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产党在政党政治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政党论文,共产党论文,作用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民主改革所确立的日本政治体制，在赋予在野党在国家及社会中合法地位的同时，也赋予它应有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在野党的基本功能表现为三个方面：1.代表一定的社会利益。2.依法对自民党及其政府的各项活动和政策进行监督和批评。3.通过选举获得国会中过半数的席位，从而组织政府，实现政权的转换。日共作为企业劳动者、城市中的老人、家庭主妇及学生、农民、部落民等阶层的代表，又作为力主革新的政党，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前两个功能。但是基于现实力量与奋斗目标间的巨大差距，日共一直与政权无缘，如何发展壮大自己势力，最终向“民主联合政府”过渡，将是日共长时期的一个最艰巨的历史课题。
在日本政党政治中，日共要实现其基本功能的途径，不外有两个：一个是政党政治体制内的议会斗争，另一个则是体制外的社会大众运动。前一种途径，是利用议会中的合法地位，通过法律程序及规则，实现基本功能及其预想目标。后一种途径则是基于社会影响力，通过组织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来加以实现。日共作为一个反对党，一直保持活跃状态，有效地把两者结合起来，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影响，两种斗争方式相互作用，从而有力地影响了自民党的统治。
1.政党政治体制中的议会斗争。
在日本，在野党在立法活动中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主要体现在政策法案的审议和通过方面。由于日共在国会中的势力单薄，所以它只能充分利用国会提供的运作规则及活动惯例来影响立法审议。这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1）利用全会一致的原则。日本国会活动的具体展开，是由国会内的议会运营委员会决定的，而该委员会中各党至少有一名成员是理事。按惯例，理事会对有关国会运营问题所做的决定，要实行全会一致的原则，这使日共能在立法活动的最基本问题上不受议席多少的限制，而有效地影响国会的运作程序。（2 ）日本国会的立法审议实行委员会中心制，议案要先由各相关的委员会审议通过，再由两院大会通过。因此日共可以抓住重点，事先在特定的委员会中对立法审议产生影响。（3）日本国会期限比较短，进行政策法案审议的时间更短， 利用拖延法案审议时间的办法，争取使自己反对的议案成为废案，这也是日共常采用的一种手段，即所说的“牛步战术”。日共作为在野党，与执政的自民党之间存在着政治理念的根本对立，反应到具体政策领域，必然出现许多矛盾与对立，诸如宪法问题、自卫队问题、日美同盟问题、再军备问题、社会福利问题、国际贡献与国际化问题等等，日共作为与自民党对抗批判型的政党，对自民党政府政策法案的赞同率最低。
对于政策法案在国会中的审议，日共历来采取两种策略，一是予以否决，使其成为废案。这主要是针对那些有原则性冲突，或在具体问题上存在尖锐对立的政策法案。二是对其修正，对一般的政策法案，包括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法案，一般经过修改予以通过，一旦修改失败，便使其成为废案。据统计，在日本国会中，废案率比较高的是文教委员会、内阁委员会和运输委员会。在文教委员会中，不少政策法案关系到意识形态，因此很容易成为废案。而运输委员会中有关国有铁路、飞机、噪音等等，利益不同，对立明显，废案率也很高。内阁委员会中废案率最高的是防卫问题。这些事实表明，日共在所坚持的原则范围和所代表的利益范围内，对自民党法案的成立具有较大的影响。
应当说，日共对战后日本议会民主制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政策总体方面的平衡。由于日共与执政的自民党存在着意识形态、价值观、政治理念的根本差别，其政策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保守的自民党政府推行的路线，从而使国家的总体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性偏离。二是具体政策的平衡。日共对自民党政策法案的修正或否决，实际上是出于保护一定社会利益的需要，因此，修改后的政策法案最终成为综合各方利益，具有比较公正、全面平衡的法案。这种具体政策的平衡，为战后议会民主制存在的现实性、合理性提供了重要基础。
2.政党政治体制外的大众运动。
战后日本政治民主改革，为大众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而作为革新政党的日共，在维护社会权益及大众利益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可以说功不可没。正是由于这种大众运动的发展，才使战后民主改革的果实被保留下来。纵观日本战后大众运动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60年代前，以政治为中心的时代。另一个是60年代后以经济为内容的时代。在政治时代主要为维护战后民主宪法和民主制度而努力，在经济时代主要为维护和发展大众自身的权利和利益而奋斗。
（1）政治时代的大众运动。 战后民主改革不仅使保守党获得了合法地位，也使曾受压制的各种社会力量、团体组织获得了解放。在这种特定环境下，掀起了各种各样的大众运动，如劳工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市民运动、农民运动等，而作为革新政党的日共，正是这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并在运动中为建立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而努力。“五五体制”后形成了保守与革新的政治对立，日共参与并领导了具有全社会性质的革新国民运动，这场运动长达5年， 其内容涉及到提高工资、劳动法修改、公务员制度修改、军事基地设立、反对核试验、改宪、教科书固定化及政府对教育的统制等等。尽管大众斗争并非每一次都取得预想的成果，但最终还是在整体上维护和保障了民主宪法和体制，迫使自民党最终放弃了“回归战前”体制的打算。
（2）经济时代的大众运动。经济时代出现的大众运动， 是政治时代的革新国民运动的转化和延续，主要围绕着反战、反核、反公害展开的。其中“反战反核”是全社会的运动，而反公害则是地域性的运动。60年代主要针对美国侵略越南、东西方冷战激化，组成反战、反核的市民联合，它是反安保的继续与发展。60年代中期，以反公害为主的居民运动逐渐兴起，如1967年日共坚决支持新泻县水俣病患者向法院提起公诉，要求造成水污染企业给予补偿，最后取得了胜利。同时，日共还组织成立了“反对公害运动全国联合会”等。70年代，由居民运动引发的以城市福利、地区开发为内容的革新自治体得到迅速发展。80年代，以地方自治为内容、以地方居民为主体的居民运动十分活跃。90年代以无党派为行政首脑的地方自治体，预示着新的居民运动的到来。
战后日共在日本政治与社会中的活动，为社会大众运动起到了倡导与催化作用。整体上看，社会大众运动的发展，应是日本现代化整体推动的结果，日共在其中的作用不可能是决定性的，但从日本社会的总体发展状况来看，日共对社会大众的作用和影响又是不可缺少的。正是这种不可缺少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得以有效的维持与发展。
日共作为“万年野党”，在日本政党政治中尽管处于自民党支配体制之下，基本功能发挥得并不健全，但作为多党制中的反对党，凭其合法地位和权力，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外交上的辅助作用；二是政权方面的牵制作用。
1.外交上的辅助作用。
这种作用并非出自日共的主动性，而是客观上对政府外交的某些不足形成了弥补。如自民党一直坚持以美国为中心的与西方为伍的外交政策，而由于日共以中立的立场，与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往来，并对自民党政策加以批判。当美国希望日本急速军备化时，自民党便会以此为借口，表示拒绝或拖延，这样，日共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自民党政府的对外交涉能力。再如，日共与其他一些国家的往来，也为自民党政府提供了信息及中介渠道。但应当看到，这种辅助作用是次要的，而对自民党政权的牵制作用才是首要的。
2.政权的牵制作用。日共对自民党政权的牵制作用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保卫战后和平宪法，阻止战前体制复活。 美国占领下的民主改革，使日本战后走上了非军事化及民主化的道路。但是，由于占领当局对日本战前官僚的依赖以及褫夺公职处分的过早解除，使战前保守的政治势力在体制内外都被保留下来，并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占领结束后，日本的政治与社会很快为这些保守的政治家和官僚所主导，他们试图再建战前的独裁政治体制，掀起反民主逆流。如禁止教员政治活动、阻止工会运动、教育统制、图谋改宪等活动，都因日共及其他革新力量的斗争而屡屡受挫，革新国民运动成功地阻止了警职法的修改，有效地限制了保守阵营的战前体制复辟及军国主义复活，迫使岸信介以修改宪法为手段，走向“日本再建之梦”最终破灭。（自50年代初，鸠山一郎提出修改战后和平宪法以来，至今也未能得逞。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功于日共，但作为革新政党最坚决的一部分，对阻止战后日本向战前体制复辟，使日本社会、经济、政治沿着民主和平轨道发展，确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2）限制扩充军备，推动和平民主运动。战后， 日本保守政党以各种借口试图搞再军备活动。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的签定，为日本再军备化开辟了道路。从此，以日美军事同盟为基础的战后日本再军备，成为战后保守政党的重要的政策目标。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的发展是由无数个合力所推动的。构成这个合力的每一个力量不论其大小，都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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