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性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1)01-0063-06
一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是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不但影响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文学自身从组织形式到活动方式、从指导思想到理论原则，乃至从创作方法到艺术风格，也与前此时期完全不同。尤其是在这个阶段上，出现了统一的作家组织，和带有极强的“计划经济”色彩的文学体制，以及“有计划、按比例”的文学生产与消费方式，文学开始接受统一的意识形态规范，遵从统一的理论原则，奉行统一的创作方法，追求统一的时代风格，如此等等。这些方面的表现，都使得这一阶段的文学与20世纪前此各阶段的文学呈现出巨大的历史反差。虽然这种“统一”的文学历史在这一阶段上，也发生了例如“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文学那样的变化，但就其内在规定和一些基本形态而言，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即使是发生了变化的那一部分，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当代文学这一历史阶段来说，也只是增加了它的发展变化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并未改变这一阶段文学历史的特殊性质。正因为这一阶段的文学存在着这样的特殊性，所以如何对它作出恰当的历史阐释，并以之为依据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给它一个恰当的历史定位，长期以来，也就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
众所周知，对这一阶段文学历史的阐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取一种单纯的政治视角，这种单纯的政治视角的特点，是从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出发，把当代文学看作是当代政治思想和社会意识在文学领域的表现，一方面通过这种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追溯文学的形象世界中所表达的思想意识之所由来，另一方面又根据文学的形象世界所表达的思想意识的普遍性和深刻性程度，判定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而且这种单纯从政治视角出发的阐释角度，又常常被纳入到一个时期国家机器的运作程序之中，作为这一时期党所领导的国家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对文学活动的阐释，来印证国家机器运作的效能和党的文化政策正误与否。这种本质化和政治化的文学阐释甚至通过一些官方文本（例如有关文学问题的方针政策和一些领导人对文学问题发表的讲话）和半官方文本（例如历次文代会的主体报告和文学机构对文学活动所作的其他形式的总结和评价），影响到这期间的文学史叙事和文学史建构，以至于在今天通行的当代文学史中，仍然沿袭的是这种本质化和政治化的阐释所规定的叙述框架，所选择的叙述对象，乃至所作出的判断和评价。这种单纯从政治视角出发的阐释方式所造成的一个有害的结果，是把文学史变成了政治史的附庸，变成了文化史的注脚，却忽略了文学的历史阐释必须有真正属于文学自身的独特视角。
对这一阶段文学历史的这种本质化和政治化的阐释，直到80年代中期20世纪文学的整体研究观念的提出，才有所改变。这一整体研究的观念力求从走向世界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找到一种贯穿始终的某些内在的文学因素，例如“以‘改造民族灵魂’为总主题”，“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等，以便说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有机性，为20世纪中国文学构造成一个新的整体研究的文学史框架。这种整体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一方面改变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割裂状态，给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带来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另一方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所作的历史阐释，却仍然囿于某种单一的角度（例如上述“改造国民灵魂”的角度、“悲凉”的美感的角度等）。这样，某些适宜于这种阐释角度的文学对象和文学时期，就被凸现于文学历史的前台，否则，则隐没于文学历史的深处，或被这种单一的阐释视角所肢解。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当代文学在这一整体的研究方法中，所遭遇的就是这一种阐释的命运。在8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阐释，还有诸如“庙堂”、“广场”、“民间”鼎足三分和“共名”与“无名”二元对立的框架，大体都未走出上述整体观照下的单一视角，因而也就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代文学在这种阐释视角中被隐没或被脚解的命运。
把现代性问题引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无疑使当代文学获得了一个新的阐释角度，这种新的阐释角度，尽管也不能完全解决前此阶段对当代文学阐释的全部局限，但却把握住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总体趋向。这种总体趋向是一种被称为现代的（相对于古典的）文学新质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断生长发育的过程，并不受制于某种确定的政治或文化本质，更不是某种政治革命或文化潮流的本质外化。把现状性问题引入文学研究，使文学阐释摆脱了前此时期流行的政治或文化本质论的控制，给文学研究预设了一个广阔的阐释空间。90年代以来，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阐释，同时也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表现为对一些具体的文学对象和文学史现象的现代性阐释，更重要的是，当代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从整体上进入了现代性研究的视野，吸引了人们研究现代性问题的目光。毫无疑问，当代文学研究将因此而别开一个新的生面，当代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联系和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意义，也将因此而得到新的确认。
二
现代性问题在西方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学问题，它的形成、提出和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对这个问题本身的辨析和研究，无论在西方还是在近期中国的学术界，都已经成了一门专学，其中的曲折隐微，自是一言难尽。但是，尽管如此，我认为它所拥有的一个基本含义，即它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综合的价值体现，却是不容否认的。如同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从本原的意义上说，是属于西方社会在告别中世纪以后的文明发展历史一样，现代性问题既然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产物，理所当然地也应当是一个属于西方的社会问题（或社会学问题），但是，同样也如同率先在西方发生的现代化最终以它的强势力量推及世界，成为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接受的一种文明形式一样，现代性问题也因此而成了世界各国在各自的现代化进程中，不能不面对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正因为现代性问题如同现代化问题一样，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由西方而世界的普遍化过程，因此就不能把现代性问题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形成、提出和发展演变的历史（包括它的一些现代性标准），简单地套用于世界各国，尤其是一些被西方的强力将现代化楔入其历史进程的“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对这些国家的现代性问题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前提问题是：它的现代化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经历过怎样的一个历史过程，然后才能谈到它有怎样的现代性，它的现代性表现为怎样的形态。对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阐释，首先要解决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前提问题。
就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史而言，大约可分为两个长的历史时段，这两个时段以50年约记，恰好把一个世纪分为上、下两半。从1898年戊戌维新前后通常被我们称之为近代文学的真正起点算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约50年，为上半个世纪的一个长时段。在这半个世纪中，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以后，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门，在西方已经运行了二百多年的现代化列车呼啸而入，将古老的东方帝国裹挟进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的现代化进程。因为是在西方社会已经发生的现代化历史中滞后发生的现代化，而且又是通过一种强力的作用从外部注入的现代化（“后发外生”），故而中国社会一方面虽然因此而加入了整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另一方面同时又成了在西方首先发生的现代化历史的扩张对象。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社会既要接受现代化这个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化了的文明形式，又要使这种文明形式真正通过自己的方式得以实现，避免成为西方的现代化在海外的扩张形式，唯一的选择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半个世纪中，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在“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主要是东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前提问题。
从1949年迄今，又50年，是为下半个世纪的一个长时段，相对于上一个时段而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完成了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前提问题，由此才结束了被动地被裹挟进西方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开始启动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现代化进程。虽然用这种长时段的眼光来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难免要抹去许多引人注目的时间细节，略去许多至关重要的历史事件，但只有用这个长时段的眼光看问题，我们才能够明白，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与一些先期启动现代化进程的西方国家在一个独立自主的近代民族国家内循序渐进地完成的现代化，该有多么的不同。
正因为中西方的现代化历史存在着这样一个根本的差异，所以对文学历史的现代性阐释也不能一概而论。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一方面虽然也接受了西方社会在已经经历过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精神文化成果，包括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乃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在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并且利用这些精神文化成果所独具的现代性特质，所包含的现代性因素，完成了反对封建文化、建立现代理性的启蒙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所创造的精神文化成果，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确实起到了一种开启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仅有这样的文化和思想启蒙还远远不够，它还必须最终挣脱西方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发展的权利和自由。这样，这些从西方接受的精神文化成果又常常被转换成反对西方的精神文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存在真正与西方对抗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对西方的现代化已经表现出某种批判性因素的思想文化（包括文学）潮流，更被引为反西方的思想文化同谋。这种转换从近代就已经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中就包含有这种转换的逻辑结构），经过五四到三、四十年代尤为突出，以至于逐渐形成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潮流。这种思想潮流也不能不影响到文学的现代性生长，在中国的现代化尚未获得一个独立发展的前提的时候，文学中就已经表现出了对于资产阶级的（西方的）现代化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后果（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强烈批判倾向。在上、下半个世纪，既我所区分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两个时段之交，中国当代文学最初承接的，正是这种对西方的现代性（现代化）进行全面批判的思想理路。
如果说在争取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发展前提的过程中，对西方的现代性（现代化）所进行的批判，有助于确立现代化的民族主体身份，选择属于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话，那么，当这个前提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已经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之后，仍然坚持对西方现代性（现代化）的这种全面批判，就主要是由于一种历史的惯性和战后东、西方对抗的冷战格局的影响。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文学把对于西方的现代性（现代化）所进行的这种全面批判，通过从批判资产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到批判修正主义思想的转换，逐步发展到了一种极端状态。这应当看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追求从前一个时段到后一个时段的一种过渡状态。在这个过渡状态结束之后，新时期文学又开始了“启蒙现代性”的重建，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文学中奔涌突进的人道主义主潮，就是这种“启蒙的现代性”重建的一个突出表现。这种“启蒙的现代性”重建，又一次使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潮流，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在新的阶段上的现代化追求的思想文化资源，西方现代化所创造的某些普遍的价值原则，在中国文学中，又一次得到了历史的确认。如果说，在我所区分的前一个时段，西方“启蒙的现代性”的诸多思想文化资源，曾经帮助中国社会在创造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即前述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完成了反对封建文化、建立现代理性的历史任务的话，那么，这一阶段“启蒙的现代性”重建，就是在已经具备了这个前提条件，并且完成了上述从前一时段到后一时段的历史过渡的情况下，为启动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化进程，确立新的价值理性。这一阶段“启蒙的现代性”重建，因而较之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极度张扬的“批判性”，就更多地表现为对于自身的现代化追求（包括对前此阶段极度张扬的“批判性”）的历史反省，而相对减弱了对于西方的现代性（现代化）的批判锋芒。这同时也表明，这种“启蒙的现代性”重建，开始以一种与西方平等的主体身份，认同西方现代化的某些普遍的价值观念。从逻辑上说，这应当意味着中国在启动真正属于自己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在经历如同西方的那样的早期现代性（即“启蒙的现代性”）阶段。
但是，历史不总是以逻辑的方式运行的。在70年代中期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当中国开始以一个平等的主体身份真正加入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的时候，世界范围内尤其是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却早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不但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现代资讯的空前发达而被人称之为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而且也由于因此而带来的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改变，而出现了许多与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理性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新的人生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念。这些新的人生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念，从19世纪后期发生的现代主义文艺运动以来，在西方社会就与启蒙运动以后确立的现代理性频繁地发生冲突。虽然这种冲突就已经意味着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现代性观念也在发生历史性的转换，但真正集中突出地体现这种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价值理性与启蒙运动以来建立的现代理性的本质区别，并以此标示现代性发展鲜明的历史界线的，毫无疑问应当是冠以“后现代”名目的各种思想文化（包括文学）潮流。这股思想文化潮流虽然学界一般认为是滥觞于30年代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换之时，但真正体现其鲜明的反“启蒙现代性”（包括现代主义中某种发展了的“启蒙现代性”）特质，却是以战后科学技术和现代资讯迅速发展的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为背景的。中国社会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70年代后期加入世界范围内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或信息时代的现代化进程的时候，所遭遇的正是由这种后工业时代或信息时代所孕育的“后现代”（在80年代一般误读为“现代主义”）的文化情境。这样，这期间的文学在重建“启蒙现代性”的同时，又不能接受这种反启蒙的后期现代性的影响。虽然关于后期现代性的时间界定学术界还存在着很多分歧，但“后现代”的思想文化潮流无疑是属于后期现代性的范畴。在重建“启蒙现代性”的同时，又接受这样的思想文化影响，就使得这期间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不能不面临着一种无法克服的矛盾和悖论：一方面重建“启蒙的现代性”，不能不高扬理性的旗帜，另一方面，接受反启蒙的后期现代性的影响，又难免要瓦解这种“启蒙的现代性”赖以成立的理性基础——形而上学和本质主义。在新时期文学中，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文学思潮，和以各种冠以“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先锋、前卫的文学实验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的文学思潮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正是这种共时地存在的前后期现代性因素在文学中的具体表现。
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格局的瓦解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但在诸如经济、科技、法制、管理、资讯和公共事务等等方面获得了许多共同性的基础，而且在诸如对待我们这个时代普遍流行的消费文化潮流和一些全球性的问题（例如环境、人口、宗教和文化冲突等等）上，也获得了许多共识，出现了许多价值上的认同。所有这些共识和价值上的认同，都是建立在对现代化在现阶段的表现（即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文化问题的批判性审视的基础上的。而且这种批判性的审视又不是如50至70年代那样，主要是基于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对立出发，由外部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所作的一种否定性的批判，而是从现代化（包括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内部对因现代化而造成的诸多负面效应所作的一种反观和自省。由于这种批判性的审视仍然是来自于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驱动，因而仍然是现代化的一种特殊的价值体现，是现代性问题在现阶段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90年代的文学虽然并不完全涉及这一范畴的问题，但就其中的一些新锐创作（例如邱华栋和大多数“60年代出生”作家的创作、女性文学和它的最新发展等）所涉及到的问题而言，却大多是这种摒弃了政治和意识形态遮蔽的现代性因素的体现。90年代文学涉足这种普遍的现代性观念同时也表明，随着中国社会迅速加入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文学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意识，也开始站到了一个新的起跑线上，开始与世界各国共同面对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一些共同性的问题。
三
但是，尽管如此，这种在90年代发生的与世界同步的现代性效应，仍然是以中国文学长期以来一种激进的现代化追求和由这种追求所造成的历史断裂为代价的。如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不能随意超越必不可少的阶段性一样，现代化的进程也不能不遵循一定的必经过程。但是，如前所述，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来说，因为它的现代化是滞后发生的和从外部注入的，所以其现代化进程也就注定只能是超阶段的（从中段进入）。这种从中段进入的超阶段的加入现代化进程的方式，同时也就注定了中国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补课的任务，即要把西方国家在前此阶段几百年内发生的历史，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演一遍，而且这种重演又不同如西方国家在经历这一段现代化的历史那样从容不迫、循序渐进，而是始终处在西方国家正在加速发展着的现代化进程的力量牵引之中。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之下，中国的现代化一方面要向后完成补课的任务，另一方面同时还要向前追赶现代化的最新发展进程。无论是完成补课的任务，还是追赶最新的发展进程，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发生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基础等方面的条件，与西方国家有诸多不同，因而其行进的速度也不可与西方同日而语。即使是与西方国家等速前进，中国的现代化在解决了补课的任务之后，要赶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步伐，也注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由于这些原因，在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解决这个发展滞后的矛盾，往往容易刺激一种激进的现代性想象。这种激进的现代性想象，在当代中国的主要表现，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资源，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全面彻底的批判，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属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想象，期望通过这种现代性想象，在观念上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性，提前到达在这种想象中预设的现代化目标。
受这种激进的现代性想象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在“文革”前的一个时期内（通称十七年），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尤其是所谓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和与之相关的人性论，企图通过这种批判，从根本上摧毁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价值基础，在观念上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实行彻底的决裂，另一方面同时又高扬一种远离现代化进程的农业社会的社会理想（对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想象），期望通过这种理想所激发的道德热情和精神力量，去填补由于超阶段的追求所造成的物质缺陷。这两个方面到“文革”期间都发展到一种极端状态，结果就使得这期间的文学陷入了一种双重的现代性断裂：一重断裂是与西方现代性的断裂，另一重断裂是与自身现代性的断裂。与西方现代性的断裂，是指它全盘否认由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既往历史所创造的，事实上已经成了现代化的一种普遍的价值体现的启蒙理性的各种思想观念（包括后期现代性的某些萌芽的现代主义因素），从而割断了与一种普遍的现代性观念的精神联系。与自身现代性的断裂，是指它背离了现代中国革命的目标：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为了创造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发展的前提：而不是退回到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农业社会的社会理想（包括一种封闭的工业化理想的变体）。因为这种双重的断裂，结果就使得这期间的中国文学完全淡出了现代性的历史地表，因而也就完全淡出了现代化追求的历史。
正因为在这种激进的现代性想象驱使下的激进的现代性追求，造成了“文革”期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断裂，因而在“文革”结束后，就有必要重新接续因这种断裂而中断了的中国文学现代化追求的历史。但是这种重新接续又不是对既往历史的一个简单的回归，而是同时还要对这种断裂的时间本身进行一种历史的修复。这种历史的修复也就意味着结束“文革”以后的新时期文学，也面临着一个“补课”的任务。于是，世纪初出现的那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西方在几个世纪发生的各种文化思想（包括文学）潮流，都重演一遍的现象，在临近世纪末的80年代文学中又再一次出现。而且这一次重演所遭遇的历史情境，与世纪初又有诸多不同。如果说世纪初吸纳西方“启蒙现代性”的各种思潮，虽然与西方早期现代性的形成、发育和生长的历史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时间差，但西方社会基本上还处在早期现代性历史的最后阶段，因而二者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共时性的关系的话，那么，临近世纪末的80年代文学重续现代性追求的历史，吸纳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就处在西方社会已经完成了从早期现代性向后期现代性的转变，同时后期现代性在经历了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过程之后，也在日渐发育成熟。这样，80年代文学所吸纳的西方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就不仅仅是与其共时地存在的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如前所述，当时被普遍地误读为现代主义），同时还有被前此时期的文学批判和否定的“启蒙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这些在现代性的形成、生长和发育的不同阶段上的思想资源，以一种层累地积淀的方式集中浓缩在“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段，因而就使得这期间的文学出现了一个多层重迭的现代性背景。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也因此而不可能不呈现出一种多重的价值取向。这种多重的价值取向的一个积极的结果，是使新时期文学具有丰富的现代性内涵，它的消极结果，则是同时也造成了一种现代性的混乱。
这种现代性混乱的主要表现，其一是继续坚持“文革”及其前一个时期对现代性问题的一种极端批判立场，把西方现代化的所有价值体现，从早期的启蒙主义到后期的现代主义，统统归结为一种“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归结为“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完全无视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产物的文化（文学）的现代性，本身就包含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的批判性因素，而且这种批判性的因素，愈到后期愈益强烈，它与马克思主义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的批判相为表里，二者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性的因素。这种对现代性问题的极端批判立场，源于一种对现代性问题进行意识形态提纯的天真幻想，其结果却因为抽去了现代性问题的阶级和制度的承载，而把现代性问题变成了一种纯粹意识形态的空洞幻想。其二，与这种对现代性问题进行意识形态提纯的幻想形成对双，这期间在现代性问题上的另一个极端倾向，是把现代性问题人为地理想化。由于中国社会在“文革”后加速启动现代化进程，不能不刺激对于思想文化（包括文学）领域的现代化追求，这种追求自然而然地就把对现代性问题的想象引向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于是，西方现代的各种思想文化（包括文学）思潮，同样被想象成是与整个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互相适应的，是促进其发展的，以此推断中国的现代化也必然要催生类似于西方的各种现代（甚至是现代主义）的思想文化潮流。这种对现代性问题的想象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与上述极端批判立场完全不同，在新时期文学中甚至因此而引发了几次激烈的争论，但从根本上说，却同样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与思想文化（包括文学）的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与悖论。正是这种矛盾和悖论，不允许我们在追求社会的现代化的同时，对文学（包括所有思想文化）的现代性作丝毫理想化的期待，而这种期待在新时期文学中，几乎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精神现象。
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要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现代性的混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一方面现代化毕竟是西方国家首先创造的一种文明形式，是资产阶级革命造成的结果，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伴相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属于特定社会特定的历史范畴，甚至具有我们习惯所说的阶级性。但另一方面，当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其先进的生产方式、发达的科学技术和一种新型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历史进步而推及全球的时候，就成了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的一种普遍的文明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又超越了社会、阶级和时代的具体范畴，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标志。由于现代化由西方而推及世界，基本上是采取一种强力的方式，因而造成了现代化在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尤其是在一些历史古老、经济落后、基础薄弱的东方国家，这种不平衡性更成了它自身的现代化追求的一种无法挣脱的历史的宿命。在这样的东方国家，不但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容不得任何激进的幻想，而且其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也宜于采取一种审慎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文学既不可拒绝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所积累的现代性的全部思想资源（其中包含有许多普遍的价值因素），又不可以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最新追求目标（其中存在着许多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要求相悖的因素）。中国当代文学最终面对的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在中国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生长和发育着的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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