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的东欧社会主义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思潮论文,十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9年剧变以来，东欧的多元政治格局逐渐形成。在这“多元”中左派是重要的一员，广义社会主义，或者说是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市民社会”、“工业文明”或“现代性”的各种社会批判思潮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目前东欧左派的两大基本力量，是社会党与较多地保留了原共产党传统的所谓“极左派”。不过，当前东欧的社会党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没有理论的运动”，而“极左派”的理论思想已成为“没有运动的理论”。
就各个社会党而言，如今它们在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都是左翼的主要力量，在社会上与议会中有强大影响，如果不是执政党或第一大党，也往往是各国组织最为健全的政党。作为政治运动，它们无疑十分活跃。但今日中东欧新旧社会党的思想面貌都已变得十分模糊，不仅与战前社会党相比是如此，与今日西方社会党相比也显得更加“非意识形态化”。（注：萨·日瓦洛夫：《中东欧左派受排挤力量正得到恢复》，载〔南〕《战斗报》1995年5月11日。）就社会基础而言，对社会党的支持主要源于对现实转轨进程的不满与进程中的利益分化。就政治操作而言，如今社会党在野时以竞选为中心任务，当政时则忙于政府事务与协调执政联盟应付反对党，无暇考虑什么思想理论问题。奉行组织多元化原则的社会党承认派别、内部争论的合法存在，有的已经导致了分裂（如保加利亚社会党）。但这些争论大都围绕政治斗争策略及具体人事进行，很少涉及理论分歧。
较多地保留了原共产党色彩的“极左派”则相反，在东欧各国，这类政党作为政治运动大多社会基础狭小，队伍年龄老化。有议席的党在议会与政府中的影响都很小，基本上不负治国之责。还有些党未能进入议会，但这些党从事议会外活动或街头活动的能力也很有限。因此总的来看，无论在“左派复兴”时期还是在非左派政府下，它们的政治运动都很弱小。但也正是因为他们不负治国之责，很少卷入事务性工作，因此可以多谈主义，在思想理论建设上比社会党要活跃得多。
还有一些剧变前的思想理论界人士，包括原持不同政见者，剧变后未加入新的党派，基本上脱离了政治活动而作为纯粹理论研究者活动于知识界，这些人就思想倾向而言多数接近“极左派”而远离社会党，他们的思想探索也可以归入这一类。这些人对中东欧思想界的“新社会主义”建设厥功甚伟。但他们的理论是“没有运动的理论”，对东欧的实际政治进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从理论跟踪的角度，我们主要介绍这一类人物的思想观点。
一、“极左派”的半社会民主主义化
与苏联不同，在东欧的特定条件下的所谓“反对社会党化的正统派前共产党人”，实际上也受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他们尽管在当地被视为“极左”，甚至被攻击为“斯大林主义者”，但实际上与剧变前的共产党还是有不小的差别，甚至比苏联时期的一些号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组织（如劳动人民社会党）都要“右”一些。这主要表现在：
1、他们尽管反对全盘否定过去，但都强调要与以前的“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成分决裂。如波共盟表示，它“不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继承者”，而是“真心实意按照劳动人民真正利益改造社会制度的所谓共产主义思想的继承人”；它将遵循自由和独立的波兰利益，从道义上“更新和重建这一理想”，“重建健康的波兰社会主义思想的概念”。它宣布，“党必须摒弃极权主义的活动，任何形式的暴力和专制，同一些使得社会抛弃统一工人党的工作方法决裂”。罗马尼亚社劳党的宣言强调坚决与独裁的和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划清界限，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同极权主义彻底决裂；该党不是原来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也不是原罗共的继承者；该党是左派民主党，同欧洲社会主义左派相类似。该党对1989年12月的罗马尼亚的剧变持肯定态度，只是它认为，“12月起义”只反齐奥塞斯库的独裁而并不反共，反共是后来某些政党煽动的。此外，匈牙利社工党也强调要与过去“反民主的领导方法”决裂；前南地区的新共盟即共盟—维护南斯拉夫运动也作过类似表示。值得指出的是，在东欧“极左派”中至少有一个党，即前南地区的“新共产主义运动党”与上述多数情况不同，它是从极左的角度而不是从“民主化”角度表示与旧制度决裂的。
但这样的“极端斯大林主义”的党在今日东欧是极罕见的，即使在“极左派”中也是如此。当然在批判过去方面，几年来这些党也都经历了一些变化，一般说来，在剧变之初社会情绪一面倒的情况下，它们对过去要否定得多一些。到了“左派复兴”之后便开始更多地强调与过去的继承关系，但很少有人主张完全回到过去。
2、对待社会民主主义方面，这些党都以反对前共产党改建为社会党而著名，但它们对社会民主主义也并不像前共产党那样界限分明。如波共盟承认社民党与社民盟是“波兰左派的代表”，与共盟在思想上“更接近”，并在民主左派联盟中实际上接受了社民党的领导。罗马尼亚社劳党则宣称自己不是极左派而是“左翼民主党”，与欧洲社会党左翼类似。匈牙利社工党自以为是“共产党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传统的继承者”，它只是不愿变为“接受资本主义的右翼社会民主党”而已。换言之，这些党大都自我定位为社会党左翼，所谓反对社会党化，实际上只是反对社会党右翼化。它们与自命为“民主化改造后的共产党”的捷摩共和自命为比原西德社民党稍左的原东德民主社会主义党这类“半社会党化”的组织实际上差不多。
如果说在“左派复兴”后，这些党在否定过去方面有所反复，那么在与社会党化的新党之关系上也是如此，尤其是在“东欧西行”（注：《东欧西行》，载〔英〕《经济学家》周刊1996年11月16日。）左派再度下野时，这些党大都批评左派联盟里的新社会党过于软弱。但这同样没有完全消除它自身的“半社会党化”特征。
3、这些党的“半社会党化”最突出地反映在组织原则上，它们几乎都放弃了布尔什维克式的民主集中制而实行党内民主化。如前南地区的新共盟便宣称，正如它反对以“民族利益”来压制公民权利一样，它也反对以“党的利益”来压制党员权利。罗马尼亚社劳党党章规定各级地方组织有广泛的自主权，而且承认党内可以有派，党员有信教自由。匈牙利社工党宣布拒绝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权制，认为党员是党的真正主人，要对尽可能广泛的问题实行民主，只对尽可能少的问题由选举产生的中央来决定，并且这些决定还须与民主通过的政策相一致。实际上，几年来这些党也的确不断进行公开的党内派别争论，到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地步。这种政治、经济主张比较激进、但组织原则却很松懈的状况，有点类似于第四国际系下的西方托派组织。仍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只有前南那个影响很小的新共产主义运动党等很少几家。
4、在政治、经济纲领方面，这些党也具有不少“半社会党”色彩。它们普遍放弃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指导以及公有制计划经济等提法，而在纲领中加上了自由、民主、人权、人道主义等内容。它们几乎都不反对议会民主，但强烈抨击“右派专制”。对私有制、市场经济明显反感，但也很少明令禁止，而把重点放在强调国家调节、社会福利与劳动者利益上。如波共盟宣布“坚决反对斯大林关于使用暴力建立社会新秩序的主张，致力于按照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为消灭现制度而开辟道路”。罗马尼亚社劳党认为自己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所有愿意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为在罗马尼亚建立一个没有社会与民族压迫的、没有仇恨和歧视的、以民主和正义价值为基础的文明社会而奋斗的人们共同活动的自由联盟。它在政治上主张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人权原则、法制国家，经济上主张“按市场经济原则重组所有部门”，多种所有制并存和自由竞争。匈牙利社工党则声称代表工人、农民、脑力劳动者和自食其力的小所有者利益。
总之，从这类政党的纲领看，把它们看作“传统党”只是十分相对而言的，作为“前共产党人”中不接受社会党化的所谓“保守派”，在当时90年代、地处欧洲的背景下，也很难完全拒绝社会民主主义。它们的“传统”姿态主要不是由其纲领，而是由其对转轨进程中一系列具体事情所持的、比新旧社会党更激烈的反对态度来体现的。但由于这些党没有参政机会，这种反对很难有实践意义，于是人们便力图赋予其理论意义。而这些党的“党内民主”、“党内自由”又使这种理论阐述可以不拘一格，旧体制下大量培养的理论工作者（无论这时是否加入新党）的参与更提高了这种研究的水平。这样，形形色色的“新社会主义”理论便在东欧异彩纷呈了。
二、对“现实社会主义”的不同评价
“新社会主义”者要回答的头一个问题无疑是对“旧社会主义”的失败作出总结，于是便有了“现实社会主义”（即前苏东地区现实存在过的社会主义）是否社会主义之争。从字面上看这是个事实判断问题而非价值判断问题，是“是否”的问题而不是“好坏”的问题。但实际上关心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立场。因为对反社会主义者——自由派与右派来说，旧体制当然是社会主义，否则就不能从否定旧体制得出否定社会主义的结论。对于拥护旧体制的“斯大林主义者”来说，旧体制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否则应当能从肯定社会主义得出肯定旧体制的结论。而对于社会党，尤其是东欧目前“复兴”的那种低调的社会党来说，他们对“姓社姓资”本身毫无兴趣，也不会对这个问题予以关注。只有那些一方面仍具有高调的社会主义理想，一方面又为旧体制的积弊所震惊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通行解释是把旧体制分解为各个部分，例如分解为经济与政治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东欧的“新社会主义”者对这些部分的评价是多种多样的：
有人认为，旧体制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是社会主义的，只是它们都不完善，因此有弊病。如波共盟现主席兹·维克多认为，旧体制在经济上忽视了市场，在上层建筑方面忽视了宗教。在“新社会主义”者中属于最“传统”者的南斯拉夫新共盟主席拉·克尔斯马诺维奇有所不同，他继承共盟原来的观点，对苏联集团的旧体制从经济到政治都持否定态度，对铁托的自治模式则予以肯定。
有人则相反，认为旧体制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都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冒牌社会主义”。前引的克尔斯马诺维奇对“苏联模式”的评价就是如此，南斯拉夫以外的一些带托派色彩的左派论著也持类似看法。这种见解认为旧体制经济上的国有制是“官僚所有”而非真正公有（而前南的“社会所有制”才是真公有）；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斯大林主义专制”而非民主（前南的“工人自治”才是社会主义民主）。与克尔斯马诺维奇相反的是南“新共产主义运动党”的基塔诺维奇。他对铁托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从经济、政治到外交都予以全面否定，而对“斯大林体制”则全面肯定。这样的看法在今天的东欧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更多的人则把政治、经济分开。其中多数人都认为旧体制在经济上（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而在政治上（专政）则是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这些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波兰思想家亚当·沙夫，他在剧变前被认为是异端，但又不同于库龙那样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剧变后他仍坚持宣传社会主义并拒绝认同社会民主党，因此他虽未加入波共盟，但仍被公认为是波兰乃至整个东欧最有影响的“新社会主义”者之一。他对旧体制在经济上虽有批评，但认为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毫无问题的。同时他认为旧体制不仅是反社会主义的，甚至是法西斯的。他的这种“共产法西斯主义”论（注：亚·沙夫：《共产法西斯主义——起源和社会职能》，参见《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早在剧变前就已形成，剧变后在东欧左派尤其是社会党左派中影响极大。
经济上肯定“计划”而政治上否定“专政”，这是对“现实社会主义”作分解式评价的东欧“新社会主义”者中最流行的观点。这与以下一点相联系：即在今日的东欧转轨中，人们主要是在“市场”问题上歧见突出，而对“民主”则较为认同。所谓社会党比自由派“左”，新社会主义者又比社会党更“左”，主要都是指对“自由市场”的保留与批判程度而言。这种“民主计划”论无疑是今日东欧左派思想的主流，“极左派”与社会党在这一点上只有程度的不同。
与此相反的“专政市场”论，即经济上否定计划体制而政治上肯定专政体制的人在东欧的社会党中是没有的，在“极左派”中虽有，但要比“民主计划”论者少得多，捷克的兹德涅克·穆拉奇内是这种观点的代表。穆拉奇内剧变前为捷共中央副部长，剧变后是亲捷摩共（但未加入）的左派人士。他认为旧体制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民主与否，而在于计划经济中的平均主义，在于“对消除差别过份强调”导致没能“贯彻个人和劳动集体按劳取酬的原则。”报酬上的平均主义的做法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注：王志明：《前捷共领导干部谈世界资本主义及欧洲社会主义前景》，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第1期。）
“民主计划”论与“专政市场”论之别还涉及到他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穆拉奇内高度评价中国改革，誉之为“全世界的榜样”。而沙夫既然认为只有到电脑化时代才谈得上社会主义，自然对“亚非拉的社会主义”持否定的态度。
总之，在对“现实社会主义”的评价上，“新社会主义”者中存在许多歧义，这与他们对转轨的态度自然是相关的。
三、关于“民主与市场的矛盾”
如果说东欧各社会党无论新老，都对转轨大体认同的话，那么不认同目前的转轨便成了“极左派”多少都有的特点。其中，“极左派”对市场经济、私有化的抨击最厉害，对政治转轨则批评较缓和，其中多数批评都是针对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的“禁共令”等不符合议会民主制规范的“右派专制”行为的，而对议会民主制本身则非议较少。传统列宁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连同“资产阶级民主”一词在今日东欧左派中已不常提，即或偶尔提及，也大都针对形式问题，如选举舞弊、金钱政治等。超越形式问题而从实质上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哪怕十分规范的“民主”，则是罕见的。波共盟主席维克多就是这少数否定者之一。
多数“新社会主义”者对“民主”的看法与维克多不同。他们在政治上都肯定多党制议会民主，亚当·沙夫称：“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是多元化的，即多党制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民主就应当是这样的民主”。而旧体制恰恰在这一点上没有搞好，它“把专政等同于‘我们的’民主，等同于高于一切的‘最高’形式的民主”，从而陷入了“反民主的伪善”之中，使社会主义运动为此付出了“高代价”。他对剧变后“民主”的批评主要在于：光有“政治民主”还不够，还必须有经济民主，即经济平等，否则“‘民主’与‘改良’的目的就成了掩饰现实”。
这与沙夫对“自由市场”制度（包括以此为方向的转轨）的批评显然是一致的。实际上它提出了一个“民主与市场相矛盾”的命题，这在东欧“新社会主义”者中，尤其是在“民主计划”论者中是得到广泛认同的。对政治民主看法与沙夫有异的维克多，在这一点上不仅与沙夫一致，而且讲得更尖锐。
有趣的是，这种看法与主张“市场与民主统一论”的自由民主派相冲突，但却与比自由民主派更右的“保守主义自由派”颇有吻合之处，后者也极力强调自由与平等、市场与民主相冲突，只不过它们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价值，强调平等、民主只能以不损及这些价值为限。
至于经济转轨，由于在所有前苏东国家都是“代价最大”、“痛苦最多”的领域，自然也是任何反对派（无论什么“主义”者）都集中指责的领域。由于在多数国家右派与社会党都曾轮流执政，也曾因此轮流失去了指责的资格，而“新社会主义”者则一直处于批判者的位置。所不同的是，俄共等独联体国家中的左派集中抨击的是原始积累的野蛮性与寡头垄断性，而中东欧国家的市场转轨相对较为规范，所以“新社会主义”者集中批判的不是原始积累，而是自由市场经济本身。这又引出了他们对“后市场”体制即未来的“新型社会主义”的设想。
四、“新左派”运动
与新旧社会党不同，东欧的“新社会主义”者对目前的转轨方向是否定的。但对未来的考虑，东欧的“新社会主义”者尽管抨击“右派专制”，但总体上并不否定东欧已实现民主——尽管是“资产阶级民主”，因此他们对“新型社会主义”更为关切。他们的理想更多地受西方后现代思潮影响，希望实现一种完全不同于旧体制的、建立在全球化而非民族传统基础上的“新型社会主义”。因此“新社会主义”者最讲国际主义、全球主义。
虽然东欧“新社会主义”者更迫切希望搞社会主义，但另一个巨大的反差却是，他们的力量比本国的社会党要小得多。他们中的多数党连议会的门槛尚未踏入。因此他们一方面急于使自己在政治上取得成就，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淡化党与未来社会主义之关系的思潮。尤其是那些学者身份的无党派“新社会主义”者更是如此，沙夫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沙夫对以往的左派党，包括共产党和新旧社会党都不抱什么希望。他认为：“迄今为止波兰存在的执政党之所以成为特权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党的活动经费由国库拨款，这就使在党的机关工作成为一项吸引人的工作；二是党统管国家干部的任命，使国家干部都控制在党的手中。毫不奇怪，这两大保证使党处于社会的特殊地位。制度变革后这两大保障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消除了。这就使新型政党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境地。对于许多人来说，原来入党以得到物质保障，也可以晋升到国家的领导岗位。现在呢？这一切都被取消了，入党还会有吸引力吗？”
而西方类型的社会党已变成了一种只谈问题不谈主义的政党组织。“它的危机所产生的广泛后果使人有理由怀疑它究竟还是不是一种社会主义运动（从内容而不是名称上看）。”（注：亚·沙夫：《困惑者纪事》，参见《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第1期。）
因此现在需要有一种新型的左派党，它的存在方式依各国国情会有很大差别，但沙夫认为有三点是必须具备的：“第一，这个新型政党不再是按照列宁倡导的专政原则办事的党，它所实行的社会主义肯定是受人民拥护的（基于全民共识）制度，这种制度将建立在民主自由基础上；第二，在组织原则方面，它将遵循广泛的党内民主原则，给那些有不同想法的人留有充分自由；第三，至于入党资格，那将不再是为了获得私利，而是为了实现理想。换句话说，那种靠党员的特权吸引人们入党的动机将完全消失，入党不再是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的手段”。（注：亚·沙夫：《论新左派的必要性》，参见《国外理论动态》1997年9月20日。）
最近沙夫又强调，新左派不应当是一个政党，而应当是一种多元化的运动。“把新左派设想成政党的想法不仅无法实现，而且恰恰有害”。这与他不久前主张“首要的任务是建立新型政党”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沙夫现在认为左派运动中无疑应当有马克思主义组织，但更应当包容当代新兴的各种运动，如生态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和革命宗教运动。尤其是后者，目前受到前苏东地区共产党派生力量的普遍重视，从俄共到南共盟，从各“极左”政党到非党学者，都主张与之结盟。
沙夫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本人无疑可以并应该持无神论立场，但新左派乃至新社会主义运动完全可以包含“新社会主义的”宗教运动，以至原教旨主义运动。他在这方面显然是走得最远的。但问题当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可否包容原教旨主义，而在于就其本义而言原教旨主义就是一种不宽容的神权思想与政教合一主张，它能包容马克思主义者吗？
五、“新型社会主义”与后工业文明
东欧“新社会主义”者多数都受到西方左派思潮的影响，其经验参考在相当大程度上来自西方当代社会的“社会主义萌芽”。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跨国公司的经济计划与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社会变革，都是他们所关注的。南新共盟主席克尔斯马诺维奇就认为：“不能说社会主义制度失败了或者未实现，而应该说它的设计者和建设者失败了。许多发达国家在社会主义力量的影响下，使自己的内部关系发生了变化，从而更接近社会主义的价值。不管某些人喜欢还是不喜欢，现在世界上仍然有1/3的人口生活在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制度下。这个1/3的世界包括中国等未发生剧变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发达社会。”（注：《只是停滞，不是垮台》，载〔南〕《战斗报》1995年10月24日。）
东欧新社会主义者大都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与其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信息革命有关，但他们也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观点，迅猛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变革，从而给“新社会主义”带来曙光，并且由于技术革命的加速发展，这个过程并不遥远。但这样一种“新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多数人心里并没有底，尤其是目前仍在向资本主义转轨，而且经济尚在谷底，这种状况如何与技术革命的飞跃和“新社会主义”关系的出现相联系，更是令人困惑。基于目前尚处于“没有运动的理论”状态的“新社会主义”者，在如此弱小的基础上如何迎接“新型社会主义”的来临，更是事关实践的大问题。
围绕这一切进行的探索中，仍以沙夫的研究最为重要，早在80年代末旧体制尚未崩溃时他就在考虑信息产业革命条件下的“新型社会主义”问题。直到1997年他发表《论新左派的必要性》一文，十年内他提出了如下观点：
1、新技术革命进展出人意料，它有可能把因“现实社会主义”垮台使社会主义损失的时间大幅弥补回来。正是在这个时期，世界向新型社会主义（这个新制度的名称是否再叫社会主义并不重要）发展的步伐亦将加快。这样的社会主义肯定会到来，而且不会绕开波兰。所以，我们从现在就要孜孜不倦地努力迎接新型社会主义。沙夫估计，尽管波兰“今天暂时还处在‘第三世界’行列中，但只需20-30年，新技术革命就会使它“势必走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共同走的道路，而通向新型社会主义的道路。”
2、新技术革命的直接后果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正在消亡”。由此将引发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全方位变革：随着蓝领工人阶级的消失，继之而起的白领阶层并不像有些人讲的那样是什么高技术时代的新型无产者。因为在新时代知识就是资产，白领知识阶层便是有产者、中产阶层。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等概念将会消失。另一方面信息革命提供的技术手段与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也将使“科学的计划”成为可能和必须，“自由市场”体制将不可能存在。
3、劳动、剩余价值、无产者的消失改变了“剥削”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消灭了社会矛盾。“因为这里不存在剥削人的劳动。但是却可以产生许多剥削人的新形式，尽管对人的劳动的剥削将随着这种劳动的消失而消失。”技术革命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将尖锐化，充分就业已经成为历史，采用现代化、自动化技术决不意味着增加就业机会，而是减少就业。西方国家的结构性失业正在日益严重，欧洲联盟经济理事会已经通过决议，要在欧盟成员国中实行最低收入制。已经抛弃现实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将逐渐向这个方向发展。
4、然而沙夫认为，在现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用社会保障来对付结构性失业是行不通的。借助缩短工时，并把由此获得的富余、就业机会在无业者中间重新分配的办法来解决结构性失业，只是一种治标之策，并没有触动问题的根本原因。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发展一种“产生社会公益的就业”（而不是产生利润的就业），也就是一种新式劳动，它以另一种方式从社会那里获得资金来源。这就需要新的社会产品分配制度，以便为那些被自动化和电脑化排挤出传统劳动的整个社会边缘大军提供资金保障。从而也就产生了一个“集体经济的因而在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注：亚·沙夫：《论新左派的必要性》，参见《国外理论动态》1997年9月20日。）
5、这就要求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因为只有当逐渐消亡的雇佣劳动被由社会给予适当报酬的就业代替时，人们才能应付现代转变的要求。这是一场改造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为社会所必需和认可的就业文明的转变。作为第一步，社会必须至少采取两方面的具体措施：一是保障不再从事雇佣劳动（这是与失业不同的概念）的人们具有适当的生存手段；二是为人们提供有益的社会职业以取代传统的雇佣劳动。同时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仅是发达世界的问题。因为第三世界到2000年将拥有世界人口的85%，那里的结构性失业具有爆炸性，“不对全球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还会面临一场全球灾难”。（注：亚·沙夫：《当代社会主义的“空白领域”》，参见《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因此，“新型社会主义”一旦发生，便是全球性的。
6、新技术革命一方面导致了“小就是美”和高技术个体生产的可能，一方面造成了宏观经济计划的必要，在此基础上公与私、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将不存在，由此产生的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走上这一社会的动力及所要求的左派组织也将与传统大不相同。
但沙夫也指出，“新型社会主义”并不是个必然的自发的过程，因为解决新社会矛盾“并不必然发生在民主的基础上，并通向社会主义。从今天的条件看，它也可能打着极权的民粹主义旗号，采用某种法西斯主义形式”。转变过程中行动者的自觉的政治态度将决定转变的最终结果，这也就是“新社会主义”者们的使命所在。
总之，作为“没有运动的理论”，东欧“新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探索是值得注意的，但能否与实践相结合并接受检验，还得看今后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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