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晓东[1]2014年在《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49-2012）》文中指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炎黄子孙的共同梦想。要达此目标,就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确保国内政局长期稳定,二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就后者而言,日本作为中国重要的邻国之一、中日关系作为一对重要的中外双边关系,对我国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换言之,确保中日关系持久、稳定、健康发展,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回眸历史、审视现实便不难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从冷战结束迄今,尽管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日本有识之士为恢复和发展中日关系进行了不懈努力,但中日双边关系却总是发展不畅、麻烦不断,时至今日乃至跌入低谷。之所以如此,除日本右翼势力的破坏外,美国的长期介入和蓄意阻挠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美国在中日两国间设置重重障碍,中日邦交正常化才迟迟无法实现；正因美国放弃对华敌视政策并赞同日本改善对华关系,中日复交才最终成为可能；正因美国在中日复交后继续插手中日关系、继续在两个东亚大国间奉行两面政策,才导致中日两国龃龉不断、摩擦升级。因此,就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予以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迄今仅对此进行了间接零散的探讨,尚无系统全面的相关论着问世。有鉴于此,本文在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及合理借鉴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一基本逻辑思路,运用文献分析、历史比较、跨学科综合研究等方法,对1949年至2012年六十余年间美国因素在中日关系不同时期的作用、影响、特征等一系列问题展开大跨度系统梳理和深度研究,以弥补该问题学术研究的不足和为改善陷入低谷的中日关系尽绵薄之力。论文由绪论、正文六章和结束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就选题缘由、选题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做了铺垫性交待。第一章,主要就隔绝时期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展开探讨。文章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改变对日占领政策和日本统治当局奉行“亲美反华”政策入手,就美国操纵签署《旧金山和约》、《日美安保条约》、“日台和约”的险恶用心及其负面影响进行了深度分析,认为美国设置的这叁大障碍是导致1949年至1952年间中日关系陷于隔绝状态的主要原因。第二章,主要就民间往来时期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予以探讨。文章以美国全面推行对华冷战遏制政策和日本执政当局坚定奉行“亲美反华”政策为背景,就美国阻碍中日经贸往来、反对中日恢复邦交、诱使日本深度介入台湾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美国把强化对华遏制政策加诸日本是致使1952年至1962年中日民间往来前行不畅的根源所在。第叁章,主要就半官半民往来时期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进行分析。文章从美国继续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入手,着重就美国逼迫日本强化对华“政经分离”政策及利用台湾问题继续为中日交往设置障碍展开了探讨,认为美国的刻意阻挠与蓄意破坏是导致1962年至1972年中日半官半民往来裹足不前甚至严重倒退的重要原因。第四章,主要就外交关系确立时期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进行阐述。文章以中美关系和解为切入点,就美国“批准”和推动日本同中国建交与缔约进行了探究,认为美国放弃对华敌视政策并赞同日本发展对华关系是促使中日邦交正常化最终得以实现和完成的关键。第五章,主要就复交后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展开论述。文章从冷战后期和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与亚太战略利益诉求出发,就美国对华和对日政策取向变化同中日关系演进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美国推行对华既利用又防范、既接触又遏制的两面政策及其不断强化美日同盟以阻挠中国崛起的导向,是造成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迄今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的主要诱因。第六章,主要就美国长期插手中日关系的原因、启示予以分析和阐述。文章从美国和日本两个方面对美国插手中日关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够长期影响和干涉中日关系主要是由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需要同日本与强者结盟外交传统的呼应相互作用所致。文章就美国长期插手中日关系的启示进行了阐述,认为应对美国继续长期介入中日关系保持清醒认识；构建良好的中美关系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利用日美同盟阻断我现代化进程；迅速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是排除美国因素影响之根本。结束语,主要就如何化解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进行结论性总结。
祖彦[2]2007年在《冷战后中美日叁边关系框架下的台湾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直接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胡锦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21世纪，一要发展，二要统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义重大。本文首先从论文相关概念入手，对台湾问题内涵的演变及“中美日叁边关系”概念进行了阐述。得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产物，而台湾问题久拖不决的根源则在于外部势力插手，中美日叁国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其次，对冷战后中美日叁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价值及政策取向进行分析，使我们清晰的认识到台湾问题的解决与否事关中华民族的崛起以及美日两国干涉台湾的深层动因，为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外部主要障碍提供现实参考。再次，通过对冷战后中美日叁国围绕台湾问题的叁种互动态势进行分析，得出台湾问题出现的叁种发展态势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即美日安全同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外部主要障碍，中美关系是解决台湾问题外部障碍的主导因素。最后，本文认为，中国在中美日叁边关系框架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要分为叁个相互联系的步骤，即构建中美日叁边安全框架，遏制“台独”；推动中美日叁边关系良性发展，促使台湾问题边缘化；通过中国自身的综合国力发展与强盛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统一。
张立畅[3]2010年在《冷战以来中美关系定位下的美国对台政策与海峡两岸关系》文中研究表明冷战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主客观条件的改变,美国在追求最大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目标的驱使下制定了一系列对台政策。在美国对台政策的演进过程中,美国、大陆、台湾叁方关系的发展纷繁复杂。综观历史,美国对台政策决不仅仅标的台湾,美台关系也并不单纯只涉及两方关系。总体而言,美国对台政策从属于对华政策,美台关系直接受限于美中关系,美台关系又间接影响着海峡两岸关系。要理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必须将之放在中美关系尤其是中美“结构对抗性安全困境”中去思考,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有助于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有益启示。为此,本文以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为线索,以冷战结束为划分时期标准,借鉴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从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入手,对美国对台政策进行系统深入地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两个时期的美国对台政策进行比较,进而总结其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影响。最后尝试性地提出或进一步考量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及发展两岸关系的对策,科学预测美国对台政策的发展趋势。具体内容如下:引言:通过分析相关背景问题,阐述了选题缘起,说明了论文研究思路及方法;通过对前人着述的梳理,对研究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进行了再次认识,指出这一选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之所在。第一章:阐述了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台政策。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经历了叁个发展阶段,文中以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为线索,以重大和典型的问题或事件为依据勾画出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脉络,呈现了各个阶段美国对台政策的主要内容,进而对美国的台湾政策进行分析,初步总结其政策变化的原因、特点和规律。第二章:阐述了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台政策。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同第一章的基本思路相同,仍以重大和典型的问题或事件为依据,从主要表现方面呈现了不同阶段的美国对台政策。这里要强调的是,以上两章作为陈述性内容同时指出了各个阶段美国对台政策的着重点,而不是规律性地在每个政策中都只阐述相同的主题,即随着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所应该了解的相关方面也并不相同,从而充分认识美国对台政策的实质。第叁章:对冷战时期与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台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对跨越两个时期的美国对台政策进行比较,挖掘出两个时期内美国对台政策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从政策内容层面看,美国始终奉行“双轨”政策,二是从政策实施手段层面看,美国一贯使用干涉军事力量、影响台湾当局决策、调节中美关系的方式来影响两岸关系;差异性也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国际层面,影响美国对台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二是美国国内层面,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不同主导思想相互交替。此部分总体而言在目前可查阅资料中尚未发现既成研究,这是本论文的难点及主要创新之处,也是有所突破的部分。第四章:归纳了冷战以来美国对台政策对海峡两岸关系造成的影响。此部分主要从相对正负两方面效应进行分析。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台湾问题产生之初美国的作用、美国在“台独”分裂势力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美国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和进程的制约;正面效应主要体现在美国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有限共识以及美国某些相关政策和做法对台海局势和海峡两岸交流的客观影响。第五章:科学预测美国对台政策的发展趋势,并且在国内学术界现有研究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并进一步考量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及发展两岸关系的对策。在对策方面笔者强调了中国所一贯坚持的原则和应继续实施的政策,同时也注意并提出了新形势下应该加强两岸经济互动以优化统一路径及“化独维和”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的新对策,为进一步发展海峡两岸关系,最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作一点有益的尝试。结论:以史为鉴,总结了新形势下中美互动的态势与台湾问题及对海峡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认识。
王新[4]2005年在《后冷战时代中美俄叁边关系研究》文中指出苏联的消亡使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两极国际关系体系发生重大解构，美国成为唯一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超级大国。面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大棋局的新变化，世界各国都在重新调整各自的外交政策，力求在新的国际格局中谋求优势地位。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也不例外。无论从经济实力、国际政治影响力、军事力量优势，还是从文化吸引力、科技尖端领域的领先地位等方面综合观察，美国都是当今世界的“巨无霸”。虽然苏联的解体导致俄罗斯综合国力急剧衰退，但是凭借雄厚的自然资源、坚实的科技力量基础及较高水平的国民素质，俄罗斯无论在地缘政治还是在全球事务中仍然是国际舞台上一个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而且随着俄罗斯的逐渐复兴，其对世界的影响也必将越来越大。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全球的热门话题，中国经济对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影响已初显端倪。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必然造就一个以中国为首的地区力量中心，从而对现有的国际体系结构造成冲击。由于中美俄在国际事务中所处的地位独特，如联合国安理会最重要的常任理事国，“核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国，同处在当今世界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亚太地区等，由于中美俄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发挥的作用独特，所以，在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及未来国际体系结构变化的影响方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组国家间关系比中美俄叁边关系的走向更重要、更关键。本论文通过将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置于冷战后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大框架内，以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理论为基础，同时借助于均势理论、权力论和相互依存论等现代国际关系理论，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和历史实证的方法，对中美俄叁边关系的形成、发展、调整及影响叁国关系的因素进行深入的探源与分析后认为：冷战后的中美俄叁边关系与冷战期间的中美苏战略叁角关系有着本质区别，必须从新的视角高度出发，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分析并把握当代中美俄叁边关系的发展趋势。国家利益是促使中美俄叁边关系形成、发展和调整的原动力。国家利益的自身属性，即国家利益具有根本性与长期性、国家利益具有可变性、国家利益具有优先次序的不定性，以及国家利益的界定与实现取决于一国的综合国力等，是导致中美俄叁边关系以合作为基础、以竞争为常势、以相互防范为必然、曲折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本论文还就如何正确把握中美俄叁边关系，如何巧妙运筹叁边关系以谋求我国家利益最大化，尝试着提出一些建设性思考意见。
成芳[5]2017年在《21世纪中美大国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美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经历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合作关系、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的变化。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目标。在国际体系发生历史性转型,中国迅速崛起的国际背景下,中美两国作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如何相处,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美两国如果冲突对抗就是世界的灾难,而合作共赢既是世界潮流,也是两国的唯一正确选择。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美两国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第一章,中美关系处于发展的新时期。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发展变化,国际体系正处于重要历史转型时期。一大批新兴国家整体崛起,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提升。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经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下降。随着中国迅速崛起,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走向世界中心舞台。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对美国世界霸权地位构成挑战,也把中美关系推向风口浪尖。中美关系是走向冲突对抗,还是走向合作共赢,成为两国面临的问题。适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大国关系成为现实的历史性选择。第二章,美国外交传统和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外交传统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倾向,大多数时候美国都是在现实与理想中寻求平衡。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其外交传统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对华政策也离不开其外交传统的影响。利益集团和党派政治是美国政治的一大特点,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影响。美国大国霸权政策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点,理解美国对华政策不能脱离大国霸权政策。在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时期,美国既把中国视为重要竞争对手,也视为利益攸关方和战略合作伙伴,实行接触加遏制的政策。然而,随着中国迅速崛起,美国如何定位中美两国大国关系,成为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对华政策的重要选择。第叁章,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与对美外交政策。冷战结束后,适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心,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积极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中国确定了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公正、民主、包容、和谐的世界秩序。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是世界最发达国家。积极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和全面崛起的战略选择。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中国都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积极推动中美战略对话与合作。习近平主席积极倡导建立不冲突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它表达了新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战略定位,也指明了中美走向合作共赢的发展方向。第四章,中美大国关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建设21世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非易事。中美两国面临着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中美两国也存在着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化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存在着台湾问题、经贸摩擦、安全困境、网络安全等问题。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台湾、东海和南海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中美存在着各种分歧和争端。中美两国如何增进信任,化解矛盾,有效管控分歧,积极开展战略合作,成为中美大国关系发展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第五章,中美大国关系走向合作共赢的战略选择。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打破国强必霸的所谓定律,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前提。中国智慧有助于破解“修昔底德陷阱”。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将成为中美大国关系发展的根本路径。中美两国应该摒弃冷战思维,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在深化合作中扩大利益共同点。中美两国存在着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但是,只要中美两国保持建交以来相互尊重的传统,尊重彼此制度和发展道路,坚持聚同化异,扩大人文交流,就能促进建立中美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
刘雨辰[6]2017年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文中指出海权是指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21世纪的大国海洋政治博弈中发挥着战略性功能。在后冷战时期,随着东亚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东亚海权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各国纷纷调整自身的海权战略。在此背景下,美国持续强化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加剧了东亚海洋政治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脆弱性。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呈现出新取向:一是具有主动性,依据外部环境变化主动调整;二是具有扩张性,不断增加东亚的战略投入;叁是具有引领性,竭力保持技术竞争优势;四是具有灵活性,对新兴大国采取既制衡又合作的复合型策略;五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东亚海权战略的博弈日益复杂难测。美国的战略调整反映了其对东亚海权的依赖度上升,同时对东亚海权战略生态的结构失衡出现了战略焦虑。笔者主要运用战略行为归因分析方法,解释了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性调整的动力来源问题。本文认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是其国内外叁维动力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权力结构、国家身份需求以及外部不确定性为自变量,以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为因变量,建立了战略行为归因分析的新框架,并提出了叁个研究假设:其一,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权力竞争压力驱动的权力护持行为;其二,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身份需求增长驱动的利益圈地行为;其叁,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不确定性张力驱动的风险投资行为。第一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对外战略行为是国际权力变迁的结果。国际权力的结构变化是影响霸权国对外战略的直接动力,霸权国对国际权力结构变动高度敏感,国际权力变化越大,霸权国的战略压力也就越大,其调整自身战略行为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共同作用下,国际权力结构出现变动,全球权力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方向转移,东亚成为世界权力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和平崛起使东亚形成了经济与安全中心相脱离的双中心治理结构,中美两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竞争日趋加剧,对东亚经济整合与安全结构具有形塑作用。在海洋政治复杂性和碎片化的影响下,东亚各国致力于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西太平洋海权战略生态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区域海权关系出现重构。在权力转移时期,权力结构的变迁对美国东亚的海洋霸权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成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外驱动力。第二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身份对其战略行为具有塑造性。身份属性影响着国家战略利益的边界划定,霸权身份需求是影响霸权国战略的内在动力,对霸权国战略行为发挥激励功能。当国家产生身份依赖时,霸权国的身份需求越强烈,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力也就越强大。美国是全球海洋主导国,这种角色身份是其自身地理、历史、理论、经济以及军事等多种条件因素长期共同塑造的。冷战后美国的身份需求集中在权力需求、荣誉和威望需求、经济需求、安全需求以及意识形态需求等五个方面,并保持不断增长。身份需求的增长推动了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其战略意图是在军事上确保制海权优势,控制东亚的海洋战略通道;经济上加速与东亚经济体互动,利用东亚经济增长,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政治上强化与东亚盟国、伙伴国的联系,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支点网络,制衡新兴大国崛起,垄断海洋主导国地位,确保美国在东亚的海洋利益安全,其本质是继续利用有效海权,维护其全球海洋主导国的海洋霸权,实现自身身份需求的最大化。第叁个假设强调外部不确定性对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影响。不确定性是影响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干扰性因素,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风险,可以产生巨大的安全张力,不确定性因素越多,霸权国面临的安全张力也就越大,其战略行为调整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战略投资价值,可以产生风险投资回报,高风险高收益,因而外部不确定性对战略调整发挥一种调控功能。东亚海域长期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各国海军力量竞赛、海洋资源分配、海洋领土争端、海洋划界分歧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等,是美国调整其东亚海权战略的干预力量。从风险角度上讲,不确定性因素极易成为东亚海洋冲突的潜在诱因,美国将面临被盟国绑架卷入东亚海洋冲突的可能。从投资价值来看,不确定性也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杠杆,是美国要挟部分东亚国家的工具。美国利用东亚广泛存在的海洋不确定性,达到强化其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存在,进而撬动东亚海权战略生态格局的战略目的。不确定性越多,美国获得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也就越多;当不确定性减少时,美国会主观故意放大不确定性,借机炒作东亚海洋矛盾,以搅乱东亚海洋秩序,可以达到"火中取栗",增加风险投资回报的目的。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既反映了美国借助海权维护海洋主导国家地位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对新兴大国的海权崛起感到战略焦虑。对此,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存在着双重意涵,一方面强调以实力制衡,另一方面也保持接触与合作。为继续保持东亚海权的竞争优势,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矛头指向新兴大国,同时不断优化海权资源配置,提升海权能力水平,强化外交策略支持,持续深度介入东亚海洋争端,意图干预东亚海洋政治,扮演东亚的离岸平衡手角色,目的是维持全球海洋主导国身份,追求美国在东亚海洋事务的话语权,保障自身的东亚海洋利益。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最重大变化,但也对自身带来了双重压力,其一是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压力增大,其二是维护海洋安全秩序的国际责任压力也在增大。面对美国的东亚海权的战略调整,作为负责任的全球新兴大国,中国应该努力保持战略定力,灵活运用战略智慧,坚守和平发展理念,坚持奋发有为原则,积极发展强大海权,加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实施,加速海军现代化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构建更加平衡的新型大国海权关系,重构东亚海洋秩序,为东亚国家提供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
付瑞红[7]2010年在《美国东亚战略的中国因素（1989-2008）》文中提出国际体系转型之际,东亚地区秩序面临重构的压力和动力。从地缘政治学意义上,中美是东亚主要大国,两国的战略互动是地区秩序重构的动力。美国通过联盟体系和前沿军事存在主导安全局势的演变;崛起的中国是东亚秩序重构的变量。分析美国东亚战略的中国因素对于深化中美双边关系、谋划中国地区战略和重构未来东亚秩序都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美国的东亚战略以不同形式影响着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本文主要运用系统方法分析中美在地区层次的战略互动,用相互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梳理美国东亚战略的中国因素。中国因素是研究的重点和主线,主要从叁个层次界定:中美双边关系的地区意义,对美国制定地区内其他国家的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其次是中国在美国地区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指美国在地区层面实施的间接对华战略和战略实施过程中所打的“中国牌”;第叁是中国东亚战略对美国地区战略的影响。美国在地区层次意在牵制和防范中国是中美之间无法达成互信的根源。然而,碰撞的利益并不必然引发冲突,中美两国的正向战略互动越来越明显。从行文逻辑而言,全文共分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的背景,具体包括美国东亚战略结构和地区政策的演变;第二部分是全文的核心,定义中国因素并阐述中国因素与美国东亚战略相关联的方式,中国东亚战略的理念、实践对美国东亚战略的影响;第叁部分是论述的主体:以美国台海政策、对朝政策、美日关系和东南亚政策为案例分析美国东亚战略的中国因素,探寻美国霸权秩序的限度和中国崛起的地区影响。第一部分主要介绍美国东亚战略的相关背景。冷战后,东亚地区局势复杂,交织着中美日俄大国权力和利益。从地理、经济和战略上而言,东亚与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紧密相关,也关乎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美国的东亚战略目标是维护地区领导地位,减少地区大国的挑战意图和能力。主要通过叁种战略选择实现目标:维持地区秩序应对威胁的优势战略;对中国的选择性接触战略;对东亚沿海国家实施依托联盟的合作安全战略。虽然美国的东亚战略在延续中有所变化,但其战略目标始终是要维持其优势地位,阻止挑战其地位的大国崛起。第二部分界定美国东亚战略的中国因素。美国东亚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接触中国,谋划中国以外的东亚战略也离不开中国因素。确定对中国的政策是美国思考东亚战略的第一步。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的中国因素因双边关系的跌宕起伏而更加复杂。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互动中,中国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一是美国东亚战略中针对中国的意图——接触中带有防范性的“遏制”,美国是施动者,中国是受动者,同时中国也是美国在后冷战时期调整联盟战略和平衡国内政治的“一张牌”;二是中国地区战略的理念和效应对美国东亚战略的影响。后冷战时期,为国内发展塑造和维护一个有利的战略环境是中国的战略目标。东亚是中国国家利益最集中的地区,东亚的稳定关系到中国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中国地区外交理念和实践产生了一定的战略效应,对美国的地区战略产生某种影响。美国学界和政界对中国软实力的评估正在对美国的战略理念和实践产生某种借鉴意义,尤其体现于东南亚地区。第叁部分以四个案例分析美国东亚战略中的中国因素。以美国的台海政策、朝鲜半岛政策、美日同盟调整和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为案例分析美国东亚战略的中国因素。台海和平与两岸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的台海政策针对中国的意图最明显——以台制华。台湾是中美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大陆对美国台海政策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国际局势和中美双边关系的演变。东北亚地区主要涉及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联盟战略和以朝核危机为爆发点的朝鲜半岛问题。冷战后,美日同盟调整与中美关系的演变有一定相关性,在意图上也有针对中国的一面。然而美日同盟调整的关键因素不是中国,主要由历史背景和美国战略文化所规定,中美日叁边协调机制有利于增强互信。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发挥了积极的协调角色,中美围绕朝核问题的合作有利于朝鲜半岛的稳定,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对朝政策。中美软实力互动体现最充分的地区是东南亚,美国与东南亚的战略关系有牵制中国的一面,同时,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正通过美国战略界的反思而影响着美国的战略实践,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正向战略互动特征显现。东亚秩序的现状和未来是中美两国战略互动的结果。美国在东亚地区从来没有实现过完全的霸权,只是通过双边联盟体系主导沿海国家、通过打“中国牌”获取其他国家对美国不完全霸权优势的支持。作为地缘政治大国的中国在谋划地区战略时,目标不是寻求主导地位,更没有把美国赶出东亚的意愿,但是中国要抵制美国在地区谋划中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中美利益的碰撞不至于引发冲突是因为两国有相容性的利益空间,也因为中国的克制和包容。维护东亚和平、促进发展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目标,未来地区秩序的重构需要双方观念的转变。
谭世坪[8]2005年在《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与美台关系》文中研究说明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之所在,也是美国全球战略特别是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特别是亚太战略的演变及其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对于处理中美关系和台海两岸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重大决策参考意义。在本研究中,笔者特别关注最近几年来台湾岛内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的变迁,促使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也加快了两岸关系的互动,从而使本研究更具时代感与应用性。 本研究除导论和结论以外,主要由第一到第五章构成。围绕中心主题展开论述。第一章首先探讨进入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变化,主要论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表现及其对当前国际关系的影响;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以及目前形成的“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在这个新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对其全球战略作了相应的调整,提出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战略构想。 第二章主要探讨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与制约因素。其主要内容包括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在实施其美国全球战略中所推行的东亚政策与策略,详细介绍了美国在东亚建立的战略军事同盟体系和中国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进而分析研究冷战后台湾在美国全球与地区战略中的地位以及美国维持台美关系的政治底线。 第叁章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方面分析研究冷战后美台关系的变化。 第四章主要研究冷战后美国对外决策体制的变化及其对美台关系的影响。文中着重探讨了冷战后美国“两党政治”、“府院之争”以及台湾的院外游说活动对美国对台决策体制变化,从而对美台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其中特别以李登辉访美事件和1995—1996年台海风波作为具体案例进行深入的剖析。 第五章在分析研究美台关系发展趋势与两岸关系走向的基础上,对大陆的因应对策提出笔者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看法。
王震[9]2012年在《冷战转型时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1969-1976）》文中研究指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不仅是国际冷战格局的“转型时期”，也是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一个转折点，同时还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发展与完善的关键时期。本文主要利用最近几年解密的美国政府官方文献，通过美国对台湾地区、以色列和印度核不扩散政策的案例分析，探讨冷战转型时期（1969－1976）美国核不扩散政策。本文认为，核扩散是核不扩散政策的根源和动力，核不扩散政策是阻止国际社会中核扩散活动的一种因应之道，二者在实践中经历了一个互相塑造和互为影响的发展过程。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是其与潜在核扩散对象之间的一种复杂博弈。这一政策不仅要受到美国自身的情报认知、国内政治、决策者和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与国际冷战格局、扩散者自身发展核武器的能力和意图等因素有关。因此，在美国与其他核扩散对象之间进行博弈的过程中，它并不总是掌握主动权的一方，也未必总是最后的赢家。在战后美国核不扩散实践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思想的影响从未消失。在尼克松和基辛格所追求的“冷战转型”过程中，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对美国核不扩散实践的影响尤为显着。在此期间，美国核不扩散政策从一个传统的外交政策问题进一步扩展到了安全战略领域，从而赋予了核不扩散政策以全新的涵义。在理论上，美国并不希望除它以外的其他任何国家获得核武器，以便维护其在核领域的垄断性霸权，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旨在阻止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但这一目标和实现这种目标的能力与手段之间往往存在“落差”。在面临核扩散现实与因阻止核扩散而导致的更大战略损失之间，美国往往会采取典型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比如在承认核扩散事实的基础上，尽力化解因核扩散造成的负面效应，乃至主动采取措施修补它与扩散国之间的关系。这与其说是一种“双重标准”政策，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机会主义”政策。因为它更多地体现为核不扩散政策的一种结果，而非政策选择本身。本文共分为七个组成部分：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选题价值，以及研究述评和分析框架等内容；第一章主要介绍与核不扩散问题有关的一些理论流派及其主要观点，同时提出本文关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研究变量和理论假设；第二章主要介绍战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实践，以及冷战转型对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涵义；第叁、四、五章是本文的案例分析部分，主要通过美国对台湾地区、以色列和印度的核不扩散政策实践来进行深度案例分析，探讨这一时期美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与有关对象国之间的互动，以及美国针对台湾地区、以色列和印度核不扩散政策的特征及其影响要素；最后是本文的结论部分，主要归纳叁个案例研究的比较结果和研究推论，并得出一些较有普遍意义的启示和结论。
彭韬[10]2016年在《海峡两岸关系视角下的《中华杂志》研究》文中提出台湾从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古史记载到近代国际文件,都证实了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国共内战,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此后,海峡两岸由不同的政党控制,建立了不同的政权。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则由国民党控制,开始实行在台“中华民国”的统治。大陆与台湾血浓于水的联系由此被断开。台湾能否回归、以何种方式回归成为两岸关注的重点问题。自1949年至今,两岸围绕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发表了不同的主张：从军事对抗时期大陆的“解放台湾”与台湾的“反攻大陆”,但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到新时期大陆包容进取的“一国两制”与台湾“台独”的“两国论”,两岸关系在紧张中夹杂着希望,又在希望中隐含着倒退。在当前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化,台湾政局变幻的形势下,两岸关系将向何处、台湾问题怎样获致解决牵动着每个中华儿女的心弦。《中华杂志》自1963年创刊至1993年终刊,发行时间长达叁十余年,历经蒋介石、蒋经国与李登辉先后执政的时代,见证了台湾政治由高压到民主、经济从动荡到起飞,两岸关系从紧张到缓和、起伏转折的过程,对研究台湾社会与两岸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在国际政治风起云涌与岛内政局变幻莫测的背景下,《中华杂志》紧跟台湾社会发展的步伐,紧握两岸关系变迁的脉搏,随时调整自己的认识。70年代,面对日本强行占领钓鱼岛的侵权行为,《中华杂志》学人笔耕不辍,引用各种中外资料,与日本学者展开论战,力证钓鱼岛属于中国,舆论谴责最后发展为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中日建交、中美建交等问题上,《中华杂志》对大陆外交关系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诸多批判。《中华杂志》将这一系列事件视为台湾变革的契机,号召当局革新政治、发展经济,成为日后台湾经济崛起的思想因子。80年代,因经济发展而来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导致部分青少年对日本流行文化盲目模仿和学习,对抗战历史一无所知。《中华杂志》深感其危险性,秉持教育新一代青年的理念,号召全民纪念“七七”；针对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中华杂志》专文剖析其低劣的动机与手段,毫不留情地批判日本掩耳盗铃式的行径,建议台湾当局采取策略加强对日本罪行的宣传。此一时期,伴随台湾“戒严”体制的解除,岛内分裂势力日益猖獗,《中华杂志》将反对岛内“台独”与外来势力作为中心工作,从“台独”理论与“台独”政党以及国际霸权主义等方面,与企图分裂国家的岛内分裂分子与妄图控制台湾的外来势力进行了无畏的斗争。《中华杂志》把“台独”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国民党治理的失败,对国民党处理“台独”分子不力提出批评。为了整合统派力量,“中国统一联盟”成立,《中华杂志》的反独促统由理论发展到组织实践层面。胡秋原访问大陆,成为四十余年来“两岸破冰第一人”,是胡秋原对其统一主张的亲身践行。90年代,《中华杂志》继续反击“台独”,并注意到“文化台独”现象,在对其展开批判的同时提出“文化促统”这一远见卓识,建议两岸实现文化统一。《中华杂志》在反对“台独”时,未能有效整合统派力量,把国民党内部分反“台独”人士错误地视为“台独”帮凶,使自身陷于孤立。在国际环境与岛内分裂势力、岛内“独台”与“台独”的交相呼应,以及台湾社会、经济、思想变化等综合因素作用下,《中华杂志》以停刊落幕。由于作者群前后构成不同与岛内外政治环境的变迁,《中华杂志》对重大事件的论述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1987年以前《中华杂志》以维护“中华民国”、中华民族为宗旨；“戒严”解除后针对“台独”的猖獗,《中华杂志》以维护中国统一为依归,倡导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中华杂志》的可贵之处在于,在党派纠葛与国家利益之间,始终将中华民族与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70年代《中华杂志》就对“台独”势力的各种论调与本质予以剖析,其论断与批判在今天看来亦不失精准。《中华杂志》是台湾社会内部回应“台独”的重要思想武器。
参考文献：
[1]. 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49-2012）[D]. 魏晓东.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2]. 冷战后中美日叁边关系框架下的台湾问题研究[D]. 祖彦.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7
[3]. 冷战以来中美关系定位下的美国对台政策与海峡两岸关系[D]. 张立畅. 东北师范大学. 2010
[4]. 后冷战时代中美俄叁边关系研究[D]. 王新. 复旦大学. 2005
[5]. 21世纪中美大国关系研究[D]. 成芳. 吉林大学. 2017
[6]. 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D]. 刘雨辰. 山东大学. 2017
[7]. 美国东亚战略的中国因素（1989-2008）[D]. 付瑞红.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8]. 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与美台关系[D]. 谭世坪. 暨南大学. 2005
[9]. 冷战转型时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1969-1976）[D]. 王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10]. 海峡两岸关系视角下的《中华杂志》研究[D]. 彭韬.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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