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研究的代际更替及现状解析(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状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青年研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诞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如今30多个年头过去了，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青年研究赖以生存的社会背景、思想土壤以及学术环境都今非昔比，其自身的发展状况以及在学术界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考察这段历史，不仅可以映衬出改革开放30年来学界变迁的一种轨迹，也可以看出中国青年这一群体以及青年话语的变迁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脉络中的特殊意义，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解读青年研究的现状，分析和探讨青年研究的未来走向①。
一、青年研究的代际更替
纵观青年研究30年的历程，其发展轨迹并非一条简单的直线，而是起伏而多变的曲线。由于不同学者参照的标准不同，关于青年研究阶段性历程的划分也有不同的版本。比如有学者根据青年研究不同时期的特点，将它划分为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的兴起阶段、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的学科化阶段、以及90年代初至今的发展阶段(以实证研究为特点)(沈汝发、陈昊，2002)；也有学者根据学科化脉络进展的不同程度，将青年研究划分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学科化准备阶段、80年代中后期的学科化热潮阶段、以及90年代以来的学科化转进阶段(高中建，2009)；还有学者将青年研究的兴衰历程描述为“一条从‘激情’到‘沉寂’再到‘多元回升’的道路”(康年等，2010)。
这些划分方法通常都是基于青年研究领域自身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和水平。然而青年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其由诞生到发展的每个阶段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每一步变迁，都影响了青年的境况以及人们关于青年的观念，也影响了社会科学界的整个研究视点和风范，从而使青年研究呈现出不同的代际特征。因此与其关注青年研究自身的发展逻辑，不如关注青年研究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可以通过青年研究的代际更替体现出来。
(一)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青年研究
这是伴随改革开放而诞生的青年研究第一代，也是30年历程中青年研究最兴旺、最繁荣的时期，以1979年《青年研究》内刊的发行以及1980年底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的成立为标志。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正处在“文革”结束后社会和文化秩序的恢复和重建时期，各种思潮和争论相继涌现，青年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和反叛情绪逐渐呈现。与此同时，上山下乡的知青大量返城，遭遇就业、婚姻等方面的生存困境，青少年犯罪问题也日益凸显，青年问题于是成为整个社会的焦点问题。据亲历当时境况的谢昌逵老先生回忆，年轻人那时一方面渴求解放思想，另一方面普遍处在一种思想的苦闷、彷徨或者“信仰危机”状态，不清楚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并对主流价值观抱怀疑的态度。所以当时困扰社会的一类主要问题就是所谓“青年问题”：包括青少年犯罪问题极其严重，知青下乡回城后找不到工作，青年人要求民主和结社自由，加上喇叭裤、高跟鞋、留长发、戴墨镜等新的流行时尚和生活方式的出现，等等，使得当时主流社会对青年的整体评价出现分歧，甚至有许多负面的评价或争议(谢昌逵访谈，2006年4月12日)。从30年前《中国青年》杂志发起的那场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潘晓”人生观大讨论，可以看出青年问题在那个时代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关注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可分割性，以及青年群体第一次以自己的声音所表达出来的苦闷与彷徨，也反映了主流社会急于认识和把握青年的思想动态、将青年纳入传统教化体系的愿望②。
青年研究就是在这样的需求背景下诞生的，其宗旨就是寻求青年问题的答案、服务于青年工作和意识形态教育，因此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官方通过共青团系统的介入所给予的全力支持，给青年研究在学术界的合法化和主流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80年12月26日，中国社科院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文成立青少年研究所，通知规定研究所作为社科院下属的一个研究机构，“受社会科学院和团中央的双重领导”，其中“科研课题的规划以及人员编制、研究经费，由社会科学院负责，团中央进行业务指导，并通过团的组织系统，配合开展调查研究，积极提供资料”(中国社科院、共青团中央，1980)。青少所的这种机构模式在初创时期具有它独特的优势：一方面，有团中央强大的政治资源和组织资源作为支持，这为青少年研究和调查的开展提供了合法性和便利，为初始阶段这一研究打开局面提供了尚方宝剑、也扫清了各种障碍；另一方面，研究所隶属于社科院，使它具有得天独厚的研究和学术环境，以及充足而专业的人员队伍，这为青少年研究未来在专业化、学术化方面的成熟和深化提供了条件③。
随着全国各地青年研究机构、学会、期刊的成立以及研究队伍的扩大和各种各样研讨会、课题调查的开展，青年问题迅速从社会热点延伸为学术热点。然而初创时期人们对于青年研究的期待，主要是从青年工作和青年培养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研究把握青年的现状、特点和成长规律。同时，青年研究无论从内容、形式上都与青年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研究队伍主要来自共青团系统，最先成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会、刊物等等许多也都是在团的系统的名下合法化的。例如1979年全国首个青少年研究学术刊物《青年研究》创刊，就是挂名在共青团中央研究室④。1985年在中央团校的基础上成立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成为80年代青年研究的重镇。1989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下属的青少年研究所创办了《中国青年研究》杂志，成为海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国性青年研究学术期刊(黄志坚，2009)⑤。这意味着青年研究这一领域从一诞生就带着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血统，跟政治和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联系，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后来几十年这一研究领域独特的学术路径。
从研究的主题看，第一代青年研究可区分为两条线索：一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要以青年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另一条是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主要以学科化建设为导向的研究，也有学者将它们划分为青年研究的两个阶段(沈汝发、陈昊，2002；张华，1997)。前一时段的研究主题除了关于什么是青年研究、如何做青年研究的一些基础性讨论之外，主要集中在知青返城就业、青少年犯罪、青少年保护法、共青团组织、民主社团、青年思潮等等当时的热点问题上⑥。从事研究的学者无论是来自共青团系统的青年工作者、还是来自高校的思想教育工作者、或者是来自社科院和高校研究系统的人员，一般都仅仅停留于关于现实青年问题的简单调查、浅显的描述性分析、更多价值导向明显的判断和评价上。这当然受到这些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同时也受制于当时国内整个社会科学界的现状：即学术重建刚刚起步，学术与政治相分离的独立地位尚未获得，意识形态的渗透既具有公开的合法性、又潜移默化于许多人的观念，学者的学术修养和积累还十分有限，等等。因此青年研究与当时国内社会科学的整体水平相一致，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学术含量较低、意识形态很浓。
另一条线索与青年研究的学科化进程紧密相连，实际上在80年代中叶之前就开始了，最具代表性的标志就是“青年学”的创立与合法化，同时伴随着青年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以及有关青年研究学科规范建设的争论。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社的陈群在《青年研究》内刊第21期发表了《时代的迫切要求：建立“青年学”》的文章，指出古往今来青年问题虽引人注目，但是真正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至今还处于支离破碎的状况。因为涉及青年的学科都分属于某一学科的一部分，至今不能系统起来。“青年研究至今仍处于古老的传统的层次中，使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日趋尖锐。时代要求：必须把青年研究纳入完整的科学轨道，建立一门新兴学科——‘青年学’”(陈群，1980)。同年，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的唐若昕也在《青年研究》内刊第32期上探讨了青年学问题。他将青年学产生的客观背景概括为三点：(1)当前青年思想状况的复杂性，青年问题的尖锐性，青年工作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矛盾，迫切需要产生一门系统地、全面地研究青年问题的科学。(2)为了充分发挥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深入地研究培养青年的学问。(3)现代科学的发展，为青年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使青年学能够以综合的面目出现，把一切有关青年的学说统一起来，形成青年科学的完整体系(唐若昕，1980)。
此后涌现出大批的青年学著述和论文，并且在官方的支持下确立了其在共青团的青年工作科学化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中的特殊地位⑦。这些有关青年学的讨论除了强调其跨学科、综合性、科学性的特点外，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论述，这种笼统、抽象的青年学，类似于有关青年问题和青年群体的一种大杂烩或者拼盘式研究，虽然头戴马克思主义的帽子、言辞间充斥着80年代从西方引进的许多新名词，但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因此有“为学科化而学科化”之嫌。然而即便这样，青年学的创立、讨论与合法化，还是总体上推进了青年研究的学科化进程。如有学者所提示的，这种试图建立一门“青年学”的主张，“本身反映了中国青年研究工作者已经开始意识到，青年研究唯有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才可能真正向成熟的方向迈进”(谭刚强，1990)。
然而有趣的是，建立青年学的初衷——加速学科化进程、确立青年研究在学界的一席之地——并没有就此实现。在有关青年学的批评与反批评、关于青年研究方法论与学科规范的争论中，原先构成青年研究队伍主体的两大部门之间逐渐出现了分野：共青团和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系统更热衷于倡导和维护青年学或者其他“青”字头学科的构建，而来自社科院和高校研究系统的学者则更倾向于对青年学的盲目构建持批评和反对态度，倡导建立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方法论，让青年研究的成果更加务实、更加为社会所认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许多学者对于青年研究圈内盛行的立学、编纂之风已经厌烦不已。1989年3月，全国青年研究学者协会在北京成立⑧。1990年，全国青年研究学者协会和《青年研究》编辑部联合发起了“青年研究十年笔谈会”，此后来自青年研究圈内外的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了青年研究的反思性讨论。有学者尖锐地指出，青年研究的许多成果“在社会科学界反应冷淡，在政府决策层反响不大，在青年工作界并不看重”，只成为“青年学界”聊以自慰的学术成果或工作绩效。而过于膨胀的“立学”之风，又使得中国的青年研究，“探索十年，虽成果不少，但究因‘面壁’与‘经验’的成分过浓，故总体上仍使人感到它或‘皓首穷经’，或‘倡学肤浅’”。因此“在青年研究领域，当务之急应当确立的专门学科不应是包罗万象的‘青年学’，而应是以青年与社会协调发展关系为思考出发点的‘青年社会学’及相关的专题研究”(谭刚强，1990)。
另有学者指出，目前建立青年学的时机尚不成熟，“青”字号学科大体上属于初创的新兴学科，是还在孕育当中的“潜科学”，其学科内容、结构、方法都不确定，要发展为成熟规范的科学，还需要漫长的过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刘维群，1990)。也有学者撰文指出，青年研究那种“狂热的学科建设高潮正在成为过去”，而那些冠以各种各样“学”的青年研究作品，它们的学术价值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它们“既没有对重大的理论问题提出独特的解答，也没有对一系列迫切的现实问题提供可信的解释”。青年研究方面曾经被学科建设即建立这样或那样的“学”所掩盖的后劲不足的缺陷，如今暴露得越来越充分，“那些企望以‘学’来加强青年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科地位的意图也落空了。一些相关学科的新进展倒使青年研究不免黯然失色”。青年研究想要走出困境，就要建立必要的学术规范(陆建华、曲力秋，1992)。
事实上，许多学者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青年研究的方法论和规范问题，比如谢昌逵在1981年就撰文指出，要将青少年问题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将它纳入社会科学，首先要解决的是它的方法论问题。他总结了青少年研究的现实性、社会性、科学性、综合性四大特点，倡导从调查研究开始，开展青少年问题的专题研究。要将青少年的科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就要“从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这个中心课题出发，将青少年与社会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研究”(谢昌逵，2007)。1983年10月，中国社科院青少所《青年研究》编辑部在江西庐山组织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青年研究方法论研讨会”，成为青年研究学科建设史上的一次重大活动，“以强烈的学科意识，将青年研究正式引上了社会科学的殿堂”(单光鼐，1990)。会上，单光鼐提交了《应该重视青年研究方法论》的论文，指出青年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这样一些不足：研究队伍缺乏应有的理论和思想准备；我们尚在各学科门前徘徊；尚未意识到科学体系的确立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偏重问卷忽略研究；以及非青年研究的事务牵制了我们的人力，等等。他提出“缓称‘学’，多作实证研究，多年后逐渐形成理论”的倡议，“如果说青年工作实践是一极，而纯学术性的理论研究是另一极的话，青年研究则应努力致力于探求两极间的结合点”(单光鼐，1983)。
到了90年代再谈青年研究方法论问题时，单光鼐分析青年研究作为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的独立性之所以还未得到社会科学界的认可，其原因就在于“青年研究自身至今仍未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还未找寻到自己独特的、明显地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还没有形成一支能够承担构建自己理论体系重担的、训练有素的理论队伍”。他认为青年研究应该是一门“实证性的学科”，青年研究十年的历史证明，“什么时候我们面向实践，针对社会实践中存在的青年问题，展开‘实证性’的研究，青年研究就会发展；什么时候脱离实践，闭门搞什么‘……学’，靠拼凑、汇编人家的东西过日子，我们的青年研究就会停滞，甚至萎缩”(单光鼐，1990)。
不难看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青年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可以大致概括为科学化和学科化两个方面。所谓科学化就是试图让青年研究从一种服务于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政策性研究转换为一种学术性研究，这就牵涉到如何看待青年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取向、它的共青团血统以及如何整合来自不同系统的研究资源和队伍、使青年研究走向独立和壮大等问题；所谓学科化就是努力让青年研究跻身社会科学之林，成为一门为学界所认可的规范学科，这牵涉到对建立一门包罗万象的“青年学”有无必要的讨论、如何通过理论和方法的探讨来提升青年研究的学术水平等问题。这些讨论和争论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参与者大多为从事青年研究的学者，很少有圈外的学者加入，这种封闭性某种程度上束缚了学科化的进程；二是讨论更多地是以对已有研究模式的批判或者质疑的方式进行的，其中很少有对青年研究方法论或方法本身的具体而富于建设性的讨论。这一方面是受当时国内社会科学以及研究者整体理论水平和学科规范化程度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受制于青年研究领域自身的出身和结构的庞杂性以及研究的敏感性的影响。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风云多变的时代，青年研究作为一个离它最近的研究领域，始终难以摆脱外界侵扰而获得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在庞大的青年研究学者群和热闹繁荣的表面背后，关于什么是青年研究的问题尚且始终没有讨论清楚，更不用说在如何做青年研究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了。因此有学者甚至在几年前还撰文说，严格意义上“带有学理意义的青年研究，至今仍处于前学科时代”(黄海，2005)。但也有学者认为，“撇开众多学术争议，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青年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离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化越来越近了”(高中建，2009)。
总之，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十多年中，主要来自共青团系统的青年工作者与来自社科院和高校科研系统的学者在官方的支持下，共同参与了青年研究这一极具时代特色和现实敏感度的研究领域的创建。作为青年研究的第一代，他们经历了初创时期的艰难和激情，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共同体，完成了学科建设的初级阶段和一些有意义的基础性问题的讨论。虽然受当时社会科学界的立学编纂之风的影响以及研究者自身知识结构和整体水平的限制，青年研究的学科化进程走了段弯路，但为后来的学术发展路径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与此同时，青年研究就当时困扰社会的青年问题虽未给出符合学术规范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依然以它的现实敏感性和影响力，造就了青年研究历程中最为繁荣和辉煌的时期，为后续的青年研究开启了道路⑨。
但是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过多介入，以及自己独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缺失，这一时期的青年研究并未获得自己不受外界侵扰的学术独立性，它在社会科学界的地位也飘摇不定。从研究范式上看，这一代青年研究可以归纳为治疗和拯救型，因为当时的青年被视为是处在苦闷和困惑之中、具有反叛精神、容易犯错误的“问题群体”。青年研究就是要通过对这个问题群体的调查和了解，更好地教育、引导和挽救他们，使他们不至于误入歧途。这样一种研究范式不幸成为后来几十年中青年研究领域的一个顽固传统，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其在学术界的发展和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是导致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青年研究学者转行离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90年代初中期至世纪之交的青年研究
这是改革开放后青年研究的第二代。与第一代相比，这个时期的青年研究虽然涉猎的研究范围更广，研究方法也更加专业和规范，但作为一门学科的影响力却日渐缩小，在学术界的地位也越来越走向边缘化。原先的青年研究圈内出现了人员逐渐分化、机构走向衰微的情景，所以被认为是青年研究相对沉寂或者不景气的阶段，也有学者称之为是喧嚣过后追求的一种冷静和理性(高中建，2009)。
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以后市场经济在全国迅速蔓延，经济领域的表现空前活跃，而官方的意识形态则趋于保守。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结构的演变方向发生了重要逆转，用孙立平教授的话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资源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某些精英阶层手里，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形成了庞大的底层社会，整个社会结构显现出种种“断裂”的迹象，社会结构分化与不平等日趋严重(孙立平，2003)。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学界关注的焦点也从宏大的理论问题或捉摸不定的思潮动态，转为更加现实而复杂的社会问题。青年问题不再成为社会热点，像先前那样吸引学术界和学者们的眼球，而是逐渐被分解和融化到各类社会问题中，或者被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取而代之。原先的青年研究队伍开始出现分化，除了一部分人还坚守着青年研究那块传统地盘之外(以共青团系统为主)，另一部分人、尤其是来自社科院和高校等科研系统的一些学者相继离开了青年研究这个领域，转行到别的热门专业，从事其他研究⑩。随着主流学界或者官方机构和学会提供的研究资源日益减少，青年研究共同体也逐渐走向衰落。青年研究在其政治化背景和官方支持削弱之后，第一次遭遇学术界的市场竞争并处于不利地位。
除了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之外，这一时期青年研究的变迁，很大程度上还跟社会科学界的整体变革有关。经历了80年代中叶之后西学的引进和学习阶段，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界在专业化、学科化和规范化等方面都上了一个台阶。尤其是逐渐摆脱了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统领社会科学研究取向的传统，客观、中立的实证研究在学界备受推崇。以社会学为例，1992年12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社会学方法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学方法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学界在社会学研究方法领域中开始逐步走向系统化和规范化。风笑天认为，国内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和运用由此进入了第三阶段，定量研究方面更加成熟和规范，同时研究方式已开始突破简单化、单一化的局面，整体水平明显提高(风笑天，2000)。青年研究中实证研究的风气同样受到了普遍推崇。有学者指出，在那种著书立说的“圈地运动”受到质疑之后，90年代的青年研究进入了一种“准规范”时代，更加重视以实证手段对青年状况进行宏观描述，并试图建立自己的指标体系(张华，1997)；这一阶段的青年研究“发生了新的转向，关注青年现实状态的实证研究取代了抽象的纯理论研究”(沈汝发、陈昊，2002)；也有学者认为这是进入了一个“学科化的转进阶段”，青年研究“由宏大、空泛的理论研究转向具有说服力的数据实证”(高中建，2009)。
在这种氛围下，有关青年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的讨论，也比先前更加具体和深入。甚至有圈外的学者对青年研究中常见的研究方式进行了一一拆解和批评，比如零点市场调查公司的袁岳在考察了青年研究领域已发表的论文资料后，概括出了四大特点：“一是没有具有个性的研究方法，从而使论文本身并无具有个性的研究结果；二是立题务大，放论高言，但所言空虚无物，甚或自己都不知所云；三是调查研究之非客观性，数据及各种百分比成为主观经验任意役使的素材；四是研究建议的非操作性，言之殷殷，用之则无以下手”(袁岳，1996)。为此他提出了对青年研究的发展有所助益的几个基本原则和立场：这就是多样化的方法论、细部化的选题、客观化的研究立场、操作化的研究对策和多元化的评价标准。他还特别强调了“青年研究者”与“青年实际工作者”的职能差异，指出如果说青年实际工作者的职能包括了对青年的价值灌输及对青年中许多现存现象的价值判断，那么青年研究者则要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无色彩”的群体，成为受研究对象群体尊重的一个“中立者”，如此才可能相对真实而有效地为有关青年问题的决策预先提供基础资料，并对那些决策的效果作出客观而可靠的评估。“因而青年研究者应以一个研究行业的从业者自我要求，而不应以一个优越于研究对象的特殊角色出现”(袁岳，1996)。
可以看出，青年研究的学科化进程在90年代初中期以后并没有终止，而是转换为一种新的方式。随着实证之风的兴起，以及对青年研究中原有的立学、编纂之风以及意识形态色彩的唾弃，青年研究与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社会学走得越来越近。有学者甚至将青年社会学视为除青年学之外青年研究学科化的另一种体系结构取向，它更加注重运用社会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来诠释青年现象，总体上依附于社会学这个母体的体系和框架，可视为关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方巍，2007)。1993年3月29日，中国社会学会青年社会学研究会在上海正式成立，研究会的秘书处就常设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研究室，《青年研究》成为研究会的会刊，从此期刊风格也朝着社会学的专业方向靠拢。在1992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列表中，青年社会学也被归属于社会学下面的一个三级学科。这意味着青年研究向着更加专业化、规范化的学科迈进。
从这个意义上说，90年代初中期到世纪之交的青年研究，虽然不像第一代青年研究那么繁荣和火热，甚至出现了明显的衰落和沉寂的迹象，表现在青年研究统一的学术共同体出现了分裂，研究队伍出现了分化和转行，以“青年研究”命名的机构和活动出现了衰退，等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青年研究的消亡，反而可以视为青年研究在学术领域寻找自己新的定位的开端，进而在学科化和研究范式上完成了新的转型尝试。事实上这一代青年研究在学术共同体和研究范式上已经一分为二，其中以共青团系统为主的一拨研究者依然延续了原先构建青年学的传统，以及以居高临下的治疗和拯救型为特点的青年问题研究范式；另一拨以社科院和高校科研系统为主的研究者，则在学科规范方面更加倾向于青年社会学的路径，在研究范式上更加注重客观、实证的学术取向，强调站在中立的立场、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感受出发看待青年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关系。
这一时期虽然“青年研究”名下的研究整体上走向衰落，但是散见于各个学科的有关青年问题的研究并不少见，只是更多地淹没在其他专业领域有关社会问题的研究中，没有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和影响力。在被认为离青年研究最近的社会学中，有关青年问题的研究由于缺乏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一直还处在边缘化状态，被有的学者称之为依然处于“前范式时代”(方巍，2007)。但是这一时期相关主题的研究无论从内容、方法、规范性和解释力等方面来说，实际上都比青年研究第一代有很大的提高。像独生子女、青年价值观、代沟与代际关系、青年成长与发展、青年志愿者、青年文化等等主题都是相对活跃、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的研究领域，尽管它们不一定被贴上青年研究的标签。事实上，更多的青年研究学者在这一阶段并不关心“什么是青年研究”的问题，而是更关心“如何做青年研究”的问题，尽量让自己的研究与国内国际正统规范的学术界接轨，获得同行之间的认可，成为这一时期青年研究努力的目标。
(三)2000年以来的青年研究
这是改革开放后青年研究的第三代。2000年之后，一方面青年研究重新面临巨大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越来越多不同知识结构和学科背景的学者加入青年研究行列，使得这个领域呈现出泡沫化和多元化的景象。
本世纪以来，全球化给中国社会和文化带来的飞速变迁，在青年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方面他们面临更多的选择机会和自由，另一方面也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和淘汰的压力。尤其是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独生子女一代或称80后，在本世纪初正好进入青春期，遭遇教育、就业、婚恋等等成长期特有的问题，以及身处全球化这个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种种无奈和困惑，因此青年问题已经现实地构成了转型社会问题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部分。年轻人对于现代性价值的适应和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崇尚，都使得他们与主流社会之间的代沟重新凸显出来，而这一次他们以对互联网技术和流行文化的熟悉而占了上风。主流社会与青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变得越来越困难，原先所惯用的那一套教育或控制青年的模式无论在社会还是在家庭中都已然失效，因此青年问题再次成为引人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沉寂一时的青年研究开始重新活跃起来。2002年，共青团中央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设立了一个“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评审办公室”，专门负责团中央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的评审、立项和管理工作。自2005年以来，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等机构共同主办每年一次的全国性高峰学术研讨会——“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共同研讨青少年成长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出席并做主旨演讲。团中央还批准成立了“全国青联青少年社会调查系统网络中心”，对青少年发展状况实施年度调查评估、分群体定点监测和专题滚动调查，以及重大问题的快速调查、及时反馈和预警(11)。2004年2月15日，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共同主办的国家级青少年研究学术网站——“中国青少年研究网”正式开通，以“展现青少年研究成果，服务青少年研究事业”为宗旨(12)。
与此同时，学界应着主流社会、媒体和大众的需求，也开始越来越多介入青年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主题包括大学生就业、新生代农民工、农村留守与流动儿童、青少年网络成瘾现象、青少年性观念、青少年自杀与干预、青少年权益、独生子女家庭、新新人类、啃老现象、偶像崇拜与追星、青年文化、代与代际关系、消费与时尚、闲暇与娱乐、80后研究、“北漂”或“蚁族”，等等。可以看出这些主题与全球化、网络时代、消费主义、媒体文化等等时代特征紧密相关，并且基本上是作为主流社会眼里无法理解的社会问题的形式出现的。从研究者队伍看，除了原先学界尚存不多的青年研究学者之外，更多来自社会学、人类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等专业的学者也加入了研究行列，这些研究往往不被置于“青年研究”的标签之下，而是被分解到不同的研究领域和背景之中，比如分层与流动、三农问题、城市化、教育与就业、家庭研究、文化研究、生活方式、代际研究、价值观研究等等。
除了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的多样性之外，更多青年学者和在校大学生研究生的加入，也是这一时期青年研究学者队伍结构的一大特色(13)。这些青年学生或学者大都没有受过早期青年研究学科化理想的浸染，因而也较少受到那种治疗拯救型的研究范式的影响，而是在各自学科领域接受了较好的专业训练，秉承着学理性的研究传统以及学术界客观、中立的实证研究风范，因此这种研究者知识结构和范式的转型，给青年研究输入了某种新鲜的血液。然而青年研究的突然变热，也使这一时期的青年研究在呈现出多元化的同时，出现了某种浮躁的、泡沫化的趋势。
有学者指出，青年研究主要存在四大痼疾，即：问题意识淡漠、研究定向单一、互动关系脱节、批判立场缺席(陈亮，2002)。也有学者认为，青年研究目前还处在一种由“经验型”研究范式向“专业化”研究范式的转变时期，最大的问题是看到学科的地方看不到青年，看到青年的地方看不到学科。要走出这样一种危机，就必须建立一种学术上的反思性机制，为此需要加强学科的元研究，建立知识积累脉络，加强学术规范建设，同时形成青年研究自己的学派(沈杰，2002)。还有学者指出，这实际上是一个“真问题”与“真学问”如何结合的问题。目前的青年研究“仍然处于一种相对毛糙与泛意识形态的阶段”，表面的繁华与热闹，不过是落入了某种“过密化”和“内卷化”的圈套——有增长而无发展，成果的日益增多并不能掩盖其学科建设的苍白与虚弱。“满足于统计分析的表面科学的社会化研究掩饰不住内匮的学理和问题关怀，执著于‘宏大叙事’下的思想教育引导指向了大量粗糙的政策研究，青年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学问意识’相结合的求真之路还很漫长”(黄海，2005)。
事实上，关于青年研究何去何从的讨论和反思，成为让这一代青年研究学者纠结和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自2007年第2期始，上海社科院青少所主办的《当代青年研究》杂志特别开辟了“理论反思”专栏，“约请新老专家、学者，对30年来的青少年研究进行总结反思，并就研究的发展前景与基础理论的建设各抒己见”(编者按语，2007:1)，到年底为止共发表青年研究反思类文章17篇，在青年研究圈内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同年4月25－26日，中国青年社会学研究会和《当代青年研究》杂志社在上海共同举办了“青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来自全国社科院、高校和团系统的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共计15个单位的近30位学者，围绕“反思与展望”、“定位与路径”、“视野、理念与方法”和“现实需求与理论回应”等四个专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徐浙宁，2007)。《当代青年研究》主导的这两项青年研究学术活动，使得2007年成为了青年研究的理论反思年(蒯辙、蔡富有，2008)。此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以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中国青年研究》等杂志也陆续刊登过一些有关青年研究的反思性文章。2009年5月和2010年5月，《当代青年研究》杂志社又跟浙江的一些高校等机构合作，在杭州和金华分别举办了第二、第三届青少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将青年研究的学科化反思以及概念、理论和方法的探讨进一步推向深入。
在这些反思和讨论中，有学者提出要确立青年研究的反思标准，并将已有的反思标准归纳为7种：政治标准或服务标准；学科标准；问题标准；方法标准；理论建构标准；研究队伍和研究者素质标准；国际对话标准，其中学科与方法标准最值得重视(陆玉林，2007)。也有学者强调青年研究的“精神维度”，就应该包含“学术自觉和现实关怀”两大层面(陈亮，2007)。还有学者指出，我国青年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除了“研究力量分散，缺少协调机制；学术评价缺位，学科地位模糊；自发性质突出，后续成长乏力；学界关注较少，未登大雅之堂”等等之外，还包括青年研究的学科化焦虑问题以及青年研究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青年研究及其基础理论建设，应该从厘清“谁是青年”和“青年是谁”这两个问题入手，“不求构建那种主观的、封闭的庞大体系，而应注重回归青年自身，回归社会与青年的种种关联研究”(田杰，2007)。
可以看出，这些反思和讨论比起前两代有了更清晰的学术自觉，也更加深入和透彻。然而从这一系列青年研究的反思类文章以及基础理论研讨会来看，真正参与其中的青年研究学者并不是很多(14)，讨论的主题也在不断地重复和争论中裹足不前、难以达成统一共识(15)。这也正好体现了青年研究第三代既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术共同体也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的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反而为多学科视角的引入和青年研究领域的拓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也给青年研究带来了多元化的开放空间以及范式变革的可能性。
注释：
①本文是笔者在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反思青年研究——从1980年代以来青年话语变迁的视角”部分成果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感谢青年研究的前辈谢昌逵先生和单光鼐教授对本研究的慷慨帮助和热心支持，他们不仅就青年研究的诞生、发展和现状等问题接受了笔者的访谈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就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变迁和青年等问题给出了许多启发性的思考和充满睿智的分析，让我受益良多。另外，本研究还得益于2007年4月上海社科院青少所举办的“青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上参会者的发言和讨论，尤其受教于期间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陆玉林教授的交流，在此一并致谢！
②20年后潘晓讨论的相关资料和评论被《中国青年》编辑部集结成册出版，同时这场讨论被浪漫地命名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彭波主编，2000)。
③当然，这种机构模式在价值观念和学术取向上的内在分歧也日益显现出来，以致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几年后青少年研究所与团中央彻底脱钩，搬离那里的办公大楼，回到中国社科院。1985年，中国社科院撤销原青少年研究所建制，其中大部分人并入社会学研究所下设的青少年研究室。2003年，该室改为“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至今。
④《青年研究》一开始为团中央研究室的内部刊物，后来中国社科院青少所成立以后，才成为青少所的刊物。1985年青少所并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后，《青年研究》便成为社会学所的一个刊物，由谢昌逵先生继续担任青少年研究室主任和《青年研究》主编。1994年在单光鼐老师的努力下，《青年研究》经新闻出版署批准，由内部期刊转为公开发行的正式刊物，后被纳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⑤1991年9月，共青团中央直属研究机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成立。1994年，团中央又成立了“中国青年研究会”，到1999年更名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后来的《中国青年研究》改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两家共同主办，同时成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的会刊，并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不过主管单位依然是共青团中央。相关信息参阅《中国青少年研究网》(http://www.cycs.org/)上的介绍。《中国青年研究》与中国社科院青少所的《青年研究》、上海社科院青少所的《当代青年研究》(创刊于1983年)、广州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的《青年探索》(创刊于1983年)一道，成为几十年来全国最有影响的青年研究学术类刊物。
⑥据单光鼐教授回忆，当时的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曾明确提出过一个说法，青年研究主要搞现实问题、不要在历史问题上花过多的精力。因此初创时期的青年研究在方向上、选题上“紧紧抓住社会所面临的重大的实践和现实问题，来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当然当时很大程度上大多是对策性的研究，并没有在理论上提出什么说法来”(单光鼐访谈，2011年8月2日)。
⑦国家教委自1984年开始在高等院校开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需要有一门研究青年的专业课。于是1985年在中央团校基础上成立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为了开课，开始着手编写青年学的教材。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倡议于1986年11月在杭州举办了首次全国青年学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社科院、高校以及团的系统从事青年研究的35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在此基础上修改完成了《青年学》(黄志坚主编，1988)这部教材(参见黄志坚，2005)。在此期间有关青年学的论著已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⑧这是一个由全国各地青年研究机构组织发起的民间学术团体，强调民间性、开放性、科学性的特点。协会在成立之初就强调，要特别注意青年研究的方法论，要善于运用国内外各学科的最新成果，来解释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青年现象与青年问题，并力求提出新的认识，避免缺乏研究的编纂即拼凑的作法。为此要积极开展国内国际学术交流，要坚决开展百家争鸣，允许不同论点甚至流派的存在。参见《青年研究》1989年第7期的介绍。
⑨单光鼐教授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一再强调，80年代那种紧贴社会变迁所面临的重大实践和现实问题来做研究，在方法上重视寻找理论概念和经验现实之间的结合点，主张“沉”下去；以及在“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口号的倡导下，大胆针对现实中的各种青年社会问题，有什么讲什么的开放风气，都是应该值得肯定的。他认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青年研究30年中最有意思的一段时光(单光鼐访谈，2011年8月2日)。
⑩单光鼐教授认为，90年代以后国内的青年研究处于一种“混沌”状态，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也没有找到自己的方法，研究领地也渐渐不清晰，队伍建设也依然软弱，很多学者都在彷徨甚至转行离开。分析学者们转行离开的具体原因，他认为其中之一是因为“青年研究”在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尚待明确，倘若单独以“青年”的名目去拿课题就不易拿到。这就让研究者选题受到一个很大的束缚；其二是，青年研究被依附于其他学科名下。中国社科院的青少所成建制地转变成青少室之后，对学科建设的统帅和引领作用就没有了；三是1989年之后，意识形态的管束加强了，不少学者对现实中的青年问题不愿讲、不敢触及了(单光鼐访谈，2011年8月2日)。
(11)相关信息参见《中国青少年研究网》上关于“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的简介(http://www.cycs.org/InsInfo.asp? InsID=17&LinkID=179)。
(12)参见《中国青少年研究网》上的“投稿须知”(http://www.cycs.org/Info.asp? tougao.html)。
(13)从《青年研究》杂志投稿群的变化也可以看出这一特点和趋势。2000年以来，随着期刊论文的学术质量以及规范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杂志的投稿群中，来自共青团系统的作者以及老一代青年研究学者的人数明显减少，在校大学生、研究生以及高校青年教师和青年学者的投稿比重不断增加。这当然也跟大学学历教育和职称晋升规则中量化考核的普遍实施有关，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青年人对青年问题的敏感性以及这一研究主题对他们来说的相对可操作性。
(14)三届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的参会人数分别为约30、60和30人，真正发表过这一主题文章的不过20人左右。可以看出许多学者并不关心青年研究本身的学科化问题，他们只是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和领域出发研究感兴趣的青年问题，因此这个庞大而松散的群体构成了青年研究队伍中的另一类主体。他们其实并不归属于某个特定的青年研究共同体，也对青年研究没有学科认同感。
(15)第二届研讨会主要围绕青少年研究的理论视角、方法论探讨、学科化反思、世界视域和青少年工作实践的理论观照五个专题展开；第三届研讨会的议题包括：多学科理论的引入与本土化运用、基础理论的概念梳理与界定、青年研究的方法论探讨。每一届研讨会除了对青年研究的现实困境以及学科化的焦虑有同感之外，无论对于青年研究的学科化路径、还是青年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方式，参会者都从未达成一致的意见。详见3次研讨会的会议综述，(徐浙宁，2007；华桦，2009；何方，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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