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革命化”问题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绅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23(2003)03-0032-07
绅士阶层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特权等级阶层，是为封建政治、经济服务的一支制度化的“在野”力量，具有封建性、权威性、流动性、地方性、在野性等特点[1]。但饶有兴味的是，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大变动中，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绅士阶层亦发生了急剧的分化，特别是一部分绅士背叛本阶级，走向民主革命的道路，充当了封建制度的掘墓人。笔者称之为“绅士革命化”现象。然而，史学界对这一具有典型意义且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鲜有探讨。本文即对此现象进行初步地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
在清政府灭亡之前（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未被废除之前），通过各种方式（参加科举考试是最主要的方式）猎取功名职衔是一种社会常态，包括后来成为著名的革命党人在内的许多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为博取功名而不懈“奋斗”。如“老胡子革命家”谭人凤曾先后参加过三次科举考试，他自言：“余三十六岁前尚泥于试帖词章，未研究时事”[2]。甚至已经就读于新式学堂（先后就读于江南水师学堂、南京矿路学堂）的鲁迅于1898年12月在家乡探亲时，被本家叔辈拉去参加会稽县县试，初试考中。若不是因为鲁迅对封建“功名”不感兴趣，拒绝参加县试后的府试，完全有可能戴上秀才帽。[3]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1903年参加科举考试未中，1905年亦“原是报考秀才”，但正赶上了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结果考进了中学。[4]上海末科秀才、1991年才逝世的苏局仙（中国最后一个“秀才”）坦言：在好不容易考中了末科秀才之后，如果当时不废除科举制度的话，我可能还会埋头苦读，指望进一步考上举人、进士什么的，甚至还会有“状元及第”、“金榜题名”的美梦呢！[5]
但耐人寻味的是，有一部分具有封建功名或职衔的传统绅士，最后却背叛本阶级、走向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如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黄兴、蔡锷、宋教仁等人就具有秀才功名；而于右任在中举之后，还去开封参加会试，要不是因为“昌言革命，大逆不道”而被清廷下旨捉拿、被迫逃跑的话[6]，他还有可能获得进士功名；投身辛亥革命、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陈独秀亦具有秀才功名。这就是“绅士革命化”现象。具体来说，就是指具有一定功名或职衔的传统绅士从旧的封建牢笼中挣脱出来、走向了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至此，他们不再以原有的绅士身份发挥作用，而已经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里，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判断绅士是否革命化的标准。笔者认为，标准有二：一、其思想是否已经完全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学说；二、其实际从事的斗争是否以推翻清政府为目标。我们以原来具有绅士身份者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是否参加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和政党为绅士革命化的主要标志。那些尽管未参加革命组织（因为不可考或确实未加入，或只参加了革命团体的外围组织），但主持和参与了重要的革命舆论宣传活动或反清武装起义的革命志士亦归于此类。至于那些曾经领导过武装起义的绅士，如向道隆（秀才）、贺金声（附贡生）、唐才常（拔贡）等人，由于他们都对清朝统治者存在相当的幻想（如贺金声希望俞廉三来“倡定大业”，唐才常亦想借重张之洞谋求两湖独立，进行“勤王革命”），所以尽管他们的行动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也不能说他们已经革命化了；而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同情和支持革命活动但未加入革命团体（有些甚至还参加过革命团体的外围组织）的绅士，以及在辛亥革命中附和革命的绅士，都不能认为是革命化的“绅士”。
二
通过对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及其外围组织和中国同盟会、科学补习所、共进会、文学社、日知会等革命团体成员的身份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辛亥革命时期，“绅士革命化”绝非个别情况，而已经成为绅士分化的一种重要路向，主要人物见下表：
说明：1.此表统计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原来具有绅士身份的、有一定代表性的革命党人84人，为不完全统计。
2.资料主要来自《湖南省志·人物志（上）》（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湖南省革命烈士传编纂委员会编《三湘英烈传（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二卷）（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湖南历代人名词典》（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杜迈之等编《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皮明庥等编《湖北历史人物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贺觉非《辛玄武昌首义人物传（上、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隗瀛涛等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张朋园著《清季的革命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32辑，1982年）、《革命人物志》（台湾版）、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卞孝宣、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等，以及相关人物的传记、年谱等资料。如须力求著《胡汉民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张瑛著《朱执信评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李理、夏潮著《汪精卫评传》（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许有成等著《于右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不管其家庭出身如何（出身农民、绅士、官僚、商人皆有之），也无论其本人是上层绅士还是下层绅士（秀才、举人、进士皆有之）（注：需要指出的是，在革命化的“绅士”中，出身普通家庭的绅士比出身上流家庭的绅士要多，下层绅士（只具有秀才或监生功名者）比上层绅士（具有贡生以上功名或相关职衔者）要多（在笔者所统计的84人中，除了一部分出身不详外，出身官僚、地主、富商等显赫家庭者只有8人，绝大部分出身于农民、商人等普通家庭；下层绅士54人，上层绅士仅30人）。普通家庭出身的绅士和下层绅士因为受传统封建思想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小、封建羁绊较少，且与封建统治者在政治、经济上联系不多、既得利益少，相对而言更容易转向革命。），转向革命的绅士皆不乏其人。从兴中会时代开始，就有一部分绅士开始转向革命；而以1905年同盟会成立为标志，“绅士革命化”趋向愈加明显，革命化的“绅士”日益增多。据笔者的统计，湖南最初三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的156人当中，有12人（可考者）原来具有绅士身份，比例为7.7%。（会员名册见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六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2-75页。）全国务省的情形亦大致如此。王先明曾根据台湾出版的《革命人物志》作了一个统计，在全书总共收录了1900多人（包括了许多辛亥以后的人物）中，参加辛亥革命、且原来具有绅士身份者，有222人，其中进士7人，举人29人，贡、监生13人，生员170人，其他3人；而加入同盟会者，有进士2人，举人11人，贡监生5人，生员62人，其他1人。[7]原来具有绅士身份者的比例为11.7%。由此，我们估计革命化的“绅士”在整个革命党人队伍中所占的比例为近十分之一。
三
当然，绅士转向革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一般都经历了“爱国—维新—革命”的心路历程。而且，由于各自的家庭出身不同、个人的性格禀赋有异、对科举考试的态度存在差异、对清政府的依恋程度也有差别、反清革命思想的来源各异，“绅士革命化”的原因非常复杂。许多人也许会认为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是绅士革命化的主要原因，但情况并非如此。由上表亦可以看出，在科举制度没有废除之前，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绅士转向革命了。笔者认为，绅士背叛本阶级、走向民主革命的道路，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因为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恶感。大多数绅士（正途绅士是绅士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而跻身这一行列的。许多绅士因为对科举制度弊病的深刻了解、对科举制度误人误国本质的清醒认识，而唾弃科举制度、走向了反叛封建制度的崭新道路。在这一点上，陈独秀是一个典型代表。陈独秀自小便不喜欢八股文，读了《昭明文选》后，就“更加看不起八股文”，但是迫于母命，陈独秀也不得不去参加当时所谓的“神圣事业”——科举考试。考秀才时的题目是“鱼鳖不可盛食也材木”的截搭题，陈独秀面对这一文理不通的题目，也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昭明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不料，这篇文理不通的文章竟被取为第一名，这使得陈独秀“更加一层鄙薄科举”。[8]黄兴亦因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而对科举制度的腐朽本质有很深的认识。由此，黄兴一直对科举考试不以为然，表示读书要求真学问，1896年赴试（补博士弟子员）仅仅是母命不可违而已，其曾赋诗云：“一第岂能酬我志，此行聊慰白头亲。”[9](P.26)。1898年黄兴在湘水校经堂就读时，更是“觉科举之制贻害无穷”。[9](p.31)辛亥革命时期湖南革命党人郑先声甚至认为：“民生凋敝，外辱频仍，国无宁日。作为炎黄子孙，不思救亡图存，反以封建功名为鼓励，诚属不通之论。前此我参加科举考试，只能算为我一生中的一次奇耻大辱。”[10]
第二、受国事日非的强烈刺激。近代中国，外侵日亟，而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家大势岌岌可危，为挽救国难，许多绅士逐步走向了革命的道路。最早投身革命的毕永年就是一例。他早年痛感清朝统治黑暗，心中萌发了民族思想，态度激进。在1896年即奔走湘鄂等地，秘密联络会党，以为他日革命打基础，并加入哥老会，被封为龙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遇害，毕永年对清廷彻底绝望，便“自断其尾（辫），火其贡照，示不复再隶于满清之治下”[11]，完全转向了革命。随后，他与孙中山合作发动起义，并加入了兴中会。而蔡锷出身贫寒，家里希望他通过科举考试，以光耀门庭。1895年，蔡锷就因文才过人而被学政江标补为秀才。但江标在接见蔡锷等邵阳新进秀才时，勉励他们说：“中国前途极危，你们要学魏先生，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不可埋头八股试帖，功名不必在科举。”[12]这无疑对蔡锷有很大的触动，使他看到了除科举之外还有别的道路。1897年，蔡锷考入时务学堂学习，学习期间，他广泛接受新知，思想开始转变，他表示：“我们求学，是为了探孔教之精蕴，以匡济时难”[13]；在谈到“当前政治败坏”时，蔡锷更是“声情激越，决心贡献自己的力量，以挽救国难”[14]。留日期间，蔡锷受国家险象环生的刺激，开始与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人交往，并最终走向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宋教仁补博士弟子员后，亦是激于时势，而背离封建科举老路、走向了革命道路。他曾向常德籍名士戴展诚表示：“学生不念功名，喜读振兴中华，挽救民族危亡之书。”[15]
第三、因接受国内新式教育或留学教育、受西学的熏陶而走向了革命道路。上表所收录的84人中，有55人有国内外新式学校教育经历，其中12人不详，只有17人未有新式教育经历。传统绅士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接受了先进思想的熏陶而最终实现了思想的根本转变。黄兴、周震鳞等人在武昌两湖书院，宋教仁在武昌文普通学堂，广泛接受新知，革命思想得以萌芽；留日期间，更广泛地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学说，走向了革命的道路，成为职业革命家。黄炎培也是在1899年考中秀才后，于1901年考入由蔡元培、张元济等留校任教的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在这里广泛接受新学，最后走向了革命的道路。邵力子也是在考中举人之后，进入上海震旦公学学习而后走向革命道路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也是因为在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学习，受西方先进的思想影响，加入同盟会、走向革命道路的。汪精卫谈到其在法政大学的情形时说：“我在国内研究史学的时候，对于辽金元之侵吞中国，免不了填胸愤慨，对于清，自然是一样的，只是被什么君臣之义束缚住了。及至留学法政，从宪法学得了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观念，从前所谓君臣之义，撇至九霄云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与新得的民权思想，会合起来，便决定了革命的趋向。”[16]汪精卫的思想转变历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第四、救亡图存实践的惨痛教训。许多绅士在爱国救世思想的支配下，积极探求国家的出路，但现实告诉他们，舍革命而外，国事决无出路。戊戌变法的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使得许多绅士意识到依靠皇帝变法维新此路不通，思想日益激进。1900年的自立军起义更是绅士由改良转向革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黄兴自日本回国，曾与闻自立军起事之谋，但起事不幸失败、唐才常被杀，黄兴因“痛恨满清之昏庸暴虐与痛心其同胞受制于异族”而大哭，“益知专制恶毒，决非革命不可”[9](p.35)，“其革命思想，亦已于是时萌芽”[9](p.36)。杨毓麟、秦力山等人也是因自立军起义失败的刺激而走向革命道路的。1903年爆发的“拒俄运动”，更是绅士革命化的一个转折点。黄兴、宋教仁等人因为受清政府残酷压制“拒俄运动”的强烈刺激，转而开始筹组革命团体，民主革命随之渐入高潮。
四
虽然“绅士革命化”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晚清时期约144万绅士中，传统绅士甚至顽固派绅士仍然占大多数，革命化的“绅士”只是极少数），虽然绅士转向革命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转变的时间也先后不一，但“绅士革命化”的意义和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其一、“绅士革命化”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反映，是近代政治、社会风向变化的标记。它表明有一部分绅士对封建功名和身份已经没有任何认同感、完全与清朝封建统治分道扬镳了。这意味着封建统治已经面临合法性的社会认同危机，也意味着封建社会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封建统治集团的最后解体和封建制度的崩溃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其二、这一批原来具有绅士身份者走向了革命的道路，甚至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直接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绅士转向革命，直接壮大了民主革命的力量，这是无庸置疑的。而且，绅士作为“中等社会的代表”，革命化后充分利用与社会其他各阶层的广泛联系，动员社会各阶层参与反清革命，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还在不暴露自己真实身份的前提下，打入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掩护革命活动，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制造封建制度的掘墓人，如蔡锷利用新军协统的公开身份掩护革命活动，使得云南迅速光复。值得一提的是，革命化“绅士”每每发挥自身的知识优势（他们一般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在革命舆论宣传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先后主持《民报》的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以及于右任、杨毓麟等，都是革命派宣传战线的主要战土。可以说，辛亥革命时期的主要革命刊物中，绝大多数是由原来具有绅士身份的革命派知识分子在主持。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转向革命后的“绅士”还成为民主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如1903年成立的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其领袖骨干14人，原属绅士阶层的就有10人。在加入光复会的会党首领中也只有少数人没有封建功名[17]；同盟会河南支部，“主谋及联络者，为加盟之进士、举人”[18]；黄兴、宋教仁、蔡元培、杨毓麟、蔡锷等革命化“绅士”更是声名显赫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收稿日期：2003-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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