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正统的偏离：反思历史与重建个人精神维度——重评《晚霞消失的时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晚霞论文,正统论文,精神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4)－07－0033－10 一个毋庸置疑的文学事实是，绝大多数在80年代引起争议的作品，今天都已经失效了，因文本的粗糙或者内容的陈旧，变得让人不忍卒读。一些作品虽然因为在文学史上有地位而爆得大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历史的长河逐步拉长，文学史一直在刷新，有些所谓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品，因为文本死掉了，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最终也会被历史遗忘。倒是那些经得起重读的作品，会进入经典之列，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传诵，因而会在文学史上留下来。我认为《晚霞消失的时候》(下文简称《晚霞》)就具备进入经典的品质。尽管它有瑕疵，但是每一次阅读，都给我以新的感动。在写作有关它的评论时，我感到把握的困难，因为，它是很难被说尽的。 将颠倒的现实正过来：一个红卫兵的忏悔 在中国这样一个缺少宗教意识、信奉实用主义的国度，国民的忏悔意识是缺乏的。惟其缺乏，所以真诚的不带伪饰的忏悔，发自个体灵魂深处的忏悔，才为我们珍视和推崇，它体现的是公民社会里独立的个体良知的觉醒。 2010年11月4日和10日，《南方周末》与《中国青年报》均大篇幅报道了当年的红卫兵申小珂、胡滨，在时隔44年之后，向当年自己间接伤害过的老师投书致歉，并引发了一场沸沸扬扬的热议。①由此可见忏悔意识的稀缺，以及国民对忏悔意识的重视程度。巴金在80年AI写作了《随想录》，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进行了无情的剖析。这样的忏悔意识，同样也表现在个别党性很强的作家身上，譬如刘白羽，他是主持批斗丁、陈反党集团的具体执行的作协领导，徐光耀在《昨夜西风凋碧树——记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一文中(《长城》2000年第1期)，详细叙述了自己受批斗的经过。刘白羽读后即给他写来一封“悔过信”，表达自己的忏悔之情。② 阅读《晚霞消失的时候》，我觉得里面充满了可贵的忏悔意识和救赎冲动。以我的阅读经历，参加过红卫兵运动的作家，“文革”尚未结束就在小说中表达自己的忏悔意识的，礼平是第一人。可惜，许多研究文章都没有指出这一点，或者意识到了却并不以为然。礼平在1982年写的文章中，一再提示我们，他所写的是一个红卫兵的反思：“这部小说直接起因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作为一个红卫兵，我抄过别人的家……由我们之手，造成了许多悲剧。后来随着那股盲目热情的消减，内疚之心，惭愧之心，反省之心和自我批评之心，使我在1969年前后首先想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就是一个红卫兵在抄家时碰到了一个熟识的女孩子的巧遇……所以，这部小说的最初的出发点，是为了检讨红卫兵的过失而写的。”[1]“如果说我写《晚霞消失的时候》，寄托了某种思考的话，那便是集中在对于‘文化大革命’及其‘红卫兵’运动的反省。”[1]也许，我们在80年代过分将注意力集中到小说宣扬的宗教意识、将历史道德化等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的内容，而将红卫兵的忏悔意识忽略掉了。 礼平在后来的一篇对话中，又详细提到了自己曾经是红卫兵的经历。当对话者问礼平是否是在用作品表达“忏悔”时，礼平作了肯定的回答：“忏悔？可以吧。但我想说的是我们不配。我们曾经为那样的东西而癫狂，我们为此感到害臊。”[2]小说中的许多场景，包括抄家的经历，都来自于礼平的红卫兵经历。楚轩吾、李淮平、南珊这些人物，生活中都有原型可依。小说中的李淮平出身军官家庭，从红卫兵闯将到海军军官，和礼平的人生经历有着高度的一致性。③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作家的自叙传，不仅是在个人经历层面，更是在精神意识层面。小说自70年代初即已构思，1976年初动笔，修改过5次，是一篇对自己的思想行为进行总结的作品。在本质上，这是一部反思性的忏悔小说，而不仅仅是“文革”后流行的伤痕小说，至少是伤痕退居到了次要地位。这一点，已有学者作了深入的剖析：“与当时大多数流行的‘伤痕’题材不同，《晚霞》的表面叙事是‘伤痕’，它的深层叙事则是‘宽容’、‘忏悔’和‘爱’。它不满足于那种就‘伤痕’而写‘伤痕’的创作范式，而试图透过当事人的‘身世之谜’去直接追问‘历史之谜’。”[3] 重读《晚霞》，里面处处可以读到红卫兵的忏悔：出身革命家庭的红卫兵失去了精神优越感，并为自己的过错进行忏悔。在第一章《春》中，小说主人公李淮平做了一个优雅、静谧、绮丽的梦，这是一个人间仙境式的梦境，却被父母催促上学的声音所打断。接着，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物质条件优越的军人家庭，有宽敞明亮的居所，考究的盥洗室，父母都留学过苏联，精通俄文，父亲担任军队的领导职务，配有专车。李淮平在上学的途中抽暇去公园里温习俄文，一个叫南珊的女中学生也在那里朗读英文，读的是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我”的蹩脚的俄文和南珊娴熟的英文形成了鲜明对照。两个天真无邪的中学生所受的教养却不同，一个粗鲁莽撞，一个温文尔雅。他们讨论了莎士比亚，“我”认为南珊所激赏的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即便可爱，也该受到批判。毕竟，莎士比亚作为资产阶级的作家，他那些情调或多或少总是反映了他那个阶级的没落情绪。所以他的故事尽管动人——确实动人，但我们作为无产阶级的后代却不能过于欣赏他，而应该分析他，认识他，批判他！”而南珊出乎意料地捍卫起莎士比亚来，由此引起了对文明和野蛮的争论。少男为野蛮、强权辩护，少女坚持文明、优雅。而“我”对野蛮的辩护却使这个学识渊博的女孩子沉默良久，经过艰难的思索，然后说：“从前我一直认为，野蛮是人间一切坏事的根源。而今天，你却向我证明了它可能是好的……”少男少女在这里表现出的早熟，他们对社会人生、对文艺的看法的辩论，确实是在其他作品中很少见到的。根正苗红、代表无产阶级的“我”，在这个清晨，为一个精通俄文英文、学识渊博、见解不凡、优雅、美丽的少女所折服。而这个少女，由于她借给“我”的一本莎士比亚的原版书泄露了身份，书的扉页上的题字说明，她的妈妈在法国西部布勒斯特。短暂的相见，少男对少女萌生了爱意。 在接下来的第二章《夏》中，红卫兵运动开始了。“我”成为运动的弄潮儿，领着一群红卫兵开着卡车去抄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被“我”抄家的前国民党军长楚轩吾，竟然是父亲的好友，起因是在淮海战役中楚轩吾战败，父亲接待他投诚。楚轩吾的外孙女，竟然就是那个清晨在公园里见到的少女。随着楚轩吾对当年淮海战役的描述，震撼的厮杀、漫山遍野的尸体、失败者的悲情、无奈的投降，使“我”在主持审问者的位置上再也坐不稳了，被审问者一下子变得“这样的慈祥，威武，亲切！”位置发生了戏剧性的颠倒，一贯正确的红卫兵成了受教诲者，有历史问题的人成了教育的主角。话语权的颠倒，意味着原有价值体系的坍塌和崩溃。这是对原有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成规的颠覆。因此，忏悔意识就渐渐萌生了。当“我”直面南珊时，我突然感到：“对于自己的过去，谁可以没有自尊？对于自己的将来，谁可以没有自信？然而我们这疾风暴雨般的呵责和斥骂却把这个女孩子的过去和将来扫荡得干干净净。”“……直到今天，我都无法理解，我怎么竟能对她说出那么一套冷酷无情的话，更无法理解，为什么在她受到了那样猛烈的打击以后，我还能对她心中那道已经倾颓欲坠的防线作了最后的一击，竟然把那一连串大加挞伐的字眼儿与南珊这样一个女孩子联系在一起。当我的朋友把那些肮脏和丑恶的字眼儿接连向她打去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的心怎样被绞得生疼！”抄家行动，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在思考“革命行动”的意义，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怀疑，并由此进行了反思。这一章刺耳的喧嚣：抄家、训斥、命令、谩骂，和第一章里推崇的文明、优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接下来的第三章《冬》里，两年后，我在车站送别去内蒙落户的朋友，在列车上偶然听到了楚轩吾和即将下放农村的南珊姐弟的谈话。这使我对楚轩吾和南珊的了解又进了一步。楚轩吾在南珊面前，更像一个人生的导师，在引导着南珊：“我真担心你会因为缺少幸福就对他人心地冷漠……如果你对千千万万不同于你的人还怀着眷恋之情，爷爷就放心了。但是如果你由于书看得太多，而学得只会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生活的一切，那你无疑已经成为一个心地冷酷的人。这种人往往会把自己的理念看得高于一切，他把自己的理念堪称老百姓的上帝，其他人都不过是他对世界秩序进行逻辑推演的筹码而已。”而南珊认真审视了自己的灵魂，她告诉爷爷，自己虽然从小缺少母爱，因为出身不好，成为孩子们笑骂的对象，但是她并没有以仇恨的心态对待别人，而是以爷爷的“沉着、渊博、深思、宽厚和乐观等美德为准绳”，“乐得宽容”，并坚信：“我的人格并不因为我无力抗衡屈辱就有了亏欠。不，人的品格不是任何强权所能树立，也不是任何强权所能诋毁的。”“我读书，是为了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更合理，我永远不会因为自己坚信了什么理想就把它强加到别人的意志和心愿上。”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简·爱的影子，处在社会底层，而又自尊自爱自强自我精神完善，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此时陷入了深思，为楚轩吾淳厚正直的个人品格所打动，在内心追问道：“难道一个人犯了可怕的错误，他就必然有一个邪恶的心吗？”“现在，面对楚轩吾那些痛苦的表白，我感到说不尽的惭愧。我开始意识到，那次抄家，早已使红卫兵丢尽了脸，而我们投身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也必将因此而在历史面前无法交代。”由最初的动摇、思索，到这一章对血统论的否定，以及对“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否定，“我”的忏悔意识是一步步加深的。 随着谈话的深入，“我”却越来越羞愧难当。早前红卫兵的优越感，早已变成了赎罪感，抄家的一幕，成为自己心中永远的疼：“在那个无情的夜晚，我伤害了她的尊严……我也因此而永远失去了对自己的尊重，一种沉重的压力堵在我胸中，使我痛苦得垂下了头。”在此后的岁月里，虽然“我”当上了海军军官，这赎罪的心态，却一直伴随着。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秋》中，当李淮平和南珊在泰山顶上巧遇，已是12年过去，物是人非，我们依然读到了“我”对南珊那锥心的忏悔：“一种痛悔与惭愧交加的心情残酷地折磨着我。”“从那天以后，我的心再没有一天平静过，真的，没有一天……”在和南珊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李淮平在一直一遍又一遍地表达忏悔之情。李淮平心中珍藏的爱的火焰在南珊的平静面前熄灭了，在晚霞消失的时候，他们分手了。对于李淮平来说，他终于完成了忏悔与救赎，将过去葬在遗忘中，从此可以自信地面对生活，平静地面对像南珊一样曾经被自己伤害过的人们。 可见，浓烈的忏悔意识，一直贯穿于这篇小说的始终。那次抄家，对红卫兵闯将的“我”来说，真是一场梦魇，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自己灵魂的不洁。忏悔是使别人原谅自己的手段，也是救赎自己的机会，通过忏悔，消除罪恶感，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和提升。随着小说的进展，“我”的忏悔意识由先前的对楚轩吾一家的同情，发展到深深的自责。楚轩吾的形象愈高大，淳厚正直的人格愈完善，愈能使“我”看出自己的鲁莽和盲从。尤其是南珊，抄家使他们刚刚萌发的爱情永远地失去了，“我”的内心痛苦，一直持续了15年。这是一种真诚的道歉和自责，它源自人类真诚的天性，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之一。当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作者礼平借这个小说，对自己的红卫兵经历进行了救赎。经过这一书写，他缓解了自己红卫兵经历的焦虑感，抚慰了自己的灵魂。尤其是当他在“文革”尚未结束时就已经这样做了，今天看来是多么可贵啊！ 当然，这种忏悔，并不是简单的是非判断，而是建立在信念交流的基础上。“我”作为无产阶级的心理优势，一步步失去，“我”对“野蛮”的辩护，愈来愈苍白，直至放弃了自己的信念，对南珊所代表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包容、推崇，使“我”得以摆脱红卫兵经历的“罪恶”感，变得自信起来。因此，对于“我”来说，南珊一家人，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启蒙者，将“我”的灵魂从“堕落”的深渊救起，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我”在小说结尾这样写道：“南珊，她在我心中已经不再是一个名字和一个人，而是一种信念，一种对于我的人生正在开始发生无比巨大的影响力的崭新的信念。” 我们的现代文学中不是有可贵的忏悔传统吗？为什么到当代文学反而不见了呢？尤其是到了新世纪，我们还有触及灵魂的文学吗？所谓的忏悔，并不仅仅是我们要对现实中的行为进行忏悔，我们还要对灵魂中的无意识行为进行忏悔。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一直在剖析自己的灵魂，由此对国民性进行深刻反思。在今天，还可以看到，当年的红卫兵首领之一、曾经为“红卫兵”命名的著名作家张承志，不是说自己从不反悔吗？许多当年的红卫兵，不是一直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吗？当然，他们也是受害者，但首先是红卫兵运动的执行者，理应站在忏悔者的一边。继80年代大规模地揭批“四人帮”之后，现在是对“文革”的有意识的遗忘，甚至是有组织地遗忘。但是往事并不如烟，如果没有全民族的深刻反思，没有对历史真相的彻底洞察，没有对曾经中毒的灵魂加以彻底净化，“文革”的悲剧还会重演！ 谁的伤痕：80年代思想场域中的《晚霞消失的时候》 《晚霞消失的时候》发表以后，有人把它归为“伤痕文学”，90年代以来又把它归为“前伤痕文学”。在礼平看来，70年代末他偶然读到的伤痕小说很不好看，艺术水准还不如“十七年”时期，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并非“伤痕小说”，并由此追问道：“为什么‘文化革命’过去了，当人们终于可以写小说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反而不如以前好看了？”[4]“我很不喜欢伤痕文学，就艺术传统来说它与当年的忆苦文学如出一辙，它是风潮的产物，形势与思潮的产物，它的理念很短视，因而也就没有艺术生命。我很不愿意将《晚霞消失的时候》也归入此类。”[2] 不可否认的是，礼平还是着重写到了“伤痕”，只要写到了“文革”，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心灵创伤。但是，这部作品却没有当时走红的伤痕文学幸运，尽管它的写作在“文革”尚未结束之时即已开始，但是发表时已是1981年初，此时，伤痕文学已近尾声，改革文学也已兴起。并且，自1978年底，“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5]小说发表以后，虽然受到了热烈关注，并且自1981年至1985年，引起了长达5年的争论，但在当时全国小说的评奖活动中，却受到了冷遇。在80—9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这部作品从文学史撰写者的视野中几近消失。譬如，《新时期文学六年》，就没有介绍这部小说。它的出现，仅仅局限在几种争鸣作品的选本中，处于“有争议作品”的位置。 为什么《晚霞消失的时候》受到了研究者的冷遇？这和它的叙述脱离了伤痕小说的既定成规有着直接的关系。 伤痕文学配合的是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宏大叙事，是文学界为落实党的拨乱反正政策的结果。特别是对于一些在“文革”中发表作品的中青年作家来说，写作伤痕文学正是证明自己与过去划清界限的“立功”机会。通过揭示十年内乱的现实，揭示国家粉碎“四人帮”英明决定的正确性，是以悲歌的形式为新时期的大好局面所唱的赞歌。主流意识形态对揭批的限度和底线，早已作了战略性的部署。 在《晚霞》发表的时候，伤痕文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成规。伤痕小说的作者，大多数都是“文革”中受过迫害的，譬如“右派”作家，或者是在乡村底层呆过的知青作家。他们笔下的伤痕，融进了个人的遭际。伤痕小说的主人公，是遭政治放逐的知识分子、落难的官员、被极“左”路线蒙蔽的普通人，等等，一言以蔽之，是善良、正直的一方。而伤痕小说的反面人物，往往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通过具体的叙事，描写主人公被批斗、侮辱、劳改、妻离子散等悲惨场面，来控诉“四人帮”的罪行，歌颂结束‘文革’的正当性，歌颂党的决策的英明和正确。 而《晚霞》则打破了这个成规。小说的主要人物，是李淮平、南珊和楚轩吾。伤痕的主角，则落在了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南珊和楚轩吾两个人身上。楚轩吾是投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并且是在淮海战役中陷入解放军重围的绝境下被迫投诚的。南珊是楚轩吾的外孙女，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建国后父母流亡海外。在讲究“血统论”的年代，南珊的出身，已经预示了她在建国后的命运。伤痕文学的受害者主人公，第一次变成了出身不好、有着严重历史问题的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颠覆性的表达。这样的人物形象，可以说是和“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文艺政策背道而驰的。[6]尤其是知识青年南珊笃信基督教，宣扬阶级调和，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归结为文明和野蛮的冲突。楚轩吾宣扬淳厚正直的儒教传统，强调年轻人不宜盲从政治。当时的评论认为，“楚轩吾不应是被肯定的人物……他的家族传统、家风家教，同样被作品肯定为道德风范。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善与恶的界线。”[7]南珊和楚轩吾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显然也打破了伤痕文学的价值成规，已经背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因此，“小说的价值，显然已不能为伤痕文学的问题所能概括和包容，它与在伤痕文学基础上摸索、诞生的‘新时期文学’的成规，处在一个非常尖锐的关系之上。”[8] 1980年开始的人生观大讨论，是讨论80年代许多社会问题小说的大背景。当时发表的许多小说，不可避免地和这场讨论构成了潜在的对话关系。这肇始于《中国青年》开辟的讨论潘晓的来信的专栏，实际上是一场主流意识形态对“文革”后处在价值真空、迷茫不知所措的年轻人的约束和指引。这场讨论的实际意义，已经超出了讨论本身，充分显示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当时社会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潮的警惕、排斥，以期在解放思想的大背景下，引领陷入迷途的青年人重建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看到，80年代一系列有争议的小说，如《在同一地平线上》《波动》《公开的情书》《近的云》《晚霞消失的时候》等，都在小说里以大量的篇幅讨论经历过“文革”的一代青年的人生观、世界观问题，并有着相对独立的立场。 当然，轰轰烈烈人生观讨论的背后，是哲学思潮的较量。前面说过，在“文革”后重建中国思想资源的过程中，掀起了“五四”后又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热潮。在哲学界是重印、新译西方哲学名著，尤其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名著；在文学界，是西方文学名著重印以及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大量译介。如前分析，在80年代的思想场域中，存在着三种话语形态。一种是马克思主义主流话语形态，当然，这个话语形态在建国后随着社会的变化、执政者思想的改变，处于不断的修正之中，“文革”后逐步确立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197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抛弃了阶级斗争路线，改革开放逐步成为共识。一种是启蒙主义话语形态，接续的是“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推崇人道主义、人性、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另一种是非理性主义话语形态。精神分析学说、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哲学在国内流行，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就是这股思潮的体现。与这股思潮相对应的是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大量译介和流行。这些被定位为资产阶级危机时代的哲学和文学，在80年代处于批判接受的地位，在反精神污染的运动中往往成为受批判的靶子。以上这三种话语形态，共同组成了80年代的思想场域。 而礼平在《晚霞》中所表达的人生观，显然和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人生观相左。在小说中他写到了两种人生观：一种是李淮平所代表的一代红卫兵的人生观，一种是南珊的哲学。革命军人的后代李淮平所代表的人生观，基本上是和主流意识形态相近的，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对启蒙主义也抱着宽容、理解的心态，譬如对血统论的反思，对人道主义的提倡，对宗教信仰的理解和宽容，对和平主义的向往。这可以说是主流意识形态里面的开明派别。南珊作为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对现实人生、宗教、历史都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形成了紧张的冲突关系。对南珊的这些看法，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权威之一王若水称之为“南珊的哲学”。 南珊的哲学，实质上是对一种普世价值观的推崇。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历史动力的追问。2、信仰基督教，把宗教作为完善自我的手段，作为自己苦难生活的支撑。3、受到不公正的冤屈而不心生怨恨，宽容所有的人。4、坚守传统道德的自我完善，寻找至美至善至真。 南珊将历史归结为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并一再追问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历史的这种循环。在主流意识形态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提供了完美的答案，因此这些追问是徒劳无益的。“历史对南珊是不可知的”，“道德不能解释历史”。[9]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历史，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而小说的叛逆性在于，“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用抽象的善恶观念代替了阶级观念。”[10]因此，小说对历史动力的思考，挑战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底线。 南珊的人生观和主流价值观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对宗教的容纳、超越了阶级藩篱的爱和宽容、向传统道德而不是向马克思主义寻求处世之道，这些都颠覆了建国以来对青年人的人生观设计，因此受到了广大知识青年的热捧：“经过调查，‘四人帮’覆灭后的文艺作品中，最受北大学生欢迎的是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但是这篇作品，既未得中篇小说奖，在八一年的《中篇小说选》④中也不占一席之地，据说胡乔木对里面所表现的思想大大不以为然，于是一篇篇批评文章在报章志上出现，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目前人们以高价收购该作品的单行本。”[11]120 50—70年代，虽然文学的意识形态化一直在加强，对青年人的人生观世界观这样的话题，向来是讳莫如深的。伤痕文学在谴责“文革”的同时，并没有主动承担起重建一代人的世界观的责任。顾彬说过很有见地的话：“伤痕文学是一种说客文学(lobby literature)。”“一方面为自己说话，另一方面为党说话，企图藉此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又不受特别的政治压力。”[12]说客文学是没有见地的文学，是放弃了个体精神维度的文学。难怪礼平这样以不屑的语气谈论伤痕文学：“伤痕文学之所以没有历史价值，就是因为它将这些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简单到了幼稚的程度……邓小平曾经用很不屑的语气谈到那时的伤痕文学，说它‘哭哭啼啼，没有出息’。谢天谢地，我的主人公在整个小说中只掉了一滴眼泪。我笔下的人物追求着一种内在的坚韧与遒劲，无论男女，都没有娘娘腔。”[2] 可以看到，南珊所秉持的是一种启蒙主义和新传统主义相混杂的话语立场。既有对文明、自由、平等的向往，也有对传统道德风范的坚守。谈到《晚霞》的思想资源，如果和另一篇也是创作于“文革”中的小说——赵振开的《波动》作一对比，则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礼平写完《晚霞》之后，曾拿给北岛看。北岛看后觉得“各方面都很不成熟”，很不以为然。[4]北岛的不以为然，反映了两人的创作确实有着很大的不同。同样是有争议作品，两篇作品的精神气质差异很大。北岛往往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掌握了现代意识的纯粹启蒙者，一个站在体制对面、真理在握的“英雄”。⑤而礼平的小说，只是一个现役军人的体制内思考。 《波动》中的肖凌，与南珊有着相近的经历，但是两人的世界观判然有别。南珊自信、优雅、坚定、雍容大方，肖凌更多的是一种孤愤和反抗意识，并且掺杂着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因素，譬如怀疑意识、颓废意识等。《波动》的思想来源比较混杂，里面的人物也很不单纯。小说人物行为的夸张、乖戾、生涩、古怪、不自然，大概就是因为被这些观念驱使、扭曲所造成的。而《晚霞》更加昂扬一些，虽然偏离了主流意识形态，可是里面有着很浓厚的重建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自信，充满了激情的自我辩论。而《波动》里面异端的成分较多，充满了怀疑、颠覆、批判色彩，调子比较灰暗。 《波动》是一篇反思“文革”给青年人的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带来颠覆性影响的作品，里面除了存在主义，更多的是启蒙主义、个性主义。一些“文革”后期的“潜在写作”，其思想资源是混杂的，一定程度上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呈现出互文性。就《波动》来说，里面可以看到凯鲁亚克《在路上》的流浪意识和放荡不羁的影子，也可以看到《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对现实充满了嘲弄的满口“他妈的”霍尔顿式人物——白华，⑥还可以看到艾伦堡《人·岁月·生活》中的俄罗斯式的忧郁、冷峻和深刻。⑦ 可见，从思想资源上说，这两篇小说的思想谱系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相对于《波动》思想的驳杂，《晚霞》相对单纯一些，主要是理性主义话语，具体来说，是启蒙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混合，里面有对人性、人道主义、自由的推崇，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修身、隐忍、淳厚正直、追求内在人格的完善，还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提倡，当然，启蒙主义是主要的内容。这从《晚霞》里的一份书单可以得到佐证。小说这样详细写南岳长老的藏书：“我看到史学全套的《资治通鉴》和《清史稿》，哲学方面有《庄子》《淮南子》和《吕氏春秋》，评论著作方面有《章氏丛书》和《胡适文存》，外国著作有从洛克、卢梭、黑格尔、马克思，一直到罗素、杜威等人的著述，还有一本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甚至有些书还是外文版。当然，最多的还是佛著和佛经。”就这份书单，再联系到南珊所读的莎士比亚戏剧，可以看到，作者的文化立场，既有西方的启蒙主义，有“五四”新文化的浸润，像胡适的自由主义和章士钊的回归传统文化，还有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滋养，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一份务实的文化建设清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晚霞》是一个立足于西方和中国传统，具有高度自信的文化建设文本。小说具有清醒的独立意识和文化自信，话语形态上是理性主义的。小说里，那个反复出现的英文版《莎士比亚戏剧选》——这来自南珊的母亲1964年自法国的馈赠——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个文化隐喻：即使在“文革”时期，人本主义的光芒仍闪耀在一些青年的心中。正是借助这些微弱的启蒙光亮，南珊、楚轩吾们才得以走过一段最不堪的岁月，而李淮平的内心忏悔才得以萌生。 “缺席”的“教父”？ 正如著名学者程光炜先生所言：“能否给出答案，曾经是当代文学史固执而热烈追求的目标之一。”[3]问题小说在80年代，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有学者对此作过精辟的总括性分析：“反思‘文革’和表现社会改革的小说，从小说的艺术形态看，大多属于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中颇为发达的‘问题小说’类型。关于‘文革’发生的责任，和社会现实问题的性质、根源，是这些作品的创作动机，并成为它们的形态特征。一种围绕所提出的问题而展开分析、证明的‘观念性结构’，为许多小说所使用。而且，借助人物或叙述者的议论，来表达对当代社会政治和人生问题见解的叙述方法，也很常见……他们相当普遍地以中心人物的生活道路，来连接‘新中国’(甚至更长的历史时间)各个时期的重要社会政治事件(如四五十年代之交政权更替的转折，50年代的反右运动和‘大跃进’，6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等)，通过对人物命运的表现，对历史反思所提出的问题给予回答。”[13]作家在作品中提出了许多问题，当然，一般都是一些十分具体的问题。当时引起关注的优秀作品，都是提问的高手。譬如《绿化树》提出的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揭示了知识分子的性功能和极“左”政治之间的隐喻性关联问题，《在同一地平线上》提出了女性和男性的社会竞争，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问题，《爱，是不能忘记的》提出了爱情与婚姻的矛盾的问题，《李顺大造屋》提出了“左”的农村政策实施过程中农民的麻木和盲从问题，《人到中年》则讨论了中年知识分子在事业和家庭之间疲于奔命的人生困境问题。一般地说，这些小说围绕现实生活写起，通过具体的故事情节来讨论问题，而这些问题，基本上没有超出50—70年代政治思想范畴。但是，问题总归是问题，一旦问题得到了解决，或者问题所依附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小说文本就会黯然失色，甚至问题越是具体越容易速朽，这是那些所谓的问题小说尽管轰动一时，却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原因之所在。 《晚霞》的独特性就在于，它虽然也是从当下的现实发问的，具有清晰的问题意识，正如作者所说，“南珊和南琛，是写出身问题；楚轩吾和南岳长老是写政策问题；李聚兴和李淮平是写怎么进行革命的问题。”[1]但是《晚霞》并不仅仅拘泥于描摹生活细节，而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宏大的命题，并固执地寻求答案。由于这些命题具有宏阔的时间长度和空间跨度，而不是仅仅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因此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这些宏大的命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如何看待推动历史前进的驱动力。唯物史观讲的是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而小说认为文明和野蛮的冲突构成了人类的文明史。这一个问题，从南珊和李淮平上中学时初次相见就已郑重提出并开始讨论，南珊对于野蛮的力量在历史上的作用一直迷惑不解，在心头思考了15年，到小说结束，两人又在讨论这个问题。可以说，这是笼罩在这个小说之上的最宏大的命题。对它的探究，也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审视与反思。南珊这样质疑野蛮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作用：“几千年来，人类为了建立起一个理想的文明而艰苦奋斗，然而，野蛮的事业却与文明齐头并进。人们在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斗争和冲突中，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宗教，为了阶级，为了部族，为了党派，甚至仅仅为了村社而互相残杀。他们毫不痛惜地摧毁古老的大厦，似乎只是为了给新建的屋宇开辟一块地基。这一切，是好还是坏？是是还是非？这样反反复复的动力究竟是什么？这个过程的意义又究竟何在？”这种掷地有声、让人震惊的追问，出自一个极“左”路线的受害者的口，超越了当时流行的对“文革”暴行的控诉式写法，它迫使我们对从“文革”、“十七年”、现代史一直上诉到整个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进行思索，对那种真理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松动和质疑。这个追问是无解的。南珊说：“远不是一切问题都能最后讲清楚。尤其是我，们试图用好和坏这样的观念去解释历史的时候，我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答案。”李淮平认为，“它再也不会有比南珊说的更好的答案”。将问题悬置起来，而不是从经典的马列著作里寻找答案，这就是《晚霞》的探索精神。拒绝给出答案，这使它在80年代的问题小说里面是特立独行的。研究界执著于纯文学的观念，一直对80年代小说艺术的变化津津乐道，对于类似这样宏大的问题却鲜有论及。而这部小说，使我们看到，表达真诚的思索，往往比模仿西方现代派式的炫技更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出现的一些反思性较强的作品的思考力度，如张炜的《古船》对封建的社会主义的反思，以及90年代曾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白鹿原》对国共两党斗争的那种“翻鏊子”的比喻，大体上没有超越《晚霞》思考的深度和广度。 二是为宗教信仰留出思想地盘。这篇小说，是新时期第一篇涉及宗教信仰问题的小说。如前所述，青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80年代是一个需要引导的敏感话题。南珊对历史有追问的激情，她在人们的鄙弃和侮辱中长大，以宽容对待别人的仇恨，并把宗教作为自己人生观的支撑。 “宗教的世界被叩问。”[14]这种对历史对人生的追问，是越界的、异端的。难怪当时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冯牧说这部作品“才华横溢，思想混乱”。有的文章认为：“小说把一种精致的宗教唯心主义灌注到南珊、住持和尚与李淮平这三个不同形象的塑造中，试图通过他们艺术化地虚构出一种新的信仰模式。”[15]对这种信仰模式的有害性，有的文章评论说：“(小说)一步步地走到神秘的玄虚的境地，走向宗教信仰主义……这对正在进行人生探索或由于某种挫折而产生迷惘的青年心灵的侵蚀更加严重……(南珊)是以僧尼主义的方式表现的个人主义者。”[16]有资料证明，“文革”后一代青年的信仰危机开始显现：“八二年秋天，据外电报道，仅北京一地，就有四千个十八岁上下的青少年想出家当和尚。”[11]124～125当然，并不能将青年一代的思想状况归罪于一篇小说。但是，礼平还是对由于自己描写了宗教而导致青年的思想混乱作了检讨。⑧继礼平之后，“表现了潜在于青年一代中的精神危机”[11]125的小说，还有1982年发表的张笑天的《公开的“内参”》，小说写的是一个叫康五四的插队知青在肉体和灵魂都受到摧残，走投无路之际，《圣经》把她引入了基督的世界，拯救了她，她说：“我只管约束我自己做个好人，做个善良的人，一点一滴地洗涤我心灵的罪恶，求得宽恕。” 礼平引入了宗教，但对于“教父”的莅临却持矛盾态度。一方面怀着激动的口吻承认宗教的神圣，一方面又认为上帝并不存在，有自相矛盾之处。南珊对上帝充满了深情：“这力量是伟大而神秘的”，“我相信他高踞在宇宙之上，知道人间的一切，也知道我的一切。我并不怀疑我的生命和命运都受过他仁慈的扶助。”李淮平对南珊发出了这样的赞美：“她的心灵越往深处就越广大得不可思议。在那冰清玉洁的心中，蕴藏着多少丰富的知识，在这些知识的底层，又贯穿着多么深沉的哲理。而在这一切的中心，还有着这样一座整个人间，乃至整个宇宙都不能容纳的金碧辉煌的世界。”但是小说里也同时指出，在唯物主义的世界里，上帝是不存在的。这种矛盾心理，当时的王若水看得很清楚：“从小说里既可以找出有浓重宗教色彩的话，也可以找出似乎是怀疑或否定宗教的话。怎样解释这个矛盾呢？我认为，作者自己显然也觉得有些关于宗教的话说得太过分了，于是加上另外一些话来冲淡它，但是作者在正面说到宗教时所用的语言是美丽的，辉煌的，充满感情的，而在否定宗教时所用的语言是苍白无力的。”[17] 三是小说对战争的描写，隐约在提倡泯灭阶级的人类大爱，倡导和平主义。李淮平这样评价他的身为解放军将领的父亲：“父亲是个和国民党厮杀了半辈子的人。他的许多亲人和战友都在斗争中倒下了。但他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却并不是仇恨。”南珊说她的自尊与自信“并不是建筑在仇视他人或鄙视他人的基础之上”。有批评者认为，南珊在泰山顶上发表的一番对战争的看法是有问题的，“不分辨正义和非正义性……把作为解放军的军官和那个外国军官看作同样的人，在这里人民的军队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的界限没有了，似乎作为军人都是没有人性的，都是缺乏人道主义的。”[18]批评者并没有看到，南珊对战争的看法，是站在了人类的高度，所以她才说：“你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准备在战场上打死那些和你们一模一样的人。”南珊所秉持的，是一种和平主义的理念。小说第一章对淮海战役的惨烈景象的描写，那满山遍野的尸体，引发了一个难以超脱的沉重话题。无论是胜利者的代表李聚兴，还是作为战争失败方的楚轩吾，在此后的人生历程中都无法轻松起来。而他们选择和解而不是仇恨，确实是一种理智的体现。尤其是对楚轩吾战败的悲情描绘，也隐含了对战争的反思乃至反省，这构成了小说的一个潜文本。这个潜文本，实际上是文明和野蛮的冲突。现实中的红卫兵抄家，历史上的战争，都可以归结到野蛮之列。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南珊那一番关于文明和野蛮冲突的议论的深刻之处。她是在质疑人类借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进行相互残杀。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所主张的“宽容”、“忍耐”、道德自我完善、和平、推崇人类大爱等“南珊的哲学”，则具有了超越一切意识形态之上的人性高度。 小说的结尾，无疑在浓墨重彩地表现这种和平主义的普世价值观。在晚霞消失的时候，南珊、长老、外国上尉站在泰山上讨论太阳崇拜，讨论河流崇拜，讨论文明的起源。“他们属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传统，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经历，而且他们的信仰也是多么的不同。”然而让他们热烈地聚合的力量是什么？“对于真理的共同追求，对于正义的共同热爱，对于人类文明的共同景愿，以及对于世界未来的共同责任感，使他们在心底深处感到彼此是同样的人。”由此，李淮平认为，南珊并不孤独，她心灵深处的纽带，“使她与这样一些人紧密地联接在一起。这种人广泛而众多。虽然他们分散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但是同样一种风尚，一种人类所固有的正直、理智、善良和刚毅的崇高风尚却在他们的身上形成了一种永远也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才使得这个世界充满了希望。”人类、真理、文明、正义、大同，这都是一些超越了意识形态之争的巨大的字眼。可见，《晚霞》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而在当时的主流批评看来，《人啊，人！》《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三篇小说“虽然它们各自偏重的侧面不同，都在竭力地要想探讨一个‘怎么办’的问题”，但是“尽管它们对社会的弊端有着较为深切的体会，但只要一接触到‘怎么办’，就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自己的幼稚和不成熟”。[19]这样的指责，显然将小说给出的答案否定掉了。 外国上尉的一段话，仿佛就是对着我们今天发言的：“你们相信阶级斗争的学说，而我们相信伦理与道德的力量。但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应妨碍我们互相谅解与合作。那么，让我们在和平的事业中为保卫人类文明而携起手来吧，上帝和马克思大概都会同意我们这一带不发生冲突。”“和而不同”，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化和谐相处，这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理念高度一致。因此，《晚霞》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预言性，它不是写给70年代末的，似乎是写给今天、写给未来的。难怪它一发表引起了那么多的质疑，因为，它所辩论的问题，不在80年代的框架内，自然和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它对普世价值观的推崇，在今天看来还有些超前。 因此，《晚霞》并非“拒绝”给出答案，而是在不停地追问之下，也在尝试着给出答案。如果说，关于战争、关于历史、关于宗教信仰，这些都是巨大的问题的话，那么，关于人生观的答案，就显得贴近现实，更为具体了。小说中南珊的爷爷楚轩吾就扮演着一种“教父”的角色，来指导她的人生走向。在50—70年代文学中，这种教父的角色是普遍存在的，有时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有时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掌控人物命运和事件发展方向的叙述者。思想“教父”往往是真理的拥有者，随时向犹疑、迷惘的革命群众灌输革命道理，指引前进的方向。教父的指导是明确的，坚定不移的，他有时是向作品中的人物，更多的时候是向作品潜在的读者昭示社会人生的革命真谛。面对孙女偏离了时代轨道的不可预知的人生信念，楚轩吾也试图扮演这样一种角色。可是他的国民党投诚将领的身份，使得他在扮演这个角色时与正统的“教父”角色判然有别。正像一位论者所说：“把国民党高级将领描写得如此崇高，如此光彩夺目，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在中共文艺史上是空前的。”[11]125在《晚霞》中，正统的“教父”是缺席的，正是这种有意味的缺席，才给另一种话语的言说提供了空间。楚轩吾不是代表主流叙事的“班主任”，而是思想“教父”的另一种“在场”。在列车分别的时候，他不停地给南珊阐释人生道理，来启发她如何看待人生，对现实怎么处理。楚轩吾对南珊说：“在国家利益与社会责任面前，你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政治见解的。现在有许多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动辄以改革社会为己任，自命可以操纵他人。假如你也抱定了某种理想或信念，而这将涉及许许多多人的命运，那么你会不会在一旦掌握了力量的时候，就把它强加到并不信服它的人头上呢？”楚认为年轻人不应该受别人的鼓动，为了一个所谓的信仰去参加到斗争中去，那么结果往往是一场灾难。南珊回答：“我完全知道，我看的那些书并不全是济世的良药。这个世界的希望，更多的是在人类自己的心灵中，而不是在那些形形色色立说者的头脑中……”“人的品格不是任何强权所能树立，也不是任何强权所能诋毁的。” 楚轩吾不停地追问南珊，要她给自己一个答案，到底是什么促使她学会了隐忍、宽容，而不是仇恨和睚眦必报，南珊最后给出一个宗教信仰的答案——基督教。这超越了是非纷争的宗教信仰，支配了这个历经沧桑、早慧早熟的女孩的人生。“教父”的角色在这里是尴尬的，他只是部分地完成了布道的角色。原先那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轰然瓦解了，一元化分裂了，出现了不同的有关历史、人生的答案，“教父”的在场实际上意味着真正的“缺席”。于是，《晚霞》发表后，各种批评蜂拥而至，目的只有一个，强行让宣讲主流意识形态的缺席的“教父”在场。 收稿日期：2014－06－15 注释： ①《红卫兵忏悔的可行性路径：一场公民良心自救运动》，《中国青年报》，2010年11月16日。红卫兵对“文革”的忏悔文章，还有张红兵对自己在“文革”中揭发母亲导致母亲被枪决一事的极度悔恨(见2013年8月7日《新京报》刊载的《一名红卫兵的忏悔：永不饶恕自己的“弑母”》一文)、刘伯勤对自己当年批斗老师一事在刊物上公开道歉(见《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刊发的《郑重道歉》一文)、王冀豫对自己当年在武斗中致一人死亡一事撰文忏悔(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5期刊发的《背负杀人的罪责》一文)。 ②见《长城》，2001年第4期。刘白羽在信中说：“你在那历程中所承受的痛苦，都是我的罪孽所造。光耀同志，我羞惭，我恸心，我无颜求你原谅，但我要说出我永恒的遗憾，包括在那失去理智的时代，我对你不礼貌的行动，我只有在远处向你深深地谢罪、谢罪……”但是据石湾撰文称，非常遗憾的是，这个道歉刘白羽后来似又反悔了，可见真正的忏悔，确实很难做到。详见《刘白羽的忏悔与反悔》，《文学报》，2012年1月12日12版。 ③香港的一位研究者曾经将《晚霞消失的时候》给夏志清阅读，夏志清看后认为“读来很有意思”，但对于这位横空出世的作家并不了解，他感兴趣的是作者的生平，于是向这位研究者索要礼平的生平资料。见璧华《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论稿》，第120页，(香港)当代文学研究社，1984年4月版。 ④《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⑤北岛在后来的回忆中把自己当初办《今天》杂志的行为，描述成舍我其谁的英雄主义行径，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接近于鲁迅的铁屋中的呐喊姿态(可参见《沉沦的圣殿》，廖亦武主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4月版)。顾彬曾言：“北岛自述，社会的压力迫使他写作，而且这种压力始终存在。从这一点看来，北岛的写作有时已可归之为神经质。”(顾彬著，范劲等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第30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⑥《波动》中的白华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人物，这个类型的人物在当代文学史上可能是第一次出现。白华由于在大饥饿时期反对交公粮而被作为政治犯投入监狱，出狱后成为盲流，放荡不羁，整日买醉，和同伙争流里流气的女人，靠偷盗维生，藐视嘲弄一切，玩世不恭，但是又爱憎分明，讲究义气，譬如：救助被后母遗弃的小女孩，帮助落难的肖凌，等等。堕落者和英雄主义，在他身上竟然奇特地结合在一起。80年代的评论常常把它指认为“流氓”，这是偏颇的，实际上他是一个撒旦式的反抗者，以看似堕落的方式来反抗“文革”混乱的现实。而在许多作品里，这样的人物常常被描绘成一个敢于反抗荒谬体制、救民于水火的正面英雄形象，而《波动》没有简单化。 ⑦《波动》最初创作于1974年。《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人·岁月·生活》在60年代初即已作为“内部读物”译介到国内，这些地下读物，成了“白洋淀诗歌群落”以及许多北京知青在那个精神荒芜的年代的精神食粮。这些文学类“地下读物”，有批判现实主义，也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北岛的诗歌和小说，很明显受到了这一批“禁书”的影响，在里面留下的痕迹很重，与同时代人的作品相比，显得早熟而“深刻”，呈现出启蒙主义、个性主义、存在主义等混杂的状态。 ⑧详见礼平《我写〈晚霞消失的时候〉所思所想》，《青年文学》，1982年第3期。标签：晚霞消失的时候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晚霞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读书论文; 红卫兵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伤痕文学论文; 楚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