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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次北伐是第一次护法战争，矛头对准僭窃北京政权的皖系军阀。孙中山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即旧约法）和1913年产生的国会视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标志和象征。在一次谈话中，他曾指出：“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命脉不存在，体将安托？”〔1〕因此，他坚决反对袁世凯毁旧约法，解散国会等倒行逆施。1915年5月9日，孙中山在第二次讨袁宣言中，就愤怒地谴责“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对这个独夫民贼及其左右，必“除恶务尽”〔2〕。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执政，时局动荡不安，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接踵而至。孙中山于五六月迭电西南各省，十分明确指出“国会为民国中心，宪法为立国大本”〔3〕，他希望西南等省实行武力讨伐破坏旧约法的叛贼奸凶。
7月14日，段祺瑞入京，重新执政后，立即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4〕。 这样孙中山也就明确将护法的主要矛头对准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集团。7月17日，他抵达广州， 在黄埔欢迎会上演讲中，指出：“故今日变乱，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共和国家之总枢全在国会”〔5〕。他要求国会议员南下，到广州组织政府， 以维护约法，再造真正的共和国家。9月10日，他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军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平定叛乱，攘除奸凶，恢复旧约法。
9月29日，代总统冯国璋下令通辑孙中山。10月1日，段祺瑞宣布将出师“剿灭”护法军。3日， 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达了《明正段祺瑞乱国盗权罪通令》，宣布：“至于文者，除以讨灭伪政府，还我约法，还我国会，即还我人民主权为职志外，一俟奸凶殄灭即当辞大元帅之职。”〔6〕至此，护法战争也就正式拉开了序幕。
孙中山在最初的北伐战略思想中，以长江为界，君主专制之气在北方，共和立宪之风在南方，而南方重要之区，厥为广东。因此在广东建立护法革命的根据地，挥戈武昌，“握中原要点”〔7〕， 然后直指燕京。9月22日，蒋介石制定了《对北伐作战计划书》， 其具体的方针是护法军以长江沿岸为主战场，先克武昌，次定南京；击破敌军长江一带之势力，再图直捣北京。这个战略与孙中山的思想是一致的，1926年的北伐战争也是按照这个战略构想而展开的。
当时护法军总兵力约15万人，段祺瑞所统辖的兵力有47.4万余人，双方兵力悬殊，但用在战场的兵力大体相当。段祺瑞仗着在军事上的优势，兵分两路，一路四川，一路湖南，其目的夺取军政府所在地广东。同时命令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11月被段祺瑞任命为两广巡阅使）、赣督陈光远、闽督李厚基从南北东三面进攻广州。
10月9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制定了基本作战计划。1.商请陆荣廷及两粤督军，派兵消除龙济光军对广东的威胁；2.以驻粤滇军第三师援湘；3.驻粤滇军第四师及海军立即攻闽；4.命令陈炯明、朱执信两军长加紧招募和训练新军，为滇军和海军后援；5.电陆荣廷和唐继尧火速派出大军会师武汉〔8〕。 接着护法军政府又制定了《西南统一作战计划》，确定的北伐战略是：“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先克武昌，次定南京，击攘敌军长江一带之势力，再图直捣北京。”〔9 〕组成中央军、右翼军、左翼军，约10个师，兵分三路北伐。北伐分两期，第一期计划：中央军由广东进击长沙，肃清湖南全境；待左翼军解决四川后，东下湖北，与之合攻武昌。左翼军另派一支队扼守川北，待第二期北伐时，即出秦晋。右翼军与海军共同行动，合攻福建和浙江，连下淞沪，待中央军与左翼军攻克武昌，然后与之会师南京，肃清长江上下游之敌军。海军封锁长江，配合陆军作战。第二期计划：第二年春，中央军由津浦线北上，左翼军由京汉线北进，右翼军沿海道前进，在辽西登陆。三路大军分道并进，左翼军一支从秦晋袭敌军之右，为主力军之援，然后各军会师北京〔10〕。
孙中山虽然成立了护法军政府，但他本身并没有军事力量，只有依靠西南军阀，主要将希望寄托在滇系唐继尧和桂系陆荣廷的身上。由于他有府无兵，其北伐战略往往受到握有兵权的唐继尧、陆荣廷的制约，所以只是纸上谈兵。唐继尧、陆荣廷则各怀鬼胎，欲借北伐以达到巩固自己地盘，向外扩张，实行军阀割据的目的。这样孙中山的北伐计划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
最初他对西南军阀是存在着幻想的，“拥护约法，实惟西南是赖”〔11〕。对唐继尧和陆荣廷一再规劝他们同心同德，共举大义，并在财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唐继尧的“图川”，陆荣廷的“援湘”，在客观上与孙中山的北伐战略基本相同，所以在北伐初期，他们在军事目标上大体一致。到年底，护法军取得了显赫的战果，11月18日，湘粤桂联军占领了长沙，12月4日滇黔联军攻克重庆。长沙、重庆战役， 标志着段祺瑞南伐战略的彻底失败，进一步激化了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11月下旬，在直系军阀集团的逼迫下，段祺瑞内阁倒台。
在护法战役的胜利鼓舞下，全国各地反对北洋军阀的力量，纷纷揭竿而起。其中“荆襄自主”的影响最大。1917年12月1日， 鄂军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在湖北荆门（今江陵）响应孙中山的“以巩固共和国基，恢复约法为目的”的护法义举宣告自主〔12〕，组织湖北靖国军。同日，原鄂军第三师师长王安澜在鄂豫边境率领旧部起义。12月16日，襄阳镇守使黎天才通电自主，与石、王等组成湖北靖国联军，黎天才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石、王分任第二、三军军长，总兵力约1万人。
孙中山闻讯，备受鼓舞。认为湖北靖国军“据荆襄之重地，扼江汉之形胜，南与滇、黔、川、湘、桂军互为声援，合力并进，以成腹背之势，则必胜之算操自我手。”〔13〕这样“大江脉络可望贯通，此实一大转机”〔14〕他希望唐继尧统一滇、黔、川三省的军队，“克日督师出峡，联合荆襄”〔15〕，湘粤桂联军“进窥岳阳”〔16〕；零陵镇守使刘建藩、旅长林修梅率两师健儿“进窥武汉”〔17〕；黎天才等“东取武汉，断敌归路”〔18〕；陈炯明、李烈钧率领粤军攻闽袭赣，西上武汉；然后各路大军会师武汉，大举北伐，统一中国。
十分可惜，护法战役的大好局面，被滇、桂系军阀所葬送。唐继尧的真实目的是控制四川，占领重庆后，便将主力向西，欲夺成都。他根本无意出川，一再拖延时间，待湖北靖国军失败后，才派一支小部队东下，以作应付。陆荣廷占领长沙后，即发电主和停战，与直系妥协。陈炯明的援闽粤军，也因饷械被桂系广东督军莫荣新扣发，而无法向闽进军，虽然1918年2月，直系冯国璋再次下达对南“讨伐”令， 重新燃起战火；孙中山再次鼓励护法军，“一致进讨，务完成护法之天职”〔19〕。但由于滇、桂军阀的破坏和阻扰，北伐终成泡影。1918年5月，滇、桂系军阀与政学会国会议员相勾结，非常国会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制，实际排挤孙中山。5月21日， 孙中山十分气愤地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以示与西南军阀决裂。至此第一次护法战争宣告失败。
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给孙中山的教训是深刻的，这使他认识到西南军阀与北洋军阀是一丘之貉，彻底抛弃了对他们的幻想。同时也认识到要完成北伐大业，必须要有自己掌握的武装。暂时的失败，没有摧毁他的革命意志，他坚定地表示：“吾人从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针，开一新纪元。”〔20〕这两点教训，对他日后的革命事业无疑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二
第二次北伐是第二次护法战争，矛头对准控制着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在上海一方面著书，宣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一方面密切注视时局的发展和变化，寻求再图北伐之机。1920年10月底，陈炯明的粤军克复广州。11月28日孙中山再返穗城，重组军政府。1921年4月，广州非常国会通过“克日北伐案”。5月，孙中山就任广州中华民国大总统职。重建革命大本营后，在他的眼里，广西陆荣廷得到北京政府的支持，对广东政府威胁最直接、最大，必须加以铲除。平定桂省后，就可以与滇、黔联手，“假道湖南”攻占汉口，并在那里建都〔21〕。6月，他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 兵分六路出击。7月桂军战败，陆荣廷败退龙州。8月援桂军克南宁。
此时湘鄂战争正在鄂南、湘北激烈展开。湖北国民党人士蒋作宾等“欲趁此潮流，乘时立功，取得武汉以统一中国，实行民治”〔22〕。他们派信使到粤，请广州政府立即派兵北上。孙中山认为这是北伐的大好时机，立即着手进行北伐。9月6日，他在宴请北伐将领时，发表了“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为功”的热情演说〔23〕。9月中旬， 蒋介石到南宁，促陈炯明发兵北伐。同月，他在致海外同志电中宣布：“今桂贼就歼，西南奠定，正宜移师北指，扫荡群魔。”〔24〕10月15日，孙中山在“宝璧”军舰上，组建大本营，督师北伐，取道广西。24日抵达南宁，与陈炯明面商北伐大计。11月1日， 命令李福林率部到韶关听候命令。11月22日，他宣布：“本总统此次北伐，所以救全国国民，脱离官僚专制，使民国为国民所有，民国为国民所治，民国为国民所享。”〔25〕不久，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26〕12月5日， 他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决定第二年春举行北伐。1922年1月16日， 公布大本营例令。2月27日， 孙中山在桂林南教场粤军北伐誓师典礼上发表了《北伐誓师词》：“民国存亡，同胞祸福，革命成败，自身忧乐，在此一举。救国救民，为公为私，惟有奋斗，万众一心，有进无退。”〔27〕
这次北伐与上一次有两点明显不同。其一，此次孙中山矛头直指北京政府，宣布北京政府为非法政府，以旧国会法选举的总统为非法总统。他已经认识到，护法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要开辟的新纪元就是“扫除污秽不堪之北京政府，建立良好干净之正式政府”〔28〕。其二，他明确宣布此次的目的，“不在中国人民，而在日本及为日本外府之北庭”〔29〕。这样孙中山的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思想就提到了一个高度，使他认识到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就不仅要铲除军阀政治，更重要的是要打倒扶持军阀的帝国主义。虽然这时他还局限在日本帝国主义，但这一认识与上一次北伐相比，无疑已经是前进了一大步，为他后来从整体上认识军阀和帝国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此次北伐的战略方针与上次大体相同，不过随着政治、军事形势变化而有些变化。按照孙中山的最初战略构想还是西南全力北征，分道出兵，会师武汉。所不同的是，这次他明确要建都武汉。平定桂省后，他将大本营设在桂林，说明他将主力放在广西，从桂北出兵湖南，同时李福林等在韶关北上。1921年11月22日，他在复廖仲恺等的电文中，对北伐的战略、战术有一个勾划，他将吴佩孚作为主要进攻对象，“吴佩孚若来，则用小包围之法，击之于衡、宝一带，彼若退守武汉，则用大围之法，以荆汴长岳为正面攻击，由汉水出襄樊为左翼，由赣出九江、黄州为右翼，三路以制其死命，两者皆以有他军为援，应为我之大利”〔30〕。孙中山对北伐的形势是比较乐观的，虽然作战双方实力悬殊，直系兵力大约有37万，而广东方面只有7万左右，而且陈炯明控制了3万，其余部队孙中山也基本上指挥不动，但他认为只要北伐军一出动，四方就会响应。除湖南、湖北、陕西等省国民党人士会策应外，就是孙传芳、福建督军王永泉、浙江督军卢永祥、安徽督军张文生、湖南督军赵倜、山东督军田中玉等也会共起，“使直系更无归路”〔31〕。
1922年1月24日，孙中山在桂林举行北伐军事会议，决议四点：1.北伐联军分成三路，第一路由李烈钧率领，限二月上旬集中桂林，中旬向全州出发。第二路由李明扬率领，现已集中全州，应令分为两队，一由全州进驻零陵、黄沙河，一由双凤直入永州。第三路黄大伟拟随大本营于二月底向衡州出发。2.滇、黔各军应分路由黔边、桂边入湘，其出发期尽于3月1日以前，在衡、永会合。3.川军应请刘（湘）、但（懋辛）仍由鄂西，沿恩施、鹤峰直下，与湘南各军遥相策应。4.军饷除粤政府直辖各军由大本营负责外，其滇、黔各本省所发之军队由各省自由筹拨，关于军械、弹药，拟分由川、粤各兵工厂接济。
1922年4月，北方直奉战争爆发，直系主力北调。 这给北伐造成十分有利的机会。可惜，孙中山却被迫调整北伐战略，改道出师，将大本营设到韶关。为什么孙中山要改道北伐呢？主要有三个原因：1.最主要的原因是作为孙中山所依靠的陈炯明的坚决反对。陈与吴佩孚、赵恒惕暗中勾结，反对北伐军进攻湘南。孙中山对他十分宽容，让他在广州，负责北伐军饷，但他拒绝负担不说，还处处掣肘。1922年4月16日， 孙中山从桂林抵达梧州，召集军事会议，召陈炯明参加，陈拒不出席，孙中山只好改广州为后方，从韶关出兵。2.滇系内哄，唐继尧与顾品珍在滇省开战，他们都退出北伐。特别是唐继尧重新占领云南后，反而成为北伐的后顾之患。3.孙中山的同志章太炎、柏文蔚、谭延闿等也害怕北伐军进湖南后，与湘军发生冲突，使吴佩孚得利，曾劝孙中山改道进攻江西。
5月6日，孙中山亲自到韶关誓师北伐讨贼。北伐军计划兵分三路：右翼由许崇智指挥，以许崇智粤军第二军、梁鸿楷第一师、李福林军全部，由南雄进攻江西信丰，再向赣州前进；中路由李烈钧指挥，以滇军朱培德，赣军彭程万全部，由南雄逾梅岭进攻南安，再向赣州挺进；左翼由黄大伟指挥，以粤军第一路黄大伟全部，由仁化经长圩向江西崇义、上饶进击，然后转攻赣州〔32〕。随后，北伐军在赣州附近展开军事行动，并于6月12日，北伐军右翼攻占赣州。6月15日大本营决定实施第二期作战计划：许崇智、李福林部分二路向万安前进；滇、赣北伐军李烈钧部沿赣江右岸向万安前进；黄大伟部，进占遂安，夹击万安之敌。
围绕着北伐军事斗争，孙中山还展开了政治活动，主要是在国际上争取美国、苏俄，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国内与皖系奉系结成反直系三角同盟。
6月1日，孙中山从韶关回到广州。6月16 日凌晨陈炯明发动反革命政变，孙中山避走永丰舰，领导平叛斗争50余日。由于这一突发事件，使北伐不得不于7月下旬分途从江西、湖南边境撤退， 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
三
第二次护战役的失败，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先生打击是很大的。他正是在深刻反思历史中，在总结革命的教训中，敢于否定自我，超越自我，其晚年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这就是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3年3月，他再次回到广州，第三次建立政权，重新准备北伐。他采纳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首先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 并于1924年1月在广州举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了首次国共合作。接着在中共的帮助和支持下，建立了黄埔军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支革命的军队——“党军”。
孙中山第三次重建广东政权，始终“北望中原”〔33〕，等待机会北伐。1924年8月下旬，奉直皖的矛盾进一步尖锐，爆发江浙战争。 孙中山认为这是北伐大好时机，虽然战略后方仍危机四伏，但他毅然决定立即举行北伐，从8月31日起，大元帅府每日召开军事会议。9月4日，他在北伐第五次军事会议上决定：1.迁大本营于韶关，广州设留守府，由胡汉民（9月13日正式下令）代行大元帅职务；2.任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3.组织北伐筹备处，特任粤桂滇湘豫及中央直辖各军长为筹备委员，作战计划由各委员筹备；4.北伐军由滇桂湘赣各军，及粤军两部，共4.5万人编为三路进攻江西。以南昌、 九江为会师目的地〔34〕。次日，孙中山发布了《讨伐曹锟吴佩孚令》，宣布“克日移师北指，与天下共讨曹、吴贼”。“民国存亡，决于此战。其间绝无中立之地，亦绝无可以旁观之人。”〔35〕
根据孙中山这时期的电文、讲话等资料来综述，此次北伐战略大约有二条线。一条是利用北方大分裂，与奉军、卢永祥军南北夹击直军，先期可得武汉，如果奉军的力量不能取得北京，那么北伐军便要过黄河，直取北京，巩固共和。一条是与西南联络一气，共同北伐，会师武汉，以窥中原。巩固西南后，再图西北。作为近期主攻目标是江西，很显然有策应卢永祥之意，“以分贼势”〔36〕。同时也为夺得两湖奠定基础。为此他于9月11日致电唐继尧，推唐为副元帅（未就职）， 请唐率领川滇黔三军，“北伐中原，愿共驰驱，以建大业”〔37〕。13日，孙中山抵达韶关，“以便统率”北伐〔38〕。
9月15日，奉军分六路向榆关、朝阳进攻，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9月18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北伐宣言》，指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 “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宣言回顾了国民党为达此目的所经过的斗争历史。“观于袁世凯之称帝、张勋之复辟，冯国璋、徐世昌之毁法，曹锟、吴佩孚之窃位盗国，十三年来连续不绝”。“反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也”〔39〕，并制定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条具体目标。
按照孙中山的最初作战计划，到本月底，北伐军集中了2万余人，兵分两路，会攻南昌。10月13日，将北伐各军正式统一编为建国军，任命宋鹤庚（湘军）为北伐军总指挥，卢师谛（中央直辖军）为建国军北伐右翼总指挥，朱培德（中央直辖军）为建国军北伐左翼指挥，樊钟秀（豫军）为建国军北伐先遣队总指挥，何成浚（鄂军）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
孙中山此次北伐一开始就遇到巨大的障碍，主要是革命根据地极其不巩固。陈炯明在粤东威胁着广东政权，使粤滇桂等军主力“不能同时大举”〔40〕。10月10日，广东商团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反革命叛乱。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民众的支持下，下决心平定叛乱。
此时，北伐军樊部已进入江西，并占领营前、大汾、藻林一线，与赣粤边防督办方本仁的军队对峙。大本营制定了“以占领南昌与东南各义军会师长江之目的”的作战计划。共分二步，第一步中央军（湘军三个军），由韶关向梅岭、大庾、青龙圩、南康一线进攻赣州；左翼军（湘军二个军、豫军一部）由石化、城口、遂川等一线进攻敌之侧背，截断其退路；右翼军（中央直辖军一个军、鄂军全部、赣军全部）由昌乐、仁化经南雄以东地区向小江口、信丰、古陂圩一线会攻赣州。第二步，占领赣州后，中央军沿赣江左岸进攻，夺取吉安一线，然后向樟树、南昌挺进；右翼军沿赣江右岸，协同中央军进攻吉安、峡江之敌，然后相机占领抚州；左翼军以一部协助中央军进攻吉安、峡江之敌，以大部出莲花、安福，占领宜春、新喻后，取道清江，会攻樟树、南昌。
10月23日，直系军阀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随后冯玉祥与段祺瑞致电孙中山吁请北上共商国是。这一事态的发展，使孙中山的策略由以军事斗争为主转为以政治斗争为主。一方面，他于11月4 日发布命令：“所以大本营关于北伐事宜，着由建国军北伐总司令谭延kǎi闿全权办理，北伐各军概归节制调遣。”〔41〕另一方面他发表了北上宣言，于11月13日启程北上。
谭延闿受命后，于11月6日下令，北伐军向赣南发动了总攻，中央军占领大梅关、马鞍山等要地，在仙人岭一带与陕军等部队一同攻占大庾。次日，总指挥宋鹤庚率军攻占青龙圩。同日左翼军占领新城，与其他部队北进夺得南康。9日，北伐军占领赣州。 北伐军复分三路向吉安逼进。21日攻占吉安，北伐军军威大震。由于孙中山北上，使战略发生了转移；加上北伐是在条件极不具备的情况下展开，所以到1925年1月北伐军不得不进行收缩，回师北江，军事活动结束。
孙中山的三次北伐虽然没有成功，但体现了他为振兴中华而愈挫愈奋的革命精神，以及他随着时代不断前进，不断完善自己的高尚品德。同时他的北伐除了有力地打击了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维护国家统一外，还为1926年北伐胜利展开提供了条件和奠定了基础。
收稿日期：1996年12月19日
注释：
〔1〕〔2〕《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 第281、284页。
〔3〕〔5〕〔6〕〔7〕〔11〕〔13〕〔14〕〔15〕〔16〕〔17〕〔18〕〔19〕《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5月版，第102、 114—115、209、128、230、272、261、274、250、389页。
〔4〕《民国大新闻报》，1917年7月22日。
〔8〕中华民国资料丛稿《大事记》（四），第56页。
〔9〕〔10〕《革命文献》（台北）第50辑，1969年版，第4页。
〔12〕《湖北靖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石星川致大元帅电》，《军政府公报》第35号，1917年12月10日。
〔20〕〔22〕〔23〕〔24〕〔25〕〔26〕〔28〕〔30〕《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4月出版，第450、528、598、613、633、451、634、634页。
〔26〕〔27〕〔28〕《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4月出版，第112、90、101页。
〔32〕参见《革命文献》（台北）第52辑，第29页。
〔33〕〔35〕〔36〕〔37〕〔38〕〔39〕〔40〕〔41〕《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7月出版，第16、15、57、43、76、 105、279页。
〔34〕参见《北伐战史》（台北），第119页，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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