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学研究的新进展——2002王船山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国论文,新进展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船山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王船山（本名夫之，湖南省衡阳人，1619——1692）逝世310周年，由国际中国哲学会、香港孔教学院、中华孔子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武汉大学、湖北省社科联、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社科联、船山学社、湘潭大学湘学研究所、南华大学、衡阳师范学院等单位发起，由中共衡阳市委、衡阳市人民政府、中共衡阳县委、衡阳县人民政府主办，衡阳市社科联等单位承办的'2002中国（衡阳）王船山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8日至11日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船山学与现代文明”。出席会议的有来自美国、韩国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和大陆有关省市的学者90多人。
会议收到专著3种：《王夫之评传》（萧
父、许苏民）、《中国古代易学发展的第三个圆圈的终结——船山易学思想研究》（陈远宁）、《人文船山》（熊考核）；论文集3种：《船山学散论》（黄隆顺、熊考核、谭崇恩主编）、《王船山著作丛考》（刘志盛）、《王船山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地区打印本）；工具书1种：《王船山研究资料索引》（朱迪光）；小说1种：《王船山传》（周诗永、肖培）；论文90多篇。
这次研讨会是自1962年以来在湖南召开的第四次大型的关于船山思想的学术研讨会，它是对1992年那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来，船山学研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在这十年期间，船山学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王船山的生平研究和著作出版取得了新的进展。
在这十年间，先后出版了四种王船山的生平传记：《王夫之》（衷尔钜）、《王夫之评传——民族自立自强之魂》（张怀承）、《旷世大儒——王夫之》（章启辉）、《王夫之评传》（萧父、许苏民）。这么多关于船山生平和思想研究的著作接连出版，在过去是很少见的。它们对于王船山的生平和思想都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特别是萧父和许苏民合著的《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对船山生平的研究，更是带的总结性的意义。该书将王船山的一生划分为五个阶段：青年时期（1岁至24岁），少负隽才，倜傥不羁；中年时期（25岁至35岁），投身激流，历尽忧患；政治流亡时期（36岁至39岁），浪迹湘南，开始著述；归隐时期（40岁至62岁），归隐衡阳，依然笔仗；暮年时期（63岁至73岁），瓮牖孤灯，绝笔峥嵘。该书对于船山所处的时代背景，也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也作了深入的剖析。
在这十年间，船山著作的出版和版本的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突出地表现在由岳麓书社编辑和整理出版的《船山全书》16卷，至1996年全部出齐。刘志盛和刘萍的《王船山著作丛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则对于王船山著作的刊刻出版历史、稿本和抄本的流传情况、以及佚著收集情况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证。
其二，对于船山思想的研究从微观走向宏观。
自从1962的船山学术研讨会以来，船山学的研究经历了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再到宏观研究的圆圈式的发展历程。当年参加1962年王船山学术研讨会的，除了一些老专家对船山学术接触较早以外，大部分中青年学者都还是刚刚入门，因此只能对船山思想作鸟瞰式的观察，从宏观上作一些定性的分析。到了1982年和1992年的船山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则开始深入到船山思想的各个具体领域或各种具体范畴进行比较细致的探讨。因此从1982年以来，国内外先后出版了50余种研究船山思想的专著，其内容涉及到船山思想的一些主要方面。早在1992年王船山学术研讨会期间，就有专家提出，要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船山思想的宏观研究。
十年来的研究实践表明，在船山思想的宏观研究上的确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对四十年来船山思想研究的一些主要方面，如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政治经济思想、宗教思想、文艺美学思想，进行总结性的研究；其次，是注意从宏观上把握船山各个方面思想的内在联系。以上两方面的成果，突出地反映在萧父、许苏民所著的《王夫之评传》中。熊考核的《人文船山》则是从人文精神的角度，系统地探讨了船山人文精神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及其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之关系。第三，是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探讨船山在某一学术领域中的独特贡献。如陈远宁的《中国古代易学发展的第三个圆圈的终结——船山易思想研究》一书，创造性地总结出中国古代易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圆圈：从八卦、六十四卦产生到《易传》成书是第一个圆圈；以《易传》为起点到唐易的产生是第二个圆圈；而船山易学则是从唐易到以周敦颐、朱熹、王船山为代表的第三个圆圈的终结。
其三，对船山学的历史地位的研究有新突破。
一些著作和论文进一步探讨了船山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中重要地位，如萧父、许苏民在《王夫之评传》中认为：“王夫之哲学是宋明道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总结。”“王夫之思想的历史地位，集中表现在他既是宋明道学的总结者和终结者，又是初具近代人文性质的新思想的开创者。”除此之外，这次会议还进一步从两个方面对于王船山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一是提出要研究船山学在世界哲学史、人类思想史的地位。方克立教授指出，关于王船山在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我们过去讲得比较多。但他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完全无愧于一个世界级的大思想家。过去一些学者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但只是点到而已，而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如侯外庐曾把王船山比作“中国的费尔巴哈”，拿他的思想与德国古典哲学进行比较；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比较过船山思想与西方哲学之异同。这些都富有启发性，但是还需要我们认真地深入地去做这种思想比较工作，不能只是点到而已。二是探讨船山思想在湖湘文化史上的地位。王兴国认为，王船山在湖湘文化史中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继承了古代湖湘文化、特别是南宋湖湘学派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则是开启了近代湖湘文化的辉煌。船山的爱国主义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兼收并蓄的博大精神以及哲学伦理学的某些命题，对近代湖南影响深远，是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重要思想原因。提交会议的一些论文，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方克立教授还指出，要准确地把握船山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就要对船山思想的源流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船山曾明确宣称自己“希张横渠之正学”，因此人们对船山学与张载气学的关系研究论述较多，而对船山学与其他一些思想来源的批判继承关系关注不够。譬如，与南宋湖湘学派的关系，对其知行观、理欲观、民族思想的继承、吸收和改造，就没有人做过系统研究。而船山学正是从南宋湖湘学派过渡到近代湘学的中间环节。另外，船山学与朱子学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有的论者把船山学看成是朱子学的简单继承与发展，认为他是“由关而洛而闽”，旨在“羽翼朱子”；另外一些论者则认为船山“非朱非王”，是整个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的批判者和终结者，认识差距较大。因此很需要做细致和分梳，得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结论。
其四，对于船山学研究中的现代意义进行了初步探讨。
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船山精神。有的论者将船山精神归结为四种：“即事穷理”的求实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造化日新”的创新精神，“民族至上”的爱国精神。有的论者则将船山精神归结为三种：“抱刘越石之孤奋”：“以身任天下”的豪杰精神；“希张横渠的正学”：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六经责我开生面”：“卓然不惑”的创新精神。学者们认为，船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模范体现者，深入研究船山精神，有助于我们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发扬“湖南人之精神”，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二是从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探讨了船山学研究的现代意义。从政治上来看，深入研究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船山学，有助于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有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因为台湾学者也十分推崇王船山，在1972年成立了船山学会，并且认为船山“为近代世界学术史上有数之伟大学人；天纵睿智，笃志圣贤，学极天人，道通今古。集诸家大成，会归洙泗；拯百世之沉溺，矩矱千秋。”两岸学者在船山学方面是有着许多共同语言的。从文化方面来说，打好、用好船山品牌，有助于提高衡阳的知名度。这次衡阳市举行“船山文化节”，在衡阳市修建了船山公园，树立了船山铜像；在衡阳县修建了船山广场和船山纪念馆，不仅极大地普及了王船山的知识，也有效地提高了衡阳市的知名度，并为今后开展有关王船山的旅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而必然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
其五，对于船山学本身的发展也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自从1982年王船山学术研究讨会以来，“船山学”已经为学术界所公认。这次会议对于有关船山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这主要包括：
一、关于船山学的内涵。学者们认为应该包括船山生平活动、著作的刊刻出版历史的研究；船山各个方面思想的研究；船山的家庭、父兄、子侄、师友、交游的研究；船山思想渊源、影响及在世界思想史、中国思想史和湖湘文化史上历史地位的研究；船山学研究发展历史及对于船山学发展有贡献的人物的研究；船山学研究著作的研究，等等。
二、关于船山学研究的分期。有的论者认为，从1692年至1892年这二百年间，是船山学的早期发展阶段。这个时期做的工作，主要是刊印船山著作，介绍船山生平，宣传船山思想，但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船山学研究。从19世纪末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是船山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受到了公开的推崇，船山学说中的民主性精华在特定时期也起到了一定进步作用，但总的来说，资产阶级学者治船山学的成绩也是相当有限的。1949年后船山学研究进入了第三阶段，也就是进入它的一个真正蓬勃发展的时期。有的论者则将船山学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从王船山逝世到同治四年(1692——1865)，是“旧学研究时期”；从曾刻《船山遗书》的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政治学研究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是“哲学研究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新版《船山全书》出版以后，是“文化研究时期”。
三、关于船山学研究的方法论。学者们突出地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方面，是如何全面、准确地把握船山思想的问题。过去，在船山学研究中存在两种倾向，否定者把他说得一无是处，肯定者则往往把他说得完满无缺。这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就比较注意力求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船山思想。如有的论者指出，船山易学可谓直面社会，针砭时弊，振奋民心的经世哲学，此乃其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但由于船山受经学正宗思想束缚，忽视发展易学有不同途径，对汉易象数学、宋代先天易学等独创性易学思想体系，简单地一概否定，发表过不少偏执之论。有的论者则指出，船山诗学是充满矛盾的诗学。船山一方面强调“身之所历，目之所见”，另一方面又反对“求形模……求故实”；一方面重“诗道性情”，另一方面又主张“以意为主”；一方面批评“诗入理语”，另一方面又认可“诗立风旨以议论……皆可”等等。但学界对船山诗学的研究却很少顾及这种矛盾，因而，没有区分出一个儒家诗学的性情论言说者王船山和一个背离儒家诗学的诗心抉发者的王船山。因此，说“船山诗学是中国儒家诗学美学化的最后完成”，就是值得商榷的。这样的研究，对于人们全面准确地把握王船山思想是很有好处的。另一方面，有的论者就船山研究如何与港台学者交流和国际接轨的方法论也提出了一些初步意见。例如，港台学者和大陆学者一样，都十分推崇王船山，但是在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又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我们只有对于港台学者和其他外国学者研究的方法论有所了解，才能在学术交流上有共同的语言，也才能使船山学的研究真正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