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述生产力标准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力论文,论述论文,标准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722（2006）04—0004—03
生产力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是指以生产力的发展与否作为衡量一切社会事物的尺度和准则。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关于“生产力标准”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研究这些宝贵思想，有助于指导我们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一、毛泽东：生产力是判断政党政策及其实践的标准
政党是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中国，当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之后，便产生了近代的政党。中国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是1905年8月由孙中山等人在东京组建的中国同盟会。 从那以后，各类政党政团纷纷建立，至民国初年竟达300余个。1920—1940年代， 又先后建立了50—60个政党政团。就阶级属性而言，这些政党基本上可分为三类：一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其代表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中国国民党；二是代表无产阶级及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三是主要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性党派。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那些中间性党派，都声称自己才是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只有实行自己的政策才能求得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那么，究竟谁才是真正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政党呢？判断这些政党政策及其实践的标准是什么呢？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 这里，虽然没有使用“标准”一词，但其所表达的意思是明白无误的，就是说要判断一个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最根本的还是要以它能否大力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为标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它从根本上决定并制约着全部社会生活领域，从根本上决定并制约着人类总体历史的进程及其趋势。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正是对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生产力标准，体现了毛泽东对生产力标准的精湛概括和深刻把握。
所以，判断一个政党政策及其实践的好坏，不能以它自己的意识为依据，不能由它自己说了算，我们只能从那些既集中体现整个社会的发展又具有可测性的领域来判断。生产力正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客观标志。生产力这个标准是客观的、现实的，它使人们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判断一个政党政策及其实践的好坏。一个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如果使生产力获得解放与发展，就说明这个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是好的；哪个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如果能使生产力获得更大的解放与发展，那就说明这个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比其他政党相对来说更好。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生产力标准，为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制定及其实践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成为其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有力思想武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二、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
虽然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但是我们党在对生产力标准的认识上，此后曾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集团大肆宣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叫嚣“政治挂帅”，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根本不谈生产力问题，认为讲生产力就是主张“唯生产力论”，就是“以生产压革命”。在这种极“左”思想路线的破坏下，生产力成为讨论的禁区，人们的思想被禁锢了、扼杀了。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生产力标准思想的精髓，从不同的角度多次重新阐述了生产力标准。他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80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2] 1987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喀麦隆总统时说：“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3]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明确提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 这就是“三个有利于”标准。
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即生产力标准是根本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基础。因此，从本质上可以说“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一个生产力标准。但是我们又不能把它与生产力标准完全等同起来。“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具有内在合理结构的有机整体。它把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生产力标准。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共同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同时它们又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互为前提的。生产力是手段，综合国力可以说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是最根本的目的。目的与手段是相互制约、辩证统一的，这几方面结合起来的有机整体，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科学尺度和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价值尺度的有机统一。“三个有利于”标准对生产力标准的发展就在于，它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联系在一起，把发展生产力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联系在一起，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
三、江泽民：“三个代表”标准
20世纪末，面临新的世纪之交和新的千年之交，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的建设面临着许多重大的挑战，在此情况下，江泽民于2000年2 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5] 此后，他多次从不同侧面深刻阐述了这一重要思想，强调“三个代表”的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按照“三个代表”的思路，回顾和总结历史，我们党成功的经验归根到底就在于坚持了“三个代表”；某些时候的失误的教训归根到底在于没有很好地坚持“三个代表”。江泽民要求：“全党同志在贯彻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时，在从事的各项事业中，都要牢记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看看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完全符合的需要调整补充的积极调整补充，不符合的就勇于实事求是地纠正，以利于我们的改革和建设不断向前迈进，充分体现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时代精神”。[6]
因此，“三个代表”实际上起到了一个检验党的建设成效的价值标准作用。“三个代表”标准中的第一个“代表”，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基本含义是指“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7] 这其实就是一条生产力标准。同时，“三个代表”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标准理论。首先，它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联系起来，从而正确解决了坚持生产力标准与坚持发展先进文化、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其次，它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从而正确解决了坚持生产力标准与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原则的关系问题。“三个代表”的这三个方面紧密联系，共同成为衡量我们党是否先进、正确、伟大的根本标准，也是衡量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工作的根本标准。
四、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生产力标准之比较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生产力标准，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关于生产力标准的论述作为共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产力标准这一概念，但他们指出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多次阐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这实际上就包含有生产力标准的思想。此外，马克思还论述了作为生产力构成要素之一的劳动资料是区别各种经济时代的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和社会关系发展的指示器的思想，这也包含有生产力标准的思想。列宁则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这就明确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力标准思想就此为止。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正是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本立场和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生产力标准。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并不是为了单纯地重复或强调生产力标准。他们的生产力标准，都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为了解决中国革命或建设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有着极强的针对性。毛泽东的生产力标准，为准确把握民主革命时期各政党的性质提供了客观尺度。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生产力标准，以“三个有利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衡量标准。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无疑又对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有着巨大的启发意义。江泽民继承了前人的成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三个代表”成为新世纪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主要标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生产力标准一脉相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生产力标准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提出的历史条件与目的不同。毛泽东提出生产力是判断政党政策及其实践的标准这一观点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此时，中国正面临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抉择：一是光明的道路、光明的中国之命运；二是黑暗的道路、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宣称自己的政策是最好的，只有自己的统治才最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责备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一些人往往容易被国民党的表象所迷惑。毛泽东提出生产力标准，就是要使人民有一个清楚明了的判断尺度，论证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及实践才能最充分地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才能使中国走向光明的路，走向独立、民主、富强。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但是一些人由于受传统思维方式和观念的影响，对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新做法感到不理解，总是用老眼光、老经验去认识新问题、新政策，特别是“八九”政治风波后出现了用抽象的社会主义原则来衡量现实生活，抽象地讨论所谓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在这一关键时刻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目的就是为了去除人们心中的担忧和疑虑，坚定人们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为正确评价改革的得失成败提供一个全面、科学的标准。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时，正值世纪之交，千年更替，我国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但是此时，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还是党肩负的任务，以及党的队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国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国际国内大局的发展，也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重的任务：国际大局要求党跟上时代潮流，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国内大局要求党经受住各种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就是为了把我们的党建设好，为党的建设的得失成败提供一个根本的标准。
第二，生产力标准的检验对象不同。毛泽东提出的生产力标准是用来检验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的好坏。如果党的政策及实践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政策及实践就是好的；如果党的政策及实践束缚和桎梏生产力，党的政策和实践就是坏的。这里的党，不仅仅指中国共产党，还指其他各种政党如国民党等。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检验对象包含以下两个层次：一是检验改革的得失成败。如果符合“三个有利于”，就说明改革是成功的；如果不符合“三个有利于”，就说明改革是不成功的。二是检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如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社会实践中取得了预期的目标和成果，就说明这些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如果党的路线、方针、政在社会实践中没有取得预期的目标和成果，就说明这些路线、方针、政策不完全正确乃至不正确。这里的党只指中国共产党。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用来检验党的建设的得失成败。如果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就说明党的建设是成功的；如果不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就说明党的建设是不成功乃至失败的。这里的党也仅仅指中国共产党。
综上所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生产力标准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标准的继承和发展，且三者中后者也都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它们的提出各有其不同的时代背景，为了解决不同的任务，但它们都是实事求是的，符合中国特定阶段的革命与建设实际。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生产力标准的形式常新，但其合理内核基本不变，这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长久的指导作用和实践意义。
收稿日期：2006—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