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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写实小说是从8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的一种文学现象，在它刚出现时，正为文坛热点的消失而无所适从的批评家们立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进行了种种理论概括，并作出发展趋势的预想。但是，由于新写实小说正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太切近于对象本身，反而难以准确地把握住它的本质。某些理论概括由于未对研究对象深钻细研，概念上凌空蹈虚，未免失之浮泛。今天，当新写实小说已经成为历史，与现实拉开一定的时间距离之后，返观这一文学现象，无疑更能够接近于它的艺术本质。
一、生存窘况的情感体验
新写实小说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并非是生活流水帐般的客观展示，并没有象某些评论家所说的“还原生活本相”、“中止价值判断”，摈弃了作家的主观倾向。作家的主观意向和情感体验深深地融于对世俗生活的描写，将处于各种生存窘况下的人们对生活微妙的感受、独到的体验和瞬间的顿悟，都融汇到人物生命的进程之中。
池莉的《烦恼人生》（《上海文学》1987.8）从一个普通工人一天的生活断面中，展示出“烦恼”的人生，具有强烈的感受性。一桩桩、一件件杂乱繁琐而又不得不去应付的事情都在纠缠着印家厚，使这一天显得如此漫长和难耐。这种漫长难耐感不仅仅来自于生活过程本身，而且也来自于由这生活而引起的主人公心路历程上一连串的烦恼。作家把人物的生存窘况转化为一种心理氛围，其中有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有独到的情绪体验，也有对人生的的感悟。细细品味，我们能感受到他那对生活难以言说的无奈，能听到在生活重压下他疲惫困顿的心灵的呻吟。作品人物委屈求全，自欺欺人的自安自慰和对未来生活的企冀和渴望，交织成的是一种复杂的情绪。
《烦恼人生》同池莉的另两部作品《不谈爱情》和《太阳出世》，被人们称之为“人生三部曲”。它们同《烦恼人生》一起，完整地叙写了从青年迈向中年的生命过程。“人生三部曲”中的主人公都逃不脱生活之网的束缚，都从青年的幻梦踏上了漫长而又沉重的生活长旅。虽然池莉的小说只是形而下地诉说着生活中的悲苦欢乐，很少抽象的议论和哲理思考。但这种对生活窘况中的情感体验依然是一种价值判断。尽管这种判断不是理性的，而是情感的，但也遁出了某些评论家的理论界说。
在叶兆言的《艳歌》中，（《上海文学》1982.2）迟钦亭在发出“三十功名尘与土，镜中衰鬓已先斑”慨叹的同时，孤独地咀嚼着生活的苦涩滋味。
刘震云的《单位》（《北京文学》1989.2）中的小林为了换得好一点的房子，他给党小组长送礼，低三下四，谨小慎微地在领导、同事之间搞平衡，帮助领导搬家。在《一地鸡毛》（《小说家》1991.1）中，一斤馊豆腐又引发了小林夫妇的争吵。小保姆的贪吃偷懒，老婆的工作调动，老家的来人，孩子入托，给幼儿园阿姨送礼等等，一连串的家务琐事困扰着他，纠缠着他，使他不得安宁，不得喘息。
生活仿佛是过于苛待这些刚刚踏入中年门坎的人们了，那么在儿女已长大成人、年过半百的人们身上又是如何呢？方方的《行云流水》（《小说界》1991.6）给我们展示了一对副教授夫妇的日常生活。高人云是一个认真、古板而又清高的知识分子，发廊女孩对教师的鄙夷和揶揄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学生作业的草率使他扼腕叹息，学生考试作弊更使他怒不可遏，每天下午练歌搅得他心烦意乱，为补考的学生是否加分大伤脑筋，经济上的拮据，使他心头涌出说不出的酸楚。在为生计不停地奔波中，“忽见飞雪临双鬓，始悟前途即归程”，梅洁文的这两句诗，道出了这对副教授夫妇满腹的辛酸无奈和对人生的彻悟。
在新写实小说中，无论是工人、医生、机关干部，还是教师，他们都感到生活的沉重、身心的疲惫。他们像负重的牛，把生活的重轭套在颈项上，坚韧地、默默地、慢腾腾地前行。这种沉闷、滞重、单调、重复的生活风景，其独具艺术魅力之所在，就是作家把沉重的生活感觉化、心灵化、艺术化了。对生存窘况的情感体验——那不尽的烦恼，成为艺术化的情绪，概括出当代人的精神状态，也呼应了广大读者的生活感受。
那么，烦恼的根源在哪儿呢？笔触指向的是贫困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转型之中缺乏调整的生活秩序，那狭窄的住房，菲薄的工资，难以应付的物价，日常繁杂琐事的纠缠，使印家厚和高人云们难以潇洒，不得喘息，只能困扰在不尽的烦恼中。那么，如果印家厚们解决了住房问题，或是提了工资，改善了生活条件，他们就没有烦恼了吗？事情恐怕也不会这么简单。作品潜台词远不能包容的语境太空阔了，正是这笼罩着现实的道德的、伦理的、世俗观念冲突，加重了人物的生存窘况，造就了人物的生活体验，进而成为新写实小说的这一特征的主要成因之一。
贫困的物质生活条件只是造成人生烦恼的一个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人生中那永无休止的欲望，而满足欲望的自身能力和外部条件又永远赶不上自身欲望膨胀的速度，在欲望和满足之间存在着一个永远难以拉平的距离，这就产生了烦恼和痛苦，烦恼和痛苦来源于不满足。而要想减少烦恼，就要压抑和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弃绝各种非分之想。但向往幸福美满的生活是人的天性，对人的各种欲望的压抑和克制，就意味着生命活力的窒息。人也不可能扼杀各种欲望。庄子的“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庄子·大宗师》），固然是解脱烦恼的极好办法，但在现实中的普通人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心理的追求和精神的幻想，是一种自欺欺人逃避现实的遁词。由此可见，能够体验到生活中的烦恼和痛苦，毕竟是对现实不满足的表现，说明了他们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还没有麻木僵化，心灵还没有结出厚厚的老茧，仍能敏锐鲜活地感受到现实的刺激，还有着改善现实处境的愿望。可见新写实小说的思想内蕴已经超出了对生存窘境的表象描写，开始触摸到人类自身生存困扰的脉搏。
新写实小说放弃了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探索和追求，而把生命的具体过程展示给人们。让读者看到在人生过程中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们为生存奔波劳碌。作家们把这种生存窘境转化为对生活的情感体验——烦恼。把笔下的人物放逐到漫漫的生命旅程之中，让他们肩负着沉重的生活行李，品味着这旅程中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走下去，不停地走下去。
二、灰色的人生与阴暗的灵魂
新写实小说家们不以社会生活本质方面的体现为旨归，而是以强烈的平民意识，关注着凡庸卑琐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展示出芸芸众生们一幅幅灰色的人生风景。这些人物负载着一颗颗伤痕累累的心灵，以各自的方式为生存而挣扎。他们的生存环境是残酷的，人生愿望是卑微的，命运是悲惨的，在各自的人生舞台上，上演着各自的悲剧。
刘震云的《塔铺》（《人民文学》1987.7）、《新兵连》（《青年文学》1988.1）描写了一批农村青年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塔铺》中的那些高考复读生们含辛茹苦，拼命攻读，为的是摆脱农村沉重的体力劳动，寻求一条新的出路。《新兵连》中的那些新兵们也没有保家卫国的高尚情怀。为了争当骨干，勾心斗角，谄媚告密，人们相互提防，相互猜忌。我们自然可以把这种卑琐的心态归咎于那个扭曲的时代，但也不可否认为了求得生存而不择手段的人性自身弱点。70年代的农村，参军和上学是青年们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出路，但命运却似乎过于苛待了这些农村青年们。李爱莲为了筹足给父亲治病的钱，牺牲了爱情，放弃了高考机会，嫁给了一个暴发户；王全在高考前卷起铺盖回家，去侍弄那几亩刚分到手的麦地；“磨桌”由于神经衰弱、精神紧张，晕倒在考场上；耗子因失恋，几乎交了白卷。新兵老肥因病被遣返回家后跳井自杀；李上进因入党不成枪杀指导员，被判15年徒刑；王滴实现了去军部的愿望，但却是伺候军长瘫痪的老爹。人们想改变自身命运的努力，都成为一个个泡影，笼罩着一种宿命的悲剧氛围。
农村青年们的人生是如此惨淡，那么城市贫民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方方的《风景》（《当代作家》1987.5）讲述了武汉市平民区“河南棚子”中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的生存史。一家11口人拥塞在一间13平方米的靠近铁路的房子里。凶悍粗鲁的父亲殴打妻子儿女像喝酒一样频繁，庸俗的母亲一见男人便作少女状。大哥15岁进工厂，二哥三哥10几岁就到火车上去偷煤，又聋又哑的四哥14岁去打零工，七哥5 岁开始捡破烂、捡菜，夜里就蜷曲在阴暗潮湿的床底下的破棉絮里。兄弟姐妹之间相互欺诈，姐姐们为了争得父母的宠爱，不惜搬弄是非诬陷小七子。作者以冷峻而又沉重的笔触，写出了家族的生存史，这儿没有生活的诗意，没有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有的却是生活的沉重和残酷。
池莉的《你是一条河》（《小说家》1991.3）颇似方方的《风景》，也展示了一个有七八个孩子的城镇贫民家庭的困苦生活。辣辣在30时开始守寡，为了操持这个家的生计，她带领孩子们搓麻绳、剁莲子、捡猪毛。“文革”开始后，工厂停产断了生计，只好靠卖血养活全家。但更为不幸的是孩子们的厄运，福子夭折，社员因强奸罪被杀，艳春因浪漫的革命而蒙受耻辱，得屋患上精神病，16岁的弱智而又孤僻的贵子莫名其妙的怀孕，冬儿下乡杳无音信，四清失踪。生活中的一切不幸都降临到辣辣身上，过度的操劳和极度贫血使她在55岁就命归黄泉。
在这儿，没有个人同社会的剧烈冲突，没有人物命运的大起大伏，这些家常事平静得犹如一潭死水，只不过偶尔激起一点微澜。新写实小说就是在这平淡的故事、琐碎的细节中，展示出人生的艰辛和沉重，在水波不兴的滞重生活中表现出生命欲望的涌动。此外，刘庆邦的《家属房》、刘恒的《伏羲伏羲》、《菊豆》、方方的《黑洞》等，也都表现出一个个不幸的命运，一幅幅惨淡的人生图画，从而构成了新写实小说灰色的人生风景线。
新写实小说在展现芸芸众生的灰色人生时，又透过生活的表象向人们的心灵深处发掘，不仅表现出社会环境对人物命运的影响，而且强调人性自身的因素对人物命运的作用。把审视的焦点移向那阴暗的灵魂，让人们看到善和恶，卑鄙和高尚的扭结，显示出人性的深度。
方方的小说撕开了平静如水的生活表象，去发掘人性恶的因素。但她的小说并非一味地溢恶，而是从外在环境对人的逼迫中，坦诚地道明了恶行中的某些逻辑关系。
在《落日》（《钟山》1990.6）这部长篇小说中，方方以冷峻的笔触挑开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展示出令人触目惊心的残酷和丑恶。家庭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怎样赡养老母上。老二丁如龙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是母亲最宠爱的儿子，母亲含辛茹苦，大哥丁如虎中断学业当小工，都是为了让他读书上进。他参军提干后转业，如今是某公司副经理，成了体面的人物。但他内心阴暗，精于算计，为有这么个老娘感到耻辱。为了让大哥安心侍奉母亲，阻止鳏居多年的大哥续弦，为阻止母亲来自己家住，他精心设计了三个带有侮辱性质的条件，以激怒母亲。当得知母亲服毒自尽的消息赶到医院之后，不愿承担医疗费用，拒绝了大夫让母亲住进病房的好意，要求医生中止抢救，谎称母亲已死，骗取了死亡证明，把一息尚存的母亲送往火葬场。丁老太在经历了一番“死去活来”的折腾之后，终于毙命。当事情败露，检察机关追查时，丁如龙又嫁祸于人，企图指控医院的大夫。正是这种种卑劣险恶的行径，才使丁如虎的儿子成成发出了人原来如此残酷的喟叹。小说中的其他人物身上也存有人性恶的因子。丁老太蛮横地阻止丁如虎再娶，当众奚落，恶言相讥，全不顾年过半百的儿子的颜面。长孙媳妇汉琴为祖母带大了自己的孩子后死去暗自庆幸。没有理解，没有温情，有的却是私欲膨胀，邪恶滋生。
对人性中丑恶因素的描写在文学史上并不鲜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纳、戈尔丁等都以对阴暗、冷漠、残酷等丑恶的描写，来提醒人们要敢于正视自身的弱点。在新时期文学中，莫言、残雪、苏童、佘华等的小说也开始正视人性恶的主题。固然《落日》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种发掘人的灵魂深层邪恶的犀利笔锋，也缺少人性分析的哲学思考，仅是冷峻客观地审视人的恶行。但方方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对恶行的揭示中发掘出某些正当的、合理的人性要求。然而这些合乎人性的正当要求同时又在压抑着他人的合理要求。他们是善良的受害者，同时又是邪恶的害人者。这篇小说突破了以往那种对人的善恶机械划分的局限，写出了善与恶、被害与害人相对立而又统一的复杂人性。
刘震云的小说对人性恶的揭示主要集中在权势欲上。《官人》中的那些局长们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他们忽儿结成同盟，忽尔又分崩离析；忽儿积极工作，忽尔又不管不问；其行为完全受个人私欲所左右。《新闻》（《长城》1993.4）以荒诞漫画式的笔法不仅刻画了走穴的记者们的阴暗灵魂，而且也展示出某市领导们之间的权力角逐。他的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钟山》1991.1—2）在历史情境中的具体生存形态里来展现人性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反映了孙、李、赵三家几代人为争夺马村村长职务而进行的相互争斗，权力的争夺成为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焦点。但这篇小说缺乏对历史的反思，却打上了历史循环论的印记。
总之，新写实小说在袒露那一颗颗阴暗灵魂的时候，并没有象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那样堆砌丑恶，而是充分发掘出那恶行中的某些合乎人性的正当要求。也许正因为此，有的论者指责新写实小说“人物性格模模糊糊，好坏难分，忠奸难辩”〔1〕，“性格也善恶难分， 既非奸恶之徒，也非英雄烈士”〔2〕。其实，这恰恰不是新写实小说的局限， 而是它独特的贡献。因为他们写出了复杂而深刻的人性，加深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恰恰是这种非脸谱化、类型化的人物形象，才拒绝了某些批评家们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物形象塑造模式，使我们的文学幸免倒退到古典主义时期。
三、无奈的苦笑和几乎无事的悲剧
新写实小说在凡俗的小人物的生活困境中，展示那灰色的人生和阴暗的灵魂的时候，是否写出了悲剧呢？有的论者认为：新写实小说“写平凡无奇的生活，生存状态，多数表现为消极、被动、缺乏强者的形象——不是那简单意义上战胜环境或命运的强者，而是指能有勇气与命运抗衡的人物——当然，便也无严格意义上的悲剧形象。”〔3〕显然， 这位论者所持的悲剧标准，仍是传统的英雄悲剧，而没有看到悲剧的另一种形态：小人物的悲剧。
这牵扯到一个悲剧理论问题。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文艺理论家推崇的都是英雄悲剧。启蒙主义时期狄德罗开始提倡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悲剧。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果戈理、契诃夫等都是写小人物悲剧的高手。鲁迅就特别推崇果戈理的小说创作，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中谈到《死魂灵》时说过：“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至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至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鲁迅不仅称赞了果戈理描写悲剧时高超的艺术手段，而且也指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的普遍性。
新写实小说家们敢于直面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没有粉饰，也没有去修补现实的缺憾，而是从人们那司空见惯、但习焉不察的生活琐事中发掘出悲剧的内涵。写出了人们的信仰、理想、追求、激情等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在庸常繁琐的日常生活的销蚀下的丧失和毁灭，展示出一幕幕“几乎无事的悲剧”。
《烦恼人生》以有限的对往事的回溯，使我们看到过去的印家厚是一个富有才华、热爱学习、能歌善舞、志趣广泛的青年。但狭窄的居住条件、窘迫的经济收入、妻子的庸俗蛮横、孩子饮食起居的拖累等等，使他身心疲惫不堪，销蚀掉他对生活的激情。婚外的恋情固然浪漫，但印家厚面对女徒弟的爱情追求，却只有无奈的苦笑。花前月下的爱情、相互的理解和沟通都成为一种奢望。他已经没有精力、激情和勇气去开拓新的生活了，现实生活的困扰就已经把他拖成一个怯懦、孤独、平庸的人。
或许可以说，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消磨中，小说中的角色们变得成熟了。但这种成熟却意味着克制热情、扼杀理想、失去想象、窒息创造力。人的生命活力就在这成熟中消失殆尽，变得荏弱无能。
《九月的恍惚》（《小说家》1899.6）、《单位》和《一地鸡毛》中的人们都经历着同样的遭遇，即现实生活无情地碾碎了他们一个个青春的幻梦，扼杀了奋发向上的阵阵激情，剩下的只是无可奈何的苦笑和对现实生活消极的顺应。如果说青春理想、正直清白、创造激情在平平淡淡庸庸碌碌的生活中的丧失，还不足以说明这几乎无事的悲剧的残酷的话，那么对这种现实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心态，就更加令人触目惊心了。《一地鸡毛》中的小林的一段内心独白很能说明问题，“有时小林想想又感到心满意足，虽然在单位经过几番折腾，但折腾之后就是成熟，现在不就对各种事情应付自如了？只要有耐心，能等，不能急躁，不反常，别人能得到的东西，你最终也能得到。……一切不要着急，耐心就能等到共产主义。”混、忍耐、等待，随遇而安，得过且过，麻木不仁，心平气和并自得其乐，这就是小林从现实生活的启悟中所建立的人生态度。其中包容着一种洞悉世态炎凉的老练和世故，一种历经沧桑的颓废和虚无，一种貌似达观实则是随波逐流地逆来顺受。这显然是一种心如枯井、波澜不兴的垂暮心态。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人格枯萎和人性沉沦。人物生存环境强制性改造的结果，迫使角色面对艰难世事为了生存而作出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因此，这也可以说是一幕社会悲剧。
在社会激烈动荡的年代，悲剧的形态多是个人与社会激烈的矛盾冲突，这种悲剧有着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具有一种崇高感。而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人性的沉沦、爱情的失落、人格的枯萎，则表现为外在环境对人潜移默化的销蚀和磨损。同时，它也表现在人性自身的弱点或是心理的某些障碍上。方方的一些小说在表现人生悲剧的时候，并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把悲剧的原因归咎于外在的文化环境，而是向着人性的深处开掘，展示出人物自身的心理弱点所造成的悲剧。
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上海文学》1990.4）写了两代知识分子的气节和人格。祖父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父亲也曾是一个潇洒勇敢、充满自信的热血男儿，但一次次政治运动却使他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多疑怯懦的人。虽然他遵法守纪，拥护共产党，但仍是年复一年地写着交待和检查，甚至达到了请求妻子帮他多想些罪状的地步。他在家里一次次地练习“坐飞机”，焦躁不安地等待造反派来揪斗。当造反派抄家时，他不仅没有丝毫的怨恨，反而诚惶诚恐地协助“革命者”来翻腾自己的家。那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卑琐心态，不仅使人想起果戈理、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员形象。究竟是时代应对父亲的人生悲剧负责，还是父亲应对自己的一生负责？看来二者的因素都有。值得指出的是方方的另一篇小说《桃花灿烂》（《长江文艺》1991.9）中陆粞和星子的爱情悲剧，则排除了外在因素，纯粹是一个性格悲剧。这一悲剧是爱情双方相互造成的，是主人公自我选择的结果，而影响这种选择的则是人物既定的心理性格弱点。
在新写实小说中还有另一种形态的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既不是外在环境的销蚀，也不是人性自身的因素，而是由于人与人之间、尤其是亲人们之间缺乏理解和沟通造成的。池莉的《你是一条河》中的辣辣，为了维持全家的生计，曾与粮店的老李偷情，换来了黄豆和大米度过了饥荒。为此却蒙受着女儿冬儿的指责和嫌弃，就像鲁迅的《野草·颓败线的颤动》中的母亲一样遭到女儿的鄙夷。冬儿是一个聪慧的姑娘，向往知识和文明，她瞧不起母亲的作为，不愿在家中再待下去。她下乡、上大学以后断绝了同家庭的一切联系。直到自己作了母亲之后，才开始体谅到母亲的难处。辣辣临死前，仍惦念着不知身在何处的冬儿。辣辣的悲剧似乎是命运悲剧，中年丧夫，老年丧子，仿佛生活中的一切不幸都集中地降临到她的头上。但为孩子们奔波劳碌了一生，仍难得到一个识文断字明理的女儿的理解，才是最大的悲哀。
这一幕幕几乎无事的悲剧，虽然不像英雄悲剧那样有着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但却有着促人深思的哲理蕴含。它让人们看到理想和激情、正直和清白这些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在凡庸的日常生活中的毁灭，揭示出现实环境的缺憾，和这种环境对人的天性的腐蚀力以及使人性沉沦的巨大堕力。无疑，在具有重要的警世意义的同时，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参照。
四、对环境的认同与责任感的退隐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写实小说在表现人物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时，过分强调了外在环境的作用，是环境的巨大堕力使理想丧失、激情泯灭、人性沉沦、人格枯萎，正直和清白蒙尘，青春和爱情毁灭。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生存困境消极被动的载体，面对艰难世事只能发生无可奈何的苦笑。固然，有些作品尤其是方方的小说，对人性的弱点进行了深入的发掘，显示出人性的深度。但大多数作品中的人物则是在环境挤压下的被动体和变形体。这就暴露出新写实小说的一个重大弱点，即在处理人物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上，陷入了环境决定论的泥淖。
新写实小说对于环境的过分强调和倚重，不可能全面地揭示出当今国人与生存环境的真实关系，也不利于深入认识人的本质和潜能，其结果也必然导致对时代精神的疏离。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否认新写实小说反映现实的真实性。我国当今社会正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的历史时期，在这种社会的转型期，传统的价值规范和人生信仰正在失去神圣的光圈，平庸泛滥、物欲横流、信仰坍塌的确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于是认同现实、顺应现实，浑浑噩噩的混世度日并自得其乐也确实成为一部分人的生活态度。问题在于我们的作家对这种消极的人生观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文学本来应以净化民族的灵魂为自己的使命，它负有对生活流向加以引导、对不同的人生价值和人生行为进行评判，从而促使社会前进和生命升华的责任。与此相悖，新写实小说家们在写实的旗帜下，以“写生活本身，写生命存在”为圭臬，以一种对物化现实的认同来逃避净化人类灵魂的责任，同时又在自己的作品中建构着一种对外在环境消极顺应的人生观，从而走向了误区。
新写实小说滥
之时，原本是想借助现实生活原始形态的展示，来达到对生活本真面目的揭示。所以，他们以直面生活的勇气，不粉饰、无矫情地揭示出现实生活中的缺憾，以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但批评家们对原生形态的推崇，和“中止价值判断”的导向，却使这一目的逐渐退隐，取而代之的则是在生存困境中的挣扎，在物质欲望驱使下的不尽的烦恼，权势欲的追求，相互的倾轧和私欲的恶性膨胀。充斥于作品中的就是平庸凡俗的生活，灰色暗淡的人生，怠惰慵懒的心态。为了生存人们抛弃了那些不切实际的虚幻梦想，消极被动地顺从和适应生活。于是，生存下去成为生活的唯一内容，活着就是目的，疲惫的身心已经无力去追求生存之外的任何东西。凡庸的生活必然限制精神能力的发展，而成为滋生卑琐和邪恶的温床。所以，新写实小说中没有坚定的信仰、抗争的精神和崇高的人格，而是在生存环境和生命本能的双重挤压下的萎琐的人格、垂暮的心态和人文精神的失落。
近些时候，“平民作家”梁晓声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我们应该在文艺作品中提倡一种精神，表现生命在挫折磨难面前的韧性。他的这种体悟，无疑是对新写实小说创作进入误区的一种反正。
新写实小说敢于正视和表现那不合理的外在环境对人的价值的窒息和扼杀，是它的贡献。然而一味地展示灰色凡庸的生活，被环境销蚀磨损的被扭曲变形的人物和心态，没有远大的理想，没有对生存环境的变革和改造，就像鲁迅批评的“五四”之后的“身边小说”一样：“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4〕给人的审美感受却是心灰意懒、垂头丧气， 甚至使人陷入逆来顺受的悲观宿命的泥淖中。这是有愧于时代对于文学的要求的。
注释：
〔1〕邓时忠《理性批判精神的失落》，《当代文坛》1991.1。
〔2〕丁永强《现实主义与新写实主义》， 《文艺理论研究》1991.4。
〔3〕吴秉杰《文化的态度与审美的选择》，《文论》1991.5。
〔4〕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