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性与公德困境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公德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72（2011）04－0005－05
一、后现代生活与价值定向危机
随着后现代生活的来临，人们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感渐趋衰落，道德虚无主义泛滥，信仰危机和道德精神失落，道德生活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困境，这些成为当代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当代社会道德滑坡的现状，不仅表现在家庭生活中的道德约束力的弱化，如离婚率的上升、性关系的紊乱、一夜情的频发，还更多地表现在职业生涯中如敬业精神的淡化、职业理想虚化以及全球性的公共道德的普遍失落等。究其原因，可能与各种新的科技手段如媒体、通讯、交通等导致的责任扩散有关；也可能由于瞬息万变的生活、朝生暮死的职业，导致人们对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动摇，从而使人们仅仅关注“当下”的瞬间。后现代生活对道德基础和本质的解构，不仅导致人们道德精神危机的出现，也致使外在规范的力量日趋弱化。归根到底，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价值定向危机的蔓延。
所谓价值定向，就是人们将自己的行为置于特定的价值体系中，以判定其行为的合理性。历史上，人们总是依据传统和经验来定向，把某种理想人格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并借以评判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范围通常比较狭窄，交往对象大多局限在固定的熟人圈子。每个交往的熟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一面镜子，映照出自己的品德面孔和人格优劣。这种“镜像效应”敦促个人重视自身的品德和形象，联想到自己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使命，时时唤起对“做人”的高度自觉。通过不断检点自己的言谈举止，加强自我涵养和自我调节功夫，做到“择其善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个人观念和行为能否与他人和社会取得一致，是否遵循共同体的世俗道德准则，成为衡量个人品德修养的主要价值坐标。个人必须具备稳定的德性、良好的人格和行为自律能力，才能在现实生活中生存和立足。由于以往个人对自身行为的调节主要依靠感性经验所积累的道德常识，尚未上升到理性自觉的高度；同时，个人对品德修养之重要性的认知也主要限于私人生活，无法超越世俗生活的基本要求，所以很难形成整体思维和长远眼光，也导致修养本身无法克服的被动性或局限性。
然而在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定向发生了根本变化，未来定向成为新的发展趋势。所谓未来定向，即个人适应社会剧烈变迁的需要，把提升能力、获得智慧和事业成功作为努力的根本方向。在由大量陌生人构成的现代社会，个人的德性和良知依然重要，但已很难再受到人们的重视。正如有学者所说，在瞬间性的人际交往中，人们仅仅注意你是否诚实守信，是否遵循共同制定的规则、制度、条约、守则等，以实现各自顺利“做事”的愿望。[1]340以往“做人”的道德要求和伦理规范，仅仅是作为底线伦理而被人把握。即使继承以往个体品德修养的有益经验，如注重个人的自我德性涵养，强化自我监督和自我激励，提高个体道德行为的认知和选择能力等，也必须被纳入个人生活和交往实践中，作为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必备要素才能发挥作用。以往闭门思过式的道德修养模式显然失去了适生价值。在多元价值观念充斥、大量偶发的不确定的因素并存、生存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社会，探求个人德性修养和责任感建构的现实意义，必须把握时代特征与个人修养的最佳结合点。通过社会实践和广泛的交往获取知识，在比较中发现不足而后改进，将道德生活经验转化为社会需要的道德素质。
道德虽然无形但却有用，它是构成人类本质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当今各种虚无主义、非道德主义的泛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个人道德定向危机的必然产物。当人们仅仅关注当下的现实，尤其是把物质利益原则置于个人生活的首位，每天为了生存而奔波忙碌，像小蜜蜂一样地勤勤恳恳地采蜜，却无暇顾及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曾经受人虔诚敬仰的传统经典，如今已不再是个体精神的内在支撑，而是被裹挟在消费主义的大潮中，成为人们心灵的鸡汤。传统文化能够满足精神的暂时饥渴，当人们饱餐之后剩下的只有残羹冷炙。当个人的道德选择交给市场后，人们精神生活的历史传承性便荡然无存。由于支撑个体精神的基石已崩溃，个性德性和人格提升便遭受冷遇，人们的远大理想已不存在，这些都加剧了人们的道德价值定向危机。当今出现的各种精神问题如自杀、抑郁、暴躁、性游戏、网络沉迷等，乃至各种反社会现象的发生，归根到底都是定向危机的必然结果。
瑞士思想家汉斯·昆（Hans Kung）说：“一种定向危机正在蔓延着，狭义上来说，许多年轻人的失意、恐惧、吸毒瘾、酒精中毒、艾滋病、犯罪行为与这种定向危机有关；从广义角度来看，政界、经济界、工会及社会上的最新的丑闻也与这种定向危机有关。”[2]12当今的青少年受传统道德影响较小，其道德定向自然与上一代不同。只有现代社会的中年和老年人，背负着深厚的传统而又反传统，生活在道德断裂的夹缝中，因而备感生活的无奈和痛苦。“对现代个体而言，自身成了一切内在经验的所在和焦点，然而因边缘的小接触而成碎片的环境，则失去其轮廓及其绝大部分确定意义的权威。”[3]145在人们的道德生活中，自我生存和为社会尽责任，乃是道德生活中不同的两极。如今对社会的责任感在消失，个人只有退回到自我生存的小圈子，呼唤并探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后现代文化的出现，既是对这种现状的无奈，又是对重新定向的呐喊。但作为“另类的”后现代文化，并没有找到人类精神的定向标准。人类生活的航船搁浅在后现代阶段。在巨大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无法感受到生活的意义，也无法找到快乐和幸福所在。
当代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一方面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另一方面，又成为个体价值定向危机的帮凶。当代人在精神生活方面的孤独、冷漠、疏离，作为现代社会的常见疾病，乃是因为网络和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日常生活的“图像化”趋势所致。英国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通过研究认为，“电子城市”（teletcity）的发展造成人与人之间某种程度的“同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其原因主要在于，“关注图像会阻碍而不是推动对知识的理解”[4]223。人们通过各种媒体观看饥荒、大规模的死亡和完全绝望的恐怖画面，对痛苦形成的只是间接体验。间接体验只能产生间接反应。它犹如所有的传统事物，一旦“融入世俗的日常生活”，就失去了所有的震撼力。[4]222-223按照鲍曼的理解，人类心灵反复不断地受到电视画面的冲击，多次的冲击和震撼造成的后果是，人们对灾难的感受能力逐渐降低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与现实社区（real community）不同的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进入人的视野。虚拟社区体现为参与主体多样化，参与者彼此平等和自由出入，不论双方的年龄、性别、地位、职业等有何种差异，彼此之间能够实现跨时空的人际互动，通过平等交流形成共同价值观和归属感。由于网民行为有较大的自主性和随意性，在网上聊天、举办沙龙和BBS等，无法实现现场监管和行为控制，个人行为是否遵守道德完全依靠自律，这就形成了公共生活中的巨大盲区。层出不穷的网络不道德行为、违法行为的产生，强劲地挑战着世俗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网络空间存在的道德盲点，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亟需作为社会公德关注和评价的对象。
二、责任伦理“围墙”的建构
世界上的每个文明的国家或民族，都曾孕育出富于民族特色的伦理文化。这种伦理文化可以理解为一堵“围墙”，成为本民族的伦理精神象征。在民族长久的历史发展中，这种伦理文化逐步融入民族成员的血脉之中，使人民获得某种安全感和心理依托。这也是为什么久居海外的游子，内心仿佛有一条无法解脱的纽带，怀抱着叶落归根似的眷恋和期盼。这不仅仅是对故土的深厚情愫，而主要是对民族伦理和传统文化的情有独钟。在科技革命和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民族文化的“围墙”被完全拆除，人们都“裸露”在邻居的视野中，呈现出尴尬、无奈、无所归依、无所定向等集体焦虑症。各种地域性和具有民族特色的伦理，如今正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民族伦理文化的特色被遮蔽和淹没。世界各国各种道德滑坡、秩序混乱、犯罪增加等现象的出现，不过是这种集体焦虑症的复杂表征。由于这个过程不是个体的自主选择，而完全是被动适应的过程和结果，因此不免产生伦理“围墙”的倒塌、归依感丧失的种种阵痛。
以往在传统伦理文化的“围墙”内，人们能够获得完整的精神家园，借以展示自己的生活、获得价值判断的标准，承担个人应有的责任和使命，并享受生活带来的快乐和意义，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由于现代化推倒了这座“围墙”，人们传统的精神家园丧失了，家园中的人面临尴尬和困惑。以往的唯一性和确定性将不复存在，生活的定位方式和操作机制发生了彻底改观，人们需要重新规划自我，重新寻找生活的价值坐标，重建生活秩序和意义的世界。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视野和新的生活境界，各种异质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导致人们的评判快乐和幸福的标准发生了改变。人们不再留恋传统的狭小圈子，走出传统家园的人越来越多，那些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往往“四海为家”，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浪者。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在本质上具有流动性（鲍曼语）。实际上，四海为家也就是无家可归。因为原本纯粹的传统已经丧失了，人们以往对于家庭（或家族）的责任，正在为新的角色定位所改变。由于相互之间角色和地位的变化，“我”处于迷茫和困惑之中，作为道德生活之最高的责任，也变得距离我们越来越疏远。当世界成为一个“家”的时候，人们也无形中担负着对这个“家”的责任。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点。传统责任伦理势必为新的责任诉求所代替。
人们的生活中可以没有围墙，但心灵中却不能没有围墙。伴随科技进步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人的责任对象也由最初的邻里、朋友等切近者，逐步扩展到遥远国度的未知的“他者”。在相互依存日趋密切的当代世界，人们应当怀有明确的他人意识，以对自然和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合理选择自己的行为及其方式。责任伦理成为新时代的伦理精神家园。在人们的道德生活中，道德范畴是区分为不同的层次的。其中责任是最高层次的东西。“责任伦理”最早是由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概念。他依据对社会历史及当代人价值处境的深入分析，将伦理区分为“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认为后者的价值根据在于行为者的目的、动机和意图，人们通常依此评价自己的行为，拒绝对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责任伦理则关注行为后果的价值和意义，强调人应当积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理性而审慎地行动。无论什么时代，人类作为理性的主体，也同时成为责任的主体。道德上的责任都是人的责任，承担责任是人的宗旨和使命，并且这种使命是无法推托的。无论私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人们责任感的淡化乃至丧失，都将意味着人类历史使命感的丧失。当责任伦理成为探讨的对象时，意味着人类在某些责任方面的退化。难道我们要动物为人类的行为承担责任吗？
韦伯说过：“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精神尚未死亡，就必须明白，我们都有可能在某时某刻走到这样一个位置上。”[5]116当今时代责任伦理研究及其所获得的广泛响应，本身已说明人类对责任缺失的某种反思。汉斯·昆在《世界伦理构想》中指出，我们这些世界公民，需要一种世界哲学。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法国伦理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则认为，不必重建伦理世界的围墙，只要个人在内心深处固守“绝对责任”的命令，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家园。列维纳斯把对陌生的“他者”的爱，看作是人类的无条件的责任。他说：“所谓的伦理秩序或者圣洁秩序、怜悯秩序、爱的秩序、慈善秩序，就是他者并不考虑他在大众中所处的地位，甚至不考虑我们是否共同拥有某种人类的品性就做出关心我的行为；他作为接近我的人关心我，把关心当作首要因素。”[6]56-57列维纳斯所构建的不是外显的围墙，而是植根在人性内部的责任围墙，只有这样的围墙才能牢固，能够抵挡住任何外来力量的攻击。人们在由这堵“围墙”构筑的精神家园中，筹划日常生活的道德蓝图和道德秩序。尽管我们不能准确地预见未来，但我们却可以做好防范的任何准备。
列维纳斯的“面孔”伦理观，是否是对汉斯·昆道德责任思想的有益补充，我们尚不得而知。不过，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传统，安顿人类的理想、信念和精神生活，使它不再四海漂泊，确实是人类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不管人类未来的家园究竟是什么，以何种形态呈现出来，但是我们应当确信，人类都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毕竟人是在家园中生活的动物。没有了精神生活的家园，人类的本性也就会逐渐丧失掉。当然家庭不是人类唯一的家园，公共生活也是人类最重要的家园。其实脱离家园的人只能归人动物的行列，因为只有动物才无家可归。虽然动物无家可归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的心情是否感到凄凉，但人类确乎深深地体会到，无家可归者往往是不幸的，流浪者的生活是没有目标的，他们既没有精神寄托，也没有生活的方向感。只有当人类处于流浪状态时，才会急切地发出“我想有个家”的呼唤，才知道家园（尤其是精神家园）的可贵。道德文化乃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上，唯有这个点是永恒不变的。
在各种各样的责任伦理中，社会公德为我们“规定”了某种公共生活方式。作为人们最基本最重要的交往规则，公共性是人类自我反思的产物。公共道德规范本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它的品性和力量，来自我们持续不断的生活需求本身，成为我们必须履行的基本道德义务，也是人们心怀敬畏的根源。社会公德规范所表达的个人与他人、个人和外物的关系，体现着某种持续性的、恒常的联系和依存。尽管各种旧习惯会使人麻痹大意，导致忽视公共规则的当代意义；尽管后现代生活中的个体性和多变性，威胁和侵蚀着规则本身的权威性。然而，我们的某些不良态度和行为习惯，依然需要借助公共规则来修正和引导。社会公德依然是人们创造新生活的基石。如同人们不吃饭就无法生存一样，无论后现代给出多少明确的理由，如个性塑造、自我设计、膨胀欲望，都不是消除和否定公共规则的借口。其实人们以往的日常生活积累，无不与公共生活体验密切相关。尽管这些经验可能是粗糙模糊的，缺乏明确的理性反思和自觉认识，且大多被个人视之为无关大局的“琐事”。但是，对各种违背公共规则行为的惩罚，毕竟提升着个体的道德认知水准，促使个体道德认知由自发向自觉的过渡。
三、对“他者”命运的道德沉思
在某种意义上，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所宣布的“上帝之死”，不过是对人类生活中无法厘清的诸神之战的现实归因。在价值多元化、行为方式多样化的当今时代，人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而无需顾及他人的存在和生活意义，也无需背负传统习惯的沉重思想负担。事实上，这些正在成为人们乐此不疲的时尚。当然，人们在获得空前自由的同时，个人行为却空前地无能为力。在公共生活中，人们观念中最基本的美丑、善恶和是非标准被混淆，人类崇高的道德理想被严重边缘化，道德楷模遭到前所未有的冷遇，人性中闪光的东西变得日渐稀缺，这些已经给人类的道德生活带来了无穷灾难。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无情和冷漠，引发了人们的道德焦虑，道德恐慌变得越来越加剧。在《被围困的社会》一书中，英国思想家鲍曼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批判。他认为，随着社会个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剧，后现代时期的来临，道德传统呈现出断裂和“碎片化”趋势，人们的共同精神生活世界趋于瓦解，对公共生活的体验不断减弱，彼此间心灵的沟通和交流困难。就精神生活而言，孤独、冷漠、疏离成为现代疾病。旁观者成为现代社会的道德顽疾之一。鲍曼认为，在面对邪恶势力或罪犯时，如果目击者对他们行为的厌恶与义愤变成大声的抗议或积极的抵抗，那么，作恶者（“真正的罪犯”）还会进行邪恶的行为吗？[4]216其实旁观者完全可以运用自己的力量，抵制或减轻作恶者的罪行。例如大声地呼叫、及时报警、组织起来行动等。总之人们对于他人和社会的关爱和体验大大减弱了。
关注“他者”的存在和命运，用博大的爱心和行动，切实地去帮助他们，感受他者的存在和生活的意义，本来就是人类生活的习俗和道德常识，或者说是人类的天性使然。因为“在人类的天性中，生来就具有合群以及互相帮助和支援的需要”[7]143。退一步说，即使是野蛮人也懂得彼此互助的重要意义。因为人类只有依靠互助和友爱本能及其进化，才能建立起和谐幸福的生活。鲍曼认为，现代社会乃是被重重围困的社会。人类如何冲出自己编织的网络，找寻并重新获得生活的意义，首先需要重温意义所特有的内涵。对于意义的理解，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说，人类生活具有一种时间的结构，而所谓的时间，并非钟表所标志的时间，而是指人类生活的每一刻承负着对于过去的觉醒和对于未来的参与。这样的时间结构组成了包括感觉经验、思想、情感、记忆和欲望的人类生活的内在结构，所有这些便形成了生活的意义。[8]3生活的意义是一种普遍性存在，这种存在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是能够与他人共享的，并且惟有通过共享才能获得意义。其中，人们共同的信仰和追求乃是共享的基础。“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构不成社会。”[9]524社会是个人存在的前提，也是获得意义的前提。所以关注“他者”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个人生存和价值实现的必然选择。
人既是世俗的，又是超越世俗的；既有信仰，也有理性；如果将自己的生活完全定位于世俗层面，人们就无法从世俗生活中自拔，就是说只能入世却不能出世，从而无法站在新的更高的视角看问题。缺乏这种“类”的视角审视人的存在，“他者”就必然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必然成为被遮蔽的对象性存在，而不是与己连为一体的类存在物。列维纳斯对“他者”关注的伦理观，从崭新而独特的视角诠释了“他者”对于我们生活的意义。这里的“他者”，泛指我之外的人、物和世界。列维纳斯认为，人是需要“他者”的存在。“他者”关乎我的存在及生命的意义，并构成我的个体生命的一部分。“他者”不仅是个人存在的必要条件，更是人的生活意义和价值的源泉。所以关注“他者”是人类的至高无上的责任。如果能够站在“他者”的高度，对人类和非人类的命运给予高度沉思，也许人们能够走出当前精神生活的困境，给自己的生存乃至生活找到新的出路。“他者”无疑是我存在的一面镜子。应当说，无论是“他者”还是“另一个”我，都只有整体上的意义。相反在没有意义的世界上，人们的生活也就无所寄托，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必然无所归依。面对曾经丧失意义的世界，人们期待着遥远的将来。尽管这个出路也许是漫长的，但只要人们的信仰存在，理想不灭，未来注定是有希望的。清理为复杂的社会生活所遮蔽的意义，归还公共生活的本真涵义，就是列维纳斯的伦理学说对于公德困境的有益启迪。
收稿日期：2011－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