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犁的“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孙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8)05-0065-06
一
疾病对于孙犁而言，几乎是一种个性化的标识。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他恐怕是谈论自己的病最多的作家。直到晚年，孙犁在《〈善
室纪年〉摘抄》中还反复提到“幼年体弱，且有惊风疾”，直到十岁乃愈，且在抗战期间，“因为长期吃不饱饭，又犯了一次”。[1](P265)而从现有资料来看，这次旧病复发是孙犁对疾病的最早谈论。1946年4月10日，在给田间的信中，他说：“从去年回来，我总是精神很不好。检讨它的原因，主要是自己不振作，好思虑，同时因为生活的不正规和缺乏注意，身体也比以前坏”；“但创作的苦闷在我并非主要的，而是不能集中精力工作，身体上的毛病，越来越显著，就使自己灰心丧气起来”。[2](P360-361)而1948年9月7日，在致康濯的信中，孙犁提及到深县担任行政职务，是为了“改变一下感情，脱离一个时期的文墨生涯，对我日渐衰弱的身体，也有好处”[2](P358)。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其一，正值青壮年时期的孙犁对疾病不断提及，足见“病”在当时就已经给了他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其二，疾病的诱因更多是与其“好思虑”和“文墨生涯”有关。对于长期困扰自己的疾病，孙犁后来也有比较理性的认知：“大体说，这是一种心病，由长期精神压抑而成，主要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对自己不喜欢的，嫉恶如仇；对自己喜欢的，爱美若狂。这种情绪，与日俱增，冲动起来，眼前一片漆黑，事后又多悔恨……”[1](P104)“反映在写作上，好的方面它就是一种敏感，联想比较丰富，情绪容易激动。”[2](P322)
1956年3月间，当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的写作临近尾声，孙犁一天午睡起床突犯晕眩跌倒，磕破面颊，流血不止。这次犯病对其后半生而言，是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事件；作为作家，其读书、写作由此进入所谓“十年荒于疾病”的空白期。我认为，孙犁在1956年的再次犯病对于研究者来说，应该是一个极具张力和阐说空间的事件，对于它的探究将会为人们更深入地解读孙犁提供更多可能。例如，对此我所要质疑的地方有：其一，相对于战时来说，“进城后”的孙犁物质生活条件显然有了巨大改观，导致其犯病的外在因素应该说已基本消除，那么，其犯病主要由内在焦虑所致，而其内在焦虑又具体有哪些？其二，经过犯病当年的旅行和其后三年的疗养，他的病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恢复？从孙犁疾病恢复后的创作情况来看，其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意识形态动机？总之，在我看来，孙犁从1956年开始的“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大有深意的“文本”，有待我们进一步解读。
二
1956年犯病之初，孙犁听从同事们的劝告，试图以旅行达到治疗目的，但并未奏效。他对于自己的疾病导源于内在焦虑，其实早有比较清醒的认知，然而有时却喜欢笼统归结为外在因由，如在与郭志刚的谈话中，认为自己当年犯病是因“岁数到了中年，有些病就要爆发了”[2](P322)。而把病因笼统归结为人到中年的身体状况变化，显然不是很有说服力。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孙犁在谈到自己“进城后”所表现出的“好古”倾向时，认为其内在因由在于想以此缓释内心焦虑，说“我当时处境，已近于身心交瘁，有些病态”[2](P222)。此语出自1987年9月15日写讫的《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开头部分，9月17日他又为此文补充了一段“附记”，其中有：
本文开头，说我进城初期，已近于身心交瘁状态，殆非夸大之辞。
一九五六年，大病之后，结发之妻，虽常常独自饮泣，但她终不知我何以得病。还是老母知子，她曾对妻子说：“你别看他不说不道，这些年，什么事情，不打他心里过？”[2](P222)
这段话最明白不过地表明，即便在当时，孙犁对自己的病因已有十分清醒的认识。然而，他当时何以对自己的病状提及较多，而对病因却讳莫如深，到后来虽有时谈及但仍然明显有所忌讳？其犯病显然是由焦虑长期郁积所致，孙犁对此却有意语焉不详或不愿提及，那么，其焦虑郁积到底表现为哪些方面？换言之，当时他心里到底“过”了哪些事？
根据传记材料可知：孙犁幼时因父亲在外经营生意，家道比较殷实，而他是家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孩子，周围长辈对其宠爱有加。参加革命后，常年奔波在外的孙犁几乎没有什么家庭负担，家的牵念亦比较少。然而，1946年父亲的病逝深刻改变了其心态，让他意识到自己之于家庭的责任。晚年，他在《父亲的记忆》和《〈善室纪年〉摘抄》中分别写有：“父亲去世以后，我才感到有了家庭负担”[1](P293)；“父亲死后，我才感到我对家庭的责任”[2](P15)。在次年的土改中，孙犁家因曾有人在外经商，家里又置有不少田地且雇有长工，处境不是很好。对于家庭命运的担忧显然给了他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土改试点中，孙犁看到对地主阶级“一打一拖”的左倾“灵活性政策”，内心更是不安。那时，他或许就渐渐感受到了自己在革命队伍中的微妙处境，而他急于想回家看看的心情亦得不到同伴们的理解，认为大有“通风报信”的嫌疑。存于孙犁内心难以消释的焦虑终于在1947年冬“气氛甚左”的土改会议上得到了难以遏抑的释放：“有些意见，不能接受，说了些感情用事的话”；并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后果：“会议僵持不下，遂被‘搬石头’静坐于他室，即隔离也。”[2](P17)我认为，这也许是身处革命队伍中的孙犁第一次感到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异己感，导致其“身心交瘁”的因由即由此埋下。按照当时的政策，凡有人在外参加革命工作，即便成份不好的家庭，政治上也稍微有所照顾，1948年孙犁亦作为革命干部下乡参加土改。然而，孙犁下乡后所创作的《村歌》、《婚姻》、《秋千》等作品，其不合时宜性已然充分显露。1947年《冀中导报》关于“客里空”问题和1951年《光明日报》关于“小资情调”对孙犁的整版批判，无疑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其不合时宜的警醒与回应。出于自身个性，孙犁在革命队伍中的边缘化越来越明显。虽然，他也有参与时代歌颂的峻切冲动，但是面对现实又往往难以闭上眼睛，难以规避自己的真实内心。他或许意识到，时代早已不是那个任情任性的抗战时代了。
如果说，以上这些还只是导致孙犁患病的远因的话，那么，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文艺思想领域的一系列批判运动则更加重了其内心焦虑。他虽未谈及对1951年“关于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批判”以及1954年“关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的看法，但值得注意的是，“进城后”的孙犁除了担任报纸编辑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天津作家协会副主席，对于这两次批判运动，显然不可能无动于衷，全然置身事外，其中是非曲直自然有属于自己的看法，只是不便表态或不愿表态而已。特别是作为《红楼梦》的终生爱好者，孙犁拥有自己的判断应该非常自然。然而，他却再次因“没有政治经验”而险些卷入自1953年开始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当他参加会议讨论已是“胡风分子”的七月派诗人鲁藜的问题时，原以为“不过是学术思想上的问题”，在会上为之说了“不少好话”。[1](P82)过了两天，鲁藜在会议现场被捕，则让他“第一次见到这种阵势，可能脸色都吓白了”，后因主持会议者的有意保护而使他摆脱了恐惧与尴尬。回家后仍难以消除惶悚和不安，同时亦意识到后果的严重，并坦承“我受了很大刺激，不久，就得了神经衰弱症”[1](P82)。其后，在北京召开批判丁玲、陈企霞的大会，孙犁作为天津作协代表参加，因有前次惊心动魄的体验，当被推举发言时，他机警地以有病坚辞，幸得中宣部负责人林默涵为之解围，但此后就“真病了”[1](P388)。因而，孙犁的“病”可以说是其内心所有焦虑郁积的总爆发。这样的心态十分深刻地影响到《铁木前传》的写作。这部小说之于孙犁具有多重意义，它的多义性事实上由创作主体这种处于疾病临界的心理状态所决定，其不能完成性亦由此注定，使之成为多义而敞开的半部杰作。
既然“病”是由内心过多的焦虑郁积所致，孙犁所采取的治疗方式便是为自己释解焦虑的方式。他先是开始旅行，继之以长达三年的全国各地疗养。而且，孙犁在病后旅行中就表现出了返古倾向，一边旅行一边寻找旧书，自1959年底养病归来之后，更是开始大肆搜购旧书。因而，旅行、疗养、好古便是孙犁治疗疾病的方法。然而，对他而言，由朋友玉成的长达三年的各地疗养，与其说是治病的方法，倒不如说是一种处世态度的彰显、处世策略的选择。外出疗养其实是他对于当时日趋险恶的知识分子命运的规避。这种规避的成功之处，最为显著地表现为他避开了此后大规模开展的“反右”运动，避免了被打成“右派”的厄运。孙犁自述，1957年在北京小汤山时“我不看报，也不听广播，这里的广播喇叭，声音很大，走到湖边就可以听到，正在大张旗鼓地批判右派。有一天，我听到了丁玲同志的名字”；而当他1958年转到青岛时，感觉到来疗养的人“多数并没有什么大病，有的却多少带有一点政治上的不如意。反右斗争已经进入高潮，有些新来的人，还带着这方面的苦恼”。[1](P301-302)显然，因为疾病，孙犁对政治运动的规避十分及时，以至于对当时席卷全国，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的“反右”运动，大有隔岸观火之感。这种规避让他有效地达到了对自身操守的守持。同时，因为远离其自身焦虑所形成的直接社会根源，隐于疗养院之后健康也有所恢复。其实，当他初进小汤山时就感到渐渐好起来了，“证明之一，是我开始又有了对人的怀念、追思和恋慕之情”[1](P300)。而当同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为自己的命运惶悚不安时，孙犁却在青岛疗养院为与小护士之间一段“发乎情止乎礼”的恋慕之情，而生出小小的烦恼。这小小的烦恼不仅是对其此前所谓宏大焦虑的消释，也是对他那日趋干枯的内心的滋润，重新感受到人生于淡淡烦恼中的美好。孙犁当时就是这样在疗养治“病”中几乎独遗于世。难怪寓家之初，老母对他如此不解：“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1](P242)，而即便疗养期间的母逝，亦不能唤归忘情于世的儿子。
三
接下来的问题是：孙犁的“病”沉重到何种程度？疾病对其创作有何影响？
1978年，孙犁自述：“一九五六年大病之后，就几乎没有写。加上一九六六年以后的十年，我在写作上的空白阶段，竟达二十年之久。”[3]由前文可以看出，因写作招致批判是诱发孙犁患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反过来，疾病对孙犁写作的影响同样十分深远。在一些场合他把“文革”之前的十年创作空白，笼统归结为由疾病导致的生理上的不可能，然而，真实的情形似乎又并不止于此。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学者意识到：“到了一九五六年以后，孙犁主要是因病，同时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基本上不写小说了。”[4]这或许是人们无意中的质疑。我认为，孙犁的“病”与其后来创作的关系远非“因病不能写作”这么简单，仔细深究二者间的关系，同样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
孙犁的“病”表现为重度的神经衰弱，但事实上，即便在生病之初他也并没有全然丧失文字表达能力，1956年8月13日还写了一篇《左批评右创作》的文学短论，探讨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写得清晰、简练、通达，并不能看出疾病对其写作有任何影响。另，据冉淮舟1981年编撰的《孙犁著作年表》可以看出，“文革”之前十年孙犁完全没有把写作的年份集中在1957-1961这五年间。但这五年中，他在当时文坛的影响并不曾稍减，其间，他此前创作的作品陆续出版发行。这五年间，自1957年开始到1959年底结束的在外疗养，应该是对写作产生主要影响的外在原因，其后两年他或许还处于自身心态的调整、适应之中。但是，随后的1962年对于作家孙犁来说，却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我认为，解读“孙犁在1962年”是进一步认知孙犁的“病”，并进而探讨孙犁的“病”与其创作关系的最佳切入点。
那么，在1962年孙犁究竟做了些什么？
这一年，他一共写出了17篇文章，而且继续进行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的创作，并最终将其完成。在这17篇文章中，我们从《〈白洋淀纪事〉再版附记》、《〈琴和箫〉后记》、《〈平原杂志〉第三期编后的后记》、《〈翻身十二唱〉后记》、《〈二月通信〉后记》、《〈三烈士事略〉的后记》等表现为“附记”或“后记”的文章片断中，可以充分感受到他在阅读旧稿时对往昔岁月的追怀，在追怀中又显然包含着对现景有所超越的期望。而且，在这一年孙犁所表现出的忆往与怀旧心态，不仅体现在通过对以往文字的重阅到达一种心灵触摸和自我慰藉上，更表现为对故人、往事的直接回忆。分别写于三四月间的《回忆沙可夫同志》和《清明随笔——忆邵子南同志》都是通过怀人念及当年的战斗生涯；《某村旧事》、《黄鹂》、《石子》等则是通过记事来抒写那时、那地的点滴心情。此外，他还写有《勤学苦练》、《作画》两篇“文学短论”，而在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的结尾注明：“1962年春季，病稍愈，编排章节并重写尾声。”可见他当时还是具备整理《风云三集》所需的“很强的脑力”的。除了这些散文、文论、小说、序跋的写作外，孙犁还创作了五首旧体诗（《自嘲》二首、《1962年3月28日晨承光殿看玉佛》三首）。由以上统计可以看出，1962年孙犁已基本恢复到日常写作状态。这一年的写作实绩，在其病后到“文革”结束前的20年间是仅见的。
我所要追问的是：这一切难道仅仅归结为健康的恢复？如果仅仅出于此的话，那么在其后三年里，其写作又何以急剧萎缩以至全然空白？要回答这一问题，显然有待于回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中来考察1962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意义。
承续此前两年就已经出现的文艺政策调整，1962年党中央对文艺政策进行了继续调整。3月的“广州会议”和8月的“大连会议”都是按照“文艺八条”的精神，分别深入研究和解决提高戏剧、小说的质量问题。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对中国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进步和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对此前曾受到错误批判的《同甘共苦》、《洞箫横吹》、《布谷鸟又叫了》等作品作了新的评价。当时，周恩来等以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身份对知识分子表现出的信任与关怀，在文艺界、知识界产生了强烈反响。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和对“左”倾错误的批判，大大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在当时物质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文艺事业却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当年，身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天津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孙犁，对当时文艺发展的动向，比起一般作家来，应该了解得更为快捷、准确、及时。如果说，批判胡风运动是其疾病的直接诱因的话，那么，1962年党中央对文艺政策的调整，则是他重新短暂焕发创作激情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它远远超越疾病恢复之上。从1963年开始，文艺界又被卷入新的政治斗争，“左”的干扰越来越严重，最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在文艺政策处于“紧收”趋势下，孙犁此后三年的创作亦随之锐减直至完全搁笔。因而，把“1962年”放在孙犁所谓的文革之前“十年创作空白期”中考察，正如日本国学院大学的渡边晴夫教授所认为的那样：“孙犁于1962年在创作上有一定的收获，当然与其身体健康恢复程度有关，更重要的是社会发展对其影响的结果。由此看来，紧接着的1963、1964、1965年三年，作品数量急剧减少，将其归咎于政治形势的紧缩也不应该是一种偏见吧”；“如果说出于政治的原因而导致孙犁患病无法写作的话，那么同样也是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又赋予孙犁得以创作的条件”。[5]这显然是十分平正公允的中的之论。
由此可见，孙犁的患病以及疾病恢复后的“写”还是“不写”，都与当时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其心态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心态的典型代表，其命运亦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只不过，孙犁的特殊之处在于他采取了一种今天看来十分睿智的策略。其中，或许出于一种机缘，或是由一种迥异于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使然。但是，毫无疑问，孙犁把自己“文革”之前的创作空白，笼统归结为疾病是别有意味的说法，况且，这十年也并非全然空白。值得注意的是，孙犁在1962年所写的文章，除《〈津门小集〉后记》、《勤学苦练》、《清明随笔——忆邵子南同志》等发表于当年，《作画》发表于次年外，其余都是在“文革”结束后才公开发表。这些写好之后束之高阁的文稿，或许已然表明作者当时的观望心态和难以消释的内心顾虑，同样显示出他那一以贯之的谨小慎微的处世方式。1962年毕竟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在这种乍暖还寒的政治气候中观望、欲说还休也非常自然，当时被这种天气迷惑而导致人生厄运的知识分子亦不在少数。
四
再回到孙犁1962年的创作本身，看看他究竟说了些什么？
如前所述，这一年除了一些零碎的序跋之外，还有几篇随笔问世。其中以“病期琐事”为副标题的两篇（《黄鹂》、《石子》），传达出他在青岛疗养时充分享受大自然的美景和美好人际的快慰，而两篇怀念已逝战友的散文，亦都在平淡叙述中显现人物的音容笑貌，重温战时人们平淡、坦白的人际关系，已然显露大家气象。这些人际描写或许是对于现实紧张人际关系的影射；或许源于对现实的失望而生出的对过往的怀想。有时，这种现实中的不堪处境也直接投影于对过去的回忆，在《清明随笔》结尾写到邵子南在窑洞门口煮牛头的趣事，并由此生发感慨。但文章的动人之处，更在于进入这一趣事叙述之前，对叙事缘起看似不经意的提及：“今年春寒，写到这里，夜静更深，窗外的风雪，正在交织吼叫。”联想到处于“四年三灾”大饥荒中的1962年，孙犁这看似平淡的叙述却蕴涵着巨大的情感波澜，在忆往中完成对现实不动声色的观照，给人以深隽的回味。
如果说《清明随笔》的结尾，还只是孙犁出于当时的言说环境，对“1962年”本身隐晦、曲折地有所表达的话，那么，对《风云初记》尾声的重写则更流露出他那欲说还休的知识分子心态，鲜明烙上了“1962年”的印记。
作为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显然并不成功，孙犁自己亦坦言没有驾驭长篇小说的经验。作品的整体架构显得有些散乱，但这并不影响一些具体章节的精彩。在某种程度上，这篇小说的创作同样存在类似《铁木前传》的“意图悖谬”。正如许多孙犁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作者力图将高庆山、春儿、芒种等工农形象作为主角和理想形象来塑造，以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但实际上这些高大的革命形象却往往给人概念化的苍白感。而且，这些人物的动人之处，亦不在于他们革命理念的表达，而恰恰在于他们那处于革命状态下的日常生活。小说中，对这些重要人物形象产生一种近乎掩抑效果的是对李佩钟的刻画。她的出现以及最终命运一直牵制着读者，作者本人亦表现出难以割舍的牵挂，这个次要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小说中最为人关注的中心。在阅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基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叙事成规，孙犁一直刻意压抑着对李佩钟的深入描写，但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抑制“并没有转化成他对这个人物真正的冷漠；相反，在一些细节描写中，流露着他对李佩钟心灵和命运的真挚关怀”[6]。1962年，孙犁对小说尾声的重写就主要是对李佩钟有所交待。这种方式显然是作者对笔下人物欲说还休或对自己言不尽意的补偿。文字中，孙犁不断强调对一个次要人物的命运和结局进行“特殊”交待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的寻找在看似合乎情理的同时，也明白无遗地显示出李佩钟这个次要人物在其心目中的特殊性。
那么，孙犁对笔下人物归宿的交待，何以要寻找这么一些近乎“支吾其词”的理由？再者，何以偏偏是李佩钟？
这明显源于李佩钟那并不纯正的革命者身份，她更多表现为一个有待“进步”的知识分子形象。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一种讳莫如深、不便言说的心痛。孙犁此处表现出对笔下知识分子的额外同情，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身命运的观照，换言之，如果不是在1962年党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所调整的情势之下，他是否敢于这样重写显然是未知之数。在对李佩钟命运的最终补充“交待”里，孙犁把同伴远千里爱人的牺牲经历嫁接到她身上，让她的死表现为一个女革命者的牺牲。以此，作者让李佩钟最终完成由一个带有小资情调的知识分子向革命烈士的终极蜕变，以符合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但他在小说故事已然结束的情形下，又禁不住加上一段叙述人的议论。从小说的叙事层面来看，这段议论纯属多余，与孙犁一贯简练、严谨的文风大异其趣。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是孙犁对自己内心的直接表达，借李佩钟表达了自身的知识分子诉求。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也是他为自己在小说结尾对一个非工农的知识分子进行额外交待所作的合法性论证，即便这个具有小资情调的人物最终拖着一条光明的尾巴死去。一如《铁木前传》，《风云初记》的这一结尾同样打上了个人与时代的双重意识形态印记。因为，在重写尾声的年代，“知识分子原罪说”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孙犁此举所带有的惶恐、焦虑亦可想而知。他事实上表露出自身的知识分子心态，而之所以敢于在当时表达对李佩钟的眷顾，显然还是因为“1962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性。
由此观之，孙犁先前所谓“整理《风云三集》需要很强的脑力”云云，不过是一种托词。他与其说在等待“病”后体力与精神的恢复，倒不如说在等待一种适合言说的心境和外部环境。在“文革”之前终于等到“1962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可惜随后在党中央对知识分子政策的“紧收”中，孙犁的言说亦随之渐渐消隐。因之，“1962年”也就成了孙犁十年疾病期里的一个亮点，在其人生历程中也是一个颇具意味的切片，传载着太多的信息。
总之，孙犁的“病”与“孙犁在1962年”之间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反观孙犁的“病”与其创作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导致他不能写作的不仅仅是生理疾患——孙犁更“病”在心里。“文革”之前的十年创作“空白”，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不能”而是“不为”。这“不为”显然是其坚守自身立场、清正人格和追求人格自保的策略性选择，而这种选择决定了孙犁在当时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中成了一个极其独特的个案。
收稿日期：2008-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