提高生活的悠闲度上。实际上，旁遮普邦农业中雇佣劳动的发展或者说雇佣劳动对农场主家庭劳动的替代，与其说是为了在资本主义基础上适应生产规模扩大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为了使农场主本人及其家庭成员摆脱繁重的农业劳作，提高他们的生活悠闲度。(20)早在1974年，旁遮普邦农村消费水平就已经在印度各邦独占鳌头。根据该年度的国家抽样调查，旁遮普邦农村中月消费支出在43卢比以上的农户比例高达87％，远远高于仅次于它的哈里亚纳邦78.6％的水平。(21)另一方面，鉴于旁遮普邦农业中雇佣劳动的非资本主义性质，雇佣劳动也不再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代名词。换言之，旁遮普邦农业中雇佣劳动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允许雇佣劳动者把自己的收入提升到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雇佣劳动者的正常收入水平以上，从而使旁遮普邦农业中出现一种比较公平的增长。这种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大可能出现的现象，的确在旁遮普邦农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关于这一点，默里·李夫对旁遮普邦中东部一个村庄的田野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例。在这个村庄，与农场主净收益的增长相比，绿色革命期间农业劳工在总产量中获得的份额更大。结果，农业劳工的福利几乎与农场主出现了同等的提高：“住宅是一种主要的终极收入形式和一般福利的基础，在该村那些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中新房添置率几乎与土地所有者中的新房添置率相等。”(22)在这里，“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即劳工贫困的现象没有出现。
这样看来，旁遮普邦的所谓资本主义农业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而转向一种与之对立的农业生产方式：如果说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是一种生产取向的农业生产方式，那么，旁遮普邦的农业在投资机会不断缩小和积累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就日益转化为一种消费取向的农业生产方式。当然，这里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旁遮普邦的农业在绿色革命开始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只是在后来遇到积累危机时才转化为那种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反的消费取向的生产方式；另一种是旁遮普邦的农业生产方式从绿色革命一开始就是消费取向的，而积累仅仅被当作扩大消费的手段。华盛顿大学教授保罗·布拉斯看来更倾向于后一种可能性。针对许多学者把印度绿色革命中新兴的富裕农场主阶级视作“资本主义的”见解，他写道：
在确定富裕农场主或kulak(富农)阶级的身份时，出现了过分简单化的做法。尽管印度现在确实存在许多大农，这些大农即便不符合我们对kulak的描述，也符合(我们)对资本主义农场主的描述，但是，来自支配种姓的大部分农民在极大程度上既不是从事劳动剥削的，也没有把他们的土地及其产品主要看做用于交换和投资的商品，从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大部分人依然依靠家庭和牲畜的力量来满足他们半数以上的劳动需求，他们经营农场，而这些农场的产品除了在市场上出售外，还用来满足相当部分的生计需要。相对于必须依靠他们土地的产品来活命的依附者的人数而言，只有一小部分人才拥有足够多的土地，使他们能够主要根据市场销售的需要来安排他们的生产。(23)
不管实际情况到底如何，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由于旁遮普邦的农场面积相对狭小(根据表3和表4中的数据，我们不难计算出1980-1981年度旁遮普邦的“超大单位”农场的平均面积仅为48.51英亩，而同一时期美国农场的平均面积已经达到了429英亩)，旁遮普邦农业中的积累冲动从一开始就受到这个资本积累的不利条件的严重限制。而到绿色革命结束时旁遮普邦农业已成为一种非资本主义农业，看来是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我们将旁遮普邦前述1980-1981年的农业数据与1990-1991年的同类数据加以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将表7与表3和表4两表中的同类数据加以对照，我们不难发现：在1980-1981年至1990-1991年间，旁遮普邦边际单位、小单位和中等单位的数量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其中边际单位数量的增长特别引人注目，约增长了一半)，而大单位和超大单位的数量则明显下降了。另一方面，在边际单位、小单位、中等单位和大单位耕地面积增加的同时，超大单位占有的耕地面积却大大减少了，减少幅度几达四分之一。最后，就最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超大单位来说，其平均规模在1980-1981年至1990-1991年期间从19.40公顷减少到16.07公顷，减少了17.16％。总之，旁遮普邦在这个十年中其农业结构的演变趋势与上一个十年形成了鲜明对照：如果说该邦农业结构在1970-1971年至1980-1981年间表现出了鲜明的资本主义发展特征的话，那么，该邦农业结构在1980-1981年至1990-1991年间却表现出了同样鲜明的非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趋势。
如果说旁遮普邦1980-1981年至1990-1991年期间农业结构的变化，只是为绿色革命后该邦农业已经转变为一种消费取向的非资本主义农业这一事实提供了间接证据的话，那么，1990年H.S.舍吉尔对旁遮普邦耕作农场主间土地市场交易状况所做的一项随机抽样调查研究则提供了一种直接的证据。该研究表明，在该邦土地市场上最倾向于出售土地的是那些原来拥有较多土地，现在却沉溺于酗酒和吸食鸦片的土地所有者。该研究还表明，较大的地主更倾向于“沉沦”。(24)对我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十分有趣而且很能说明问题的发现。它表明，在绿色革命后的旁遮普邦农村中，对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必不可少的那种“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语)已经消失殆尽了，即便它在历史上曾经引人注目地存在过。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精神截然对立，然而却符合消费取向的农业生产方式上的享乐主义。因此，V.什瓦认为，旁遮普邦的绿色革命不仅是一种“技术和政治战略”，还是一种“替换传统的农民价值观的文化战略：竞争取代了合作，炫耀性消费取代了俭朴的生活，对补贴、利润和盈利价格的算计取代了对土地和作物的操持”。(25)他不无担忧地写道：“旁遮普经济、社会和文化二十年的迅速转变已经产生了一种伦理和道德危机。压倒一切的金钱和利润文化破坏了旧的社会，撕碎了从前支配着社会的道德规范。在一个旧生活形式已被扰乱的社会中新出现的货币流通造成了许多社会病的流行，如酗酒、抽烟、吸毒、黄色电影和文学的泛滥以及针对妇女的暴力等。”(26)在什瓦看来，20世纪80年代初旁遮普邦锡克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正是对这种“文化堕落”的矫正性反应，而不是出于反印度教和印度教徒的教派主义鼓噪。(27)
在资本主义精神缺失的情况下，当代旁遮普邦的农业生产方式自然就很难是资本主义的了。与此相适应，旁遮普邦农业中的资本形成也已经不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迪潘卡尔·巴苏说，他的一位研究旁遮普邦农业关系的密友让他注意到该邦农业中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像‘社会荣誉’这样的意识形态因素对农业机械化过程的侵入(他指出，在当代旁遮普邦拥有拖拉机，与其说是一个从生产条件中产生出来的某种资本主义动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关于农民的‘社会荣誉’问题)。”(28)如果说当代旁遮普邦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基本上失去了资本主义性质，并已经转变为一种消费取向的农业生产方式，那么，它就应该符合传统的农业变迁模式，从而在农业变迁过程中伴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假如这个命题能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有把握地说，绿色革命后旁遮普邦的农业确实已经转化为非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了。幸运的是，我们确实找到了支持这个命题的经验数据。
旁遮普邦政府的经济和统计机构与旁遮普农业大学的经济和社会学系对该邦的农场收入状况做了全面的调查研究。表8是S.S.格里瓦尔等人利用前者的调查数据制作的一张表格。对我们来说，这张表格中的数据令人瞩目的地方，并不是它反映了旁遮普邦在减少和消除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在这张表中，只有最低一组10％的农户低于1987-1988年印度官方规定的贫困线标准：人均年收入1538卢比)，也不是它反映了绿色革命后旁遮普邦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延续这一事实，而是它表明了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关系：随着平均农场规模、平均农场总收入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平均家庭规模呈现出递增的态势。
如果我们把表8中的10个十分组进一步划分为4个大的组别：Ⅰ组包括前10％—20％十分组的农户，Ⅱ组包括30％—50％十分组的农户，Ⅲ组包括60％—80％十分组的农户，Ⅳ组则包括余下的90％—100％十分组的农户，那么，我们将不难发现两个有趣的事实：首先，每一大组中农户的平均家庭规模十分接近或比较接近，可以说大致处在同一个数量级上；其次，随着大组别等级的提高(即随着平均农场规模、平均农场总收入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较高的大组别农户的平均家庭规模也就相应地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数量等级，即从Ⅰ组的平均5.75人，依次递增到Ⅱ组的6.14人、Ⅲ组的7.02人和Ⅳ组的9.29人。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在旁遮普邦农场主的家庭规模与他们的农场规模、农场总收入和人均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不用说，较大的家庭规模既是较高的人口增长率的函数，也是较高的人口增长率的自变量。因而，在旁遮普邦，这个被当代许多学者看做印度“资本主义农业”的心脏地带，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幅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景象：较大的农场规模及其带来的较高的农场总收入和较高的人均收入并没有被这些处在有利地位的农场的主人用作市场竞争的武器，用作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农场规模和实现土地合并的工具，而是成为这些农场主得以过着相对优越的生活和繁衍子嗣的经济基础！这绝不是资本主义农业发展中的现象。
这样看来，如果说绿色革命期间旁遮普邦的农业发展还表现出了某些资本主义特征和表象的话，那么，绿色革命后的该邦农业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很难说是资本主义的了。然而，再次与传统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相矛盾，绿色革命后旁遮普邦农业中的雇佣劳动不但没有由于非资本主义化而出现消退的迹象，反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从表9我们可以看到，1981-2001年间，旁遮普邦农业劳工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还增长了36.41％；同时，农业劳工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也进一步提高了，从1981年38.20％提高到2001年的41.91％，增加了3.71个百分点。这些经验数据再次有力地证明了，在农业部门中，雇佣劳动的发展完全可以建立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
在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传统理论中，雇佣劳动(或工资劳动)一直被看做农业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和标志。罗伯特·布伦纳在《前工业时代欧洲的农业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一文中就对“农业资本主义”作了如下界定：“在资本改良基础上使用工资劳动耕作的大型的、统一的地产”。(29)不仅如此，布伦纳还认为正是他所谓的农业资本主义造成了近代英国农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在同一篇文章中，布伦纳写道：“在我看来，正是古典的地主—资本主义佃农—工资劳动结构的形成使得英国农业生产的转型成为可能，而这又进一步成为使英国独占鳌头的整个经济发展的关键。”(30)然而，我们对绿色革命期间印度旁遮普邦农业发展所作的考察却表明，雇佣劳动的发展可能不仅不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还可能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遭遇危机乃至停滞的结果和反映。雇佣劳动完全可以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诚然，许多研究农业问题的学者早已认识到雇佣劳动和农业资本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乌莎·帕特内克在考察独立前印度农业中雇佣劳动的发展时就已经指出：“表面上看，这似乎表明在殖民主义时期结束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大大渗透到前资本主义结构中；大土地所有者和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已经是一种资产阶级关系；大土地占有者以利润形式从工资劳动者那里榨取的剩余价值也因而至少是一种与地主从小佃农那里榨取的前资本主义地租同样重要的剥削方式。然而，我认为，如果简单地把大量农业劳工的存在当成农业资本主义组织发展的证据，将是错误的。”(31)“这里提出的基本观点是，虽然历史地看小农的贫困化、他们的无产化和‘自由’劳动力的产生对农业资本主义——事实上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它还远不是充分条件。”(32)同样，W.申德尔在考察印度独立后孟加拉邦农业中的无产阶级化现象时也指出：“在分治后时期，工资劳动的增长伴随着长期劳动束缚的衰落和临时性日工的增长，(工资劳动)只是偶尔通过消费预付款实行季节性束缚。雇主和劳工之间的关系已经失去了原来的特殊的个人庇护性质，但是这种变化不应理解为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总体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后英印统治时期的孟加拉农村中并没有取得特别显著的进展。一个庞大的农村无产阶级的形成与其说是‘积极的’无产阶级化——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迫使边际土地持有者离开他们的土地——的产物，不如说是经济停滞和人口增长相结合的产物。”(33)詹·布莱曼则进一步把印度当代农业中雇佣劳动的发展理解为“农业内卷化”。他说：“一支日益增长的农业劳工队伍并不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分化过程的存在。无地化当然可以反映这样一种分化。但是它也可能反映人口对土地的日益增长的压力，这种压力将逐渐把处在土地占有阶层底层的农民排挤到没有土地的农业劳工阶级队伍中去。这种可能性首先在吉尔茨对印度尼西亚农业内卷化的论文中提出。范·穆伊吉森伯格(Van den Muijzenberg)以及后来的速水和菊池验证了他的这个观点对菲律宾吕宋岛中部地区的适用性。还有一些研究表明，至少在印度的某些地区也存在这种过程。”(34)
这样，在乌莎·帕特内克、申德尔和布莱曼等人那里，经典的资本主义概念已得到了修正。雇佣劳动的发展不再被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在讨论非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发展时是把这个问题放在同一个背景下的，即农业衰败。换言之，他们是把雇佣劳动的“发展”同农业“衰败”而非农业发展联系在一起的。雇佣劳动的发展被看做农业衰败的表现，而非农业发展的标志。然而，经典的农业资本主义理论家们却是把农业资本主义置于农业发展的背景下来考察的。所以，在乌莎·帕特内克等人证明了雇佣劳动的发展不能绝对地等同于资本主义发展后，依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在农业发展的背景下，雇佣劳动的发展是否就意味着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于这个问题，绿色革命时期旁遮普邦的农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检验的个案。作为印度绿色革命的“心脏地带”和农业现代化最成功的地区，绿色革命时期的旁遮普邦无疑经历了相当程度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发展。以1990-1993年价格水平计算，旁遮普邦男性农业工人平均产值在1962-1965年间是11302卢比，在1970-1973年间是14950卢比，在1980-1983年间是20646卢比，在1962-1965年至1970-1973年间年均增长3.56％，在1970-1973至1980-1983年间年均增长3.28％。(35)这一事实也在这一时期该邦农业工人工资水平的持续提高上得到了进一步证实。(36)然而，我们也看到了，即便是在这种农业发展的背景下，旁遮普邦农业中雇佣劳动的“高度”发展依然不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而是农业资本主义“不发展”的产物。相对而言，美国高度发达的农业资本主义却是以雇佣劳动的相对不发展为其特征的。这两个事实看来都有悖于传统的农业资本主义理论。在这里，传统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必须做出某种修正，也就是必须解构雇佣劳动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同一性。雇佣劳动并非无条件地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雇佣劳动只有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加以生产性使用(即为了增加利润而非为了增加休闲)时，才会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确实和最直接的指标”。农业生产中对雇佣劳动的消费性使用(即不是为了增加利润而是为了增加休闲)不仅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还是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结果和反映。或许在农业资本主义经典理论家们的意识中，生产过程中雇佣劳动的使用总是生产性的。然而，这个从有限的经验研究中得出的一般假设并非总是事实。本文所作的个案研究表明，绿色革命期间旁遮普邦农业中对雇佣劳动的使用就是非生产性的，从而使这一时期该邦的农业经济成为一种现代农业中的“消遣经济”。(37)由此，绿色革命期间旁遮普邦的农业发展也就表现为一种十分独特的类型，即雇佣劳动基础上的非资本主义农业现代化。
注释：
①Thomas T.Poleman and Donald K.Freebairn,eds.，Food,Population,and Employment:The Impact of the Green Revolution,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3,p.246.
②有关数据来自G.S.Bhalla and Gurmail Singh,"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dian Agriculture:A State Level Analysi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32,no.13(March 29 1997),Table 5,p.A-8.
③参见Ester B
serup,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London:Earthscan,1964.
④为什么旁遮普邦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没有像印度的大多数农业区那样遵循传统的农业变迁模式？旁遮普邦的独特性在哪里呢？最大的区别大概在于旁遮普邦位于印度开发较晚(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等地区”，而不是位于历史悠久的“老水稻区”(下恒河平原和古吉拉特、喀拉拉、泰米尔纳杜的沿海平原)。这些老水稻区的农业变迁一直是按照传统模式进行的。“从莫卧儿时代开始而在殖民地时期加速出现了一种新趋势。这些老水稻区经常出现衰落的征兆，至少受到了那里本来就已很庞大的人口加速增长的困扰。”(Christopher J.Baker,"Frogs and Farmers:The Green Revolution in India,and Its Murky Past," in Tim Bayliss-Smith & Sudhir Wanmali,eds.,Understanding Green Revolutions:Agrarian Change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South As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42)实际上，这些地区的绿色革命和农业现代化就是在人口压力下开始的。与这些老水稻区不同，由于开发时间晚得多，旁遮普邦受传统农业变迁模式的影响要小得多，从而也没有像老水稻区那样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
⑤Willem Van Schendel,"Rural Transformation in Asia:Model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Local Change," in Jan Breman and Sudipto Mundle,eds.,Rural Transformation in Asia,1991,p.284.
⑥Sucha Singh Gill,"Agrarian Capitalism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in Punjab," pp.250-251.
⑦吉尔认为，“独立后……该邦形成了它自己的独特的转型模式，在商品生产的框架内以快速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为基础，同时伴随着小规模工业的发展”。Sucha Singh Gill,"Agrarian Capitalism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in Punjab," p.249.
⑧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Bureau of the Census,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82-83),no.1140,p.652; no.1159,p.660.
⑨列宁：《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资料(卷一)——美国的资本主义与农业》，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28页。
⑩考茨基：《土地问题》，梁琳译，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72页。
(11)考茨基：《土地问题》，第116页。
(12)列宁：《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3—104页。
(13)马克斯·韦伯：《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14页。
(14)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58页。
(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52 653页。
(16)Sucha Singh Gill,"Agrarian Capitalism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in Punjab," p.250.
(17)(18)(19)Sucha Singh Gill,op.cit.,p.253.
(20)这种现象在劳动密集的传统农业的发展过程中似乎更为常见。约翰·梅尔(John Mellor)在论述传统农业中农场的一般特征时指出：“[在传统农业的农场中，]使用更多的雇佣劳动的趋势主要是由于与雇主的收入相比，雇工的工资水平很低，以及缺乏有吸引力的消费品。低工资率使雇主情愿支付雇佣劳动的工资从而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闲暇时间，并因之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约翰·梅尔：《农业经济发展学》，何宝玉等译，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年，第130页。
(21)Krishna Bharadwaj,"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in India," in T.V.Sathyamurthy,ed.,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in India since Independence,p.206.
(22)Murray J.Leaf,"The Green Revolution in a Punjab Village,1965-1978," Pacific Affairs,vol.53,no.4(Winter 1980-1981),p.621.
(23)Paul R.Brass,The Politics of India since Independence(Second Edi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332.
(24)H.S.Shergill,"Land Market Transaction and Expansion/Contraction Owned Area of Cultivating Peasant Families in Punjab," In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45,no.1(Jan.-Mar.1990),p.19.转引自Himmat Singh,Green Revolutions Reconsidered:The Rural World of Contemporary Punjab,pp 146,145.
(25)Vandana Shiva,The Violence of the Green Revolution:Third World Agriculture,Ecology and Politics,London:Zed Books Ltd.,1991,pp.184-185.
(26)(27)Vandana Shiva,The Violence of the Green Revolution:Third World Agriculture,Ecology and Politics,pp.185,185-188.
(28)Dipankar Basu,"Some Questions about Agrarian Structure in Contemporary India," May 7,2007,http://radicalnotes.com/journal/2007/05/12/some-questions-about-agrarian-structure-in-contemporary-india/.
(29)Robert Brenner,"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ast and Present,no.70(Feb.1976),p.45.
(30)Robert Brenner,"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63.
(31)(32)Utsa Patnaik,"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Agriculture-Ⅰ," Social Scientist,vol.1,no.2(Sep.1972),pp.17,22-23.
(33)Willem Van Schendel,Three Deltas:Accumulation and Poverty in Rural Burma,Bengal and South India,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1991,pp.190-191.
(34)Jan Breman and Sudipto Mundle,Rural Transformation in Asia,p.ⅩⅪ.
(35)G.S.Bhalla and Gurmail Singh,"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dian Agriculture:A State Level Analysis," p.A12.
(36)关于这一点，沙尔马写道：“在绿色革命的高潮期(1967-1973年)，农业田间工人和熟练工人的工资提高了100％以上。不过，在随后的几年里，熟练工人的工资提高得比田间工人快。例如，在1974年至1984年间，农业田间工人的日工资提高了3.50卢比，而熟练工人的日工资提高了12.50卢比。”J.L.Sharma,"The Impact of Green Revolution on Income and Employment in Punjab," in B.S.Hansra & A.N.Shukla,eds.,Soci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Green Revolution in India,pp.166-167.
(37)“消遣经济”是费孝通描述1938-1939年云南禄村经济的术语。按照费老的解释，消遣经济是更看重“消遣”而较不看重“消费”的经济：“消费是以消耗物资来获取快感的过程，而消遣则不必消耗物资，所消耗不过是一些闲空的时间”。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13页。与这种经济态度相一致，禄村农业中盛行雇佣劳动，以便把土地所有者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享受“闲暇”。这种现象与绿色革命期间印度旁遮普邦农业中盛行雇佣劳动的现象十分相像，然而两者之间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按照费老的说明，禄村农业中雇佣劳动盛行的前提是低劳动价格，而这一点恰恰不是旁遮普邦农业雇佣劳动的特征。更重要的是，禄村农业并没有像旁遮普邦农业那样经历资本化或现代化的过程，它依旧是以土地为基础和核心的“传统农业”。所以，可能正像费老主张的那样，“雇工自营”的禄村农业只能作为反映工商业不发达条件下中国内地传统农业状况的个案，而不适于用来说明和评价另外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农业(即以资本为基础和以资本形成为核心的现代农业)内部结构和相关理论。事实上，考察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经典学者无不预设了农业生产部门中存在资本形成的动态变迁过程，从而都以“资本”而非“土地”为参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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