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休克疗法与经济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休克论文,发展战略论文,疗法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前苏联、东欧在1990年前后推行“休克疗法”改革，一般认为它包含3方面内容，即价格和管制的自由化改革、快速的私有化以及严厉的财政紧缩和预算平衡政策。当时，学术界曾普遍认为，“休克疗法”是这些国家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尽快融入市场经济体制并重新步入增长之路的捷径。
然而，事与愿违。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产出的大幅度下降和痛苦的转型历程。从东欧、蒙古以及前苏联国家1989年以后的产出变化可以看出，大部分转型国家都经历了30％以上的产出下降，降幅最小的波兰1991年的GDP也仅为1989年的80％多；降幅大的一些国家，最严重时其GDP仅为1989年的30％左右，降幅高达70％。而产出下降的持续时间，最短的波兰也持续到了1991年，长的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产出下降甚至持续到了1998年前后①。
虽然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转型绩效不佳，但De Melo等(1996)和Sachs(1996)等根据一些自由化指数，发现转型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和转型后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因而认为前苏联和东欧等地的转型实践其实是支持“休克疗法”的。Selowsky和Martin(1997)，Fisher等(1996a、b)以及Fisher和Sahay(2000)等后续研究也有类似结论。这类观点中，Marangos(2003)颇具代表性，认为很多转型国家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实施过“休克疗法”，因而不能把它们的转型问题归罪于“休克疗法”。
不过，把自由化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来解释转型后的经济绩效，存在着明显的内生性问题。Aslund等(1996)、Krueger和Ciolko(1998)、Heybey和Murrell(1999)、Popov(2000、2007)以及Godoy和Stiglitz(2006)等研究就进一步地考察了自由化指数的内生性问题。他们控制了一系列相关因素以后，发现自由化指数对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基本不显著，有的甚至还发现这些指数对转型绩效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就连首先使用该指数解释转型绩效的De Melo等人也不否认该问题，De Melo(1997)就发现当控制更多的因素以后，自由化的指数对转型后经济增长就有可能起负向作用，虽然并不显著。
应该说，实证研究对“休克疗法”的政策主张是越来越不利了。不过，“休克疗法”的初衷是尽快地确立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体制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优势学术界并无异议。那“休克疗法”究竟在哪些地方出了差错，是什么因素导致它出现失灵呢？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一些研究避开“休克疗法”或者“渐进式改革”这些政策性的讨论，而从法律、政治等制度因素来寻求解释。这类文献包括Brunetti等(1997)、Campos(1999)、Havrylyshyn和Rooden(2000)、Campos和Corice(2002)与Godoy和Stiglitz(2006)等。目前，该研究主要是实证性的，基本也都可以在统计意义上验证制度指标对于转型绩效的正向相关关系。但一个主要问题是，制度也可能是内生的，这一点Moers(1999)与Grogan和Moers(2001)的研究注意到了，他们发现，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制度因素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
另一类研究是理论性的，主要是基于不完备市场、不完全信息或者交易成本，通过修改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假设，构筑新的数学模型来解释转型问题。Aghion和Blanchard(1994)认为，存在劳动力市场的摩擦，影响了劳动力从国有部门向私有部门的转移，因此必须通过失业来压低工资，以提高私有部门吸收劳动力的速度。但是过高的失业率意味着政府财政补贴的增加和对劳动者征税的增加，从而会降低劳动需求，缩小税基，因此存在一个最优的失业率和国有企业关闭的速度。Parente和Rios-Rull(2005)也引入了劳动力市场不完全，认为转型绩效差的国家，是因为劳动力供给市场存在着垄断，供给方会想方设法阻止引入更先进的技术防止工人失业。Dewartripont和Roland(1992a、b)则强调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约束和摩擦问题。Blanchard和Kremer(1997)与Roland和Verdier(1999)则都认为不完全信息造成交易谈判的无效率或者搜寻的困难，使得企业在寻找原材料或者合作者方面面临困难，从而造成产量的下降。Atkeson和Kehoe(1997)认为新的私有企业的新建成本很高，要花很长时间以形成组织资本(organizational capital)才能正常地经营，而转型是淘汰旧企业建立新企业的过程，因此需要耗费时间，否则欲速则不达。
上述理论模型绝大多数都在局部均衡或者静态模型中研究转型问题，Castanheira和Roland(2000)在资产专用性假设之上构筑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他们认为，转型后劳动力向回报率更高的私有部门流动，而劳动和资本又不能完全替代，从而低效率的国有部门会面临劳动力不足从而部分国有企业不得不倒闭。如果政府关闭国有企业的速度过快的话，整个经济的积累速度会下降，有可能拖累经济转型的速度，甚至导致总产出的下降。最优的转型要在国有企业的关闭速度和私有企业的兴建速度方面取得平衡。
支持“休克疗法”或者自由化改革的主张，其理论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暗含着完全市场、完全信息、零交易成本等过于抽象的假设，因此在理论模型中引入各种摩擦因素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不过，现有这些理论模型，大部分把转型定义为资产或者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向高效率的私有部门转移的过程。本文认为，从这种角度虽然可以部分地解释前苏联和东欧等地实施“休克疗法”以后面临的产出下降等问题，但并未抓住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特征，也就无法真正地理解转型的主要任务，从而在解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转型绩效方面必然面临一些缺陷。
我们认为，传统计划经济体系的形成内生于政府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这些产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没有比较优势，只能依靠政府的扶持才能维持下去，国有企业、扭曲的价格体制以及各种政策管制都是内生于该发展战略的。根据Lin等(1994)以及Lin(2003、2005、2007)，在转型过程中，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过早过快地取消了各种政策管制和价格扭曲，这必然改变产品的相对价格，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在政府的保护和扶持下建立的企业丧失了竞争力，从而面临着严重的亏损问题。鉴于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长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符合比较优势、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数量众多，这些企业的亏损问题就转化为严重的失业、产出下降、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问题。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型的问题，是产业结构扭曲的问题，不是私有化或者非国有化的问题②。
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产业结构扭曲对于转型的影响。Kornai(1994)就指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存在过度工业化的问题，这对于它们的转型可能有重要的影响。许多实证研究都发现人均GDP、开放度、是否卢布区等初始条件对转型绩效的显著影响，其背后可能间接地反映了产业结构的作用，这一点在Popov(2000、2007)等一系列的研究中得到证实。根据Popov(2000)，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扭曲有可能解释转型国家60％以上的经济增长。如果我们把转型定义为私有化的话，那么可能就无法解释Popov(2000、2007)等实证研究发现的经验事实。
基于上述思想，本文在资产的专用性假设基础上构筑了一个两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改革初期产量大幅下降然后逐步恢复，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剧烈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现象，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解释。在经济转型之前，政府偏好重工业部门，对劳动密集型部门征税补贴重工业部门，从而改变两个部门的相对价格和相对回报率，引导生产要素在政府偏好的部门过度积累。然后本文考虑一个新上台的政府，它对重工业部门没有任何偏好，因此要取消扭曲性的税收和补贴。当税收和补贴减少时，重工业部门价格和回报率下降，可以流动的生产要素(本文中是流动资本)会流出到另一个部门，而另外一些生产要素如固定资产等是不能在部门之间自由流动的。可流动的生产要素与其他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不能完全替代，可流动生产要素的流出，将导致不可流动生产要素的闲置和废弃。如果政府减少补贴的速度比较快，生产要素的闲置和废弃就越多，重工业部门的产出下降有可能超过另一个部门产出的增加以及要素重新配置的效率改进，导致总产出下降。我们还给出了一个数值模拟的例子，模拟了“休克疗法”以后产出大幅度下降然后开始恢复的转型过程，并模拟了不同产业结构扭曲程度和发展程度对于转型绩效的影响，这些结果与Popov(2000、2007)等人的实证研究基本吻合。
本文的思想与强调过度工业化的Kornai(1994)以及Popov(2000、2007)比较类似，不过本文给出的是正式的理论模型。关于转型后的产出下降，本文也是引入了资产专用性、不同要素之间不能完全替代等摩擦因素，其内在机制相似于Castanheira和Roland(2000)。不过，与Castanheira和Roland(2000)的区别是，我们考虑的是一个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问题，是一个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而不是私有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完全置换问题；此外，我们的模型中，不同部门的回报率是内生决定的，而不像Castanheira和Roland(2000)模型完全依靠外生假设；另外，Castanheira和Roland(2000)模型是一个中央计划者经济，看不见任何扭曲性制度安排，无法体现转型是一个消除扭曲的过程，而在我们的模型里存在税收补贴等政策变量，由此我们可以衡量转型前的经济扭曲程度，并对转型的定义和过程给出更加符合现实的描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的模型不仅可以解释“休克疗法”以后转型国家的产出大幅下降然后逐步恢复的经验事实，也可以解释产业结构的扭曲程度以及经济发展程度对于转型绩效的影响，而这是Castanheira和Roland(2000)以及其他从私有化角度定义转型的理论文献无法做到的。
本文的组织如下：第二部分，我们主要基于Castanheira和Roland(2000)等实证研究给出一些转型的经验事实，说明本文基本逻辑的合理性以及主要试图解释的经济现象；第三部分，我们给出正式的理论模型，分析政府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如何导致产业结构的扭曲，以及政府放弃该战略、降低政策扭曲程度以后面临的资产闲置和废弃问题，并重点讨论“休克疗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四部分给出一个数值模拟的例子，验证文章的主要结论；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经验事实
计划经济国家通过国有化、扭曲的价格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将生产要素配置到政府期望的产业部门中去。然而，这些产业部门可能并不符合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中不具备自生能力。一旦政府取消对这些行业的保护和补贴，这些行业内的企业会出现大批亏损和破产，而这反映到宏观经济现象上，就是总产出严重下降、失业率猛增、政府财政赤字飙升进而恶性通货膨胀。如果该思想能够反映现实经济的话，那么可以预测到，一个国家在转型之前产业结构的扭曲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影响该国转型的绩效，而且在经济转型以后，我们也可以预测到剧烈的产业结构的重新调整。
图1来自俄罗斯经济学家Popov的PPT讲稿，其主要数据来自Popov(2000、2007)。根据Popov的研究，他发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普遍存在着过度工业化、工业军事化等问题，而服务业等部门发展严重不足。于是他将转型国家不同产业的比例与类似发展程度国家的产业结构相对比，构造了不同转型国家的产业结构扭曲程度。结果发现，产业结构扭曲程度越高的国家，转型后的经济增长速度越低。在控制了一系列相关因素后，他发现产业结构扭曲程度可对于转型国家的转型绩效有着显著的影响。图1就直观地反映了该实证结果。
与此同时，Popov(2000、2007)以及其他许多学者都会把转型国家转型前的人均GDP等衡量发展程度的指标考虑在内，往往发现发展程度对于转型后经济增长速度也有显著的影响。图2也来自Popov，基本反映了大部分实证研究的结果，即越落后的国家，其转型绩效相对要好。根据Popov(2000)，这背后的因素可能和产业结构的扭曲有关，越落后的国家，产业结构扭曲程度往往较低，因而转型相对容易。
既然产业结构的扭曲程度对于转型有重要的影响。那么在政府取消了所有针对特定行业的保护和扶持政策以后，那么必然会伴随着剧烈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会大幅度萎缩，而被压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行业会有一个相对较快的发展。表1也来自Popov，根据该表，我们可以发现，转型前俄罗斯工业部门中机械等制造业比重明显偏高，转型后，这些部门出现严重萎缩，而能源等原材料行业则符合俄罗斯的比较优势，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就有了明显的提高。此外，根据Brainerd(1998)文中关于俄罗斯转型后劳动力的调查数据，要素从工业部门流向第三产业部门的倾向非常明显。当然，这些数据还很不全面，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转型后俄罗斯的确在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重组和调整。
三、数学模型
(一)基本框架
本文模型的基本框架类似于Lin和Xu(2008)，经济中有一个最终品生产部门，两个中间品生产部门。中间品部门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
在绝大部分多部门模型中，都假设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资本是可以自由转换的，这并不符合现实。在现实经济中，一个部门的资本尤其是机器设备等固定资本是很难用于生产完全不同的产品的，而另一部分用于采购、销售的以现金形式存在的资本，则是可以用于任何产业部门生产任何产品的。因此，本文区分了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概念。流动资本的含义是可以同时用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两个产业、能够在两个产业之间自由流动，并且能够无成本地转化为固定资本的资本；而固定资本则是专用性的资本，只能用于某个特定的产业部门，不能从一个产业流向另一个产业，也不能转化为流动资本。某个产业中的总资本由该产业中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以一定的规则生产出来。
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如何在生产中发挥作用？这里，对于资本密集型部门，我们假设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必须按照固定比例共同投入生产才能生产出资本密集型的中间产品。具体过程是：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以固定比例生产出资本密集型部门的总资本，即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以里昂惕夫函数形式生成该部门的总资本④：
对于劳动密集型部门，其资本生成过程也是一样的：即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按固定比例投入生产，总资本的形成方程也是里昂惕夫形式的。不过，我们模型研究的转型问题，是如何把资本从过度积累的资本密集型部门向积累不足的劳动密集型部门转移，因而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资本构成形式如何，对我们后文的研究并没有实际的影响。所以，这里我们就不专门讨论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资本构成问题了。
我们模型中，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的，也不存在专用性问题，劳动力可以在两个部门之间自由流动。
因为资本品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构成，因此我们有必要知道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回报率。根据上式，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回报率显然取决于总资本的边际回报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分配。(6)式的里昂惕夫函数是非连续的，边际法则无法起作用。但是，(6)式说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必须按照固定的比例，生产资本密集型部门的总资本。因此，对于资本密集型的中间品部门而言，一个相对“合理”的分配方式是：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按照φ：1-φ的比例分享总资本收益⑥。这样，我们有：
上面两个等式，左边是流动资本的总收益，右边是固定资本的总收益。两个等式的经济含义是：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总收益分别是总资本收益的φ和1-φ的比例。根据这两个等式，我们容易得到：
即：资本密集型部门的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边际收益完全相同，都等于总资本的边际收益。
正如前文所言，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资本一般也应该由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组成。但本文主要研究流动资本从资本密集型部门流向劳动密集型部门对产业结构和经济转型的影响，不考虑资本从后者流向前者的情况，因此将劳动密集型部分的资本分成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意义不大。作为一个简化，本文假设劳动密集型部门没有固定资本，全部都是流动资本，从而该部门的总资本完全等于流动资本。这样，容易算得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总资本边际收益为：
根据我们的定义，流动资本是可以在部门之间自由流动的资本。因此，资本密集型部门和劳动密集型部门这两个部门的流动资本的回报率必须相等，而第(10)式说明资本密集型部门流动资本的回报率等于总资本的回报率，从而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本密集型部门总资本的回报率必须相等：
现在我们假设，在某些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政府开始实施赶超战略，希望尽快提高资本密集型中间品的产量，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此，该政府对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资本边际收益征税，然后补贴资本密集型部门的资本边际收益，以促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投资，拉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量。假设劳动密集型部门资本边际税的税率为ε，资本密集型部门资本边际补贴(负税收)率为т，则两个部门实际的资本回报率分别为：
这里，我们看到政府补贴率或者税率对劳动力的配置没有任何影响。该结论与我们对最终品生产函数以及征税和补贴方式的假设有关，可以大幅度地简化问题的分析。
显然，该式说明在给定k(t)的情况下，补贴率т(或者税率ε)越高，分配到资本密集型的中间品部门的资本就越多。而第(15)式又说明补贴率т(或者税率ε)对劳动配置没有影响，因而根据生产函数(1)，我们不难判断资本密集型的中间品部门的产出水平是补贴率т(或者税率ε)的增函数。
另外，在第(17)式中对т求导，我们容易得到f'(т)<0，从而在给定社会总的人均资本k(t)的情况下，最终品的产出水平是补贴率т(或者税率ε)的减函数。
命题2：补贴率т(或者税率ε)越高，经济中稳态的人均资本存量、最终品产出以及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量就越低。
证明：由于中间品和最终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均衡状态任何行业的任何企业都只能获得零利润。所以在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式(8)中，代表性消费者的工资和资本收入之和等于代表性企业的总产出，即有：
显然，稳态消费水平也是补贴率т的减函数。
最后，利用第(16)式中的最终品生产函数，我们不难发现最终品产量也是补贴率т的减函数。
命题1和命题2的经济含义非常明确。当政府偏好资本密集型中间品的时候，它就有动力引入扭曲性的税收和补贴制度，通过赶超战略扶持该部门的发展。命题1说明，政府的补贴率т或者税率ε越高，那么在社会总的人均资本给定的情况下，配置到资本密集型中间品部门的资本就越多，从而该部门的产量水平就越高。该命题至少从静态意义上证明，一个偏爱资本密集型中间品的政府，是可以通过补贴和税收制度部分地实现其扶持资本密集型部门发展的目的的。当然，政府的这种干预和扭曲，必然降低了资本配置的效率，从而导致最终品产量的下降。命题2更全面更深入地讨论了政府的干预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根据该命题，政府的补贴率或者税率越高，最后经济中稳态的资本存量、总产出水平和消费水平都会越低。结合这两个命题，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就是政府追求资本密集型部门发展的目标与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是不一致的，政府过多追求资本密集型部门优先发展的目标，消费者的福利就会受到损害；政府追求资本密集型部门优先发展的愿望越强烈，消费者福利的损失就越大。
当然，命题1主要从静态意义上考虑税收和补贴制度对于资本密集型部门的产出水平以及社会总产出的影响，命题2则主要考虑税收和补贴制度对稳态结果的影响。此外，本文也没有考虑政府最优税收和补贴制度的问题，把补贴率т和ε当作外生变量处理。这主要是为了简化模型，以便于集中精力讨论本文关注的焦点——转型问题。关于政府内生补贴和税收制度以及动态分析的讨论，请参见Lin和Xu(2008)。
(三)经济转型
上文说明，政府的偏好对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以及消费者福利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一个追求赶超战略的政府，会引入扭曲性的税收和补贴制度，扶持资本密集型部门优先发展。但赶超战略不利于资本积累和总产出的增长，会损害消费者的福利。一个以消费者利益为中心的政府，显然就不会有动力去推行赶超战略，补贴资本密集型中间品部门的发展。下面，本文考虑这么一个新政府，它没有自己的独立偏好，完全把消费者的目标函数作为自己的执政目标。而且，该政府目前已经取代了推行赶超战略的前政府，取得了上台执政的地位。根据上文的命题1和命题2，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要使消费者的效用实现最大化，新政府需要把前政府制定的补贴率т或者税率ε全部取消，降到零水平。不过，由于资产专用性的问题，资本在部门之间并不能自由流动，新政府降低乃至取消前政府的补贴率或者税率的举措，并不能立刻就消除扭曲性的资源配置。那么，新政府降低或者取消补贴的举措，会对经济及消费者福利产生什么影响，新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方式降低并最终取消补贴，这就是本文要研究的经济转型问题的主要内容。
为了研究上述问题，我们首先讨论新政府降低补贴率可能导致的后果。直觉上，降低补贴率以后，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实际的资本回报率立刻趋于下降，流动资本必然流向劳动密集型部门，从而保证两部门的资本回报率相等。但是，由于资本专用性问题，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固定资本无法流动到劳动密集型部门，而1-φ单位的固定资本必须要有φ单位的流动资本配合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在流动资本下降的情况下，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固定资本必然出现闲置。而且，资本密集型部门的流动资本流出去了多少，该部门的固定资本就必须闲置多少。下面将详细地求解它。
第(21)式给出了补贴率的变动对有效的社会总资本的影响。该式背后的机制是，政府对补贴率的削减越多(Δт越大)，那么资本密集型部门流失的流动资本就越多，从而该部门闲置的固定资本就越多，最终整个社会有效的资本量就下降得越多。通过该式，我们也不难发现，如果资本密集型部门的总资本生成函数中，固定资本所占比重越大，即1-φ越大，则有效总资本的变动对补贴率的变动就越敏感。这也是符合直觉的，因为在里昂惕夫资本生成函数中，固定资本所占比重大，那么流动资本一个较小的变动量，就会对资本密集型部门总资本的生成产生较大的影响。
第(21)式是本文最重要的公式之一，其经济含义是：由于资本的专用性以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难以替代，转型中的政府对补贴的削减力度越大，整个社会的资本闲置量就越多。因而，在新政府削减乃至取消前政府的补贴和税收的转型过程中，不仅仅有一个资源配置的效率改善过程，同时还会面临资本闲置有效资本减少问题。如果转型速度过快，可能有效资本减少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压倒效率改善带来的正面影响，导致社会总产出出现下降。下面将讨论这个问题。
命题3讨论了Δy(t，т，т′)大于或者小于0的条件，这里的关键是里昂惕夫资本生成函数中的固定投入比例参数φ的大小问题。我们已知，φ较小的话，意味着在资本密集型部门的总资本生成过程中，流动资本的固定投入比例就较低，这也意味着当政府降低补贴率以后，相对较少的流动资本流出，就会导致相对较多固定资本闲置。而且，φ越小，面对同样的补贴率下降幅度，固定资本的闲置量就会越多，从而对最终品的产出就越不利。当φ低到一定的程度，在我们论文中，当它低于一个临界值
的时候，固定资本限制和有效资本下降带来的负面效应会压倒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改进，最终品的产出就会下降。
命题3说明，在φ<的情况下，政府降低补贴率，会导致当期资本闲置和最终品的产出下降。但是，从动态的角度看，补贴率降低以后，未来补贴率的下降幅度会越来越小，从而未来的资本闲置量会越来越少；而随着补贴率的下降，未来的更多的要素会流动到劳动密集型部门，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而，政府的转型问题是如何在这两个效应中间取得平衡，具体而言就是如何选择补贴率的问题。下面我们给出转型的正式定义。
这里，我们是基于补贴率这么一种政策变量来定义转型的。本文建立的是一个高度简化的模型，没有国有企业，也没有外贸和货币，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补贴政策去影响不同产业的回报率，并引导资源向政府属意的行业流动，因而不可能讨论私有化、外贸以及货币改革的内容。基于补贴率来定义转型是一个必要的简化。
(四)“休克疗法”
根据我们对转型的定义，政府在每一期都有可能调整补贴率。在政府降低补贴率的情况下，有效的社会总资本和最终品的产量都会发生变动，从而预算约束式也会变动。在补贴率不断被降低的情况下，(8)式中的预算约束式应修改为：
上面的公式(26)的含义可以这么解释：在第t期政府降低补贴率以后，流动资本立刻就流向劳动密集型部门，同时资本密集型部门出现资本闲置，这样，整个社会有效的人均总资本就成为q[т(t-1)т(t)]k(t)了，它扣除折旧，再加上该期的投资(最终品的总产出减去消费)，就得到t+1期的一个资本量k(t+1)。但此时，我们还不能判断k(t+1)是否是有效的人均社会总资本，如果在t+1期，政府继续降低补贴率，就又会出现新的资本闲置问题，从而k(t+1)就可以看作t+1期的人均社会总资本，需要剔除闲置资本才能得到新的有效人均社会总资本。因而，如果政府在每一期都会降低补贴率的话，(26)式给出的实际上是人均社会总资本的动态积累方程式，而不是有效人均社会总资本的动态积累式。当然，如果政府在未来某一期停止降低补贴率的话，自那以后就不会有资本闲置问题，从而就没有必要区分有效或者非有效的人均总资本的问题了⑦。
对于代表性消费者而言，闲置资本在生产中不起作用，就不能参与分配，只有有效资本才能获得回报，因此消费增长的欧拉方程需要改写为：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休克疗法”以后经济发展的动态路径和稳态解，即如下的命题4。
命题4：给定初始的资本存量k(0)以及补贴率т0，采用休克疗法以后，资本和消费的增长路径由(28)、(29)和(30)式给出，稳态的资本和消费量分别为：
我们考虑一个经济体，它满足上面的参数条件，并且长期实行赶超战略。作为衡量赶超战略和扭曲程度的参数，其补贴率长期维持在0.95的水平。而且，我们假设该经济体已经达到了赶超战略下的稳态水平，根据前文的命题2，不难算出其稳态的人均资本存量、人均消费水平以及人均最终品产量分别为3.8960、0.5704和0.6873。现在，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该国上台了一个新政府，该政府不再追求赶超战略，试图一次性地取消全部补贴，即采取“休克疗法”。图3描述了上述参数条件下，采用“休克疗法”以后该国16年的经济发展动态过程。
政府采用“休克疗法”，在转型的一开始即模型中t=0，我们假设这个时间点就是1989年，就把补贴率从0.95一次性并且永久地降到0。根据图5，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整个社会出现大量的资本废弃，实际可利用的资本存量大量下降，在我们的参数条件下，实际人均资本存量一下子从3.896降到0.5186，衡量该国总产出水平的最终品产量从0.6873降到0.4176，降幅超过40％。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人均消费水平的下降幅度更大，从0.5704降到0.1083，“休克疗法”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仅为转型前的20％不到，这说明在转型过程中消费者的损失有可能是最大的。此外，在图3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转型后，劳动密集型产品产量相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产量会有一个大幅度上升，这也符合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型后产业结构调整的经济事实。
在图3中，转型开始后第一年，产出、资本和消费水平就出现一个大幅度下降，然后立刻开始经济复苏过程。这一点并不符合前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转型事实。根据引言部分的图表，我们已经说明，所有转型国家都是在实施“休克疗法”数年以后才开始经济复苏过程。之所以出现这个模拟结果，是因为我们把“休克疗法”定义为一次性地取消所有补贴，这么处理可以大幅度简化数学分析和数值模拟。
下面我们考虑初始的发展程度对于“休克疗法”后转型绩效的影响。假设所有的参数都不变，我们再考虑另外两个计划经济国家，它们转型前的人均资本存量分别为稳态水平的0.25和0.75，即0.9740和2.9220。图4给出了3种初始资本存量情况下的总产出动态路经。我们可以看出，初始资本存量最低的国家，从“休克疗法”中恢复的速度最快，而初始资本存量最高的国家，恢复的速度最慢，这也是符合转型国家的经验研究的。其背后的机制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收敛机制是一致的：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越落后的国家收敛得越快。不过，根据此图，所有国家实行“休克疗法”后，其产出下降的幅度是一样的，这并不符合经验研究。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我们假设所有国家的扭曲程度都相同，补贴率都是0.95，而根据Lin和Xu(2008)的研究，如果补贴率是内生决定的话，追求同样的赶超程度，落后国家的补贴率往往会低一些。
现有的经验研究发现，转型国家转型前的产业结构扭曲程度对于转型绩效有显著影响。我们也模拟了不同扭曲程度下的增长路径。我们考虑3个国家，其扭曲程度高低不同，最低的补贴率为0.25，居中的为0.5，最高的补贴率为0.95。为了排除发展程度的影响，我们假设这3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相似，人均资本存量都等于3.8960。注意，3.8960是补贴率为0.95的国家的稳态人均资本存量。这里考虑的另外两个国家补贴率都要低，因此其稳态水平要高，因此它们一定是可以达到3.8960的人均资本水平。不过，这里要注意，由于它们补贴率不同，人均资本存量相同，最终品的产量肯定是不一样的。上面的图5给出了这3个国家总产出的动态路径，我们可以看出，补贴率最低即扭曲程度最小的国家，实行“休克疗法”以后，其产出下降的幅度会小一些，经济恢复的速度也比较快些；相反，扭曲程度高的国家，转型后不仅产出下降幅度大，而且经济复苏也要慢。这个结果完全符合经验研究。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最新实证研究发现，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转型前的产业结构扭曲程度对于转型后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实证研究发现，转型后的增长速度和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经济转型国家，特别是采用“休克疗法”的国家，往往伴随着剧烈的产业结构的重组和调整。
然而，现有的理论文献，大部分都把转型定义为生产要素从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向高效率的私有部门的流动和转移过程。我们认为，这种认识并未抓住转型问题的关键，没有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是内生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国有企业只是政府实施其重工业优先战略的手段之一。而且，根据该定义，我们无法理解为何国有企业比重差别不大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为何转型绩效相差如此之大，也无法理解实证研究中私有化对于转型绩效没有显著作用的事实，更无法解释实证研究中发现的产业结构扭曲、经济发展程度与经济转型之间的显著相关关系。
本文从产业结构扭曲的角度重新定义了转型，并在资产的专用性假设基础上构筑了一个两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给出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后产量大幅下降然后逐步恢复的一个简单的解释，我们还给出了“休克疗法”数值模拟的例子，模拟结果表明，我们模型的主要结论是符合经验事实的，可以弥补现有理论文献的缺陷和不足。
根据本文的研究，急于求成的“休克疗法”显然不是最佳的经济转型办法。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必须注意到计划经济时期的各种扭曲政策是匹配于其扭曲的产业结构的，应当根据产业结构改善的程度逐步消除扭曲性政策。我国和越南等地采用的“增量改革”方法，一方面继续保护原有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对市场开放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产业结构扭曲程度逐步得到改善，从而推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两者形成良性互动，最终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不过，要在理论上总结中国或者越南式改革的成功经验，不仅需要证明“休克疗法”的缺陷，同时还要证明的确存在一个最优的“渐进式改革”路径，本文并没有完成后一个任务，这是未来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Popov,Vladimir,"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and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Course Outline(PPT),http://www.nes.ru/vpopov/courses.html.
②如果把转型定义为私有化的话，那么转型国家初始的私有化程度或者国有化程度，可能就会对转型的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但这并不能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前苏联、东欧还有中国和越南，在经济转型之前，国有企业所占比例差异很小，比重都非常高，但它们的转型绩效却相差甚大。另外，Godoy和Stiglitz(2006)的研究也发现，一些衡量私有化程度的指数对于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③最终品y(t)其实也可以解释为效用流直接放进效用函数的，但根据Ethier(1982)，把它解释为不同中间品生产出的最终品，在技术处理上相对便捷，同时不改变经济含义。
④本文也可以采用类似Castanheira和Roland(2000)的方法，假设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生成总资本，并且它们之间的比例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同样可以得到本文的结论。不过，采用此方法计算会比较繁琐，而背后的经济含义和机制却是一样的，因此我们用更简化的里昂惕夫函数。
⑤本文的预算约束式有一个隐含假设，就是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折旧率都是δ。如果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折旧率不同，则社会总资本的折旧率会受到补贴率以及补贴率变动的影响，预算约束式会变得相对复杂。因此，本文假设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折旧率都是δ，这是个纯技术假设，不改变本文模型的机制，对本文结论没有方向性的影响。
⑥当然，这里我们完全可以假设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按照其他，而不是φ∶1-φ的比例分配总资本收益。这里采用这个比较强的假设，主要是为了简化公式和书写，不影响文章的主要结论。
⑦(26)式中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闲置的固定资本会生锈完全腐蚀掉，永远也不会重新进入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式。这个假设完全是技术性的，如果允许闲置资本重新投入使用，模型可能更加接近现实，但(26)式会变得相当复杂，对于描述我们的机制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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