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敬与“朦胧诗人”二三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三论文,诗人论文,朦胧论文,吴思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返观和检视“文革”之后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发展、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吴思敬显然是中国诗坛和新时期以来新诗发展史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诗歌在“文革”结束之后经历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开放期，甚至1980年代在过去多年之后仍然因为被视为诗歌发展少有的黄金时代而为人们不断地津津乐道。这一年代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的诗歌光辉仍然照耀着此后一个个在后社会主义时代和新移民时代挣扎的诗人们。这注定了1980年代的诗歌历史成了后来者所不断羡慕和缅怀的精神高地。而穿过历史的烟云回到历史的现场，吴思敬与江河、顾城、北岛、芒克、林莽、梁小斌等“朦胧诗人”的诗歌往事成为那一段历史最为生动的注脚和记忆。
一
1965年夏天，吴思敬在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东三环的一所中学工作。正当吴思敬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业和科研工作当中的时候，1966年那一场历经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夜之间，寒冬降临于中国的大地，严寒在每一处屋檐下都挂满了冰柱。这正如多年之后吴思敬所慨叹的，在这一段寒冷的冬天里，“人的尊严被蹂躏，人的价值被贬低，灵魂高尚的人，最大的苦难不在物质的匮乏和肉体的折磨，而在精神遭受的创伤和心灵淌下的鲜血。”在这寒冷的日子里，教学停止了，学生停课了，甚至连思想都被冷酷的时代无情地封冻了。然而二十四岁的吴思敬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一个怀着深厚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却不甘于在这令人颤抖不已的冷肃的“冬天”做一个麻木者，他终于找到了温暖灵魂的最好办法——读书、思考、写作。因为吴思敬是在“文革”前上的大学并参加工作，所以吴思敬没有经历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尽管“文革”期间吴思敬作为一名青年教师不是挨整的重点目标，但还是被学生贴了大字报。1974年，吴思敬刚刚结婚时居住在南池子普庆前巷3号院十平方米的平房。1979年年初，吴思敬全家搬离南池子普庆前巷3号后，曾经很长一段时期居住在王府井附近的菜厂胡同7号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大杂院里。普庆前巷3号和王府井菜厂胡同7号的这段日子对于吴思敬个人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也正是中国风雨飘摇的时刻。而此后在“文革”结束之后的所谓的新时期的日子里，这里也迎来了吴思敬学术生涯重要的阶段，也成了吴思敬与新诗潮以及朦胧诗人们交往的重要场所。
1978年初，冬天仍然在持续，但是裂冰的声响声已经预告了文学的“早春”天气开始了，敏锐的吴思敬发现空气中已经开始充满着新鲜和自由的气息。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吴思敬开始了他的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的道路。1978年12月，北京的冬天似乎前所未有的寒冷，一场大雪刚刚覆盖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在这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在空旷寒冷的北京街头，却有三个在寒风中推着挂有糨糊桶自行车的年轻人悄悄在毛主席纪念堂、西单民主墙、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墙上、树上和电线杆上贴着一些油印的纸张。当他们在天渐渐发亮的时候，离开位于北京朝内大街路南侧人民文学出版社围墙的时候，当贴在墙上长长的一串油印的文章还散发着淡淡墨香的时候，已经渐渐围拢的人们在无声而仔细地观看。也许这三个年轻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这个寒冷的清晨所做的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实际上已经引起了文学和诗歌革命的地震，甚至这几个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名字以及他们创办的刊物在此后进入了中国的诗歌史和大学课堂，甚至成为众多研究者和青年学子所崇拜的精神偶像。这三个年轻人有两个就是后来在中国诗坛和文学史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北岛（赵振开）、芒克（姜世伟）还有陆焕兴，墙上张贴的油印材料就是影响深远的民刊《今天》。而在1978年12月末的这个北风仍然呼啸的飘满雪花的街头，吴思敬在这天恰好走上街头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他和其他的人一样以热切的眼光目睹了一场诗歌地震和思想革命的到来。在吴思敬看来，《今天》上这些年轻人的大胆、叛逆而具有时代意义的诗篇所带给他的感受无异于一场地震，震动和催生着一个青年评论家新的诗歌理想。而北岛、食指、舒婷、顾城、芒克、江河和杨炼等诗人的名字开始在社会上流传，伴随着积淀多年的诗歌河床冰层的爆裂声，诗歌的早春已经不可阻挡地降临了。而吴思敬则从这一重要的时刻起，见证了中国“新时期”诗歌三十多年发展的风风雨雨。1978年12月23目的这一天，注定是属于历史上带有“着重号”的时刻。从这一天起，吴思敬被那些贴在墙上的一个个陌生的诗人——蔡其矫（乔加）、舒婷、北岛、芒克——所深深地震撼和吸引住了。这些在当时看来带有“异端”性质和现代主义特征的诗歌让吴思敬发现一个崭新的诗歌时代即将到来了，尽管天空仍然飘洒着大片大片的雪花。吴思敬在《今天》这份油印刊物前驻足良久。这些陌生的年轻诗人的与此前的政治抒情诗、战歌和颂歌完全不同的诗歌作品深深攫住了吴思敬的内心，强烈地冲击着他固有的诗歌观念，尤其是北岛写于1976年4月的《回答》让吴思敬强烈地感受到一个黑暗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始，“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1978年12月23日深夜，北京南池子普庆前巷3号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平房里，那个略显昏黄的灯一直开着，吴思敬仍然被这些诗歌莫名地冲动着，因为在吴思敬看来，《今天》上北岛等诗人传达的怀疑精神、叛逆情绪以及特殊的诗歌表现方式和那种由真诚的希望所发出的呼喊都与此前主流的政治抒情诗有着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吴思敬看来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诗坛的一个新的诗歌潮流。从此吴思敬不断在各个民刊以及《诗刊》、《人民文学》等官方刊物上寻找一个个带有现代性特征的熟悉或陌生的年轻诗人和作品，也开始了与这些后来在文学史上享有大名的朦胧诗人的交往。
二
1979年春天，吴思敬由南池子普庆前巷3号搬到王府井的菜胡同7号，此后吴思敬与一平、江河、顾城、杨炼、林莽、北岛、芒克、梁小斌等青年诗人（也就是后来文学史所命名的朦胧诗人）结识，而菜厂胡同7号也成了一个重要的诗人结集地。实际上据一些研究者考证，当年新月社的一个著名诗人就曾居住在菜厂胡同，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历史的巧合真是充满了传奇性和戏剧性。
在吴思敬和这些青年诗人的交往中，有必要提一下一平（李建华）这个关键性的人物。实际上一平是吴思敬所教的一个学生李红的弟弟，是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到北京外贸学校当老师，此后一平常常到吴思敬这里来。由于和一平的交往，吴思敬结识了江河，又因为江河当时和杨炼非常要好，吴思敬又结识了杨炼。江河和林莽是高中的同班同学，吴思敬由此又认识了林莽。由江河、林莽、杨炼等人吴思敬又先后结识了顾城、严力、田晓青、芒克、甘铁生和曲磊磊等。而这种交往不仅限于诗歌，更大程度上也与这些人的为人和性格有关，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吴思敬能够与这些人在文艺观念和思想状态等方面更容易沟通。吴思敬在和这些年轻诗人的交往中，尽管在年龄上有一些差距（吴思敬属于“文革”前的大学生，这些年轻诗人则大多是“老三届”），但是年龄和阅历的差异并没有妨害他们之间的沟通与交往，而恰恰是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补与融合。正是在这种深入到现场的文学交往中，吴思敬比同时代的其他批评家更早地认识到了这些青年诗人特殊新奇的内心世界和具有跨时代性的复杂而现代的诗歌观念。而正是由于对这些青年诗人的生活状态、思想状态和诗歌创作状态的深入了解，在后来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中，吴思敬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与这些青年诗人站在了一起。正是因为一种新的美学诗潮的崛起，作为诗歌批评家的吴思敬已经提前认识到诗歌批评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也同样应该经历历史性的转换和新生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作为当时“新诗潮”批评家的代表人物，吴思敬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诗学论文和诗人专论，尤其是对朦胧诗人江河、顾城、舒婷等的评价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轰动。对于当时刚刚在诗坛崭露头角的这些青年诗人，诗坛大多还处于陌生和旁观的姿态，而这时的吴思敬却已经写出了具有理论高度、时代特征又深入文本和诗人灵魂内部的重要批评文章。
首先说一下吴思敬和著名的朦胧诗人江河的诗歌交往。
江河，原名于友泽，1949年6月3日出生于北京，比吴思敬小七岁。江河从1980年开始在刊物上正式发表作品，而从江河诗歌的起步期吴思敬就始终关注着他的创作，可以说，吴思敬见证了江河的诗歌成长道路。江河在1980年代出版了诗集《从这里开始》（花城出版社、诗刊社合编，1986年9月出版）、《太阳和他的反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而吴思敬都是作为第一个读者阅读了这些诗作并第一时间对其中的代表作，如《纪念碑》、《星星变奏曲》等予以评价。而如今的江河已经身居海外多年，朦胧诗潮也成了文坛旧事。这也如吴思敬先生所慨叹的，朦胧诗作为一个运动落潮后，当年的朦胧诗人以及美术界的“星星”们一起出国的出国，下海的下海，搁笔的搁笔，抱孩子的抱孩子，还在辛勤笔耕固守阵地的也陷入散兵作战，远没有当年的阵势了……①
江河当时的生活状况是比较窘迫的，“文革”时期父亲因为“历史问题”（受过高等教育，曾在国民党的政府机关供职）被赶到了乡下，父母走后江河就孤单一人、居无定所了。因为江河和林莽是同班同学，所以江河曾一度住在四十二中里面，此后不断在一些朋友家借住，直到后来留城以后才有了一个小小的平房得以安身。江河后来分到西城区卫生部家属办的一个卫生胶丸厂，做“小炮弹”，就是做装药粉的外壳，那时的工资是二十八块钱。那是1980年的一个深秋，天上飘着小雨。当时刚刚从北戴河参加完诗刊社举办的第一届青春诗会的江河刚回到北京不久，吴思敬和一平一起来到了当时位于白塔寺旁的一个小胡同江河的家里。在吴思敬的记忆里，江河的家是两小间连通的平房，加起来不足十二平方米，房间里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除了一张床，就是椅子、茶几以及锅碗瓢盆，但却有大量的书籍，其中印象深刻的是《托·史·爱略特论文集》等灰皮书和黄皮书。江河留给吴思敬的第一印象是个子不高、面孔白净，说起话来温文尔雅，整体上是一个柔弱的文人形象，这次见面使得吴思敬和江河一见如故成了好友。此后，江河一有空就到菜厂胡同7号找吴思敬聊天谈诗，甚至有时不凑巧吴思敬不在的时候，江河还到位于东安门大街38号的吴思敬岳母家去找。后来，包括潘青萍和蝌蚪（原名陈泮，1954—1987）都曾和江河一起去过吴思敬的家里。那时候，蝌蚪一来就逗吴思敬的儿子玩。
尽管江河看起来很文弱，但是吴思敬却在江河的诗歌里面发现了一个真正的高大的“男子汉”形象。正是因为吴思敬与江河的深入交往，对其性格、风格以及一些重要诗作的写作背景和缘由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再加之他对诗歌文本的精准解读和深入剖析，所以吴思敬在1980年代以及后来所写的关于江河的评论文章都是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和研究意义的。其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吴思敬对《星星变奏曲》这首诗歌的解读。时至今日，在当下的中学语文教材以及各种对江河的代表作《星星变奏曲》的解读都是认为这首诗表达了诗人的一种对理想的渴望和对“文革”时代的批判，而普遍缺乏一种在美学和历史双重的视野中来解读的方法，而吴思敬写于二十年前的文章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与其他的解读不同，吴思敬从和江河的交往和深入交谈中，更为深入地了解了这首诗歌的写作背景和诗人的写作动机，因此时至今日吴思敬关于《星星变奏曲》的评论仍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吴思敬在文章中认为之所以这首诗名为《星星变奏曲》而不叫《星》是因为江河不久前刚刚为一位叫“星”的朋友写了题为《星》的诗，所以是为了避免重复而使用了目前这一题目。而吴思敬认为江河之所以在诗歌中对“星星”这一意象感兴趣还有着更为复杂的时代背景。1979年，北京举行了当时轰动社会后来进入史册的“星星画展”，这也标志着一个在动荡中开始了新纪元的时代的来临。江河小时候就酷爱画画，曾在北京的少年宫专门学过好几年，具有扎实的绘画功底。江河在中学时期还专门为学校绘制过巨幅的伟人肖像。而正是因为对绘画的酷爱，在“星星画展”中江河与那些先锋画家因为有着共同语言所以有了深入的交往。而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这些带有先锋特征的画家们的艺术尝试显然招致了当时社会上的不理解甚至非议与批判。正是为了给“星星”新潮画家们正名，江河完成了这首《星星变奏曲》。吴思敬据此强调《星星变奏曲》中的夜空下的星星实际上象征的是“星星”画家和朦胧诗的诗友，象征了“文革”十年浩劫中包括江河在内的一代青年的自我形象②。
而每当吴思敬想起江河和顾城的时候，他就感叹这两个当年与自己结识的青年诗人的命运为什么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无论是1987年4月，江河的妻子蝌蚪在北京通州割腿部动脉自杀，还是1993年10月顾城在海外自杀，都让吴思敬感叹人生的变数甚至宿命。吴思敬记得那是在1986年年底的时候，江河、蝌蚪、顾城、谢烨这两对诗人夫妇结伴的山西之游。这两对诗人夫妇曾一起在云冈、悬空寺、五台山等名胜留下了欢乐的青春身影，但是在他们一起聊天的时候，蝌蚪一度轻生的念头以及对死亡的看法是否影响到了顾城呢？
1982年，吴思敬就已经完成了关于江河的批评文章《追求诗的力度》，发表在当年《诗探索》第10期。在《男子汉的诗——青年诗人江河作品试析》（《中报月刊》，香港，1985年1月号）这篇文章中，吴思敬认为江河文弱的外表下却有着不无强悍的内心，他的作品中具有阳刚之气和深厚忧患的历史感，具有英雄气质和集团意识。同时更为可贵的是吴思敬也指出了江河诗作的不足。正是因为吴思敬的为人和准确、客观、独特的诗歌批评得到了包括江河等在内的诗人的尊敬，江河在1987年10月12日赠送给吴思敬的诗集《从这里开始》和《太阳和他的反光》中题写着同样的一句话：“给思敬：我最尊敬的老师和最好的朋友。”
三
说到吴思敬众多的诗歌好友，不能不提到如今令人感叹唏嘘的“童话诗人”——顾城。
顾城，1956年9月24日出生于北京，朦胧诗的代表人物，“文革”前即已开始了诗歌写作，1987年5月应邀出访欧美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和讲学。1988年顾城远赴新西兰，初被奥克兰大学亚语系聘为研究员，后辞职隐居激流岛。在顾城出国前，吴思敬就与顾城和谢烨有着交往。1986年，顾城此时尚在北京，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他提到了吴思敬先生：“巫猛：你好，《春台》四本收到，谢谢！等稿费收到我一并交吴思敬两本。多快86年了，不宁不令，人都不在了。寄上一些近作及评论。我正在设想一种半隐居生活，平淡、洁净。祝长在诗中顾城。”③ 由于该信没有署明具体日期，我们已经难以确定这封信的准确日期了。顾城在1986年的这封关于吴思敬的信中提到的《春台》以及稿费就涉及吴思敬写于1983年的那篇国内最早的深入、系统研究顾城的评论文章《他寻找“纯净的心灵美”——读顾城的诗》④。这篇文章当时由于朦胧诗正在被批判所以不可能在国内发表，最后克服重重困难发表于香港的一份杂志《诗与评论》（香港国际出版社1984年1月版）。这篇文章后于1985年年底在国内一本地方刊物《春台》上发表。吴思敬在《他寻找“纯净的心灵美”——谈顾城的诗》这篇关于顾城的长篇论文中，相当系统而深入地进入诗人的内心和诗歌的内核，对此后的顾城研究提供了诸多重要的视角。吴思敬认为顾城是一个怀有孩子一般梦想的诗人，是一个怀着纯净的心灵看待世界的诗人，同时强调了顾城作为诗人的感觉的特殊性（独特、真实、敏锐与纤细），也指出了其创作上的一些不足之处。
1986年顾城的诗集《黑眼睛》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赠送给吴思敬的那本《黑眼睛》上顾城写着这样一行字：“人·类也敬请吴思敬老师指正。”当时顾城和舒婷的诗歌合集出版的时候没有注明哪一首是舒婷写的，哪一首是顾城写的，而顾城在送给吴思敬这本诗歌合集的时候相当认真地标出了自己的每一首诗作。
1993年的10月9日，奥克兰警方向新闻界发布消息：中国著名诗人三十七岁的顾城，星期五吊死在奥克兰附近希基岛的一棵树上，其妻谢烨头部遭斧砍，急救无效死亡，据警方重案组调查，怀疑顾城用斧击毙妻子后吊颈自缢……当发生在遥远的国度新西兰激流岛上的黑色悲剧不久之后越洋传到国内的时候，吴思敬当时正在八大处的北京军区招待所开会。这个震惊的消息让吴思敬和其他人一样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这发生的一切是事实，然后是震惊、痛苦、悲叹与惋惜……当时顾城的好友文昕正好在场，当时她就痛哭流涕不能自已。听到这个不幸消息的几个晚上，吴思敬几乎夜夜失眠。他起床从书架里翻出《春台》这本刊有他评论顾城诗歌的杂志，当他翻到文章的最后，当他再一次阅读随自己的这篇评论作为附录刊发的顾城的诗《我们的离去》（2首）、《一个旧梦》（1—4）和《转入静物》时，吴思敬似乎发觉即使是顾城的这些早期的诗作仍然在强烈地预示着诗人的命运。当吴思敬读到顾城的这首《我们的离去》⑤ 时，他更为深切地明白顾城今日的悲剧似乎在很久以前就有了暗示，似乎一切都是天命的注定：“也许，我们就要离去/离开这片/在东方海洋中飘浮的岛屿/我们把信/留下/转动钥匙/锁进暗红色的硬木抽屉/是的，我们就要离去/我们将在晨光中离去/越过/年老的拱桥/和用石片铺成的街道/我们要悄悄离去/我们将在/静默的街道尽头，海边/在浅浅的蓝空气里/把钥匙交给/一个/喜欢贝壳的孩子/把那个被锉坏牙齿的铜片/挂在他的细颈子上/作为美/作为装饰//不，不要害怕/孩子，它不是痛苦的十字/不是/当你带着它/再度过三千个/潮水喧哗的早晨/你就会长大/就会和你的女伴一起/小心地踏上木梯/在一片宁静的灰尘中/找到/我们的故事”。顾城和妻子谢烨一起离去了，但却是令人唏嘘感叹的永远地离去，在异国他乡，连魂魄都难以回到故国。据吴思敬回忆，顾城和英儿第一次见面是在1986年夏天于北京昌平召开的“新诗潮研讨会”上。也许是命运的巧合，在为期四天的会议里，当时顾城的妻子谢烨与英儿（咪咪）和文昕同住一室。然而谁能想到，几年之后的人世变迁是让人如此地感叹人生的苍凉与命运的无常。而吴思敬最后一次见到顾城是在蝌蚪的遗体告别会上，两个月后顾城出国……
而当顾城杀妻自杀作为事件在坊间开始被肆意渲染和歪曲的时候，甚至被香港的导演拍成电影的时候，也许吴思敬当年的一篇文章《〈英儿〉与顾城之死》（完稿于1993年12月）能够让我们看到更为真实的顾城的内心世界，看到一个真实、复杂而脆弱的顾城，并且通过顾城事件来反观“自杀”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根据我与出国前的顾城、谢烨交往的直接印象，根据顾城夫妇生前好友的回忆，尤其是根据《英儿》一书中作者生命最后阶段的大量心理实录，我认为，以小市民心态把顾城之死作为茶余饭后嚼舌头的话题，固然浅薄无聊，但仅仅把这一事件当成一桩刑事案，也失之于简单化。顾城之死实际是一种文化失衡现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种重要的人文景观。从1987年以后，仅据我所知，就至少有五名青年诗人自杀身亡了。顾城之死的惨烈及震动之大，又远远超过前边几个诗人。对顾城之死仅仅停留在感情层面上去叹惋或怒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对顾城其人其作的全面的考察与理性的审视。”⑥ 而吴思敬在《〈英儿〉与顾城之死》中通过大量材料对顾城心理和人格的分析呈现了一个复杂的顾城，而文章中引介的顾城与文昕的通信，谢烨在1993年8月10日写给父亲张生同的最后一封信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后来相关的顾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为了进一步还原顾城事件的真相和推动与深化顾城的研究，1994年复刊的《诗探索》在吴思敬的努力下推出了顾城研究的栏目“关于顾城”，发表了顾城的好友文昕的《最后的顾城》，姜娜的《顾城谢烨寻求静川》、《顾城谢烨书信选》和唐晓渡的文章《顾城之死》。这些研究文章和首次披露的当事人的相关书信对顾城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
2001年冬天，北岛因为父亲病重回国探望，此时已经是北岛离开北京的第十三个年头了。北岛这次回国除了尽儿子的孝道之外，还挤出时间探望一些多年不见的朋友。吴思敬和钟文在此期间也专门去北岛的家里看望北岛的老父亲，之后一起和北岛去西直门一家饭馆吃饭，聊聊这么多年彼此的境况。此后北岛又几次回国，最近的这次临离国之前，北岛在“湘君府”的湖南餐厅宴请了吴思敬、蔡其矫、牛汉、谢冕、邵燕祥、刘福春、唐晓渡和翟永明等人，北岛的母亲也在场。临行前夜的北岛注定是充满难言的惆怅的，正如北岛后来所记述的那样：“酒后有点儿恍惚了：生活继续，友情依旧，只是由于我的缺席，过去和现在之间出现某种断裂，如拼图中缺失了的某些部分。”⑦
在吴思敬的诸多诗人朋友中值得强调的是诗人林莽。林莽出生于1949年11月，和江河一样都是比吴思敬小七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吴思敬就与林莽开始了交往。林莽只要是写完一两首诗，往往是第一时间赶到王府井菜厂胡同7号吴思敬的住处。那时候，吴思敬往往是一边读一边直接发表自己的“散漫的感想”，而林莽有时候是会心地点头，有时候也进行反驳。而好的诗作甚至伟大的诗作很多都是在朋友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相互砥砺下完成的。多年以后，吴思敬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读到林莽的《二十六个音节的回想——献给逝去的年岁》这组“奇特”的诗的情景。读完林莽写于1974年这首长诗吴思敬相当激动和震惊，“在当时，这种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表现形式使我感到炫目、新鲜，而诗中传递的对荒诞时代的叛逆与决绝情绪则令我感到震惊。”⑧ 吴思敬从这首长诗中看到曾经的一代青年人对逝去的青春日子的怀念与呼唤，还有对“文革”荒诞年代的反思，对黑暗的动荡的年代的彻底地怀疑与抗议。而也是林莽的这首长诗让吴思敬开始真正地认识林莽，“这个文质彬彬、深沉好思、讲起话来慢声细语的小伙子，他的内心与其外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似一盆徐徐燃烧的炉炭，那内蕴的生命之火不断散射出明净的火光。”⑨ 时至今日林莽仍然怀念他和吴思敬在菜厂胡同的那段美好的诗歌时光。尽管此后随着社会进程的加剧，生活节奏的加快，吴思敬和林莽更多的时候各自忙自己的工作，但是只要一有时间还是尽可能地交流诗歌的一些问题，而有目共睹的是，二十多年来，吴思敬和林莽一起为中国诗坛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
如果说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之间存在着思想分歧和美学差异的话，二者之间的紧张与所谓的“断裂”除了一部分第三代诗人的运动情结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朦胧诗人内部的美学差异性，其中就有一个关键的人物——梁小斌。一般的当代新诗史在叙述朦胧诗（“朦胧诗”的说法是多么的蹩脚而又通用啊）和第三代诗时，更多的是强调二者之间的断裂关系，即更多是从外部即第三代诗人的写作中去寻找言之凿凿的证词。而姑且不论朦胧诗与后此的新诗写作潮流是否就是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关系，实际上，这种写作的差异性和诗学传统的转换从朦胧诗人内部即已开始。当然不排除那些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一些有别于朦胧诗人写作的诗学变革的先声，而梁小斌正是从朦胧诗内部走出并对第三代诗歌写作有着相当影响的朦胧诗人。当1985年年底吴思敬接到梁小斌从芜湖寄来的《断裂》时，吴思敬立刻在还带有体温的诗行中感受到了梁小斌作为朦胧诗一员的诗歌写作的转向与变化，吴思敬将《断裂》称为是具有“生活流”色彩的诗。1986年第9期的《星星》发表的梁小斌的《断裂》就是这一转换的标志，而同期发表的吴思敬早在1986年1月就已经完成的文章《痛苦使人超越——读梁小斌的〈断裂〉》则是国内最早注意到朦胧诗人内部美学差异性与突变的诗学文章。在《痛苦使人超越——读梁小斌的〈断裂〉》这篇文章中，吴思敬谈到诗人梁小斌自己已经不满意自己过去的《雪白的墙》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诗作，也不满于江河、杨炼等诗友的“神话”和“史诗”追求，指出必须怀疑美化自我的朦胧诗的存在价值与道德价值，自己所要写的诗是“生活流”色彩的诗。吴思敬在梁小斌的《断裂》中读到了诗人的痛苦，也读到了诗人的超越与转变，对生活的超越，对诗人“旧我”的超越，“《断裂》表面上是在写生活，他所涉及的生活现象都是从生活中捕捉的而不是出于虚构，但它的本质上仍是一种梦幻，它表现了人在现实世界中被侵蚀的感受和人不甘心被侵蚀的一种挣扎”，“小斌变得冷峻了，也更成熟了，他不再热衷于浪漫的幻想，也不再有意识地在作品上涂上一层亮色，他更尊重现实，也更忠实于自我的感受，他不需要借助任何美妙的东西掩饰自己，倒像一位冷静的心理学者。”⑩ 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吴思敬通过梁小斌的《断裂》揭示了中国诗歌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即梁小斌写于1985年的《断裂》已经标志着一种与前期的朦胧诗写作方式不同的写作趋向的开始，而这也澄清了带有“生活流”的日常化经验的抒写方式并非是“第三代”诗人的首创与专利，同时也证明了包括梁小斌在内的朦胧诗写作的多个向度和诗人不同的个性言说方式。
朦胧诗人的历史已经远去，江河远在美国不再与诗歌发生关系，北岛在异国他乡仍追逐着诗歌梦想，顾城则去了另一个世界，梁小斌、芒克、林莽则偏居于北京的某一个小区，写字、画画、写诗。文学的历史最后留下的都是诗人故事和诗歌传奇，吴思敬与朦胧诗人的交往仍在继续，一代人的诗歌传奇需要继续补写和完成。文学史都是当代史，而当当事人沉默的时候野史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我们目前看到的文学的历史实际上更像是一个个流传的传奇故事。而如果有更多的吴思敬这样的批评家的话，更多的历史往事和重要的线索才不至于完全淹没在浩浩的历史尘埃之中，这也正是吴思敬作为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对当代中国诗坛的启示。
注释：
① 吴思敬：《朦胧诗名篇鉴赏辞典·序言》，2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吴思敬：《朦胧诗名篇鉴赏辞典》，66—67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③ 值得注意的是顾城的这封信没有使用标点而是用一个个黑点来代替，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笔者加上了标点。另信中提到的“春台”为刊物名称，故笔者加上了书名号。
④ 该文发表时署名“吴思敬、李建华”。
⑤ 这两首诗《我们的离去》在顾城的父亲顾工编选的《顾城诗全编》中更名为《回归（一）》、《回归（二）》。
⑥ 吴思敬：《〈英儿〉与顾城之死》，载《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
⑦ 北岛：《远行》，见《青灯》，77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⑧⑨ 吴思敬：《明净的生命之火——读〈林莽的诗〉》，载《工人日报》1990年6月24日。
⑩ 吴思敬：《痛苦使人超越——读梁小斌的〈断裂〉》，载《星星》198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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