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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6636（2000）01—0001—05中图分类号：F714.1文献标识码：A
在我国经济的短缺状态时期，价格改革中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现在距我们走出短缺不过二、三年，需要面对的价格问题突然从通货膨胀转变为通货紧缩。这一始料不及的现象令政府和经济理论界大为紧张，并成为当前最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然而，价格水平负增长并非空穴来风，个中定有某种逻辑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只有对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细致的分析、探讨，才有可能找出正确有效的应对方法，避免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犯下新的错误。
一、价格为什么会波动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由供给和需求双方的共同作用决定。宏观经济中，价格由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共同作用确定。影响价格水平的因素不论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都是通过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从而对价格水平产生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相互作用，在不同经济条件下，可产生不同的结果。
当经济处于充分就业或接近充分就业时，总供给是缺乏弹性或完全无弹性的。此时总需求的增加或总供给的减少，都会使价格水平上升；总需求的减少或总供给的增加，会使价格水平下降。两种情况下，产出水平不变或仅有微小变动。
当经济中存在大量劳动和资本的失业时，总供给变得富有弹性甚至完全弹性。此时总需求的减少和增加都只会引起微小的价格水平变化或根本无变化，这时需求变动主要引起产出水平的变化；总供给若是因成本上升等因素减少，会使价格水平上升，产出下降；若成本减少使总供给增加，则会使价格水平下降，产出增加。
因此，价格水平的波动，不仅仅取决于总需求或总供给单方面的变动。给定总需求，总供给的变动会造成价格水平的上升或下降；给定总供给，总需求的变动可能会造成价格水平的变动（充分就业时），也可能不会引起价格水平变动。
通过分析各种经济或非经济因素对供给或需求产生的影响，可以了解这些因素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如果供给的增加或减少是由于生产规模的调整或新技术的学习、使用，那么这种变化一般在中长期中才能显示出来。如果总供给的增加或减少涉及到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则短期中是不会有明显变化的。但在长期中，这种变化是显著的。外生变量造成的投入品成本普遍上升，有可能使厂商迅速调整产量，总供给可能在短期内减少。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等使成本下降的因素，会使长期中供给增加。另外，投资需求的增长，在形成新增生产力后也会使总供给增加。相比之下，总需求的变化只是由于人们的购买计划调整而产生，因此在短期中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可变性。一些突发性的因素往往对总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如大的社会变革、战争、自然灾害、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经济的预期改变等等。需求的调整过程可以很快完成，并不意味着需求是多变的。由于人们收入、偏好、人口规模的改变都不可能是突发的，因而在短期中，总需求的变动也是不常发生的。
当经济运行在非均衡状态，或市场化程度较低时，价格水平的变动更为复杂。不考虑非市场因素，当价格水平处在均衡价格水平之上时，供给大于需求，市场调整的作用将使价格向均衡点移动，价格水平呈下降趋势；当价格水平处于均衡价格之下，供不应求，商品短缺，购买者会抬高价格购买，价格向均衡点的移动表现为价格水平上升。如果价格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干扰，如价格管制或数量管制等，则价格水平将保持刚性，经济维持在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的状态。
价格水平的上升和下降，不能简单地说它是好事或是坏事，要弄清其对经济的影响，必须对引起变动的原因作深入的考察、分析。
二、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我国价格波动的特点
经济学文献中讨论的价格水平波动，不仅是指价格水平的持续的上升或下降，即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还包括了通货膨胀率的变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价水平经历了较大的波动，但至1997年以前，消费价格指数尽管起伏很大，价格水平却一直是上涨的。根据前面的讨论，考虑到我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短缺状态走向解放生产力、增加供给，那么，价格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应是顺理成章的。又因为我国尚无完善的市场，价格水平不仅仅反映了经济变量的作用，还反映出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因而产生了较为剧烈的波动。1988年，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第一次以两位数增长，达到18.5%，1989年继续增长了17.8%（余天心，1999）。除了当时的房地产热、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热使投资需求猛增外，作为价格改革尝试的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引发了大规模的价格寻租活动，同时并行的计划价格和市场调节价之间的巨大差价，使从事这一投机活动的人迅速暴富。钢材、水泥等物资的层层倒卖，人为地抬高了价格，并使以此作为投入品的企业生产成本大增，从而使总供给受到冲击，加上来自总需求的冲击，价格水平大幅上升。
1993年—1995年，我国又一次经历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1993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了13.2%，1994年上涨了21.7%，1995年上涨了14.8%（余天心，1999）。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冲破了许多理论上的禁区，为进一步的改革扫清了障碍，经济界和理论界一扫1989年以来的沉闷气氛，空前地活跃起来。1992年下半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写入了党的决议，第一次明确地表明了改革的市场取向，消除了人们对改革前景的疑虑。一时间，乡镇企业、外资企业、个人下海经商等非公有经济活动如大潮汹涌，掀起了又一轮投资热。与上一轮的投资热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投资增长中，集体经济的投资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国有经济。1992年增长高达94.8 %， 1993年为70.3%。（《中国统计摘要》1998）。这一轮的价格水平上涨，同样有房地产热伴随其中。深圳等经济特区建设成功的示范效应，使得人们大量涌到海南经济特区去淘金；那里的房产开发热将地皮炒出不可思议的天价，又一批人在这种投机活动中暴富起来。
在这两轮价格水平的异常波动中，很清楚地显现了制度因素的作用。不论是钢材还是地皮，出售或批租权都在政府官员手中。旧体制的松动和新制度的供给滞后，为牟取暴利的投机活动留出了可施展的空间。投机活动赚取的不是地域、时间的差价，而是物品从计划体系流向非计划体系的差价。对通货膨胀的控制，使用的是非市场化手段，停止价格改革，压缩信贷规模，下达行政性禁令等等体制收缩措施（中国社科院宏观课题组，1999）使总需求大幅紧缩，价格水平的增长快速下降。
从好的方面看，这两次剧烈的价格水平波动，多少反映了经济快速增长，而两次经济的快速增长，都是受到体制发生重大变革的激励。在由改革深化推进的经济增长中，中国的潜在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增长，使我们渐渐告别了短缺，步入小康，摆脱短缺的困扰，奠定了价格改革的良好基础。供给充足（富于弹性），使价格的逐步放开避免了因短缺引起价格水平大幅上涨的压力，价格改革得以顺利实施。正是从1994年以后，我国加快了价格改革的步伐，同时价格水平的涨幅呈现逐渐回落的态势。
从坏的方面看，在高通货膨胀下，商品的相对价格产生了很大变化，使原来因为计划经济被扭曲了的价格体系在纠正过程中发生了新的严重扭曲。由于过度膨胀的投资需求和近乎疯狂的投机活动所形成的钢材、水泥、房地产价格，夸大了这类资源的稀缺性，使过量资金流向这些物品的生产，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导致了现在这些行业产能的严重过剩。其他行业也有类似的情况：要么是政府管制价格过高，要么是被人为炒高，使生产过剩的趋势被高价所掩盖，失真的价格发出错误的需求信号，误导了投资行为。实际上，在企业三角债开始成为普遍现象时，就说明生产已经过剩了——畅销的产品是用不着赊销的。
三、价格波动与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才刚刚离去，通货紧缩又赫然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人们之所以关注它，是因为普遍认为通货紧缩对目前的经济运行造成了不利影响：经济回升乏力，企业效益下降，使金融系统不良债务增加，失业人数大增。总之，使经济陷于困境（谢平等，1999）。似乎是价格水平的下降造成了经济增长下降。但分析显示情况并非如此。
通常，价格水平波动与产出波动之间并没有固定的联系（萨缪尔森，1996）。高通货膨胀可以伴随经济增长的缓慢或停滞，如美国70～80年代的“滞胀”； 低通货膨胀可能与长时间的经济繁荣共存， 如美国90年代至今的一轮较高增长。从本文的第一部分的分析也可以知道，通货膨胀可以与产出的增长同时发生，也可以与产出的下降相伴相随。通货紧缩也是一样，当需求不变供给增加时，它可以与产出的增长同时发生。在供给无弹性时，需求的有限下降可使价格水平下降而产出不变。在非均衡状态，价格如果从高于均衡水平的位置下降，也有可能带来产出的增加。
就市场机制的作用来看，价格和产量是同时决定的，但在实际经济现象中，两者的变化却不是同步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价格水平波动和经济增长波动表明，价格水平的变化总是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变化的（见图1）。 凯恩斯的价格粘性理论可以对此做出解释：总需求或总供给的变动最初总是先在总产出变动上反映，然后价格才逐渐调整到与它相适应的水平。可见，价格和产出的变动，并不是互为因果，而是两者都基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变动。因此，认为通货紧缩是经济下滑的原因，或想通过制止通货紧缩来防止经济下滑，是缺乏依据的。
资料来源：谢平，沈炳熙《通货紧缩与货币政策》载《经济研究》1999.第8期
至于通货紧缩导致失业增加，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商业周期中的确如此，但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体制原因，我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用人机制是僵化的，并不能根据产出的需要随时增减人员。我国企业中的大量冗员，一直是企业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即使是在计划体制下，短缺经济时代，也普遍存在着人浮于事、在岗失业的普遍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新增加的非公有经济类企业，虽然吸纳了一部分国有企业的职工，但更多吸纳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国企的冗员数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直至今日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也无法全部容纳。加上职工吃惯了国家大锅饭，习惯了等待组织来安排，严重依附于原企业，不愿寻求新的就业机会，因此，一旦所在企业无法继续经营，隐蔽性失业就转变为公开失业。有许多国有企业的职工，十几年以前就已不再有产出，完全依靠企业向银行贷款发工资或生活费来维持生计，事实上早已在吃着国家救济。而银行的不良债务也早就开始存在了。所以，我国现阶段的大量职工下岗、失业，并不是新出现的现象，而是长期隐蔽性失业的公开化而已。即使没有通货紧缩现象发生，这种失业也是存在的。把因结构调整而产生的失业明朗化现象归咎于价格水平下降，是夸大了通货紧缩的负面影响，而忽略了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
不良金融债务的情形同样如此。事实上，不良金融债务是早已存在的。联想一下在高通货膨胀年份的贷款实际利率为负值，和不考虑贷款回收可能性的计划性、政策性放贷，就可以明白，不良债务是国有银行在非商业化运作时代遗留的后患，而非近年来价格水平下降的产物，是因为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运作要求才迫使其显现出来。
四、价格水平下降的必然性
我国价格水平向下波动，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一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在竞争性市场中运作的企业，会把产量定在能使自己获得最大利润的水平上。由于成本曲线呈U型， 当产量在未达到规模经济所要求的成本最低点时，企业的供给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这就是说，随着产出的增多，成本是下降的，因而供给价格也会下降。我国的企业绝大多数未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企业要提高自己的经营效益，就必须扩大产量，同时降低价格。另外，在没有技术变革的条件下，正常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总是在不断提高的，这使企业的成本水平趋于下降，供给价格也会随之下降。
二是国际竞争的影响。对外开放使我国不可避免地加入到国际市场竞争的行列。开放的国门使进口产品以价格优势形成对国内市场价格的强大压力，使具有国内优势的企业也面临激烈的竞争。特别是由于全球性的经济过剩，使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企业尽可能压低价格，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市场扩张。我国的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如钢材、化纤、石油化工、原料药物、纸张等生产厂家、都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被迫降价销售。
三是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对企业过多的行政控制和干预，经济规则的混乱，企业的社会化职能，使企业背负了非经济的额外成本。随着市场秩序的逐步建立、政企职能理顺分清、产权关系明确、政府权力收缩，企业的非经济成本负担将会逐步下降，使企业具有价格下调的空间。另外，我国的改革是从计划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性转变，是不断地破除垄断引进竞争，这就使得由于垄断形成的高价格水平必须不断下降。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市场竞争规则的确立，这种价格下调的趋势仍将继续。
很显然，由于以上原因，在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中，价格水平逐步下调是合乎逻辑的现象。但被夸大了的通货紧缩的负面影响使政府当局出于防范风险考虑，采取了逆市场化的行政手段干预正常的价格水平波动，如责令行业价格自律，禁止成品油、钢材等产品进口，加强某些行业的集中管理，增强垄断等等限制竞争措施（中国社科院宏观课题组1999）时有出台。
五、相对价格变动与产业结构调整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一样，往往并非是全部商品价格同比例变动，而是会产生相对价格的变动。1997年我国消费价格指数上升2.8%，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0.8%，服务项目价格指数却上升了16.5 %； 1998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降了0.8%，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2.6%，服务项目价格仍然上升了10.1%。这说明我国经济的问题不是总量过剩而是结构性过剩（郭克莎1999）。考察相对价格的变动可知，价格下跌早、下跌幅度大的，基本上是生产力过剩的竞争性产品。这些产品得以通过价格调整的方式来竞争，正说明了这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彩电业的几次价格战，使彩电生产的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效益差的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基于成本优势的价格竞争，使长虹、康佳等优秀企业脱颖而出，行业集中度迅速增加。这些经营能力强、效率高的企业，在扩大产出规模的过程中通过兼并救活了一些劣势企业，使行业的整体效益得到了提高。彩电行业的大幅度降价，并未使行业产出下降，而是用较低的价格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使需求量大增，从进口品牌手中夺回了彩电市场的主要份额。由于需求曲线具有负的斜率，基于规模经济的要求而扩大产量，就必须降低价格，才能使需求量增加，保证产品销售。这种竞争是于消费者有利的。没有彩电的价格大战，我国的彩电普及率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这种于厂商和消费者都有利的价格下降，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国际市场上这类例子也比比皆是：个人电脑、移动电话机等产品，在技术创新不断的同时，价格也不断大幅下降，在这一过程中，低价位使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群不断扩大，普及率迅速增长，同时这些行业也在不断成长、扩大；并没有人为这些产品的价格下降担忧，更未见哪国政府呼吁其行业价格自律。比起我国八大彩管厂联手限产保价的卡特尔行为，通过竞争形成的自然垄断优势更应受到鼓励。
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较为严重的产业结构偏差，易于摹仿的、低技术含量的产品生产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一、二、三产业的结构比例与国际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这一特征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增长质量（郭克莎1999）。我国经济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课题。在竞争性行业，靠什么手段来进行调整？在缺乏技术创新的环境中，在质量差别不大的前提下，只有靠价格竞争。能以最低成本生产的企业，才能获取生存的资格。这正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所在，也正是我们所追求的价格机制调节作用所在。
但有的结构调整，并不是市场能够完成的，在非竞争性行业，由于垄断的存在，消费者只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如第三产业中的通讯、医疗、教育等行业，现在仍是国有经济一统天下，较高的行业进入的制度壁垒使得垄断价格居高不下。在连续的价格总水平下降中，这些行业的价格却是上升的。这些行业在目前的价格水平上，需求是有限的。只有制度性的变革，打破行业垄断，放宽准入限制，引进竞争机制，促使价格下降，才能使需求增加。
六、结论
总体来看，尽管我国目前价格水平负增长，但绝对水平并不能说是太低了。价格水平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前几年价格水平急剧上涨的修正。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总会有一个大调整（中国社科院宏观课题组1998）。在调整之中确实会有一些企业的利润呈负增长或者亏损，那是因为它们的经营能力达不到社会一般水平的要求，被淘汰是理所当然的。价格水平是以供求平衡来决定的，不是以保证所有企业盈利来决定的。
经济发展的过程，应与人民群众消费水平的提高相联系。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降低高档商品的价格，使之变为人人能享用的普通商品的过程，就是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的过程。因而，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价格水平的适度向下波动并不一定是坏事，反倒具有它的逻辑性、合理性。
改革的市场化推进，使我国经济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周期由制度或政治因素决定，转变为现在由供求关系决定。这说明我国开始步入商业周期，使得现在的价格波动与以前的波动具有了截然不同的性质。这正是我国经济活动由计划控制向市场调节转变的成功之处，是我们所期望的，这说明我们正在向改革目标接近。我们面对目前市场调节产生的价格水平波动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应以冷静审慎的态度处之，应该依靠更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来解决，切不可因此停止改革，重操行政手段干预价格的习惯作法，使体制向逆市场化方向转变，断送了改革的成果。价格水平的波动，是总需求和总供给的作用造成，而不是相反。我国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变动，常常受制于制度因素。我国的经济增长中，46%来自改革造成的资源重新配置（世界银行1998）。因此，要使经济的增长加快，必须有新一轮的制度变革来推动。只有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经营效率才能真正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持续性才能真正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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