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新闻传播事业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文化背景论文,事业论文,社会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通过对香港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阐述了在此弹丸之地最具有区域性特点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及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作者还对1997年后香港的新闻事业将要出现的情况，作了新的思考与探讨。
香港的新闻事业最具有区域性的特点，最集中地反映了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普遍性的特殊性，这些又都是受到一个半世纪以来作为殖民地而形成的香港社会文化背景制约和影响。
1997年7月1日，中国将恢复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主权，从此香港回归到祖国的怀抱，结束英国殖民地的历史，但是仍然保持着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实现“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到那时香港又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作为时代和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的新闻传播事业必须将首先受到考验和锻炼。为了有把握地对明天作出预测，就十分有必要研究香港社会文化背景与新闻传播事业的特点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香港居民的特点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市场
香港是弹丸之地，土地面积仅有1070.12平方公里， 但是人口却多达602万，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之一。香港又是个华洋杂处、 东西文化交汇的城市，居民国籍十分复杂，人们称香港已成为“移民之都”，至1991年初，外籍人口已增至24.5万，其中菲律宾籍人口增长最多，英国人居第二位，印度人居第三位，美国人居第四位，日本人居第五位。[1]
香港居民的年龄结构相当年轻，据材料统计，35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6%以上。香港当局实施9年免费普及教育，17—20 岁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到1991年已达18%。
一般来说，年纪越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信息的需求量越大。这就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众多的服务对象和广阔的消费市场。以报刊为例，到1993年底，香港共有报纸77种，其中每日印刷的中文报纸41家，英文报纸7家，还有1份专为盲人服务的报纸；定期期刊619 种，其中中文期刊346种，英文期刊154种，中英双语期刊102种， 报纸总发行量超过200万份，平均每1000人阅读380份， 比世界平均数高出近4倍。[2]
二、香港的政治制度容许不同立场、观点、派别的报刊出版
鸦片战争以后的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数十个殖民地中的一个。1843年香港成立了制定法律的机构立法局（旧译定例局），建立了直辖民地模式的政治制度。香港法律制度中法律适用的原则原来遵从“双轨制”，即“英国人、他国人用英国法，中国人用中国法”，自1875年开始，转为“所有人均以适用英国法为主”。在历年香港制定的法例中，并没有专门针对新闻传播媒介制定的，不过综观有关法律都代表了制定法律的宗主国的意志，强调禁止颠覆殖民地政府的言论。只要不触犯这一条，香港传播媒介就在很大程度上拥有言论自由的特权。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反映政治斗争的报刊一直存在。从《遐迩贯珍》（1853年8 月）到《华字日报》（1872年4月）；从《循环日报》（1874年2月）、《中国日报》（1900年1月）到《维新日报》（1880年）、《商报》（1904年）；从《大公报》（1938年8月）、《华商报》（1941年4月）到《香港时报》（1949年4月）、《香港联合报》（1992年5月）等，在这些报纸中，有外国传教士主办以宣传宗教教义为主的报纸，也有中国人自己主办商业性报纸；有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办宣传维新观点的报纸，也有保皇党主办的维护君主立宪的报纸；有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办的革命报纸；也有与之相抗衡的报纸；有中国共产党人以商人名义主办的革命报纸的倾向于中国的爱国报纸，也有中国国民党主办的或受到台湾当局支持的报纸，这些不同时期、不同政治观点的报纸在香港都可以同时存在着、对立着。这种现象一直延续不断。这种反映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不同主张和观点又无一不与中国的政治脉搏息息相关。一个多世纪以来，革命的与反动的、进步的与保守的势力，都以香港作为阵地展开了一系列连绵起伏的斗争。长期以来，香港形成的这种社会历史背景，给读报人带来了选择报纸的自由。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经济利益、个人喜好以及特殊兴趣等因素，或者对国内政治生活以及对台湾当局的不同立场、态度，都可能决定他们的取舍、影响他们选择阅读的范围和对象。而读者群体的不同又制约着香港新闻传播媒介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当然，也有相当多的报纸奉行儒家倡导的中庸之道，持中间立场，表现出不偏不倚、“客观”、“公证”的立场，即使有时偏向某一方，也是有赞有弹，不一边倒，这些报纸往往从读者需要出发，满足他们知的权利，争取到了相当数量的读者，发行量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东方日报》就是这类报纸的代表。据称，该报日销量已逾30万份，读者人数达180余万，为香港中文日报之最。[3]所以，有人说，“在香港办报， 中间态度才有销路”。[4]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理由是， 在政治多元化、报纸多样化的香港，所有报纸都是采用间接发行和直接发行两种方式，中文报纸约65%采用总代理制，35%采用分区代理制[5]记者也习惯于在街头报摊随时随地买报看，习惯于自己从新闻事实中作出思考和判断，多半不太愿意接受带有政治倾向的说教。基于此，有些报纸随着形势的发展钝化或弱化了原有的斗争锋芒，向中间状态转移，也有的报纸在竞争中连年亏损而为强者挤挎。
三、商业、金融、贸易的发达促进信息、广告业的兴旺
香港是一个自由贸易港。她拥有现代化设备的深水港和国际机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重要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交通中心之一。1989年，香港人均总值约达1.094万美元，居亚洲“四小龙”之首， 其外贸总额在世界上排名第11位，1988年人均贸易总值达2.16万美元，超过英、美、日、中国内地而居世界第二位。[6]商界的竞争必然引起信息的竞争，香港对信息的需求量十分庞大并且与日俱增。香港由电讯系统、电话系统、邮递系统三部分组成的通讯系统已经相当现代化。香港是东南亚电话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每100人便有电话65座， 其流动电话使用率为全世界第二，人均传呼机用户高居世界首位，人均图文传真机数量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它还是世界上首个拥有全数码系统电讯网络的大城市。正是因为香港信息发达，世界各国都把香港作为一个理想的情报汇聚中心和散发中心。近百家国际新闻机构把其亚太区总部和分社设在香港，其中路透社亚太总部经常在香港时间白天代替伦敦总社作为发稿中心。像《亚洲周刊》、《远东经济评论》、《亚洲华尔街日报》、《国际先驱论坛》等亚洲区杂志，都以香港为出版总部，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信息。[7]1995年头4个月又相继有《今日美国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全美广播公司等4 家新闻单位在香港开设办事处，日本媒体在香港的人力资源部署也在增加中。这些都说明香港已成为世界的窗口，各种信息在这儿交汇、碰撞、扩散。
总之，在香港这样一个典型的商业社会里，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也就如同对财富的追求一样，信息已深深溶入他们的生活之中，除了各种各样的贸易、投资、技术转让等微观经济信息之外，全球性的宏观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信息对投资决策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当年的两伊战争、马岛之战、海湾战争等都曾引起香港金融、地产、股票市场的上下波动。上了年纪的香港居民在记忆里还残留着太平洋战争的历史阴影，他们体会到世界上某一角落的星星之火，都有可能给他们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
基于上述原因，香港居民要求报纸、电视、广播等新闻传播媒介迅速及时地反映国际上的瞬息变化，尽可能缩短事件发生的传播之间的时间差，以越快越好，越灵敏越好。这也正是各种新闻传播媒介在时效上竞争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更高的消费，高消费又催化了广告业的兴旺发达。香港传播媒介，不管是文字的，还是电子的，都十分重视对广告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报纸上的广告比重就很大，一般大型报纸的广告篇幅约占1/2至2/3[8]， 许多报纸的广告收入已经主宰其生死存亡的经济命脉[9]。近年来相继停刊的《工商日报》（1984 年11月30日）、《香港时报》（1993年2月17日）、 《华侨日报》（1995年1月13日等著名报纸，原因是复杂的， 但广告收入的不足则是导致报纸倒台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了新闻传播媒介
香港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贸易、交通、旅游的高度发展，使她能更迅速地吸收和消化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并以其装备了香港的工业，也装备了第三产业，包括新闻传播事业。这种装备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需要众多的新闻传播媒介同时并存。与前边提及的文字传播媒介对应是电子传播媒介。1993年，香港电视普及率超过98%，其中69%的家庭同时拥有录像机。目前香港除原有的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简称“无线电视”）和亚洲电视有限公司（简称“亚洲电视”）两家私营电视台、香港电台、商业电台两家广播电台外，1991年7月22 日又创办了第二个商营电台新城电台；1993年10月31日创办有线电视台；卫星电视近年来，在香港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继1991年8月26 日香港卫星电视台(STARTV)开播之后，1993年9月28日开播无线卫星电视台(TVBS)，1994年12月30日开播传讯电视(CTN)，1995年3月21日开播华娱电视(CETV)，这些卫星电视又都与各地有线电视网络合作，以扩大其收视范围和影响面。最近卫星电视又推出卫星广播电台，第一步先办了一个“浪潮之声”电台[10]。如此众多的广播电视台极大地提升了香港市民的视听享受和增加了选择余地。
二是新闻传播手段的现代化。香港的报馆已普遍使用图文传真机和无线电对讲机。不少报馆装有电脑监听机，监听巡逻警察与警察总台的通话和其他新闻单位与外出记者的联络。每个记者身上都带有电子信号器。各报还自备装有无线电通话机的采访车，可随时与新闻部联系。报馆内有录音电话机、电视录像机、收录两用机以及先进的摄影和印刷等设备。
电视台采用电子采访器，可以现场直播实况。如世界各地发生重大新闻，还可以通过人造卫星转播新闻实况。电台则普遍采用立体声和多声道技术播送节目。
电脑多媒体、卫星通讯、光纤通讯、电缆电讯和微波通讯等先进信息技术加快了信息流通的速度，使发讯者和接收埏之间更加接近。
五、自由竞争的社会造成了新闻传播事业的多层次的竞争
香港是一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竞争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优胜劣汰留强汰弱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和发展规律。为了增强各自的实力，新闻传播事业本身也形成了巨大的财力雄厚的集团所控股。不少新闻传播媒介都向多元化方向拓展，经营起房地产、股票上市、书籍印刷、物业租赁、唱片制作、旅游医药等业务，因此，竞争也就表现出多层次、全方位的特点，但归根结蒂还是集中于经济实力的较量。
就新闻传播媒介而言，这种竞争分为：
第一，印刷传播媒介间的竞争：报与报、报纸与期刊、期刊与期刊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新闻的时效和独家新闻是报纸间经常争夺的关键，这些又与装备的优劣和人的素质高低又很大关系，因此又表现为物与物、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有的为了获得独家新闻几乎什么手段都使用上；有的记者不畏劳苦，穷追不舍；有的记者铤而走险，将生死置之度外；有的甚至将职业道德于不顾而抢先一步发表某一重大新闻，等等。在内容上，许多报纸都着眼于副刊，在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可读性、纵深度上动脑筋、下功夫。为了招徕读者，有的甚至走低级路线，刊登黄色下流的作品。在80年代中期，以“成人杂志”名义出现的黄色刊物陡增，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其中发行量最大的要数《龙虎豹》，每期销10多万份[11]。
发行范围的大小，也是香港报纸竞争的重要方面。许多报纸纷纷向外扩张，分散投资风险，寻找新的立足点，增设美洲版、美加版、澳洲版、欧洲版；空运到当地或利用卫星传真在当地印刷。有的报业集团还在筹划设立一个卫星电视华语新闻频道，致力打开台湾和亚洲区市场，利用广播影响全球华人[12]。有的则在内地寻找合作伙伴，加强香港与内地的沟通。
第二，电子传播媒介间的竞争：电台与电台、电视台与电视台、电台与电视台的竞争，都是以已之长攻他人之短。有的在节目编排及播出时间上互相挤顶，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进行直接正面冲突。1994年两家电视台在相同时间都播台湾电视连续剧《包青天》就是一个典型表现。争夺名人名角几乎是无孔不入，有的采取高薪厚酬笼络人心，使一些名主持人、名播音员、名演星、名歌星、名影星“跳槽”加盟到自己的一边来。还有国际上举行重大赛事，如奥运会、亚运会、世界杯足球赛等活动，更面为两家电视台争夺独家播出权的大好机会，为此，有时不惜法庭相见，由最高法院裁定。而面对有线电线的多家卫星电视的挑战，香港这两家电视台就必须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加强本地新闻的国际新闻的质量。以上多方面的竞争引起人们的普遍亲注，各种意见莫衷一是，但是有一点共识，大家都认为这类竞争在客观上刺激了香港电子传播媒介的发展，导致了广播与窄播并存，地区与全球接轨，增加了节目的丰富性的娱乐性，受众从中获得益处，真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第三，电子传播媒介与印刷传播媒介间的竞争又表现为各自扬长避短的特点。由于香港市民对新闻和资讯的需要不断增加，电子传媒都相应加大信息量，为缩短国际社会的时间和空间，继1989年“亚洲电视”引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CNN)的新闻节目之后，1990年3月“无线电视”也以人造卫星直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晚间新闻半小时节目；还有从1990年起，香港市面出现一些杂志式（或专题式）的录像带，这类利用声音和画面作为传递手段的“电子杂志”，打破了平面印刷和文字的局限，受到了顾客的欢迎。
为了争夺读者，各报纸纷纷增加彩色版面，除了副刊娱乐版以外，连突发新闻、重大新闻等也用彩色印刷；报纸的副刊更趋向杂志化，篇幅和栏目都在增加，用生活、消闲、趣味和知识性的内容，争取着各个层次、各年龄段的读者；还有的不求其全而取其专，有的以长篇评论取胜，有的以财经新闻见长，有的以中国新闻为主，有的为了特定的读者群而专设中国要闻、中国社会、房地产、英文、中英文对照等版面和栏目；为了进一步加强与读者的联系和及时获得反馈信息，许多报纸设立了投诉、读者来信、热线解疑、自由论坛、投稿园地等专版或专栏，以此改善报纸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13]。
总之，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香港新闻传媒间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短兵相接，表面形式上是争取更多的受众，增加发行量和收视率，实质上是着眼于获得更多的广告，经济利益之争是传媒大战的根本原因。
六、社会“公害”成为社会新闻永不枯竭的源泉
香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是一个特殊的、畸形的大都市，在那里集中了东西方文化中优秀的精华，也综合了东西方文化中最腐朽的糟粕。在香港，那里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游乐场所，有世界上最大的水族馆，有亚洲第一个水上游乐中心水上公园，有全球最繁忙的表演及视觉中心之一香港大会堂，也有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公园：香港动植物公园，这是长期以来，东西方优秀文化所凝聚起来的结晶。与之相对立的也有另一面，在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是继旧上海之后的“冒险家的乐园”，洋行买办的集中地，商业世界和爆发户迭出之区。在那里，声色犬马、纸醉金迷、贫富悬殊、盗贼横行、毒品泛滥，还有黑社会罪恶活动猖獗，这又是东西方文化“垃圾”之集大成。作为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的新闻传播媒介也一直对这种社会“公害”投以极大的关注，社会新闻也成了各家争相采访和报道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香港的凶杀、持械抢劫、盗窃、贩毒、制毒、吸毒、强奸、伪造货币及其他证件、诈骗、绑架、勒索、走私、宿娼、偷渡等犯罪等犯罪活动层出不穷，性质越来越严重，犯罪手段也越来越凶残。香港居民关心着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也就特别注意与切身利益相关的这类事件的发生，各传播媒介也正是利用这种心情，从而满足了安全的需要[14]。
七、展望“九七”后香港新闻传播媒介的明天
1997年，是香港人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之一，英国殖民统治将从这块土地上撤退，中国将重新对她行使主权，这种政治上的变动对文化发展的干预是直接而有力的。而新闻传播媒介也将会首先在传统和现实的连线上找寻到自己的方位。传统作为事实将会成为过去，但作为一种文化在观念意识的层面上却与现实联接在一起。到那时，新闻传播媒介的变化将会潜移默化的进行，概而言之，大致有如下情形：
香港的人口构成不会有太大变化，仍然是九成半以上是华人，这些人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奉行着一致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新闻传播媒介仍以其为服务对象，并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是在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中，社会主义的因素将会增长，两种制度的精神文化的交流将继续进行，在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传统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共识和合作领域。国共两党的斗争将趋于缓和，反共、仇共、恐共的情绪将随时间的推移和了解的加深面逐渐淡化和减弱，坚持原有对立态度的立场的传播媒介将因失去同情者而萎缩。
在不同质的文化交融中，文化落差会导致文化冲突，在高位文化和低估文化的矛盾运作中，一方面是文化的辐射和传播，另一方面是文化的选择与重构，高位文化将会拥有更多的群众。1995年创办华娱电视的蔡和平声称，他们在节目编排上就不播色情、暴力的内容，仅以家庭娱乐为主。从这家电视台清晰的定位，力图建立清新健康的形象，就可以看到以后传媒发展的大体路向。
在历史上，香港曾是欧美与亚太地区联系的桥梁，又是两大经济体系最贴近的接触点。香港传播媒介将会继续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立足于香港，并尽可能将影响范围扩展到全球的华人区域。近年来，各报增出海外版，卫星电视纷纷创办就是一个新的苗头。
香港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原来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这一历史使命将会带来更加重大的责任。一方面香港的发展给台湾作出示范，海峡两岸都会极其重视其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台湾与大陆未实现“三通”之前，又都会以香港作为联络点、接触点，各传媒都会力争在此显示其能力的地位。
香港回归祖国之后，本国文化较之殖民时代将会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加强，各传媒都会“北望神州”，增强中国意识。近年来，香港的电台、电视台大力推广普通话，推出普通话的新闻和专题节目，以及报刊上出现简化汉字，都是这一动向的表现。
香港在港英当局主持下，一直采用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来治港，使经济规律发挥一定作用。未来的特区政府也会奉行自由竞争的政策。到那时，各传媒间的竞争只会有增无减。同时，传媒对一些想发展多元经营的集团仍具有强大有吸引力，现存的传媒可能会易主或死亡，新的传媒也可能诞生，如此不断地新陈代谢使香港传媒永葆其生机活力。
注释：
[1]资料来源：《港澳大百科全书》，花城出版社1993年11 月第1版，第5页；柯可：《新珠江文化论》，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9 月第1版，第273页。
[2]资料来源：《今日港澳》1994年第11期，第15页； 《香港大辞典》，广州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695页，705页；余绳武、 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8月第1版，第173 页。
[3]方积根、王光明编著：《港澳新闻事业概观》， 新华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73页。
[4]《中国新闻社业务通讯》1984年第1期，第12页。
[5]李小甘：《香江幻影》，海天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第89页。
[6]引自《新珠江文化论》。第273—274页。
[7]资料来源：《今日港澳》1994年第11期，第8—10页；《香港大辞典》第690页。
[8]《港澳新闻事业概观》第50页。
[9]柳苏：《香港文化纵览》，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第1 版，第16页。
[10]资料来源：《香港商报》1995年6月8日B12版。
[11]李力编：《香港乜都有》，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9月11 版，第51页。
[12]《中国新闻年鉴》1994年版，第51页。
[13]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年鉴》1991年版，第47—49页。
[14]西尔枭：《香港演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153—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