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媒介下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元传播特性及其应对 *
郭继荣 杨 亮
(西安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西安 710049)
摘 要: [目的/意义] 近年来，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凸显并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合力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其中，恐怖主义因其造成的物理危害之深、波及的心理创面之广成为非传统安全主要威胁。在元媒介时代，其传播模式的他塑与自塑为反恐行动带来了新挑战。梳理恐怖主义传播的本质特性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应对之道对正确认识其本质、实现预防性反恐有着重要意义。[方法/过程] 该文以贝特森的元传播理论为基础，从传播符号学视角出发，采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逻辑推理等方法，从符号编码和关系建构两个维度系统梳理了元媒介时代恐怖主义的元传播特性。[结果/结论] 恐怖主义元传播特性体现在媒介编码失误所引发的反恐负面效应，以及恐怖组织所采取的传播行为，具体包括审阅传播、推荐传播、迭代传播和第三方传播。基于此，该文试从符号编码与人工智能视角提出应对策略，以期为预防性反恐研究提供思路。
关键词： 元媒介；非传统安全威胁；元传播；符号编码；关系建构；预防性反恐
0引 言
恐怖主义自古有之，于今更甚，其在客观上造成的物理危险及在主观上导致的心理恐惧合力冲击着人类的安全需求(详见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威胁着各国的国家安全及国际范围的社会稳定。在计算机和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对新媒介环境的利用已成为恐怖主义日益猖獗的新逻辑、新氧气，形成了一种新的恐怖主义传播转向。在这种传播转向当中，恐怖组织通过媒介实现恐怖主义传播模式的他塑与自塑，具体体现在媒体就恐怖主义相关议题的传播行为所引发的“蝴蝶效应”，以及恐怖组织所采取的恐怖主义传播行为。作为人们信息传播和意义表达的中介，媒介亦成为携带意义的感知，其技术的变革与发展影响着意义动态的走向和文化模式的生成，如果忽视对媒介融合背景下恐怖主义传播基本特性的关注，难以从根本上探究恐怖主义传播、发展的本质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之道。
针对数字媒体环境下的恐怖主义这一问题，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通过对网络环境下恐怖主义典型事件的梳理或举例，宏观就其特性、现状、发展趋势、传播机理、困境及防范措施进行描述性分析[1-5]。二是通过量化手段对大数据环境下恐怖主义的风险、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防范对策，如夏一雪[6]等通过等级全息建模方法，识别网络恐怖主义不同阶段的高风险因素，提出防范对策；李益斌[7]通过聚类分析法分析欧洲恐怖袭击的新态势并剖析其深层原因等。整体而言，我国学界针对数字媒体环境下的恐怖主义传播研究取得了部分成果，有较好的学术价值，但仍需要进一步拓展的方面：一是大部分针对现状、态势分析的研究多是宏观概述，针对媒介融合语境下恐怖主义传播方式转变的细致分析较缺乏；二是针对这种转变缺乏学理性的讨论。基于此，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为：元媒介时代恐怖主义的传播特性是什么？如何针对这种传播特性进行有效的应对？围绕上述问题，本文拟从媒介融合的背景出发，就恐怖主义议题媒介传播行为所引发的“蝴蝶效应”，以及恐怖组织所采取的恐怖主义传播行为来探讨元媒介时代恐怖主义的传播特性，并进一步针对这种特性提出应对之道。
在我国当前农机推广服务工作中由于人员自身素质原因仍秉承着传统的服务模式，无法适应现阶段高节奏的社会发展速度，因此需要对服务模式进行创新和变革。具体可以在推广工作中，积极引入现代信息技术，最大限度的提升基层农机推广效果，建立完善的基层农机推广服务体系。以此同时，要由政府对推广服务体系进行统一管理，并聘请专业人员进行现场指导，让农民直接参与其中，提升其对农机的接受度，促进农机推广可持续发展。
1元媒介与元传播
1.1元媒介时代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即讯息理论表明在社会文化传播进程中，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塑造着“意义”。一方面，这是因为媒介的发展在个人和社会事物中引入“新的尺度”[8]，这种尺度使负载内容与载体内化于媒介本身，为符号发送者和接受者的传播活动提供了超越具体内容的标准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从传播主体、媒介技术、媒介环境的历史连续性而言，历史上的媒介本体多是新环境下媒介传播的内容：言语是文字、广播的内容，文字、广播是印刷、电视的内容，印刷、电视又是互联网的内容。
在数字媒介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以“屏幕”为外显的媒介将文本、图像和声音进行重组，人际互动与大众传媒中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多种交互形式，以及叙事、讨论、游戏等多种传播类型在新型数字媒介形态中实现多重整合，这种整合再一次挑战了“媒介”的概念：媒介的变革和更迭已无法用界定模糊的“新”或“更新”来概括，新的形态呼吁更具统摄性且能反应媒介本质变革的新定义。
对于这一时代的到来，Kay和Goldberg(1977/1999)的媒介研究似乎早有预见：他们取哲学中“关于什么的什么”的“元-”(meta-)概念，将对传统媒介技术和机构进行整合、再现的计算机定义为“元媒介”(meta-medium)，即“关于媒介的媒介”[9]。在智能手机和其他便携设备共同成为全球互联网重要接入点的今天，曾以计算机为单一核心“媒介”(medium)的“元媒介”已拓展到“以计算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为代表，基于互联网与移动终端为一体”[10]的融合型“媒介”平台。传统媒介作为内容内嵌于元媒介之中，同时元媒介为人们的传播活动不断提供新的尺度。基于这两者所产生的意义塑造力，在混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中，元媒介正不断影响着人们对各类信息的选择、解读、判断以及价值的取向。
基于此，元媒介时代恐怖主义议题的媒介传播行为要警惕媒体以文明冲突、对抗来解读恐怖主义。媒体报道应秉持超越二元论的哲学指导，承认善的多元性，透过他者之镜实现自我文明的反思，避免在反恐报道中反落入恐怖主义的媒介逻辑和话语意识形态。具体来说，a.在不可规避的涉及恐怖主义议题的信息传递中，媒介应坚守中立模式，以旁观者的身份客观中立报道事实，注重恐怖主义个体符号底层语言的客观编码，突出符号的基础叙述功能，弱化带有意识形态、民族宗教偏见色彩分析、评介恐怖活动主体的行为，避免因为恐怖主义与特定民族、宗教发生意义并置所引起的反特定宗教、反特定民族、反特定种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的累积。还需特别注意的是，在元媒介平台对恐怖主义的报道中，应尽可能地以单一的文本报道为主要报道形式，减少图像、音频、视频、GIF动图等可读性更强、更易引起心理恐慌的文本附加形态，从而尽可能地减少在特定语境中对符号内涵语言的延展。b.在恐怖主义突发事件的即时报道中，权力机关应注重媒介约束和舆论引导，建立责任明确的即时媒介指挥机构，针对恐怖主义关键议题、关键信息的报道内容、画面选择、符号样态选择等商榷统一标准、进行统一规定，在反恐行动的保密需求和民众的知情权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从源头降低恐怖主义符号与其他符号发生意义并置的可能性，从而尽可能的逃离认为媒体与恐怖主义是一对天然伙伴的“媒体控制论”，发挥好媒介在反恐斗争中的配合作用。
若按右幅7-2#裂缝产状及发展趋势拟合，则裂缝将从右幅7-3#边缘通过，具有渗透条件。右幅7-3#于5月27日浇筑，右幅7-2#于5月31日开始开挖，具有渗透时间差。从图7所见的水泥浆充填情况分析，趋势拟合是合理的。
1932年，图瓦人民共和国效法苏联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44年10月，苏联将唐努乌梁海作为自治省并入苏维埃联邦。1948年3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将图瓦自治共和国并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为图瓦自治省。同年5月7日，国民政府就此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苏联避而不答。至此，苏联如愿吞并了唐努乌梁海约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⑤ 沈影.苏联领土扩张研究〔D〕.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9.第76页。
3.2预防性反恐：人工智能应对 国外围绕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的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苏军备竞赛的时代背景下，彼时讨论的重点多集中在高级计算与军备控制等相关议题[21]。21世纪以来，反恐、去极端化成为人工智能应用于国家安全领域的新关切，特别是恐怖主义在新媒介环境下愈加猖獗的发展态势使传播学相关研究的引入成为反恐情报搜集、预警体系搭建的必要环节。同时，计算能力、核心算法和大数据三者的突破也为媒介平台运用人工智能进行反恐实践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可能。
2元媒介时代恐怖主义的元传播特性
元媒介时代是恐怖主义媒介化生存的时代：线下恐怖主义传播的各种特征在媒介融合语境中不断杂糅，直接体现为屏幕成为其传播形态的新窗口，使处于不同节点的恐怖分子相互联结，并居于其沟通串联的核心位置，将恐怖活动借助的所有媒介及传播方式予以整合。本部分拟从元传播的两个维度展开论述，挖掘恐怖组织传播模式他塑与自塑的模式，旨在从符号编码角度厘清媒体传播行为引发的反恐负面效应的根源，并从元媒介时代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恐怖组织是如何构建、传递网络内部之间的社交关系，即如何借助升级的媒介完成自我身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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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恐怖主义报道的符号编码及其影响 恐怖组织依靠元媒介平台实现传播模式的他塑是由恐怖组织和大型媒介组织的运作逻辑决定的。一方面，恐怖组织认识到与单一的恐袭相比，实现其政治诉求的更高效途径是借助西方媒体无限扩大恐怖主义影响并制造大众恐慌；另一方面，大型媒介组织坚守利润导向的运作逻辑，在无休止的利润追逐中，正如社会学者伯纳德·罗胥克所言“危险比成功更能扰动人心”，涉恐议题等危机事件的报道更能满足受众对异常、冲突、戏剧、轰动新闻的渴求。基于此，大型媒介组织与恐怖分子的准共生关系使西方媒体成为恐怖主义的“武装宣传”，元媒介平台在一篇篇涉恐议题的报道中书写恐怖主义、恐怖组织形象，成为恐怖主义传播模式构建的不知情同谋。
为什么说是征召而非邀请呢？因为德维尔潘打动拉加德的那句话是“报效祖国的时刻到了”，于是，时尚商界女强人二话不说，就回国担任了法国政府部长级外贸代表。
3.1客观的符号编码：杜绝意义并置 元媒介时代的恐怖主义报道，不同模态的表意方式共同建构、渲染了符号意义的发生，恐怖主义与个别宗教的意义并置司空见惯，其本质是一种对抗式的暴力逻辑，结果必然引起新一轮的暴力循环，从而加深不同文明间的误读、仇视甚至冲突，这就是恐怖主义议题媒介传播行为所引发的“蝴蝶效应”。
元媒介时代“恐怖主义”符号的编码已不局限于简单的文本编码，而是从文本、图像、声音、视频等不同维度进行的建构，并且在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等多种交互形式中不断生成新的内涵意义。这种内涵意义的叠加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人或特殊机构解释的结果，而是在复杂、流动的社会事实中生成的，并在具体的传播和交互中呈现相对稳定的状态，即个人或媒介机构所使用的意义生产机制常常会促使某些世界观优先形成社会事实，无论好坏。正如韦伯尔在《恐怖、恐怖主义和人类处境》中指出的，“欧美流行的恐怖主义研究离开对恐怖意义的探索，而没完没了地讨论‘反恐’的战争形式，这是一种不应该的疏忽。”[15]在关涉媒介逻辑的反恐研究中，只有保持对恐怖主义符号意义之内涵语言与生成逻辑的关注，才能厘清媒体传播行为引发反恐负面效应的根本原因并由此提出相应的应对方案。
在涉恐议题的报道中，“信息娱乐”倾向使符号原初意义被不断放大并产生了新的复杂意义。图1是在延森(2012)符号内涵语言解析基础上所呈现的“元媒介时代‘恐怖主义’符号内涵语言生成图”：该符号的第一级或底级是语言作为基本叙述媒介的层级，其表达形式(能指)以及概念内涵(所指)一起构成了具有外延和代表性内容的符号，该层级上的“恐怖主义”是客观描述性概述，指“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16]但在实际的传播编码中，上一层级的表达形式和概念性内容作为一个整体被认为是具有内涵的另一个符号(第二级)的表达形式，其多元的传播样态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与特定传播群体的世界观、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不断侵染、杂糅，从不同维度促成该符号内涵意义的叠加并逐渐累积成文化的一部分。因文本表现形式的局限，我们选取《每日邮报》曝光的视频截图为例(见图2)，该视频记录了恐怖分子将女儿送进大马士革某警局充当人肉炸弹的全过程。通过截图可以看到，这条本可被禁止传播的视频充斥着典型的伊斯兰教相关符号，包括头巾、大胡子、阿拉伯语标识等。视频以动态、完整、饱和的方式促使“恐怖主义”作为基本叙述层级的第一级意义与伊斯兰教的宗教意涵发生了具有强效情感冲击能力的意义并置，“恐怖主义”的内涵语言在这种并置中不断延展。诸如此类的报道屡见不鲜，“恐怖主义”作为客观描述
砂：采用厦门艾思欧标准砂有限公司生产的中国ISO标准砂；水，选取自来水，每组材料用量为：硅酸盐水泥450 g；标准砂1 350 g；水225 g。
图 1元媒介时代“恐怖主义”符号内涵语言生成图
图 2“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符号的意义并置
图 3“恐怖主义”与“反伊斯兰”符号的意义并置
性概述的基础层级的意义在具体的传播中，与西方文化认可的文明冲突论作用、发酵，中性的概念意义已经在社会发展为“恐怖分子等于穆斯林极端分子”的广泛认可，并在特定群体中形成了拥抱“反穆斯林”“反伊斯兰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二元对立”等思想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这种以宗教冲突为核心的世界观直接加剧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抗，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对恐怖主义本质认识的误区，并助长了潜在民族、宗教矛盾的激化，加剧了恐怖组织暴力逻辑的传播，甚至会引发新一轮的暴力冲突。
2.2.4 第三方传播 第三方传播指的是某恐怖组织以机构代理人的身份对媒介平台系统进行干预，将自身在元媒介中的传播痕迹(数据信息)进行累积、整合，产生第三方(其他恐怖组织)感兴趣的某种数据信息，并重新分配给其他恐怖组织，这种传播方式多产生于恐怖组织之间的秘密联手。例如，截至2016年初，有近31 000名外籍“战士”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伊斯兰国，他们来自于86个国家的各类小规模暴力极端主义团体[20]。“战士”们多以某团体成员的身份加入伊斯兰国，团体的数据信息得以分配给伊斯兰国，并为伊斯兰国在海外进行恐怖袭击提供了多方位支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审阅传播相比，第三方传播中的主动权由恐怖组织而不是个别的恐怖分子掌控，且前者是定向于系统内部的操作，后者是通过整合提取信息来迎合外部的其他利益相关者。
贝特森(1973)提出多义性源于元传播的两个方面：a.人们围绕互动符号的编码进行元传播。“绝大多数元传播信息在通常理解的‘信息’中都是隐含的。”[12]这就需要交互双方就特定符号的内涵和外延之明确信息进行探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每当新的符号、场域、话题等介入传播过程时，亦或双关、反语、设问等修辞手法的使用，交互双方互动符号的编码方式就会受到质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双方以传播语境为依托，通过重新措辞、重复、举例、类比等方式推演出符号的相关含义。b.人们通过元传播构建、传递交互双方之间的社交关系。关于编码的大多数命题是关于社交关系、社交目的、社交背景的隐含或显性命题，传播的本质在双方话轮转换的过程中变得清晰，这包括开场、回应、阐述等。传播双方在沟通中使用的编码意义映射着彼此关系的意义。这两个意义都是在上下文中确定的。
现阶段，很多学生对于必需品的理解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他们对于很多的必需品的消费观念，均有着属于自己的理解，以手机、电脑为例，很多学生认为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其功能、外观已经落伍，即使并没有损坏，也要将其更换。
2.2恐怖组织的传播方式与社会关系建构 在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元媒介时代，恐怖组织借助媒介特征实现传播模式的自塑，具体指的是恐怖组织将新闻传播规律和媒体内部运作机制与恐怖主义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试图借助媒介升级进行宣传、策划、联络、收集信息、招募、培训、组织等，以期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和号召力，并完成群体内部社交关系建构和成员身份建构，呈现出典型的媒介导向型恐怖主义的特点：恐怖组织传播结构不再是单一的层级式和等级制，而是呈现为分散型的网状结构。“在这种网状结构中，不存在位居中心的强人领导，取而代之的是分散性、分权式组织结构，即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18]在这种分散的网状结构中，有必要结合元媒介的特征，从本质上剖析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的元传播模式，从而对其恐怖行为进行积极应对。
表1在延森对元媒介中元传播活动分类[19]的基础上整合了恐怖组织恐怖主义元传播的四个次级分层，划分基础是元媒介语境下恐怖组织后台作为元媒介系统和恐怖分子作为元媒介使用者的能力差异，包括对信息库的控制能力(COIB: control of information base)以及对访问时间及信息内容选择的控制力(COTIS: control of time and items selected)。延森的模型更有助于分析恐怖主义元传播模式在元媒介平台的技术性特性，且这种分析主要是在传播者视阈下进行，因此更有助于分析恐怖主义组织者对群体内部社交关系建构的方式，并为从技术手段进行监控、侦测、阻拦恐怖主义元传播行为等提供了理论基础。
表 1国际恐怖主义的元传播类型
2.2.1 审阅传播 审阅传播是恐怖组织后台对恐怖分子作为个体用户所登陆的网站、社交媒体等的使用轨迹进行记录和分析的行为，目的是有针对地对“会员”或“潜在会员”进行分析、挖掘、招募等，从而保障恐怖组织系统的正常运行。其中，“会员”信息的获取主要通过类似“注册”的环节，或是通过大数据搜集 “潜在会员”的元数据。例如，反恐研究中心TSG《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外国战斗人员流动的最新评估》[20]表明，叙利亚、伊拉克恐怖分子在美洲境内通过大数据搜集伊斯兰国家的同情者并与之取得联系，随后通过在线点对点互动进行跟进、发展。因此，审阅传播可以看作进行下一次有预谋的恐怖活动的起点。
2.2.2 推荐传播 推荐传播关注的焦点是作为集体或细分的“成员”，通过审阅传播的记录和分析，恐怖组织后台的系统管理员可以识别细分群体最倾向的传播行为和传播内容，并就不同的细分群体推荐、补充相关信息，这些推荐和补充均是对细分群体进行精心编码的产物。这与仅仅从数据库中无差别地选择或设置传播内容的方式完全不同，依靠推荐传播恐怖组织与恐怖分子之间建立社交关系，并从根本上开始了恐怖分子自我认同的建构。例如，在针对妇女群体的宣传活动中，恐怖组织多采用情感攻势，从妇女权益的各类难题出发，通过独特的宣传手段引发妇女共鸣并鼓励她们为平权和尊严而战；又如在海外招募时，恐怖组织通过对受众的精细化分类对不同国家的“仰慕者”进行特征鲜明的意识形态侵染，为发动“迁徙圣战”提供人力支持。
2.2.3 迭代传播 迭代传播强调数字媒介中传播条件的普遍迭代性，凸显了恐怖组织“成员”参与社交网络传播的各种交互方式。除了开启、参与和结束对话之外，“成员”还可以同步或异步以及跨越远程网络对彼此传播的恐怖主义信息和言论进行多模态评论、转发、重新或定时发送，亦或对传播内容进行加入自我意志的二次创作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恐怖分子将不同界面和系统塑造成自己进行恐怖主义传播行为的传播条件，他们通过简易信息聚合(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完成不同站点间信息的发布与传递。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如是的传播中，由于元媒介平台的即时性、便捷性和开源性，恐怖分子参与公共信息池的编码并为社交传播提供内容，从而将自己成为互联网世界中可变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为扩大恐怖组织打下基础。
再以3月15日澳大利亚白人青年Brenton Tarrant及其同伙针对新西兰基督城的两个清真寺进行恐怖袭击为例，袭击者自称有“反伊斯兰、反移民”动机，并使用2016年法国尼斯巴士底日恐怖袭击受害者照片作为推特账号头像，同时将欧洲恐怖袭击中死亡的部分白人姓名、反移民口号以及对其他极右翼分子的致敬写在作案时使用的武器和弹匣上(见图3)。在关于这次爆炸袭击的报道中，诸如图3的符号编码方式无形中深化了“恐怖主义”符号的第一级内涵与“反伊斯兰”“白人至上”“复仇”等符号的意义并置，凸显了极右翼势力对穆斯林的仇恨，进一步激化了特定群体中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二元对立：“恐怖主义”已不再是恐怖主义本身，而是以民族、宗教冲突为核心的暴力对抗。这一点似乎在4月斯里兰卡发生的针对新西兰恐袭的连环爆炸袭击中得以印证，伊斯兰国宣告对袭击负责并表明其报复意图。在如是的特殊群体中，“我们与他们”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已成为规范化的普遍存在，作为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的重要阵地，元媒介平台必须对涉恐报道中“恐怖主义”符号编码的方式保持高度警惕，以期帮助各个群体明晰恐怖主义的本质并促进群体内部正确价值观的普遍形成。
总的来说，与传统媒介平台相比，元媒介平台的恐怖主义传播不再满足于将信息从中心发送给大量分布式“会员”，而是每个恐怖分子都掌握了信息编辑、传播等的主动权，并可以通过系统后台将信息从个别“成员”传递到其他系统和权力中心。恐怖主义元传播的基本特性发生了改变：传播不仅停留在恐怖组织扩散恐怖意识形态的方式，而且成为恐怖行动沟通的方式，且进一步演变为恐怖主义社交关系和身份构建的条件和行动方式。
3恐怖主义元传播特性的应对
恐怖组织传播模式的他塑主要体现在元媒介平台围绕“恐怖主义”符号的编码进行元传播。元媒介时代的媒介特征推动严肃的新闻报道呈现从“硬”新闻转向“软”新闻的倾向，具体体现为在“硬”信息外衣包裹下充斥着大量以吸引眼球为目的的“信息娱乐”：符号文本的附加形态如图像、音频、GIF动图、视频等成为司空见惯的传播样态，并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以传播者可控或不可控的程度对传播符号的内涵和外延完成延展。也就是说，在围绕符号编码进行的元传播互动中，特别是具有“信息娱乐”意涵的报道中，符号接收者的理解活动不仅基于符号原初意义，更容易受到符号编码附加形态的左右，这种意义不同层级的“递进”像世界观一样慢慢累积。罗兰·巴特(1973)的内涵语言[14]就元传播符号编码的内在逻辑进行了解答：个体符号和整个语言都具有多层结构，内涵语言建立在底级语言基础之上，并随着特定社会内涵的文化形态产生全新的意义和用途。
这种意义并置发生的根源是西方二元论指导下极简式的“对立”或“冲突”的思维模式：己方为善，与自己文化价值观相冲突的对方为恶，善恶相对。二元论在西方国家中滋生了持有“种族优劣论”“至上主义”的极右翼意识形态，代表性组织有美国的“三K党”，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光头党”，法国的“维护法兰西运动”，英国的“乌尔斯特自卫协会”等等，其多以不同形式的暴力或非暴力活动实现白人至上的政治诉求。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使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并全力投入反恐斗争，恐慌背后，西方学者试图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 “9·11”事件之源标作注脚，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的对立、冲突再一次被推入舆论风暴：多元多样的各类文明再一次被规约为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很多学者特别从伊斯兰教历史和教义出发，试图论证以圣战为表征的暴力活动伴随着整个伊斯兰教的发展，基督教之“我”与伊斯兰教之“你”的文化差异被不断放大，两种文明间的疏离感被不断加深。
1.2元传播的两个维度 元媒介之“元”体现在其融合平台对传统媒介传播方式及传播主体关系的整合和重塑，这种重塑会带来整个传播系统符号编码及组织关系的更迭。格里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传播研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阐释：从面对面交流的语境出发，贝特森提出了元传播理论并称之为“关于传播的传播”(communication about communication)[11]。他认为，“人类语言交流不仅是文字层面的信息交流，而且是在不同抽象对比层次上的运作。”[12]即任何既定的陈述都有多层潜在含义，这种多义性不是由媒介之物质载体的误差所致，而是人类传播的本质特征，且由多义性产生的不确定性影响着传播的进程和结果。
元传播是“任何传播形式(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等)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13]在以技术介导为主导的元媒介时代，传统的依照文本类型和话语惯例所进行的符号编码呈现出新的元传播特性，传播双方所构建的社交关系也拓展到用户与媒介之间、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关系。元媒介平台通过数字技术连续记录了元传播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问题在于：在恐怖主义传播这类具体且复杂的传播行为中，其传播模式多牵涉恐怖组织和媒体两个不同的传播主体，前者是出于自身政治诉求的主动传播者，而后者本质上多是被前者利用的传播手段。当谈到元媒介时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元传播特性时，该从何种角度分析二者所扮演的角色？公众广泛接触的元媒介平台所充斥的恐怖主义编码是如何进行的？恐怖组织的元传播活动是如何进行的？这种编码和元传播方式分别为反恐行动带来了哪些挑战？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基于事前预警、事中监控、事后把控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国外学者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数据处理能力及学习模拟能力，以元媒介环境为信息平台，在涉恐事件发生之前进行广泛的情报识别与搜集，锁定目标、建立相关社会文化情报数据库、搭建反恐预警体系，并通过算法突破预测、监控恐怖事件的态势走向。如迈阿密大学物理学家Neil Johnson及其研究团队对俄罗斯最大社交平台Vkontakte中196个支持伊斯兰国(ISIS)小组的组建过程进行监测，基于小组成员为期8个月的社交媒体数据研发新的算法，以期预警、监测真实世界可能发生的恐怖事件，具体内容包括小组扩建速度与重大恐袭事件的关系、小组狙击的相对最佳时机等等[22]。另一方面，在恐怖事件发生之后，政府、媒体希冀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涉恐报道的传播、恐怖组织相关信息的传播进行筛查、把控和必要阻断，尽可能遏制态势的进一步发展及社会恐慌的发生。
由此可见，不论是对恐怖组织形成之复杂性、组建模式的研究，还是针对涉恐议题的传播路径、模式的研究，其基本逻辑离不开在恐怖事件发生、发展不同阶段对恐怖组织传播结构和社交关系的解构。那么，如何针对元媒介平台恐怖组织与恐怖分子网络社交关系的建构特点，依据其元传播活动中数据痕迹的相关性、全样本性和混杂性，定向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揭示恐怖主义元传播中隐藏的规律和趋势，从而实现预防性反恐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这不是“换妻游戏”，这是经历爱情与婚姻沧桑的婚姻涅槃。这起婚姻重组的传奇，引发了人们对婚姻内涵的热议和思考。
上文依据元媒介语境下恐怖组织后台作为元媒介系统和恐怖分子作为元媒介使用者的能力差异将元媒介平台中恐怖主义的元传播类型划分为：审阅传播、推荐传播、迭代传播和第三方传播。其中审阅传播可以看作是恐怖主义规模化、组织化的起点，推荐传播和迭代传播是恐怖分子之间、恐怖分子与恐怖组织之间建构社交网络、寻求身份认同最直接、最常见的途径，而第三方传播是恐怖组织之间实现利益交换、扩大恐怖主义影响的宏观传播模式。对恐怖主义元传播类型的细致分析为更高效、准确地狙击恐怖主义社交关系，实现预防性反恐提供了理据和思路：
a.通过数据爬取、涉恐文字识别、涉恐图像识别等技术在恐怖主义审阅传播的冗杂信息中提取恐怖组织的招募信息以及恐怖组织“会员”和“潜在会员”的注册信息，借助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NLP)等方法，依据反恐行动的具体需求和目标对数据的语料特征等进行完善，从而实现信息的分类和主题模型的建立，从恐怖主义规模化的源头锁定后续反恐行动中涉恐言论监测、涉恐图像鉴别、涉恐视频筛查等的目标符号和目标对象。
A 34-year-old male patient,with a 4-day history of severe diarrhea,was hospitalized in our hospital in July 2015.He presented with watery stool(5-6 times per day),mild abdominal distension,debilitation and poor appetite.
b.推荐传播使恐怖主义的群体导向型传播成为可能，同时也为我们反推送反恐信息提供了新的行动方向：通过机器深度学习和算法推送的结合，分析并“重定向”恐怖组织的信息传播路径和传播内容，并以此为基础，依据不同场景、平台特征、恐怖组织前期的细分逻辑等，识别和预测用户的习惯和偏好，重新推送个性化、差异化的反恐怖信息。其中，“重定向”是指“通过信息的来源追溯到推送信息所属的域名、网站、路径等，用人工智能算法将各种网络请求重新改变原有的方向，或转移到新的域名、网页，或改变原有的内容链接。”[23]例如谷歌旗下的YouTube视频平台通过对特定群体关涉“极端组织”的相关访问请求进行重新定向，以反恐视频替代恐怖宣传的视频进行推送，旨在预防IS崇拜者行为的进一步激化。
c.以瞬时双向互动为特点的迭代传播是元媒介平台恐怖分子作为信息传播个体最鲜明的传播特征，网络论坛、个人网页、自媒体平台、讨论群组、朋友圈等不同形式共同建构恐怖分子参与恐怖主义社交网络传播的各种交互方式，也是反恐行动的重中之重。针对迭代传播，一是要通过数据挖掘和社会网络分析，绘制联系人网络图，发掘恐怖分子复杂网络深层次的集群特性，包括最核心联系人、纽带联系人、联系人关系强度、联系人关系模式等，从而精准甄别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背后的社会关系网，有效打击恐怖主义传播链条；二是要在恐怖分子所发布、传递，甚至参与编码的海量数据中，通过机器学习甄别涉恐文字、图片、视频等，并在此预设框架下开展恐怖行动预测和涉恐危害信息删除，旨在将元媒介平台人际间的恐怖主义传播的危害降到最低。
d.第三方传播是恐怖组织联手最鲜明的媒介特征，也是国际范围内恐怖组织进入竞争与合作模式的表征。从2014年“伊斯兰国”“救国阵线”“呼罗珊”“阿克萨战士”等极端武装组织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进行秘密会晤，到尼日利亚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宣布效忠“伊斯兰国”，“战术、技术和行动流程”的共享与“物质、后勤的援助”都离不开恐怖组织之间的第三方传播，恐怖组织携手带来的威胁在逐步上升[24]。针对恐怖主义的第三方传播，要综合运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网络分析、本体建模等技术就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活动进行监测，并基于机器学习系统因果推理与逻辑程序等技术，挖掘监测数据，厘清事件之间的联系和恐怖组织、恐怖分子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从而模拟恐怖组织、恐怖分子的行为逻辑与行事规律，以期筑牢狙击恐怖组织秘密合作的第一道防线。
4小 结
恐怖组织借以屏幕为外显形式的元媒介平台实现了传播升级，其带来的反恐挑战再一次证明了媒介对“意义”的塑造能力。基于元媒介背景与元传播两个维度的分析来看，媒介就恐怖主义相关议题的符号编码使“恐怖主义”逐渐生成新的内涵并助长其累积成牵涉宗教冲突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这种对抗式的暴力逻辑加深了两种文明间的疏离感并将恐怖主义引入新一轮的暴力循环。同时，恐怖组织将全媒体时代的媒介运作机制与自身传播模式结合，在恐怖组织与恐怖分子之间、恐怖分子之间、恐怖组织之间完成了恐怖主义传播以及组织内部的社会关系建构。正是基于国际恐怖主义元传播特性的解读，我们才看到针对媒介特性展开反恐行动的意义。正如新疆反恐白皮书中提出的“坚持反恐不与特定地域、民族、宗教挂钩。”[25]广大新闻工作者应时刻注意涉恐报道符号编码的内在逻辑和方式方法。除此，基于技术性视角对恐怖主义传播模式的分析，较全面地把握了恐怖组织信息传播和社会关系建构的方式，能为加强传播管控、侦查监测、技术反制、应急响应等一些列预防性反恐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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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eta -communication Features of Non -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in the Meta -media Age
Guo Jirong Yang Li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
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 ]In recent years,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continued to affect the peace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mong them,terrorism has become a major threat because of the physical harm and psychological wounds it may cause. In the meta-media age,the other-shaped and self-shaped communication modes of terrorism have created new challenges for its anti-terrorism operations. The related research,accordingly,needs to sort out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the spread of terrorism in order to propose countermeasures in a targeted manner.[Method /Process ]Combined with literature research,case study and logic reasoning methods,Bateson's theory of meta-communication i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meta-communication features of terrorism from two dimensions of symbolic coding and relationship construction.[Result /Conclusion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meta-communication features of terrorism are reflected i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counter-terrorism caused by media coding anomie,as well as the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adopted by terrorist organizations,including processed communication,recommended communication,iterative communication and third-party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pose coping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olic cod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in order to provide ideas for preventive anti-terrorism research.
Key words :meta-media;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 meta-communication; symbolic coding;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 preventive anti-terrorism
收稿日期： 2019-05-30
修回日期： 2019-07-12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类目重大培育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社会文化情报支援数据平台建设研究” (编号： SKZD16003)的研究成果之一；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梦的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编号： 2014J19)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郭继荣 (ORCID：0000-0001-5090-8576)，男，1967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问题与舆情分析、跨文化传播、社会语言学；杨 亮 (ORCID：0000-0002-1532-6834)，女，1990年生，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问题与舆情分析、跨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 D815.5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965( 2019) 11-0112-07
引用格式： 郭继荣，杨 亮.元媒介下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元传播特性及其应对[J].情报杂志，2019，38(11)：112-118，166.
DOI ：10.3969/j.issn.1002-1965.2019.11.017
(责编/校对：刘影梅)
标签：元媒介论文; 非传统安全威胁论文; 元传播论文; 符号编码论文; 关系建构论文; 预防性反恐论文;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