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式领袖群体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领袖论文,群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O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02)01-0001-04
领袖群体的战略性要务，就是以立体化思维，把意识图谱转化成空间通道。基于这一 学术性命题，当代世界一般认为，领导是创造，管理是服务；领导是从远见卓识到真正 承担责任的立体化创造。
面对知识经济的强劲挑战，在新与旧的时代性交界线上，人们要以更开阔的战略视野 ，更清新的思想境界，更优化的思维方式，把最强劲的挑战转化成最佳的机遇。对于广 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置身其中的社会主义中国，肩负着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的重担， 一项最为重大的任务，就是造就强而有力的国家领袖群体。
面向21世纪，国际战略之争主要是人才之争。国际多领域专家普遍认为，在人才领域 ，现实态势与未来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战略反差。
主要针对西方国家的情况，日本专家提出，在“超凡型领导人将销声匿迹”、“职员 型领导人”涌现之际，要激发“政治天才”投入政界。为此，日本早在80年代初，就创 办了“松下学校”，以后又创建“企业管理大学”，以培养21世纪初期的国家领导人。
与世界演化大体同步，亚、非、拉国家由战后“有创见”的领导人让位给“务实家” 。亚洲作为其典型，已兴起新老交替之风，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相继走上这条 演化之路；印度、巴基斯坦、缅甸、菲律宾将处于“易变”阶段。非洲、拉丁美洲在“ 民主”与“市场”地夹击下，领导人才的综合素质将出现波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先生提出，发展中国家政治领导素质关系到国家的存亡”。[1]但在这一关键问题上， “由于出现‘政治领袖’与‘行政人员’自然变位，酿成了某些战略性弊端。”同时， “与信念强度渐次疲软成为此消彼长关系的是平庸因素无序扩张，它已构成面向未来世 界的另一个危险点。”[2]
有关发展中国家战略人才现实分析与战略前瞻，令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了国家政治领袖 群体的关键性。在知识经济进程中推进世界多极化，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更多的 新问题。
正如《国际战略学》一书所论证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乃至在世界现代史上 ，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数量和素质曾经是举世无双的，并且在干部培养 与管理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这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财富。
以世界人才学观察与国际战略学审视，“我国各级领导人才的选拔大体处于苏联40年 代水准，要达到苏联50年代中期水准，可能要到90年代中期，甚至会更晚些。”[3](P3 88)鉴于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考虑到“开创性”与“维持性”的交错特征，有关领导 群体的运作机制就显得更加重要。我们认为，有关这一方面以列宁为首的苏联第一个领 袖群体可作为典型案例。
领导就是创造。在苏共历史上，列宁式的领袖群体是最具创意的政治人物集群。在20 世纪初，俄国处在新旧世界的交界线上。置身于那风云变幻的时代，以列宁为首的布尔 什维克党，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火炬，在世界历史上首次突破了旧世界的战线，创建了第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具创意的光辉结晶。内战结束后，列宁在苏维 埃俄国实施“新经济政策”，这个国家开始首次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与商品经济相结合；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与其相适应，要“改 造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4](P722)列宁颇具创新的“新经济政策”，以及为此“改 造”“国家机关”的国策，被认定为20世纪世界的三大优化国策之一。可以认定，创新 力是列宁式领袖群体的核心要素。
苏联学者认为，杰出大脑+坚强意志=聪明领导人。[5]作为苏共历史上最杰出的领导人 ，列宁对构造其领袖群体机制的独到性贡献，是“三维组合”；其运行机理是民主集中 制。“三维组合”超前地拉开了世界人才学的“三区理论”，展现了无产阶级无穷尽的 创造活力。领袖群体中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全方位的在民主与集中上优选适应本国国情 的最佳结合点。回顾美国建国初期的分权与集权的纷争，可以自豪地说，无产者在实践 上首先回答了资产者没有解决的难题。
理顺就是民主，民主与集中的科学控制就是政治。在时代交界线上，苏联的第一个领 袖群体是把民主集中制与列宁在实践中形成的特殊权威结合起来。这种特定的运行机制 ，既引来了苏联现代史上多领域的“黄金时代”，也引发了苏联第一个领袖群体的结构 性分解。
苏维埃俄国以列宁为首的领袖群体是科学机制的动态性合成。我们在这里所界定的“ 三维组合”这一概念，它是基于国际战略学的“三区理论”推导而出的，并适用于世界 人才学在学理上的特殊界定而应用的。以“三区理论”解读“三维组合”，即“前区” 是创新，“中区”是调整，“后区”是基础。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从人才素质活力 运行机理来说，都是这样“三区”基因所组合的，互相差别也仅仅是三者之间的系数有 所不同而已。在“三区”之中，各自都有相应的人物组成这一特定“区”的“集群”， 并使该“区”的“集群”得以发挥出相应的战略效能，因而使整个领袖集体发挥出结构 性运行的势能。
任何组织或群体，都是在特定的“基础”上，实施带有“创新”性的战略目标及其相 应的战略规划；而任何战略性规划在实施进程中，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此必 须进行相应地“调整”。按照这一理解，我们认为，在苏维埃俄国初期，列宁的领袖群 体，在“前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中区”的代表人物 有：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古比雪夫、乌里茨基、柯伦泰、卢那察尔斯基、加米涅夫、 季诺维也夫等。“后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斯维尔德洛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布 琼尼、伏龙芝、奥尔忠尼启泽、莫洛托夫等人。
成功的秘密在于简单，这是发达国家“情报术”的核心。拉丁箴言确认，简单是真的 标志，美是真理的光辉。世界文明史也一再验证，人类智慧最纯结的产物往往简单得惊 人。国际战略学从纵向与横向交错中审视大千世界的万物演化，提出一个命题是，对复 杂问题进行“简单”审处，即本着“世界之大容于3”的机理。据说，一个布达佩斯家 族的计数范围就是“1、2、3”和“许多”。这个家族世世代代出现过才俊型人才，某 些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曾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地交流。在实质上，1、2、3=许多； 它包容了一切。或许还有其它原因，中国人有句习以为常的话是“事不过三”。事实上 ，上、中、下；左、中、右；前、中、后等，已包容了整体。
宛如足球，因为它简单，它因此也极为复杂，并拥有无穷尽的魅力。一个国家的领袖 群体更是那样，以简单凝聚全民族的整体，以简单推动整个国家生机勃勃地运转。苏维 埃俄国面对一个伟大而艰难的开国大业，它的首要特征就是要张扬创新性。创新必须在 特定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度是这一基础所提供的允许值所决定的。创新必须在坚实而稳 定的基础上展开。这个时期苏维埃领袖群体“后区”的代表人物包括了党政军各方面的 主要领导人，他们在各自的部门分兵把口，按规则进行严格地管理，使国家的全局一直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强有力地控制之中。“后区”人物“集群”扎扎实实而卓有成效的工 作，才使整个领袖群体的创新度富有了结构性的保证，从而为列宁等“前区”代表人物 提供了最开阔的社会空间。“后区”的领军人物是斯维尔德洛夫。
斯维尔德洛夫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刻地洞悉了沙皇俄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对新 生的苏维埃俄国经济与社会，乃至于人民大众的心声呼唤更有深入骨髓的理解，特别是 对其党政军，以及各种色彩的社会团体等具有总揽全局的才能、魅力与更可贵的亲和力 。斯维尔德洛夫在当时就被誉为苏维埃俄国的“大管家”，他在关键而危难时刻，稳健 而强有力地协调与处理党政军日常重大要务。列宁高度赞赏斯维尔德洛夫，称颂他为“ 职业革命家最完美的典型”，是苏维埃俄国的“第一人”。
一位“世界大脑”级人物提出，雄心大志从基础做起。在构造领袖群体中，要高度重 视“后区”，因为它是伟大的基础。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中，列宁是总设计师与总指挥 ，托洛茨基是总建筑师，而斯维尔德洛夫则是位“大总管”。斯维尔德洛夫不仅总揽武 装起义有关准备工作的具体实施行动，而且还细密地监视反动的“临时政府”所发出的 命令和兵力布署等。
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在领袖群体中的“前区”与“后区”的关系，就是“领导者 ”与“管理者”的辩证统一。作为“三维组合”的“基础”部分典型代表人物，斯维尔 德洛夫与列宁的工作风格有其共性，更有其不同的个性。列宁是位创新性人物，其意志 、魄力和作风更多地体现在“快”字上，斯维尔德洛夫的忠诚、决心和气质更多地表现 在“稳”字上。在社会主义大业中，“快”与“稳”相互依存，共容共生，与时俱进。 就“领导者”与“管理者”而言，前者决定办什么事，后者是把事情办好；前者更多的 是想到人，后者更多的是想到规则与程序；前者要求变革，后者要求稳定，而广大人民 群众既要求变革，又要求稳定。列宁充满着时代化的激情，斯维尔德洛夫素有现实中的 冷静。在领袖群体中，这是“动”与“静”相结合的两位领袖人物：列宁是社会主义苏 维埃国家核心领袖的最高典范，斯维尔德洛夫是领袖群体中稳健运筹与得力实施的超级 巨匠。
基础支撑创新。按照“三区理论”，列宁处在“前区”，在“三区组合”中，“前区 ”处于“创新”的前锋带。在苏维埃俄国初期，处于“前区”的三位主要领导人，托洛 茨基是“革命家”，布哈林主要是“理论家”，而列宁是核心领袖，他既是革命导师， 又是理论大师，因此才能有力而均衡地统领托洛茨基与布哈林。
在领袖群体“前区”中，其三位代表人物的个性可谓泾渭分明，在某些重大问题的分 歧上可谓大相径庭。领袖群体的创新部位如此相异，它正是内涵创新活力的一大源泉。
求同机制基于维系，求异机制基于创新。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在某些重大问题上 的分歧与争论，它在实质上反映了党内、国内的矛盾与冲突，甚至也反映了社会中的“ 左”、中、右的思潮，有时甚至达到了“危险”的边缘，而这正是在“燃点”上创新的 最佳时机。
列宁拥有博大的胸怀、开阔的视野和巨大的思维活力。非此，或者党失去创新力，或 者造成党的分裂。国际斯拉夫事务专家一个倾向性看法是，这正是列宁的杰出之点。在 列宁看来，在矛盾中生活是人生的乐趣；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矛盾、冲突恰是自身充满 活力的表现，进而使党成为生机勃勃的创造力量。正因为这样，即使在布列斯特和约的 问题上发生过尖锐的争论，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相关选举中，仍是得票最高的三 位领导人。这也是党心所向，列宁的杰出就在于他溶于其中而尽展核心之效。
列宁作为党和国家的核心领袖，其更伟大之点则在于在否定自我中开掘自身的巨大的 内在力量，进而展现出最具创意的巨大战略势能。众所周知，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农 村政策，列宁长期的主张是推行“共耕制”，即以后由斯大林实施的那种“大农庄”机 制。但是，在内战结束后，面对农民的暴动，有人主张用坦克去镇压，而列宁则“镇压 ”自己，即坚决地放弃“共耕制”，坚定的实施“合作制”(单干)，果断地把“列车” “转上另一条轨道”。[6](P345)与“共耕制”相比，这是一个180°的大转变。在一个 以农业人口为主要居民的国家，在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上，列宁变“直接过渡” 为“迂回过渡”，变“直接路线”为“间接路线”，即通过漫长的迂回道路往往是达到 目的的最短途径。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入地论证。顺便一提的， 是二次战后初期，苏联一度出现“粮荒”，为解燃眉之急，当时作为苏联粮仓的乌克兰 曾一度借用“合作制”而实施“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并取得重大效应，使苏联 度过了粮食危机，这一政策在50年代初被斯大林所终止，乌克兰又重现集体农庄。
国家领袖群体的“三维组合”，“前区”与“后区”以“中区”对接。“中区”作为 “调整”功能，它是在微调中使“三维组合”有序地焊接为一体，进而发挥承“前”启 “后”的巨大中转性战略势能。在党的组织工作与日常工作中，主要由斯大林来协同。 在布尔什维克党与有关前期党派成员事务中，乌里茨基具有疏通的作用。有关党与文化 艺术界、科学界交往中，卢那察尔斯基则发挥沟通的能力。而在党与国家要务的实施中 ，诸如肃反、经济与交通的关键性难点上，捷尔任斯基则是位最有力度的应对人物。
捷尔任斯基作为领袖群体中的“中区”典型代表人物，他的“调整”作用具有能动性 、灵活性与强力性。捷尔任斯基被人们称为“列宁的真正拳头”，不管在何等艰难时刻 ，他总是在关键性岗位上迅速而准确地解决关键性问题。在国家全局的战线上，他总是 迅疾而有效地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关键链条上的险难环节，进而盘活整个战线，这是一个 灵活机动、迎刃而解的“调整”活力。在“三维组合”中，捷尔任斯基的特异性“调整 ”活力是以其流动的方式在实践着列宁式的示范工作效应。
在苏联的第一个领袖群体中，列宁最具创造活力，是核心领袖；捷尔任斯基善于处理 应急要务，能动地调整；斯维尔德洛夫稳健而全面，是苏维埃国家“头号组织家”。三 者牵引各“区”，并交互感应、激发，进而使党生机勃勃地运转，使政府在务实中飞腾 ，创造出了苏联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列宁领袖群体的“三维组 合”及其运行机制是对世界文明史的独家性的特别贡献。
正如人们所注意到的，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群体中，毛主席是“前区”的核心人物， 周总理是党政军的“大管家”，而陈云同志则是处于“中区”的具有“调整”能力的人 物。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这一“三维”性运转也受到高度地赞赏。
众所周知，苏联第一个领袖群体的“三维组合”，其“三区”领导人物列宁、斯维尔 德洛夫与捷尔任斯基过早地逝世；又由于极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等，斯大林终止了“ 新经济政策”，并推行了高度集权、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其相适应，斯大林变 列宁的“三维组合”为“一维”自我随意运转，并酿成了组织人事体制的结构性弊端。
正面经验宝贵，反面经验深刻。我们在全面审视苏联领袖群体中感知，列宁式的“三 维组合”及其运行机制，也是对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事务的永恒馈赠。
收稿日期：2001-12-11
标签：斯维尔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