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贵儒, 陈冬生[1]2002年在《建国初期河北省救灾度荒工作述评》文中研究表明1949年河北省发生以水灾为主的严重自然灾害 ,灾区人民的生活生产发生严重困难。为减轻灾害损失 ,河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生产自救 ,节约度荒”的正确方针 ,并通过采取恢复和发展农、副业生产 ,开展节约捐输与募集运动等措施 ,领导灾区群众积极开展抗灾度荒斗争。这次抗灾斗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不仅大大缓解了灾情 ,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而且为河北省以后开展抗灾减灾工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陈冬生[2]2002年在《建国初期河北省救灾工作述评》文中指出河北省是一个灾害频发的省份，几乎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灾害发生，救灾工作也就成了党和人民政府众多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49年夏秋间，全国许多地区发生十几年所罕见的严重水灾，河北省为重灾区之一。为战胜严重灾害，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全省人民采取多种措施同灾害作了顽强的斗争。建国初期河北省的这次救灾实践不仅稳定了灾区的社会秩序，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且为以后河北省的救灾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河北省学术界对此次有重要意义的救灾工作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根据较全面、详尽的档案、报刊资料，从多方面对建国初期河北省的这次救灾工作进行系统研究、阐述，以为河北省的救灾工作及抗灾史研究做些微薄贡献。 全文共分叁个部分： 第一部分：建国初期的严重灾情。 河北省灾情在全国来说是较严重的。有3000多万亩庄稼被淹，受灾人口近千万。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出现了干部、群众逃荒要饭，甚至饿死人的现象。 第二部分：救灾方针的确立及各项救灾工作的开展。 为战胜严重的灾荒，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提出了“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的正确方针，并采取了以下有力措施：第一、大力开展农业、副业生产。第二、积极开展节约捐输与募集运动。第叁、加强对灾民的赈济。第四、妥善疏散、安置灾民。第五、大力恢复灾区教育事业。第六、积极开展灾区医疗、防疫工作。 第叁部分：建国初期河北省救灾工作的社会意义及经验。 此次河北省救灾工作有着不同寻常的社会意义，并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表现在：第一、它是在人民政权领导下顺利开展的，是迥异于旧中国的救灾工作，因而也就取得了从前不可能取得的救灾成果。第二、广大干部端正作风深入灾区领导救灾，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第叁、为以后的救灾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有益的借鉴。第四、广大妇女在生产救灾中起了巨大作用，地位得到了提高。第五、坚持走群众路线大大促进了救灾工作的开展。第六、重视科学技术的运用，提高了救灾工作的效果。第七、政府坦言灾情的严重性，引起社会各界对灾区的关注，从而激发起干部群众参与救灾的责任感和积极性。
陈新梅, 吴达德[3]2012年在《建国初期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弱势群体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研究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建国初期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研究备受学界关注,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但还没有进行很好的梳理和归纳。相关研究中,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制度研究、地方政府的弱势群体救助政策研究、弱势群体的个案研究等几个方面研究既有丰硕的成果,亦有诸多不足。总结和梳理建国初期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研究,不仅能对未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同时又能为今天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众救助提供有益借鉴。
邓昀[4]2008年在《1954年湖南水灾与政府救助工作述评》文中提出近年来,有关灾荒史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其主要关注的是建国前的历史时期:或是讨论某个朝代的灾荒史,抑或是研究某个历史人物的荒政思想。相对地,有关建国后的灾荒救助则讨论较少。另外,在为数不多的讨论建国后灾荒史的论文中,研究者总是单纯专注于灾后救济这一阶段,而忽略了政府组织的灾前预防以及抗灾抢险过程。事实上,灾前预防与抗灾抢险以及灾后救济一起,共同组成了新中国政府灾害救助的全过程,也形成了新中国政府灾害救助方针中迥异于以往旧社会政府的最大特征。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本文选取1954年湖南水灾与政府救助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此次湖南省政府救灾工作的组织以及对救灾过程的考察,分析政府救灾工作的特点和效果,为当今救灾工作提供借鉴和启示。1954年的气象反常。由于夏季东南亚上空的西风环流推迟北移,长江流域笼罩在连绵梅雨之中,较之常年延长一个月之久。雨期长,雨日多,雨区广,强度大。水位居高不下,江河旁溢四溃,从而酿成了“20世纪继1931年以来又一次长历时大范围的江淮洪水”。在这次水灾中,湖南省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共因水灾减产稻谷44亿斤,另皮棉2700万斤。被水淹死群众2131人,另伤1266人。死亡耕牛1837头,猪28576头。损坏房屋约927000间,损坏塘、坝、水库及其它小型水利工程21万处。受灾人口达到了680万。面对这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湖南省人民政府积极开展了各项救助活动:在汛期来临以前,政府开展了各级部门的防汛思想动员、组织了近60万人的防汛队伍、进行了汛期的堤垸突击补修,还专门筹措了大批的防汛经费和口粮。在防汛的过程中,湖南省政府领导了排渍抢险、抗洪保堤等活动。在堤垸可能出现溃漫情况之时,省政府组织了灾民的紧急转移,并合作社、供销社等商业部门积极开展收购工作,挽救灾民财产损失。通过省政府的努力,尽最大可能地减轻了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水灾过后,针对严重的灾情,湖南省政府对灾民进行了必要的生活救济,并发放了救济款,扶持灾民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自救运动。同时开展灾区防疫,恢复灾区教育等活动帮助灾民,重建家园,恢复灾区原有生活秩序。在湖南省1954年水灾救助的全过程中,政府继续沿用了战争时期的群众运动的救治模式,并始终根据实际省情,制定和贯彻了积极的救灾政策,不仅关注与物质层面的救助,还意识到了精神救助的重要性。政府通过此次水灾救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情,密切了党群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湖南省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进程。当然,囿于当时的各种主客观条件,此次救助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救灾主体单一,其它社会力量发挥不够;对于救灾款物的具体使用缺乏科学管理存在救灾款物平均发放与贪弊、乱用等问题;在救灾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干部缺乏群众观点,不关心灾民生产生活的现象。
石武英[5]2013年在《建国初期湖北省水灾与抗洪救灾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历来是一个多种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抗灾救灾成为中国历届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建国初期,在新旧政权交替,执政党面临执政资源相当匮乏的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连续发生了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居于长江流域腹地的湖北省不仅面临着旧势力的破坏和千疮百孔的破败局面,而且还发生了严重的水旱灾害,特别是1954年,湖北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巨大洪灾。天灾人祸使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给新生政权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对此,省委省政府予以高度重视和关注,第一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说：“防汛抗灾是湖北天大的事。”省政府承担起组织领导防汛救灾的重任。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湖北省制定了一系列积极的方针政策和法令法规,新建了相关机构,初步形成了上下一贯的救灾体制；在这种举国体制下,灾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带领人民群众大力防灾、抗灾、救灾。他们组织全省民众加固堤坝、兴修水利、实施治理水患的综合举措；进行灾前防汛和灾后生产自救,对灾民进行紧急救助和妥善安置,领导、扶助他们开展农、副业生产,与严重的水灾作坚决的斗争；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全力动员全省人民,积极调动全省各阶层民众的积极性,使得灾区人民和非灾区人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全力协助政府抗灾救灾,加上全国其它兄弟省区的鼎力相助,使救灾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最终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政权的巩固。建国初期湖北省水灾救助积累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历届政府的经验,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这些不足和缺陷正是今天防灾救灾工作所要吸取的教训。本文以建国初期湖北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全省人民进行的防灾、抗灾、救灾工作为研究基点,以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变动为背景,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7年内湖北省应对自然灾害的实践和历史经验。由于历史时期的特殊性,湖北省抗洪救灾的实践和经验是在历次大水灾中逐步摸索和形成的,特别是在经历1954年的特大水灾后基本完善。7年间实际形成了举国上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全民动员的抗洪救灾局面。本文在总体研究取向上注意如下两点：首先,注意从抗灾救灾的具体方针、措施和实际效果中考察当时中国共产党应对自然灾害的实践和历史经验。其次,注意从抗灾救灾过程中考察党、国家与民众的互动关系。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建国初期湖北省党委和政府领导人民抗洪救灾的史实,还原历史原貌,促使当代的灾害史研究进一步深入,并通过抗灾救灾这一重大事件来看出新生政权在内忧外患,执政资源匮乏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如何积极应对灾害、整合社会、获得拥护、巩固政权,并为我国当前的抗灾救灾工作提供经验和借鉴。
高冬梅[6]2008年在《1949-1952年中国社会救助研究》文中指出社会救助是国家和社会对陷入困难和不幸中的公民给予款物接济和帮助的一种政策或制度。研究1949-1952年中国的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救助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拓宽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两学科的研究领域;有助于推进中国社会救助史的研究;可以丰富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分层、社会结构及社会保障等理论;对于当今中国的社会救助工作与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以挖掘尽可能多的档案资料为基础,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历史学整体考察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为主,同时借鉴社会工作、社会学及政治学等有关理论和方法,对1949-1952年中国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救助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研究。本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束语叁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对本课题的选题缘起、核心概念、研究状况以及研究框架、路径与方法等进行了论述,以充分展示本论文的研究主旨,论证本论文的选题价值。第一章,是1949-1952年中国弱势群体研究。通过对已有材料的梳理,揭示了1949-1952年中国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总结了1949-1952年中国弱势群体的特点与影响。说明了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及其特点与影响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开展社会救助的重要诱因。第二章,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爬梳,笔者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关于弱势群体与社会救助的核心思想,即那些关系到社会救助全局性安排和战略性决策的基础性与关键性的重要问题,包括有关弱势群体的成因、弱势群体社会救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社会救助的内涵和外延以及社会救助中主、客体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等诸多方面的认识,并加以评析。第叁章,是社会救助制度研究。首先对社会救助制度的确立过程进行梳理,随后按照目标系统、规则系统、组织管理系统、设施系统等四个方面对社会救助制度的框架体系加以解析,最后对社会救助的资金收集与分配、工作人员管理和民众社会动员等运作模式进行了探讨,力求对社会救助制度安排及其运作机制有一个系统性的了解。第四章,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救助实践。以弱势群体的类别为顺序,基本通过个案研究,分别考论了政府对各类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实况、绩效和经验;同时,对政府救助的作用和特点进行了评析。第五章,是民间社会互助研究。在对家庭、慈善团体的社会互助以及国家主导下的社会互助分别考察的基础上,总结了该时期社会互助的特点,分析了其发展趋向。结束语。首先对1949-1952年中国社会救助予以评价,其次说明社会救助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关系,揭示中国社会救助制度安排和实践模式选择的深层原因以及社会救助实践及其绩效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最后思考社会救助对当今的启示。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实证研究,笔者得出以下结论: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和社会为救助弱势群体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从而使社会救助在社会变迁中大有作为,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新生的政权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正因为如此,其时的社会救助工作在中国社会救助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很多开创性的措施在以后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其二,在思想和制度层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那些关系到社会救助全局性安排和战略性决策的基础性与关键性问题上的认识,基本上超越了传统的社会救助观念,开始向现代社会救助思想转变。基于基本国情的积极社会救助制度模式,揭开了社会救助史上新的一页,具有里程碑意义;积极的社会救助制度模式与革命性社会动员运作方法相结合,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救助的制度绩效,也成为该时期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特点。其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救助启示我们,在社会转型时期,与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的社会保险等子系统相比,社会救助更可以大有作为;社会救助要获得成功,需要发挥国家和社会两个积极性,要将政府的制度化支持、民间组织与社区的服务功能、弱势群体亲朋好友的慰藉及其群体内社会资本的作用等有效地将以整合;成功的社会救助应该是积极的救助,着眼点在于提升弱势群体的自救能力;弱势群体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以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为背景,即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政治前提、思想文化条件和法制保障。当然,由于时代所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救助,无论是思想、制度还是实践层面,都还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又给我们今天留下了诸多值得反思的方面。
刘扬[7]2010年在《河北省生产救灾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表明建国初期,河北省是我国叁大重灾省份之一(河北省、河南省、四川省),其自然灾害相当严重,几乎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灾害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各项工作的开展和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为了有效应对灾情,中共中央和河北省委省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在实行政府救济的同时,组织灾民进行生产自救、开展社会互济运动,统筹灾民安置工作和灾区卫生防疫工作。尤为突出的是,在救灾的同时,兴建防灾设施,以减少灾害的发生,如建设水利设施、防蝗设施等,达到了“标本兼治”的成效。1949至1956年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时期,救灾工作进展得顺利与否,直接影响着新中国政权的巩固与建设。本文以当时河北省为例,以河北省档案资料、河北省志资料为主要依据,探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的生产救灾工作与成效,并总结经验教训,为探索一条普遍有效的防灾赈灾的路子提供现实借鉴。
范雪锋[8]2014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北省灾荒与粮食救济（1949-1956）》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北省是我国发生自然灾害较多的叁大省份（河北省、河南省、四川省）。河北省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大大小小的旱涝灾害，很大的程度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河北省的各项工作和灾区人民的生活。为了积极应对灾情和开展粮食救济，中共中央和河北省委政府采取了各项措施，在实行政府赈济的同时，要求灾民实行“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的方针，积极地组织进行农业生产自救、副业生产、社会互济、政府发放赈济粮、以工代赈、修建水利设施等等。在中共中央和省领导及灾民的努力下，灾区灾情得到缓解，粮食生产逐渐稳定。不仅为灾民更好的渡过灾荒奠定了基础，还巩固了新生政权。
郭峰[9]2011年在《建国初期甘肃自然灾害及救助研究（1949-195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甘肃省各种自然灾害不断发生。尤其在建国初期,灾情仍很严重。但是,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全省各级政府领导人民群众与自然灾害作斗争,最终使灾害给人民造成的损失相对逐步减轻,灾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基本上结束了旧社会“有灾必有荒”的历史。本文第一部分对建国初期甘肃自然灾害做一概述,主要以旱灾为主,另附以雹、水、风、霜冻等灾害。分析了自然灾害的发生有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原因。自然因素主要是囿于甘肃特殊的地理及气候条件;社会因素主要是甘肃对自然环境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加之建国前特殊的环境,导致水利失修。加重了灾害的发生。第二部分主要是救助的方针、政策及救助机构建立及步骤的实施。论述了建国初期灾害救助的方针、政策及随着民政机构和特殊的救灾机构的设立,灾害救助工作有效地开展起来,充分显示了救灾领导机构的重要性。第叁部分主要论述这一时期甘肃政府、民间以及灾民自身对自然灾害的应对措施。政府主要采取了拨发救济粮、贷放义仓、灾歉公粮减免及通过返销粮来救助灾民。其中政府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有效地解决了灾民盲目流动的问题。民间主要开展了节约募捐和自由借贷的运动,有效配合了政府救济的不足。除了政府及民间救助之外,大力组织群众开展副业生产、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以工代赈等有效的自救措施,顺利地渡过灾荒。第四部分对建国初期甘肃的灾害救助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存在的问题及社会意义做一论述,总结其经验教训。为当今甘肃的“救灾、减灾、防灾”服务,也为其灾害救助工作提供借鉴。
胡彦明[10]2006年在《新中国初期河北省移民问题研究》文中认为移民指比较有组织或自发进行的、具有一定数量、迁移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人口。本文通过对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北省移民问题的研究，试图为今后移民工作提供一些借鉴。 文章主要内容分成四部分： 第一部分，救灾移民。主要论述建国初期河北省因为严重的水灾而迁移部分灾民到东北的情况。 第二部分，支边垦荒移民。论述建国初期河北省为了响应国家开垦荒地、增产粮食和增加工业原料，并且逐步改变群众贫困面貌的号召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向省外移民的情况。 第叁部分，水利工程移民。这部分以建国初期官厅水库的移民安置作为水利工程移民问题个案进行考察。 第四部分，新中国初期河北省移民工作的经验教训。建国初期河北省移民政策实施了十年左右，在救灾移民、支边垦荒移民、水利工程建设移民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训，给今后移民工作带来了启示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建国初期河北省救灾度荒工作述评[J]. 郭贵儒, 陈冬生.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2]. 建国初期河北省救灾工作述评[D]. 陈冬生. 河北师范大学. 2002
[3]. 建国初期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研究综述[J]. 陈新梅, 吴达德. 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 2012
[4]. 1954年湖南水灾与政府救助工作述评[D]. 邓昀. 湘潭大学. 2008
[5]. 建国初期湖北省水灾与抗洪救灾研究（1949-1956）[D]. 石武英.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6]. 1949-1952年中国社会救助研究[D]. 高冬梅. 中共中央党校. 2008
[7]. 河北省生产救灾研究（1949-1956）[D]. 刘扬. 河北大学. 2010
[8]. 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北省灾荒与粮食救济（1949-1956）[D]. 范雪锋. 河北师范大学. 2014
[9]. 建国初期甘肃自然灾害及救助研究（1949-1957）[D]. 郭峰. 西北师范大学. 2011
[10]. 新中国初期河北省移民问题研究[D]. 胡彦明. 河北师范大学.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