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嵇康生命的悲剧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悲剧论文,生命论文,嵇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有不少士人总想挣脱政治的羁绊，远离尘世的喧嚣，寻找自己向往的精神乐园。严光垂钓富春；陶渊明采菊东篱。相比之下，嵇康却没有这么运气。他无意于政治与仕途，却最终惨死于统治者的屠刀之下。尽管嵇康式的悲剧代有人在，屈原、司马迁、李白、苏东坡……但他们毕竟是自觉地介入政治，忧道忧志，故陷入现实与理想的深深困惑之中。可嵇康追求的却是生命、自由与美的人格。透过嵇康人生理想这面聚光镜，我们从中看到的不只是嵇康对待生死的态度，更为重要的是他所实践的人生观的深层内涵，即：生命的实质在于自由，在于真实。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真性情与虚伪的礼法专制社会搏斗的悲剧，是人类争取真实人生的殉道者。当利刃于骨骼断裂之时，却在儒道之间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审美的生命境界，从而获得了人类沉痛而悲壮的永久的生命。
逝者已矣，来者相继。探讨嵇康被害这一积淀悠远的悲剧意蕴，或许能让今人从中悟道人生，因为中国的哲学毕竟是一种生命哲学。
一
嵇康，这位中国三世纪时才华横溢而又傲骨铮铮的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不仅集诗文、书画、音乐等才艺于一身，更有一代名士俊逸洒脱、率真旷达、傲岸不桀的性格与纯净超凡，不滞于物，超迈前贤的独特的个体生命情致。其生命哲学的形成，既是环境使然，也是自身才性与追求所致。也许是幼年丧父的灾难，使他过早地领略了人生不幸。他在《幽愤诗》中曾这样回忆少年情景：“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荣靡识，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妲，不训不师。”从小孤弱，母兄对他格外慈爱，未曾受过严厉的管束与系统的儒学熏陶。“学不师授”，一方面是母兄的溺爱，给他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则是时代风气的改变。曹魏时期，经学已经衰落，拜师求学乃至皓首穷经已不再是士人的唯一选择。打破旧的求学模式，嵇康不必在传统的训练程序中背诵儒家经典，也不必在枯燥的教条中苦苦挣扎。他尽可按照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博览群书。这种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无固定教师的文化拓荒所带来的宽松的学习环境，充分发挥了他特有的天才禀赋，“学不师授，博览无不皆通”。（《晋书·嵇康传》）自学成才的学习途径，为他日后对各种学问技艺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儿时的生活经历培养了他追求自由、豪迈任达的个性以及独立思考、坚定执着的人生信念。况且，嵇康成年的时代，正是社会局势动荡不安，人命如危卵的魏晋之际。当“人生无常”的黑潮冲击着人们心灵的时候，士人们便倍感时代的忧患与生命的脆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于是，思想信仰、人生价值、生活态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注重生命、注重自我作为标志的中国文人的觉醒，终于打破了汉儒一统天下的经学。当经学无法维持“独尊”的地位以后，各家思想重趋活跃。带有“自然”、“无为”特征，达生顺民的老庄思想风靡华夏。当时道家思想主要表现为玄学。玄学以《周易》、《老子》、《庄子》为主要内容，它导源于汉末党人的人物品评，兴起于魏明帝太和年间夏侯玄、何晏等贵族子弟的清议。到正始年间，玄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已遍及整个士林。《文心雕龙·论说》记载：“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宴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谈玄论道，成为了当时一种特有的文化素养之象征，由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继先秦诸子以后又一个哲学高潮期，诚如宗白华先生所言：“汉末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
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美学与意境》）
以嵇康的秉性与才华，自然与这种时代气息一拍即合。但他既感于时代风潮，又不随波逐流。他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与山巨源绝交书》）并公然宣布自己的人生哲学：“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幽愤诗》）他淡漠政治，淡薄名利，注重从理想、人格、人生哲学方面去理解老庄之道，感悟生命要获得自由就必须摆脱世俗的一切荣辱，是非、得失，超拔于凡俗之上。诚如老子所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十三章）嵇康以他对人生的独特体验，创造性地发展了老子这一思想。他的《释私论》可谓为老庄生存之道的最好注释。他说：“私以不言为名，公以尽言为称。”“匿情”就是“私”，“显情”就是“公”。意即君子者应无私念，能公开内心的真实思想，襟怀坦白，磊落光明；阳奉阴违，虚情假意此乃小人所为。这是嵇康对真、善、美人格的理想追求。
这种人生理想来自道的少私寡欲、清静无为，但嵇康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在《答难养生论》一文中，针对向秀等人有生就有情，有情就有欲，满足情欲就是合乎自然的观点，指出养生有五难，即名利不灭、喜怒不除、声色不去、滋味不绝、神虚精散。如若这五难不去，任其所之，则伤生害性。因此，他认为要处理好感情欲望与理智的关系，就必须彻底摆脱功名利禄的困扰，以自制的办法来约束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使人生从私欲中解脱出来，才能获得极大的自由。嵇康亦如庄子，面对唯利是图、每况愈下的世风既反感又无可奈何。只得劝诫人们勿为一己之利去撕杀，要以养生为重。做到“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达到形神兼养之目的。尽管这种理论难为当时的社会所接受，但嵇康创造性地发展了道家返归自然，清静无为的人生哲学，并将这一理论上升为一种新的人生观念，体现了道家怀素抱朴，不为物累的最高境界。
不仅如此，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同样体现嵇康追求自由的生命哲学。当时，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玄学中研讨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司马氏集团靠阴谋与篡权夺得天下，为诛除异己，就打出了以忠孝治天下的招牌，大肆宣扬名教（儒家的纲常礼教）。妄图把人们独立人格与个性纳入儒家礼制的思维模式之中，最终取消人们的自我意只，驯服其独裁统治。嵇康认为自然本身是一个自足的有序的整体，而名教则人为地破坏了自然本身的秩序，也就破坏了人的自然本性，助长了人们的名利之心和虚伪的风气。所谓“唯法是修，唯礼是克”。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就必须彻底否认“名教”，不求虚荣，不贪奢欲。于是，嵇康率先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在政治思想上树起了反传统、抨时政的旗帜。（这便成了杀身的主要原因）。
嵇康“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音乐史上首次提出了“声无哀乐”的主张。嵇康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均因自然“元化”（本原一体）的和谐统一，由于人们的介入，又达到天人合一，于是出现了音乐之声。而人必须与道俱适，顺任自然。故曰：“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声无哀乐》）此观点虽承庄子“天地合德”论，但又有所创新发展。既肯定了音乐之声来源于自然之声，应保持自然和谐，才能体现自然之美质，又强调欣赏者必须以超俗的主体视野来面对来自于自然的音乐，才能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一理论可谓开当代接受美学之先河。
总之，嵇康在认真体悟老庄之道中感受到只有净化了的生命才具有淡泊平和、悠游自在的真实人生。然而，魏晋政坛需要的是矫情自饰，刻意笼络，乃至无毒不丈夫。如此看来，浪漫、率真、执着的嵇康又该如何实践他的自由人生，如凤高飞而飘逸于人生之旅呢？
二
众所周知，庄子的《逍遥游》是阐述其自由人生观的代表作。但自然万物中大到高飞九万里的鹏，小至飞不过数仞的蜩与学鸠，乃至能御风而行的列子，都必须有待于客观条件，说不上真正的逍遥游。这一点庄子自然是明白的。所以，他的逍遥游只限于“乘物而游心”的思想自由。但作为社会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终究摆脱不了客观世界。那么，谁能在人间诗意地栖居？谁能在人生的道路上真正潇洒走一回？纵观中国文化史，能从龌龊现实、卑琐权贵中脱颖而出的第一人者乃是嵇康。这也许就是“嵇康堪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等可爱人物”的缘由吧。（余秋雨：《遥远的绝响》）嵇康对庄子自由观的理解不是靠纯思辨的玄理、主观上的清淡，而是将理论的探求落实为具体的生活方式与情感追求。
他厌恶仕途，反对名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保持不为世俗所染的高洁人格，维护那份做人处世的自由。他与曹魏宗室联姻（娶长乐亭主为妻）并拜七品中散大夫，但他并未将这桩耀眼的婚姻当作政治交易的资本。依然栖居洛邑，守朴山阳。锻铁、灌园，享受“游山泽、观鱼鸟”，自由闲适的山居生活。他说：“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与山巨源绝交书》正因为这样，他才断然拒绝山巨源邀他作官的请求。
嵇康追求人生自由并非庄子近乎不食人间烟火的“遗世独立”，也未曾忽视人的社会性。“美词气，有风仪”（《晋书·嵇康传》）的嵇康也曾沐着时代的潮流，出没于洛阳玄学清淡的文艺沙龙。他以一流的谈艺，高雅不凡的气质、博学雄辨的才华征服过所有的听众，被舆论界誉为“神人”。据《世说新语·容止》所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山公，即山涛）可见他不但有“青松”、“玉山”之天质自然的绰约风姿，更有符合魏晋人审美思想的内在智慧与品格。他以自己独特的风采和鉴识，耸动士林。但他并不沽名钓誉，置名利如过眼烟云。他更钟情于平静淡泊的归隐生活，“所乐”于大自然的美好、艺术美的追求，亲情的挚爱、朋友的真诚。
诗人气质的嵇康崇尚自然之美，从少年时代起就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家乡河南山阳南临黄河，北倚太行，清幽僻静。这里是他青少年时期生活和后来归隐的地方。家乡的原野清流，层峦古寺，春花秋雁，明月风霜，无不使他怅然神往，“日夕忘归。”大自然神奇的天籁在嵇康心中化为不朽的诗篇和动人的乐章，而乐琴歌诗则成了他心灵美好的寄托：
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
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
——《酒会诗》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赠兄秀才入军》（其十四）
返归自然，他挣脱了功名利禄的困扰，而艺术则充实和升华了平凡的生活。他热烈而执着地追求如诗如画的人生之美。“手挥五弦，目送归鸿。”这种美妙传神之诗句，将人们的目光引向具体形象之外，达到“心游太玄”，与“道”同一的境界。在大自然面前，凡俗之人往往象匆匆过客，而嵇康则整个身心长久地沉浸其中。俯仰天地，静观万物，故所获得的美感更为真切，更为幽邃，并从中开掘出汩汩不尽的艺术源泉。
嵇康是一位优秀的天才的艺术家。他自幼博览群书。他的诗文风格高雅脱俗，清峻奇崛，在魏晋文坛上享誉甚高。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惟嵇志清峻。”《体性篇》又说：“叔夜隽侠，故兴高而采烈。”钟嵘评价嵇康诗歌“托谕清远”，“文约而意广”。（《诗品序》）他的书法被誉为“草书妙品”，有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众鸟时翔、群鸟乍散”。（韦续：《墨薮》）真可谓百态丛生，风彩独具。嵇康对音乐尤有独特的造诣，琴艺更是过人。他演奏的古典《广陵散》已臻炉火纯青之境界。《声无哀乐》流传至今，仍不失为中国音乐史上一颗璀灿的明珠。他以高雅的气质，与多才多艺的内在才情、学识，成为一代名士之典范。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并非望族出身的嵇康在重门等的魏晋时期，居然成了沛王曹林的女婿。
凭着名士加皇亲的身份，他本可平步青云，锦衣玉食。然而，他依旧是松，伟岸独立，啸傲于时尚之外。他以老庄的哲思诠释生命的内涵，并以实践的足迹来凸现生命的厚重。他常与朋友们游于深山野泽，或谈玄论道，或诗酒唱和、或临风抚琴，或浇园锻铁。“俛仰慷慨，优游容与。”（《赠兄秀才入军》其一）据说，嵇康“性绝巧而好锻，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日，居其下以锻。”（《晋书·嵇康传》）如果说，居贫时打铁是为营生，象庄子编草鞋。而衣食足则打铁，自然是兴之所致了。吕安、向秀服其高志，也乐意陪同他浇园、打铁。嵇康是性情之人，他崇尚朋友至情（后为吕安而杀身），却对权贵奸佞冷眼相向，一身傲骨与正气，有如阮籍之白眼。一次朝廷新贵钟会“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前来造访，“康不为之礼，而锻之辍。良久会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引文同上）以后果真遭受钟会构陷，但他宁死也要固守自己做人的尊严和皓洁的人格。
嵇康以自己的畅想、渴望与追求，在魏晋这一污浊黑暗的年代，找到了实践自己生命哲学的一方净土。正因为这样，他才没有陷入不食人间烟火的虚无；也没有流于肤浅的不遇。而是在现实人生中排除一切宠辱得失，去体悟老庄之道，感受自由生命的光彩与乐趣，稚拙天真的独自歌唱：“抱琴行吟，弋钓草野。”“浊酒一杯，弹琴一曲。”（《与山巨源绝交书》）“齐物养生，与道逍遥”。（《四言诗》）这是何等诗化的境界。
嵇康以非凡的气质和真、善、美的人格，吸引许多的追随者。阮籍、山涛、向秀、王戎、刘伶、阮咸等相继来到他身边，这即是史称的“竹林七贤”。他们暂得以忘怀尘世政治的险恶，诗酒唱和、谈玄论道，探讨老庄哲学，感悟人生真谛。“逸气假毫翰，清风在竹林。”（孟浩然：《洗然弟竹亭》）倍受后人称誉的“魏晋风度”就从这竹林中带着浓郁的酒香，带着老庄风韵飘然而出，尽管“竹林七贤”大多结局惨淡，人生轨迹是那样扭曲与畸形，但他们个人有着哲学的智慧，人人都有艺术的才华。他们萧洒的长啸、放诞的酣畅，凄美的琴韵，跨越历史的时空，让人们久久仰慕、赞叹。
在大自然中找寻人生的慰藉，体验人与自然契合无间的精神状态，从而进入一种“天和”、“常乐”的生命至境，以此摆脱世俗的桎梏与束缚，融真实、自由与美好为一体的追求，构成了嵇康的人生主题。从而将庄子矛盾着的客观上的安然顺命与主观上的绝对自由统一起来，变为一种逍遥于人间的实有境界。
三
“遇乱世不为苟存，不如避之以洁吾行。”（庄子：《让王》）嵇康正是把庄子人格中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自由因素提到“独乐其志”，保持精神自由的高度。他选择了与统治者不合作的人格尊严；把握现实生活基础上个体生命的高扬与归宿，从而体现出道家最完美的人生态度：融正义、生存、自由为一体。
然而，他却错生了一个时代。当政治斗争演至残酷的时候，哪有正义、自由可言？恐怕连生存也难保住。果不其然，当司马氏集团在血腥中篡夺曹魏政权，收拾曹氏余党之后，就一面唱着名教忠孝的高调，一面把屠刀转向了不与他合作的名士，一时杀得“天下名士减半”。故后代史家曾以极其沉重的笔调勾勒那个充满血腥的年代：“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这是个做稳士不能的时代！山阳竹林又怎能是世外桃源？！嵇康与竹林贤士们的相聚远没有三兰亭之会的风流洒脱，在他们逍遥的外表下却是一颗颗惶恐不安的心灵。
专制需要屠刀，也少不了碑坊。司马氏集团要用名士的合作来蒙惑世人，掩盖其篡权阴谋。当时，摆在“竹林七贤”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依附司马氏，为其效劳；要么逃离政治漩涡，远害全身。在司马氏的威逼利诱下，原本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并不一致的竹林集团很快就瓦解了。先是阮籍被司马懿逼出了竹林，任从事中郎，接着，山涛、王戎、先后投靠了司马氏。阮籍并不愿与司马氏合作，“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晋书·阮籍传》）阮籍以醉酒为掩护，躲过了与司马昭联姻的政治陷井。平常也处处小心谨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世说新语》），时刻处于审时度势、明哲保身的大清醒之中，但仍然危机四伏，因此内心十分痛苦。“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他的82首咏怀诗，无不凝聚着身处乱世又不愿陷入泥潭的士子们内心的累累伤痕。他还时常独自驾车外出，信马所至，于穷途末路时，则痛哭而返。“心若怀汤火，终生履薄冰”（阮籍：《咏怀诗》）的阮籍在无奈中求生存，用人性的扭曲来维护自我良心，这大概是他留给人们既保身又不违心悖性之方吧！
嵇康对当时险危的局势认识是很清醒的。他在《答二郭三首》诗中写道：“权智相倾夺，各位不可居。鸾凤避尉罗，远托昆仑墟。”其保全自身的哲学是很明显的。况且，嵇康作为一个思想深刻的哲学家，自然不会相信曹魏集团千秋万代的神话，大可不必为某个政治力量的兴衰过分认真。他完全可以继续隐遁山林，做庄子所推崇的“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的楚龟，也许能苟全性命于乱世。然而，嵇康终究是嵇康。尽管他算不上曹魏的忠臣，尽管他师承老庄，隐居不仕，努力修身于诗琴书画、山水自然，也曾做到闲居山阳二十年不露喜愠之色。但是，他终究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的豪迈之士，只能恬静一时，难以潜遁一世。更何况政权的一再变故，司马氏的血腥镇压，足以引起任何一个稍有人性者的愤慨。当嵇康目睹司马氏用最卑鄙、毒辣的手腕制造了王凌之祸，夏侯玄、李丰血案，毌丘俭、文钦和诸葛诞等人的悲剧以后，他再也无法平静地隐居了。于是，当大多数士人慑于司马氏的残酷杀戮匍匐其脚下的时候，他却义无反顾地站了起来。挥笔写下《管蔡论》，借古讽今，为毌丘俭等义士的“叛反”鸣冤叫屈。当魏主曹髦被残杀时，他又奋笔写下了《释私论》、《难自然好学论》。并公然声称：“越名教而任自然。”据说空前绝后的古典《广陵散》（广陵即扬州）也是有感于广陵先后易帜反叛的毌丘俭、文钦等失败而完成的。这凄婉激越、令人动容的曲调渗透着嵇康对专制者的义愤，对志士们的赞美与同情。
嵇康是最真实、最敢放言的。他不能象阮籍那样言语至慎，保全自己；更不能象山涛那样见风使舵、追名逐利。他刚正不阿，疾恶如仇。按鲁迅的话说，就是过于认真：说出来，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忍着又噬碎了自己的心。他无法摆脱伸张正义的责任感，无法逃避自己的良心。他曾与隐士高人孙登交游三年。临别，孙登以火为喻，告诫嵇康“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世说新语·栖逸》）。嵇康未必“识寡”，只是他清俊耿介的个性以及无法忘怀超越个体生命自由真实美好的人生理想，使他始终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道家（道家哲学的核心是生命本身）。令人遗憾的是孙登的话果真成了嵇康悲剧命运的谶言。
专制时代需要的是诌媚与曲从，哪容得你潇洒自由？纵然是鸾凤，在罗网中又怎能飞翔？嵇康的存在，无疑是司马氏争得政权的潜在威胁，而他惊世骇俗的言论在士林中又声名远播，极具号召力。如果能拉拢象嵇康这样有影响的反对派名士，无疑能增加司马氏政权的“正义性”。于是，凶残狡诈的司马昭采用软硬并施的手腕来对付嵇康了。
先用高官厚禄企图引诱他，煞费苦心地安排嵇康的好友山涛出面。“山涛将去选官，举康自代。康乃与涛书告绝曰……此书既行，知其不可羁屈也”（《晋书·嵇康传》）。对于山涛提供的令世人趋之若骛的官职，嵇康不但拒绝了，还写信与山涛绝交，于信中表白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坚定立场，并公然列出九条不堪做官的理由，表明不与当权者合作的政治倾向。同时辛辣地讽刺了所谓名教礼法之士的伪善与阴谋。由此观之，“绝交书”不仅是魏晋之际思潮潮流的一面镜子，更显示了嵇康不向恶势力妥协的凛然正气。如果说嵇康在曹魏时期不愿作官，是不肯拿性情的自由与束缚本我的王权交换，体现出道家对隐士人格的一种理想；而他拒绝做司马氏的官，则是不愿侍奉大道沦丧、世风日下的王朝来玷污自己清白的人格。从而显示出叛逆性格的光辉，这就远远高出于已往的道家人物之上。在这个行动原则上，他已自觉与不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反名教，反司马王朝的前锋地位。据说，当司马昭读到“每非汤武而薄周孔”时，恼怒不已。嵇康触动了他借名教而欺骗天下人的痛处，他岂能容忍嵇康不归顺自己的孤傲与这种“离经叛道”的大胆放言？关于嵇康的死因，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曾这样深刻地剖析道：“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应为司马昭）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在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是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司马昭对嵇康已动了杀机，他要拔掉这面反对派旗帜，要借这位大名士的头使那些桀骛不驯的士人们臣服（后向秀果真向司马昭投降）。但嵇康名气太大，天下皆知，要除去他必须找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按钟会的说法就是“因衅除之”。
事隔一年，吕安事发：“安嫡兄逊（即巽）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逊遣妻，以咨于康，康喻而抑之。逊内不自安，阴告安挝母，表求徙边。安当徙，诉自理，辞引康。”（刘孝标注引《晋阳秋》）这就是千古奇冤“吕安不孝案”。吕安无辜被囚，嵇康是个至情之人，悲愤震怒之下，写下了《与吕长悌（吕巽）绝交书》，并挺身而出为吕安辨诬。殊不知这正是司马昭欲杀嵇康所设下的罗网，嵇康冤陷囹圄。“天下不平之事，至嵇吕一案，无以复加矣。”（何焯）当时，众多豪杰，三千太学生请求赦免嵇康，但正义哪能敌过强权？！
公元263年，嵇康与吕安被押往刑场。嵇康顾视日影，神色自若，手操古琴，从容不迫地弹起了平时最喜爱的《广陵散》。悲怆的旋律弥漫在广阔的寰宇。曲终，嵇康伤感地叹道：“袁孝尼曾请学此曲，我未教他，《广陵散》于今绝矣！”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唯一遗憾的是稀世之音的失传。而我们唯一可见的是他那千古不朽的爱美之心和浓缩于这一旋律之中的卓越才华，铮铮硬骨和对生命的深深眷恋。
“一切生灭者，皆是一象征”（《浮士德》）。嵇康的一生，周历了人生的全景。为实践自由人生而归隐，有安天顺命的放任陶醉，有生的沉迷执着；为愤世嫉俗的现实批判，有揭竿而起的高扬奋张，更有死的超然入化。显示出庄周式的通脱与旷达。在他看来，死亡不过是生命物质形式的大解脱，同时又是生命精神实质的大回归。让生命在阳光下逝去，人生将更灿烂。他“顾视日影”，昂起人类仰望的脸，为所有得到的又重新失去的一切歌唱。穿过鲜红的血液，这一瞬间已化为千古图腾，灵魂的歌者，将嵌于永恒的无字的碑石上。
收稿日期：1999-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