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十大经济体的比较_世界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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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高盛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未来4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2039年,金砖4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6国的经济总量;2041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Wilson & Purushothaman,2003)。这份报告引发了全世界对当前及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激烈讨论。作为30多年来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应当如何抓住世界经济格局面临重大调整的机会,争取在未来几十年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历史的经验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启示。笔者主要利用英国经济学家Maddison编制的历史数据库(Maddison,2003 & 2009),对500多年来世界10大经济体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总结,从而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10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公元1500年是世界历史的开始(Stavrianos,1999),也是世界经济的开始(宋则行、樊亢,1989)。根据Maddison的数据库,选取1500年、1600年、1700年、1820年、1913年和2001年6个年份作为时间样本,考察每个年份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为世界前10大经济体的经济表现(见表1)。总体上,10大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

首先,10大经济体的经济总规模占世界的比重先升后降。10大经济体GDP之和占世界GDP的比重,1500年为72%,1820年上升为78%,随后开始下降,到2001年仅为65%,比1500年下降8个百分点,相比最高的1820年下降12个百分点(见表2)。这表明经济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经历了先集中后分散的过程,其中在1820年达到最高峰。一方面,到1820年中国和印度两个规模最大的经济体还没有遭到欧洲殖民者的破坏;另一方面,到1820年只有少数国家(主要为西欧国家)受益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以棉纺织机技术和瓦特蒸汽机技术为例,在英国发明后经过13年才扩散至西欧国家,22年后才扩散至东南欧,35年后才扩散至印度,52年后才扩散至拉丁美洲(Clark,2009)。另外,建国不到半个世纪的美国于1820年以世界第9的位次第一次进入10大经济体行列。1820年以来,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欧美地区又发生了两次科技革命。技术上的快速进步及其向世界许多国家的扩散,极大地提升了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及美国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向外扩散,整个世界经济经历了1950年至1973年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世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高达2.93%。其中,亚洲成为整个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另外,前苏联作为超级大国于1991年解体。这些因素都加剧了世界经济力量的不断分散。到2001年,10大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的比重跌至历史最低,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小。

其次,与经济规模占世界比重的变化趋势一样,10大经济体的人口总和占世界的比重从1500年开始上升,到1820年达到历史最高,为76%,随后开始下降,到2001年降至最低,仅为54%,相比1820年下降22个百分点(见表2)。由此可见,10大经济体在全世界范围内所直接影响到的人口比重在近200年来趋于递减,影响范围在不断缩小。

二、10大经济体的国别变化与世界经济中心的变更

1.500多年来10大经济体的国别变化不大

以公元1500年的10大经济体为基准,500多年来10大经济体的国家构成变化并不大。如中国、印度、日本、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7个国家一直位于10大经济体之列,只是排名有所变化。北美文明古国墨西哥在1500年为世界第9大经济体,之后由于西班牙的掠夺和破坏导致经济急剧滑坡,1600年的GDP仅为1500年的36%,并于1600年被奥地利取代位于10大经济体之外。17世纪是荷兰的黄金世纪,尽管人口到1700年仍不足200万,领土面积也仅为英国的1/6,由于最早建立起“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而拥有全世界最快的增长速度(North & Thomas,1989),荷兰于1700年取代奥地利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进入10大经济体行列。随后,作为英国工业革命在海外的最大受益国,美国于1820年取代荷兰成为10大经济体之一,并从此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至1913年其GDP和人均GDP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至今在GDP方面仍然拥有绝对优势。到2001年,前苏联由于1991年解体不再存在,俄罗斯作为其最大继承国仅居世界第10名,金砖4国中的另外一个国家巴西也在这一年跻身世界10大经济体,而传统大国西班牙则被挤出世界10大经济体。

2.500多年来世界经济中心依次为荷兰、英国和美国

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经济中心经历了两次更迭:从最早的荷兰转移至英国,最后转移至美国。16世纪是西欧国家开始崛起并对外扩张的世纪,这个世纪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中心。中国和印度两个亚洲国家的经济总规模接近全世界的一半,但大而不富,两国人均GDP仅为意大利(16世纪人均GDP最高的地区)的一半左右,对世界其他地区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从13世纪开始,意大利的城邦国家威尼斯一直是欧洲的经济中心,但是到了16世纪,遭到来自葡萄牙、荷兰、英国分别在香料、航运、毛料等方面的激烈竞争,逐渐走向衰落(Kindleberger,2003)。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6世纪的对外扩张中遥遥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他们在经济上却长期依赖西北欧国家(Stavrianos,1999)。并且,无论是从GDP还是人均GDP的角度,西班牙和葡萄牙都不具备强大优势。

荷兰的人均GDP在16世纪下半叶超过意大利位居世界第一,并一直保持世界最高的人均收入水平直到18世纪末。阿姆斯特丹的股票市场被称作“17世纪的华尔街”。另外,荷兰还有两个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市场:阿姆斯特丹交易市场和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前者吸引了来自全欧洲和各殖民地成千上万的商品,该市场上形成的价格成为国际市场的晴雨表,引导着全球的生产活动。后者成为欧洲经营外汇、黄金和白银的金融中心。

18世纪后期,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由于技术进步的加速,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并于19世纪初夺取了荷兰的大部分殖民地,也夺取了荷兰的大部分垄断贸易份额。19世纪的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主导了国际黄金标准(也称为英镑标准)的使用。

美国的经济实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超过英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领头羊之后,由于德国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国内几度盛行的孤立主义,美国并没有立即取得对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即20世纪中期,美国才开始主宰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至今,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比重仍然超过60%。

从区域的角度看,1820年以前10大经济体中亚洲地区的GDP总和占世界的比重,一直远远高于世界其它地区,超过世界总量的一半。到1913年,欧洲地区的比重反超亚洲居第一位。2001年,亚洲地区的比重再次超过其他地区,并且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优势还在快速增加,预示着下一个世界经济中心可能出现在亚洲。

三、10大经济体内部的差异

10大经济体内部在GDP和人均GDP两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并且,500多年来随着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差异程度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笔者使用标准差和离散系数(也称为标准差系数)两个指标衡量10大经济体内部的差异程度,指标值越大,表示差异程度越大。其中,标准差反映10大经济体内部离散程度的绝对值,离散系数反映离散程度的相对值。

从GDP的角度来看,10大经济体经济规模的标准差总体上越来越大,即各国在经济规模上的绝对差异程度在变大。其中,1700年的标准差不增反减。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17世纪上半叶改朝换代的战乱,中国经济在1700年急剧下滑,比1600年下降14%;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如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快速发展起来,从而减小了10大经济体内部的绝对差异程度。10大经济体经济规模的离散系数从1500年以来一直处于波动状态,不过总体上趋于下降。比如,10大经济体中最大国家与最小国家之间的经济规模差距在1600年最大,高达46∶1,到2001年差距仅为10∶1。这表明10大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尽管一直存在差距,但是相比以前而言是越来越“趋同”了。从人均GDP的角度来看,10大经济体的标准差总体上越来越大,即各国在人均收入上的绝对差异程度在变大。10大经济体人均收入的离散系数自1500年以来也基本上处于波动状态,但总体上趋于上升。比如,1500年10大经济体中最富国家与最穷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仅为2∶1,而2001年的差距扩大为14∶1。很明显,10大经济体内部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四、10大经济体中大而不富的中国

500多年来,中国在世界10大经济体中一直位居前两名,但也一直大而不富。公元150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高达24.9%,1820年达到最高为32.9%,随后逐渐下降,到1913年降至8.8%(1950年降至最低,仅为4.5%)。经过最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2001年又上升为12.3%。尽管中国的GDP总量很大,但由于人口数量庞大导致人均GDP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即使在最好的年份如1500年,中国的人均GDP仅高出世界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最低时如1913年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6%,2001年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60%。中国的人均GDP与10大经济体中最高水平的差距更大,1913年仅为最高水平(美国)的10%,2001年为最高水平(美国)的13%(见表5)。2009年,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仍多达4千万。

一国居民预期寿命的提高是其物质生活和福利水平改善的重要反映。表6清楚地说明了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总体上居民的预期寿命也较长。中国和印度尽管经济规模都较大,但两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在10大经济体中却最低,两国居民的预期寿命也最短。

五、资源、技术和制度视角下的10大经济体

1.资源是决定一国经济规模的重要因素

资源总体上可分为三大类: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从根源上看,资本资源也是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投入要素的一类产出。笔者使用人口和国土面积分别代表一国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纵观公元1500年以来的世界10大经济体,大部分都属于当时的人口大国。并且,很多国家在以国土面积代表的自然资源方面也属大国。比如,1500年10大经济体中人口超过1000万的国家有7个(1500年世界人口总数为4.4亿)。其中,中国、印度和前苏联不仅人口超过1000万,国土面积也都至少超过300万平方公里(见表7)。即使到了技术和制度对经济增长贡献更大的现代也是如此。在2001年的10大经济体中,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有6个,人口最少的国家意大利也有5785万(世界人口排名第23位)。并且,国土面积超过300万的国家也有5个。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历史还是现实中,资源数量都是决定一国经济规模的重要因素。

2.10大经济体中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很大

在经济学中,技术指将投入转化为产品的方法。衡量技术水平的指标分为单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两类。前者包括劳动生产率(指产出量和劳动投入量之比)、资本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等。根据Maddison的数据,可用就业人员年均GDP即每个劳动力一年创造的GDP来衡量一国的技术水平。表8中,从1870年以来,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11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都在不断提高。但是,从横向比较来看,高人均收入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远远超过低人均收入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在1998年的技术水平甚至低于美国、英国和荷兰3国在1870年的水平,仅相当于同年美国技术水平的10%左右。同样作为低收入国家的巴西和俄罗斯两国的技术水平也仅相当于美国的25%左右。当然,这也说明技术落后国家面临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3.10大经济体中高收入国家的经济自由程度更高

经济自由程度决定于制度因素,因为制度是决定人类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经济自由程度越高的国家,享有经济繁荣的程度也越高(Wolfgang & Manfred,2004)。笔者以城市化水平衡量一国居民在经济活动中的自由程度。居民在经济活动中的自由程度首先体现在就业和择业方面的自由,特别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自由。因此,城市化水平越高意味着居民在城市有越多的选择和发展空间,或者说城市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经济自由(IMF,2009)。

公元150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城市化水平一直远远低于西欧地区,也低于作为后起之秀的美国。在1970年以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远低于印度,如1890年仅为印度的36%。经过最近几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迅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有显著提高,但是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2001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过印度10个百分点,但仅为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的一半左右(见表9)。由此可见,中国和印度的城市为居民所提供的经济自由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事实上,尽管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要素市场如土地、资金和证券等领域的开放程度依然较低。而印度的经济改革比中国晚10多年,其所面临的市场化任务更为艰巨。

六、结论与启示

500多年来,世界10大经济体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10大经济体在国别上的变化并不大,有7个国家一直位居10大经济体之列。世界经济的中心经历了两次更迭,从最早的荷兰转移至英国,最后转移至美国。从区域的角度,10大经济体中亚洲三国的经济总规模占世界的比重已经占据首位,并且还在扩大相对于其他区域的优势,预示着下一个世界经济中心可能出现在亚洲。10大经济体在经济规模上的差距正在缩小,但是贫富差距却在扩大。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资源数量都是决定一国经济规模的重要因素。人均收入高的国家在劳动生产率和经济自由方面,都远远高于人均收入低的国家。

作为最近几十年来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充分利用国内国外有利条件,结合世界10大经济体500多年来的发展经验,在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1.利用资源优势,进一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劳动丰裕型国家。因此,中国的比较优势仍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只有遵循经济规律,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才能获得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

2.利用后发优势,进一步引进先进技术

中国目前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很大,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发展空间巨大。作为技术落后国家,中国应该以19世纪初的美国、20世纪中期的日本为鉴,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而不是使用并不丰裕的资本去从事高风险的研发(R&D)活动。

3.减少行政干预,进一步扩大经济自由

中国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但是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仍然比较滞后。因此,中国政府应尽早减少对要素市场的行政干预,培育自由竞争的要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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