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党建应注重抓“四个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应注重论文,社区党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基层组织建设。”[1]社区党组织，是城市党的基层组织。社区作为与政府、市场相比肩、相区别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构成，在实践中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事实上，社区党建也同样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人们从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操作方式等多方面入手，进行了实践的和理论的多层次探索，取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认识。本文作者认为，在这样一些有益的探索中，必须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注重抓好“四个效应”，这就是社区党建工作的“优先效应”、“同步效应”、“协同效应”和“场效应”。
一、注重抓社区党建的“优先效应”
社区党建的“优先效应”，是指要把社区党建放在社区建设工作的优先地位，花大力气去抓，抓出成效。社区建设有多项内容，比如社区服务、社区安全、社区就业、社区文化、社区环境、社区党建，等等。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地方往往比较重视社区建设中的其他内容，而忽视社区党建；一些从事社区工作的同志，谈社区建设的其他方面，头头是道；谈社区党建，却说不出一、二、三。这种忽视社区党建的做法是必须纠正的。要把社区党建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首要目标，放上议事日程。这就是社区党建的“优先效应”。
强调社区党建的“优先效应”，是因为社区党建是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优势所在。这是任何西方国家所不具有的一种根本性优势。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一个必然趋势。但是，由于我们尚处在现代社会转型的起始阶段，无论在社区意识、社区制度、社区物质基础等方面，我们都不如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但是，我们却有着西方发达国家社区中没有的一种主体优势，即在我国许多社区组织与实体（包括社区基层政府、社区自治组织、社区社会团体、社区企事业单位和各种经济组织等）中，活跃着大批的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同样，也是社区建设的先锋队和领导力量。因此，优先抓社区党的建设，就是要在社区建设中，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党的群众工作优势，发挥广大党员干部在社区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改革和创新社区各种领导和管理体制时，首先要改革和创新社区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作为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功能逐步增强，其管理的基础在街道。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的街道，辖区人口多、驻街单位多，社区建设和管理任务繁重，社区领导和管理体制必须进行大幅度的改革与创新。人们目前比较重视新的社区行政管理体制的建立，而较为忽视社区党组织领导体制的创新；充分发挥党在社区建设中政治领导作用，就必须首先在创新社区党的领导体制上下功夫。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要发展和整合各种社会组织（包括政府组织、企业等经济组织、非政府和非盈利组织）和尽可能广泛的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建设活动，从而挖掘和整合一切可能挖掘和整合的社会资源，搞好社区两个文明建设。由于党在社区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和先锋模范作用，因此，整合社区党组织和党员的力量，应该先于整合其他方面的力量。事实上，“社区空间中从基层党组织到社区党员的整合，不仅增强了党对社区建设发挥领导和推动作用的能力，而且使我们看到了未来社区共同体的‘筋骨’。这副‘筋骨’将成为支撑社区共同体的内在框架，而社区成员则作为‘血肉’逐渐向‘筋骨’靠拢和凝聚。在某种意义上说，社区基层党组织的整合体现了又一个层面的社区整合。”[2]可见，首先整合社区党组织和党员的力量，就能更好地整合社区其他方面的力量。
二、注重抓社区党建的“同步效应”
社区党建的“同步效应”，是指在社区不同群体同步开展党的建设工作，合理调整和设置社区党组织，健全社区党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不同群体中党组织和不同层面的党员在社区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强调社区党建的“同步效应”，其针对性在于，在现实中，社区党建存在着明显的“异步现象”，这种“异步现象”影响了社区党建的健康发展，进而影响了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党员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的发挥。
从客观上分析，社区党建与传统意义上的街道党建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党员的构成从简单到复杂。传统意义上的街道党员，主要是一些在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和街道企事业单位中工作的党员。居住在街道的多数党员，在“单位制”体制中，其组织隶属关系只在工作单位的党组织。而现代社区党建中的党员构成，则是十分复杂的，有驻区机关、企事业单位、教育机构的党员，也有非政府组织的党员；有国有经济组织的党员，也有新经济组织中的党员；有城市居民党员，也有属地农民或进城农民工党员；有本地户籍党员，也有外地户籍党员；有在职在岗党员，也有离退休、下岗、失业和待业的党员。随着从“单位制”向“社会制”、“社区制”的转化，很多党员，将有双重的党组织隶属关系。二是党员人数从少到多。传统意义上的街道党员，一般都只有几个、十几个，多的也只有几十个，而现在的城市社区党员，多达上百个，甚至更多；三是党的组织形式从单一走向多样，过去，街道党委所属支部建在居委会上，基本是一个居委会成立一个党支部。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区的职能已远超出街道原有职能，它融城市发展、城市管理、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等于一体，功能增强，幅度加大，相应地，社区党组织承担的任务变得多样化，必然要求其组织形式的多样化。
对这种客观存在的社区党建新情况认识不足，按照传统的街道党建思路开展社区党建，必然导致社区党建中的“异步现象”。往往表现为：(1)重视街道、居委会层次的党组织建设，忽视更基层的层面，如居民楼院、社区商业点、社区活动场所的党组织建设。(2)重视体制内党员的组织建设，忽视体制外党员，如失业待业党员、农民工党员、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员、流动党员的党的组织建设。(3)重视党员人数多的群体的党的组织建设，忽视党员人数少的群体。(4)重视在职、在岗、离退休党员的作用的发挥，忽视下岗、失业、待业、农民工、新经济组织中的党员作用的发挥。事实上，在一些社区，已经出现了“游离态”党员，即在他们生活的社区没有固定的组织归属的党员，以及社区党组织的“空白地带”。如果我们在社区党建中无视新的情况，固执于传统的党建思路，对社区许多层面的党建工作的滞后不予克服，就会影响社区党建的整体水平的提高。因而必须强调社区党建的“同步效应”。
当然，强调“同步效应”，并不是说，在所有的社区群体的党员中采用一种组织模式，运作一种活动机制，通行一种工作思路。“同步”不是“雷同”，“雷同”无法达到“同步”，只有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创新开拓，才能达到社区不同群体、不同层面的党建工作“同步发展”。(1)努力创造新格局。从我国当前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理顺街道党组织、居民区党组织与社区内各类组织的关系，利用社区这个载体，建立党的组织和工作网络。比如，有的社区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居民区党组织为基础，社区内各类党组织联动为网络，社区内的党员为主体，各类社会团体及居民群众共同参与为依托的大党建新格局，实践证明有利于社区党建“同步效应”的实现。(2)充分拓展新领域。这种拓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社区党建工作向新经济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和社团组织等无上级主管的单位拓展。社区党的建设工作在这些组织中的第一位任务，是帮助其普遍建立党的组织。可视党员人数的多少，单独组建、联合组建、属地组建党支部；对无党员的新经济组织、社团和中介组织，街道党工委可派出党建工作指导员，领导这些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员的培养发展工作；对流动党员，可建立流动党员支部或流动党员联络站、活动站，加强对流动党员的管理；社区党组织的组建也可以在私营企业主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建立党组织。二是社区党建工作向工商、税务等有关职能部门的派出机构拓展，对这些机构由过去的“条条领导”转变为“条块结合”的双重领导。推动这些单位党组织和党员在社区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3]
三、注重抓社区党建的“协同效应”
社区党建的“协同效应”，是指驻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的党建工作与社区党建工作协调，在社区共建中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和单位对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发挥着“从生到死”全程和全方位的关照作用，实行的是“单位制”，职工是“单位人”，党员的隶属关系只归单位党组织。驻区党组织与所在生活区党组织可以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和单位已无法再维系昔日那种对个人生活琐碎干预和包办的模式，人们越来越多地靠市场和社区，而不完全靠单位来解决生活需要问题，人们的角色定位从纯粹的“单位人”向“社会人”、“社区人”转变，关心社区，建设社区，成为人们越来越明确的意识。这样，作为一个在职的党员，在党的生活中，必须扮演双重角色：在单位，他是管理者党员、职工党员；在社区，他是市民或居民党员。党员管理关系也会向双重发展：在工作单位，他服从单位党组织的管理，在八小时工作之外，回到社区，他应该受社区党组织的管理。这就提出了驻区单位党组织与社区党组织之间的协调、协同的问题。如果协调不好，达不到协同一致，就难以充分发挥社区党建在社区建设中的政治优势。
要达到社区党建的“协同效应”，关键要创立有效的党建工作协调机制。在一些示范社区，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些协调机制：其一，建立社区党建工作委员会和社区党建联席会议，通过定期召开社区党建联席会议，同议社区党建大事、共促社区党的建设；每次会议一般确立一个社区党建的主要议题，以便让各成员单位党组织有所准备，集思广益，每年都扎扎实实解决几个社区党建中的重大问题；并围绕社区管理、服务等工作，沟通信息，协商议事，协调工作，较好地发挥了驻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优势，做到社区教育联抓、小区环境联治、辖区卫生联管、社会治安联防、社区服务联动、思想工作联做，增强了社区党的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促进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其二，创办社区党建信息刊物，互相交流，促进工作。其三，建立定期报告制度，即驻区单位和社区党组织的负责同志定期向社区居民代表大会汇报有关工作，并提交居民代表审评，在这一过程中加深党群关系。其四，建立行风廉政监督站、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等等，这些载体的广泛建立有助于社区党组织与社区内各单位形成整体合力，理顺“条块关系”，在涉及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的工作中发挥自身优势，提高自身水平，积极做出贡献，从而，全面推进社区党建工作的有效展开。
四、注重抓社区党建的“场效应”
社区党建的“场效应”，是指社区党建的努力目标，是要在社区形成一个党的力量的磁场，这个磁场对社区广大的市民群众具有吸引力、凝聚力和整合力，从而能够团结和带领社区广大群众为搞好社区的两文明建设同心协力。
社区党建的“场效应”，首先产生于社区党组织的先进性。社区党组织要以“三个代表”理论为指导，搞好党的建设，充分体现党的先进性。社区党组织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并不是要求社区党组织去领导生产和经营，而是要根据社区的功能定位，努力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社区党组织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社区文化的建设不能只满足于“舞龙灯，扭秧歌，打太极拳”，满足于搞一些休闲文化。社区党组织要引导社区群众，“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积极进行文化创新”[4]，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社区文化。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使社区广大群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途上，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社区党组织要“始终代表社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动员民间力量与资源，来解决社区的发展和建设问题，多办实事，办好实事，为社区市民排忧解难，真正为人民谋利益。这是社区党组织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整合力的关键所在。
社区党建的“场效应”，还产生于社区党组织科学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从传统街道党建转向现代社区党建，无疑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轨相适应的结果，因而对于新时期城市政权建设和党在城市领导方式的革新来说，它可能更加具有先导性，代表着一种方向和趋势，因而也是一种战略性举措。邓小平指出：“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5]江泽民在今年5月31日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再次强调：“一定要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脉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6]社会分化程度的提高，阶级阶层结构的重大变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都意味着社区党组织面临的工作对象更加复杂，工作任务也更加繁重，从而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用简单的方式对基层社会的所有问题进行统一的解决。这就要求社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更多地要用法治的方式、民主的方式、群众参与的方式，做好各项工作，主动适应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需要。这样，社区党建才能在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进程中，成功地完成重构党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重大政治任务，真正使党在社区建设中具有吸引力、凝聚力和整合力。
社区党建的“场效应”，还来源于社区广大共产党员在社区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组织在社区中的吸引力、凝聚力、整合力有多大，取决于党组织发挥的作用如何，而党组织的作用主要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体现。在单位，党员要在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充当能人，认真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积极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在居民区，党员要以自己的实际能力和综合素质参与社区管理与服务工作。要带头参加社区的各种公益活动和社区行动，比如，一些示范社区的党组织，要求党员积极参与居民区党支部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在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中发挥模范作用。同时居民区党支部成员通过“舍小家，为大家，服务百家”，以及“热心办实事，真心换民心”等献身社区的行动，带动在职党员在业余时间参加志愿者队伍，参与卫生保洁、治安巡逻、邻里互动、法律政策咨询、思想政治工作等，积极为群众服务。还要在解决本社区群众的充分就业、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发展社区生产，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社区环境，引导广大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方面献计献策，为致力于营造社区归属感的氛围率先垂范。“一个党员一面旗”[7]，党员模范行动使社区党组织真正成为推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和基层民主建设的中坚，就能更好地团结和带领社区广大群众，同心同德地致力于社区的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