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伟大开端——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端论文,道路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年前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伟大开端。标志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始的最重要政治纲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以及实际上是这次全会主题报告的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邓小平的《讲话》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根本指导方针、主题和核心内容。使这一新道路清晰、鲜明地立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根本指导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根本指导方针问题。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需要解放思想，全面改革需要解放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都需要解放思想。正如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在这一《讲话》中，不仅这样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且在行动上敢于解放思想，善于实事求是。他敢于向陈腐观念挑战，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为我党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作出了一系列的科学政策。
一是敢于解放思想，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正确确定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粉碎“四人帮”以后，“左”的思想根深蒂固。“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还很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教条化，许多人的思想处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把突破口选在“解放思想”上。为此，他率先反对“两个凡是”，大力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并为三中全会制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本指导方针的确立，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新道路、新理论的开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在从拨乱反正到全面改革的全部实践发展过程中，贯穿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发展过程中。我们干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中国的社会主义如何打开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在世界上争得自己应有的政治经济地位，这的确是一番全新的事业。这样全新的事业如何去开拓？从马克思的本本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从列宁的本本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从前人的本本里都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照抄哪个国家的模式都不行。只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世界的实际出发，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在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反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逐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确立并逐步完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构想。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有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才能出现像经济特区、三资企业、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新生事物；才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模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给社会主义带来生机和活力。
二是坚持实事求是，善于抓住问题的关键，促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健康发展。邓小平在思考复杂的社会问题时，总能抓住关键，制定规划和蓝图，一步步实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改革是一项伟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从什么地方开始，向哪个方向发展，采取什么形式等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改革就不可能实现预定的目标。邓小平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把农村改革首先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农村先进行改革，调动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积极性，保证了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为全国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个改革突破口的顺利实现，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逐步克服过去长期形成的把“包产到户”当作“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想，是分不开的。在农村改革取得巨大经济效益的情况下，又及时把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使我国进入了全面改革、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进行全面改革，进一步要求我们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的历史经验出发，从时代发展和世界科技以及经济进步的实际出发，重新审视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许多传统观念，使我们的思想进一步从传统观念中那些不合乎中国实际、不合乎时代进步、不合乎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实践证明，农村改革以及全面改革的成功，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积极成果。
三是敢于创新，走中国自己的道路。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特别是解决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问题，把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像我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自力更生不行。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年，邓小平把对外开放的突破口选在兴办经济特区。这个突破，也是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分不开的。对于兴办经济特区，一开始也有人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后来，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得出特区姓“社”不姓“资”的正确结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头脑是清醒的，准备了“两手”政策，要一手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一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另外，我国决不做外国的傀儡。任何外国也不要指望通过经济文化而干涉中国的主权和内政。邓小平对外开放这一创造性的决策，是引导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了利用外资、发展自己，并取得了历史上最突出的成就。总之，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能制定一系列新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其主题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主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5页）这一主题的提出， 是对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总结的成果。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党并不可能一开始就已经形成一个清晰美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从1956年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人曾作过有益的探索，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弯路和挫折。面对过去的失误和挫折，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思考“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那么“文革”的灾难则使邓小平认识到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在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中，在他的头脑中酝酿产生了新思路的萌芽。因此，1975年，他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便主张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进行全面整顿。这次整顿实际上是拨乱反正的开始，是后来改革的先导，是新思路的一次预演和尝试。1975年邓小平进行的全面整顿，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肯定。这次全会的公报指出，1975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1977年邓小平再次恢复工作后，考虑得最多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冷静地估计了形势，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7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其主题，邓小平把它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定的。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是个内涵丰富的创造性的论断，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同中国具体特点相结合的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中国特色”，是贯穿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特色。离开中国特色来谈社会主义，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来谈中国特色，也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本质的科学揭示，是把社会主义普遍本质和中国特色结合起来，是把反映社会主义一般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特殊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一主题虽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定的，但是这一主题的基本思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已经确立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指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在《讲话》中，邓小平指出：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讲话》和《公报》中的这些基本思想与党的十二大上的科学总结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应该肯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的提出，成为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的最高范畴，这是党的十二大的贡献。
我们党找到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与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别国经验以及自己的经验教训有关的。首先，与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又不把书本当教条。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注：《列宁选集》第一卷，1995年版，第274—275页）这里的关键是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各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探索适合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次，与正确对待别国的经验有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也没有一个先验的公式。我们的现代化的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也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别国的经验。凡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成果，都要认真学习、借鉴，而不能生搬硬套。然而，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世界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普遍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现象。长期以来，把苏联模式照抄照搬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害。因此，生搬硬套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获得成功；再次，与正确对待自己的经验教训有关。从我国的实际状况来看，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正因为有“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作比较，三中全会确定的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是理所当然的。
总之，从以上分析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主题。这一主题的确立，又是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核心内容分不开的。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核心内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1989年邓小平指出：“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5 页）邓小平在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总的方针政策时，就突出强调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就不是作为一般的方针政策提出来的。正像他明确指出的那样：“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可见，“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核心内容，因而也就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核心内容。尽管这条新道路已经在实践中并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核心内容已经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基本的总结。
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会一致同意，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从1956年开始的，从那时到1978年，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经历了四次工作重点的转移。第一次，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其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但由于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中断了这个战略转移。第二次，1964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提出工作重点转移，首次提出了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但会后不到一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又中断了这一战略决策。第三次，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再次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提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会后，由于周总理病重住院，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再次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要全面整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这一次战略决策又遭到了扼杀。第四次，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一重大战略决策，解决了从1956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
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一个基本点，即改革开放。在邓小平的《讲话》和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已经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内容：
其一，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是他对社会主义深刻思考的成果。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也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实践科学总结的成果。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抓阶级斗争促生产力发展的模式，到头来总是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内那样做的结果，使我国实际上处于停滞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
其二，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和性质。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在《讲话》中，邓小平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了改革的具体要求。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在经济政策上，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他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三中全会公报在指出改革的方向之后，还明确指出，改革是一场广泛的深刻的革命。这是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作出的重要论断。1978年10月，邓小平就把将要进行的改革表述为：“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5—136页。）邓小平关于改革也是革命的论断，为正确地把握改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一方面，改革既然是一场革命，那么，它就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因此，改革是很复杂的，肯定会有风险，要尽量稳妥，但又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快进行。另一方面表现为改革的革命与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相比，毕竟具有不同的特点，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为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其三，提出了衡量改革的标准。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个衡量改革的标准，尽管不像1992年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那样全面准确，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基本内容已包含在其中了。
其四，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针对我国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状况，提出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主张，以及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的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的思想，都已有了对外开放的含义。这已为后来完善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和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奠定了基础。
再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确立了改革开放这一基本点，还确立了另一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了这样的思想：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真正实行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场伟大革命中，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重新学习。邓小平在《讲话》中还提出了衡量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于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的标准。在讲了这个衡量标准之后，紧接着邓小平强调指出：“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0页。）。邓小平论述的这些内容， 都是为了强调必须讲政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社会上仍有少数人和党内一些人，从“左”的方面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右”的方面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掀起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针对这些错误思想，邓小平在号召解放思想，清除“左”的影响的同时，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正如他于1979年3 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的：“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4页。）
总之，2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已经指引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沿着这条新道路阔步前进，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全新的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又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更加丰富的、科学的内容。今后，我们要更加坚定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更加坚定地沿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继续前进，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地胜利地推向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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