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检视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一种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现代性论文,中国论文,思路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审理20世纪中国文论？我认为，面对近百年极其复杂的中国文论状况，首先要找到本世纪理论—文化景观的总体问题，然后在对问题的审视辨析中确认可击中要害的独特的理论视野。学界对包含中国文论在内的20世纪中国文化的总体问题是明晰的，这就是构成近百年中国学术、文化、体制乃至现实生活的世纪性母题：现代性。诚如刘小枫所指出：“无论欧美还是汉语知识界，一百年来关注的实质性问题是现代现象。”“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之演化，导致西欧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地域的社会和理念随之发生现代性裂变，构成了20世纪生活世界的基本现实。”（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1—2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对现代现象的激烈反应——拿来、拒斥、设想、忧虑、方案选择、反驳等等，具体化为20世纪中国知识界不断震荡、扩散、变形、演变的学术文化景观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经验，而各种思潮、主义、知识主张等等，又构成极为独特的中国式的现代知识谱系。为此，要恰当地清理20世纪中国文论，首先要对之进行现代学的整体审视。
横跨世纪的问题在此意味着一种整体的理论视野。与许多人设想的从细部清理到整体把握的思路相反，面对极为芜杂的文化—理论现象，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论视野和视野中的逻辑引导，实际上是无法审理的。对百年中国学术、理论的各种现象，也只有在中国文化现代性生成的整体框架和理论视野中才能见出其真实的走向和意义。
具体说，我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生成至少体现为如下层面：1.文学理论持续不断地先锋性植入；2.理论—文学语言的西语化（科学化与译体化）；3.文学经验的模造性；4.理论批评生产体制的现代建制（学科体制与发表体制）。鉴于语言的西语化和生产体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本文仅就1、3两点作一提要式讨论。
一、移植理路中的理念先行
与西方的现代化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植入型。在植入、学习、摹仿之中形成本土的现代化经验，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路数。
就文论而言，所谓“植入”在此是指从观念、话语、理论体系到学理逻辑、思潮演变的全面移植。移植演变的历史就是20世纪中国文论积累和变化的历史。不论有多少历史原因和现实的复杂性，每一个时期文学上的理论要求都是通过西方的某种理论来表达的，以至到今天我们如果不借用西方的某某主义，就无法表征自己的文学经验，甚至无法表达自己的现实感受和生活要求。这种全面彻底的移植可以称之为激进移植。在此种移植中，移植作为一种基本的理论态度已经模式化和历史化，它成为中国现代文论占支配地位的一种生产机制。在此种机制中，有三个东西成为事实：（1）不是现实经验， 而是西方文论成为理论的本源；（2）由于现实要求是用西方理论来表达的， 借过来的理论必然发生能指和所指的错位（误读）；（3 ）理论逻辑和中国经验日益架空和疏离。
20世纪中国文论的移植性生成过程有三个逻辑环节。
（一）理念先行。这是指本世纪初在没有现代文学或新文学经验的情形下，首先移植文学理念。不管是“诗界革命”、“小说革命”，还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率先进行革命的都不是文学创作，而是关于文学的观念。“革命”在此体现为替代：用先进的文学取代旧的文学，用新的文学观念代替旧的文学观念。大家知道，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学术分类意义上的、作为“美术之一种”的文学概念，只有文类概念，即所谓诗、文、词、曲、文章、文笔等等。“文学”一语的使用在陶曾佑、狄平子、章炳麟、金松岑、刘师培、王国维等人的文章中已频繁出现，并且就西方文论、哲学研究文学所达到的系统性、深入性和逻辑自洽性而言，新文化运动时期并没有超过王国维和早期的鲁迅（《摩罗诗力说》）。然而，王国维、刘师培等人的理论姿态并不是“革命”，而是引进和运用。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的观念移植浪潮之体现为“革命”，是因为它是一种全盘西化式的彻底取代。首先是对旧文学观念的清洗。凡是不合乎文学（Literature）的东西统统被斥之为保守、封建、不科学。章炳麟《文学总略》中残留了传统的文章观念，用“采色发扬谓之彣”阐释文学受到嘲笑。刘半农甚至在文章中大段引用英语的“Literature”定义作为标准的、科学的文学定义（注：见《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胡适对文学改良的八点规定，陈独秀否定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而张扬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反对“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学，傅斯年、钱玄同等人主张的白话文学等等，无不以西方文学理念为标准，否定、清除旧文学理念，从而创设一个新文学理念。新文学理念既以西方文论中的文学概念为标准，又出于新文化运动之急需。由此，传统文学中的大部分作品和传统文论已被排除在新文学理念之外。与传统的“国语文学”、 小说等尚不太合格地被视为可保留在“Literature”的范围内不同，理论上，几乎所有的传统文论都被排除在新的文学理论之外。换言之，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文学理论的输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移植，而是西方文学理念对传统文论的取代。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文论传统从此在20世纪断裂。
但是，如此的新文学理念并没有现实的文学经验可供支撑，胡适等人不得不比照文学理念“尝试”创作新文学。事实上，全部新文学史都是在新文学理念的引导下进行的，甚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流派、时期都有一种文学理念或“主义”先行引导。这就是所谓“理念先行”的含义，它从根本上确定了本世纪中国文学与文论之间的一种现代性关系模态。每一次新的文学理念或“主义”之诞生，都在西方文论或社会文化思潮中去寻求理论灵感和学理支撑，而每一次寻求“先进”理论支撑的人都对中国的新旧文论和文学传统不屑一顾。就实质性理论建树而言，王国维堪称中国近现代文论的承先启后者（注：饶芃子：《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起点》，《思想文综》2，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面对中西文论资源，王国维具有温和接纳和谨慎移植的态度，他只是移用而不是取代，因而他的理论能融贯中西。他并没有开创20世纪中国文论与文学之互动关系的“理念先行”模态。
（二）价值附加与“文学”限定。尽管文学的理念是移入的，但是我们知道，所谓“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或后来的“国防文学”以及种种“文学”，其所谓“文学”并不是作为文艺学概念的所谓“文学”，而是文学之一种，是被提升为一种理想化状态并有若干价值附加的“文学”。从梁启超的“小说革命”开始，所谓小说、所谓诗、所谓戏剧等等就被不断追加了各种价值性内涵。平民性、社会性、教化性、审美性、革命性、新潮性、精神性等等不断进入不同时期的文学理念。这一点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鲁迅等人的心目中是明确的。所谓“文学改良”、“文学革命”、“平民文学”、“白话文学”等等，所表明的是主张什么文学、需要什么文学，而不是在此之外的文学都不是文学。胡适诸人明白，“改良”、“革命”之后的文学只是文学之一种。但那是理想的文学、应当如此的文学，一句话，负载着中国现代化使命、为时代所急需的新文学。新文学之“新”恰恰体现在新文学理念的价值附加上，它的科学性、平民性、社会性、思想性、革命性等等。价值附加使文学理念转化成文学理想，文学理想进而使新与旧的文学观念之区别演变成高与下、优与劣、进步与反动的分野。由此，只有新文学理念以及符合此理念的文学才具有进入新时代的合法性。“五四”诸人因此不仅对古典文学而且也对同时代的非主流文学持有同仇敌忾的严厉排斥。文学的范围和走向取舍被文学理念中的价值附加所限定，这就决定了Literature作为文艺学的分类学概念在实际的论述中日益演变成“主义”文学观。“文学革命”演变成“阶级文学”，“阶级文学”演变成“大众文学”，“大众文学”又演变成“工农兵文学”，如此等等。而所有这些主义文学观作为现实要求的表达，又都是借用西方的“主义”和学理，其滞留于“主义”论述层面的观点之争、义气之争常常妨碍了对中国现实问题作切实的学术研究。
（三）新文学理论中的逻辑锁闭功能。其实即使在今天，我们提出任何一种关于文学的理念，这种理念无论是学术的还是主义的，都很难避免价值性内涵。理念与价值的天然联系直接体现为：在本质性论述中，知识性即为价值性。任何一种关于本质的描述同时就是判定本质与非本质、是与不是、对与不对的标准。我们要说文学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这说出来的什么同时就是判定是不是文学或好文学与坏文学的界限。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任何关于人文现象的本质性陈述，都直接隐含着某种主义论设。因此，只要是本质性陈述，学术审理和主义论设之间就并无界限。而且只要是主义论设，它就会通过文学理念的价值附加而实现对文学的限定性关注：它以价值附加为标准而预先确定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值得关注，什么不值得关注，以及什么能被关注，什么不能被关注。换言之，它已预先确定了文学理论批评的立场、观点和视野。
在这种意义上的理念先行，不只是指理论上的文学理念先于文学创作，更重要的是指一种文学理念（即所谓“文学本质观”）已先行于具体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实践而在逻辑上确定和锁闭了理论展开的指向视野。一种文学理论所能“看到”的东西总是它所确认、规定的东西。一如革命者看到的文学都是革命和不革命的文学，现实主义者看到的总是现实和非现实的文学，浪漫主义者看到的总是表现和非表现的文学，反映论者看到的总是真实和不真实的文学……如果某种文学现象或文学质态没有被先在的文学理念所确认，那么由这种理念所演化出来的理论就“看不到”，或即使触目，仍将它曲解、化归为先在理念上所确认的或正或负的内涵。在此我们可以理解，文学的审美性为何在反映论的文学理论中无法得到正当的描述，浪漫主义的文学特征为何在现实主义文论中成为盲区，而古典文学为何与鸳鸯蝴蝶派、阿狗阿猫文学一起被革命文学粗糙地斥为反动文学、没落文学。由于现代文论的视野锁闭从根本上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论中主义论设的急剧变迁，并使中国文论越益深陷于西方文论的学理逻辑，我们不得不追问在理念先行的本质性陈述中，视野锁闭是如何实现的。
关键在于本质陈述自身的性质。在西语理路中，作为文学理念的本质陈述，不仅具有理想性、价值附加性（理想性、价值附加性决定于本质性），更重要的是，它之为科学—哲学体系性言说的逻辑起始，是一种预先的全知性断定。说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或文学应当是什么，其言述的逻辑形式为“S是P”，是为全称肯定判断。其中“S ”作为言述的对象是所有的S（文学全部）。即使在形式逻辑上，无论语义为S等于P 还是S属于P，S都是被全部断定了的。因此， 以这样的言述形式为一个体系展开的逻辑起始，它意味着在理论展开之前，对象就已经全部被掌握在理念中了。对象等于关于对象的理念，对象就是那个理念或对象应是那个理念，这样，所谓文学理论的理论展开，实质上是对理念内涵的逻辑演绎，所谓文学批评对文学现象的领会关注，实质上是用理念的逻辑眼光看或不看、以及以理念为标准的分析评断。由于预先已确认了对象全部，其视野便超不出理念之外。
事实上S是P作为本质性言述，更重要的是它凝固了一种主客关系。当研究者说S是P的时候，意味着主体的言述态度高高地凌驾于客体之上，而且已全部掌握了S。对象恍如一置于案头之物， 理论阐释有如案头的主人将了然于胸的对象指示给人看。这不仅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对象之思，作为本质性陈述，它是一种纯然了知全局的对象之思。它的实质性陈述不是以对象为中心的领会与言说，而是以理念为核心的自我陈述。本质性陈述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以为它已经把握了对象的本质，它的理念甚至是比任何现象更是对象的对象（本质性），因此，它可以用理念取代对象。而在西方哲学中，各类现象的理念之总和构成了一个理念世界，这是一个比现实世界更真实、更具普遍性、更本质，并最终决定现实世界的世界。理念世界的确立从根本上确定了西学知识的普遍性根据及其言述逻辑。这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
就此而言，中国古代没有关于文学的理念或许意味着另一种领会文学的理路。因为对文学总是局部的领会，并且领会在先，非理念在先，以感受为起始，它在主客关系模态上就是非预先判定的，非全知的，非逻辑先行的。这种态度应该有似于海德格尔的聆听。但是，感受真的可以不由观念引导吗？理论真的能够不理念先行吗？这样以感受为根据的理论，其知识的普遍性根据是什么？换言之，我们能否在理论上设想一种可以为知识言述的非对象性之思？
（四）陷入西方文论路数。上述理念先行的逻辑在学理上致使：（1）新的历史要求、 文学主张总是难以在旧的主义论设中得到正当的表达。由于主义论设的视野锁闭，它不能兼容或有力地支撑与本主义理念不同的文学现象或文学要求，因此，要表达新的文学要求就只有从根部开刀，再造一个新文学理念。而新造的文学理念又是一种“观”，一套新理论，一个新主义。20世纪中国文论“主义”急剧变换的现代性机制在于：无限多变的现实要求与主义论设之视野锁闭存在无法兼容的矛盾。为极其复杂的现实要求计，不得不主义丛生，文学新思潮迭起。（2）一再确认西方文论表达的有效性。中国20世纪文论的主义论设并不是出于学理演进的逻辑必然性，而是出于理念移植的现实急需。对于西方文论中各种主义的学理背景，移植者大部分并不知道或不愿深究。“拿来主义”只拿来了理念而拿不来学理。因此，每当需要表达新的现实要求之时，表达者都会猛然发现西方人对某主义有更为精确和深邃的系统表达。这样，在中国文论现代化历程中的主义丛生、思潮更迭就表现为一浪紧似一浪的主义移植，而中国文论的本土言说也由此被历史性地锚定于西方文论前后相继的学术理路。就已经被绑上西方文论战车的中国文论而言，赶潮性移植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赶潮移植并不是一味崇洋媚外，因为按西方的路数，新潮的主义总是比旧说更深刻，或者它总有其学理上的独到推进。而这样的推进并非中国学者所能为。那么，是否能换一套路数？或者真正的中国路数要在西潮被排除之后？但是，既然西方理论已经生成为20世纪中国文论的历史经验，那么，路数真的能换吗？并且，西潮能否被排除？
二、从经验模造到立场危机
“主义”的不断更换表明文学理念的不断更换。但是，正如前述，在新的文学理念被创设之际，常常并没有相应的文学创作可以成为理念的支撑，于是，“理念先行”作用于文学创作的现代性关系模态便是：比照理念作文学。对中国20世纪这种比照理念来创作文学的世纪性现象，我给它生造了一个词，叫做文学创作的经验模造。
模造不等于摹仿。模造中有摹仿的因素，但那是在系统的观念化、理论化背景中发生的摹仿。无理论背景的摹仿是自然摹仿，而有理论背景的摹仿则实现为如下环节：理念—标本—领会标本—写作。因而，模造的过程实际是从理论理念到文学经验的过程。模造的实质是将理念经验化，此所谓理论指导创作。理念经验化意味着实际的文学经验已为理念所牵引、过滤、筛选、塑型，一句话，经验已是理念化了的经验。事实上，在强大的理念先行和系统化的现代文论背景中，几乎一切与文学创作相关涉的概念和概念中的经验内涵、体认方式、表达策略乃至文学话语都已经被先行观念化了。生活、题材、主题、情感、表现、再现、灵感、精神、理性、美乃至典型、意境等等——所有这些在创作中的实际经验内容都已在细密的理论之网中被先行定格、确认和规定。创作正如用经验去填充概念网络的空格，其中，每一个概念都是一个规定性位格，等待活的经验来小心翼翼地将其充满。在这种背景中是不会发生自然摹仿的，标本作为被摹仿领会的对象，它“哪些地方值得摹仿”已为理念所确定，因此在摹仿中所谓领会对象而后仿造对象，不如说是对理念内涵的再一次感性领悟和现象确认。这样摹仿到的东西当然常常并不是标本所特有的东西，而是理念所标举的东西。
我以为，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所以缺乏真正原创性的至深根源。这里面，等待清理的问题应该相当复杂，对其源流的学理追踪甚至可追溯到作为西方文化结构性背景的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立，而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的一个最基本的方面就是对理念世界的非理性冲动。
由于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浪潮的基本形式，因而创作史实质上是不断比照新文学理念而进行新的经验模造的历史。理念先行与经验模造把20世纪中国的文论与文学带入一个刻板、单向的准二元世界的生存空间，其触目的单向性和刻板性在于：在经验中呈现的感性世界永远是理念世界的单向摹本。由于没有感性世界向理念世界的逆行（艺术是最该逆行的，而中国在90年代解构文学之前没有真正的非理性艺术），理论家和文学家首先在逻辑上漂离了自己的生活立场（从感性生活移向理念）。于是，在主流文学中，单独地看，每一部作品都是感性的，但凑在一起看每次浪潮，则无处不见理念的影子。又由于理念是从西方文论移植过来的，各种主义有西方的经典，因此比照被摹造的原本，总像是赝品。尽管每一部作品都是讲述中国故事和本土经验，但讲述方式和呈现样态总似曾相识。在此种意义上看，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呈现的现代性特征在于：它已经丧失了呈现本土经验的原创性。所谓“失语”，正是就经验呈现的原创性而言。仅在模造的意义上讲创作，那本世纪中国文学的经验表达可以说极其复杂而丰富。不过换个角度看或许可稍感安慰：既然中国的现代性生成是植入型的，那植入的现代性品质就是中国现代生活的原生态，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的经验模造也并不是天外飞鸿。
生活立场的漂离终于演化为中国作家、理论家的深重的立场危机。
4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结束了主义文学时代，进入体制文学时期（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只有两种形态：主义文学与体制文学）。尽管是理念先行，但主义文学时期在“主义”之间是一种自由竞争关系，只要有读者和足够的写作实力，每一群人乃至个人都可以扛起一面“主义”的大旗。谁举起主义的旗帜，谁就有对主义的写作权和解释权。主义的正确性保证写作的合法性。（由于“主义”总是引人注目的， 80年代诗歌中的“主义”布满江河大地，“主义”因此又变成广告。 ）不管“主义”是如何地“闹嚷嚷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主义”间的此起彼伏倒真正实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体制文学不是这样。体制文学也理念先行，也是某种“主义”，但那是意识形态化的“主义”。主义和文学理念已不是由作家、理论家来管，而是由体制来管，组织和机制来管。主义理念从提出、制定到阐释、理解和写作中的贯彻实施，概为自上而下的组织行动。因此，作家和评论家实际上已被剥夺了“主义”的所有权。
体制文学时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历程中最痛苦的一页，对该时期体制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社会学清理迄今尚无有力的表述。不过明了的是：在中国之所以出现体制文学，除特定时期政治体制的强大统摄力之外，在逻辑上还与经验模造中的理念化背景息息相关（近年对启蒙意志的反思已触其皮毛），或者可以说，体制文学是经验模造在特定历史境况中合乎逻辑的产物。
在竞争势态中，主义文学总是要实现某种“主义兼并”。而在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一直身处危亡，当此关系生死存亡的时代，有良知的文学家、理论家最大的忧虑是能否找到一种可救民族于水火的“主义”。个人的“主义”权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主义真”，具有救国救民之伟力。客观上，中国革命的确需要“主义”垄断，即行使统一意志的意识形态霸权。“主义”上升为意识形态，在于它是主义的垄断——这是不得不修的精神长城（注：程文超：《“长城”变奏曲》，同上书。）。
但主义垄断其实并不只是对文学理念的垄断，它由理念先行垄断了“主义”所牵扯的一切：所有的理论概念、思维方式、写作中的经验模造乃至作家、理论家的一切生活。在理念先行背景中无边无际的理论化、系统化垄断，对作家个体实质上是全方位的强制。在此，作家的立场终于发生空前危机：它在“主义”文学时期从感性生活移向理念，在体制文学时期进而从理念移向组织。作家丧失了自己的立场，他只被允许拥护组织的立场。这里，居于关键部位的是关于“生活”的概念。在反映论文学理论中，“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本源”，但什么是生活并不是可以随便解释的，它的解释权在组织。众所周知，“深入生活”并不包括知识分子的生活，而是作为他者的生活，工农兵的生活。因此，“深入生活”一如胡适的“我手写我心”，“生活”和“心”都是被观念化的逻辑所限定了的，是圈定了的生活，是为“生活”背后的生活观所纯化、抽象化了的生活（如此被观念所纯化了的“理论实体”标本还有“工农兵”、“无产阶级”、“民间”、“实践”、“真实”、“本质”、“典型”等等，说到底，所谓“理念世界”就是由这些“理论实体”所组成的世界）。一如文学的理念化，所有这些被观念纯化了的实体都有被理论背景过滤过的价值附加值。关于生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指“三大革命实践”，是“革命运动”，它的真实所指是排除所有个体性、私人性的组织性革命运动。这样，相对于作家、理论家的生活（他们的真实生活具有天然的非组织性特征）而言，“深入生活”之所谓“转变立场”（这是“深入”的关键）和“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便抽掉了作家、理论家据自己的生活发言和说自己生活的根据。而被限定了的生活该怎样写，又是需要高度的组织化程序来审判和检查的。如此，所谓“写不出”的痛苦实在是无“生活”照着写而又要求有真情实感、有创造性的痛苦。
立场危机当然意味着写作的权利危机。关于作家、理论家如何从组织立场中争回“主义”立场和个人立场，在整个新时期有极为惊心动魄的曲折演绎。在这个意义上，新时期又逐渐回复到主义文学时代。有意思的是90年代的解构主义。我以为中国解构主义的真实表态是“不争了”，其分述论设实为：（1）急也无益（“小叙事”浪潮）；（2）不争有理（“反启蒙”，理论之争是争而不得的逻辑之源）；（3 ）不争会活得更好（新时代背景下能指游戏的快乐与商业炒作的实利）。
也许真的是不争有理。20世纪中国文论与文学由理念先行、经验模造而导致的现代性危机迄今毫无“得救”的征兆。极而言之，此危机背靠着一个人类几乎没有希望走出的悖谬：理念和经验之间的关系悖谬（注：经验是无法放弃的，但是谁敢放言舍弃理念？即使是后现代主义，也只能说：理念绝对性的根据是相对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德立达），哲学是修辞性的（保罗·德曼），知识是历史性的（富科），知识叙事的合法性是效用（科奥塔）等等。那么，谁能正视逻辑与经验的差别和经验对逻辑空间的绝对依赖？）。如此，对中国文论与文学之现代性危机的反思又进而关涉对西方二元世界之关系危机的进一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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