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讲话》的写作、发表和参加会议的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延安论文,座谈会论文,文艺论文,讲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结合延安和中国革命文艺的实际，制定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我国革命文艺奠定了基本理论和美学原则，不仅是文艺观、文化观的教科书，而且是人生观、方法论和建党学说的重要论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科学的系统的多方面的大发展。
那时，我在延安党中央《解放日报》作文艺编辑，曾经参予经办文艺座谈会的宣传和《讲话》的发表，亲见亲历毛主席理论联系实际的严谨学风，极高的责任心，深入和反复的进行调查研究与事必躬亲讲求实效，处处和时时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榜样。多年来在我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回味和琢磨，毛主席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让我受益无穷。
现在，我用衰老得变形的手，笨拙地写些当年的情景，敬供有兴趣的同志参考，并与不同的说法进行商榷。
为什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以前，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众说纷纭，就我所知自1991年《新文学史料》第2期所载唐天然同志的《有关延安文艺运动的“党务广播”稿》一文，提出1943年4月22日“党务广播”的《关于延安对文化人工作的经验介绍》中说的召开原因以后，没见不同说法。
这份由新华总社播出的《党务广播》，当时经过《解放日报》编委、副刊部主任艾思奇的手，他拿着稿件在办公室说过此事，但是，现在我使劲想也不能肯定这份稿件是他还是胡乔木同志执笔的了。
这份广播说：“在延安集中了一大批文化人，脱离工作，脱离实际。加以国内政治环境的沉闷，物质条件困难的增长，某些文化人对革命认识的模糊观点，内奸破坏分子的暗中作祟，于是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上，或者脱离政治。”“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于是“中央特召开文艺座谈会”，“上述的这些问题都在毛主席的结论中得到了解决。”
我曾经在《延安文艺作品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版）的序言里，引用过这段话，引用时省略了“内奸破坏分子的暗中作祟”，因为要引用就需要作些说明。这句话指的是中央研究院1942年5-6月批判王实味，结论说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反革命分子。1943年康生批示逮捕，并于1947年同意处决。到1991年经过公安部复查，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给予平反昭雪”。
这份广播说的文艺问题是有根据的。应该说，“代表这些偏向的”公开发表的作品虽有一些，但有些问题却是毛泽东征求文艺家意见时听来的，或请人“代为搜集反面意见”时搜集来的。
应当说，这“许多严重问题”，还包括当时青委一些同志办的《轻骑队》等墙报，中央研究院整风初期发生的“争论”等等问题。毛主席在二月份作的整风报告里刚刚提出来“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这个问题，还没有进行“节制”和“改造”，三月份这些小资产阶级思潮却集中的强劲的从多方面表现出来了。
研究问题，不能够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必须把问题提到当时当地的历史范围内。1942年春，正是毛主席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里说的“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
“黎明前的黑暗”时期的“极端的困难”是怎样的呢？1941年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反动军在皖南阴谋“围剿”北上抗日的新四军军部、华中局领导机关和华中局党校，军长被俘，政委遇难，政治部主任等牺牲，七千干部和战士被杀被捕。国民党反动当局还以“曲线救国论”，密令大批将军率部投敌，配合日伪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并准备第三次反共高潮——七月份进攻陕甘宁边区。日本侵略军准备十一月发动太平洋战争，集中日、伪军“扫荡”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妄图消灭中国解放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使解放区缩小，人口和军队都减员约半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民缺衣少食，边区银行最穷的时候，只有边币五元。
为克服和战胜困难，一方面精兵简政，厉行节约、发展生产；一方面进行整风学习运动，克服党内王明路线的残余问题，向全党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为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思想和组织上打基础。二月一日和二月八日毛主席分别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康生分别在二月份和三月份向更多的干部作传达报告，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学习讨论。出乎意外的，自2月份起，就发表了王实味的《政治家 艺术家》（《谷雨》杂志第一期），在《解放日报》陆续发表丁玲的《三八节有感》（3月9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3月13日和23日）、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3月11日）、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3月12日）、肖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4月8日）等杂文，与一些不健康的创作。
马瘦毛长，人穷志大，当时报刊和墙报上发表的作品，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议论纷纷，造成思想混乱，直接间接的阻挡着干扰着整风学习的进行。《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与《论同志的“爱”与“耐”》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印刷散发，攻击解放区。
毛主席日理万机，在弹响战争、大生产、精兵简政、写作整风报告全文的琴键的同时，又把文艺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
座谈会的召开和宣传
毛主席平时阅读文艺作品，与许多文艺家有通信有交往，了解文艺情况。为召开文艺座谈会，又亲自动手，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据当事人回忆，他给文艺家写了几十封信，约几十位文艺家谈话。仅4月份，就和肖军、艾青、欧阳山、草明有三、四次书信来往，也面谈三、四次文艺方针诸问题。仅4月13日就写信向欧阳山、草明、艾青、肖军、舒群、罗烽、于黑丁等人征求意见，强调请他们“代为搜集反面意见”。毛泽东和文艺家通信是同志的朋友的亲切态度。与文艺家谈话，往往从大家熟悉的事说起，引起兴趣，使对方不拘束，他坦率说出意见，文艺家也高兴说出心里的话。据艾青回忆，“四月间，毛主席给了我一封信说：‘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此致敬礼！’我去了，他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毛泽东还约肖军、艾青写了对于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准备在文艺座谈会会议期间发表。当然，毛主席还和代理中宣部长凯丰、中组部长陈云等有关负责同志商量过，请他们也征求文艺家的意见。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提纲，也有人说是征求过中央有关负责同志意见的。参加座谈会的名单，毛主席亲自和周扬、舒群商量过。舒群回忆说“屡屡被召以赴，有所受命，例如有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草拟出席者的名单和走访不同意见。”
这时舒群担任《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负责编辑第4版全版综合副刊。在草拟出席者的名单以后，他召集仅有的两位编辑陈企霞与黎辛开会，说过几天要召开文艺座谈会，出席会议的人，一般的都是在来延安以前在文艺创作、研究或者表导演方面有成就的文艺家，近80人，延安培养的青年文艺家只有古元一位，他在木刻创作方面有优秀的成就。舒群说陈企霞是“左联”的，名单上有，没请黎辛，不必计较，我们三个人都去，每天发稿一万二千字，怎么办？办公室没人顶着也不行。到毛主席作总结的时候，我打电话约你去（《结论》那晚，舒群说他喝多酒忘记通知了）。舒群知道2月8日凯丰通知开会“研究写作问题”，会上毛泽东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陈和黎都去了，这时代安排工作，也给黎辛作思想工作。座谈会的情况，舒群回来都及时传达的。
5月2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凯丰主持会议，毛主席讲了《引言》，舒群说他没有念稿，但是像念稿那样讲的，讲的简短、完整，提出五个问题让大家讨论，讨论一天，舒群说议论正题的不多，不发消息，舒群估计会议结束一块发消息吧。
想不到，5月12日毛主席指示《解放日报》副刊版特辟一个《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发表马克思主义文艺经典著作和文艺家对文艺工作的意见。经典著作第一次要发表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请博古（秦邦宪）同志赶快翻译。博古这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解放日报》和新华总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等职，工作很忙，到13日12时临发稿前才译完停笔。
博古把译稿交给我时，曾说LITEKATURE这个俄语，是多义词，主要说的是文学，听说以前翻译过，现在找不到译文，他暂时全译作文学了。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5月14日第一次见报，在四版头题位置刊登《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译者署名是P.K）专栏的按语是毛主席处送来的，全文是：“最近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所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一件大事，尤其对于关心当前文艺运动诸问题的读者，本版决定将与此有关诸材料及各作家的意见，择要续刊于此，以供参考与讨论。编者”。翻译《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博古以译者名义写了六百字说明，介绍此文，指出“党的文学”写作的背景与引证瞿秋白同志在《海上述林》中关于《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写作目的，“部分地说”这篇文章“亦是针对着巴尔孟特之类的颓废派作家的”，与他们论战而写的。译者说“这论文对我们当前有极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15日发表《恩格斯论现实主义》（摘录），19日发表《拉法格论作家与生活》（摘录），20日发表《列宁论文学》（摘录季谟央·别德尼：1924年5月文艺政策评论会上的发言）与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的讲话刊登在头题位置，并加编者按语：“这是1930年3月20日鲁迅先生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其中对于左翼作家与知识分子的针砭，对于文艺战线的任务，都是说得很正确的，至今完全有用。今特重载于此，以供同志们的研究。”这则按语和15日以后专栏里发表的作品全是毛主席处送来的。对于鲁迅的讲演和列宁文章的重视由此可见。发表这些经典著作引导会议讨论，也可以说是会议的指导精神。
“各作家的意见”，限于时间，只发表了肖军的《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我见》（14日），与艾青的《我对于目前文艺工作上几个问题的意见》（15日），都由毛主席处送来。艾青回忆说，他的稿子毛主席提过些意见，他“根据当时所理解的程度，把文章加以改写”，而后发表。我记得这两篇稿件上，毛主席没有修改，也没有签名。肖军的文章本是给《谷雨》杂志的，经舒群与《谷雨》编委会及肖军商量，“移载于此”，发表时，编者在文末写了“附记”，“谨此致谢”。
会议期间发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与会者意见，会内会外都“参考与讨论”，这一作法在延安也是首次，这是毛泽东的创新，这可以引起大家对文艺问题的关心，可以引导会议的健康的活泼的向正确方向前进。
座谈会16日讨论一天。23日下午讨论，朱德总司令讲话。三天的讨论中，毛主席都用铅笔作笔记。23日晚毛主席作《结论》。参加的人扩大了一些，《结论》是在广场上讲的，上空悬挂着煤汽灯。会后，各机关根据笔记作传达，受到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拥护。《结论》中强调的大段的阐述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文艺家改造思想、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的理论，丰富和充实了整顿三风的报告中关于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小资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内容，解决了整风初期发生的思想论战，推动了整风运动的健康与顺利的进行，对马列主义整党建党学说作了新的重要的发展。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所表现出来的党的学术自由的方针和党的优良的作风，也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和丰富的教益，如毛主席亲自动手调查研究，征求意见，特别是不同的意见；与文艺家交朋友，阅读他们的文艺作品，坦诚的交换意见，关心文艺家的工作与生活；在座谈会上请大家畅所欲言，作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也作到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毛主席作《结论》是正面讲解道理，不点名批评人，不指谁说了“反面意见”，也不强制执行，43年动员文艺家深入生活，只限于党员文艺家，深入生活的地点、方式、方法也是根据各个人的兴趣、特点与情况具体确定的。《讲话》这股大风一刮，会前会中说的错话通统随风而去。没人“戴帽子”，没人“挨棍子”，整顿了思想也整顿了组织，大家受到了教育，心悦诚服、意气风发的走向新的文艺繁荣的大路，开创人民文艺的新时代。
可是关于文艺座谈会，报上一直没有发表消息。是毛主席不让发表。他说这是些新问题，很复杂，他要多考虑考虑，也多听听意见。5月28日，在高级干部学习组的会议上，5月30日在鲁迅艺术学院，毛主席又作了两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对解决思想问题和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又有新的论述，在高干学习组说“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坏，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在鲁艺说只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到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与斗争中学习。
报上既然没有发表消息，那么会议的内容就不能随便发表。《解放日报》在5月30日头版头题的位置，以“枪杆与笔杆相结合”为肩题，以“文化人到部队去”为主题，报道陕甘宁边区文协主席吴玉章召集文协、音协、美协、剧协负责人和文艺家开会，实行文化总动员，号召文艺家到部队去，准备迎击国民党反动军的进攻。吴玉章、肖三、柯仲平、塞克、罗烽许多文艺家发言，都没有引用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的讲话。当时党的纪律性与新闻报纸的纪律性，由此可见。
第一次披露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部份内容，是43年3月13日《解放日报》头版头题位置报道中央文委中央组织部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的消息里。这篇报道长达七千字，标题八栏高，是《解放日报》创办六年发表的最显著最长的新闻。报道以鲁迅提出文艺与群众与实际斗争结合为导语，分四个小标题：“毛泽东同志曾指示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到前方到农村成为群众一份子”、“反对自视特殊和自高自大”与“改造实际中长期学习”。在第一个小标题中报道了《讲话》内容约一千字。在第二个小标题中报道中宣部代部长凯丰要求作家放下架子，打破作客观念，真正参加实际工作。第三个小标题报道中组部部长陈云要求作家克服自视特殊和自高自大两个弱点，陈云尖锐的提出“文艺工作者在加入党的革命队伍时，究竟是一个以文艺工作为党内分工的党员呢？还是一个附带做党员的普通文艺家。”第四个小标题报道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应会议参加者的要求，临时讲话。这次讲话很短却很受欢迎，在别处没有见到刊载过，我全文抄录如下：“他从唯物论见地，反复批评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口头上唯物，行动上唯心的倾向，指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只能从深刻了解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入手，不这样而能得到知识的人，不是神仙就是宗教的信徒，而为深刻了解事物及其规律性，读书虽也是一种不可少的手法，但是由作者所了解的主观，再变而为作者所写出的文章，三变而为读者所学到的心得，与实际本来面目，已经很有出入，何况读者所要处理的实际与作者所曾处理的实际又还是两件事情，所以要学习得好，读书不如耳闻，耳闻不如目见，同时目见旁观又不如动手，现在文学工作者，直接向实际学习，直接从改造实际中学习，这从学习的质上说乃是找到了主要的基本的方法，学习就是要打倒无知，这比苏联打倒希特勒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需要大家决心长期的学习。”这篇报道是经过毛主席审阅修改以后发表的。
《讲话》的写作和发表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42年5日讲的，43年3月才在报上披露一千字。大家希望早日发表。舒群催问过多次，毛主席总说文艺问题要慎重些，最后他竟然说不要再催问了，到发表的时候，他会拿出来的。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是2月1日讲的，全文发表是4月24日；《反对党八股》的报告2月8日作的，全文发表于6月8日。可是，《讲话》讲过一年了，他还不拿来发表？
10月15日吧，博古忽然笑嘻嘻的把《讲话》全文拿到副刊部办公室。这时编辑第四版的文艺栏改为副刊部了，艾思奇任主任，舒群任副主任，有编辑七、八个人了。博古哈哈大笑着说，毛主席不让催，到时候他会拿来发表的，他今天派人送来了，说在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发表。博古还说他已看过了，写得很精彩，你们赶快发排吧，大家看清样，毛主席说他要看清样的，他的老习惯是自己的长文章和别的重要文章他都要亲自校对清样，校对时常作最后的修改。
发表《讲话》，由林默涵同志和黎辛具体办理。他们拿到原稿一看，不约而同的说：“不是毛主席的手迹！”毛主席的稿件都是自己写的，这次不是他的手迹，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黎辛说这是谁的字呢？默涵说这是钢笔字抄的，胡乔木同志普通是用毛笔写字。黎辛说像胡乔木的字，默涵说可能是乔木抄的，他给毛主席当秘书，可能是他抄的。《解放日报》同人都知道毛主席的稿子都是自己写，大家见过许多他亲笔写的社论，消息和评论，所以没人想到他的稿件上竟出现别人的手迹。
林默涵和我与其他版面联系，头版和四版全版发表，二版发辟栏占五千字位置，19日《讲话》全文一天登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标题后面正文前加有“按语”，是《讲话》送来前已经写好的，按语是：“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我们特发表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的最英勇的旗手。”
文艺座谈会初开，毛主席指示发表《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发表召开党的文艺工作会议贯彻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报道，从鲁迅号召文艺与群众与实际斗争相结合写起，发表《讲话》特选鲁迅逝世纪念日，《讲话》中三处引用鲁迅的话并多处谈到鲁迅，可见毛主席对鲁迅的尊重。
《讲话》在演说的一年半以后才发表，相隔的时间之长，在延安时期是绝无仅有的，这由于毛泽东慎重，也为着寻找时机。我想不会是因为工作繁忙，再忙，再难也不会超过1942年了。1942年毛泽东写作与发表作品是比较多的。
想不到，近年听到传说，《讲话》是胡乔木同志执笔的，我不相信。去年读到一篇写乔木同志的文章，说《讲话》只有很简单的提纲，无法发表，他嘱咐胡乔木根据速记稿加以整理。这和我的记忆不一样。座谈会召开时，舒群就告诉我《讲话》的提纲是用毛笔写在一摞毛主席常用的白色连史纸上的。今年我特别找来何其芳和黄钢的回忆文章读，何其芳77年说“毛主席手里拿了一叠写有毛笔字提纲的白纸”，何其芳不仅说了“一叠”，还回忆当时毛主席讲的内容和要点与其他具体情况，怎么是“很简单”呢？黄钢因为“记者的职业要求”，坐在离毛主席很近的地方，“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毛主席手里拿着的一整摞十六开大小，写清了字迹的白色油光纸上”，黄钢说的是“一整摞”。应当说，胡乔木是根据毛泽东的一叠或一摞不简单的提纲和速记的记录稿整理的。送到报社发表的稿子是一字未改的胡乔木的手迹。我估计这是毛泽东修改后他又抄清的稿子，我们在报社一年看到毛主席审阅几十几百份稿件没有不修改的。在毛主席退回来的《讲话》的清样上，他又删去五、六百字，加写了六百字以上，这是当时经手清样的同志数过的。毛主席校对的清样正确无误，勾划的清楚，加写的字迹潇洒，是一幅精彩书画艺术品，一份总编辑校正的模范清样。建国初，我请人校正过新版《讲话》单行本，与延安时期版本有许多不同。
胡乔木在延安给毛主席作秘书，他晚年以著名思想家理论家的身份，被排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他的生花之笔，更使他站在党的秀才班子最光辉的位置。50年代，我在中央发出的红头文件中，就惊奇地看到这样的话：某某文件已经中央讨论通过，正在胡乔木处进行文字修改加工，不日即可发出，有此殊荣者，我只知他一人。《胡乔木文集》第一卷的序言中，说“毫无疑问，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我的写作能力也很难像在这本书里所表现的逐渐有所进步。”这是良心话。延安时期，毛主席经常给报纸改稿，连接几十天，每天都有他修改过的稿件发排，有兴趣的人天天寻找他修改的稿件看，他改得仔细、精彩，加写和改写的字数也常常很多。毛泽东的许多哲理、妙语和思想，在改稿时慷慨地赠给作者。我举一个有案可查的例子，在47年延安撤退以前，我把自己保存的毛主席写的最长的社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的手迹（载41年5月18日《解放日报》和毛主席修改的两份重要稿件——中央财经部长李富春在中直军直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载43年1月13日《解放日报》）和叶剑英总参谋长的《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载44年8月10日）。毛主席把李富春的报告题改为副标题，加写个：“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为标题，又加写个“读书人要学会管生产、管供给，不然永远还是书呆子”作第二副标题。使“丰衣足食”的口号第一次用大字响亮的在报上刊出。毛主席在叶剑英的稿上加上揭发国民党反动军“曲线救国论”的几百字，深刻论述国民党56位将军率部投降日伪进攻中国解放区，阴谋在日本侵略军战败时，摇身一变，打出国军旗帜，接管城市“收复失地”，引起中外注意。解放日报初期，毛主席对稿件修改的特别多，有些新闻被他改得只留下新华社×月×日×地电的电头，毛主席尊重作者，原稿上如果写的有战果或别的任何可用的字句，无论如何修改他都会保留下来，胡乔木这位“秀才”的这支笔写的新闻就被这样修改过。毛泽东赏识的胡乔木的这支笔和其他延安著名的几支笔，都是毛泽东一篇一篇帮助修改、指导，亲自培养出来的，《解放日报》的领导与同人当时都兴致勃勃，现在仍记忆犹新的可以说出这几支笔的作品的诸多历史。胡乔木的这支笔成长得快，编辑部的同志记得随着时间的前进，他的作品经过毛主席审阅，被修改的是逐渐减少，到延安撤退以后，他不仅起草稿件，还为新华总社修改社论与新闻了。胡乔木为毛主席整理《讲话》，是不是这样说清楚一些呢。
出席会议的人
延安文艺座谈会，没有发表消息，没有公开说过有多少人参加。会议拍过一张照片，我没有细看有哪些人。近来读回忆录，好像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人越来越多了。在艾克恩同志编纂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版）中看到有个名单，该书说，“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天，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与全体代表共一百多人合影留念。参加者有：康生、凯丰、任弼时、王稼祥、徐特立、博古、刘白羽、罗烽、草明、田方、毛泽东、张悟真、陈波儿、朱德、丁玲、李伯钊、瞿维、力群、白朗、塞克、周文、胡绩伟、李卓然、天蓝、江丰、李雷、艾思奇、欧阳山、姚时晓、王震之、袁文殊、王曼硕、刘岘、石泊夫、郑文、于黑丁、陈企霞、吕骥、丁浩川、郁文、陈伯达、傅钟、肖向荣、何思敬、陈学昭、张庚、罗工柳、王滨、干学伟、曹葆华、欧阳山尊、胡采、马加、曾克、周立波、张振武、高阳、张仃、刘雪苇、蔡若虹、胡蛮、金紫光、伊明、林默涵、周扬、艾青、钟敬之、李丽莲、潘奇、唐荣枚、许珂、张水华、任虹、魏东明、宋侃夫、钟纪明、公木、范文澜、杜矢甲、于敏、张桂、严文井，陈荒煤、何其芳、张铁夫、阿甲、张季纯、张真、张望、佟天林、华君武、李又然、李元庆、向隅、肖军、柯仲平等。”又说“吴印咸摄影”。吴印咸是著名摄影家，应参加会议，连他数上，共97位。此后，这个名单除去“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就被有些人视为“全体代表”了。
我当时曾请问过艾克恩：这个名单是哪里来的？他说是几个人从照片上认出来的。我说你在书上说明一下名单来源好一些。我还说从这个名单看，显然有些人不是中央领导同志，也不是“代表”，像现在参加文代会照相的，除掉领导人与代表，常有些别的人；这个会是工作会，参加会议的人是领导邀请的，不同于现在文代会的代表，经过一定的民主手续进行选举。我还说您作了一件好事，参加会议的名单大体都有了，从照片上认出来的人名一般是对的，但是也明显的有些问题。比如厂民（严辰）参加会议了，不喜欢照相，没有参加照相。高长虹被邀请参加会议了，他因故未去，不能不算“代表”。张铁夫是年轻诗人、作家，当时在《解放日报》当记者，正派往庆阳采访，根本不在延安，他被列入名单，是被认错了。艾克恩写的这份名单，八九不离十，再作少许工作就清楚了。
1994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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