役畜与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役畜论文,华北论文,近代论文,乡村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2-0139-08
古代社会中的役畜与社会运行甚至社会形态密切相关。传统时代里生产靠役畜，市场流通靠役畜，战争也靠役畜。役畜不单是一个农业和畜牧业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对华北役畜的研究不但可以有助于正确地理解华北农业的状况，也可以理解近代华北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乡村衰退大论战中，有人认为当时乡村衰退的原因之一是役畜减少。当时的役畜的确有所下降，但这一下降是否影响传统农业的稳定性，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种稳定性涉及到小农与役畜的生态关系。役畜为农田提供粪肥，为人类提供耕作动力和肉食，而土地为双方提供食物，这一切又都依赖人的管理。人、土地和耕畜在生态关系中各占一个空间，生态学上又称为生态位，人多意味着人的生态空间大，畜多意味着畜的生态空间大，人与畜的生态空间可以相互补充，也可以相互排斥。役畜的生态位在物质空间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经过生态链的物流。饲料缺乏，物流减少，役畜的生态空间就会被挤占；二是活动空间本身，包括草场和畜舍环境，还包括交通地理的环境，特别是道路的好坏。另外，本文还要涉及到一个文化空间问题。理解了役畜的生态空间也基本上可以理解小农的生态空间。人、役畜与土地之间的生态关系不但与传统时代的农村、农业、农民密切相关，也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有很大关系。
一、饲养水平的下降
华北的几种役畜是马、骡、牛和驴，它们的饲养成本依次降低，大役畜占据较多的生态位，小役畜占据较少的生态位。从明清华北的历史趋势看，马的逐渐退出是很明显的。宋明时期，华北平原处于当时与草原游牧民交战的前沿，不但难以从草原得到役畜供给，还要为国家提供战马。华北的农民以马政为苦。但养马也使华北农民大量地使用马匹。但到明末，马不再是乡村动力的主要角色。曾德昭，一个明末的天主教传教士，曾这样评价中国的马，“他们有大量的马，但马缺乏力气，没有价值。从前他们使用很多马车，现已过时”[1]。没有力气的马是军马被农民使用后衰弱的结果，农田和交通都已不堪使用，也不堪于战场，马政因之失败。清代以降，华北不再养马，所用的马从草原购入。长途贩运时马群一般只吃路上的草，因此十分瘦弱。马贩子不但在各役畜市场卖马，也到各村贩卖，鲁西地区到处可以遇到这种马群。流转时马贩只给马匹很少一点饲料。马易感病，对气候和饲养环境有很高的敏感度。所以，马在华北处于持续衰退状态。[2]由于清末华北的人口压力和华北恶劣的饲养条件，再加上自然环境的不适，马的繁殖受到很大的阻碍。蒙古马与欧洲马相比，在运输和骑乘两方面都处于劣势，只在抵抗力方面占上风。但蒙古马进入内地后，衰退仍很明显。蒙古马在草原地区，气候干凉，感病程度较轻，到了华北，因气候湿热，多感病而衰弱。卫生条件的不好也使马感病。在大清河和子牙河流域，养马户至少是具有50-100亩耕地的农户，他们的饲料水平应该没有问题，但他们没有提供良好的卫生饲养环境。[3]从察哈尔刚引入的马一般7-8龄，已经习惯于放牧，但华北大部分地区没有草场。在北京—保定一带，只有青白口附近有少量放牧地，马的健康状况才稍好。但家庭饲养环境太差，一般农民没有正规的马厩，用土墙将院子一隅围住即可养马。所以，一般农家养不好马，京汉铁路沿线的马稍好，山区则更差，因为那里的人居住和粮食生产水平很差，尽管山区有很长的放马时间。[4]所以，尽管马有方便的来源市场，仍不如骡子受欢迎。骡子具备生物学上的杂种优势，抗逆性强，不易染病，对饲料的利用性高。棉田的灌溉特别需要像骡子这样强力、耐力和速度俱佳的役畜。在京汉铁路沿线及鲁西一带的棉区，骡子饲养很盛行，这些地区的农民即使从外地购买饲料，也饲养着一定数量的骡。[5]骡子的饲养水平很差。厩舍半露天，三面有墙，可以避雨，但不能避风。风雨时，只有价值较高的骡子才被牵入棚子里。[6]
牛是小农真正的役畜。马、骡往往用之于交通，一般小农与外界的联系很少，往往只有富农才能借着骡马运输扩大其生态与生活空间。牛是小农的耕田动力，中国的牛不求牛奶生产，只求役用，使用期从3-4岁到15-16岁，老废牛被杀掉卖肉。[7]因为乡村的贫困使小农也确实没有能力达到消费牛奶的水平。中国的牝牛养犊后的给乳时间只有2-3个月，以后牛乳就完全干枯。由于耕地和草场的限制，中国人只重视牛的抗逆性选择，不重视重量，更不重视产奶功能。瓦格勒 (Wagner)所测的30头母牛平均体重为332.9公斤，而当时德国一般最轻的母牛也比这个数多60公斤。在长期劣质饲养的条件下，中国家牛具备了很强的耐粗饲料能力，抗逆性很强，一般不患病。人们往往将发育不好、两岁左右的公牛当作种牛，而将发育很好的公牛阉割，用以拉犁。[8]这种选择只能加速种质退化。牛之适用于华北还在于其所需要的饲养水平很低，麦秸、谷秆、高粱叶都可喂牛。在通县小街村，一头牛一般需要粗饲料2920斤，大约相当于15亩左右农田所产粟秸，外加1.2石玉米。[9]据瓦格勒观察，像甘薯蔓、麦麸、大麦和豆饼之类的好饲料，多用以喂猪，牛则没有份，只有耕地的牛才稍得到一些好饲料。除了饲料外，牛活动所占据的生态空间也非常差且狭小。平原村庄基本上无野草资源，平日里由牧童牵着吃路边的草。[10]即使如此，人们仍不放弃田边、道边、河边的青草，青草时节也是牛生活和活动的最佳时期。在山东，有“牛过谷雨吃饱草，人到芒种吃饱饭”的谚语。[11]农民也很注意役畜放养，山地地区由于草地资源丰富，放养时间较长。在平汉线沿线及其西部地区，马和骡在夏天有两个月的放养时间，牛的放养时间长达三个月。[12]
山地村庄可以在山地放牧。富农有牛较多，可以单独雇人放牧，一般的农户只能联合雇人放牧。由于农村的草场和荒地已经很少，放荒的时间实际上很有限。在村内，由于饲养设施简单粗放，牛的活动空间不但狭小，而且很差。许多人家只建简陋的牛栏，或干脆不建牛栏。简单的牛栏一般位于房前屋后，或其它与墙相连的地方，也就是一个简单的小棚子。北京—保定一带的农户一般只在院子内简单地砌墙，或用石头围成圈，不打底基。[13]瓦格勒认为华北的这种牛栏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的牛栏。在有房屋的牛栏中，牛栏的梁上或屋顶上堆放了饲草，以供冬季需用，空间也很狭窄。华北如此，在南方地区更差，人们基本上不知牛栏为何物，只系于房前屋后，任风吹雨打，没有保护。[14]这种粗放的管理大多是由贫穷所致。但许多人对牛的爱护程度却非现代人所能想像，其实除了感情外，他们也只有在劳动投入和精细管理方面努力。在河南的黄泛区，李准描述了精于农耕的农民——海老清的爱牛与养牛。他买了一头瘦牛犊。并没有给牛以好的房屋牛棚，因为人住得也很差，喂料很差，因为人吃的是野菜，但饲喂却是极为仔细：“从春天起，春风第一次吹醒了嫩草芽，老清就每天给它割新鲜青草吃。夏天，圪巴草、抓地龙、圪针芽都是它的好饲料。每天干活再累，老清要给它捎回来一筐。热天怕牛上火，自己吃饭做菜都舍不得放盐，却总要给牛洒一把。每年种半亩黑豆，家里发一次豆芽都不叫吃，牛却每天少不了两大碗豆料”。在牛成长之时，也不让牛轻易负重。最后，终于将一头瘦牛护理成能拉独犁的犍牛。[15]由此可见，在生态空间压缩之下的农业规模的维持需要小农投入高度的管理和劳动力。
至于驴的饲养，饲料需求量比大牲畜要少得多。在河北通县小街村，驴的饲料与马、骡一样，为玉米茎叶、谷子秸秆等，每日的粗饲料量为6斤，每年2190斤。精料每月高粱3斗，每年3石6斗。[16]在山东，马、骡的粗饲料为豆秸和谷秸，马骡的每日粗饲料量为15-20斤，而驴只有10-13斤。马骡的精饲料量1-5斤／日，驴子只有 0.5-3斤／日。[17]即使如此，许多富户仍会利用人来挤兑役畜的生态空间。一些相对有钱的人，在养驴的成本提高后，往往也会养长工推磨。李准笔下的那个地主海骡子找了个瞎子和其女儿在家里当磨倌，“每天推二斗麦子还要拉一斗料”，地主的儿子认为一个瞎子进家不雅观，地主回答道：“什么雅观不雅观。喂头驴一天也得吃二斤料！要是再雇个磨倌，边吃带拿得多少？我瞌睡也比你们清楚”。按地主的意思，雇三个推磨的，其成本也没有养一头驴多。瞎子在地主家里推了六年，他女儿继续帮着推，每日在磨道里转圈跑一百里。在劳动力价格如此低下的年代，人的尊严、权利也丧失殆尽。瞎子死后，地主一开始竟然连一口薄棺材都不肯买，而这口棺材是事先说好了的。[18]
近代华北畜牧业的萎缩是多方面的，人口增多使草地被开垦，草原减少，役畜失去了牧场，同时土地日益细分化，规模减少，本来可以喂牛的精饲料被人吃了。[19]在粮食缺乏的状况下，人们往往首先减少役畜数量。在平谷县胡庄，牛、马、骡大役畜只有13头，驴为120头，平均1头役畜负担18亩耕地。[20]草地资源的过度利用，很早就出现了，在平汉线北京—保定段的山区地带，由于过牧的压力，山坡基本上只见裸露岩石，野草生长也不良。相反，平原地区因有作物秸秆作饲料，羊长得还要好一些。[21]在燃料的生态空间方面，役畜通过粗饲料与人相争，粗饲料和燃料往往是同一种东西。在北京—保定一带，农民用高粱秸和小麦秸作燃料，而不用饲料；小麦秸可以养牛，但在树木消失，野草净光的地方，麦秸也是主要的燃料。农民将粟秸饲养大牲畜，选高粱叶喂羊，包米的茎叶喂牛。精饲料有时和肥料是同一种东西，像棉籽粕、花生饼等，这里的农民宁用其作饲料，也不用其作肥料。[22]当然，役畜也可以为土地提供肥料。除此以外，抗战爆发后，民间的役畜数量又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下降，河北在战前平年户均耕畜0.56头，事变后平年只有0.41头。[23]在山东胶县张耀屯，1905年左右村里有马骡30头，大牛50头，到1935年，马骡一头也没有，大牛只有1-2头，取代大役畜的是农民从南方山地购得的小牛。[24]
二、地理空间与社会文化
小农活动的生态地理空间几乎与役畜是一致的，役畜是农村动力的基本来源。华北的运输以骡车和手推车为多，但乡间道路常是非常恶劣的，政府官员一般不愿意修路，却经常地征收养路费。路坏了之后，人们从另道上分出去，因而出现曲弯不平的现象。由于路面相当不平滑，车子要依车辙而行。华北各省的车轴不一样，黄土高原一带因土质较松，车辙较深，车辙也比以东各省宽20厘米。所以，东西方的车辆要在交界处换车轴。载重的大车载物1200-1500公斤，由3-6匹并驾的骡子或马拖着，日行50公里。旅行车稍小，日行75公里。这是长距离的交通，有人甚至可以靠役畜车横跨几省。至于县内或乡村中农产品运输，一般用牛车，日行30-35公里。由于当时的车子没有制动构造，走斜路时不免溜滑，这样役畜——骡子的经验就特别重要了，这种骡子必须有很好的负重和稳定能力。瓦格勒这样评价中国的骡子：“农民所养育的骡子在外观上虽常有许多应改善的地方，然无论是拖车或是驮物，通常都有巨大的服务功能，它们对于饲料的要求又极其有限。因此，中国农民对骡子所愿提出的要求，都能予以满足。骡子，并且是外观很可怜的骡子，行走于狭隘的和多石的山径中，负着重物，不论是沿着没有栏杆的悬崖小路前进，或从一个山溪的石头上跳到对岸，都非常安稳。这是值得特别提及的，驮物骡子和驴子在崎岖的山地不是用缰绳领导，几乎全是用呼喊领导的”。骡子在有载重的运输条件下，一天要走40-50公里的路，即使在道路不良的条件下，也能走几个星期之久，只5-6天休息一天即可。[25]平原的牛和骡子都可以拉车，牛不能支持连续数日，山地也不能用牛拉车，只用马、骡。民国时期，许多旅
客不能坐车，就有单用役畜的驮运服务，一般用大驴。山东地区驮运多在黄河口和与苏北交界处。骡子的驮载能力可达到300斤左右，驴的驮载能力差一些，一般在100斤左右。[26]在平汉线望都—石家庄一段的地区，虽有铁道和大清河水运系统，役畜运输系统仍起着很大的作用。有牛、马、骡作动力的大车运输，也有用马、骡和驴的驮运，山区的货物主要靠驮运。驴是使用最多的驮畜。有的驮运用驮轿，驮轿是将一个大棚子置于架子上，棚子内有旅客或货物，将这种架子放在前两头驴身上。[27]在北京—保定一线的西部山区地带，驮运更多，涞源县甚至没有任何役畜动力车，货物全靠畜驮人担。最多使用的是骡子，也有马做动力的驮轿子，一个轿子用两匹马，由于驮轿子对役畜的使用程度特别高，所以，马的使役年龄一般3-12岁之间，挽车马的服役年龄却可以达到20岁左右。在齐堂、南城司、紫荆关、涞源一带，骡子较多，农忙时也作农田动力。[28]
1900年以后，铁路和汽车交通兴起，替代了部分役畜的功能，用于乡间交通的役畜和农田中的役畜应该更多一些，但这时却出现了役畜数量下降和畜力的替代现象。农村中人拉犁，人拉耧，城市中盛行人力车夫。人口压力进一步发展使役畜减少，但由铁路带来的物流增加反而使乡村间物流更需要役畜了，特别是不通汽车的山区和县城以下的乡村。役畜被集中用于运输，乡村耕作自然要更多地靠人力替代了。在青岛附近的西韩哥庄，1928年有牛30头左右，由于需要大量的饲料，农民在10年后已经基本上不养牛了，但由于地近城市，运输业需求旺盛，反倒有大量的马骡饲养。[29]抗战爆发，许多役畜被日本人宰杀。随后交通封锁，役畜功用减少。日本人为了快速反应，让老百姓修路，中共则动员老百姓破坏道路维持游击战环境。在冀南地区根据地，其它季节田野一望无际，难以藏身，到秋天有了青纱帐，战事才增加。1939年，冀南根据地的各村都在挖道沟，群众被动员起来破路。最初规定：“各汽车路、牛车路一律破坏，每隔十丈掘长宽各六尺五尺深之壕，中间所留以仅能通行中国大车为度”。不但如此，连田地也因挖沟而遭到破坏。[30]“道沟有一定的标准与尺寸，刚好能通大车，且有叉车处，挖出的泥土就堆砌在旁，加高到一人高，这村与那村衔接，里面四通八达。这样老百姓一出门就可赶着大车进入深沟，八路军和游击队可以在道沟里隐蔽运动”。从1938年到1940年三年中，冀南挖的道沟约有5万多里。[31]这种道沟既然主要用于防御，乡村之间虽然可以通过道路勉强走一点路，但比起以前的交通运输环境可差多了，役畜的长途运输功能也发挥不出来，对役畜的需求也就减少。
役畜的拥有程度几乎是自然的阶层标志。在望都—石家庄一带，中农以上的才能养骡马，中农养牛和驴，下层小农只好养小驴了。[32]在潍县，小农饲养黄牛和驴，大农户多养骡马。所以，山东的日本调查员发现役畜的拥有普遍地与社会等级一致。小农为了配齐役畜、车和犁，往往几户联合，共同购买和使用。张姓买牛，王姓买马，李姓买农具，赵姓买大车，在生产中形成合作关系。[33]将个人的小空间构成小农经济合适的大生态空间规模。畜舍也有阶级差异，在大清河、子牙河一带，贫农或中农的牛栏尽管有墙围，却是露天的，栏内只设一个饲槽，栏圈也只是靠墙搭一简陋的棚子。一些较富裕的农产，畜舍一般是单独建造，一半为雇佣养牛人居住，另一部分是牛舍。[34]山东的小农甚至只用高粱秸围成圈栏。但中农以上的人户往往有单独的房子作畜舍，畜舍内还有饮水瓮，可以在家里饮牛，小农却要按时到井边饮畜。[35]在山东胶州的台头村，人们只要看一下拴在门前之牛的大小，就能估算出这个家有多少亩地，属于哪一个等级。两个家庭决定婚事时，女方总是要了解男方家庭是否有公牛或母牛，大小如何。骡子在近代华北的农村中也有文化上的作用。杨懋春甚至认为养骡主要不是为了干活，有时是为了家庭的面子和个人的喜好。买骡需要高超的鉴赏力和技术，在饲养上，也都由家庭的主要男成员负责饲养。尽管驴子的作用更实在一些，农民却以骡子为荣。[36]当然，只要是家里添了役畜，无论是什么总是件高兴的事。在白洋淀地区，母牛如果生了犊，被认为是大喜事。[37]当然，这种好事到了土改划成分时都成了耻辱。
役畜的多少决定小农在乡村社会中的阶层空间，也往往决定他们在乡村文化中的位置。役畜往往像现代的小汽车一样成为一种权力和地位的标志。在近代华北，坐骡子车的是上层人物和一些光荣人物。在白洋淀地区，青南河一村庄的劳动模范井泉去县里开会回乡，村里的领导人物和许多村民都出去迎接，井泉就是坐骡子车回乡的。[38]丁玲在抗战胜利后曾到桑乾河下游的一个村庄参加土改运动，农民顾涌用一驾骡子拉的胶轮大车送丁玲他们到村里。这辆车是一户农民新买的，大车所停之处，往往引来周围农民的聚观：“甚么地方套了这末一辆车来？看这头好骡子”。车到村庄后，“暖水屯的人就多了谈话的题材。暖水屯地势靠山，不是交通要道，附近几个村子都没有这样漂亮的大车。从前李子俊家里也只有铁轮大车，前年江世荣买了他那部车，今年合作社又买了李英俊一辆旧车”。[39]村民们对车的质量和骡子的质量都十分的敏感。在天津附近的胜芳淀一带，“邬家集镇的一群穿靴戴帽的绅士们，坐了几辆带棚的骡马车，拜访了汪家寨”。这是当时定亲的往来。结婚时，人们往往也是以骡马车的多少为荣耀。[40]除了显示身份外，也有性别区别意义。在白洋淀地区，女孩子即使是在本村看戏，家里人也要套车，将板凳和女孩子一起带到看戏的照棚那里。女孩子下车后，再搬板凳。[41]当然，至于一般人，出门即使百里之外，也是徒步奔波。
合作化以后，役畜的阶层和权力文化特征在下降，农民对自家役畜的偏爱也在下降。在白洋淀地区，刘绍棠曾这样描述过一位老人与骡子的故事。1952年左右，老人入了社，骡子仍由老人养着。天下雨，村民们忙着秋收往家拉豆子。牲畜累了，老人宁愿看着女儿家人力运豆子也不借骡子，因女儿家仍是单干户。作家似乎在表明老人的集体主义精神。[42]但同时也反证了集体时代人们对社里的役畜不爱惜，谁家里养着公畜，谁的亲戚都可以随意使用。白洋淀地区进行土改时，地主的牲畜被集中到一处暂借给贫农使用，由于没有明确分到人，有人就过分地使牲口，又不讲饲养，牲畜因此得病。“地还没有分，先借给大家用着。可是有的人不知道爱惜它，都说：‘往后还不知道分的谁手里’。牲口也不喂，狠死的使，咱们的牲口全弱了，车全坏了。这样下去，损失完了，还是咱农民吃亏，也叫地主们看咱的笑话。”[43]合作化运动使有畜户无利可图，这些人过去是地主富农，穷人掌权以后，他们在阶级地位上发生了变化，一些人在“春耕互助中，用地主、富农甚至富裕中农的耕畜，不加爱惜，不加意饲养，而又过度驱使。损害耕畜健壮力，影响畜主的养畜情绪”[44]。
三、生态空间的替代
在生态学上，环境的变化会使有相同生态位的生物物种发生替代变化。各种役畜本有使役功能的分化，牛耕田、驴推磨，但环境促成了相互的替代，以拉犁、推磨这两种农活为例，马、骡、牛、驴都可充任，人也行。当生态压力进一步发展时，小畜代大畜，人力代畜力就自然发生了。先被替代掉的牲畜往往是骡子。在深县羊窝村的一个农家中，牛一年使役139日，这还不包括杂役和运粪在内。其中春耕30日，播种45日，搬运收获物34日，秋耕30日。骡子由于更多地参与运输和其它事务，农业使役程度并不高。武强县刘厂村一户40亩地的农户调查表明，骡子的春耕日数为15日，秋耕10日，运输收获物10日，其它杂役只有1-3日，干农活只有40天左右。当小农牲畜生态被压缩时，为了生存，不得不先减少骡子，这意味着先减少其活动的生态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中的乡村荣耀。农民会将马骡换成牛，他们毕竟是最实在的，不会死要面子活受罪。尤其是在耕作中，牛在农田耕作中的工作日数也比较多。一般的牛拉犁需要两牛拉一犁，每头牛的耕作能力为3-4亩／日，一年能够负担25-35亩耕地。[45]但许多农家可能养不起两头牛。这时出现了牛和驴子合在一起拉犁的现象，驴的力量小，牛驴合套的耕作效率只能下降，但却可维持。当然，也有骡牛配套的现象。在山东，人们有时也将牛和骡套在一起以提高效率。一头牛和一头骡子连在一起耕作时，一日可以耕作两大亩，即 6.5小亩，耕作效率大于两头牛。[46]在拉水车的工作中，人们不会轻易放弃骡子，因为骡子拉水车的效率较高，在大清河流域，骡子的饲养区域以灌溉区为多，这种灌溉区也是棉作区。[47]
在土地细分日益严重的条件下，大部分小农户往往只能养小役畜，马、骡减少，驴和小驴增加。[48]在大清河和子牙河流域，驴在以前只是辅助的角色。由于土地的细分化，各户养不起大役畜，驴子逐渐成为主要的役畜，且养小驴的农户日益增多，因为大驴也越来越养不起。另外，阉牛和牝牛也日趋小型化，且资质很差。[49]山东的役牛温顺，体质强健，挽拽力强。一般的大农或中农由两头大牛构成一犋，耕作上畜动力充足；小农贫弱，用年轻的阉牛和或牝牛代替大牛，或用一头驴和另外一头牛共同一犋；贫农更差，基本上无耕牛可用，年轻一点的大牛犊竟然也被人用。有“有牛使牛，无牛使犊”的谚语。[50]在平汉线望都—石家庄一带，小驴替代大役畜，体积小的山牛替代大役畜。[51]在山东省泰安县，抗战以后，“马、牛、骡子的饲养头数比事变前减少了，驴倒增加了些”。在济宁县，“马、牛、骡子大约分别减少了250头、1000头、400头，驴反倒增加了约800头”。[52]随着马、牛、骡等大役畜逐步被小役畜替代，运输系统衰退了。遵化县卢家寨原有20台大车。1935年，全村只有5辆大车。农业中必不可少的运输项目，诸如运粪到田间，已不用大车，而用小驴驮运。①在北京—保定一带，农民中饲养最多的是小驴，小驴不但在农产品运输和加工方面特别得力，在井水的灌溉中也特别得力，也可以套在大车上当副马用。[53]在山东，比较繁忙的都市、港口和水运中转地区，也是驴饲养比较多的区域，驴甚至替代了马骡成为主要的运输动力。[54]一些地区也因肥力因素，大、小役畜数量有所平衡。枣强县杜雅科村在人口压力下，大部分农户只养小牛和小驴。因驴的积肥功能差，1936年左右，人们开始重视养牛，因为由于驴养得太多，已影响到农田肥力。[55]在大清河与子牙河流域，以前的驴只是大役畜的补充，但随着马骡减少、驴子增多，驴开始成为主要的农田动力。甚至逐步放弃大驴，使用小驴。[56]大驴在平原棉作区域逐步代替骡子。[57]
小畜代大畜还算好一点，许多地方已经无役畜，只能人力替代。抗战前，人力耕作已经普遍。在乎汉线的望都—石家庄段，人力代畜力的现象普遍。田野里经常发现一头贫弱的驴马与一人共同转水车的场景，可以发现3-4个人共同拉犁，也可以听到人拉播种耧的号子声。1935年左右中耕和播种农活已经人畜共用了。[58]在平汉线的北京—保定段，平原地区的农民耕作不但开始大量地用小役畜，也大量使用人力。[59]在山东省益都县杜家庄，1936-1944年期间全村牛驴一共才有 11-12头，87%的农户无役畜，人力代畜力的现象普遍发生。有钱的无畜户可以雇佣畜力，无钱的只好用镐头刨地。播种时，无畜户几乎全用人力。以小麦为例，尽管畜力耕作只在耕地、运肥、播种和脱谷中使用，如果人力代替畜力，一大亩的人力投入量是有畜耕作的3.5倍。农民在选择作物时，往往会选择那些人力密集型作物。该村就是烟草种植村，而种烟几乎不需要役畜，只需要人力。[60]役畜在农田作业中最重要的工作实际上是耕地，包括春耕和秋耕。马和骡的耕作效率是5-6亩／天，牛为4-5亩／天，人力用镐头耕地的效率只有0.5-1亩／天，深耕不够；至于耕地后的耙地工作，大牲畜10亩／日，人力1-2亩／日，由于耙地时易施人力，人力耙地盛行；播种时畜力10-20亩／日，人力5-10亩／日，人畜力皆可；镇压工作也盛行人力；中耕除草就更不用说了，大部分以人力为主；灌溉，畜力为3亩／日，人力引水、挑水，一日难有一亩。[61]替代关系的发生不是短时期形成的，清末就已经发生了。在昌平县阿苏乡，19世纪末期牛马很多，由于以后的土地细分化，大役畜减少，人们也只有买驴做动力勉强替代。保定地区1935年的耕畜数量比 1930年大大地减少，大耕畜无力饲养，人们转而养驴，并且有人力代替畜力的现象发生。[62]在望都县，清末的大多数村庄大役畜已经不多，人力替代只在一些村庄发生。这些村庄有的只限于下层，在许家庄，“村中共计骡马十余匹，牛驴二十余头，耕田治野，以代人力，然亦有贫不能畜而自为力者”。赵家庄“骡马七，牛驴十，极贫无力，耕种不以牲畜，代以人力而已”。在大西堤村，“牧畜为数无多，马一牛二驴三，其耕种之功。尚赖人工以补助之”。在张家村、李家村、马家村、杨家村这四个村，由于各村的役畜只有十几头左右，“东南其亩，徒恃人力”。[63]
民国时期的小车的推广使许多牲畜的乡间运输工作被人力替代。农民运粪的小车是传统的木轮车，[64]难推，效率也很低。小型的仅用一人，大型的须用两人，一个人推车，一个人拉车。所载的货物如果过重，可以用一头驴拖着。驴拉小车拖绳很长，挽绳短会在急转弯时发生不便。客运时总用大型小车，两人一推一挽，小车上坐两个客人，在良好的道路上，一日可行50-60公里。[65]小车的载重量可达400-500斤，为了克服木轮小车强大的阻力，车夫在顺风时还常架棉布帆以借风力。[66]当时的小车推广程度还差一些。在深泽县南营村，大车49辆，小车只有29辆。[67]到集体化时期，胶轮小车盛行，人力运输大大地加强，华北的每个生产队都有小车队负责运输，大车往往只有一辆，而小车则有一支队伍。
人力替代使人的性格也发生了改变。在冀北地区，一个壮劳力的经常职业就是拉犁，丁玲笔下的那个张裕民自称是个粗人，“扛锄头，抬木料，拉犁”是内行。他成了这个村的领导人。这种人极想改变命运，干活时可以替代畜力的年龄毕竟很有限，过了这个年龄就意味着失业，丢饭碗。[68]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大量妇女劳动力组织起来，投入了生产，青壮劳动力对拉犁、刨地之类的活反而更加专业化了。李雪峰曾这样总结太行山区的工作：“经过两年尤其是今年的生产运动，开展了组织起来的群众运动，特别在今年的秋收秋耕运动中，三种地带均实行了空前大变工，广泛地吸收了妇女和老弱参加，把收和耕，战斗和抢收抢耕普遍结合”，并且发展了“人拉犁、人刨地，解决牲口困难”。[69]这种人力替代现象似乎在人民公社时期达到高峰。在山东，从1955年到1962年的牲畜数量一直下降，在平原地区的德州、惠民、聊城、菏泽、济宁等地，几千生产队无役畜，上万个生产队只有一头役畜。人拉犁、人拉耙、人拉车的现象大量出现。[70]集体化对人力的动员和利用达到了一个空前水平，替代畜力也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大会战”使农活用人力干完了，役畜的作用相对减轻了。
四、小结
役畜与小农的关系长期以来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农民的理想基本上就是“三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华北的小农不但抵不上欧洲小农的牲畜拥有水平，且在人口压力下向下压缩，压缩到人力代替畜力，压缩到糠菜半年粮。尽管如此，他们仍能够在这种狭窄的空间中自娱自乐，不断地谈论着他们的牲畜，他们的地和他们的庄稼。抗战时期，华北的小农在日军那样严酷的“扫荡”环境下生存，并提供支持了人民武装，主导了中国历史，是因为农村中有大量的人在拉犁；建国后，农民在经历了“大跃进”和大饥荒后，极其艰难地维持下来，主要靠的是人力。“农业学大寨”运动大量地使用的还是人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常小农结构的恢复促进了生产发展。现在，传统农民的高度生存能力使他们在城市以极其低廉的劳动力支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三农问题的历史都在说明小农的这种压缩生态空间的能力，但无不是伴随着农民的血泪。
注释：
①满铁天津事务所调查课：《遵化县卢家寨农村实态调查报告》，昭和十一年十二月，115，121页。运粪的状况引自书中的图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