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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文学史上，马洛是第一位引发最大争议的作家。他受到无神论、同性恋、造伪币和叛国投敌等多项罪名的严重指控。由于马洛意外早亡，至今为止，也没发现他本人对这些指控回应的任何证据。马洛死后，他的一些友人对他的非凡文学才华赞赏有加。敌人对他的攻击和朋友对他的赞美形成相互矛盾，差别悬殊很大的评介，为后人建构了一个“文本”上的马洛——一个关于马洛生平和文学天才的谜。这个谜就是后来马洛批评的基点。早期评论主要涉及马洛的生活、性格、宗教信仰等方面。对他的才气和文学成就的赞扬只是印象式的零星评论，没有关于他思想和作品有系统和深度的研究。马洛在被人遗忘了一百多年之后，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期开始得到评论界的重视，马洛研究逐渐成为一种研究学科。与这个世纪的文学潮流相适应，浪漫主义者把马洛作为浪漫主义诗人大肆标榜，把他的作品看成是作者情感和性格的外露。而在这个世纪的后半叶，现实主义批评家又把马洛看作是客观的艺术家，把他的作品解释成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观。这两种批评模式都对20世纪早期的马洛研究产生过较大影响。随着新批评，新历史主义和文化批评的介入，马洛批评在20世纪后期呈现出多元态势，其热烈程度完全可以用“产业”这个字眼来形容。
一、早期评论
英国18世纪著名批评家约翰逊曾写道，“毫无道理地把赞美慷慨施与死者，而属于优秀人物的荣誉只献给古人，这种抱怨很可能一直继续下去。”[1] 他的这一精辟论断如果用在马洛身上却不灵验。马洛在世时就遭到来自同行格林（ Robert Greene）的抨击、朋友基德（Thomas Kyd）的揭发和告密者德鲁里（Thomas Drury）的控告，使他背负着无神论、同性恋者、造假币和叛国罪等诸多罪名离开人世。[2](PP29—38) 马洛死后也未能逃过对他的谴责。人们把他当作因渎神而遭严惩的反面教材警示后人。新教牧师比尔德（Thomas Beard）绘声绘色地形容马洛是“神用钩子钩住鼻孔的吠犬”，“其死的方式”是“可怖的”[2](PP41—2)。另一位新教牧师沃恩（William Vaughan），甚至非常具体地描绘了匕首尖刺进这位诗人眼睛时的恐怖情形，他写到马洛死时“脑髓随着匕首尖流淌出来”[2](P47)。
当然，也有肯定马洛人品的证据。1587年，枢密院致剑桥校方当局的信就是这方面一份难得的材料。因为有谣传说马洛去过法国兰斯的天主教神学院，校方试图拒绝授予他硕士学位。① 枢密院的信中写道，“在其一切行为中，他表现良好谨慎，为女王陛下效力，成绩颇佳，行为忠诚，应受嘉奖。”[3]
马洛死后，诗人德雷顿（Michael Drayton）第一个看出了马洛的诗才， 他想像马洛“沐浴在泰斯比斯泉水里，／在他身上有那些梦幻似的东西，／恰如其分统摄诗人头脑的美好狂热”[2](P47)。琼生对马洛的评价是大家熟知的那句概括性的名言：“马洛的雄伟诗行。”[4] 同行诗人皮尔（George Peele）充满爱意地称赞说，“马洛，因为你的诗，你是缪斯的宠爱”[2](P39)。
马洛同代人的这些谴责之声和溢美之辞构成了早期马洛评论的要旨。这些观点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后来对马洛的评论以及对他作品的解读，在倚重作者生平解释其作品的那些时代尤其如此。
二、19世纪批评
把马洛推到英国文学史最前沿的还是他的两位同代人，佩托（Henry Petowe）和赫武德（Thomas Heywood）。佩托说“值得钦佩的马洛”，“他流淌着蜂蜜的气质／是英国文人至今所不能企及的”。[5](P19) 而赫武德则称他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诗人”[2](P49)。不过，因上述对马洛无神论及其他谴责之声的蔓延，从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的一百多年间，马洛几乎被人遗忘。19世纪以来，马洛逐渐成了伊丽莎白时代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学术界对他的兴趣与日俱增，从此开始了有系统的马洛研究。
评论家们开始为马洛洗刷早期传记作者对他的谴责。这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布劳顿（James Broughton）、科利尔（J.P.Collier）和戴斯（Alexander Dyce）等人的研究具有开拓性，他们对马洛生平和作品的描述相当准确，为现代马洛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6](P51)
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在研究马洛戏剧文本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他评论《爱德华二世》说，剧中的“死亡场景”所激发的“怜悯和恐惧超越了我所熟悉的任何古代和现代场景”[2](P69)。在1818年的一篇剧评中，那位未署名的评论家认为《马耳他的犹太人》是“第一部合格和一致的英国戏剧……马洛是莎士比亚之前的第一位拥有真正戏剧天才的诗人”[2](PP70—1)。赫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在1820年比较克制地说：“马洛是个高居榜首的名字，这个名字在有真正戏剧价值的戏剧家的排名榜上几乎名列首位。”[2](P78) 到了1830， 布劳顿走得更远，他在评论《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时，非常具体地写道，浮士德“在最后痛苦和绝望中那充满激情的独白”，是“所有英国戏剧都没能超过的，尽管《爱德华二世》至今是马洛所有剧本中最好的。马洛的戏剧使他跻身第一流剧作家之列”[2](P87)。
沃德（A.W.Ward）在他的《英国戏剧文学史》（1875）里，概括了马洛的原创性，其评价至今仍然基本是正确的。他说：“马洛首先把素体诗引进受人喜欢的戏剧。他对我们戏剧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他对我们戏剧文学进步的第二个贡献，是以真正的诗歌激情为戏剧灌注了灵感。他在这个文学体裁方面的努力是神圣的……就是这种激情的天赋，连同他的贡献，我们不应只称他为开路先锋，他是我们伟大剧作家中永垂不朽那一批中最早的一位。”[2](PP120—1) 瑟芒兹（John Addington Symmonds）在1884年称赞马洛是“英国戏剧诗之父和创始人”[2](P133)。而在1887年，罗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不无惋惜地说，“是的，德雷顿是对的，因为马洛确实是……一个有独创的人……他是倒下的先驱。”[2](PP159—62)
马洛的诗才在这个时期也同样得到了充分肯定。1844年，亨特（Leigh Hunt）附和德雷顿十分惊奇地说，“如果真有那么一位天生的诗人，马洛就是一位……他……为其后继者们的做诗法、高贵和哀怨铺平了道路……还有他的想像力，像斯宾塞的一样，在古代神话和现代狂喜的纯诗歌领域里徘徊……马洛和斯宾塞是我们诗人中最好的，他们感悟到了词语中的美。”[2](PP89—91) 马洛研究在19世纪后期已日趋巩固。多顿（Edward Dowden）在1879年说， 马洛“在所有伊丽莎白时期的剧作家中，其诗歌地位仅位于莎士比亚之后”[2](P100)。森茨伯里（George Saintsbury）在1889年评价说，“马洛的《希洛与利安德》（Hero and Leander）的特点是激情和喜悦在色彩和形式美中的恣意放纵，这一点至今没有任何诗人达到。”[2](P163) 同年，艾里斯（Havelock El-lis）赞同说， “它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亮丽的花朵”[2](P167)。不过，没有任何人像唯美主义者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那样狂热，他说马洛“仅此他一人……是英国诗歌最辉煌时的真理……第一位伟大英国诗人、英国悲剧之父和英语素体诗的创造者……其力量能被称作壮美的第一位英国诗人……他是我们诗歌文学里最伟大的发现者，最大胆，最有灵感的先锋。”[2](PP175—84) 在赞扬马洛的天才和文学成就的人当中还有桂冠诗人丁尼森，他写道“如果莎士比亚是那个时期耀眼的太阳，马洛肯定就是晨星。”先锋、发现者、晨星、先驱、有独创的人、第一位戏剧天才、第一位诗人，这些构成了马洛天赋之谜的一套惊人的代表性称谓。
正如弗里敦莱希（Kenneth Friedenreich）后来总结的那样，维多利亚时期马洛批评的最突出特点，是肯定了马洛对英国戏剧的艺术贡献，他是影响过莎士比亚的大胆诗歌先驱，尽管他灵感四溢，他的戏剧在艺术方面仍存在缺陷。[6](P139)
三、20世纪批评与研究新领域
在20世纪对马洛在英国文学史上的作用的评价变得敏锐和深刻时，它并没有实质上改变上述那些有关他对英国戏剧所做出的具有独创贡献的早期评价。弗里敦莱希划分出20世纪上半叶马洛批评的两大基本类型。它们主要沿袭了19世纪后期马洛批评的观点。第一种类型本质上是把马洛看作是主观艺术家的“浪漫主义”观点。这种观点在博厄斯（F.S.Boas）和艾里斯—福尔莫（Una Ellis-Fermor ）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肯定。第二种类型源于巴顿豪斯（Roy Battenhouse）的论点。这个论点把马洛看成是“更保守的客观艺术家，他的戏剧评价了文艺复兴时期对权力、财富和知识的欲望”[7]。所以说，19 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批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20世纪上半叶的马洛批评。
莱文（Harry Levin）的马洛研究著作《潜越者》（1954）被认为是具有开拓性的，至今在学术界仍受到称赞。他把马洛及其“大学才子们”定义为“垮掉的一代”的成员。这个观点与维多利亚时期关于马洛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在马洛身上有那么多现代性成分，他与其说是个狂热的唯美主义者，还不如说是个希望破灭了的虚幻主义者。[8]
20世纪马洛批评的奠基者是里奇（Clifford Leech）。他在1964年的一篇著名文章里写道，“足够广泛一致的看法是，马洛是英国戏剧创作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是莎士比亚前辈中最重要的……这一点毋庸置疑，马洛雄伟诗行里的诗歌的优秀之处也是毋庸置疑的。”里奇的批评改变了马洛是主观艺术家这个早期观点。这个浪漫主义观点认为马洛是个狂妄的梦幻者，沉浸在想像力的欢悦力量之中，他的作品主要表现了他自己的情感和性格。受当时流行的新批评的影响，人们注重马洛作品的文本研究。里奇在这篇文章里划清了到1960年代为止马洛批评走过的三条新路线。他认为“马洛戏剧的本质仍然还是绝大多数读者们正在探索的东西”。首先，马洛利用他所具有的扎实的古典学问知识，有意识地“塑造和扩展传统”。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科歇尔（Paul Kocher）。第二，马洛的作品获得了新的“复杂性”，包括“喜剧成分”。在喜剧成分里，马洛承认了“人类雄心壮志的弱小”，从而导致了“更广泛的解释……从基督教的观点延伸到不可知论”。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巴顿豪斯及艾里斯—福尔莫。第三，马洛的戏剧，在长期停演之后又重新开始显示出它们的戏剧价值，这位剧作家显示了他对独特戏剧效果的慧眼。里奇本人的研究代表了这个观点。里奇认为马洛具有“博大的思想”。他极富抱负的思想具有双重世界观：基督教世界图式的深邃感和神不负责任的观念，宇宙便是在这种观念下运行。里奇称赞马洛说，“在英语中对快乐景象和神之愤怒的描写，没有人比他写得更好。”[9]
在里奇宣称“马洛批评从我们开始”之后，大规模的研究应运而生。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马洛在英国文学各种不同的前沿成了许多重要研究课题。1993年，为纪念马洛逝世400年，召开了两个国际会议。在英国和美国分别有两个马洛协会，它们在积极开展研究马洛的活动。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年会上，递交的研究马洛的论文数量，超过除莎士比亚在外的任何早期现代英国剧作家。[10](Pxi) 除此之外，还不断有研究马洛的专著问世。
马洛研究在20世纪中期以后呈现出的这种空前盛况，有赖于后结构主义。福柯关于“知识”、“话语”等概念拆解和颠覆了西方文化史。受其影响，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的书写是阐释而非事实。每一部历史文本都呈现为话语叙述形式。在这个历史文本的表层下面，还存在着“从本质上说是诗性的，而且具有语言特性的”的“潜在的深层结构”。这就是说历史从根本上不能脱离想像这个动因，它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11](PP256—7) 其次，新历史主义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历史和文学都是“作用力场”，是“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是“传统和反传统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11](P262) 在新历史主义看来，权力从不完全限于某个人或社会阶层，相反，它以物质商品交流，人的交流，以及通过文化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话语的思想交流在文化里流通；没有一个单一的时代精神，对历史没有充分的完整阐释。有的只是各种话语之间动态的、不稳定的相互影响。[12] 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文本和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环境都一样重要，因为文本（文学作品）和语境（产生文学作品的历史条件）是相互构成的：它们相互创造。如同个人身份和社会之间的动态相互影响一样，历史语境塑造成型文学文本，文学文本塑造成型历史语境。
基于上述历史和文学的辩证观， 新历史主义采用了一种叫做“文化诗学”（poetics of culture）的策略来阐释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 “文化诗学”首先由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于1980年，在他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一书中提出。他说，“我采用人类学批评的方法来研究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和作品……把文学作为构成某特定文化之一部分的符号系统去理解；其正确目标……是一种文化诗学。”[13](P4) 这种方法的重点在于“研究各不相同的文化实践的集体构成，并考察这些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14](P155)。这一研究构想是对“文本与文本之间的轴线进行了调整，以一种整个文化系统的共时性的文本取代了原先自足独立的文学史的那种历史性的文本”[14](P156)。新历史主义不把作家或作品视为与社会或文学背景相对立的、自足独立的统一体。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注重“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它要考察“深入文学作品世界的社会存在和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社会存在”。新历史主义从事文学批评时，便把文学看成是历史现实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集合部，希望从这里看到实际历史事件如何被意识形态吸收理解，而既定的意识形态又如何能动地控制和把握这一认识过程。[11](P264) 这样一来，历史文本上那个“无神论马洛”最终被解构了。
跟任何一个时期一样，在伊丽莎白时代，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时代精神，权力通过话语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方面。马洛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用非常卓越的素体诗写成的剧本和诗歌，包含着伊丽莎白时期的一种叛逆和自由思想的精神。“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剧作家，没有哪个比马洛赋予了他的作品更深刻的含义。”[10](Pviii) 马洛用莎士比亚及其同代人都没有用过的方法， 处理和探讨了诸如性欲、尤其是同性恋和性越界、性别关系、殖民主义、外国精神和文化等一系列主题和问题。以往，马洛所关注的这些问题被批评家们忽视了，边缘化了，或者视为禁忌。现在，围绕马洛的生平和创作的广泛题材和问题，如间谍、叛逆、政治权力、宗教和性都吸引着学者们的兴趣。伊丽莎白时期的文学文本，“在双重意义上”是“伊丽莎白时期文化的创造：因为它也创造了创造它的文化，形成了形成它的幻想，产生了产生它的母体”[15]。马洛以及他的作品既是它们那个文化的产物，它们也塑造了那个文化，它们都是英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7月11日，在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南耳堂，隆重举行了英国文学史上一项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纪念活动。它的主题是悼念马洛暨马洛纪念窗在诗人角揭幕。至此，400多年之后，马洛终于魂归诗人角，与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等其他著名诗人一块安息，受人瞻仰和纪念。马洛的非凡才华、文学成就和对英国文学的贡献得到了应有的礼遇。
格林布拉特把马洛看成是“自我疏离”的颠覆者。在他看来，马洛身上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怪诞和游戏似的自我疏离”。格氏把这种现象称为“游戏意志”——“在深渊边沿上的游戏，绝对游戏”。[13](P220) 格氏认为，浮士德以及马洛所有的主人公都在拼命塑造自己，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存在设立一个目标。如果这样建构的自我和目标悲剧性地受制于它们徒劳反抗的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他们就表现出一种戏剧能量，这种戏剧能量使他们的用语以及他们的行动，都有别于周围的社会。使他们的自我塑造行动区别于他们周围社会的那种东西，在于马洛的戏剧主人公们的品质，在于他们的戏剧性的极端倾向。[13](P214) 格氏就此论道：
在他动荡的生活中，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创作中，马洛与他的主人公们有着深刻的牵连，不过他比他们当中任何一位都更聪明和更有自知之明。使自己与令人欣慰的重复教条分割开来，他写的戏剧弃绝和颠覆了它们那个文化里，在形而上学方面和伦理上被奉为天经地义的东西。生活在尼采和福楼拜之后的我们这些人，很难理解马洛有多么坚强、多么不顾一切后果的勇敢：他写作就如同文学的劝告目的是谎言，他编造虚构的故事仅仅是为了创造，并不服务于神或者国家，他发明创造在空虚中回响的诗行，这些诗行回响得愈强烈，因为那里除了空虚，一无所有。因此马洛牵连进了他戏剧人物的生活之中，因此在创造经久的艺术作品时，他超越了这种牵连。所有这些主人公的真正目的是成为马洛作品中的人物；只是为了这一点，最终，他们显示出了他们游戏的活力以及他们那没有满足的渴望的难以忘怀的感觉。[13](P221)
马洛在非人性的、深不可测的宇宙面前伪造人类价值。1999年， 伯内特（Mark Burnett）在“马洛与批评家”里写道，“除了个别例外，把马洛作为政治颠覆破坏分子（危险分子）的解释在过去20年里十分流行。”[5](P10) 目前，评论家们正试图把马洛的颠覆性延伸到主体性、性和宗教的范畴里去。切尼（Patrick Cheney）把马洛研究归纳为五个广泛但又相互交叉的类别：i.主体性（思想、内心、内在、心理等内容）；ii.性（身体、欲望、同性恋／异性恋等内容）；iii.政治（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学和家庭等内容）；iv.宗教（宗教、神学、信仰、宗教改革等内容）；v.诗学（艺术、文学性、作者身份、语言／修辞、体裁、影响／互文性、戏剧风格／电影／表演等内容）。[5](P10)
新历史主义把文本置于一个非文本的，或者说政治的决定性语境范围内，它强调权力关系，尤其是作者与权力结构成员，如伊丽莎白女王或詹姆斯国王之间的关系。上个世纪末的前几年，切尼出版了他的《伪造职业：奥维德、斯宾塞、反国家》。这是马洛研究方面又一部有较大影响的著作。切尼关注的是文学关系。在对马洛和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进行语境性（contextualization）解读的基础上，他从文学职业、职业竞争和书写国家的角度探讨了马洛的文学职业思想和创作动机。切尼认为马洛模仿奥维德（Ovid，公元前43—17）并受这位先驱影响，树立了奥维德式的创作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马洛的创作模式与奥维德的创作模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先写爱情诗、然后写悲剧，最后转向写史诗。马洛建构革命的职业模式，为的是挑战他的首要对手斯宾塞，与以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19）为范式的文学职业模式竞争，以期在伊丽莎白时期文学体系内建构他的权威，使他的艺术声望远播在这个体系之外。马洛的奥维德式的文学职业的最终目标，是与斯宾塞的维吉尔式的文学职业分庭抗礼，后者代表着伊丽莎白时期文学的主流和正统价值观。切尼的研究表明，马洛其实是在从斯宾塞作品内部解构斯宾塞，“他在用反国家的诗艺（poetics）重写斯宾塞的英格兰”[16]。
马洛被誉为“原创诗人”。作为诗人，他对英国文学的贡献首先是把两种新的诗歌体裁引进英国。马洛是把奥维德的诗集《爱情》（Amores）翻译成欧洲本地语的第一人。卢坎（Lucan，公元39～65）的史诗《内战史》（Pharsalia）第一卷也是由他第一次翻译成英语。马洛独创的天赋还体现在诗歌创作方面。出自他笔下的五种诗歌中，其中不下三种被公认是杰作。他在翻译希腊诗人缪萨厄斯（Musaeus，写作时间在公元5世纪）的诗作基础上，写下了著名诗篇《希洛与利安德》。 这首诗早就被认为是英语里最优秀的奥维德式的叙事诗，甚至比莎士比亚的《维纳斯与阿多尼斯》还伟大。刘易斯（C.S.Lewis）用肯定的语气评价说，“我不知道有任何别的诗人能与它那罕见的优美匹敌”[17]。胡尔斯（Clarke Hulse）称赞它“是伊丽莎白时期原创诗歌体裁中的第一首诗”[18]。在赞扬的历史中，斯温伯恩称赞说，没有哪一首诗能与“热情牧人致情人”（The Passionate Shepherd to His Love）媲美——“在整个描写和想像的诗歌领域里，一首最无可挑剔的抒情诗”[2](P183)。迈克鲁尔（Millar MacLure）则理性地评价它是“所有伊丽莎白时期抒情诗中最受欢迎的一首诗”[19]。莱文是20世纪评论马洛诗歌的领军人物，他对马洛诗歌的论述散见于他对这位“潜越者”的戏剧观的颇有才华的评论中。斯蒂恩（J.B.Ste-ane）在其《马洛：批评研究》（1964年）里辟专章分别论《卢坎第一卷》、《奥维德哀歌》（Ovid's Elegies）、《希洛与利安德》。里奇身后出版的《舞台诗人》（1986年）也包括了论诗歌的两章。就在20世纪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毫无例外地把注意力集中在“马洛戏剧”上面时，有些专著包括了论《希洛与利安德》的章节。与此同时，这首诗正吸引着一系列颇有见地的分析，其中包括刘易斯、米勒（David Lee Miller）以及其他评论家们的评论。 刘易斯评价《卢坎第一卷》“具有非常高的价值”[17](P486)。而古典学家马丁代尔（Charles Martindale）认为它是“伊丽莎白时期文学中其价值被低估了的杰作之一”[20]。
文化研究表明马洛是“早期现代英国最具现代思想的剧作家”[21]。他首次在英国戏剧舞台上表现了犹太人。这个主题后来被莎士比亚在其《威尼斯商人》中作了出色的发挥。马洛在戏剧舞台上集中表现的两个文化主题——犹太人的命运和伊斯兰教的作用——现在正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他笔下的巴拉巴斯和帖木尔的世界，为世人展示了一个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占据同样政治空间的文化语境。这无疑是马洛在四百多年前对今天这个世界做出的惊人预言。1590年代是17世纪英国共和主义的孕育初期，马洛翻译奥维德、卢坎和缪萨厄斯的动机将会成为评论界关注的焦点。[5](P12) 马洛的翻译活动表明他很可能被这些具有强烈人文主义精神和共和思想的原创诗人们吸引住了。这个事实有助于揭示隐藏在对马洛缺席谴责下面的深刻内涵——这位诗人和戏剧家的共和思想。因为，正如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论家帕特纳姆（George Puttenham,1520～1590）在其《英语诗歌艺术》（Arte of English Poesie）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在文明进化过程中，诗人总是走在君主的前面。[22]
四、结语
马洛研究从早期的零星主观单一评论开始，在经历了19世纪基于自传性阅读之上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批评之后，进入了20世纪的多元批评时代。国外20世纪后期马洛研究视野开阔，方法灵活多样，对其生平和作品作了包括新批评、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等多维度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表明，马洛以他非凡的天赋对英国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位思想十分深刻的诗人和剧作家，蕴藏在他作品中的丰富内涵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收稿日期：2005—03—24
注释：
① 兰斯（Rheims），法国城市，位于法国东北部，天主教圣地。英国宗教改革时期，这里成了许多英国天主教徒的庇护所，他们在此成立英国天主教神学院，一些极端的天主教徒以此为据点，密谋造反和刺杀伊丽莎白女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