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哈斯[1]2003年在《放牧牛行为生态及其生产能力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用全年的时空范围研究了草原放牧牛的行为模式和生产力动态；通过小区控制放牧，研究了放牧牛的采食行为规律及植被特征和草地生产力对采食行为的反应。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在自由放牧的情况下，放牧牛年平均日采食时间为293.2±134min，日反刍时间为19.0+26.4min，日卧息时间为21.3±31.1min，日站立时间为14.3±11.8min，日游走时间70.1±23.0min。当放牧时间缩短时，放牧牛缩短反刍和休息时间而在一定范围内延长采食时间。 (2)放牧牛春、夏、秋、冬季采食速度分别为58.0±13.0口／min、52.5+10.7口／min、45.1±18.6口／min、47.9+15.7口／min；每口采食量分别为567.8mg／口、375.3mg／口、366.7mg／口、281.7mg／口；日采食干物质量分别是10.45kg、8.10kg、7.34kg、5.31kg。 (3)在选择性采食特征最明显的7、8月份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7月份嗜食性指数较大的牧草有狗尾草、尖头叶藜和芦苇，嗜食和喜食种类数占采食植物种类数的27％。8月份嗜食性指数较大的牧草有狗尾草、羊草、芦苇、野大麻、止血马唐和菊叶萎菱菜，嗜食和喜食的种类数占采食植物种类数的50％。 (4)夏季日反刍大多数出现于上午，其余季节出现于午休时间。日反刍行为的季节间差异是由气候、草地状况和放牧制度共同影响的结果。在日出晚归的放牧管理制度下，反刍行为主要在夜间进行。季节对夜间反刍行为参数的影响，本质上是牧草品质和数量的差异而带来的影响。 (5)采食量与每口采食量、进食速度极显着正相关(r值为0.954、0.987)，与采食速度显着正相关(r值为0.692)，与每步口数显着负相天(r值为-0.576)。采食速度与采食量的回归方程为y=-0.025x~3+4.3678x~2-252.71x+4859.7。每步口数对采食量的调节起一定作用，两者的回归方程为y=-0.0135x~3+0.7758x~2-14.902x+104.01。放牧牛最终通过进食速度来调控同采食量，两者的回归方程为y=0.2306x~(0.9972)。每口采食量是草食家畜中普遍存在的采食行为参数变化的最基本的调控因子，日采食量与每口采食量的回归方程为产14·129x卜13‘，。 (6)草层高度与采食量、每口采食量和进食速度显着正相关(:值分别为0.500、0.612、0.533);与采食速度显着负相关(r值为一0.567)。、J身草层高度在16cm左右时，时限采食量达到或接近最大水平，即干物质陀.3Ikg/4h，大于或小于此高度，采食量均呈下降趋势。每口采食髦和进食速度随草层高度的增加而增加，当草层高度变化时，首先调竹每日采食量进而通过进食速度来影响采食量大小。可以说每日采食量是对草层高度最敏感的参数。本实验条件下，草层高度为12cm左右时，采食速度达到或接近最大水平，即68.5口/min。 (7)地上生物量与采食量、每口采食量和进食速度极显着正相关(:值分别为0.828、0.897、0.858)。采食量、每口采食量和进食速度随地}几生物量的增加而大幅度的增加。采食量、进食速度和每口采食量二昔‘。地_h生物量间的R“值递增:每口采食量是反当家畜采食行为中最为关键的参数，它可以作为测试采食行为各项指标的最基本依据。 (8)各放牧小区的相对生长速率均大于对照小区的相对生长速率，放牧率偏低的PZ小区相对生长速率最大。相对生长速率是反映草地植被结构的参数，可作为确定最适放牧率的指导参数，由此可以确定适于牧草生长的最适放牧率，本实验条件下为83一95头/ha。如果每年放牧按!20d、每天放牧4小时算，放牧率应为0.69一0.79头/ha。 (9)在以放牧为主，补饲为辅饲养条件下初生公犊、6月龄公犊、12月龄公牛、18月龄母牛和成年母牛体重分别为37.2 kg、157.3 kg、192.1kg、304.5 kg、356.8 kg。 (10)当年犊牛体重增长和体长、体高、胸围生长的最适数学模型均为3次多项式模型，拟合程度均较好，决定系数R“在0.9814到09958之间，并且回l门方程也均达到极显着水平(P<0.01)。因此所拟合的曲线回归万程是叮靠的.可以用来预测放牧犊牛各月龄的体重及体尺。 仁11)除当年犊牛外，其它年龄组牛5月份开始体重逐渐增长，10月份达到峰值，至翌年4月末前基本处于掉膘阶段，体重变化动态呈单峰值曲线，并且体重增减趋势基本一致。当年公犊最大体重出现在实验期末期。(12)放牧牛均有一个明显的日增重高峰期，成年母牛和当年犊牛峰值在7月份出现，分别是0.779k岁d和1 .843k留d;二岁母牛和一岁母牛的峰值在8月份出现，分别为o.98k岁d和1 .477k留d。当年犊牛开始减重期出现在12月份(一0.025k留d)，其它年龄组牛开始减重期出现在:11月份。成年母牛随气候的周期性变化所表现的“夏饱、秋壮、冬瘦、春乏”格局较其它年龄组牛更加突出，影响了母牛及时受胎，延长了放牧牛的产犊间隔。对4月龄以上的犊牛实行人工断乳，对母牛要及时补饲，促进母牛早发情、早配种，早生产;加强对犊牛的补饲，快速增重，缩短出栏期。
罗惦[2]2016年在《青藏高原牦牛冷暖季体况变化及其与牧草营养状况关系》文中提出牦牛作为我国主要牛种之一,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西北的青藏高原地区,牦牛放牧更是高寒地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形式。相比较藏系绵羊,牦牛有采食量更大、踩踏作用更强、排粪量更大更集中等特点,因此牦牛放牧对草地的机械损伤更大。基于牦牛在青藏高原地区农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其自身的特点,牦牛放牧系统的管理成为高原草地生态保护和维护当地居民切身利益的重中之重。如何探索一种行之有效的放牧管理方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放牧强度对牦牛生产性能以及对草地植被的影响为切入点,在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在青藏高原东南部的甘肃省玛曲藏族自治县阿孜站通过对不同放牧强度的叁家牧户进行牦牛体况动态变化和牧草营养动态变化的调查。得到以下结果:家畜的体况在不同放牧强度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但差异不显着。家畜体况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不同季节的差异。天然牧草的营养动态基本符合植物生长规律,但在不同放牧强度下表现出差异。天然牧草中可食牧草粗蛋白、粗脂肪含量的最高值出现在8月,与此同时中性洗涤纤维和酸性洗涤纤维出现最低值;暖季从5月草场返青开始可食牧草粗蛋白、粗脂肪呈含量上升趋势,中性洗涤纤维、酸性洗涤纤维含量呈下降趋势,冷季各营养指标含量趋于稳定,各月差异不显着。牦牛体况与放牧地地上生物量、可食牧草中粗蛋白含量、粗脂肪含量呈正相关关系,与可食牧草中性洗涤纤维、酸性洗涤纤维含量呈负相关关系。近红外光谱技术在测定天然牧草粗蛋白含量,以及牦牛粪便粗蛋白含量、酸性洗涤纤维、中性洗涤纤维含量结果与实测值线性相关性较高,在鉴定牧草品质和牦牛消化代谢领域具有潜力。
张显龙[3]2015年在《草原牧鸡生物量置换模式对沙草地生态系统结构与过程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草地生态系统退化日益严重,生态环境破坏加剧,持续引发的生态安全、环境安全、粮食安全问题。这些关系到社会稳定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亟待解决。浑善达克沙地是我国四大沙地之一,地处北方干旱、半干旱区,长期以来因过度放牧和不合理的生产活动,加之脆弱的生态环境,已引起了严重的草地、土地退化问题。虽然,应用大量的恢复技术,进行了退化草原生态系统的恢复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无法兼顾生态和经济的双重发展需要。近年,本领域学者提出了“草原牧鸡”这种新的草原利用模式,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草原牧鸡试验平台为研究对象,设计进行了包括样地植被、土壤的样品采集与处理,测试样地生物量、覆盖度、物种丰富度、植被高度四项因素指标,以及土壤的容重、含水量、p H值、有机质、有机碳、铵态氮、硝态氮、全氮、速效磷及微生物碳、氮十一项理化因素指标在内的试验体系。数据采用SPSS18.0中的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方法,统计分析了草原牧鸡各处理对植被因素指标、试验样地和集约散养样地土壤理化因素指标的影响及处理差异性,并进行了两种牧鸡生物量置换模式的对比分析、各指标时间尺度分析、指标间相关性分析、以及牧鸡生物量置换模式的生态环境、经济效益和粮食安全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牧鸡密度对植被覆盖度、物质丰富度和地上、地下生物量存在较大的影响,与不放牧草地对比,牧鸡密度为400只/hm2以上时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鸡的放养密度与群落覆盖度、物种丰富度和地上部生物量存在显着的线性相关关系,即放养密度越小,植被群落覆盖度、物种丰富度和地上生物量越高。与合理牧羊密度样地对比,各项指标显着增加。时间尺度上,随着牧鸡年限的增加,不同处理密度样地地上和地下生物量均有所增加,其中地下生物量增加幅度较大;植被的高度、覆盖度、物种丰富度、生物多样性指数和均匀性指数均有一定程度增加,但差异不显着。研究表明:对比空白样地,牧鸡密度小于400只/hm2不会对沙草地地上生态系统造成明显影响,与合理的牧羊样地对比,800只/hm2的各项生态因素指标均优于牧羊样地。草原牧鸡对草地生产力为超补偿,验证了Connell中度干扰假说。试验样地和集约散养样地牧鸡密度对土壤容重影响不明显,距鸡舍不同距离和不同的植被类型对土壤容重差异显着(p<0.05),且距鸡舍8m土壤容重最低。与空白样地对比差异不明显,随牧鸡密度的增加土壤容重略有上升,但显着低于牧羊样地。随着牧鸡放牧年限的增加,样地土壤容重呈下降趋势,最大降幅为7.2%,集约散养样地则变化不大。试验样地和集约散养样地不同密度、不同距离、不同层级及距离与层级的交互作用对土壤含水量均影响显着(p<0.05)。总体上随着土壤层级深度增加土壤含水量显着下降,最大降幅为65.1%。对比空白样地,不同层级不同密度处理土壤含水量均呈小幅下降;对比合理牧羊样地,0-10cm层级土壤含水量均显着增加,总计均值最大增幅为34.8%。随距离增加土壤含水量总体呈下降趋势,不同密度处理距鸡舍8m土壤含水量最大。集约散养样地间差异显着,不同层级总计均值IC1样地土壤含水量显着高于IC2、IC3样地。随着牧鸡年限的增加,不同密度不同层级土壤含水量显着增加。试验样地土壤层级对p H值影响明显,10-20cm层级土壤p H值最高,最大增幅为12.9%。随距离增加呈小幅下降,最大降幅为2.9%。对比空白样地,不同密度处理变化不明显;对比合理的牧羊样地,不同密度处理表层土壤p H值略增加,最大增幅为5.4%,随着牧鸡放牧年限的增加,不同密度、不同层级土壤p H值均有所增加,均值范围7.6-9.5。集约散养样地土壤层级、植被类型对集约散养样地土壤p H值影响明显。20-50cm层级土壤p H值显着高于0-10cm、10-20cm层级,样地间均值比较:IC1>IC2>IC3。均值范围7.00-8.30,呈弱碱性。随着放牧年限的增加,各样地土壤p H值变化很小。试验样地土壤层级对C素养分影响显着(p<0.05),牧鸡密度和层级对N、P养分素影响显着(p<0.05)。总体上,碳素养分随土壤层级深度增加下降明显,土壤微生物量碳10-20cm层级含量最高。与空白样地对比差异不显着。总计均值0-10cm层级,土壤有机质、有机碳、微生物量碳含量均显着高于牧羊样地。随着距离增加C素养分有下降趋势,距鸡舍8m处,土壤有机质、有机碳含量最高。随着牧鸡年限的增加,土壤表层不同密度处理碳素养分均小幅增加。两年的试验结果表明,N素养分的分布和变化差异较大,总体上,随土壤层级深度的增加土壤硝态氮、铵态氮、速效氮变化不一致。2009年随着土壤层级深度增加硝态氮、铵态氮含量减少、铵态氮含量增加,而2011年则硝态氮、铵态氮含量增加、铵态氮含量减少;但两年的研究表明,随着土壤层级深度的增加全氮含量增加、微生物量氮含量下降。不同密度处理土壤硝态氮、速效氮、全氮高于空白样地,对比合理牧羊样地,10-20cm、20-50cm层级硝态氮、速效氮、全氮含量均显着增加,0-10cm层级土壤铵态氮变化很小,10-20cm、20-50cm层级土壤铵态氮含量显着增加;对比空白样地,0-10cm、10-20cm层级土壤微生物量氮含量减小,20-50cm层级均增加,对比合理牧羊样地各层级无明显变化。土壤硝态氮、速效氮、全氮含量随距离增加而减小,铵态氮含量增大。随着牧鸡放牧年限增加,表层土壤硝态氮、速效氮、全氮含量显着下降,铵态氮含量显着增加;但20-50cm层级土壤硝态氮、速效氮、全氮含量显着增加,铵态氮含量显着下降,10-20cm、20-50cm层级土壤微生物量氮含量显着增加。土壤速效磷密度间差异显着,但变化规律不明显。随土壤层级深度增加速效磷含量显着降低;与空白样地对比,不同密度处理、不同层级土壤速效磷含量增加;与合理牧羊样地对比,0-10cm和10-20cm层级总计均值降低,20-50cm层级变化很小;合理牧羊不同层级土壤速效磷含量均高于空白样地。总计均值不同距离间差异不显着。随着放牧年限的增加,10-20cm层级土壤速效磷含量显着增加,其他两层级变化不明显。总体上通过对土壤理化指标的分析,也验证了验证了Connell中度干扰假说。集约散养样地C、N、P养分随层级和距离变化规律与试验样地一致。植被类型间土壤有机质、有机碳含量差异显着,IC1样地显着高于IC2和IC3样地,植被类型间土壤微生物碳差异不显着。植被类型间N素养分含量差异显着,硝态氮、铵态氮、速效氮总计均值大小:IC2>IC3>IC1;全氮、微生物量氮、速效磷:IC3>IC2>IC1。随着放牧年限的增加,IC1样地不同层级土壤硝态氮、速效氮含量增加,IC3样地不同层级降低,IC2样地10-20cm、20-50cm层级显着降低。IC1样地10-20cm、20-50cm层级土壤铵态氮含量显着降低,IC2、IC3样地0-10cm、10-20cm层级显着增加;IC1样地不同距离各层级土壤全氮含量显着增加,IC2、IC3样地不同距离0-10cm层级土壤全氮含量显着增加;IC1样地不同距离0-10cm、20-50cm层级土壤微生物量氮含量显着增加,10-20cm层级不同距离土壤微生物量氮含量明显减小;IC2、IC3样地0-10cm、10-20cm层级土壤微生物量氮显着增加,IC2样地20-50cm层级明显减少。集约散养样地表层各因素指标与试验样地(ESP)对比表明,IC3样地土壤容重增大;不同植被类型样地土壤硝态氮、速效氮含量显着增加,含水量、p H值、有机质、有机碳含量下降;IC2样地土壤铵态氮含量明显增加;IC1、IC3样地土壤铵态氮含量显着减少;不同植被类型样地土壤全氮、微生物量氮、速效磷含量明显增加。10-20cm、20-50cm层级各土壤因素指标增减类似表层。两种模式样地因素间相关性总体上基本一致。有机质与有机碳显着正相关,并有其他氮素养分和速效磷显着正相关,氮素养分与碳素养分和速效磷显着相关,但硝态氮与铵态氮负相关,速效磷与p H值显着负相关;土壤p H值铵态氮显着相关,与其他养分负相关,土壤含水量与土壤养分显着相关,容重与养分、含水量负相关。综上所述,试验样地牧鸡密度400只/hm2以下,不会对沙草地地上生态系统因子造成明显影响,最大的牧鸡密度(800只/hm2)对地上的生态系统的影响显着低于合理的牧羊样地;草原牧鸡对试验样地土壤输入的养分大于输出,随着牧鸡年限的增加而增加,显着高于合理的牧羊样地;综合分析得出最佳牧鸡密度400只/hm2。草原牧鸡对草地生产力为超补偿,验证了Connell中度干扰假说。两种样地对比分析表明:集约散养样地土壤养分空间分布及转移规律、因素间相关性与试验样地相同,总体养分输入略高于试验样地。草原牧鸡可有效地恢复退化草原的生态系统,产生显着的环境生态效益,同时增加牧民经济收入,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草原牧鸡节约粮食饲料,生产的肉蛋产品符合欧盟有机鸡肉蛋标准,一定程度保障粮食与食品安全。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乌日娜[4]2010年在《内蒙古典型草原放牧绵羊牧食行为和采食量及消化率》文中提出本研究于2008年7~2009年9月,在锡林郭勒盟典型草原巴音希勒牧场,以2岁绵羊为试验动物,观察其牧食行为的基础上,利用TiO2指示剂测定了绵羊采食量,采用粪氮指数法测定了牧草消化率。论文所研究的问题是草畜耦合的核心,对科学制定当地的载畜量,优化放牧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不同放牧强度下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绵羊采食时间逐渐增大,反刍、休息和行走时间逐渐减少。放牧强度9.0只羊/hm2的绵羊采食时间显着大于放牧强度1.5只羊/hm2、放牧强度3.0只羊/hm2和放牧强度6.0只羊/hm2。放牧强度6.0只羊/hm2的绵羊的饮水、舔盐砖时间显着大于放牧强度1.5只羊/hm2、放牧强度3.0只羊/hm2和放牧强度9.0只羊/hm2。2.相同放牧强度的季节性连续放牧和划区轮牧制度下,季节性连续放牧区绵羊的采食时间和饮水、舔盐砖时间显着大于划区轮牧。3.不同放牧强度下,绵羊的排粪量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而减少。放牧强度4.5只羊/hm2的绵羊的排粪量显着大于放牧强度6.0只羊/hm2、放牧强度7.5只羊/hm2和放牧强度9.0只羊/hm2。放牧强度3.0只羊/hm2的绵羊的排粪量显着大于放牧强度9.0只羊/hm2。在2种放牧制度下,季节性连续放牧的绵羊的排粪量大于划区轮牧。4.不同放牧强度下绵羊采食量,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而降低。绵羊采食量大小关系为:放牧强度4.5只羊/hm2 >3.0只羊/hm2 >1.5只羊/hm2>7.5只羊/hm2 >6.0只羊/hm2 >9.0只羊/hm2。放牧强度3.0只羊/hm2和放牧强度4.5只羊/hm2的绵羊的采食量显着大于放牧强度6.0只羊/hm2、放牧强度7.5只羊/hm2和放牧强度9.0只羊/hm2。在2种放牧制度下,季节性连续放牧的绵羊的采食量大于划区轮牧。5.不同放牧强度下,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绵羊对牧草的消化率具有上升趋势。牧草消化率大小关系为:放牧强度9.0只羊/hm2 >4.5只羊/hm2 >6.0只羊/hm2>7.5只羊/hm2 >1.5只羊/hm2 >3.0只羊/hm2。在2种放牧制度下,季节性连续放牧的牧草消化率大于划区轮牧。
武艳涛[5]2018年在《利用放牧管理控制针茅颖果芒刺对家畜危害的研究》文中指出针茅属(Stipa)植物是我国北方天然草原的主要建群种和优势种,也是重要的优良牧草。但多数针茅颖果成熟后,其颖果芒刺对家畜口腔及皮毛有较大的伤害,给家畜健康和当地畜牧业生产带来很大影响。本研究以内蒙古大针茅典型草原为研究对象,利用放牧管理制度和技术寻求控制针茅颖果对家畜危害,且对草地生产力影响较小的草地管理方式。本研究通过模拟放牧实验、牛羊不同梯度放牧实验及放牧与打草对比试验,分析了控制针茅颖果且对群落生产力影响最小的最佳放牧时间、最适牧压、理想的放牧家畜。这一研究对牧区经济发展和草地合理利用有较大的应用价值,也为草地放牧生态学的理论研究提供参考。主要结论如下:1)大针茅生殖生长期(针茅孕穗期到抽穗期间)放牧,可以有效降低针茅颖果危害,且对草地生产力影响较小;但大针茅营养生长期(5月下旬、6月上旬、6月下旬)放牧利用,不能显着降低颖果危害,对草地生产力的影响相对较大。2)大针茅孕穗期到抽穗期,在中度牧压下放牧绵羊,对控制针茅颖果危害的效果最好,这里的中度牧压具体是:放牧绵羊600只/公顷放牧利用1天或持续放牧300只/公顷放牧利用2天、持续放牧200只/公顷放牧利用3天或持续放牧100只/公顷放牧率利用6天。3)大针茅孕穗期到抽穗期,在相同的牧压下(中度牧压),放牧羊可以有效降低针茅颖果危害,但是对草地生产力影响相对较大;放牧牛控制针茅颖果危害的效果相对有限,但是对草地生产力的影响不明显。4)常年打草的草地管理方式,对针茅颖果危害防控效果有限,且长期打草使大针茅成为绝对优势种,生物多样性降低;中度牧压下放牧羊,可有效降低针茅颖果危害。综上,在大针茅的孕穗期到抽穗期,利用放牧管理控制针茅颖果芒刺对绵羊危害的方法,中度牧压为最优放牧强度,放牧绵羊效果优于放牧牛,现有的打草利用方式的控制效果不如放牧利用方式。
孙泽威[6]2008年在《松嫩羊草草地放牧绒山羊营养限制因素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4至2005年间,本研究选择松嫩平原天然羊草草地和人工羊草草地为放牧草场,以2.5岁内蒙古绒山羊羯羊与母羊为试验动物,在观察放牧绒山羊牧食行为的基础上,利用饱和链烷烃为指示剂客观地评价了放牧绒山羊的营养状况,并对其产绒性能和毛囊活性变化规律进行了测定,初步剖析了松嫩平原羊草草地绒山羊生产的主要营养限制因素。牧食行为观察结果表明,牧食行为节律、采食速度与采食时间上无性别差异,天然羊草草地和人工羊草草地放牧绒山羊行为节律基本相似。采食时间占放牧总时间比例最大,其次为卧息、反刍时间,站立、游走时间,饮水时间所占比例最小。不同季节间上述节律存在差异,天然羊草草地春季采食时间所占比例显着高于夏季(P<0.05),而卧息、反刍时间和站立、游走时间显着低于夏季(P<0.05);人工羊草草地采食时间所占比例表现为:春、秋>夏、冬(P<0.05);卧息、反刍时间比例表现为:夏、冬>秋>春(P<0.05);站立、游走时间比例表现为:春、夏、冬>秋(P<0.05);饮水时间占放牧总时间的比例各季节间无显着差异。天然羊草草地,夏季采食速度、采食时间小于春季(P<0.05),但每口采食量和每天的总采食量却显着提高(P<0.05);人工羊草草地山羊采食速度表现为:春、冬<秋<夏(P<0.05),羯羊和母羊的每口采食量分别表现为:春、夏、冬>秋季,冬季>春、夏>秋季(P<0.05)。在天然草地的春、夏季节,人工羊草草地的春、夏、秋叁季绒山羊每天均有3个采食高峰,分别发生在早晨出牧后约0.5h,下午出牧后约0.5h,和归牧前2h左右,冬季人工羊草草地上、午各有1个采食高峰。本研究未发现山羊有扒草根吃的现象。但在卧息和卧倒反刍前,有用前肢扒草、扒土修整休息地的习性,这种习性对草地有一定的破坏作用。日粮组成研究结果表明,天然羊草草地,春季放牧羯羊和母羊的日粮均由苣荬菜、冷蒿、芦苇和马莲构成。羯羊采食上述牧草的比例分别为18.8%、60.7%、17.8%和2.7%;母羊为34.3%、36.6%、26.2%和2.9%。夏季羯羊和母羊的日粮均由苣荬菜、黄蒿、水稗、碱蓬、苍耳和虎尾草构成,羯羊上述牧草的比例分别为9.3%、2.3%、11.2%、42.3%、16.3%和18.6%;母羊为24.6%、5.4%、3.8%、25.2%、8.6%和32.4%。人工羊草草地,放牧绒山羊在抽穗季节喜食草穗。秋、冬放牧山羊采食羊草部位的CP含量显着高于全株羊草,而纤维含量则相反。天然羊草草地放牧绒山羊营养状况评价结果表明,天然羊草草地的主要放牧季节,放牧绒山羊可摄取到较高的养分,获得中等的增重效果。除8月份羯羊能量摄入低于6月份外,放牧绒山羊8月份DM和其他主要养分的采食量均高于6月份。同一季节中,母羊日粮CP和ME含量与羯羊无显着差异,可纤维含量却显着低于羯羊。不同试验期DM、ADF和NDF的消化率无显着变化,但8月份CP消化率显着提高,而E消化率却明显下降(P<0.05)。人工羊草草地营养状况评价结果表明,与NRC标准相比,放牧绒山羊春、夏两季的ME和CP采食量约为维持需要的1.6~1.7倍,并且能氮比例比较均衡,可较好满足绒山羊的营养需要。但从秋季枯草期开始,放牧绒山羊日粮养分摄入量大幅下降,每㎏代谢体重的CP摄入量下降到了1.61~3.63g;ME的摄入量也下降到了0.5~0.63MJ/㎏代谢体重。秋季(10月份)ME摄入量基本处于维持水平,但到冬季(4月)时已下降到了维持ME需要的0.78;CP摄入量在秋冬季节下降幅度更大,已经下降到了维持需要的0.56和0.28;并且由于CP采食量下降幅度要远高于ME采食量的下降幅度,因此日粮能氮比也发生了失衡,进一步加剧了此时放牧绒山羊的营养匮乏。产绒性能和毛囊活性检测结果表明,7月个别羊只皮肤表面便出现绒毛,8~1月为绒毛生长旺盛期,生长速度可达2.8cm/月,绒毛生长高峰出现在11月份。羯羊和母羊的产绒量分别达到了467.41±20.2g和356.87±17.4g,羯羊的净绒率显着高于母羊。8~11月份内蒙古绒山羊次级毛囊数活性显着升高,次级毛囊进入兴盛期;12月份以后,次级毛囊活性显着下降,1月份大部分次级毛囊进入退行期,随后进入休止期直到脱绒;4月份随着旧绒的脱出,次级毛囊活性开始逐级升高,进入兴盛前期。羯羊与母羊绒毛生长规律、绒毛细度、毛囊密度、次级毛囊活性和S/P无显着差异,月季变化规律也基本相似。总体来看,秋季牧草枯黄开始直到翌年草地生态脆弱期结束之前,干草质量/数量下降、能量和蛋白质摄入不足是松嫩平原羊草草地放牧绒山羊生产的主要营养限制因素,其中CP为主要限制因子。
萨仁高娃[7]2011年在《不同放牧强度对典型草原植被、土壤及家畜增重的影响》文中认为本研究于2010年7-9月,在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额里图牧场,以克氏针茅典型草原放牧西门塔尔牛(2岁)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不同放牧强度(对照、轻度、中度、重度)对草地植物群落、土壤及家畜生产性能的影响,探讨典型草原适宜载畜率,为减少草地退化、提高经济效益提供参考依据。主要研究结果如下(显着水平均为P<0.05):1植被:各处理草群总盖度、高度、地上总生物量总趋势为对照区>轻度>中度>重度,且其量上的偏离程度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而加大,休牧后其恢复增长弹性大小均为重度>中度>轻度;主要优势植物地上生物量随着冷蒿相对生物量的增加而增加;0-30cm处地下生物量大小排序为对照>重度>轻度>中度;重度放牧使0-5cm处地下生物量表层化显着;在垂直分布上,各处理地上生物量均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减少。2土壤(0-10cm)物理性质:不同放牧强度下土壤含水量大小排序为对照>轻度>中度>重度;容重变化则相反。各处理下土壤含水量均有显着季节差异;重度下容重季节差异显着。3土壤(0-30cm)化学性质:土壤pH值和有机碳(20-30cm)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而增加,有机碳(0-20cm)和速效P变化则相反;放牧强度的影响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减弱;轻度显着降低全N和速效N。轻度和中度无显着影响有机碳。重度显着降低有机碳、速效N和速效K;放牧强度对全P、速效P和全K的影响不显着;各处理在垂直分布上,除了pH值和全N分别呈现10-20cm>20-30cm>0-10cm和10-20cm>0-10cm>20-30cm以外,其余均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减少。无牧、中度、重度下有机碳(0-20cm)和pH值(0-30cm)季节差异显着;无牧、轻度、中度下全N和速效K在0-20cm处季节差异显着;无牧下速效N(0-10cm)、全K(20-30cm)季节差异显着;速效P(20-30cm)和全P(10-20cm)分别在轻度和重度下具有显着季节差异。4家畜个体日增重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而减少,且公顷增重为:中度>重度>轻度。
盖志毅[8]2005年在《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广阔的草原是占我国土地面积比重最大的一个土地利用类型。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价值无论从经济学外部性理论,还是从文化学、民族学角度看都具有巨大的价值。 近年来,我国的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多年来,人们对这一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导致退化的原因,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措施等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存在着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献少,特别是从经济、社会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更少,研究表面化、浅层次等问题。 本文全面、系统的研究了我国草原生态经济系统非常严重的退化现状,总结出其退化造成的恶果和损失。分析了制约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成因:向草原地区增加了过大的人口压力,对草原的过度无节制开发与利用,资本投入不足,草原牧区经济结构不合理,草原土地制度设计不当等。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思路设计:在其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应着重于让草原休养生息,充分认识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自我恢复功能,采用草原封育实现可持续发展。游牧业是一种有利于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式,但要与时俱进发展现代游牧业,赋予游牧业以现代化时代特征,在限制畜群数量规模条件下走质量效益型畜牧业的道路。在适当的条件下,建立有利于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改造牧区的第一产业,发展牧区的二、叁产业,积极发展有利于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第叁产业,例如草原旅游业;用产业化拉动牧区产业多样化。积极组织向牧区未利用草原移民;从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内向系统外移民:向农村转移,向城镇转移,从而减轻对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压力。由于草原周边的农牧交错带的生态经济系统与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相关性很强,因此推动生态脆弱地区还草,扩大草原周边农牧交错带草原面积成为实现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本文阐述了实现我国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物质保障——雄厚的粮食、饲草料安全基础和充足的资金保障;制度保障——合理的制度安排,提出了叁个层面的制度:合理的有形草原产权制度,无形制度和公共管理制度。 为了给我国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可供比较的参照物,本文对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国外经验、教训做了探讨。
周鹏[9]2013年在《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活动迅速扩展,地区资源耗竭和环境问题正在演变为全球问题,全球生态经济环境整体呈恶化趋势。由于我国人口规模庞大,人均资源占有较少,资源环境发展失衡,土地可使用率较低等因素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欠发达,农牧民存在过度垦殖、过度放牧的问题。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农牧民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强,致使一些地区陷入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中,要打破这一怪圈,促进当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进行生态移民建设工程,把西部生态环境恶化地区的农牧民转移出来,使生态贫困地区的生态、经济得到良性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环境良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建设要求。“十八大”正式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强调“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生态移民作为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和经济扶贫开发的重要举措,被广泛实施于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和扶贫开发中,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同。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移民的可持续安置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重要举措。生态移民问题研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具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问题。研究西部地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问题目的于全面总结我国生态移民历史经验,探讨西部地区农村牧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以及生态移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实现农牧区、农牧民可持续发展。本文以人口迁移定律、可持续发展理论,公平理论、生态恢复与生态经济理论、生态移民制度选择影响因素理论、外部性理论等为基础,以实地调研、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统计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等为研究方法,在比较全面梳理国内外学界生态移民研究已有成果及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国家“十二五”规划及国家《生态移民建设规划》,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对生态移民问题进行研究,根据我国西部地区地理区位条件和现实条件,通过对不同类型移民模式的探索来选择适合西部地区的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模式,并对整个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一个合理的、科学的评价,一方面有助于完善我国生态移民理论,为后续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发现生态移民可持发展面临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和原则、移民过程及后续发展的耦合机制和实现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樊金富[10]2009年在《农牧交错区半舍饲奶牛牧草采食量预测模型及优化补饲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利用饱和烷烃技术测定农牧交错区半舍饲奶牛不同牧草生长时期的牧草采食量及采食植物组成,并监测不同牧草生长时期牧草营养的动态变化;第二部分通过实测采食量和模型预测采食量的对比,选出比较接近实测采食量的预测模型作为改进的对象,研究了影响预测采食量预测模型的因素,对预测模型进行改进,建立适合农牧交错区半舍饲奶牛牧草采食量预测模型;第叁部分利用建立的采食量预测模型预测牧草采食量,在此基础上对农牧交错区半舍饲奶牛优化补饲。第一部分,运用饱和链烷烃技术在农牧交错区典型地区(锡盟白旗)测定了不同牧草生长时期(牧草生长幼嫩期、旺盛期和枯黄期)放牧奶牛采食量、采食植物组成及干物质消化率,同时测定了草场的草层特性和牧草营养成分。结果表明:(1)不同放牧时期奶牛的采食量分别为11.34kg/d、12.44 kg/d、7.01 kg/d;(2)牧草幼嫩期采食植物组成为苔草、冷蒿、小叶锦鸡儿、克氏针茅和赖草,以苔草和赖草为主,旺盛期为苔草、小叶锦鸡儿、米蒿、隐子草和赖草,以隐子草为主,枯黄期为克氏针茅、小叶锦鸡儿、本地肤和赖草,以赖草为主;(3)不同牧草时期牧草高度、密度和盖度都发生变化,在同一载畜量的情况下,牧草配额不同分别为37.08kg/头/d、48.55 kg/头/d和22.08 kg/头/d;(4)随着牧草生长期的推移,天然牧草营养价值呈递减趋势,蛋白和能量降低,木质化程度加大,造成牧草消化率递减,分别为78.34%、77.15%和54.99%。第二部分,通过实测采食量与国内外建立的采食量预测模型预测的采食量的对比,研究发现含有草层特性和动物因素的预测模型更接近实测采食量,例如Vazquez and Smith (2000)提出PDMI预测公式:PDMI = 4.47 +0.14FCM + 0.024BW + 2.00CBW + 0.04PA +0.022PASUP? 0.90SUP ? 0.13NDFp ? 0.037LEG,并对影响采食量的重要因素做了分析,发现牧草配额(PA)与牧草采食量的相关性为0.97,补饲水平(SUP)与牧草采食量的相关性为0.89 ,对此模型改进建立了回归模型:PDMI=1.07+0.042FCM+0.062BW+0.12PA-0.38SUP-0.017NDFp(R2=0.89) PDMI=6.68+0.14FCM+0.024BW+0.14PA+0.024PASUP-0.04SUP-0.13NDFp(R2=0.87)第叁部分,利用建立的模型预测了牧草枯黄期奶牛的牧草采食量,并用实测的采食量进行验证,针对农牧交错区半舍饲奶牛的营养限制因素进行优化补饲,在补饲试验中,优化组体况逐渐恢复为良好,产奶量提高2.73 kg,直接增加经济效益提高23.04%,增加了养殖户的经济收入。
参考文献：
[1]. 放牧牛行为生态及其生产能力研究[D]. 白哈斯.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2]. 青藏高原牦牛冷暖季体况变化及其与牧草营养状况关系[D]. 罗惦. 兰州大学. 2016
[3]. 草原牧鸡生物量置换模式对沙草地生态系统结构与过程影响研究[D]. 张显龙. 吉林大学. 2015
[4]. 内蒙古典型草原放牧绵羊牧食行为和采食量及消化率[D]. 乌日娜.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0
[5]. 利用放牧管理控制针茅颖果芒刺对家畜危害的研究[D]. 武艳涛. 内蒙古大学. 2018
[6]. 松嫩羊草草地放牧绒山羊营养限制因素的研究[D]. 孙泽威. 东北师范大学. 2008
[7]. 不同放牧强度对典型草原植被、土壤及家畜增重的影响[D]. 萨仁高娃.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1
[8].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D]. 盖志毅. 北京林业大学. 2005
[9]. 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研究[D]. 周鹏.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10]. 农牧交错区半舍饲奶牛牧草采食量预测模型及优化补饲的研究[D]. 樊金富.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