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测量论文,资本论文,经验论文,社会论文,数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引发了多个学科的研究兴趣。在社会学领域，科尔曼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曾经对社会资本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Coleman,1988)。在政治学界，普特南通过对意大利的研究指出，社会资本对民主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Putnam,1993)。自此以降，关于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大量出现；社会资本总量是否在下降这一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Putnam,1995a,1995b,2000; Onyx & Bullen,2000; Paxton,1999)。最近，社会资本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发展、健康、犯罪、教育、治理等研究领域(Halpern，2005)。
社会资本在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题目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尚未克服的问题，社会资本概念因此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非议。研究者批评社会资本像一块“大海绵”，由于缺乏明确的定义，在研究中被赋予太多的内涵，已经成为一个笼统(catch-all)的概念；社会资本概念貌似可用于解释很多社会现象，实际上，它什么也解释不了(Portes,1998;Woolcock,1998; Macinko & Starfield,2001)。这些问题，既与对社会资本的理论认识有关，也与社会资本的测量有关：一方面，研究者对于社会资本的涵义尚未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缺乏比较系统的社会资本的测量工具。就后者而言，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尚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没有评估测量工具效度，测量不够全面或者测量指标与社会资本理论缺乏对应(De Silva,2006)。在某种程度上说，德·席尔瓦(De Silva,2006)所概括的方法论局限的真正原因是缺乏系统的社会资本测量工具。社会资本的“黄金标准”或者其他“量表”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效度分析(De Silva et al.,2006)；正因为现有的测量指标缺乏系统性，研究者采用了各不相同的测量指标，或者采用片面的测量指标。这两种情况都带来了不少问题。
与社会资本的测量相关的一个争议性问题是，社会资本究竟是个体的特征还是集体的特征。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会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认识与测量方式。从社会资本理论的早期渊源来看，托克维尔(1988)、涂尔干(1996)等人对社团、社会团结等的关注，似乎都强调了社会资本的集体性特征——它是为整个社会（或团体）所共同拥有、而不是由独立个体所独享的社会性资源。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这一强调社会资本的集体性质的传统在政治学等领域得到了延续，例如普特南(Putnam,1993,1995a,1995b)与福山(Fukuyama,1995)等对公民参与、社团组织、信任等因素的特别关注。但是，就社会资本理论后来在社会学领域的发展而言，后续研究者却逐渐脱离了涂尔干的集体性传统，转而强调更具个体色彩的社会资本概念，而后者又往往是指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网络及其相关资源。在这一后续发展中，科尔曼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科尔曼在社会资本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是无可否认的，但他却为社会资本提供了一个过于广泛的概念框架。科尔曼(Coleman,1988,1990)强调了社会资本的公共性质，但又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可作个体性解释的具体描述。他对社会资本的功能性定义，为许多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过程重新贴上社会资本的标签打开了大门(Portes,1998)。正是由于科尔曼个人的巨大影响，今天的社会学家更喜欢从社会网络的角度(Portes,1995;Lin,2001)而不是涂尔干的集体性传统出发对社会资本进行解释。这自然导致了对集体性社会资本的测量工具的忽略。到目前为止，尽管对以网络为核心、具有个体特征的社会资本的测量在社会学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参见Lin & Dumin,1986；在中国社会资本的测量方面，可参见边燕杰，2004及边燕杰、李煜，2001），但在集体性社会资本测量方面的进展却不尽如人意。
介于宏观社会与微观个人之间的中观社区的社会资本一直是研究者特别关心的问题，也引发了许多有影响的经验研究（例如Coleman,1988; Putnam,1993）。社区的社会资本是一种具有集体特征的社会资本，不过其测量同样面临着许多困难。事实上，在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研究中，缺乏系统的测量体系这一问题更加突出，仅有为数很少的例外(Onyx & Bullen,2000; O'Brien et al.,2004)。就现有中文文献而言，目前关于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的个体层次，中观与宏观层次的较少——有关中国社会资本测量研究的具体情况，张文宏(2007)作了一个很好的文献综述。测量方法的发展主要集中于微观社会资本的测量方面，对于社区乃至国家层面的社会资本的测量非常少见，仅有极个别的文献对国外的研究进行了介绍（隋广军、盖翊中，2002），或者对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进行了初步的理论研究（王积超，2004）。赵延东(2006)就西部城乡居民宏观社会资本的测量作出了一次有价值的尝试，但到目前为止尚不存在经过经验数据检验的，信度、效度均好的社区社会资本测量量表。就现有少量关于社区社会资本测量的英文文献而言，也并不存在一个得到研究者公认的测量体系，不同的测量体系设计尚有待来自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经验数据的经验。
综上所述，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社区社会资本测量这一议题，为研究者提供一个系统的测量量表。笔者认为，对社区社会资本测量的研究有助于促进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为知识积累提供了可能，从而对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作出贡献。例如，“社会资本究竟是个体特征还是集体特征”这一争论的核心在于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对个体的观念、态度、行为是否具有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背景效应的存在为集体性社会资本的合理性提供了支持(Woolcock,2001)。只有较好地测量社区的社会资本，才能准确估计集体性社会资本的背景效应，因此，社区社会资本测量的研究是研究社会资本背景效应的基础。
本文试图在现有文献测量体系设计的基础上建构一个多维度的测量体系，并利用上海市有关经验数据对其进行检验，同时分析其信度与效度。为此，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在第一部分中，文章首先对（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文献进行回顾，确定社区社会资本的维度及具体测量指标；在第二部分中，文章简要描述研究设计和方法；第三部分是数据分析结果，包括因子分析、信度分析与效度分析；最后部分是一个简要总结与讨论。
一、社区社会资本的维度及具体测量指标
在建构一个有关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体系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确认这种建构所必须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在本研究中，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尽量遵循了如下原则：(1)采用基于经验研究的分析策略。如果研究者对社会资本的理论含义没有很好的共识，但是存在着很多实证研究结果，通过分析实证研究的测量指标，寻找其中的共同维度作为测量的起点，然后借助理论研究结果对这些共同维度进行取舍，是一种比较合适的研究策略。在社会资本这一领域中，实证研究中采用的指标具有很大的共性(Deth,2003)，这为本研究策略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2)在允许的情况下，本研究使用多个指标测量各个维度(Deth,2003)。多指标测量可以使研究者能更好评估测量工具的质量。同时，研究者也意识到，一个有价值的社区社会资本量表往往与其他的指标同时使用，考虑到数据收集的可行性，测量指标也应该尽量保持简洁性。(3)尽量区分社会资本与其后果。这3个原则，将指导整个测量体系的建构工作。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关于社会资本测量的研究陆续出现(Onyx & Bullen,2000; Narayan & Cassidy,2001; Grootaert & Bastelaer,2002; O'Brien et al.,2004; De Silva et al.,2006)，同时，对经验研究中的社会资本测量的综述文献也逐渐出现(Harpham et al.,2002; Kawachi et al.,2004; De Silva,2006; Harpham,2007)。笔者试图在对这些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社区社会资本测量的主要维度。
洛克纳等人指出，社会科学中不少概念与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内涵具有一定的重叠，这些概念包括集体效能、社区归属感、邻里互动、社区凝聚力以及社区竞争力(Lochner et al.,1999)。集体效能包括社区凝聚力和非正式控制，其中，社区凝聚力与社区社会资本具有很紧密的联系。社区归属感的相关测量包括参与社区组织、社会支持、情感联系等维度；社区凝聚力的测量中包括社区内的非正式互动、社会网络以及社会支持等维度。社区竞争力包括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志愿性贡献(volunteering)、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支持(social support)、社区参与，以及政治效能等，其中社区居民的志愿活动和社区支持可以作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政治参与是社会资本的后果，而政治效能似乎与社会资本没有太大关系。综上，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包括如下维度：参与社区组织、社会支持、与社区的情感联系、社会网络、非正式互动，以及参加志愿活动。
奥尼克丝等关于澳大利亚的研究认为，社区社会资本应该包括社区参与、社会能动性(social agency and pro-activity)、信任和安全、邻里联系、朋友和家人之间的联系、对差异的容忍度、个人价值(value of life)、工作联系(Onyx & Bullen,2000)。后来，对美国的研究大体上重现了该指标体系的结构(O'Brien et al.,2004)。不过，笔者认为，奥尼克丝等所建构的量表包含一些不属于社会资本的指标，例如安全、对差异的容忍度和个人价值等；而社会能动性是否属于社会资本，也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对奥尼克丝等研究中所涉及的具体指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同一个维度中往往包含了不同内容：社区参与这一维度包含了参与社区组织和参与社区集体性项目，但事实上只有前者才应该属于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后者作为社会资本的后果更为合理。此外，作者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联系(connection)这个概念——邻里联系实际上是指邻里间的社会支持，朋友和家人之间的联系指的是日常的交际(sociability)，工作联系则更具有归属感和团结的含义。在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分离的社会情景下，工作联系是否应该作为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还有待讨论。换言之，奥尼克丝等人关于工作联系的测量说明归属感和团结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维度；不过，在中国的社会情景下，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不应该过分关注工作方面的联系。
纳拉扬等人认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应该包括参与社团、一般规范(generalized norms)、和睦相处(togetherness)、日常社交(sociability)、邻里联系、志愿主义、信任(Narayan & Cassidy,2001)。仔细分析他们所提出的测量指标，可以发现，一般规范的测量指标往往被其他研究者作为不信任的指标，和谐相处的指标与社区凝聚力(cohesion)概念相当吻合，而邻里联系的指标指的是邻里间的社会支持。可见，纳拉扬等研究者提出的测量体系中，测量的核心维度包括参与社团、信任、社区凝聚力、日常社交、社会支持、志愿主义等。
世界银行对社会资本测量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SCAT(Social Capital Assessment Tools)是较早出现的系统的测量工具(Grootaert & Bastelaer,2002)。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者对SCAT进行改进，形成A-SCAT。A-SCAT采用了7个问题测量结构性社会资本，使用11个问题测量认知性社会资本(Harpham et al.,2002)。这18个问题包括与组织联系（与参与社团比较接近）、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社会支持、社会凝聚力、归属感、信任和互惠等。其中，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往往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结果而不是社会资本本身。后来，格鲁特阿特在社会资本综合问卷(SC-IQ)中提出测量社会资本的6个维度，其中两个维度测量社会资本的决定因素，两个维度测量社会资本的后果，两个维度测量社会资本本身。测量社会资本本身的两个维度分别是社团和网络、信任和团结(Grootaert,2003)。另一个社会资本测量的量表(SASCAT)则包括了参与组织、来自组织和个人的社会支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认知社会资本，其中，认知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包含信任和社区凝聚力(cohesion)两个维度(De Silva et al.,2006)。最近，哈芬认为，社区社会资本应该包括网络、社会支持、信任、社会支持、互惠，以及非正式社会控制(Harpham,2007)。
由于社会资本测量的复杂性，我们必须在不同的测量体系中提炼出一些得到不同研究者公认的核心维度。那么，得到公认的测量维度包括哪些呢？一些文献也对现有的社会资本测量研究进行了归纳与分析。例如，德·席尔瓦综合分析了28篇文章，他发现一共存在11类不同的指标，其中有3类指标与社会资本的概念不太吻合(De Silva,2006)。在这28篇文章中，社会资本的测量包括8个主要的维度，它们分别是信任、社会凝聚力、社区归属感、参与社团、社会网络、社会支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家庭社会资本。卡瓦奇等(Kawachi et al,2004)在其研究中也回顾了33篇文献。笔者对卡瓦奇等(Kawachi et al，2004)所回顾的33篇文章进行归纳，发现这些文献中经常提到的测量维度包括：（不）信任、参与社团和组织、（缺乏）社会支持、①志愿活动／志愿主义(volunteering and volunteerism)、互惠、非正式社交活动、社区凝聚力、②社区归属感。其中非正式社会控制是一个有争议的指标；在少数研究中，还采用了一些不属于社会资本的指标，比如参与投票等事务。
对以上文献进行综合分析整理可以发现，最常见的社区社会资本测量包括8个维度：参与地方性社团或组织、地方性社会网络、非正式社会互动、信任、互惠、志愿主义、社会支持、社区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详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避免各维度含义的重叠，本文对各个维度的理解采取比较狭义的定义）。分析现有文献可知，实证研究中较少有人系统测量互惠这一维度，而且，这一维度与其他维度（如信任、志愿主义）具有一定的重叠。基于这一认识，本研究并没有将互惠作为单独的维度进行测量。
在确立社区社会资本测量的基本维度后，笔者根据现有文献关于各维度所提出的具体指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设计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测量量表（见表2），量表中部分指标的信度与效度通过了来自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数据的检验。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尽管现有社区社会资本测量文献都强调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集体性，但在对量表信度与效度的检验中，具体的数据分析单位却是个人层次的，例如在这一领域影响较大的奥尼克丝等人的研究就是如此(Onyx & Bullen,2000)。在社区层次的样本数量受到限制的条件下（或许是由于人力、物力条件的限制，多数研究都面临这一问题），以个人为分析单位在方法上也是可以接受的，不过最理想还是直接以社区作为数据分析的单位。基于这一认识，本研究在数据分析的时候，将采用社区作为分析单位。由于社区社会资本概念强调的是社区的集体特征，以社区作为分析单位与概念的内涵更一致。这也是本文的独特之处。当然，关于社区的变量值还是在个人层面进行测量，然后由个人的变量值汇总、平均而成社区社会资本指标，而不是直接收集有关社区单位的特征指标。虽然这种测量方法可能存在着层次谬误问题(Kawachi et al.,2004; Harpham et al.,2002)，但是个人层面的指标具有自身的优势(Harpham,2007)，它更加切合社会资本的理论含义，在实践中也更加可行。在社区层面的测量虽然可以避免层次谬误问题，但是这些指标往往只是社会资本的粗略的代理变量。
本研究将以上海的城市社区作为研究单位，来检验上一部分中所建构的社会资本测量量表。社区是指作为中国城市居民居住地最基本单元的小区(gated community)。之所以如此定义中国城市中的社区，是因为小区是一个可以从心理、经济与地理等方面清晰分辨边界的邻里(neighborhood)。尽管正如城市社区消亡论所指出的，在城市中不存在着经典意义上的“社区”，但有3个因素决定了目前的小区有很大可能是一个具有社会资本的整体：第一，小区具有明晰的地理边界；第二，小区是目前中国城市房产共有财产权利的对应承载体，而且也是各类草根组织（例如业主委员会、居民文娱组织等）最为密集的承载体，这意味着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小区是最有可能在居民之间形成频繁互动与密切交往关系、发展出集体认同乃至促发集体行动的一种地域性单元；第三，在我们的实际调查中，居民们对这一地域性单元心理上具有较强的认同感，也是居民划分“我们”与“他们”的最重要的地理边界。
数据的收集工作开展于2006-2007年，在这一时间段中实施了入户问卷调查。调查的对象是年满18周岁的上海市常驻居民（非上海户口者必须在上海市居住满6个月）；采用“区—街道—居委会—户—被访者”的多阶段抽样方法进行样本抽选工作。调查方式是上门访问。访问员根据研究小组所确定的随机数表确定最终的被访者，以保证样本是一个概率样本。最后的数据集包含1587个个案，分布于50个小区。其中，样本中，男性占47.4%，女性占52.6%；有配偶者占72.0%，无配偶者占28.0%；年龄介于18-40岁之间的有39.9%，40-60岁之间的有41.0%，60岁以上的占19.1%（表3）。
本文认为社区社会资本是社区的特征，是一个集体性的概念，因此，在分析社区社会资本测量量表的时候，分析单位是社区。笔者将在个人层次测量所得的各项指标先汇总到小区层次，计算出各小区的各指标的均值，然后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因子分析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在确定因子数量的时候，主要根据特征值大于1这个准则。抽取因子负荷矩阵后，采用正交旋转法(Varimax)对初始因子负荷进行旋转，使得因子负荷矩阵的结构更加清晰。根据因子分析结果确定社会资本各维度的测量指标后，本研究将计算社会资本各维度的相关矩阵，以及各维度测量指标的信度系数。最后，还将考察社区社会资本测量的效度。
表3 样本特征描述(N=1587)
变量类别
百分比(%)
性别男 47.4
女 52.6
婚姻状态有配偶 72.0
无配偶 28.0
年龄18-40岁39.9
40-60岁41.0
60岁以上
19.1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因子分析
对所有指标（32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了7个因子。7个因子共解释了60.7%的变异。分析因子负荷发现，③项目T4（“一般来说，你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同时负荷于地方性社会网络、志愿主义两个维度，其负荷系数分别是-0.379和0.365；两个负荷系数大小基本相当，说明该指标存在交叉负荷(cross-loading)现象，所测量的潜在概念意义不清晰。T5（“你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小区居民”）几乎不负荷于信任因子。而SE4（“如果不得不搬走会很遗憾”）交叉负荷于两个因子，其因子负荷分别为0.519和-0.350，因子负荷系数为负不符合理论含义。基于以上分析，删除了T4、T5和SE4这三个指标。
对修正后的测量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了7个因子，共解释62.6%的变异。具体的因子负荷矩阵见表4。
因子负荷系数在0.3-0.32之间就意味着10%的重合方差(overlapping variance)(O'Brien,et al.,2004)，分析因子负荷矩阵可知，部分指标所测量的内涵存在重叠。尽管如此，因子负荷矩阵的结构还是比较清晰，其理论含义也比较清楚。结合因子负荷矩阵以及各指标的具体内容，笔者将7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地方性社会网络”(Factorl)，“社区归属感”(Factor2)；“社区凝聚力”(Factor3)；“非地方性社交”(Fector4)；“志愿主义”(Factor5)；“互惠与一般性信任”(Factor6)和“社区信任”(Factor7)。与原社会资本的维度相比较，可以发现：(1)“参与地方性社团或组织”这一维度与“地方性社会网络”合并为一个维度——“地方性社会网络”。(2)“社会支持”的测量指标分裂为两类，可分别辨认为“互惠与一般信任”及“社区信任”。(3)原“社会互动”维度包含地方性社会互动、非地方性互动的测量指标；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地方性社会互动指标更多反映了“社区凝聚力”，剩余的指标测量了“非地方性社会互动”。根据各测量指标的最大因子负荷决定各指标所测量的潜在概念，从而得到各维度的测量指标。修正后各维度的具体测量指标见表5。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T2（“对业委会的信任”）在“社区归属感”的因子负荷最大，但考虑到T2实际上反映了“社区信任”，并且在“社区信任”的因子负荷也不小（T2指标的第二大因子负荷），本文认为将T2作为“社区信任”的测量指标更加合适。从表面上看，项目V1（“如果有问题影响整个小区，你会主动发动其他居民一起解决问题吗”）似乎所测量的不是“社区信任”，但是，熟悉中国城市社区的研究者可以发现，发起解决社区问题的行动者往往都是以社区组织（特别是居委会）为中心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将V1作为“社区信任”的测量指标是合理的。类似地，居民（特别是处于弱势的居民）之间相互帮助，往往是以社区组织为中介的，因此将SOL1（“你是否经常征求邻居的意见”）和SOL4（“过去三个月，小区居民是否曾经为你提供帮助”）作为“社区信任”的指标是合理的。
（二）信度分析
修正后的社会资本测量体系共包括7个维度、29个项目(item)。各维度的测量指标具有较为良好的信度，其信度系数介于0.614至0.852之间（见表5）。分别将每个维度的各指标相加，得到社区社会资本各维度的测量得分，从而可以计算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程度。从表6的相关系数矩阵可知，在21个相关系数中，有6个相关系数在0.1的显著水平上统计显著，④约占28.6%。并非所有的维度都统计显著，这似乎意味着社区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非地方性社会互动”除了与“社区归属感”正相关以外，与其他维度负相关。如果说“非地方性社会互动”反映了链合性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其他维度反映了整合性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则该结果似乎暗示了链合性社会资本和整合性社会资本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替代性关系。
（三）效度分析
如果本研究提出的测量指标有效，它们应该对有关的社会资本的后果变量具有比较强的解释力。社会资本的研究文献指出，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political engagement)具有促进作用，社会资本越高，市民参与的程度也越高(Narayan & Cassidy,2001)。普特南对意大利的研究也指出，高社会资本有助于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Putnam,1993)。类似地，高集体效能的社区中的居民，更加愿意为提高和改善社区环境作出贡献(Sampson et al.,1997)。以上研究暗示，社区社会资本越高，居民参与解决社区公共问题的可能性越大。本研究将以“居民参与解决社区公共问题”为例，考察社区社会资本测量指标的效度。
具体来说，因变量为“过去一年中，曾经参与解决社区公共问题的小区居民所占的比例”。解释变量分为两类：社区社会资本和其他社区特征。在第一个模型中，仅包括其他社区特征变量，在第二个模型中，同时包括社区社会资本以及其他社区特征。如果社区社会资本测量指标确实具有效度，第二个模型的解释力应该远远大于第一个模型的解释力。社区社会资本包括本文所提出的7个维度，考虑到样本比较小(N=50)，并且社会资本各个维度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笔者使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方法对社会资本的7个维度进行降维处理，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最后得到两个主成分（累计解释变异约50%），这两个主成分将作为社区社会资本的总体测量指标进入统计模型。⑤其他的社区特征则包括社区人口平均年龄、平均年龄的平方、女性居民比例、退休人员比例、平均居住年限、未成年人比例，以上社区特征变量均由个人变量汇总得到。由于因变量是连续变量，其统计分布也并不过分偏离正态分布，笔者采用OLS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统计分析结果见表7。在模型Ⅰ（仅包括其他社区特征）中，退休人员比例、平均居住年限、未成年人比例三个变量在0.1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这一结果与现实观察相符合。模型Ⅱ同时包含了社区社会资本变量，结果显示，测量社区社会资本的两个主成分统计显著，并且回归系数为正，说明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越高，社区居民越有可能在过去一年中参与解决社区公共问题；原来显著的两个变量“平均居住年限”与“未成年人比例”不再显著，该结果似乎暗示着，“平均居住年限”（反映社区稳定性）和“未成年人的比例”这两个变量可能通过影响社区社会资本存量而影响居民参与解决社区公共问题的积极性。此外，模型Ⅰ的调整
为0.151，模型Ⅱ的调整为0.388；显然，模型Ⅱ的解释力远远大于模型I的解释力，该发现与理论预测吻合，说明本文所建构的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是有效度的。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在回顾、整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资本测量的8个维度。这8个维度分别是参与地方性社团或组织、地方性社会网络、非正式社会互动、信任、互惠、志愿主义、社会支持、社区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整理出社会资本各个维度（互惠除外）的具体测量指标。统计结果显示，除个别例外，本文所提出的测量指标比较合理地测量了社区社会资本，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最后得到7个社区社会资本的维度，分别是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非地方性社交、志愿主义、互惠与一般性信任和社区信任。与初始的8个维度相比，所得到的7个维度有如下不同：(1)参与地方性社团组织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维度，而是与社会网络合并为一个维度；(2)地方性社会互动与社区凝聚力合并为一个维度，剩余指标的含义更加清晰，笔者称之为非地方性社会互动；(3)一般信任的测量指标与互惠的指标有所重叠，合并为一个维度；(4)社会支持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维度，而是与互惠、社区组织信任相互重叠；(5)对社区组织的信任成为一个独立的维度。这7个维度的相关系数矩阵似乎暗示了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这一点与现有的研究是一致的。
同时，上述分析也表明，中国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具有独特的特点。例如，中国的志愿性组织、团体很不发达，在地方性社区层次的志愿性组织更是如此。从性质上来说，社区中的志愿性组织更多是一种休闲、娱乐性组织。通过参与社区中的志愿组织，参与者可以与社区中其他参与者建立社会联系。根据笔者对上海城市社区的观察，社区中的志愿性组织与西方的志愿性组织、团体具有明显的差异，前者往往是在居委会的组织下成立的，而不是以某些公共议题为中心自发组织起来的。一般来说，参与社区志愿性组织会带来一些积极的后果，其中一个积极后果是社团参与者认识更多的小区居民。因此，参与地方性志愿组织实际上测量了地方性社会网络，而不是独立的一个维度。又如，对社区组织的信任这一维度中包括了“如果有问题影响整个小区，你会主动发动其他居民一起解决问题吗”、“你是否经常征求邻居的意见”、“过去三个月，小区居民是否曾经为你提供帮助”三个指标，这是可以理解的。这表明对社区组织的信任这一维度具有“混合”性质。在中国城市的基层社会中，社区组织承担了多种多样的职能。除了履行准行政的职能外，社区组织在解决社区问题过程中往往肩负起组织者、协调者的角色；同时，社区组织展开组织活动需要依靠社区的积极分子，这意味着，对社区组织表示信任的居民，最有可能成为社区活动／集体行动的发动者。换言之，主动发动其他居民一起解决社区公共问题需要对社区组织的高度信任，将“如果有问题影响整个小区，你会主动发动其他居民一起解决问题吗”作为社区信任的指标是合理的。此外，在现代邻里中，传统的社区色彩在逐渐消褪，居民之间相互帮助越来越少；与之相关的是，社区组织，特别是居委会，承担了不少帮助社区居民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说，社区组织是居民之间相互帮助的中间载体，因此，“征询居民意见”和“居民间相互帮助”与社区信任具有密切的联系。
社会资本很难测量是此概念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也正因为测量方面的困难，导致许多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存在、从而对社会资本研究本身提出了质疑。上述关于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讨论暗示，也许研究者要考虑的不是“社会资本是否存在”这一问题，而是“存在什么样的社会资本”这一问题。如果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中社会资本的结构与要素不尽相同，那无疑需要大量扎实的经验研究来推进各个国家与地区的社会资本测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资本的起源与社会资本的后果）工作。尽管信任作为一个粗略但具有合理的信度和效度的社会资本度量已被证实可用于不同国家与地区，但正如哈芬所指出的，由于文化差异和建立功能性等价物的问题，发展出一套各国都能接受、并涵盖社会资本所有维度的测量体系有待时日(Harpham,2005:Chapter 1)。在中国，这一工作更是刚开始起步。本研究仅仅是在这一领域所作的一个初步探索，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样本规模偏小以及变量设计不足等。就样本规模而言，诚然以社区作为基本单位的数据的收集是一项对研究经费与研究人员有着较高要求的工作，但如果不是在多地区的大样本数据基础上确定的社会资本测量体系却可能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就变量的设计而言，如果能够在测量社会资本的同时设计更多与社会资本公认的后果有关的变量，我们就能够对社会资本测量量表的预测效度做更准确的评估。基于这一认识，这一领域未来的工作可能就是在建构有关的测量体系后，运用不同数据、不同方法来检验其信度与效度，并据此对测量体系进行修正。在经过多项经验研究的修正后，社会资本的测量体系会逐渐趋向稳定。这样，就可以为关于社会资本的其他研究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
注释：
①大部分研究者关注的是来自其他人的支持，少数研究者也考虑来自组织的支持。
②这一维度中，有不少研究测量的其实是集体效能。实际上，集体效能包括社区凝聚力和非正式控制两个维度。其中非正式控制是否应该作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尚没有得到一致的意见。
③该因子负荷矩阵未在此报告，有兴趣者可向作者索取。
④由于样本量比较小，故采用0.1作为标准。下同。
⑤如果采用基于主成分法的因子分析(pincipal-component factor analysis)对数据进行简化，将得到类似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