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西藏民主改革研究述评
阴海燕
摘 要： 废除封建农奴制度是人类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西藏民主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废除封建农奴制度的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西藏民主改革，不仅消灭了剥削制度、解放了百万农奴，而且维护了人民的平等权利、为人类人权解放提供了范例，在世界人权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民主改革后的西藏，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制度，日益走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人民幸福。文章主要回顾和介绍了60年来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情况，并对其总体研究情况作了简要的评述。
关键词： 西藏民主改革；研究；述评
1959年3月，随着十四世达赖及其分裂集团彻底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平定叛乱和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序幕正式拉开。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彻底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为广大农奴分得了土地、牲畜和其他生产资料，千百年来被当作“会说话的牛马”的农奴和奴隶，挣脱身上桎梏的锁链，第一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西藏逐步完成民主主义革命并步入社会主义的门槛。西藏民主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广泛参与、顺应历史大势和社会发展潮流的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它不仅废除了西藏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百万农奴，而且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乃至人类人权进步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西藏的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压在西藏百万农奴身上的三座大山，结束了西藏各族人民备受奴役甚至抽筋剥皮的悲惨命运，开创了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纪元。60年来，经过了民主改革的西藏，日益走上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在国内学术理论界，从上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西藏民主改革，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在中国藏学研究领域可谓拥有一席之地。值此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之际，本文就中国藏学界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和论述作一简要梳理，以志纪念。据不完全统计，专门介绍和研究西藏民主改革的著述有10多种，文章约有150篇左右[1]，如果再加上各种纪念性的文章在数量上就更加丰富可观了。这里，限于篇幅，谨就主要研究成果做一回顾和评述。
一、60年西藏民主改革研究回顾
根据学界对西藏民主改革的关注和研究情况，以下主要分三个阶段对60年来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作简要回顾。
（一）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即西藏民主改革至改革开放前，为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初步兴起阶段。在这一阶段，历史的见证者和研究者们以大量历史事实和丰富历史素材，客观真实地记述了波澜壮阔的西藏民主改革历史，反映了西藏民主改革后人民当家作主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气象、新风貌。
著述方面，民族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西藏民主改革的胜利》（民族出版社，1960年）收入各类文章67篇之多，以大量历史事实报道了西藏民主改革运动一年后取得的历史成果，包括关于开展“三反两减”运动、进行土地改革、民主改革中的第一个丰收，以及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文化大翻身、开创幸福团结新气象等方面的情况。索朗卓玛等的《砸碎奴隶的锁链》（群众出版社，1965年）是一部描写两位藏族青年的家史著述，全书包括索朗卓玛的《奴隶的新生》和次旺的《翻身不忘血泪仇》两大部分内容，以两位藏族青年的亲身经历，揭露了黑暗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度，歌颂了幸福甜蜜的社会主义新生活。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在1959年访问中国西藏后撰写的《西藏农奴站起来》[2]，第一次以西方人的视角客观真实地记述了西藏的民主改革。作者以西藏的大历史为背景，描述了一千多年来野蛮的农奴制度的垮台和剥削压迫制度的消亡，记录了作者在城市、农村、寺庙的所见所闻及其对翻身农奴、穷苦喇嘛和西藏社会上层进步人士的访问记，从历史与现实两大维度展现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所趋和必然要求，反映了民主改革后西藏人民当家作主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气象、新风貌。
美娟戴上口罩往家赶，一进门便被满屋的血腥气熏得吐了出来。这时，“咕噜——咕噜——咕噜”，卫生间又响起熟悉的声音。
专门性的文章方面，宗子度的《西藏人民新时代的开端》（《民族团结》1959年第6期）阐述了在民主改革之初西藏人民热情欢呼新时代的到来、坚决要求改革残酷的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历史情节。子牛的《从民主改革后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看西藏的明天》（《读书》1959年第11期）介绍了《民族研究》1959年第5期的《民主改革后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新面貌》《西藏江孜地区的农村调查》《一户农奴的负担情况》等三篇文章，帮助读者多方面地了解了不同藏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情况，并指出：“可以想见广大被压迫被侮辱的农奴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西藏社会的发展将会出现一个多么动人的局面。”[3]康慎的《西藏将怎样进行民主改革》（《时事手册》1959年7月）和康慎、李治国的《谈谈西藏民主改革》（《光明日报》1959年8月3日）介绍和阐述了对西藏民主改革的看法。方驰辛的《西藏民主改革中的群众运动》（载《中国民族》1960年第5期）阐述了西藏民主改革运动的群众工作方法，认为西藏民主改革运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西藏各级党组织在领导全区民主改革运动中严格遵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根本原理，开展了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
包括自主学习能力；沟通和团队合作能力；知识整合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对知识掌握的广度和深度；临床科研思维和研究的能力；对信息、资源的掌握及使用能力；评判性思维；激发学习兴趣；均在75%以上，学生对此模式总的满意度达到96%，说明此教学模式是有显著效果的，具体见（表2）。
本时期在西藏民主改革三十周年之际，一些期刊以专刊、专栏等形式刊发了大量回顾和研究西藏民主改革的文章。1989年，《西藏研究》出版了纪念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三十周年特刊，其中刊载了该刊编辑部的《西藏社会的必由之路历史的选择》、王玉平的《从封建地租形式的演变看西藏的社会发展》、孟德利的《废除西藏封建农奴制的人权意义》等文章。其他各类刊物几乎均刊载了专门性的纪念文章，诸如刊于《中国藏学》的《西藏民族的新生——纪念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三十周年》（热地，1989年第1期）、《西藏社会的伟大变革——纪念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三十周年》（赵慎应，1989年第2期）等，刊于《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的《民主改革是西藏社会发展崭新的里程碑》（王静之，1989年第2期）、《为西藏民主改革培养民族干部——回忆我院建校初期的一段教学活动》（吴玉书，1989年第3期）、《西藏民主改革的回顾与启示》（郭有为，1989年第3期）等，刊于《西藏党史通讯》的《西藏的民主改革》（本刊编辑部，1989年第1期）、《藏族历史的春天——纪念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三十周年》（陈明义，1989年第2期）等，刊于《中国西藏》的《西藏民主改革日记》（林田，1989年第3期），刊于《民族》的《西藏历史的新纪元——纪念西藏民主改革30周年》（陈明义，1989年第4期）。
一些文章深入研究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郭冠忠的《西藏民主改革的回顾与研究》（《西藏研究》1998年第2—3期）站在历史的角度审视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认为“从西藏实现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这种民主改革的实际历程看，它是从1951年初开始，至1965年9月基本结束，共计用了近15年时间。其间大体可分为和平改革、边平叛边改革和稳定发展民主改革成果三个阶段”，并逐一对这三个阶段的改革进程进行了详实考述。延祥的《西藏当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站在时代历史的角度指出，平叛斗争和随之而进行的民主改革，是划分西藏历史时代的标志。它标志着封建农奴制度的旧西藏变成了人民民主制度的新西藏，并开辟了通向社会主义的大道。郭克范的《西藏一九五九》（《西藏研究》2001年第2期）以社会学的视角诠释了西藏和平解放至民主改革这一历史阶段的历史内涵，历史的反思一洗以往纪念文章那种充斥了“必然性”独断的线性发展观的空疏之风，让我们真切地泊近了带着岁月余温的历史脉搏，同时该文使用的研究方法及其所提出的问题也为我们用唯物史观反思历史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范例。其他相关文章，还有张向明、杜清明的《历史的飞跃——回顾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党史资料》1991年第1期）、中共西藏山南地委党史征集办公室的《西藏山南地区的民主改革》（《中国藏学》1991年第3—4期）、金塨的《西藏民主改革的由来》（《瞭望周刊》海外版1991年第13期）等。
一些文章研究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制度革命和政策因素，黄万纶的《论西藏民主改革的几个问题》（《西藏研究》1984年第4期）就改革的前提和条件、内容、方法和特点以及完成社会改革的政治、经济、理论意义等几个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王静之的《和平解放后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指出，和平解放至平叛改革前西藏社会的改革时期，从阶级矛盾的角度看，表现为农奴主阶级和农奴阶级、工人阶级和农奴主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和农奴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根本矛盾仍然是农奴主和农奴阶级的矛盾；从政权组织的角度看，当时的西藏存在着两种制度、两种政权、两条道路、两个前途的激烈斗争，经过八年的观察，八年的对比，西藏人民看清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是他们的亲人，认清了西藏的旧的社会制度的无比黑暗和残暴，最后选择了跟着共产党走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之后的西藏民主改革，则使西藏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孔艳霞的《论西藏民主改革的赎买政策》（《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论述了西藏民主改革中的赎买政策，认为这种政策的执行反映了党和平解决西藏社会变革问题的一贯思想，是党和平解决西藏革命问题的一项具体的主要措施。杨维周、姚俊开的《西藏社会实现历史跨越的50年》（《西藏日报》2001年5月17日）首次从理论上提出了西藏“从封建农奴制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的论断，摒弃了西藏“从封建农奴制社会一跃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传统说法，是西藏党史及其分期研究的一个较大的理论突破。[4]其他文章还有狄方耀的《西藏民主改革时期我党有关政策出台的背景、类型及特点分析》（《西藏党史资料》2000年第1期）等。
关于民主改革的政策的探讨方面，宋月红的《毛泽东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认识与决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徐学超、谢忠、许孟孟的《毛泽东与西藏民主改革》（《福建党史月刊》2011年第6期）、李荟芹的《论毛泽东对成功实现西藏民主改革的重大历史贡献》（《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都对毛泽东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决策和贡献作了阐述，民主改革后党中央从西藏实际出发确立了“稳定发展”的方针，而不是急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为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基础。格勒、姜骁军的《西藏家庭调查：人民满意的改革》（《红旗文稿》2009年第24期）根据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个案调查为主，对西藏的城区、农区和牧区3个不同类型的范畴进行广泛调查的结果显示，西藏人民满意程度最高的社会经济改革有两次，一次是1959年的民主改革，一次是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宋海花的《中共对西藏民主改革政策“自上而下”的演变》（《传承》2009年第16期）考察了“自上而下”、和平协商的改革政策酝酿、确定和完善的过程。其他相关研究成果还有，赵明霞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西藏民主改革中的成功实践》（《西藏发展论坛》2009年第2期）吴石坚的《毛泽东西藏民主改革思想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5期）等。
生物学概念是思维的细胞，图形是生物学概念的另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学段选择适合的生物图进行教学，在帮助学生构建概念、深入理解概念等方面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收集经典生物图、自己制作生物图、引导学生构建概念图等也是教学中重要的途径和手段，需要教师不断的积累和学习。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在你有所准备或只把音乐当背景时，便能轻松抵抗音乐的影响，因为它是单纯的、不苛求的、伤感的；但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就像现在，或是认真去听，它会直抵内心……那正是我想写作的原因，也是唯一的原因，我想去触动音乐触动的东西。人声里的哀恸和悲伤、喜悦和欢乐，我想去唤起世界赠予我们的一切。
随着西藏社会科学院在筹建中于1981年创办《西藏研究》季刊，以及1982年西藏自治区党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及办公室成立，一批曾经亲历过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的进藏老干部参加到征集、整理和研究西藏民主改革的队伍中，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开始丰富和活跃起来。这一时期编写的《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分历史综述、历史文献、历史资料、参考资料等内容，为详实认识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革命史、西藏当代史以及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一手参考资料。西藏人民出版社编辑的《西藏革命回忆录》（1—4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1989年）刊载了老战士的大量回忆文章，全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西藏人民促进和平解放、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历程。比如，刊载于《西藏革命回忆录》第4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陈竞波的《罪恶的枪声——从叛乱看西藏旧制度的灭亡》、刘广润的《西藏上层集团叛乱的由来》、陈炳的《叛国必亡》、潘兆民的《屋脊之战——忆西藏二号地区平叛战役》、宗子度的《逆流翻滚的日子——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采访见闻》等文对西藏民主改革的情况进行了叙述。狄方耀、唐水江主编的《伟大的社会跨越——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则是一次较为系统地对西藏民主改革历程的回顾与思考，展现了当代西藏最为广泛、最为深刻、最为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比较系统、全面、客观地总结了这段重大社会变革的基本经验。
一批有影响的文章揭开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真相，阿沛·阿旺晋美的《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事件”的真相》（《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藏文见该刊同期藏文版）以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利用鲜活真实的材料披露了事件的真相：1959年“破九跳神大会”时，达赖喇嘛主动要求到西藏军区看文工团演出，上层反动分子借机武装挑起事端。以铁的事实戳穿了“当时西藏军区要把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主要官员抓上飞机送到内地”的谣言。文章指出：“事实上，当时军区不仅邀请了达赖喇嘛，而且还邀请了噶厦所有的噶伦、达赖喇嘛的两位经师和部分大活佛，以及部分贵族”。深刻揭露了这些谣言制造者的政治目的：“说穿了就是为了以此欺骗群众，发动武装叛乱，以反对民主改革。”其他相关文章还有，列康尼章的《西藏上层反动派策划的叛乱是怎样发生的》（《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郭冠中的《谈1959年3月10日“西藏独立运动”的真象》（《西藏研究》1989年特刊）等。
（二）20世纪80年代初至2009年，即改革开放初期至2009年西藏自治区设立“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前，为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繁荣丰富阶段。这一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和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西藏民主改革日益显现出其在西藏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坐标意义，成为学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在西藏民主改革四十周年之际，学术界举办了一系列的研讨和纪念活动，为了纪念和总结四十年来西藏取得的历史进步和发展，《中国藏学》1999年第1期集中刊发了20多篇文章，实际上是西藏民主改革研究专号。其中，主要篇目有署名本刊编辑部的《开创西藏历史新纪元的大变革——纪念西藏民主改革四十周年》、本刊记者的《西藏四十年的沧桑巨变》、申新泰的《也谈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必然灭亡》、恰白·次旦平措的《纪念百万农奴获得新生的日子——忆南木林平叛改革》、曹自强的《和平改革、区别对待——扎什伦布寺民主改革回忆》、索朗次仁的《古汝村从濒临灭绝走向新生》、王鉴的《年楚河作证——西藏江孜、日喀则地区民主改革追记》、舒介勋的《杜素谿卡民主改革追忆》、高泽民的《参加曲水、尼木民主改革纪实》、陆莲蒂的《波密曲宗民主改革记》、格来的《波密三月桃花红》、魏克的《记甘丹寺的民主改革》、倪扶汉的《甘丹寺、哲蚌寺民主改革琐记》、李国柱的《有远见的举措——记江孜仲吉林卡政训班》、夏景文的《平叛前后的夺底电站》、强俄巴·多杰欧珠的《西藏教育的新篇章》、刘忠的《三进西藏》、汤池安的《解冻》、单超的《记录真实的瞬间》等。其中，《开创西藏历史新纪元的大变革》一文依据大量的历史事实、史料数据等，论述了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发展的必然，然后详述了四十年来西藏取得的巨大变化，民主改革着实开启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西藏研究》1999年第3期以“纪念西藏民主改革四十周年专刊”形式编辑出版20篇文章，但内容不限于民主改革，涉及各个学科。其中，涉及西藏民主改革比较重要的有阴法唐的《百万农奴争取解放的大革命》、牛治富的《略论西藏民主改革及社会制度跨越的历史意义》、车明怀的《西藏社会从封建农奴制跃入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罗彬的《西藏民主改革：历史的必然选择》、王芳恒的《民主改革与西藏人权的进步》等。其他一些重要的文章，还有阿沛·阿旺晋美的《难忘的一九五九年——纪念西藏民主改革四十年》（《西藏研究》1999年第2期）、沙舟的《难忘的岁月 伟大的转折——纪念西藏实行民主改革40周年》（《中国民族》1999年第3期）、王兆国的《西藏历史的伟大变革——纪念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求是》1999年第13期）、胡为雄的《文韬武略安西陲 民主改革得人心——从〈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看西藏的和平解放与民主改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石山的《西藏宗教制度的重大变革——纪念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中国宗教》1999年第2期）、罗杉的《历史的必然与历史的选择——纪念西藏民主改革四十周年》（《西藏党校》1999年第2期）等。
（三）2009年至今，西藏民主改革研究步入稳步发展阶段。随着历史的推移和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主改革在西藏现当代社会中的伟大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愈发凸现出来，学术理论界对西藏民主改革的重视和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The only hope for improving long-term survival in this still challenging disease i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ideally with the close collaboration of radiologists, surgeons and oncologists in specialized tumor centers.
为纪念平息西藏叛乱、实行民主改革50周年，庆祝第一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到来，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求是》杂志2009年第6期发表文章《开启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新时代——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全面论述了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是历史的抉择、人民的期盼，阐述了民主改革50年来西藏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在《求是》杂志2009年第8期发表文章《铭记历史 珍惜现在 开创未来——写在首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从历史、现在、未来三重维度阐述了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伟大意义。同年，由廉湘民、周炜、王小彬编著的《50年真相——西藏民主改革与达赖的流亡生涯》（人民出版社，2009年）以简要介绍和平解放前的西藏历史为基础开篇，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推翻封建农奴制度，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到实行改革开放，走上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历史，系统总结了民主改革50年来西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披露了达赖集团流亡国外后所从事的分裂祖国的非法行径，揭示了其妄图谋求西藏独立但最终必然彻底失败的命运。[5]
综合性的研究方面，王小彬的《西藏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关于西藏稳定发展时期的几个问题》（《西藏研究》2002年第3期）、徐继增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视阈下的西藏民主改革》（《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罗布的《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在西藏成功实践的历史基石》（《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6期）都涉及到对西藏民主改革的社会阶段理论的探讨。其中，王文经过分析认为，“1961年至1965年是西藏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这样一个表述比采用‘稳定发展时期’说法更准确、科学，更能表现平叛民改后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心任务及社会性质。西藏的封建农奴社会是在 1961年以后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跃入社会主义的，并非由封建农奴社会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的。这是历史的本来面目。”[6]徐文则从历史条件、过程内容、特点经验三方面阐述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其他方面还有，王小彬的《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几点思考》（《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从西藏民主改革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民主改革的关系、西藏和平改革的缘起和社会渐变、西藏民主改革的理论创造与政策的特点、从世界人权史看西藏的民主改革等方面探讨了西藏民主改革的特色。常安的《西藏民主改革：现代政治秩序建构及法理解读》（《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从现代宪法的基本理念角度对西藏民主改革进行了法学视角的解读，揭示了“香格里拉神话”背后旧西藏僧侣政权的前现代甚至反现代的政治本质，展示了西藏民主改革所体现的平等、民主、人权保障、政教分离等现代政治秩序要素，指出西藏民主改革废除农奴制、实行民主选举，堪称世界人权史上的史诗性变革，也是一种民主、平等、彰显人权、政教分离的现代政治秩序建构。
一些文章阐述了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意义，热地的《西藏民族的新生》（《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赵慎应的《西藏社会的伟大变革》（《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王静之的《民主改革是西藏社会发展崭新的里程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吴从众的《试述西藏的民主改革及其伟大意义》（《中国藏学》1994年第1期）等文较为重要。其中，热地的文章总结了西藏民主改革三十年工作的经验及伟大成就，并提出今后注意的问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西藏民族解放、社会进步的根本保证；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个根本政策，也是西藏革命和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西藏紧密结合，把握好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要搞好西藏工作，必须紧紧依靠翻身的西藏人民和广大各族干部；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西藏经济建设的步伐；认真作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重视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坚持慎重稳进方针，防急戒躁，把西藏工作和各项事业健康地推向前进。吴从众对西藏发生的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学术探讨，认为：在平叛基础上进行的民主改革，是彻底埋葬封建农奴制的一场大革命，是西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自己解放自己的大革命。其他相关文章，还有王静之的《民主改革是西藏社会发展崭新的里程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林建柏的《略论西藏的民主改革》（《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赵省三的《党的领导与西藏社会的飞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平措旺杰的《西藏历史的新篇章》（《西藏研究》藏汉文版1991年第3期）、黄万纶的《论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意义——纪念西藏和平解放45周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狄方耀的《西藏民主改革顺利进行的基本经验及现实意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等。
对西藏民主改革进步性的阐述，陈庆英等人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专家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笔谈》（《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就废除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历史意义、西藏的民主改革与民族区域自治等内容进行了笔谈，反映西藏民主改革的重大历史意义和此后50年西藏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扎西的《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大意义——纪念建国60周年和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西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杨维周的《论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寺庙民主改革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许广智的《试论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运动及其历史意义》（《西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从不同角度介绍了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运动及其伟大历史意义。李波的《民主改革后西藏教育的发展及其人权意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王小彬的《西藏民主改革是世界人权史上光辉的一页》（《当代世界》2009年第4期）阐释了西藏民主改革的人权进步性。其他相关论述还有，李宏的《西藏民主改革伟大胜利的启示》（《西藏发展论坛》2009年第2期）、史小今的《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伟大抉择》（《理论前沿》2009年第8期）、邵青的《西藏民主改革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民族研究》2014年第15期）、张慧霞的《民主改革在西藏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西藏发展论坛》2015年第1期）等。
有关西藏民主改革史的研究，张伟秋的《西藏民主改革始末》（《四川统一战线》2009年第3期）、阿华的《漫说西藏民主改革》（《四川统一战线》2009年第3期）、廉湘民的《西藏民主改革前后》（《求是》2009年第6期）等都简要回顾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脉络。阴法唐的《雪域高原的伟大变革——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军事历史》2009年第2期）、黄可的《人民解放军参加西藏民主改革的经过》（《军事历史》2009年第2期）以亲历者的视角回顾了西藏的民主改革，前者历述西藏民主改革的必要性、历史的必然性、民主改革理论与政策以及民主改革取得的成果，后者则回顾了驻藏人民解放军以多种方式投身于西藏民主改革运动以及参加民主改革的情况。洪伟、李淑环、宗元勇的《中国西藏百万农奴解放与美国解放黑奴运动之比较》（《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通过对中国西藏百万农奴解放与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废奴前社会状况、废奴动因、废奴过程、废奴性质与彻底性进行全方位的历史比较，深刻阐释了西藏民主改革的重大历史意义以及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其他相关论述，还有陈朴的《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西藏民主改革成功的原因》（《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贾明辉的《西藏民主改革提前进行的原因探析》（《学理论》2009年第7期）、周文姬、霞飞的《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启示》（《文史博览》2009年第8期）、宋月红的《彭真对西藏民主改革的认识与推动》（《中国民族报》2013年2月8日）等。
在太原市平阳路君怡小区B座钢筋混凝土不等肢剪力墙结构中，结构的位移超过了规范规定的限值，设计人员通过合理地调整墙肢截面或连梁的截面高度来提高整体的刚度，从而满足了规范规定的位移限值。对于设计中跨高比较大的连梁，有良好的地震耗能。而在剪力墙结构中，往往洞口上形成的连梁跨高比均比较小，对抗震等级为一、二级且连梁跨高比≯2、墙肢厚≮200 mm时，可设置斜向交叉钢筋或菱形斜筋与交叉斜筋组合的配筋方案，其延性均比较高，且具有良好的耗能能力。当连梁宽度在350 mm以上时，可采用交叉暗撑。对在工程中出现超筋的连梁，通过合理配筋保证梁强剪弱弯，可具备一定的延性耗能能力。
对民主改革舆论宣传方面的研究，2009年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之际，以国家新闻办公室的名义面向全世界发表题为《西藏民主改革50年》的白皮书，表明我们党对于西藏民主改革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视，同时也增强了在意识形态上的凝聚力和舆论宣传中的覆盖性。万金鹏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的历史地位与重要意义》（《西藏发展论坛》2009年第3期）、吴萍的《从民族问题“一个发展、三个关系”视角解读〈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西藏发展论坛》2009年第3期）、孙自挥、黄婷、黄亚宁的《国家话语的言语证据策略研究——以〈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为例》（《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孙志香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变革与反思——解读〈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学理论》2009年第18期）等都结合白皮书的发表进行了思考和论述。其中，吴萍的文章从民族自身的发展，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简称“一个发展，三个关系”）视角解读《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认为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光辉历程是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一个发展、三个关系”重要论断的强有力的说明和论证；孙自挥等人以“言据性”理论为研究框架，对代表国家形象的语篇《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中的言语证据手段进行统计和分析，初步探讨了这些语言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认知等运作机制，展示了语言与人、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此外，周德仓的《记录伟大历史一页：中外记者见证西藏民主改革》（《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针对西方某些新闻传媒对西藏民主改革的曲解和抹黑宣传，特别选取西藏民主改革期间中外记者足履西藏所进行的现场采访报道，再现了这场社会变革的历史真相，用历史事实证明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价值。米玛洛桑的《论西藏民主改革时期的音乐创作及其特点》（《西藏研究》2017年第3期）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西藏民主改革时期的音乐创作进行客观分析和理论研究，揭示了西藏音乐工作者用音乐创作反映伟大历史变革的时代风貌，阐释了这一时期西藏音乐创作既保持传统特色和藏民族文化风貌又体现平息叛乱、民主改革、稳定发展的现实生活而开拓创新的鲜明的时代精神和革命风采。
二、西藏民主改革研究评述
纵观60年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情况，可以说是研究队伍由小到大、研究成果由少到多、研究范围由单一到多学科、研究形式由自发到有组织有重点的集中的研究的过程。总体上看，对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越来越重视，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研究成果越来越有深度，但其间与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一样也呈现出了曲折、艰辛和不平，尤其是在“十年”文革其间。通过对学界有关民主改革的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基本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对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受到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民主改革是西藏现当代史上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历史事件。因十四世达赖及达赖集团1959年3月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才引发了之后的民主改革，60年来西方反华势力及十四世达赖和达赖集团一直企图分裂西藏，对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关系到反动与正义之间的对立，关系到分裂与反分裂之间的斗争，关系到腐朽的封建农奴制度与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对抗，因此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充分理清楚平息叛乱和进行民主改革的关系，研究西藏民主改革的成果必须服从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正是因为如此，从已有的研究情况来看，关于西藏民主改革政治（政策）类论述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关于民主改革的历史、舆论宣传类的论述，其他还有民主改革时期文化等角度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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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受到纪念庆典活动影响带有明显的周期性。西藏民主改革是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的日子，这种日子的纪念使得对其研究成果的呈现具有了一定的周期性。从对这些研究成果的统计看，除去“十年”文革的曲折时期，改革开放后对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以民主改革周年庆典时间为中心明显地呈现出“密集——松疏——密集”的周期性规律，往往以带“9”年份出现研究成果的高峰期，诸如1989年、1999年、2009年，其他年份则相对较弱，每10年一个周期，而且下一个周期的成果密集程度总是高过前一个周期，研究力度不断增强。当然，在这种周期循环中，也不乏由于掌握资料限制和信息不灵等原因出现了简单重复的研究成果的现象。
第三，注重个别问题的考证，缺乏整体、系统研究。西藏民主改革，丰富精彩，波澜壮阔，是西藏现当代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当前对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呈现出了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新闻传播等多视角的研究，但总体上仍然是文献、资料类成果多，专门性、系统性成果少，多学科、多领域的探讨仍然不够。比如，格勒、姜骁军的《西藏家庭调查：人民满意的改革》（《红旗文稿》2009年第24期）把对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放置于西藏社会变革发展的全过程，通过人类学的个案调查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西藏1959年的民主改革和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是人民满意程度最高的两次社会改革。我们认为，类似于此类的研究，应该是越多越好。当然，囿于一些历史档案尚未披露等原因，有关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仍然还不够系统和深透，还需要继续加大研究力度。
第四，在舆论宣传中缺少通俗化、大众化的研究成果。从西藏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角度看，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高峰期主要出现在庆祝年份，其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宣传性、舆论性。而恰恰是，我们的研究成果在舆论宣传中缺少应有的通俗化、大众化的特点。就如同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研究一样，老一辈藏学工作者撰写了大量通俗读物，诸如李有义的《今日的西藏》（天津：知识书店，1951年）、黄奋生编著的《西藏情况》（上海：地图出版社，1954年）、龚思雪编著的《新中国的新西藏》（北京：青年出版社，1955年）等，对于解放西藏、宣传西藏、建设西藏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现当代社会中，在我们涉藏外宣工作中，要想牢牢地在与西方反华势力及达赖集团的斗争中占据主动权和话语权，就必须扩大对外宣传力度，增强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最大程度地争取社会人心。之所以在对外宣传中，外国人对我们的一些政治性很强的东西反感，主要原因是不通俗、色彩太浓，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使其通俗化、大众化。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对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仍然还缺少通俗易懂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部分资料可参考刘洪记、孙雨志：《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1872—1995）》，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永青巴姆：《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1996—2004）》，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中国藏学书目》编委会：《中国藏学书目（1949—1991）》《中国藏学书目（1992—1995）》《中国藏学书目（1996—2000）》，外文出版社，1995、1997、2001年。
[2]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65，32开，320页，2版修订本。书前有爱泼斯坦的序言，书后有附录2篇。后有20世纪80年代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文献整理稿本，1991年4月孟黎莎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223页，32开）行世。
[3]子牛：《从民主改革后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看西藏的明天》，载《读书》1959年第11期，第39页。
[4][6]王小彬：《西藏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关于西藏稳定发展时期的几个问题》，载《西藏研究》2002年第3期，第43、42页。
[5]阮宏波：《人间正道是沧桑——〈50年真相——西藏民主改革与达赖的流亡生涯〉读后》，载《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第237页。
作者单位：西藏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责任编辑：李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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