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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罗斯政治文化对其外交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已有初步的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上，揭示俄罗斯独特的政治文化即欧亚文明、东正教理念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文化特质对其外交的影响，并联系实际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及其特征
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心理方面的基本倾向，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即对权威的态度；对真理的信仰或观念；决策方式上的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对于热爱、疏远、拒绝、信仰或猜疑等行为的感觉、认识和见闻；以及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注：（美）劳伦斯·迈耶著：《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16页、第271～279页。）。政治文化包括认知取向、情感取向和价值取向三个方面的内容，由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民族气质、宗教信仰、政治和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等因素形成。因此，政治文化影响、甚至决定一个民族或每个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方式、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注：丛日云著：《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序言，第3页。）。
俄罗斯民族是个优秀的富有创造性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政治文化具有极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是由其民族历史和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形成的政治生活的心理学。它地跨欧亚两洲，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独特的地理环境位置、经久的历史积淀，汇聚来自俄罗斯地理方位所处的南、东、西三个毗邻地区文化的影响，所有这些，形成独特的结合部文明形态及其独一无二的政治文化最显著特征，即俄罗斯文明的多样性。独具特色的欧亚文明、救世主义的东正教理念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构成了俄罗斯政治文化的主流。
所谓南方文化主要是指拜占庭文化，它是西方文明的继承者早在公元10世纪，俄罗斯就与欧洲文明建立直接联系，接受东正教的重大影响，以后发展成救世主义理念。东方文化是指公元13～15世纪，蒙古人由东向西长驱直人俄罗斯大草原，实行专制统治，给俄罗斯注入了东方文化的血液，对其国家的建立产生巨大的影响。西方文化即西欧国家较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经济发展迅速，从15世纪末开始，来自西方的欧洲文化对俄罗斯的影响日渐增长，俄罗斯开始西方化，到18世纪达到顶峰（注：宋瑞芝著：《俄罗斯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15～16页。）。
同时，对于俄罗斯文化特征的形成，其中还包含俄罗斯人的历史实践。沙皇统治时期，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强化其专制统治，使其专制制度逐渐成为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核心。东正教传人俄罗斯，其救世主义理念也成为沙俄统治者对内实行专制统治、对外进行扩张的工具。从15世纪末～17世纪上半期，农奴制最终成为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基础，使各阶层对沙皇的崇拜和盲从成为信条。17世纪是俄罗斯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文化影响的加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农奴制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越来越尖锐，最终导致农奴制的瓦解。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宣告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成立，并确立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引导俄罗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在苏联时期，特别是斯大林掌权期间，他热衷于搞个人崇拜，强化专制统治，从而激起苏联人民的强烈不满。尽管后来的国家领导人也曾进行改革尝试，但都无法改变苏联政治专制的体制弊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由于他不顾苏联的具体国情，提倡所谓“新思维”，搞激进的民主改革，最终却造成了苏联的解体。
经历漫长的历史进程，俄罗斯政治文化不断兼容东西方文明，虽曾几经变迁，但包含不同时代文化的积淀，有其历史延续性。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即融汇了欧亚文明的救世主义的东正教理念与东方社会的专制主义，仍然顽强地保留下来。这种独有的俄罗斯政治文化，造就俄罗斯人的处世哲学和社会价值观，并对俄罗斯的发展道路和对外政策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转轨时期的政治文化与外交政策
原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开始进入政治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面临两种不同政治文化类型的激烈碰撞。一类是西方政治文化，即以英、美、法为代表的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经过长时间的竞争、摩擦，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以“三权分立”为特征的政治制度，标榜的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竞争分权原则的政治文化。另一类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外生型的后现代化国家的政治文化，面临残酷的国际经济竞争，为改变其政治、经济、军事等落后的地位而实行赶超战略，采取依靠中央集中控制的手段来加速经济发展，形成集体主义、国家崇拜的集权型的政治文化，表现出集体精神和对个体自由的否定（注：关海庭著：《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140页。）。在过去10年，这两类政治文化在俄罗斯进行激烈的较量。
叶利钦上台伊始，由于当时他崇尚西方政治文化，所以俄罗斯的社会改革，本质上是对外来政治经济文化的引进，推崇英、美、法等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处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叶利钦采取激进的方式大力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和“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所以在转轨初期俄罗斯对外政策明显向西方国家倾斜。然而在俄罗斯缺少自由主义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民族心理条件，改革遭遇政治文化困境，导致社会转型受到严重挫折；制度转变遭受阻力，进而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矛盾逐渐激化，在各个国际问题上相互摩擦与对立。基于非西方的传统背景与当时国际环境压力，促使俄决定改变对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转而开展全方位的对外政策，特别是重视发展同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俄罗斯转轨时期外交政策的演变，其深层次的社会政治文化，即独具特色的欧亚文明、救世主义的东正教理念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都始终发挥重要作用。在转轨初期，俄罗斯的外交失策，同叶利钦不顾国家政治文化传统特征有重要关系。原苏联解体后，为了摆脱政治经济困境，叶利钦大力推行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休克疗法”，进行激进的经济体制转轨，实行向西方国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然而专制主义和东正教理念的传统政治文化在俄罗斯有深厚的社会基础，面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和挑战，表现其强烈的对抗，对改革产生掣肘作用。正是由于俄罗斯仅仅接受与模仿西方的理论和制度，没有在政治文化层面上实现创造性的转换和融合，造成意识形态多样化和价值观冲突，导致经济严重衰退，政治斗争日趋激烈，政局动荡不稳，总统对局势控制能力减弱，削弱了俄罗斯的综合国力。
在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严峻之际，西方国家向其允诺的经援却口惠而实不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不与俄罗斯建立平等外交关系，却以“北约东扩”来挤压俄罗斯的地缘空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围堵、排挤，削弱其优势地位，从而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俄罗斯人信奉东正教，向来就有大国情结，追溯其辉煌的历史，前苏联是一个敢于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原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地位今非昔比，但传统记忆中的大国心态使它还是以大国自居，企图与西方强国平起平坐。科济列夫的亲西方外交，在国际事务中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甚至以意识形态划线，中断、弱化传统的国际联系，激起俄罗斯人的强烈不满。“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失败，国际地位每况愈下，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兼之西伤害，更加激发俄罗斯人的大国情结，要求复兴和恢复传统大国地位（注：江西元著：《大国战略与未来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303～304页。），抵制外来政治文化以重新复归本土传统政治文化。
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演变，在民族主义和大国情结的影响下，俄罗斯对其外交政策进行调整，增强对外政策的独立性，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态度逐渐趋于强硬。“休克疗法”的失败，导致1992年底俄总理盖达尔被迫下台。1993年初，叶利钦宣布改正对外政策中的失误，重新将俄罗斯定位为一个欧亚大国，实行独立的对外政策，确立重建大国地位，对外战略目标是“复兴俄罗斯”，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和大国地位”（注：唐永胜著：《角逐：谁能占有先机——21世纪初叶全球政治展望与中国的前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74～75页、第76页。）。1996年1月，普里马科夫接替科济列夫担任外交部长，他奉行真正的独立外交路线，以多极化、全方位的大国外交为突破口，全面转向大国外交战略，其外交格局蔚然改观（注：江西元著：《大国战略与未来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303～304页。）。在叶利钦的第二任期内，追求独立的强国地位成为外交的核心，建立“多极世界”的体系是俄罗斯外交的方向。
三、俄罗斯的欧亚文明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发生联系，受到双重文化的深刻影响。辽阔疆域是国际战略的物质载体，也是形成俄罗斯人独特的心理禀赋和政治文化之源。欧亚的国家地理位置和东西方文明在俄罗斯相互交融与相互碰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欧亚文明。俄罗斯的欧亚文明吸纳了西方和东方、欧洲和亚洲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显得独一无二，决定着国家的世界地位及衍生出它与西方国家的特殊关系。
俄罗斯集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于一体，使专制与自由、暴力与人道、国家至上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盲从与极端个人主义处于经常不断的矛盾与冲撞之中。在东西方文明互动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始终未能彻底战胜和压倒东方文明。面对西方文明，俄罗斯既予接受，也有拒斥。西方国家经济发达，俄罗斯羡慕、向往和效仿，但又对西方的价值观抱有仇视和拒斥的心理。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感情，在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时往往左右摇摆，反复不定。俄罗斯在积贫积弱、面临危难之时则倒向西方，积极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旦势力强盛，或者西方价值观中某些深层次的东西冲击其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文化思想，就会离开西方，试图征服西方（注：马风书：《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政治文化背景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2期，第37～38页。）。为此造成俄国的历史呈波浪形跳跃式发展。
在俄罗斯近现代历史上，先后出现四次改革浪潮，每一次都起因于与西方文明冲突中的失利，即18世纪初开始的彼得大帝改革；19世纪6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20世纪初的斯托雷平改革；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一叶利钦改革（注：安启念著：《俄罗斯向何处去》，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269～272页。）。俄罗斯为了征服西方进行历次改革，然而改革并不成功，没能从根本上铲除它的落后性，西方性没有战胜东方性，从而走上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俄罗斯政治文化对西方政治文化冲击的反应，表现在将近一个世纪里，其社会思潮中出现被称为“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等流派，彼此观点尖锐对立。
“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出现于19世纪30年代，它们反对农奴制和当时的专制制度，主张改变俄罗斯的社会现实。前者认为俄罗斯没有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文明，学习西方、融入西方国家是惟一正确的选择；后者认为俄罗斯文明有其自身独特性，应该而且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欧文明的道路。两大流派的争论对历届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而欧亚主义介乎于“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之间，这一流派源于20世纪20年代，从理论上阐述俄罗斯的文化特征及其历史命运。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既非欧洲国家，也非亚洲国家，而是处于欧亚之间，是连接欧亚文明的桥梁”。主张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认为俄罗斯可以利用横跨欧亚大陆的历史和地理空间，吸收世界各民族文明中的积极内涵，创造出“欧亚文明”，进而成为世界文明中的一极（注：《欧亚主义思潮再度兴起》，人民日报驻俄罗斯记者，孙勇军，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world/world2001-36-2.htm。）。“欧亚主义”还主张，俄罗斯要根据新的地缘环境，制定对外政策，不应盲目追随西方国家，要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争取参与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重视与世界第二梯队国家合作，尤其是发展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强调保持平衡外交的重要性（注：范建中等著：《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与对外战略选择》，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351页、第38页、第354～355页。）。
文化价值观的矛盾碰撞和不同观点的尖锐对立，使得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具有显著的矛盾性和摇摆性。俄罗斯一直视欧洲为先进、文明、进步的楷模，以融入欧洲为理想追求，但又自视为迥异于西欧的独特文明，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应走自己独特的国家发展道路。这种具有东西方双重性的文化，缺少妥协与让步精神，难以调节不同文化间的分歧，往往导致用强制手段实行激进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国家发展道路容易逆转，对外关系的可变性也较强。
俄罗斯的亚洲部分领土占其3/4，亚洲是当前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原苏联解体使亚洲部分领土在俄罗斯经济和安全利益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为稳定国内局势，克服经济困难，俄罗斯一直注重争取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支持，可收效甚微。在经济形势恶化、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情况下，俄民众要求积极发展同亚太国家的关系。1994年俄罗斯的亚洲外交相当活跃，被称为它的“亚洲年”。这一年，俄罗斯总统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俄进行访问，建立两国面向21世纪睦邻友好关系。同年俄罗斯第一副总理索斯科韦茨访问日本，签署文件促进双方的贸易及经济合作，还不同程度地改善了同朝鲜、老挝、柬埔寨、蒙古的关系。与此同时，俄还积极发展与韩国、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注：《俄罗斯的“亚洲年”》，《人民日报》1994年12月7日第6版。）。
“欧亚主义”的政策已在叶利钦执政后期，由外长普里马科夫大力贯彻执行。普里马科夫认为俄罗斯文化的特点在于其东方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国家权威的崇尚，提出要以观念治理国家，倡导建立国家与个人统一基础上的强国思想。对外关系方面，他积极宣传多极化思想，全力抵制北约东扩，加大对独联体外交和东方外交的力度。在国际安全领域，推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距离而积极抗争的政策。
四、东正教是俄罗斯大国外交战略的精神支柱
俄罗斯民族具有宗教信仰的传统，宗教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对俄罗斯影响最大、信徒最多的是东正教。特殊的东正教宗教传统使得俄罗斯的大国战略，具备深厚的精神基础，对其传统文化的形成乃至国家道路的选择均发挥巨大的作用。从公元988年到1917年，东正教一直是俄罗斯的国教，处于沙皇政权的控制之下，为沙皇专制统治服务。它成为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的摇篮，是艺术和音乐的宝库。事实上，东正教的信仰已融入俄罗斯的民族血液，构成民族性格特征即伟大的爱国主义情结，在发展民族的身份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上，均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是依靠这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俄罗斯在抗法战争中，击败了席卷欧洲大陆的拿破仑大军，在卫国战争中又战胜不可一世的纳粹德国。
俄罗斯的民族意识中，具有“救世使命”观念，认为只有东正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体现者和捍卫者，只有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和强盛，才能使基督教复兴。这种“救世使命”意识，奠定了俄罗斯拯救世界、争做世界强国的心理基础。俄罗斯民族的发展与东正教的复兴，互为因果而使其具有强烈的大国情结（注：王树春著：《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123～128页。），蕴含浓烈的强国意识和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俄罗斯传统思想的精髓所在。
斯拉夫主义一直在俄罗斯传统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民族主义—现代斯拉夫主义流派认为，俄罗斯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崇尚东正教和村社文化，要以东正教为基础，将俄罗斯作为“第三罗马”和新世界的中心。到了19世纪20年代，泛斯拉夫主义在俄国发展为一种好战的大俄罗斯主义（注：杨辉、李彦彬：《俄罗斯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对对外政策的影响》，《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10月第2卷第4期，第72页。）。
俄历史上沙皇的霸权主义行为，对外侵略、扩张领土深受东正教的救世主义使命感的影响。正是这种强烈的世界意识，支撑着俄罗斯不断地四面出击、扩张领土，以寻求其所谓国家安全。俄罗斯崛起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对外征服与扩张的历史。它90％以上的领土就是近几个世纪通过各种手段兼并扩张而来的。它宣扬通过使用武力来实现斯拉夫人的政治统一。即使是在斯大林时期，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曾说过：“苏联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尽一切可能扩展苏联的疆界。”（注：唐永胜著：《角逐：谁能占有先机——21世纪初叶全球政治展望与中国的前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74～75页、第76页。）
俄罗斯地处欧亚大平原，历史上曾受到蒙古、波兰、瑞典、德国、法国、土耳其等外来入侵。特殊的地理环境及其历史经历，使其自古以来形成本能的不安全感和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感。为消除这种固有的危机心理，主动出击实行对外“领土扩张”，成为俄罗斯寻求“国家安全”的最好选择。而东正教救世观正好为其侵略扩张披上合法的外衣，深刻影响它对外战略的选择。
在历史上，东正教成为俄罗斯政权统治的有效工具，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过巨大作用，屡次担负起拯救国家于危难的重任。但东正教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原苏联执政的共产党信仰无神论，使其丧失国教的地位，遭受严厉的遏制。原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重生为东正教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恢复了昔日的辉煌。其时俄罗斯的地位一落千丈，面临险恶的国际环境，共产主义信仰真空引发思想混乱，接踵而至的是道德沦丧而致使俄民族严重危机，为了借助东正教重新整合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稳定政局的作用，推动俄罗斯的全面振兴，俄当局把东正教奉为其民族的象征和大国外交战略的精神支柱，获得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
五、政治专制主义促使俄罗斯对外抗争
在历史进程中俄罗斯长期受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使其具有东西方双重性的政治文化特征。俄罗斯民族向往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追求自由，崇尚人性，积极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并尝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由于受东方专制主义的深刻影响，使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存在崇拜偶像、服从权力的基因。历史上沙俄曾进行过两次改革，但都没有改变其独裁专制的政治思想基础，以至进入苏联社会主义时期，斯大林还是实行集权统治，大搞个人崇拜。
从历史和现实分析，无论是沙俄或原苏联，俄罗斯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高度集权国家，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最高领导人手中，议会形同虚设。在沙皇时代，沙俄政教合一，东正教享有特权地位，为专制提供了原始的基础。国家和宗教的紧密联系，巩固了民众对权力集中的普遍认可。渗入民族意识之中的是人民中根深蒂固的“好皇上坏领主”的思想，人民对救世主的期盼常常变成对皇上的期盼。长达数百年实行沙皇专制统治，造就了民主观念缺失的政治文化（注：（美）劳伦斯·迈耶著：《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16页、第271～279页。），赋予统治者实行铁腕统治的政治合法性，以保障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研究表明，凡属法治国家，大部分公民都支持民主制度，而俄罗斯约42.7％公民都支持专制体制的国家形态（注：徐湘林主编：《民主、政治秩序与社会变革》，中信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50～51页。）。
在社会领域，中产阶级的发展是建立公民社会的基础。沙俄时代缺少中产阶级的发展。这个时期国家的两大集团是农民与贵族，仅存在少量的城市工人与作家及其他知识分子。原苏联也不存在中产阶级。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虽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但其现代化发展水平不高，中产阶级基础并不雄厚，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未建立起来，俄罗斯人民的民主意识依然极其薄弱（注：吕晶化：《试析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根源及其影响》，《东北亚论坛》2001年第1期，第39页。）。
由于缺乏民主生存、发展土壤，俄罗斯在民主改革进程中产生价值观的尖锐对立，出现政党多元化和民主的泛滥，而国家作用的削弱引发政局动荡和无政府状态。俄罗斯人民由此转向渴望强权人物采取政治专制措施，来恢复国家秩序稳定，从而导致叶利钦打着民主的旗号但实行的是个人专制。
叶利钦仿效西方的新经济制度，引进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两大机制，并未产生激活俄罗斯经济的预期效果，反而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出现金融寡头，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经济严重萎缩衰退。经济改革的失败使俄民众日益不满，他们不但把矛头指向政府，还直接对准“休克疗法”的始作俑者西方大国。
俄罗斯政治文化往往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政治专制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迅速出现，以填补其思想真空（注：范建中等著：《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与对外战略选择》，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351页、第38页、第354～355页。）。面对“北约东扩”和外来政治影响的压力，俄罗斯的政治专制主义具有极强的政治动员能力，能够动用各种政治资源来实现其特定的对外政治目标。在政治专制主义导向下的俄民主政治，与根植于本土追求强国的观念形态结盟，对外来政治影响与压力，表现出极强的抗争性（注：冯绍雷、相兰欣主编：《普京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4页。）。1999年俄罗斯突然出兵科索沃，率先占领了首府普里什蒂纳的战略要地——机场，从而打乱了北约的整个战略部署，使北约单独在科索沃执行维和任务的如意算盘落空，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综上所述，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政治文化，对这个国家的外交战略与策略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俄罗斯的政治文化是俄罗斯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流行的政治倾向，它影响了十年转轨时期的外交政策，其欧亚文明是其外交战略的基石，东正教是其对外战略的精神支柱，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专制主义使俄罗斯实行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抗争。
救世主义的历史使命感和爱国主义情结，使俄罗斯人具有以国家强大为荣耀的强国意识，并已渗透到新世纪国家外交战略的各个层面，重振世界大国地位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目标。政治文化中的大国意识和人格崇拜的专制主义传统，使俄罗斯在制定新世纪外交战略方面，也必须顺应民众的文化心理，结合俄罗斯文化边缘性的特点以推行全方位外交，均衡发展与东西方国家的关系。普京总统执政后，大力弘扬东正教文化，进一步唤起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强化国家权力部门的权威，充分展现他的强国主义思想和大国政治家的风范，延续其前任的欧亚主义的对外战略取向（注：范建中等著：《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与对外战略选择》，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351页、第38页、第354～355页。）。
普京总统连任后，俄罗斯将合纵连横，利用矛盾，实行多极均势的策略，运用于东西方两个方面，发展与西方和东方国家的关系。俄罗斯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其政治文化，决定它今后只要世界格局不发生大的变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其全方位的外交战略都不会发生改变。虽然这种全方位外交是有层次的外交，开展西方外交是其重点，但国家的大国主义思想及其历史使命，以及与强国对抗的历史，决定其不可能示弱于人，推行妥协的外交战略。俄罗斯大国战略具备了深厚的政治文化基础，其扩张主义战略文化和大国战略取向，已令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其视为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加以遏制和防范，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缺乏发展良好关系的信任基础，彼此难以深化合作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其对外关系，尤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方面，当彼此矛盾尖锐激化，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对外政策的对抗性，就会强烈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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