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与冲突——兼评陈立夫回忆录中的一个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忆录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冲突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相容，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有过反复争议的问题。本人认为，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而言，它与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是息息相通的，因而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并开创了民主革命和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受到封建主义的专制主义的严重约束和“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影响，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和人文价值因素不相容。因而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和清理历史的经验教训，克服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扭曲和变形，促进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结合。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重性“斯大林模式”“斗争哲学”
1994年，陈立夫先生在台湾出版了一部回忆录，书名为《成败之鉴》。此书随即又由美国胡佛出版社出版了英译本。
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不拟从历史上全面评论这本书，这里只想就书中的一个基本论点谈谈我个人的看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陈立夫先生作出的一个重要论断是：马克思主义不适宜于中国，不适宜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在中国现代史上当然是一个有过反复争议的问题。在“五四”运动前后，当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不久，就发生过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争议。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潮和派别，有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逻辑实证主义、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还有尼采哲学、叔本华哲学，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等。但是，所有这些思潮和派别，都没有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很快为进步知识分子和广大革命人民所接受，发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土地上占据了支配地位，显示了不仅是改朝换代，而且是改天换地的力量。“不适宜”论似乎有些销声匿迹了。然而，曾几何时，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遭受过重大的波折和损失。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兴趣似乎在逐渐冷漠。于是，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相容的问题，又以比较尖锐的形式出现了，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认真思考。
当前否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观点，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单纯的外来文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不到结合点，不可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比如认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阶级斗争与中国文化传统所强调的人际和谐、主张“和为贵”的思想不相容；又如认为马克思主义强调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而忽视人和人类精神的作用，与中国的“礼乐教化”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这种倾向主要来自台湾、香港的一些学者和人士。另一种倾向则是把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其中作为主干的儒家思想文化，看作单纯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它与马克思主义这种先进的世界观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与孔孟之道相结合。这种倾向主要来自大陆的少数人。两种倾向都各自贬低一方，但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截然对立起来了，否认二者结合的可能性。
我个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作用，都具有两重性，应当进行历史的考察，采取分析的态度。
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经历几千年而绵延不断，确实有值得自豪的丰富遗产。但是，与任何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一样，中华文化既包含进步的方面，也包含落后的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在封建社会逐步形成的文化，它既包含人文价值的精华，也包含封建主义的糟粕。因此，我们不主张一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就津津乐道，一味颂扬，而主张科学地分析和继承，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但它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各民族的优秀思想和文化遗产，而且就其本质来说，它决不是一种固定的教义或僵化的理论，而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体系，它具有自我校正、自我更新的能力，它必须不断地吸取各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否则它就会失去生机与活力。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相结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首先是由于二者确实具有某些相通或相容的方面，可以形成实际的结合点：
1.在社会理想方面，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在社会激烈变动、人们聚讼纷云的时期，曾经抨击“天下无道”，追求“天下有道”，把“道”看作尽善尽美，和谐有序的景象和目标，先秦道家的老庄学说中就保存着对原始社会的怀念，抗议剥削阶级的统治。特别是在儒家经典《礼记》的〈礼记〉篇里，记载了“大同”社会的理想，即“天下为公”，使“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1〕这是一种建立在小农生产基础上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它与建立在高度发展的大生产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有本质区别的，但着眼于未来的经济、道德上的理想态势，又确有相通之处。因此，马克思主义一旦传入中国，就为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欣然接受，被看作为民族救亡图存，并实现远大抱负的理论武器。
2.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中国的先哲们有不少人涉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最明显的如《管子》书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后来汉朝思想家王充又说：“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礼义之行，在谷足也。”（《论衡·治期》）这都试图说明衣食上的丰足是道德觉悟的必需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这种观点虽然与唯物史观的完整理论相距甚远，但也无疑包含唯物史观的某些思想因素。
3.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价值因素十分丰富，也是极富魅力的内涵。其中特别是既坚持人格尊严又强调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人深切关怀的观念，以及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者统一起来，把人的群体性、协作性看作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重视人、强调人的社会性的观点也不无相通之处。在当今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人文价值的内涵和因素，对马克思主义的向前发展和人类的长远需求，是颇富积极意义的。
4.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在中国先哲们的著述中，历来存在无神论、唯物论，特别是辩证思维的传统。《老子》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的思想，《易传》中“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观点，古代学者明确提出的“物极必反”、“一分为二”以及“合二而一”的名言，都成了中国理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十分熟悉并经常使用的术语。这些术语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是息息相通的。因此，凡具备中国传统哲学素养的学者，在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便不会感到陌生，运用起来也是得心应手的。
正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有许多相通或相容的方面，在发生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经历数十年古今中西文化之争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一旦传入中国，就能“独领风骚”地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这决不是偶然的事了。随后马克思主义又逐步与中国的社会实际、革命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和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使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是适宜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结合是可能的，并且正在由可能开始变为现实。
二
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却决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极大的艰难和曲折。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1.“五四”运动前后。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胜利传播的时期。这个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他们着重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由于还比较缺乏系统的哲学理论准备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因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结合还缺乏必要的认识和自觉。传播工作主要还处于翻译和初步评价的阶段。
2.1921——1949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显著成效的时期。虽然也有教条主义的多次干扰，经历低潮和曲折，但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社会实际、革命实践逐渐结合的。这个时期在中国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革命的战略、策略思想，认识论、辩证法，以及军事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义论》等著作，开创了一条结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民主革命的道路。这个时期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介环节，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由于俄国的社会和文化具有东方的特点，中国与俄国有不少类似或相近的方面。应当说这个时期以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而创造性地运用，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的。毛泽东本人富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素养，并重视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因而能在中国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挥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东方取得一系列的胜利。
3.1949——1978年。基本上可以称社会主义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教条化的时期。这个时期，毛泽东虽然试图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且与苏联经验、斯大林思想在若干方面保持或发生一些分歧，但总的来看，主要还是受斯大林模式的严重束缚和影响，逐渐地受极“左”路线的支配和干扰，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使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僵化。在各个领域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开展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意识领域的大批判，直至“十年动乱”，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这个时期主要是透过“斯大林模式”来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而“斯大林模式”实质上偏离了列宁主义，与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是相违背的。
4.1978——。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和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时期是重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期。经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拨乱返正、正本清源以后，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实行改革开放，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体制，重新探索和开创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特殊国情、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紧密结合展现了广阔的前景。但十多年来的实践说明，我们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却又只是这种结合的长远道路的开端。当前面临的一系列新的矛盾，比如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文化建设如何适应经济建设发展需要的问题，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与人的素质普遍低下的尖锐矛盾，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们道德水平急剧滑坡的重大反差，等等。这些问题能否较好地解决，将决定马克思主义能否进一步实现中国化、能否继续在中国占领阵地的历史命运。
三
回顾历史，应当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发生了某些曲折和偏离，自然有历史的、制度的、个人的种种原因，但就思想文化根源来说，我认为有两个方面是主要的。一是来自内部，即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遗留的封建主义因素；二是来自外部，即苏联和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影响。
中国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从未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思想文化领域历来缺乏科学和民主的传统。两千多年来居于支配地位的封建主义的观念和影响，并未经过彻底的清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改变了某些制度和习俗，却并没有根本改变人们头脑中的观念。“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曾经倡导科学与民主的启蒙任务，但随后由于民族危机和国内战争等纷扰，历来缺乏顺利实现的氛围和环境。恩格斯说过：“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一旦条件合适，封建主义的观念和力量，就会复活、滋长，甚至泛滥起来，加上人们容易陶醉于某些已有的成就，对思想领域的反封建的任务缺乏应有的自觉，就更有利于封建主义的糟粕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这就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现某些“变形”或“失真”的状况。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某种负效果，是值得人们警惕和重视的。比如：
1.封建等级观念和君主权威崇拜的思想，常常阻碍民主化的进程，压抑人的个性的发展，并且容易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狭理解和学术文化事业的停滞。在这种观念和思想的支配、影响下，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争取学术自由和政治民主的环境是相当艰难的。学术和文化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本来是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辩证法，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正确方针，但常常受到干扰和冲击，难以认真贯彻。学术文化上是非正误的判断，常常要以是否适合当前政治或政策的某种利益为转移，并且往往要由官方或某个领导人物来作最后的裁定。这就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无形中设置了不少“禁区”、“险区”和“难区”，使人们难以涉足和突破。这也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领域很难形成不同学派和展开充分自由的学术探讨的基本原因。
2.中国文化中的经学方法传统，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容易导致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僵化。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大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在哲学与文化领域逐渐形成了一种与封建专制主义相适应的经学方法。学术研究只是要求注经解经，培养了一种唯经唯圣的观念，不允许离经叛道。这种传统的习惯和方法，虽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却并没有根除，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又得以重新复活与滋长，不少人又以注经解经的态度和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
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取得支配地位，它曾以理论和逻辑的力量吸引过千百万人。那时的某些教条主义者也曾以经学的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搬硬套经典作家的某些言论或第三国际的决议，对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过严重危害。但那时的教条主义，终究还比较容易识破，只在局部范围起作用。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成为居支配地位的指导思想之后，许多理论工作者逐渐地习惯于宣传和注解现成的结论，不敢面向现实，满足于人云亦云的格局。进入80年代以后，经过若干历史问题的清理和总结，特别是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之后，整个学术探讨的局面和氛围有所变化，但哲学与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改观是很不平衡的，把学术问题、理论探讨政治化的倾向还有待进一步解决。
3.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笼统的思维方式，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分析和创新探索。
中国传统哲学既有富于辩证思维的一面，但也往往缺乏概念的明晰性，缺乏理论的分析和论证；哲学思想往往与伦理、政治思想紧密结合而缺乏独立的认识论、方法论和自然观。这种缺陷不但长期影响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严重影响哲学上的整体创新。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宣传，往往停留在“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上，停留在传统的结构、观念和范畴上，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采取了一种封闭式的研究方式，不掌握新资料，不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对中国的传统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不熟悉，很少结合科学的发展和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进行创造性、开拓性的分析和研究。我们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和教材的内容，几十年来很少有总体上的更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这种停滞、萎缩的状况，很难说与中国传统思维的某些缺陷没有联系。
造成马克思主义研究某种困境的外部原因，过去主要来自前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本来列宁的思想在十月革命后经历过重大的转变，集中地表现为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这实际上是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途径、方法的根本变化。列宁在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特别是在他逝世前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著述中，实际上探索和开创了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这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一种总体构想。但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却忽视了列宁思想的转变和发展，随后便中断了新经济政策在俄国的实行，而固守并夸大“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经验和政策，逐步形成了“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建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宣扬个人崇拜，实行文化专制，夸大阶级斗争的尖锐性。无可否认的是，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我国的体制和路线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是很深的。极“左”路线的干扰，就与这种模式有密切的联系。受斯大林模式影响而形成的许多观点，实质上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实质，也是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优秀文化传统相抵触的。
我们只以曾经流行一时的“斗争哲学”为例。斯大林片面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他在叙述辩证法的基本特征时，只讲斗争，不讲统一，在政治上他更夸大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前苏联理论界的著述中不时出现“斗争哲学”的概念。在我国正式提出“斗争哲学”的口号，是在1959年。这种概念的强调，是与哲学政治化、阶级斗争扩大化、推行极“左”路线密切相关的。然而，“斗争哲学”的说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找不到根据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3〕恩格斯曾经把对立统一学说表述为“对立的相互渗透规律”，而且他还特意批评了片面地标榜“斗争”的观点，明确指出：即使在自然界中，也“决不允许单单标榜片面的‘斗争’。”〔4〕“斗争哲学”的概念是不是来自列宁呢？其实，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是全面阐述对立统一学说的。在他看来，是对立面的既对立又统一，才推动事物的发展。而且，早在1909年，当俄国的波格丹诺夫等人在一个教学大纲里提出“无产阶级斗争的哲学”口号时，列宁便指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里，这一类宣传课程的教学大纲有几十个、几百个……，但是你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无产阶级斗争的哲学’。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唯物主义，但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无产阶级斗争的哲学’。”〔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十月革命后，列宁还专门提出，通过解决矛盾，正确处理各种关系，要善于“把对立面和谐地结合起来。”〔6〕
应当看到，“斗争哲学”的片面标榜，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貌，也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极不相容。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维比较强调对立面的交参与和谐，虽然它比较忽视对立面的斗争性，不免有其缺陷，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普遍和谐的观念，以修身、养性的自我身心内外和谐为基础，要求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自然本身的和谐，则是和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相吻合的。我国北宋哲学家张载对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作过如下的概括：“两不在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亡用息。”他并且用四句话表述了辩证法的规律：“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7〕这里所说的“和”，并不是无差别的“同”，而是包含差别、矛盾和斗争的，但事物发展的趋势和归宿则是矛盾的解决，达到和谐的结合，而决不是一味斗争、一斗到底，永无和谐之日。我们应当努力发掘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和谐的精神遗产，发扬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性格，作出适应时代需要和现实生活的诠释，为中国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为人类解放和永久和平的长远利益作出无愧于时代和民族的理论贡献。
总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中所发生的种种曲折，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实际、与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基本上的不相容，而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受到内在或外在因素的干扰而发生的。
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某种外来文化的传播和输入，从来不可能是全面移植，而必须与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才可能在本民族的土地上生根，才能根深叶茂地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面对中国的文化背景，经过检验、过滤和选择，不仅要更新和丰富原有的内容与范畴，而且要从中国的民族文化中提取素材，吸取营养，重新塑造自己的结构和形式，真正实现向中国形态的转化；另一方面又使中国的传统文化面向西方的先进文化体系，推陈出新，综合创造，找到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化的途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的意义所在。
注释：
〔1〕见《礼记》，〈礼运〉篇，“大同”章。
〔2〕《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第4卷，第147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111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3卷，第571—573页。
〔5〕《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人民出版社，第15卷，第444页。
〔6〕同上，第32卷，第10页。
〔7〕张载，《正蒙·太和》。
标签：哲学论文; 斯大林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