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中国管理研究：一些哲学层面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层面论文,路口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3-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1)04-0013-06
一、引言
中国管理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关键议题是情境化问题。不管我们如何在中国情境下应用现有的理论，它们实际上都脱胎于西方的情境。Tsui区分出处理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理论应用与理论创新。前者提倡将现有的理论直接应用于中国的情境，目的是要检验及完善这些理论。后者是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建构方法，试图以新的理论解释中国管理中的独特现象。
Barney和Zhang的论文及Whetten的论文有着独特的贡献。他们的核心论点集中于上面所提的理论应用(对应Barney和Zhang关于“中国管理理论”与Whetten的“情境嵌入理论”)与理论创新(对应Barney和Zhang关于“管理的中国理论”与Whetten的“情境效应理论”)：Barney和Zhang认为中国管理研究正徘徊于这两条道路的十字路口。这两篇论文共同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与实用建议。但我希望另辟蹊径，从哲学层面参与讨论，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抛砖引玉。
二、情境化的另一种解释
(一)情境化的中国管理研究真的是个议题吗？
Tsui把情境化定义为：“在对现象进行描述、理解以及理论化时，把所在的情境结合起来”，并且认为，“对于情境化的需要是广被接受的”。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但不同的哲学观点对情境化的理解不尽相同。一般来说，我所读过的所有关于情境化管理研究的讨论，例如Barney和Zhang、Meyer、Rousseau和Fried、Tsui与Whetten，似乎都采用了一个含蓄的本体论假设：有一种客观的现实，独立存在于研究人员之外①。情境化中国管理研究的一个主要议题是西方管理理论是否够充分地解释中国管理现象。换句话说，这些理论是否能够准确地反映这些现象的本质。这种观点与真理符合论(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一致，其核心在于“真实的命题与现实‘相符合’”。或者，用日常用语来表达这一论点：只有按着世界本来的面目去描述的时候，这种说法才是真实的。科学研究的目标是产生真实的或大致真实的知识，提出关于这个世界的一般性、定律或者理论。
人们会自然地接受这一粗略实在主义(realism)的本体论假设，但它只是管理学者们所认同的几个哲学流派中的一支。例如，一个适度增强版本的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会认为“独立现实的理念是一个不切题，甚至不一致的抽象概念”。当这种本体论假设支配着实证研究时，就会产生如下认识论的观点：“我们学术期刊上的实证数据并不客观表述外在现实，而是主观地反映研究人员的理论视野、价值与智慧信仰”。在废弃了一个独立的、客观的现实基础后，社会建构主义者会认为西方理论能否准确地反映中国管理现象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议题。
社会建构主义者进一步认为实证研究“本质上是一种‘说故事’的方式”。实证观察起着构造故事情节的启发作用，其所产生的理论在本质上也是虚构的。首先，实证资料反映着收集数据时的情境，当这些资料被视为说故事的启发材料时，数据收集和情境化就成为可有可无的选项，因为好的说故事者可能根本不需要外部的启发材料。其次，当理论等同于小说时，表示研究人员应该采用理论创新的方法。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和《红楼梦》分别是西方与中国爱情故事的典范。它们都高度地嵌入于各自的文化。根据这一哲学流派，一个简单的建议就是：用中国方式写中国小说。
此外，Astley认为管理学知识本身(包括理论)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根据这一论点，只要华人社会满意他们所创造的理论，他们不必担忧这些理论是否会被其他社会接受或者应用，而其他社会有他们自己社会建构的理论。只要每一个社会都满意自己的理论，那么是否需要情境化就不是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批判实在论者(critical realist)，我的目的不是宣传实证研究和理论发展没有意义的观点②。更确切地说，我只是想向大家表明：情境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从某些哲学流派来看，它甚至不构成任何议题。实际上，在过去20年，管理研究中所谓的后现代转向使其中的一些观点繁盛一时。我下面的讨论将以批判实在主义的观点为基础。
(二)跨情境检验理论
在讨论理论应用时，Barney和Zhang提出在中国情境下检验已成型理论的难点，例如，要产生足够精确性的预测并进行识别与检验，一点也不容易。这些跨情境检验理论的难题与迪昂-奎因(DuhemQuine)论题有关。迪昂-奎因论题认为理论不可能孤立地经受检验，而只能经受与辅助假设组一起的联合检验。辅助假设组包括背境假设、研究方法和推理规则。假定一个研究人员在中国的情境下检验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中标准的自建或外购的决定。检验这一理论不仅涉及在假设中描述的理论关系，也关系到构念的测量、资料的收集和统计的分析。这个理论以及与它相关的辅助假设构成一个被检测的系统。
正式地说，我们设定H是来自于某理论的主要假设，A是其辅助假设组，O是由H和A的合体所引出的观测结果，因此HΛA 
O。一个反面的观测结果(即O之否定)就意味着(HΛA)之否定，而不单单是H之否定。也就是说，被推翻的是整个被检验的系统，而不单单是主要假设。
辅助假设的存在混淆了主要假设的检验。当一个反面的观测结果出现时，很难区分出被检测的系统中导致这一结果的要素。不完全决定性(underdetermination)这个问题在一般社会科学及特别在管理学是很严重的，因为研究者们在如何独立地检验辅助假设的问题上很少达成共识。以上述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研究为例，学者们就如何测量机会主义众说纷纭。在一个国家的情境下发展起来的理论，在另一国家检验将会是相当复杂，因为被检测的系统中会加入跨情境差异所引起的额外噪音。例如，在中国情境下，被调查者可能会误解相对不熟悉的机会主义概念，因而令交易成本经济学作出的预测不准确。
在讨论理论应用时，Whetten认为只有一种或多种情境影响改变了理论的预测时，才有可能对理论作出贡献。然而，迪昂-奎因论题表明，当一个预测被改变时，要清楚地证明改变是来自情境的影响会是难之又难。Whetten提到，比较跨情境的研究结果极其依赖于实证普适性的重复检验(empirical generalization type of replication)。在这里我将详细阐述实证普适性如何促进跨情境的比较。为了更好地讨论，我将实证普适性(empirical generalization)约定为：把先前在西方情境下所作的研究，在中国情境下重复检验，在检验的过程中尽量遵循原先研究的程序、测量和分析。实证普适性的一个主要优点是，通过仔细复制原先研究，我们尽量减少由于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所带来的噪音。当发现原先研究的结果不成立时，我们将更容易地判断是否因情境的不同而引起结果的不同。
举例来说，几年前，我重复检验了Bettman和Weitz的自利归因(self-serving attribution)研究。他们通过对美国公司的年度报告的内容分析，检验因果归因中的自利偏见。我把他们的编码方法应用到新加坡(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公司的年度报告，并使用相同的统计分析。原先研究中发现一般的自利形式的归因，在我的研究中也出现了。然而，原先研究的数据并没有明确地支持自利归因存在的动机解释或是信息解释，而我的数据清楚地支持信息解释。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在作归因决定时，东亚人对于形势的影响有着更大的敏感性，我的结论与其一致。我的研究对自利归因偏差理论作出以下贡献：对形势影响的敏感性会因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自利归因的一个重要调节因素。简单来说，通过复制原先研究的程序，我设法把两项研究中辅助假说组的差异降到最低限度，因而帮助我解释两项研究的不同结果。在理论应用方面，我因此建议，除了由于原先研究的测量或程序有太特殊的情境因素，以至不能做有意义的复制外，应该更多地在中国情境下用实证归纳方式来重复检验重要的西方管理研究。
(三)理论创新与理论的过度繁衍
中国管理研究人员对于理论创新方面很感兴趣。Barney和Zhang所谓的“管理的中国理论”，是用独特的中国概念来解释独特的中国现象。还有什么比这建议更激动人心呢？这种感觉就像是量体裁衣而非批量制造。撇开兴奋，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忠告。
根据理论创新的逻辑，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管理研究人员也应摆脱西方管理理论的紧身衣束缚，并且发展自己的理论。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国家的本土人民往往认为自己的祖国是独一无二的。例如，俄罗斯人不可能认为“管理的中国理论”能够解释俄罗斯的独特现象，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是新兴经济体，分享同样的社会主义遗产，并且都有集体主义的文化取向。事实上，Michailova和Hutchings的研究发现一些中国组织与俄国组织在个人知识共享行为上的有趣差异。因此，如果理论创新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备受推崇，我们将很快看到的不仅是“管理的中国理论”，而且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如上海和苏格兰)的管理理论。作为整体的管理学科，这样的发展健康吗？
Koontz运用“管理理论的丛林”来描述40年前并存的不同流派的管理理论。同样，在20多年前，Pfeffer感慨地声称“组织理论的领域更像一块杂草地而不是精心呵护的花园”。理论的过度增生繁衍出大量的理论(强盛的、薄弱的、甚至虚假的)，这些理论对同一现象提供抵触的或矛盾的解释，导致概念混淆。此外，管理人员可能对从各种理论引申出的不同解释或相左的建议感到困惑。更糟糕的是，全球化趋势加剧了这种困惑。假设某学者对中国公司与印度公司在巴西成立的合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她应该用巴西、中国或印度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吗(假设这些理论都存在)？根据理论创新的精神，或许她应该发展一种巴西—中国—印度人力资源管理理论。
对社会科学发展宏大普遍并适用于整个人类的理论，如马克思与弗洛伊德所尝试的，我只是怀疑其可行性，但对创造应用领域非常狭窄的高度本土理论，我却抱强烈的保留态度。除了上面提到的与理论过度繁衍相关的问题以外，创造高度的本土理论也不利于人们沟通、互动和交流思想，不利于建立一个全球研究社区。如果真有这样的全球研究社区，高度的本土理论也会使这一社区分崩离析。比方，如果中国和爱沙尼亚的学者都认为他们的理论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研究“管理的中国理论”的学者可能没有什么兴趣与爱沙尼亚的同行互动。(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那最初的两套理论体系从何而来？)从终极意义上说，我们都是人类的一分子。我们饥时则食，渴时则饮，困时则眠。我们真的彼此不同到需要高度的本土理论吗？
如果能严格地检验理论，并且从学科中淘汰那些在测试中屡次失败的理论，理论过度繁衍的危害也许就能减轻。不幸的事实是，“比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理论继续独立于实证确证之外，对其驳斥的努力寥寥无几，也收效甚微。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个组织理论曾被‘丢弃’(区别于‘证伪’)”。换言之，一个管理理论一旦被建立，也许它永远不会灭亡，即使面对日益不利的实证证据。
有很多因素导致证伪(falsification)在一般科学(尤其是管理学)难于实行。由于篇幅限制，我在这里只讨论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迪昂-奎因论题指出对单一的假设证伪是不可能的，因为被检测的系统是由一组需要被测试的假设合体所构成。正如以上所讨论的，如果发现一个理论的主要假设H与一些实证证据相抵触，我们只可以说，H与辅助假设组A的集合体被否定。这一理论的支持者可以把证伪的原因推给某些辅助假设，从而挽救了主要假设及其相关理论。所以，要全面证伪一个理论往往需要积累足够的负面实证证据，直到理论支持者再也不能理直气壮地把所有的证伪事件归因于辅助假设。这将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③。
请注意，迪昂-奎因论题起源于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理论时有被丢弃。例如，如今没有人会接受太阳围绕地球这一理论。在社会科学里，如管理学，证伪理论比自然科学更加困难。一个主要原因是，大多数管理理论的检验是在一个开放的，而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下进行。Bhaskar把封闭系统定义为“在系统中，可以达致事件发生的不变合体；即，在系统中，a型事件始终不变地伴随着b型事件”。科学家需要进行实验，正因为在这个开放性的世界，事件遭受各种各样的因果变化所影响。在社会科学里，封闭条件是几乎不可能的，社会心理学家在实验室所做的人为实验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当在开放系统下进行研究时，把研究的因果关系从其他混淆效应中孤立出来会更加困难。这样，即使主要假设不能得到研究结果的支持，也很容易提出其他解释来保留住相关的理论。
总之，理论创新会导致理论的过度繁衍，从而进一步分裂我们已经支离破碎的学科。我不是全然反对发展本土理论，而是建议要谨言慎行。在我们开始建立“管理的中国理论”之前，我们要认真地反思，“所研究的现象真的这么独特，以至于只有发展新理论才得以提供充分的解释吗？”正如我下面的阐述，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研究实证规律(empirical regularity)。一个理论一旦被创建，我们必须对这个理论采取高度批判性的态度，并让它经受严格的检验。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确保新理论值得留在这一领域，而不是先生后灭。薄弱的、甚至错误的理论会阻碍好的理论的发展，并且妨碍科学的进步。因此，一个错误的“管理的中国理论”将比起初没有这个理论有着更大的危害。
最后，情境化不仅应识别差异，也应发掘跨情境的共性。虽然我们做的是对情境敏感的本土理论化工作，但我们也应该注意整合本土的概念和理论。正如Tsui所言，“从特殊的解释(那些真正的当地或本土的解释)中分离情境的解释(那些可能通用的解释)，可能是新的通用理论的起点”。我与一些同事对裙带主义(cronyism)的研究就是对这种整合的尝试。我们认为，裙带主义的概念领域其实包含不同文化中的类似概念，如华人社会的“关系”，俄罗斯的blat，墨西哥的compadrazgo，及英国与美国的“哥们俱乐部”。
(四)从理论到实证规律
Barney和Zhang与Whetten所关注的问题侧重于理论检验和发展。最近，有学者建议编辑和审稿人在评估学术期刊的投稿时，应改变一味追求理论贡献的偏颇。学术期刊应该欢迎揭示重要实证规律的研究，即使这些研究并不完全附属于任何现有的理论范畴，也不符合研究结果与理论必须相结合的惯例要求。这一建议特别与中国管理研究相关：当中国情境内的现象无法被任何西方理论解释时，这并不意味急于创建一个新的理论。
我对迷信与商业决策的关系所做的探索性研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众所周知，在华人商界，一些经理在做商业决策时试图寻找超自然的信息来源，例如占卜和向神祈祷。事实上，在我改变职业生涯前，我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从事企业银行业务，我的一些客户坦率地承认他们参与迷信活动。这无疑是中国管理的一个重要现象。在报纸和商业杂志上也有许多关于迷信如何影响战略决策的报道④。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因为八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幸运号码，北京奥运会就定于2008年8月8日晚上八时开幕。而北京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败于悉尼后，没有申办2004年夏季奥运会，也可能是因为四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此外，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华人。例如，在泰国前总理他信成为曼城足球俱乐部的新老板之后，最近在球场埋下水晶，并在俱乐部的体育场的各个位置设置了象征符号。先前在耐克体育用品公司工作的俱乐部执行长Garry Cook说：“我们在谈论‘风水’，我认为把它引进到曼城会很棒”。总之，迷信思想在商业决策上起着重要作用，且影响巨大。
我先从查阅文献开始研究，令我惊讶的是，我没能找到一篇关于迷信与决策的学术研究⑤。然而，我对文献的回顾和与其他同事的交流表明，印度、日本、韩国和泰国的经理们也相当迷信。迷信式的决策并不是中国文化所特有，之前提到的曼城足球俱乐部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虽然对其缺乏研究有着各种原因，但一个主要原因可以由以下事件反映出来：我曾对一位台湾学者提过我正在研究这一专题，她马上下意识地说：“噢，不！这类题目无法发表在一本好的期刊上。”幸运的是，我的文章能够在《组织研究》(Organization Studies)上得到发表，它的实践版本发表在《美国管理学会实践》(AME)，这些都是被重视的期刊。《组织研究》(OrganizationStudies)是我提交手稿的第一选择。我从来没有想去尝试《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MJ)和《管理科学季刊》(ASQ)这样的期刊，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如果一个探索性研究不能被安置在现有的理论框架内，无论该研究发现了多么重要的实证规律，这些所谓顶尖的刊物也不会发表。
我在研究中系统地描述和分析了迷信式的决策现象。尽管现有的决策理论未能充分解释这种现象，但我试图将它连接到决策文献的两个重要概念：理性和不确定性。根据理论创新的逻辑，我的研究为发展一个新理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这个新理论将用来解释迷信如何在华人商界影响决策。然而，我想我的研究在本质上是探索性的，在该阶段的研究，首先应做的是仔细展示我的研究结果。虽然成为一个理论的创造者有着巨大的诱惑，但是我已经满足于对实证基础所作的贡献。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其他学者，这个实证基础将为今后进一步的理论创建铺平道路。
《组织研究》的三个匿名审稿人之一看到我的研究的潜力，评论说，“这篇文章可能成为一篇符合《组织研究》创刊精神的经典作品。《组织研究》的创始人David Hickson认为严谨和乏味并非总是走在一起。在我看来，就是这种文章经常令一期的《组织研究》比在《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MJ)整年出版的文章都有趣。”当我的论文发表之后，我收到来自巴西和墨西哥的学者的电子邮件，说在他们的国家也发现类似的现象。此外，James March在2006年发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评论说，我“对‘迷信’的这一观察很有见地：‘迷信’可以用来解决在表面上等价(按理性标准)的选项中作抉择的问题”。尽管有这些令人鼓舞的评论，许多管理学期刊在当前理论紧身衣的强加束缚下，扼杀了此类探索性的研究。
研究实证规律是一种对理论应用或理论创新的可行替代。这一替代方法的核心优势和理论负载的观察(theory-ldenness of observation)有关。理论往往“限制我们所问的各种问题，影响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数据，以及决定我们解释调查结果的方式”。Hanson和Kuhn提出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据：研究人员所掌握的理论影响其观察。虽然这个观点有一些缺陷，但当研究人员面对将研究纳入理论紧身衣的压力，很有可能会对观察的准确性作出妥协。因为不屈服于这种压力，研究实证规律可能导致更加准确的观察。当我通过采访经理们和占卜者来收集迷信式的决策的资料时，我专注地分析他们回答的含义。我没有担心我的资料是否符合现有的理论，或是否有展示新理论的可能性，这样，我相信我的描述对现象不具偏见。
这个方法的另一个优点是，侧重实证规律的学者并不急于过早地创造新的理论，这样就不至于在一个学科中增加一个薄弱的理论。要确立一个实证规律需要对同一现象作多重研究。重复检验在这里再次发挥关键作用。Popper辩解道：“只有通过这样的重复验证，我们才能说服自己，我们处理的不仅仅是孤立的‘巧合’，而是基于其规律性和可再生性，这些事件原则上是可以相互主观地检验(intersubjectively testable)的。”理论创新方法的一个危险是，由于没有坚实的实证基础，新的理论可能根基于一个短暂的、特殊的现象。这种可能性，再加上我们很少让理论经受严格的实证检验，可能导致一个薄弱理论的长期存在。
研究实证规律与Tsui的建议相一致。她认为“通过深入的情境化过程，也就是识别情境是怎样提高或改进对跨情境的共同现象的理解，这样才能发现超越情境的规律”。如果其他文化也存在迷信式的决策，那就有必要先对这些文化也进行深入的情境化研究，并仔细比较不同文化的调查结果，然后才考虑从不同文化中提取观察到的共同点，用以建立一个全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一整体现象。这种做法优于建立相互独立的中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迷信式的决策理论。
三、结论
只有考虑到中国管理学者的目前情况，我们才能全面理解这场中国管理研究情境化的讨论。大多数中国管理学者都身处在东亚大学的商学院中，他们承受着在顶尖期刊发表文章的压力。不幸的是，许多管理学期刊的编辑，特别是那些顶尖期刊的编辑，有两个不同但又相关的情结：理论为基础的研究与创新的研究。这两个情结已经不知不觉地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前者迫使研究人员过早地建立一个理论或理论框架，而后者阻碍对于检验现有理论不可缺少的重复检验研究。因此，我们的理论琳琅满目，但其中的大多数都没有经受严格的实证检验。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必须承认上述建议，例如多做重复检验和研究实证规律，不大可能在中国管理学者中广为流行。这一切都归结为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有勇气逆流而上、破浪而行？
致谢：
我要感谢徐淑英和梁觉的宝贵意见，并多谢孙黎和李辉敏在翻译工作上的协助，但我负责本文的所有错误。
注释：
①所谓客观的现实，我这里的意思是独立存在于研究人员的看法和认知之外的现实。这一现实可以是物质的，如行星，或社会的，如文化。尽管社会现实是通过人类的相互作用建立的，并与研究人员本身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但它仍然可被视为独立的。
②Astley与Astley和Zammuto的文章分别在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及Organization Science发表的事实表示建构主义在管理学科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Kwan和Tsang对建构主义的批判。
③另一种可能性是，对同一现象提供更好解释的新理论出现并取代现存的理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判断在这两个理论之间哪个提供更好的解释，可以是一个冗长的过程，需要一系列的实证检验。
④迷信对华人所做的重大人生抉择也有影响。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通常更多的婴儿出生在被视为吉祥的龙年。这种个人的决定对政府在教育和医疗的规划有深远的影响。
⑤后来，Chi-Nien Chung和Chung-Ming Lau协助我搜索台湾的中文学术文献，也没有找到任何此类研究。2005年初，在我的论文发表后，一个图书馆科学的研究生为我搜查了英语文献，并报告说除了我的论文外，没有此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