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所存疑难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疑难问题论文,诗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钟嵘身世中的疑点——曾祖父为什么任后魏永安太守？
钟嵘身世有一个疑点：曾祖父钟源任后魏永安太守。这个问题，以前没有发现。一般研究者以为，钟嵘高祖、曾祖、祖父史无其名，不可考稽。后来，查阅他家谱时发现，钟嵘高祖、曾祖、祖父三代均有其名，不仅有姓名、字号，还有仕宦情况：高祖钟靖，字道寂，为颍川太守；曾祖钟源，字循本，为后魏永安太守；祖父钟挺，字发秀，为襄城太守，封颍川郡公。
又进一步发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上也有记载，其世系虽与《钟氏家谱》有出入，但“三祖”的部分完全相同，经比较考察，此世系是可靠的。七世祖钟雅至钟嵘世系为：
钟雅——钟诞——钟靖——钟源——钟挺——钟蹈——钟嵘
发现新材料，对考证钟嵘的身世很有帮助，但钟嵘身世，毕竟有我们完全没有了解的一面。随之产生的疑问是：
为什么高祖钟靖为颍川太守，曾祖钟源却任后魏永安太守？祖父钟挺又为襄城太守、封颍川郡公？我们知道，钟氏历仕汉、晋要职，七世祖钟雅因护元帝过江，为建立东晋王朝作出贡献，封广武将军。此后钟氏便世居建康（今南京），何以高祖钟靖仕颍川？曾祖钟源仕后魏？祖父钟挺又仕襄城？其时，颍川早已沦为北方政权的辖地。是不是根据当时的习惯，人在南朝，官封北地，这些官衔只是空的封号？即使“颍川太守”、“颍川郡公”是，“后魏永安太守”也绝不是，因为它属于北方政权，应是实有其职，实行其权的。那么，这个“后魏永安太守”与前面的“颍川太守”，后面的“颍川郡公”是什么关系？祖孙三代犬牙交错的仕宦经历，显然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疑点。对此应该如何解释？
我的假想是，钟氏的高祖、曾祖、祖父，其仕宦经历会不会与当时的陈伯之有类似之处？陈伯之为齐江刺史，梁武帝起兵讨齐，陈伯之降梁，协助平齐有功，封丰城县公；梁天监元年，他又投降北魏；梁伐魏时，由于丘迟的劝说，陈伯之重新降梁。在钟嵘高祖、曾祖、祖父，包括钟嵘生活的时期，南方政权与北方政权互相对峙，长期进行拉锯战争。双方你来我往，互相攻伐，混乱纷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包括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不仅带来城市的残破，万姓的死亡，还使土地归属屡易其主，将帅郡守朝叛夕降成为那一时代特殊的景观。陈伯之降魏时，其亲属、妻妾仍在梁地。梁武帝的政策如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所说的，是“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假如钟源任后魏太守，身居伪官，其家属子女仍在南朝，情况与陈伯之相同，那钟嵘的家庭无疑会受到牵累，并与东晋政权处于某种对立的地位，由此蒙受巨大的政治阴影和生活悲痛是不言而喻的。
钟嵘与父祖辈的关系，钟嵘只提从祖钟宪，列于“下品”，与谢超宗等人同条，并转述：“余从祖正员常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唯此诸人，传颜、陆体。用固执不移，颜诸暨最荷家声。’”由此，我们知道二点：
一是，钟嵘写作《诗品》，事实上有家学渊源，先辈指导，这是人们忽视的；第二，说明钟嵘与祖父一辈尚有接触、交流；钟宪能对钟嵘谈诗，钟嵘记住并写进以后的著作，可见钟嵘当时年龄已不在小，由此推断，钟嵘应该有与父亲钟蹈、祖父钟挺，甚至曾祖钟源共同生活的经历，了解在这个家庭内所发生的一切。钟嵘在《诗品》中没有提钟蹈、钟挺、钟源，也许他们不擅五言诗，无法评论？也许有一个钟宪代表就够了，自己的父亲、祖父、高祖，直系亲属应该避嫌疑？
不管怎么说，钟源仕北魏的经历，会使他们家庭处于山川阻隔，政治磨难，亲人思念、分离的痛苦之中；尽管这一变故到钟嵘祖父和父亲时已经结束，但创伤和阴影会重重地压在他们心里。
从祖钟宪在评价诗歌，并对大明、泰始诗风作出批评的同时，会不会把家庭的悲剧，把诗歌的感荡和人生的感荡告诉钟嵘。在解释大明、泰始诗风渐趋华美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向钟嵘表明情性与诗歌的对应，悲剧与情感的发生？不得而知。但是，钟嵘的诗学理论，既有时代风气的影响，前代文论家的遗传，也会与自己的身世有关。从宋都建康，到后魏永安，再到襄城，必定悲欢离合，魂梦飞扬。钟嵘也会由家庭的悲剧，联想“楚臣去境，汉妾辞宫”的历史悲剧，联想屈原的《九章》、《九歌》和《离骚》，领悟人生悲剧和诗歌发生的关系；从家庭个人的艾怨，联想整个社会的怨悱，贯穿汉魏晋宋以来“以悲为美”的传统；理解江淹《别赋》、《恨赋》所蕴涵的社会意义，最后把“怨”与“雅”同时作为重要的审美标准，以评判诗歌的优劣高下。
钟嵘论诗歌的作用是“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从钟嵘的身世可知，这并不是简单重复孔子“诗可以群，可以怨”的陈言，而有自己家庭悲剧的“潜台词”。在当时的文论家只把“自然感荡”和“四季感荡”作为诗歌发生的根源时，钟嵘却说：“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把“人际感荡”也作为诗歌发生的重要原因，超越了同时代的批评家。钟嵘天才的创造，正融入了自己的身世？表达了家庭的悲怆？
假如是，我们就能找到隐藏在钟嵘文学观念背后的社会原因和家庭原因：中国古代论家在构造理论，形成观念，提出自己新见解的时候，一如古代诗人在写他们生命的歌，同样有个人身世和家庭命运的参与。
在新材料进一步证明以前，本文的说法还是个假设。但由此深入，弄清钟嵘身世及其诗学理论的关系，《诗品》研究便会有一个新的突破。
二、《诗品》中诗人的职衔称谓
《诗品》既品一百二十三位诗人的优劣等第，就应该对这些诗人的职衔称谓法有一个统一的规定。但目前诗人的职衔称谓存在某种程度混乱：一是称名、称字的混乱；二是职衔称法的混乱；三是人名前职衔称谓缺漏的混乱。有的可以解释，有的解释不通。
（一）称名、称字的混乱。最早注意到《诗品》中称名、称字问题的是纪昀。他在《四库提要》中说：《诗品》“一百三人之中，惟王融称元长，不著其名。或疑其有所私尊。然徐陵《玉台新咏》亦惟融书字。盖齐梁之间避和帝之讳，故以字行，实无他故。”纪昀的说法不对。故古直《钟记室诗品笺》反驳说：“案：见行《诗品》，如汲古阁本、《历代诗话》本、《汉魏丛书》本、严可均辑《全梁文》本，均称“齐宁朔将军王融诗”，不称元长，与《提要》异，不知《提要》所据何本也。‘齐司徒长史张融’亦不称字，知非避和帝讳矣。《提要》误也。”我怀疑纪昀没有看过《诗品》全文，至少没有看仔细。怎么对“王融”、“张融”，标题上两个“融”字都视而不见，致使大学问家犯了低级错误？《诗品》称名、称字确实存在混乱，但王元长没有错，纪昀说错了，纪昀的错误因古直驳正而变得为人关注。
钟嵘大致的体例是：标题中称名，在序或品语中称字或称名，称字可使评的口吻显得更加亲切，语调和缓，古人称谓法如此，《诗品》亦如此。如对王融、刘绘等大多数诗人皆是，混乱来自例外。譬如，《下品·宋记室何长瑜、羊曜璠》条中的“羊曜璠”（羊曜璠名羊璿之，字曜璠）、《下品·晋东阳太守殷仲文》条中的“殷仲文”、“《下品·晋参军毛伯成》中的“毛伯成”（毛伯成名毛玄，字伯成）、《下品·齐高帝》等人条中的“齐太尉王文宪”（王文宪名王俭，字仲宝，谥文宪），共四人。
四人中，三人称字，一人称谥号。为何？我的理解是，四人情况并不一致。其中殷仲文、王文宪比较好解释。
殷仲文以字行；字仲文，故当时或后世皆称殷仲文，如《晋书》本传、《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续晋阳秋》等。《宋书·谢灵运传论》说：“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南齐书·文学传论》说：“仲文玄气，犹不尽除。”《隋书·经籍志》谓有“晋东阳太守殷仲文集七卷”。谢灵运尝云：“若殷仲文读书半袁豹，则才不减班固。”是皆称殷仲文。《诗品》称法相同，当无疑义。
王俭不称名，不称字，而称谥号王文宪，乃是私尊。王俭是钟嵘的老师和恩人。《南史·钟嵘传》说：永明中，钟嵘为国子生时，“卫将军王俭领祭酒，颇赏接之。”《梁书》还说王俭曾荐举钟嵘为“本州秀才”，对钟嵘特别关爱，钟嵘由是感激，故《诗品》中称“文宪”，不直呼其名，品语中亦称“王师文宪”，见其私尊，这也好理解。难解释的是羊曜璠和毛伯成：
毛伯成无缘无故，又不属私尊。我怀疑毛伯成也以字行。《世说新语·言语》篇说“毛伯成自负才气”，《隋书·经籍志》谓有“晋毛伯成一卷，毛伯成诗一卷”，唯《世说新语》注引《征西寮属名》曰：“毛玄，字伯成，颍川人。”钟嵘未见《征西寮属名》？或是从俗称毛伯成？难以断定。
羊曜璠最大的可能是原标题脱漏，后人增补致误。因为通行本《诗品·宋记室何长瑜、羊曜璠》条：“才难，信矣！以康乐与羊、何若此，而二人文辞，殆不足奇”原脱，与“宋詹事范晔”合为一条。今据明刻《吟窗杂录》本补入。明刻《吟窗杂录》本因有大量删节而颇为复杂。会不会整条原文脱漏的同时，羊曜璠的标题也脱漏了？后人因品语中有“以康乐与羊、何若此，而二人文辞，殆不足奇”句，而在标题上增“羊曜璠”三字？
值得怀疑的地方还有，“羊曜璠”名字前脱去职衔称谓。羊曜璠曾任“临川内史”，按《诗品》体例应称之为“宋临川内史羊曜璠”，一如同条何长瑜称“宋记室何长瑜”一样，现标题称谓脱漏未加。又，品语称“羊、何”，羊曜璠在前，何长瑜在后，但标题却是何长瑜在前，羊曜璠在后，是不是脱漏增补留下的痕迹？
（二）职衔称法的混乱。譬如陆机：《上品·晋平原相陆机》条称陆机“平原相”。张锡瑜《钟记室诗平》改“平原相”为“平原内史”。校云：“《晋书·职官志》：‘王国改太守为内史省相’。《地理志》有平原国。则此云‘相’，非也。本传及《隋志》并称‘平原内史’。”《上品·宋临川太守谢灵运》条称谢灵运为“临川太守”，亦颇有争议。张锡瑜《钟记室诗平》改条中“临川太守”为“临川内史”云：“内史，原作太守。《宋书》本传及《隋志》并云‘临川内史’。考《宋书·州郡志》，作内史是也，今据改。”
张氏改得对不对？今人郑骞《钟嵘诗品·谢灵运条订误》说：“太守与内史，名义不同，实际则一样，这是晋宋时的官制。《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云：郡皆置太守，诸王国以内史掌太守之任。《宋书》卷四十《百官志》下亦云：宋用晋制，王国太守称内史。宋时临川郡是王国，撰《世说新语》的刘义庆即是临川王，所以《宋书》卷三十六《州郡志》二：江州诸郡长官皆称太守，只有临川称内史。谢灵运的官衔当然是临川内史，《诗品》太守之称，实与当时官制不合。”韩国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说：“郑说是也。当据《宋书》作‘临川内史’为正。”理论上虽然如此，但州郡长官，称名屡变，历代又有反复，故世多混用，实际称法并不那么严格。如谢灵运，《宋书》本传、《隋书·经籍志》称“内史”；刘敬叔《异苑》称“太守”，《文选》注引《宋书》亦称“临川（太）守”。
相同的例子还有《中品·晋清河太守陆云》条。《晋书》陆云本传称“清河内史”，《隋书·经籍志》称“清河太守”；《诗品》通行本称“清河守”，《吟窗杂录》一系称“清河太守”。《诗品》标题习称“太守”，也许当时流传两种称法，称“太守”是其中的一种选择。正如当时对王粲、刘桢、潘岳、陆机的评价，江淹说“家有曲直”、“人立矫抗”，而钟嵘选择了刘桢和陆机一样。
唯《下品·晋中书张载》等人条标题“晋司隶傅玄、晋太傅傅咸”，张锡瑜《钟记室诗平》作“晋太傅傅玄、晋司隶傅咸”，傅玄、傅咸前官职颠倒。张校云：“《晋书·傅咸传》：咸以议郎兼司隶校尉而卒，初无为太傅之事，唯咸父玄乃尝拜太傅而后转司隶校尉。仲伟盖以玄、咸父子同官，嫌无识别，故以太傅称玄，司隶称咸。而为后人所乱。”至于错误的原因，张锡瑜以为品语称“长虞（傅咸字）父子”，乃以卑统尊（以子统父），疑此本原作“晋司隶傅咸、晋太傅傅玄”，与品语相合，“后人觉其不顺，又不深考玄、咸历官之详，但互易其名而致此误耳。”今疑不能明也。
《诗品》职衔称法的混乱，也许与钟嵘品诗不喜拘泥的观念有关。张锡瑜《钟记室诗平》说：
至于诸人历职，多是随便而称，不尽举其所终之官，难以例定
。就其无例之中，细加捡核，略以显近。为重历者，必称显近；若
同则举其最。未据要路，乃称外官；未登王朝，始称府佐。
可见，《诗品》中称谓的标准一是称其显近之职，举其官职之最，这是古之作者遵循的惯例；二是从俗，从实际出发，有时为服从具体的品评内容而改变称谓。譬如《中品·汉上计秦嘉、嘉妻徐淑》条：秦嘉最显也最通行的官职是“黄门郎”，《诗品》当称“汉黄门郎秦嘉”才是。《隋书·经籍志》正称“后汉黄门郎秦嘉”。但因与徐淑同条，夫妇同品，品语内容又与夫妇赠答有关。秦嘉后虽任“黄门郎”，但赠答时任“上计掾”，《诗品》遂称之为“汉上计”，而不计其职衔之大小远近。
再是，《下品·齐黄门谢超宗》等人条中亦颇有趣。丘灵鞠曾迁尚书左丞，历通直常侍、正员常侍、车骑长史，终于太中大夫，有很多显赫的官衔，但《诗品》却称其“浔阳太守”，不称其显要之职。是否钟嵘以为丘灵鞠重要的创作在“浔阳太守”时期？但假如是这样的话，谢朓任“宣城太守”时诗歌创作最为辉煌，《诗品》称谢朓“吏部”，不称“谢宣城”，是不是钟嵘和谢有私交，平时就这么称，是遵循他们平时的习惯称法？又，《南齐书·文学本传》称丘灵鞠为“浔阳相”，均未详何义。《诗品》一书，其称谓时有与众不同处，大抵如此。
（三）诗人职衔称谓的缺漏。诗人职衔称谓的缺漏，《诗品》中亦有数例。一是“下品”的“羊曜璠”；二是“中品”的“宋谢世基”。羊曜璠职衔称谓，当为脱漏，前文已有假说。当补为“宋临川内史羊曜璠”。张锡瑜之后，韩国学者车柱环、李徽教亦有论述；但恨无版本根据耳。谢世基名前也仅有一个“宋”字，没有任何职衔称谓。张锡瑜《钟记室诗平》说：“谢世基上亦当有称谓，传写脱去耳。”韩国李徽教《诗品汇注》说：“‘宋’字下，脱其官名数字。”韩国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疑“世基‘横海’，顾迈‘鸿飞’”下“本有品语，与上文一律。今本盖误脱也。”但杨祖聿《诗品校注》谓：“《宋书》亦未言世基官位，或非误脱。”我赞成误脱说，但证明还有待于将来。
三、《诗品》中的误文
《诗品》中的误文可分三类：
（一）诗人名前时代的错误。《诗品》中，冠诸诗人名前的时代多有错误。如：《中品·宋仆射谢混》条中的“宋仆射”当作“晋仆射”；《下品·晋侍中缪袭》条中的“晋侍中”当作“魏侍中”；《下品·齐高帝》等人条中的“齐征北将军张永”当作“宋征北将军张永”；《下品·齐参军毛伯成》等人条中的“齐参军”当作“晋参军”；同条中，吴迈远的“齐朝请”当作“宋朝请”；《下品·梁秀才陆厥》条中的“梁秀才”当作“齐秀才”等等。这些错误都很明显，因此也不难证明：
谢混，字叔源，小字益寿；为谢安之孙，谢灵运族兄，历任中书令、中领军、尚书左仆射。因与刘毅关系密切，于晋安帝义熙八年（公元412）为刘裕所杀，未能入宋。刘裕受禅，谢晦恨不得谢益寿奉玺绂。 《隋书·经籍志》谓有“晋左仆射谢混集三卷”。故当称“晋仆射”，不得称“宋仆射”。缪袭，字熙伯，历事魏四世，累迁至侍中光禄勋；卒于魏正始六年（公元245），未及晋。 事见《三国志·魏书·刘劭传》附。《隋书·经籍志》谓有“魏散骑常侍缪袭集五卷”。故当称“魏侍中”，不得称“晋侍中”。张永，字景云，宋明帝时，为金紫光禄大夫，后都督南、徐、青、冀、益五州诸军事，任征北将军。卒于宋元徽三年（公元475），未及齐世，故当称“宋征北将军”， 不得称“齐征北将军”。毛伯成，名毛玄，字伯成，《世说新语》注引《征西寮属名》谓毛伯成任东晋征西参军；《隋书·经籍志》谓有“晋毛伯成集一卷，毛伯成诗一卷”。可知毛伯成为东晋人，故当称“晋参军”，不得称“齐参军”（错两个时代）。吴迈远，字与籍贯不详，曾任宋奉朝请、江州从事。因参与桂阳王刘休范谋反，兵败，宋元徽二年（公元474 年）被杀，未及齐世。《隋书·经籍志》谓有“宋江州从事吴迈远集一卷”。故当称“宋朝请”，不得称“齐朝请”。陆厥，字韩卿，齐永明九年（公元491）举秀才。因父陆闲被诛，陆厥被系在狱，后遇赦， 感痛而卒于齐永元元年（公元499），未及梁世。 《隋书·经籍志》谓有“齐后军法曹参军陆厥集八卷。”故当称“齐秀才”，不得称“梁秀才”。
这些都是明显的错误。此外，还有不明显或处于两可之间的有：《上品·晋步兵阮籍》条中的“晋步兵”；《中品·晋中散嵇康》条中的“晋中散”；《下品·魏仓曹属阮瑀》等人条中的“魏仓曹属”；《下品·齐惠休上人》等人条的“齐惠休上人”和“齐道猷上人”；《下品·齐鲍令晖》等人条中的“齐鲍令晖”等等。
阮籍、嵇康的卒年相同；均卒于魏景元四年（公元263）， 不及晋世，阮籍的步兵尉又属王官，理论上不当称“晋步兵”，而应该称“魏步兵”。嵇康的情况更荒谬，嵇康因为不肯依附司马氏被杀，张锡瑜《钟记室诗平》说：“冠以‘晋’字，不唯失其实，且乖其意矣。”《隋书·经籍志》称有“魏步兵校尉阮籍集”、“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可证。但《晋书》又为阮籍、嵇康立传。其时虽属魏，而大权已旁落司马氏手中，阮籍、嵇康均与司马氏周旋，或苟存，或被杀，故习惯上把他们划入晋代。同样的情况有阮籍的父亲阮瑀。阮瑀曾任司空曹操的仓曹掾属，为“建安七子”之一，其所任亦为府佐，并非国官。卒于建安十七年（公元212），未及魏世。 《隋书·经籍志》称有“后汉丞相曹属阮瑀集”亦可证。但出于同样的习惯，《诗品》仍称他“魏仓曹属”。
惠休、道猷生卒年均不详。惠休本姓汤，字茂远，法名惠休。曾入沙门，宋孝武帝刘骏命使还俗；官至扬州从事。《隋书·经籍志》谓有“宋宛朐令汤惠休集三卷”。张锡瑜、古直均引《宋书·徐湛之传》：“时有沙门释惠休”语，以为当称“宋惠休上人”；但韩国李徽教以为此时距齐受宋禅“不过三十二年”，惠休若与徐湛之同年，活到齐时，也只有七十四岁，“古氏安得断云惠休不能活至七十四岁耶”？“总之，存疑可也”。道猷姓冯，改姓帛，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入沙门后，居若耶山，为吴人生公弟子。张锡瑜《钟记室诗平》、许印芳《诗法萃编》本均校改为“晋道猷上人”，古直《钟记室诗品笺》引《高僧传》谓“宜正曰‘宋道猷上人’。”然各本均作“齐惠休上人”，故可进一步研究。
鲍令晖为鲍照妹，生卒年不详，当称宋，未知是否人齐，亦难遽断。这些都给继续研究留下了空白。
（二）诗人名的错误。《诗品》中还有一些诗人名的错误。如《诗品·序》：“子卿双凫”中的“子卿”；《诗品·序》：“谢客山泉”中的“谢客”；《上品·宋临川太守谢灵运》条中的“旬日而谢玄亡”中的“谢玄”；《下品·晋中书张载》等人条中的“孝冲”等等。
因为元、明、清各本均是如此，没有异文，故纠正这些错误，意见颇为歧纷。
按照《诗品》的逻辑和品评范围，作“子卿”是明显的错误。这里的“子卿”（苏武）当作“少卿”（李陵）。梁任公以为也许别指六朝的“子卿”，叶长青《诗品集释》反驳说：“梁任公谓：‘乃六朝另一子卿，非汉之子卿。’然《哀江南赋》：‘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六朝另有一苏子卿，六朝另有一李陵乎？《古文苑》载《苏武别李陵诗》云：‘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即本李陵《赠别诗》‘尔行西南游，我独东北翔’及‘双凫相背飞’诸句。”杜天縻注：“《诗品》不列苏武，此云子卿，恐非苏武字也。”日本中沢希男《诗品考》说：“《诗品》不列苏武，然此‘子卿’可疑。恐子卿为少卿（李陵）之讹。《古文苑》卷四载苏武《别李陵诗》一首，中有‘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之句。‘子卿双凫’指此。《古文苑》此诗题为‘苏武’之作，而《初学记》十八引则题为《李陵赠苏武诗》（《初学记》‘双凫’作‘二凫’）。庾信《哀江南赋》曰：‘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此即六朝人以‘双凫’诗为李陵作的一个证据。原文为‘少卿双凫’，‘子卿双凫’当为后人妄改。”日本立命馆大学《诗品》研究班《钟氏诗品疏》云：“或如中沢氏之所言，‘子卿双凫’为后人妄改。然而，若联系此诗‘子当留斯馆，我当归故乡’句的史实来看，则也许把子卿的苏武设想为作者是合理的。”韩国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云：“《诗品》三品中皆未列子卿。……考‘双凫诗’乃李陵赠苏武之作。《初学记》十八引李陵《赠苏武诗》曰：‘二凫’（《古文苑》作‘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子当留斯馆，我当归故乡’……窃疑‘子’、‘我’二字错误，《古文苑》遂列入苏武别李陵之作矣。……幸《初学记》引此为李陵《赠苏武》诗，此文‘子卿’为‘少卿’之误，可得而正。又金王朋寿《类林杂说》七云：‘陵赠武五言诗十六首，其词曰：“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我独留斯馆，子今还故乡。一别秦与胡，会见谁何殃。幸子当努力，言笑莫相忘。”出《临川王集》中。……《初学记》、《古文苑》‘子当留斯馆，我当归故乡’二句‘我’、‘子’二字之错误，《类林杂说》所引，正可以证其误。则此诗为少卿赠子卿之作，可成定论。而《诗品》此文‘子卿’为‘少卿’之误，亦决无可疑矣。”诸说可参。
“谢客山泉”中的“谢客”，亦颇令人费解。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云：“上文已举灵运之《邺中诗》，则此不得复举其诗，上下文皆单举一人。此谢各疑本作‘谢朓’。谢朓《忝役湘州与宣城吏民别》诗甚佳，且其中有‘山泉谐所好’之句，《直中书省》诗尤佳，末有‘聊恣山泉赏’之句，可为本作‘谢朓山泉’之证。此作谢客，盖后人仅知谢客长于山水诗而臆改。‘泉’与‘宴’、‘边’为韵，则《诗品》本不作‘山水’明矣。”日本立命馆大学《诗品》研究班《钟氏诗品疏》云：“‘谢客山泉’，当指谢灵运所作众多的山水诗。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中，亦有《谢临川灵运·游山》的模拟之作。然谢灵运已见于上文的‘灵运邺中’，此重出，故车柱环氏疑‘本作谢朓’。云其诗有‘聊恣山泉赏’之句，故可从之。然此处列举，似皆限于建安以后及宋代诗人之作，中间插入齐代诗人谢朓恐为不妥。而同一诗人重出亦不妥，故‘谢客’或为谢庄之误。‘客’、‘庄’二字，草体相似，可知有讹误可能。”日本清水凯夫教授《诗品研究方法之探讨与五言警策等问题的探究》云：“既然在同组诗人（《中品·谢瞻、谢混、袁淑、王微、王僧达》条）中，评价明显居于下位的王微亦被列入‘五言之警策’，而与谢混齐名，在同组诗人中评价最高的谢瞻，则当然更应该列入‘五言之警策’。而且从越石——景纯——王微——谢客——叔源——鲍照的排列顺序及与‘王微风月’对仗方面来看，把谢瞻排列在‘谢客’之处，可以说各方面都最合适。”“谢瞻是谢灵运的从兄，特别赏爱年轻的谢灵运的诗才，倾慕他的诗风。很可能受灵运诗的影响，创作过不少像灵运山水诗那样描写自然的诗。”
由此可知，“谢客山泉”中的“谢客”有四说：谢灵运、谢朓、谢庄、谢瞻，未知孰是。
同在《上品·宋临川太守谢灵运》条，有“旬日而谢玄亡”一语。“谢玄亡”，显误。张锡瑜《钟记室诗平》说：“本传云：祖玄，晋车骑将军。父瑍，生而不慧。灵运幼便颖悟，玄甚异之，谓亲知曰：‘我乃生瑍，瑍哪得生灵运？’考灵运见诛，在宋文帝元嘉十年，年四十九。逆数之，生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年。《晋书·谢玄传》：玄以太元十三年卒。则玄之卒，灵运生四岁矣！‘旬日玄亡’之语，近出无稽。则唯灵运生已四岁，渐有知识，玄何由发此语？此盖《异苑》妄谈，仲伟不察而误笔之耳。”
“旬日亡者”非谢玄，则为何人？近有二说：一说为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仲伟殆误其父瑍为祖玄欤！”逯钦立《钟嵘诗品丛考》说：“‘玄’，应作‘瑍’。”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说：“以常情而论，祖死，不可谓‘子孙难得’。疑本作瑍，由瑍、玄音近，又由联想而误。”日本高松亨明《诗品详解》亦从谢瑍说。二为叶笑雪《谢灵运诗选》：“据《通鉴》的记载，谢安卒于太元十年八月二十二日，恰好与钟嵘的说法相合，可证钟嵘记错了人。”郑骞、杨祖聿、清水凯夫、杨勇、吕德申诸氏均从“谢安说”。按，《晋书·谢玄传》云：“子瑍嗣，秘书郎，早卒。”谢玄卒，谢瑍始能嗣而袭封康乐县公，任秘书郎。谢玄卒时，灵运已四岁，可证。“旬日亡”者亦非谢瑍。“玄”当为“安”之形误。
此外，《下品·晋中书张载》等人条：“孝冲虽曰后进，见重安仁。”其中“孝冲”当为“孝若”。孝若“见重安仁”，事见《世说新语·文学篇》：“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遂作《家风诗》。”夏侯湛字“孝若”，“孝冲”乃夏侯湛弟夏侯淳字。
纠正这类错误不难，但是钟嵘记错了人？还是后世版本错误？没有新材料则很难判断。
（三）品语中的误文。除标题时代，诗人姓名误讹外，品语中也有一些令人头疼的疑难杂症。如：《下品·晋中书张载》等人条“唯以造哀尔”中的“造哀”。“唯以造哀”，语出《诗经·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告”、“造”不同，语义有别。张锡瑜《钟记室诗平》以为：“此致不满之词，当是以其劣，故殿之。”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谓缪袭《挽歌》诗“哀凉独造”，则“造哀”并非贬词。日本高木正一氏释“唯以造哀”为“仅有悲伤的词句，缺少深婉的感情，故虽有哀词，也只能给予较低的评价。”〔1〕意同张锡瑜。 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以为：“‘造哀’实为‘告哀’之误。”“王粲《为潘文则作思亲诗》：‘诗之作矣，情以告哀’，亦作‘告哀’。”缪袭《挽歌》诗云：“生时游国都，死没弃中野；朝发高堂上，暮宿黄泉下。白日入虞渊，悬车息驷马；造化虽神明，安能复存我？形容稍歇灭，齿发行当坠；自古皆有然，谁能离此者！”此嗟人生袂忽，离乱哀伤，正与作歌告哀意合。故何义门《读书记》说：“缪熙伯《挽歌》诗，词极峭促，亦淡以生悲。”观此条同评五人，各有胜擅，张载虽不及其弟张协，但“近超两傅”；玄、咸父子“繁富可嘉”；夏侯湛见赏于潘岳；均无贬词，知此亦不当贬缪袭。《诗品》“造”字凡六见，唯此“造哀”不词。“告哀”为六朝习见语，故“造”当为“告”之形误。
再如，《下品·宋詹事范晔》条“亦为鲜举矣”中的“鲜举”。古直《钟记室诗品笺》以为：“‘鲜举’当为‘轩举’，形近而讹也。《世说新语·容世篇》曰：‘林公道王长史曰：“敛衿作一来，何其轩轩韶举。”曹植《与杨德祖书》：‘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日本中沢希男《诗品考》说：“此句不顺，恐‘鲜举’二字有误。古直《笺》以为‘鲜举’为‘轩举’之讹。然毋宁说误在‘举’字。‘举’或为‘华’之讹。‘鲜’字则似与《中品·袁宏》条‘鲜明紧健’中‘鲜’字意同。”韩国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谓：“古说疑是。‘轩举’为复语，轩亦举也，故又可分用。颜延之《咏白常侍诗》有云：‘交吕既鸿轩，攀嵇亦凤举’，即其比。”
《诗品》中的文字错误还有很多，弄不清即影响对原文的理解。如：《上品·古诗》条“陆机所拟十二首”（原作十四首）；《上品·阮籍》条“无雕虫之巧”（原作“无雕虫之功”）；《中品·张华》条“置之甲科疑弱，抑之中品恨少”）（原文作“置之中品疑弱，处之下科恨少”，《下品·齐鲍令晖》等人条“齐武以为韩公”（原作“齐武谓韩云”）；“唯《百韵》淫杂矣”（原作“唯百愿淫矣”）等等。但这是属于通行本的错误，是通行本在流传抄写过程产生的，今有不同版本、类书或宋诗话可以校勘证明，与前所谓“误文”不同。
这些文字上的“疑难杂证”是怎么产生的？是钟嵘理解错误？知识性错误？笔误？属《诗品》本身？还是有其它原因？目前弄不清楚。按理说，钟嵘与其中大多数诗人生活的时代很近，有的还是同代，相互之间有交往，对诗人的时代、姓名、职衔、字号不应该出错。
现在问题是，除张锡瑜、古直、许文雨、吕德申外，不少注家对《诗品》中的“误文”并未重视，有的没有核对版本，以为是通行本的错误；对于误文，有的不注，有的照错的底本注；即如张、古、许、吕，也有部分误文未注，这些任务，都留给了后人。
四、未品诗人研究
钟嵘《诗品》品评自汉迄梁一百二十三位诗人，什么人该品，什么人不品？什么人置上品？什么人置中品？什么人入下品？可谓殚精竭虑，凝聚了一生的心血。
品总有品的原因，从什么诗人置于何品，可以研究《诗品》的诗歌美学和批评标准，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循此途。但是，不品的也有不品的道理，如果从未品诗人入手，同样可以研究钟嵘的文学观念和审美原则。譬如，只写四言的不品；五言写得不好的不品，成就小的不品。清人许印芳对此不理解，《诗法萃编》有颇多质疑。《上品·汉婕妤班姬》条下说：“两汉能诗妇人，可考者十余人，何仅收班姬及徐淑耶！”《上品·魏侍中王粲》条下说：“仲宣同时诗人，尚有陈孔璋琳，名在七子中，何以遗之？”此外，许氏提出质疑的还有魏代的甄后；晋代的束哲、慧远；宋代的谢道韫等人。末了又作解释说：“汉京作者，既多遗漏；魏、晋、宋、齐，亦未赅括。于魏不录陈琳，为其《饮马长城窟》工乐府也；于晋不录束哲，为其《补亡诗》工四言也。录晋之帛道猷，而不录同时之慧远；录宋之鲍令晖，而不录魏之甄后、晋之谢道韫，殆未见三人五言尔。”
尽管许氏说《诗品》不评乐府诗，说法大谬；所举遗漏的例子也不能说明问题，如西汉诗人，《诗品》只录李陵、班婕妤两家，未录枚乘、苏武，其实只是当时通行的看法，因为作者和作品真伪，都有弄不清的地方，江淹《杂体诗》拟汉诗，也只拟李陵、班婕妤两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也说“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世”。但许氏的这番言论，还是启发了对未品诗人的研究，因为确有今天看来是重要的诗人和诗歌作品《诗品》未予置评的，譬如：《陌上桑》等一些汉乐府五言诗未品；《孔雀东南飞》未品；卓文君的《白头吟》未品；蔡琰的《悲愤诗》未品。为什么评无名氏的《古诗》，不评同为无名氏的《陌上桑》、《相逢狭路间》、《双白鹄》、《艳歌行》和《陇西行》？评班婕妤的《怨歌行》，不评卓文君的《白头吟》？强调作品的怨深文绮，不评《孔雀东南飞》；重视女子的情绪天地，不评蔡琰的《悲愤诗》？这些问题在《诗品》的文本中并不存在，但是，假如深入探讨，这些由历史带来的疑难却存在于我们的研究视野，因而不能不对此作出解释。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徐陵的《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作者为“无名人”。徐陵没有说明此诗从何处采得。假如此诗在当时并未流传，徐陵直接采自民间，来于里巷，钟嵘没有见过此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又此诗作年尚有争议，假如产生于钟嵘写《诗品》到徐陵编《玉台新咏》的半个世纪内，钟嵘也同样未及一睹。但假如钟嵘看到这首诗，会不会品评？我以为不会。
与《古诗》同时，无名氏的《陌上桑》、辛延年的《羽林郎》，钟嵘是应该看到的。《上品·古诗》条说“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首”，可见，钟嵘当时看到的这类诗比我们多得多。还有，蔡琰的《悲愤诗》著录于范晔的《后汉书》。《诗品》说范晔诗“不称其才”，可见钟嵘注意到范晔在写《后汉书》时表现出的文学才能，当然也会看到蔡琰的《悲愤诗》，看到那些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场面。诸如：“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这种正面的血淋淋的描写，把悲愤撕碎了给人看：先被董卓乱军所虏，一路受尽凌辱折磨；入番后被迫嫁给胡人，内心痛苦自不必说，已经在番地生儿育女，意想不到的回汉，又使她必须舍弃亲生儿女。儿女渐渐长大，听说母亲离开他们，一去不返。有些似懂非懂——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
常仁侧，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
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这种生离死别，欲行不行的悲痛场面，撕肝裂肺，令人心折骨惊，其情景比江淹的《别赋》更真实、更强烈，也更难忘、更具感染力。而回汉后，自己还将面临改嫁，托命新人的不幸。种种凄凉，种种悲怆，其反映社会历史的深广度，表现个人内心痛若的烈度，比曹植的《赠白马王彪》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今天的眼光看，实为建安时代的杰作。钟嵘推尊曹植，将“陈思赠弟”列为五言警策的首篇，但却不提蔡琰的《悲愤诗》。这与未品汉乐府五言诗、《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是一致的。妄加推测，也许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诗品》评五言诗，更是评五言诗人。学班固“论人”，刘韶“裁士”，均以诗人为骨架，没有诗人，组不成三品。汉乐府五言诗年代久远，多已不知作者，有的虽标作者，却真伪不辨，难以品评。《白头吟》之类也许就是例子。故许印芳以为《诗品》只评五言诗而不评乐府诗。《诗法萃编》本谓“（钟嵘）自序所录止于五言，而无一语及于乐府。意谓汉人论文，诗、乐分体（自注：如刘子政是也），五言古诗，不宜阑入乐府。”此说虽不确，《诗品》品评，包括许多警策佳篇都属乐府诗。如《诗品·序》列举鲍照的“日中市朝满”、虞炎的“黄鸟度青枝”、刘琨的《扶风歌》（“越石感乱”）、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鲍照戍边”）；上品曹植的“置酒高殿上”、“明月照高楼”；班婕妤的《怨歌行》（“《团扇》短章”）；下品魏侍中缪袭的《挽歌》等等皆是〔2〕。评汉诗不可能不评及汉乐府。 但《诗品》一般不评无名氏的作品，当是撰例。唯《古诗》影响深远〔3〕， 列入上品，是一个例外。
第二，钟嵘的诗学理想是“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而这些汉乐府古辞多来自民间，以当时的审美眼光，不免格调卑俗，少渊雅之致，若以“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古诗来衡量，则大异其趣。如《陌上桑》中对罗敷美丽的描写：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
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
这段文字，尽管我们今天觉得它夸张诙谐，生动有趣，以赋铺陈的手法，从不同人对罗敷的观看，表现罗敷惊人的美丽。但以当时的审美标准，却类近俳优，淫杂不文，不过逗人笑笑而已。刘勰《文心雕龙》斥此类诗为“淫辞”，可见这并不是个别评论家的意见。而钟嵘不评汉乐府古辞，用的仍是“雅”、“怨”两把标尺。
第三，《诗品》基本上不品叙事诗。尽管，钟嵘认为五言诗的特点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写景、状物、抒情之外，也包涵叙事的成分。但从“吟咏情性”诗歌本质论出发，在潜意识里，仍把诗与抒情诗划上等号，以为只有写景状物的才是诗歌。反观《孔雀东南飞》也好，蔡琰的《悲愤诗》也好，尽管抒情意味很浓，但在本质上都是叙事诗。叙事诗当时只在民间流传，见诵闾里，格调卑俗，不在钟嵘的批评范围之内。凡受民歌影响，带有叙事成分的诗人，大多遭到钟嵘的批评。如批评鲍照“险俗”、“颇伤清雅之调”；批评沈约“淫杂”、“见重闾里，诵咏成音”；批驳时人诬蔑陶渊明诗为“田家语”等等；《诗品·序》自谦自己的作品是“农歌辕议”，只能“周旋于闾里，均之于谈笑”，均与此相表里。
真伪难以确定；“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诗学理想；不品叙事诗，也许是《诗品》未品《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卓文君《白头吟》和蔡琰《悲愤诗》的原因。
如果这些分析成立，则反映了钟嵘重雅，轻俗；重抒情，轻叙事的美学思想。由此可见齐梁时代和我们在诗体和诗歌审美上的差异。
以上系《诗品》所存疑难问题的研究。
把疑难问题集中起来引起读者的重视，比单纯研究某个枝节有好处。本文即最大程度地收集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诗品》所存疑难问题归为几类，作出自己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证据还不足，有的只是笔者的假说，有的疑难一时无法解决，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掘，仍可为今后的《诗品》研究提供方向和线索。
注释：
〔1〕高木正一注云：“若‘造哀’作‘告哀’，意亦可通。 只是贬词成为褒词，评价正好相反，拙文暂不采用褒词说。”见《钟嵘的文学观》，文载《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3辑，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笔者译。
〔2〕参考拙文《诗品撰例考之二：嵘今所录，止乎五言》。
〔3〕《古诗》佳丽，人所共识。故魏晋以来，多有拟作。 陆机所拟十二首，为萧统《文选》所录。又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亦称《古诗》为“五言之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